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9期

我的老师

作者:陈秀芳




  我上高中时的语文老师姓吴,名“叶舟”。“叶舟”,漂泊江湖“一叶扁舟”,那时我们觉得他的名字真是富有诗意!在我们其他老师的“建国”“志强”“得福”一类“凡夫俗名”中真是显得卓尔不群。而且,据他告诉我们几个“心腹高足”,他家原是一书香门第。所以他援旧文人之例,还给自己取了个“表字”——可惜我已记不起了;但他的“号”我却清晰记得:竟陵叟——他家乡天门古称竟陵。其实那时他还不过“不惑”之年,记得当时我“恃宠而娇”,对他“号”中的“叟”字大不以为然,敢唐突他“以少卖老,故作深沉”,他听了并不生气,只笑着斥我“利嘴丫头”。
  那时在我们那穷乡僻壤的乡村中学,大部分老师都没有像样的学历,高中毕业就算很不错的了;而中师,简直就算得上“高级知识分子”了。吴老师也的确是与众不同的。他知识很渊博,古典文学功底尤其深厚。那时我们这些从小学便忙于参加贴“大字报”的学生知识上很苍白,患有典型的文化营养不良症,因而无法多么深地理解和多么热烈地呼应吴老师,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上课的激情。他基本上不按那干瘪的极左教材备课讲课,铃声响过,清瘦的吴老师腋下夹着课本匆匆而来,板书一个课题后便兴之所至,汩汩滔滔,“离题万里”:从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到朱自清不吃美国救济粮;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到“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绝唱,差不多都不是教材上的东西。他这种离经叛道的教法深受我们这些患了物质和精神双重饥饿症的学子的欢迎,但于他,应该是需要一点勇气的。有时他还给我们读他自己写的古体诗词,一副陶醉的样子,可惜我们这些弟子根本听不懂他抒何家之情言哪方之志,他完全是“对牛弹琴”浪费激情了。现在想来,老师也许压根就没奢望我们懂他,只是一抒自己胸中块垒的需要罢了。
  不知我当年的印象对不对,吴老师让我们觉得他有点“不得志”。也许是他有点恃才傲物,太过清高自许,太过特立独行;也许那个特殊时代的特殊环境就不可能让他那样的人“得志”。我们对他的处境和心境半懂不懂的,只记得他讲到屈原的刚直不阿和鲁迅的嘻笑怒骂时会特别激动,有些自况的意思。我毕业时他用非常漂亮的小楷抄写了俄国作家契诃夫的一句名言送给我:“人生的全部精义就在于毫不逢迎谄媚地反抗到底。”这应该是他当时人生态度的写照,也是他对弟子的勉励和期许。多少年来,我在生活中思考大文豪的人生箴言,理解老师的立世态度,虽然不是事事把“反抗”放在第一位,但保持本色踏踏实实地做人,却是做到了的。
  吴老师有锋芒毕露桀骜不羁的一面,更有谦恭随和平易近人的另一面。他是对我们的四处遭遇白眼的“泥腿子”父母最客气的老师。每次我们的父母到学校给我们送米、菜、柴禾,吴老师碰上,都会握住他们粗糙污黑的手摇了又摇,让木讷的他们受宠若惊口齿更加不清。他对我们态度很平等,没有一点老师的架子,看我们也没有“干部子弟”“农家娃子”的二样眼光——不,也许,他看我们农民的孩子更多了几分悲悯之心吧——我们在课间经常拿他睡懒觉导致上课迟到的事开玩笑,也大声嘲笑他在戒烟问题上的“言而无信”“屡战屡败”。因为我顶撞他最放肆,记得他还送了我一个外号叫“常有理”。那时我在作文方面大概算得上“矮子丛中的将军”,吴老师给了我极大的鼓励,认为我以后可以当作家,并连笔名都给我取好了,——“岭梅”,虽一直有负老师厚望,没写出什么文章来,这个笔名我却当作自己的藏书名用了很久,直至发现它是现代文学史上“左联五烈士”之一的冯铿女士曾用的笔名才不敢继续僭用。
  吴老师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每到春节,我们这些农家孩子便排了队求他写春联,他年年是有求必应,从我们庭院蓬门的“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到鸡笼猪圈的“六畜兴旺”、“五谷丰登”,一无遗漏。当然他为我们熬夜加班是没有一分“润笔费”的,那时赤贫的农民大多连像样的年货都置办不起,因此老师常常还要“倒贴”纸墨。
  那时全社会的物质生活都还极度贫困,我们这些农家的孩子过得更是艰苦——住校备考期间每一个月从家里背一次米,带一两瓶自家腌制的臭豆腐,就算我们的“营养”了。老师的生活其实也挺清苦,食堂总是白菜萝卜煮清水。但他们一个月中会有三两次“改善生活”,做点粉蒸肉或是炸一回油条什么的。每到那天,闻着弥漫在小小校园每个角落的诱人香气,我们这些正长身体的孩子总是躲在一个旮旯里偷偷咽口水。而吴老师常常在那天找理由让我去他那里一趟,而且总是在谈完学习后不经意地说自己什么、什么买多了,要我“帮帮忙”,以免浪费——那时根本还没听说过冰箱呢!到后来,每当食堂飘出香气的那一天,我就只好违抗老师的“召见”了。我知道老师是想用这种方式稍微改善一下他的“种子选手”的营养状况,但我怎么好意思去加重也很清贫的老师的负担!
  1978年,首次高考以十一分之差名落孙山,我无怨无憾地回乡,准备种地喂猪过母亲那样的山里女子的人生。没想到新学年开学两周后,吴老师竟步行十几公里翻了几座山来说服我回学校复读。在我家低矮的茅草屋里,吴老师坐在大土灶前劝说我妈妈时,眼镜在灶火的映照下一闪一闪的,这一幕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吴老师的这次跋涉改变了一个山里女子的命运。我成为我们那个穷山窝飞出的第一只“金凤凰”,我的“出山”又影响了山里多少姐妹的命运。
  上大学后的第一个寒假,我穿着学校发给特困生的“救济袄”去母校看望吴老师。他望着我那件颜色、式样无性别的深蓝色棉衣半晌无语,送我回家时路过商店,他掏钱扯了一块很素净很漂亮的天蓝底上洒小白花的“的确良”塞给我,说奖励我考上大学为他争了光。我用这块花布给“救济袄”做了件罩衫,这是十八岁的我生平穿上的最漂亮的衣服——也是至今埋藏在心底的最珍贵记忆。多少年后我明白了,老师那时不单单是送我一件衣服,他一定也是想维护我一个大山沟里的土丫头在城市同学面前的一点自尊的。
  后来吴老师调离了我的家乡,“一叶扁舟”继续漂泊。先前我们还偶有联系,但因老师浪迹萍踪。我也公务私事不得清爽,我们慢慢的断了音信,今年,多方打听,我得知恩师退休之后在一家私立高中发挥余热,我与老师通了电话,他的声音略微苍老了一些,但声调依旧铿锵高昂,我知道他老人家依然精神矍铄,老当益壮,因此内心充满了欣慰和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