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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鲁迅《野草》的生命哲学
作者：孙玉石
迅转向自己内心世界，进行激烈搏斗时的精神产物。但是有一些研究者把这个现实性很强的精神现象过分抽象化了，变成了哲学上的存在主义的哲学思考，我不太赞同。我觉得它还是坚持进行反叛抗议中感受到的、孤独寂寞的灵魂的自我抗争和思考。它的所有这些思考都和现实生存处境有深刻的联系，而不单纯是一种在哲学层面上的抽象的运作。1981年新发现了当时一个青年读者给鲁迅的一封信，这位读者叫赵其文。1925年4月11日，也就是《过客》刚刚发表一个月以后，这位读者来信问鲁迅《过客》什么意思，鲁迅回答了自己“反抗绝望”的思想命题，鲁迅原话是这样的：“《过客》的意思不过如来信所说那样，即是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但这种反抗，每容易蹉跌在‘爱’一感激也在内一里，所以那过客得了小女孩的一片破布的布施也几乎不能前进了。”在这里，鲁迅讲了一个思想，即“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走”的“反抗绝望”的生存意志和生命哲学。明知绝望而不放弃，自觉悲壮而更加追求，鲁迅的这些说明，非常清楚地揭示了《过客》中思考的生命哲学和精神内涵。而这种鲁迅独有的生命哲学给他的作品带来了浓重的悲剧色彩。
具体地说，这种反抗绝望就包括了《野草》中那些心灵自剖性的作品。《影的告别》是《野草》中最晦涩也最阴暗的作品。人的“影”要向“形”来告别，并诉说自己告别的原因，明显带着绥惠略夫式的挑战一切的虚无观念。“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然而你就是我所不乐意的。朋友，我不想跟随你了，我不愿住。”影既不愿意被黑暗吞没，也不甘心因光明而消失，甘愿彷徨于明暗之间的境地，以黑暗和虚无作为自己唯一的精神拥有。它最痛苦也最痛快的选择，是在黑暗里无声地沉没：“我愿意这样，朋友——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影宁肯自己全部沉没在黑暗里，也不希望别人再经过这样黑暗的境地。影以自己的沉没向虚无和黑暗做最后的悲壮的抗争，显得更为勇猛，更为悲壮。在《影的告别》里这种心情非常沉痛。
《求乞者》比较好懂。“我”在北京的大街上走，满城到处是灰土，大家都各自走路。有小孩子向自己乞讨，我拒绝施舍，“我不布施，我无布施之心，我但居布施者之上，给予烦腻，疑心，憎恶”。甚至向他们投以蔑视的眼光，抒发了自己在冷漠无情的社会里，对于奴隶式的求乞行为的厌腻、疑心和憎恶。他不是没有爱心，不是没有钱物，但是对于那种以求乞为职业，甘愿屈服于自己奴隶地位的人，他是表示蔑视的。鲁迅很早就有一种对于奴隶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思想。他认为，不知道抗争的一味求乞，是奴隶和奴才的界限。因贫穷而做奴隶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丧失了任何反抗精神的甘于做奴隶的那种奴才。
《希望》表达的是鲁迅内心深处双重的寂寞感：一个是寂寞于青年的消沉，一个是寂寞于希望破灭之后自我的虚无。身内的青春飘逝了，身外的青春怎么样呢?难道它也飘逝了吗?他寄希望于身外的青春，但是“身外的青春”也多逝去，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他用一种无可奈何的、缠绵的、悱恻的调子倾诉了自己这种发自心灵深处的痛苦：“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纵使寻不到身外的青春，也总得自己来一掷我身中的迟暮。但暗夜又在哪里呢?现在没有星，没有月光以至笑的渺茫和爱的翔舞；青年们很平安，而我的面前又竞至于并且没有真的瞎夜。”鲁迅用裴多菲的诗句“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发出了抗争绝望的声音，这可能是《野草》中把自己反抗绝望的心态表达得最极端的一篇散文诗。这篇散文诗的题目是“希望”，实际上正是“反抗绝望”的代名词。
鲁迅的反抗绝望的哲学，并非来自存在主义的影响或形而上的抽象思辨，而是来自现实体验和生命的感悟。鲁迅自己说过：“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不过我却又怀疑于自己的失望，因为我所见过的人们，事件，是有限得很的，这想头，就给了我提笔的力量。‘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在《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里，他把这种心情用一种理性的形式表示出来，而在《希望》这篇散文诗里，则是用一种形象的方式，传达出这种反抗绝望的思想。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也是这几年鲁迅研究中谈得比较多的一个话题。
第三是复仇的人生哲学。鲁迅出于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对群众的精神麻木抱有一种激愤批判的情绪和思想。为此，他在《野草》里连着写了《复仇》《复仇(其二)》两篇散文诗，把对社会精神现象的人生思考传达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他自己曾先后直接或间接地说明了散文诗的创作意图，前者是“因为憎恶社会上的旁观者之多”，后者则是有感于先觉者与群众麻木之间可悲的隔阂。
《复仇》完全是作者臆造的一个虚幻的故事：一男一女，裸露着全身，手持着尖锐的利刃，对立于广漠的旷野之上。他们俩将要拥抱，或将要杀戮……无聊的路人从四面奔来，相信会有事件发生，拼命地伸出颈子，要鉴赏这拥抱或杀戮。但是，他们两人，就在旷野上对立着，裸着全身，捏着利刃，然而也不拥抱，也不杀戮，而且也不见拥抱或杀戮之意。他们俩这样地至于永久，以至于干枯。路上的看客们，觉得无聊钻进他们的毛孔，又从毛孔爬出，又钻进别人的毛孔中，慢慢走散，甚至于觉得自己也干枯到失了兴趣。他们两人，仍然干枯地立着，“以死人似的眼光，赏鉴这路人们的干枯，无血的大戮”。后来，关于这篇散文诗的构思过程和主旨，鲁迅曾在1934年给郑振铎的信里说：“我在《野草》中，曾记一男一女，持刀对立旷野中，无聊人竞随而往，以为必有事件，慰其无聊，而二人从此毫无动作，以致无聊人仍然无聊，至于老死，题曰《复仇》，亦是此意。”他把自己这一篇作品的主题，说得非常清楚。《复仇(其二)》用了<新约全书》里耶稣受难的故事，很详细、很细致地描写了耶稣被送到山上，被钉死的过程。第一篇《复仇》写群众做“戏剧”看客的麻木，第二篇《复仇》不仅写民众一般的麻木，而且写了民众的麻木到了怎样自私残忍的程度。他们甚至比那些抓住耶稣的巡抚彼拉多、祭司长们更主张把耶稣处死，而且欣赏耶稣受难时候的那种痛苦，残暴地以替自己谋幸福的先觉者的牺牲为“渴血的欲望”的快乐，表达的是孤独的先觉者对于社会上麻木庸众的复仇哲学与愤激情绪。鲁迅在这里把《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中写的那种对于劳动人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或“一苏格拉第也，而众希腊人鸩之，一耶稣基督也，而众犹太人桀之”的激愤思想升华为一种超越具体层面的、“复仇”的、哲学的深层思考。鲁迅血统里或者思想里的这种复仇思想是非常深的。这两篇主要是对麻木群众的复仇的哲学思考，鲁迅自己说“较永久的悲悯他们的前途，然而仇恨他们的现在”。他甚至认为“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其实在鲁迅小说里边写群众麻木的很多。《药》是一篇。最直接写的是《示众》。对着这两篇散文诗去看《示众》就看得更深刻。在中国“戏剧的看客”里边，在麻木的民众的眼睛里边，什么都是新鲜的，像《示众》里一个孩子喊的“热的包子刚出屉的包子”一样。鲁迅在小说里用《示众》表示了对麻木群众的批判和复仇。这种思想在鲁迅的生命哲学里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他写《铸剑》也是这样的，关键在于他表现了复仇。鲁迅杂文里写这个东西很多，显示了他对国民性的深刻而痛苦的观察。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文学家的生命哲学的倾诉并不等于哲学家、政治家的哲学理论的阐发。最近几年在鲁迅研究里把这个问题弄混了，好像一定要从文学家的叙述里归纳出什么理论性的哲学的体系。我觉得这不现实也不符合学术研究规律。鲁迅这些论述里没有理论哲学的系统性和严密性，应该认识到：第一，散文诗《野草》仍然是艺术想象的表述而不是用形象传达的哲学教义：第二，这些生命哲学并非哲学家的理论哲学而是文学家的生命感悟，是一种思想的形象的升华，对《野草》所具有的意义的开掘都是和鲁迅的现实经历、人生体验密切关联的；第三，我们的分析是出于讲课需要所作的理论归纳，而实际上它的各种思想都是交织、融会在一起的，很难分清楚这一篇固定讲什么，另一篇固定讲什么，更不必去刻意探究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逻辑系统，而一定要去梳理出一些意象、概念的确定内涵，有些研究宁肯模糊一点而不要太清晰了，过分的清晰可能是历史的丧失。
我们的读者有兴趣就读一读《野草》吧。已经读过的，可以再重新咀嚼一下。我们作为教师，在接受各种各样的作品的同时，在提高素养方面，应多读一些复杂的、深层次的、美的作品，努力扩大自己的理解力和接受力，并且把这种感受能力的培养传达给自己的学生。这是我这些年做鲁迅研究、新诗研究的一点使命感吧。我们要通过我们的多年努力，使我们的文学作品、文学教育融入我们民族素质的提升里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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