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谁在说和谁在感受

作者：王先霈

　　关于叙事学的著作，都要把叙述角度作为一个重点论题。过去，习惯于把小说的叙述角度分为全知视角、第一人称视角和第三人称视角；法国叙事学家热奈特的《叙事话语》则是分为零聚焦、外聚焦和内聚焦。热奈特修正的根据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区分“谁说”和“谁看”，更准确地说，是区分“谁说”和“谁感知”。他认为，“谁说”是语式问题，属于叙事声音，即由谁来讲故事；“谁看”是语态问题，属于叙事眼光，即透过谁的眼光、谁的感受来展示故事里的情景。前者也叫作叙述焦点，后者也叫作人物焦点。作家选择某一种视角，选择不同的语式和语态，为的是什么呢？这就关系到小说的创作意图。一个好的作家写小说，要给读者讲述一个有趣味的故事，介绍某些人和环境。为了便于故事展开，便于描绘人物和场景，就要选择，要从恰当的角度、由合适的人来讲述。对作家更重要的是，通过故事还要表达某种人生体验和见解，要传达胸中积蓄的情感。他的描绘和叙述，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揭示意义。他不仅要决定给读者看什么，还想要指点读者怎样看。同一件事、同一个人、同一片风景，从这个人的角度看和从那个人的角度看，往往是大不相同，甚至可以是截然相反的。小说的叙述角度后面，隐藏着一种解说，用无声的解说来引导读者，来表现作家对世界的感受。
　　语态问题，指的是言语的主体性，言语行为和言语主体的关系。热奈特提醒我们注意，小说中言语主体的多重性，既指完成言语行为的人（讲述者），也指转述言语的人，还指参与这个叙述活动的人。所以，言语的主观色彩不是单一的，而可能是多重的，叙述者不只是自己“看”，他还可能同别的人一起“看”。正因为这样，小说才可能用简练的叙述，表现丰富而微妙的思想情感。
　　比如说，白居易的《长恨歌》用的是全知视角，或者说是零聚焦。叙述者不在故事情节之中，他用客观冷静的态度闲话几十年前宫廷往事，说的是叙述者不可能亲历的事情，“汉皇重色”等等，体现的就是中性的主体性。但写到中间，调子有变化了，“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以及“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说”还是叙述者在说，“看”却是用李隆基的眼光看，“听”是用李隆基的耳朵听。叙述者转述当事人想要说的话，当事人，小说中的人物参与到叙事之中。
　　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由“我”讲说故事，很明显用的是第一人称视角，但其中也融合进了其他视角。“我”是下放到陕北的北京知青，他给读者讲清平湾的故事。其中，写到“我”病倒了，队长送来一碗贫瘠乡村难得的白馍：“队长看着我吃，不言语。临走时，他吹吹烟锅儿，说，‘唉！心儿家不容易，离家远。’‘心儿’就是孩子的意思。”读者从哪里知道队长在看“我”呢？是“我”告诉的。“我”看到队长在看他，于是，读者同时感受到两个人的眼光，各有自己的深深意味。这个短篇里还写到，老黑牛和“我”互相用余光瞟视：
　　它假装吃着田边的草，慢慢接近田苗，低着头，眼睛却溜着我。我看它的时候，田苗离它再近它也不吃，一副廉洁奉公的样儿；我刚一回头，它就乘机啃倒一棵玉米或高粱，掉头便走。我识破了它的诡计，它再接近田苗时，假装不看它，等它确信无虞把舌头伸向禁区之际，我才大吼一声。老家伙趔趔趄趄地后退，既惊慌又愧悔，那样子倒是有点可怜。
　　后来，还是这头老黑牛，深夜里虽然十分疲劳仍然站着不睡，原来是怕压住小牛犊，“我”替它赶开，“老黑牛扑通一声卧到了。它看着我，我看着它。他一定是感激我了，它不知道谁应该感激它。”读者需仔细体会，“我”的眼光有双重性，作为叙述者的“我”的眼光是客观的、中性的，作为远离家人、得了重病的知识青年的“我”的眼光，饱含对纯朴农民的崇敬和感激之情，对农村主要劳动工具和伴侣的牛的相依相恋之情。“说”是一个人在说，“看”却是几个角色在看。
　　小说里有个小女孩留小儿，从来没有出过村子，不知道电影、电视，不理解北京人怎么会不爱吃肥肉，她怎么也想不通。“她仰着小脸儿，望着天上的星星；北京的神秘，对她来说，不亚于那道银河。”留小儿望着星空，“我”——叙述者的“我”和已经与农民融为一家的“我”——望着留小儿，读者呢，望着这一切。
　　热奈特说，尚待研究的正是这个叙述主体，是他在叙述话语中留下的痕迹，研究小说中叙述主体变化或者不变的因素。这些，是许多人往往忽略的。
　　王先霈，著名文学教育家，华中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