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秘密是小说情节的要素

作者：王先霈

　　
　　被我用作本文标题的这一句话，是英国作家福斯特在他的名著《小说面面观》里面说的，他的原话是：
　　秘密是情节必不可少的要素，而没有理解力便不能够加以欣赏。
　　小说家构思情节，往往先要系上一个或者若干个“结”，“结”又可以叫做“扣子”，也就是“秘密”。然后，小说家会把“结”一步一步打开，把秘密给读者宣示。系结和解结的过程可以是长河直泻，更可以是九曲回环，总之，是要让读者瞠目屏气、提心吊胆，不把作品读完不得安宁。小说对读者的诱惑力，与系结、解结的技巧大有关系。福斯特认为，缺乏鉴赏力或者漫不经心的读者，只是看故事，高素养的读者才对情节所蕴含的秘密加以深思。
　　说到秘密或悬念，说到系结和解结，人们很容易想到中国古代的公案小说和西方现代的侦探小说。公案小说较早而有名的是明代的《龙图公案》（又叫《包公案》），后来被清代文人大大加工，写成《七侠五义》，一位叫做郑盦的尚书喜欢看，清代大学者俞樾为它写了一篇序，说“此《龙图公案》耳，何足辱郑盦之一盼乎？”西方侦探小说影响最大的应该算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那可是风靡全球。而福斯特说，“我的自负心理使我没法喜爱他（柯南道尔）的作品”。实在说，以上两类作品当做消闲工具不坏，审美价值却不能说是特别高。难道说，这两类小说在系结、解结上下的功夫不多吗？不是。问题在于，它们着重于事件背后的秘密，而在揭示人性秘密上则显得深度不够。
　　现代侦探小说的创始者是美国作家爱伦·坡，波德莱尔说他是“不可思议的魔术师”，同时又说，使他赢得有思想的人的欣赏的不是表面的奇迹，而是他对美的热爱，对美的和谐的认识，萧伯纳更把他与马克·吐温并列为美国两个最伟大作家。他的《泄密的心》，写一件杀人案，一开始就是“紧张，非常紧张，紧张到了极点”。那个变态者自述谋杀过程：如何拨开房门插销，如何用一个小时把头钻进门缝，如何因为不小心惊动了老者而在原地呆着纹丝不动，如何把老头拖到地上，用沉重的床身压死，肢解他的身躯，如何让警官相信什么特别的事情也没有发生……正如波德莱尔指出的，“没有人能够像爱伦·坡那样讲述人生和自然的例外”，而且讲得惊心动魄。但这个三千多字的短篇之所以不朽，并非因为写出杀人的惊险，而在于写了老人的眼和变态者的心，写出了“眼”和“心”的冲突。这样，它不仅写出一个人的变态，还写出了社会的变态。
　　福建作家杨少衡擅长写官场题材。我们看到的许多官场小说，往往着笔于官员们的机心权术，贪官的敛财攫色，杨少衡的《喀纳斯水怪》独出蹊径，一开始是副市长袁传杰在北京主持一个仪式后消失了，蒸发了，无影无踪。身为省辖市的副市长，不同于平民百姓，想要玩失踪是很困难的。情节的开端吊起读者的好奇心，作者却不慌不忙，让情节慢慢延宕，交代袁传杰怎样巧妙躲开体制的管束制约，精心策划自己的消失。因为他多年担任领导职务，官员的风度、气派少不了，而他对所接触的陌生人只承认自己是一个研究员，研究鱼，“领导”鱼，不领导人。这一部分于是摇曳生姿，有情有味。歌德夸奖莫里哀善于“玩弄各种各样的延宕花招”，建议作家们向莫里哀请教。只有始终通观全局而且沉得住气的作家，才能够把情节的延宕和推进的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杨少衡的“花招”之一，是把故事安排在特色风光背景上。他的《俄罗斯套娃》插进莫斯科、圣彼得堡之旅，而《喀纳斯水怪》更是挖空心思在山洪暴发的情况下穿越新疆北部，制造双重悬念：旅行社提供的老式桑塔纳车能不能在到处塌方的公路上继续前进，袁传杰究竟为什么非要冒险去喀纳斯湖。读者心中最大的疑问是后一点，袁传杰这样一个人，究竟为什么要自我消失，既不像是逃避罪责，也不像是躲避灾祸，那是为什么呢？这就是秘密。杨少衡探讨的是现代体制机制下，一些领导干部心理的失衡。激烈的社会竞争，与亲情友情的养育维护的矛盾，是现代各个国家普遍的弊端（美国作家罗宾·库克2006年的长篇小说《危机》写的就是医疗竞争体制下某些医生的人格缺陷），也是各行各业普遍存在的弊端。尽责敬业的，有时候可能成为牺牲品；而擅长造势吸引上级和媒体眼球的平庸之辈，倒可能青云直上。袁传杰说，“事情这么多，责任这么大，偏偏又是这么些人，还有什么办法？”他接近崩溃了。小说让我们看的秘密，不是喀纳斯湖怪，而是如何追求人性的和谐。
　　王先霈，著名文学教育家，华中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