首页 -> 2009年第1期

《雷雨》节选版的两处教学局限

作者:孙文辉




  《雷雨》自进入高中语文课本以来,戏剧性地遭遇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阐释命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受庸俗社会学观念的影响,人们往往习惯于把《雷雨》当作一个社会问题剧,从阶级性的角度解读周家与鲁家的关系。随着学术界“把文学还给文学史”口号的逐渐深入人心,中学语文教育界也开始认识到阶级分析法在解读《雷雨》时的强制性和非文学性,于是纷纷改弦易辙,试图从人性的角度重新理解周朴园的所作所为。不可否认,这种解读视角的变迁很大程度上是由人们文学观念的变革引起的。然而,也正是这一点遮蔽了当前《雷雨》教学中的一个倾向,即课堂上的《雷雨》解读与其说是基于节选版的课文,不如说是基于《雷雨》全剧。这种文本依据上的非同一性不仅削弱了文本研习活动的严谨性,而且掩盖了《雷雨》因节选而造成的两处教学局限。
  
  一、周朴园对鲁侍萍究竟有没有感情?
  
  这个问题几乎已成为目前《雷雨》教学的中心议题了。持肯定意见者主要从人性的角度认同周朴园的一系列行为细节:叫人找旧雨衣和旧衬衣、质问打开窗户者、回顾三十年前在无锡的生活、想给侍萍修坟墓,等等。而持否定意见者则抓住周朴园认出鲁侍萍之后的严厉反应——“你来干什么?”“谁指使你来的?”撕破周朴园温情脉脉的面纱,读出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浙江省高中语文《学科教学指导意见》试图作出某种折中,建议对人物的矛盾,要尽量引导学生从人性的角度去理解,对阶级冲突、家庭内部冲突等观点也不能简单地全盘否定,要引导学生展开充分的讨论,并容许保留不同意见。从目前的课堂教学实践看,教师和学生更加倾向于认同周朴园对鲁侍萍的感情。
  有意思的是,人们只顾讨论问题,却很少关注问题所依据的文本。《雷雨》以节选的形式进入教材,很自然地就形成了两个文本,即作为《雷雨》全剧的大文本和作为《雷雨》节选版的小文本。从大文本分离出来的小文本并非依然从属于大文本,而是取得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地位,拥有一个自足的阐释空间。长期以来,我们的课堂对周朴园的感情问题争论不休,固然有宏观的文学观念因素,但一定程度上也缘于所依据文本的不同一性。上文提到周朴园怀念鲁侍萍的诸种行为细节,如果没有文本上的进一步印证,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们视作中性的材料,也就是说,这些行为细节在小文本和大文本中具有截然不同的意义。在小文本中,与之相应的一方面是周朴园对鲁侍萍的严厉质问,试图以金钱了结两个人的恩怨,以及跟鲁大海的尖锐对峙;另一方面是鲁大海对周朴园罪恶发家史的揭发和鲁侍萍痛心疾首的哭诉(“这真是一群强盗!”)。显然;这些材料给人强烈印象的是作为老爷和董事长的周朴园,持否定意见者说周朴园冷酷、自私、伪善并非无的放矢。相反,那些持肯定意见者并不能从小文本中提供更多具有说服力的印证材料,他们的阐释主要基于对周朴园的身份预设,即把周朴园视作一位丈夫(或情人)、一个具备基本情感的男人,然后不言自明地推论:周朴园有必要那么装模作样吗?用先验的价值解析代替充分的事实印证,这种文本解读方式显然是缺乏力量的。
  因此,我们要让学生充分感受并认可周朴园对鲁侍萍的感情,就必须把这个问题放置在大文本中加以考察。譬如,第一幕中曹禺通过周蘩漪、鲁四凤的对话反复渲染了周朴园对房间、家具、窗户的特殊要求和下人不许随便进入该房间的规矩:周朴园跟周萍的对话也强调了这一点,并指出了周萍的名字与他生母的联系。这些为第二幕中周朴园的一系列行为细节提供了充分的铺垫,使它们不像小文本那样突兀。第二幕在小文本结束后,大文本又提供了这样两个细节:周朴园批评周萍太莽撞了,然后嘱咐账房给鲁贵和四凤多算两个月的工钱。这不能不说周朴园良心未泯。第三幕鲁侍萍说了一句非常公道的话:“人的心都靠不住,我并不是说人坏,我就是恨人性太弱,太容易变了。”周朴园有没有感情,情人心里最清楚。第四幕周朴园给鲁侍萍汇钱,当着周蘩漪的面反复看鲁侍萍的相片,担心搬家的时候掉了,后来还当众命令周萍认母,说:“不要以为你跟四凤同母,觉得脸上不好看,你就忘了人伦天性。”这一切极其有力地瓦解了小文本所塑造的冷酷、自私、伪善的周朴园形象,使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周朴园对鲁侍萍的感情是以忏悔的形式深深地根植于心的。
  
  二、如何理解周朴园与鲁侍萍、鲁大海之间的矛盾冲突?
  
  跟第一个问题不同,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基本上是一致的。以前的人教版教材曾专门设计过一道关于戏剧冲突分析的习题,并在教参中提供了对这些冲突实质的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它们是以周朴园为代表的资本家和以鲁侍萍为代表的下层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冲突,另一种认为它们暴露了大家庭内部的矛盾和罪恶。在日常的课堂教学活动中,我们几乎别无选择地采用了这两种看法(实质上也是同一种看法),因为小文本就是一个典型的社会问题剧,两场戏的主角周朴园的阶级身份大大超过了他那残存的人伦身份。如果我们试图作出第三种具有超越感的理解,反而会招致过度诠释的嫌疑。但这样一来,我们又不得不面对另一层教学尴尬:一方面不断地为周朴园平反,同情他对鲁侍萍的感情;一方面又在戏剧冲突中凸显周朴园与鲁侍萍的阶级对立。
  课标版人教高中教材的编者似乎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干脆取消了这道《雷雨》戏剧冲突的分析题,只留下了人物性格分析与戏剧语言揣摩方面的训练,并在课文习题末端的方框里摘录了曹禺《(雷雨)序》中的一段话:
  现在回忆起三年前提笔的光景,我以为我不应该用欺骗来炫耀自己的见地,我并没有显明地意识着我是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些什么。也许写到末了,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流来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抑压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然而在起首,我初次有了《雷雨》一个模糊的影像的时候,逗起我的兴趣的,只是一两段情节,几个人物,一种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
  我们不能确知编者的主观意图是什么,但这样的处理客观上产生了比较复杂的结果。取消戏剧冲突分析,固然规避了小文本的社会问题剧特征对讨论周朴园情感世界的干扰,一定程度上恢复了《雷雨》教学中的人性观。然而,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没有冲突分析就没有戏剧教学,当前《雷雨》教学的讨论怪圈就是从一个社会阶级问题演变为一个周朴园始乱终弃与否的情感问题,而这无疑大大缩小了《雷雨》的主题内涵。课后增加曹禺的相关自述,虽然有利于矫正长期以来《雷雨》解读中的庸俗社会学观念,但因不是基于小文本的论述,结果反而会使学生感到茫然。
  其实,要深入理解《雷雨》的戏剧>中突,我们必须抓住鲁侍萍面对周朴园质问时的一句台词:“命,不公平的命指使我来的!”在小文本中,这不过是一句饱含怨恨又略带撒娇味的哭诉,但在大文本的考察视野里,其中的“命”却构成了贯穿全剧的一个重大命题。周鲁两家八个人物,除了鲁贵和周冲外,其他六人都在人伦的纠葛中发现了自己的尴尬处境,不约而同地发出了对命运的深沉慨叹。比如,周朴园在见过本以为早已离开人世的鲁侍萍和鲁大海之后,畏缩地念叨“天意很有点古怪”“为人太冒险,太荒唐”之类的话。当周萍要坚决带鲁四凤远走的时候,鲁侍萍沉重地呼喊:“啊,天知道谁犯了罪,谁造的这种孽!——他们都是可怜的孩子,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随后,周朴园当众说破了鲁侍萍的身份,周萍发出了歇斯底里地怪笑:“父亲!母亲!你(四凤)——”,鲁四凤则在“啊,天!”的呼喊声中逃入了茫茫雨夜。至于周蘩漪的疯狂挣扎和鲁大海的永远逃离,更是命运击打下的无声叫喊。最后,作者借一老仆人之口感叹道:“这是天意,没有法子。”
  有了这样的文本基础,课标版人教教材增加的一段曹禺自述就不再是空中楼阁了,周朴园与鲁侍萍、鲁大海之间的矛盾冲突也具有形而上的象征意味,人物之间阶级的、人伦的现实矛盾很自然地转化为人与命运的矛盾,而这个命运,正是由剧中人物身份与关系的错位构成的一种被神秘化的力量。
  由此看来,《雷雨》的节选几乎是一次阉割,它所构成的小文本大大缩小甚至扭曲了《雷雨》的主题内涵,把一个深沉的生存悲剧简化为一个激烈的社会悲剧。而我们的课堂教学也因此陷入了深深的困境,要么严格依据小文本进行社会问题剧式的解读,要么隐性地依据大文本,作空中楼阁式的过度诠释,或者将一个丰富的文本缩小为一个周鲁情感问题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