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朱老忠在《红旗谱》中的艺术功能

作者：陈美兰

　　
　　以表现20世纪20-30年代我国北方农村农民为争取自身解放，从自发走向自觉斗争的《红旗谱》，在探索长篇小说的民族风格，体现中国农村社会传统道德的人情美上，取得了有价值的经验。
　　朱老忠是小说所着力塑造的一个具有艺术光彩的农民形象，在整部小说的艺术建构中、在体现作家的美学理想上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他是小说的轴心人物，从结构功能来说，小说的人物关系、矛盾线索，几乎都汇聚到朱老忠身上。锁井镇老一辈农民反抗地主侵吞土地而大闹柳树林的领头人朱老巩是他的父亲；严志和的一家以及朱老明等穷哥儿们在受地主冯兰池的长期压榨含冤无告时，都把他当作主心骨；运涛、江涛、大贵、二贵、春兰等下一辈，也在他不屈的斗争精神影响下成为一代新人。地主冯兰池欺压农民、强施暴行所遇到的强劲对手也是朱老忠，自然把他当作心头大患。当贾湘农作为共产党的代表力量介入锁井镇的农民反抗斗争时，朱老忠自然又成了党与广大农民群众联系的一个纽结。小说正是通过朱老忠这个人物，组织起《红旗谱》中复杂的、多层次的人物关系网络，以此来展开故事的叙述。
　　从意义功能来说，由于各种人物关系和矛盾线索的汇聚，使朱老忠这个人物的性格得到多方面的展示，朱老忠的艺术形象可以说集中地体现了作者梁斌的美学理想，具有鲜明的民族个性。在他身上，既继承了中国世代农民传统的精气，疾恶如仇，不畏强暴，讲义气，重然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等等；同时由于多年闯关东，见多识广，使他少了一些固守土地的农民那种目光短浅、私心浓重的旧有本性，所以一旦从贾湘农那里获得了先进思想的点拨，精神上很快就得到了提升。在这个人物身上，清晰地体现出一个农民从自发反抗走向自觉反抗、从个人复仇走向阶级复仇的命运轨迹，由此而有力地显示了小说的中心主题。
　　小说塑造朱老忠形象，其实写得最有艺术光彩的还是他对乡亲故里的人情交往。由于地主冯兰池的残酷迫害，使得他家破人亡，15岁就被迫离乡背井，独闯关东，三十年后才携妻儿回到故里。小说在写他与乡亲故旧重逢时有许多感人的场面。他在车站遇到了自幼的生死之交严志和，两人从开始不敢相认，经过一番打量，一番犹豫，直到严志和猛然一声“虎子哥，你可回来了”的声泪俱下的呼唤，才使这两个音讯隔绝30多年的庄稼汉相互思念的情感一下子爆发。朱老忠进入锁井镇与老亲旧邻们见面时的悲喜交集，在严志和老母亲面前跪下听着老人思念远走他乡亲人的哭诉，特别是在严志和家吃第一顿饭时那种浓郁的亲情，都被作者饱蘸激情的笔触写得酣畅淋漓，充分表现出我们民族特有的情感和情感的特有表达方式，体现了乡间劳动大众的人性美、人情美。
　　《红旗谱》在探索民族风格上，有许多值得称道的经验。比如，作者把故事情节成功地化进富有地方色彩的生活画面中，通过农村生活习俗、乡土人情、自然风物的描写，来透露蕴涵在生活中地主与农民之间那种无法消解的潜在矛盾，像为一只鸟而引起地主冯家与朱、严两家孩子纷争的“脯红事件”的描写，就突出体现了作者这方面的艺术匠心。这种处理不仅避免了小说中矛盾的裸露化，同时也使小说呈现出民族地域的鲜明印记。又比如，写农民“反割头税”的胜利，作者把乡亲们在胜利后过年互相贺喜的情景，许多细节都浸染着一个民族所独有的情感血脉；加上对富有乡土特色的语言熟练而有创造性的运用，更使整部小说带上浓郁的民族风味，这些经验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借鉴的价值。当然，我认为这部小说的民族风味更重要的还是体现在作者对作品人物精神气质的赋予上，真正写出了北方大地农民那种既豪放粗犷、质朴率真又重情义、重然诺的个性，写出了他们不畏强暴敢于以死相抗、义无返顾的精神气质。特别是在朱老忠身上，使我们看到了绵延数千年的激越高亢的燕赵之风，看到了我们民族那种最可宝贵的精神传统。
　　最后，我们也应该看到，作者在把握朱老忠这一人物形象时，也还不是尽善尽美的，特别是作品的后半部分，写到朱老忠入党以后，其性格缺乏进展，并逐渐变成一个“顾问”式的人物，行动失去应有的光彩。作为生活在小生产文化环境中的农民身上无法避免的复杂意识，以及这种复杂意识在历史发展中的曲折表现，尚未得到应有的描写。作者后来的笔力忙于去叙述冀中平原如火如荼的斗争事件，却忽略了对朱老忠这个已经闪耀出艺术光彩的形象的继续推进，这不能不是《红旗谱》的一个创作遗憾。
　　陈美兰，著名文学教育家，武汉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