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1期
也谈《变形记》中格里高尔的变形
作者：陈晓敏
一、变形的背景
卡夫卡的小说是梦与真实的绝妙混合，既有对现实世界最清醒的审视，又有最疯狂的想象。《变形记》就是在一个荒诞的情境中展开的：“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没有任何交代、任何铺垫，小说开篇就将主人公的变形突兀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一个人突然变形成一只大甲虫，这是无论如何都让人感到难以置信的，但是随着小说情节的逐步展开，读者心头的诧异也在渐渐消失，因为小说为我们展示出了主人公变形的背景——异化的社会。
《变形记》所揭示的社会异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劳动的异化。
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由自觉的物质生产劳动，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特征。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和日益细化的劳动分工使“自由劳动”异化为“强制劳动”。《变形记》的主人公格里高尔在变形前就生活在这种异化的劳动之中。作为社会低层小人物的格里高尔是一家公司的旅行推销员，从人物的内心独白中我们可以看出格里高尔从事的是一项单调乏味的工作，他对这份工作极其厌恶，他甚至觉得“谁知道解雇对我来说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呢？我若不是为了我父母亲的缘故而克制自己的话，我早就辞职不干啦。”但是，父亲破产、母亲生病、妹妹上学的家境又迫使他要努力保住这份工作，以使一家人能过上安稳的生活。因此他极力压抑自己想摆脱这种强制性劳动的愿望和对自由的向往，兢兢业业地工作着，甚至在变形之后首先想到的不是变形将会使自己的生活发生怎样的变化，而是为自己没去按时上班而焦虑不安，请求秘书主任替自己在公司里美言几句，表白自己“喜欢工作”。对格里高尔而言，劳动只是谋生的手段，劳动使他失去了人的自由意志和生活的乐趣。实际上，在他变形之前，他就已像虫子一样地生活着。
2、人际关系的异化。
格里高尔不能从劳动中得到生的自由和乐趣，那么在与周围的人交往中是否能得到温暖呢？首先我们来分析格里高尔与公司人物的关系。格里高尔与老板相处并不融洽。他对老板有一肚子怨气，因为老板对他极不信任，要求极为苛刻。在公司里，他必须像上足了发条的机器一样永不疲倦地工作，稍有差错就会受到老板的训斥，他甚至连生病的权利也没有，如果请病假“老板一定会带着医疗保险组织的医生来”以证实他只是在偷懒，但事实上，他谨小慎微，决不冲到老板面前直抒胸臆，因为他明白自己只是老板的一条走狗，他不敢也不能将真实的心态暴露在老板的面前。格里高尔与同事之间也毫无友谊可言。在外面跑买卖时与那些萍水相逢的人“总是些泛泛之交，不可能有深厚的交情，永远不会变成知己朋友”。同时，又因为他“几乎整年都不在公司里，很容易成为闲言碎语、飞短流长的牺牲品”，等他精疲力竭地做完一次推销旅行回来后，得到的不是大家的同情、赞许，而是莫名其妙的造谣中伤。其次，我们来分析格里高尔与其家人的关系。《变形记》主要记叙的是格里高尔变形后的情况，而变形之前这一家人看起来是相当和睦的，他们过着与其他普通家庭一样的宁静生活。父亲可以一边读着各种报刊一边吃早餐，一吃就是好几个小时，妹妹能穿得漂漂亮亮，睡得安安稳稳，家里还可以雇佣女仆。格里高尔作为惟一挣钱养家的人，在家里仿佛拥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我们不要误以为家人对他的重视是因为亲情的存在，是父母对儿子、妹妹对哥哥发自内心的自然之爱。实际上，家人重视他更多的是因为他们惟有依赖他才能过上舒适的生活。换句话说，家人喜欢的是他挣来的钱而不见得是他这个人本身。关于这层意思，在文章第二部分有过清楚的表述。文中写到格里高尔为使全家走出经济困境而努力工作，当他的工作成就转化为现金呈现在家人面前时他们是如此的惊诧和喜悦，格里高尔感到“那真是无比美好的时刻，”但随着家人对他挣钱养家逐渐习以为常后，“这样美好的时刻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家人对他心存感激，“可是一种特殊的温暖感却怎么也生不出来了”。这里提到的“特殊的温暖感”实际上指的是家庭成员间互相的关爱，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真情，而在格里高尔家中，他的亲人关注的是现实利益的获得，缺少的是对子女真正的关心。因此，在家中格里高尔也只是一架尽义务的机器，他承担着全家的经济重担而体会不到家庭的温馨。
作者卡夫卡似乎是在不经意间为我们展示了格里高尔糟糕的生存状态：既要忍受异化劳动的摧残，又要承受异化人际关系的压迫，在他的周围，看不到友善，看不到关怀，有的只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猜疑，相互提防，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的切身利益，人们之间之所以结成各种各样的关系，是因为他们之间有相互利用的需要。一旦丧失了利用价值，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在这种异化的社会背景中，人变形为虫也就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荒诞了。
二、变形的目的
日复一日单调乏味、令人疲惫不堪的工作，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利益关系，使格里高尔倍受压抑，他对现实生活充满了恐惧和厌倦。虽然他竭力扮演好每一个角色：一个孝敬双亲的儿子，一个爱护妹妹的哥哥，一个恪尽职守的下属，并为此小心地隐藏起自己的种种不满，但他内心却始终向往着摆脱这种压抑生活，获得作为人应有的自由。文章第一部分格里高尔还未完全从睡梦中清醒过来时，文章通过内心独白的方式为我们展示了格里高尔这种真实的想法：不停地抱怨工作的劳累，想象着辞职时的情景。但是抱怨归抱怨，因为生活的压力他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正如卡夫卡所说：“人们互相间都有绳索连接着，如果哪个人身上的绳子松了，他就会悬吊在空中，比别人低一段，那就够糟了；如果哪个人身上的绳索全断了，他跌落下去，那就可怕极了，所以必须和其他人捆在一起。”而要与别人“捆在一起”，格里高尔就必须继续发挥机器的作用。也就是说，在现实世界中，格里高尔无法逃脱这让他厌倦的一切。而变形是格里高尔逃避异化社会的最佳理由。格里高尔自己的想法也证明了这一点——“如果其他人看到格里高尔的样子后感到震惊，那么格里高尔就不再有任何责任了，可以心安理得了。”因此，当格里高尔一觉醒来，发觉自己变成一只大甲虫时，他并没有为此痛苦不堪，相反，他在逐渐适应甲虫的生活：他养成了在墙上和天花板上纵横交错来回爬行的习惯；他为自己找到新的娱乐活动——从天花板上跌下来。从文中的叙述来看，变形为虫的日子本身并不比变形之前更糟糕，让他感到痛苦的主要是变形后家人对他的厌恶、冷淡。从这个层面看，与其说是社会让其变形，不如说是他自己选择了“变形”。格里高尔的变形，从积极意义看，是对现实的抗争，从消极意义看，是对现实的躲避，无论是抗争还是躲避，其目的都在于逃离这让人厌倦的生活，逃离这异化的社会，而恢复人之所以为人所应具有的本性。
三、变形的结果
格里高尔真的变形了，正如他潜意识里所希望的那样。他也因此而摆脱了恼人的工作，但是以变形为代价换来的这种摆脱并没有使格里高尔的命运走向期待的幸福，走向光明，反而加速了他的死亡。在他走向死亡的过程中，他感受到的并不是解脱式的轻松，而是感受到了对生活更加深重的绝望。如果说，在格里高尔对穷极无聊的生活发出诅咒的当口，他摆脱现状的愿望得到实现的话，那么，紧随而来的现实又将他拖入更深层的恶梦中。
一方面，格里高尔尝受了被周围人以及自己亲人抛弃的彻骨之痛。如果说在他变形后公司秘书主任的逃跑，房客们的要求退房，女仆请求主人恩准她平时一直锁住厨房门，只在家人特意叫她时才将门打开等行为尚可忍受的话，那么亲人们面对惨遭变形的格里高尔态度的恶劣就让人感到心寒。而事实是“父亲恶狠狠地捏紧拳头，仿佛要将格里高尔打回房间里去似的”，并且“无情地驱赶并发出嘘嘘声”，他被父亲推倒在房内，跌得血流如注，当他再次走出房门时又被父亲用苹果轰炸，妹妹也逐渐由最初的同情而厌恶和憎恨，反复提出要摆脱这个负担；母亲一见他那丑陋的外形就会晕倒。他失去了与外界沟通的机会，就是在自己家中也找不到一点温情和慰藉。他饱受精神和身体的创伤，在极度苦闷、孤独中捱着最后的时光。
另一方面，变形后的格里高尔还承受着对家人的强烈愧疚之情的折磨。虽然家人视他为洪水猛兽，惟恐避之不及，一次又一次地从精神到肉体伤害了他，但格里高尔对家人却始终满怀爱意。他密切关注着家人的一举一动，关心他们的生活状况，对因自己的变形给他们带来的生活剧变深感不安。强烈的愧疚感时时充斥他的胸膛，为给家人减少因他而带来的烦恼，他对自己的行动时时小心、处处在意，长久地呆在房中不敢出来，更不敢随心所欲地走动。实际上，他已被视为怪物而被囚禁在日益肮脏的房中。
如果说格里高尔变形前尚能从家中得到一点情感安慰的话，那么在变形后这一点点温情也已荡然无存，取代他的是厌恶、伤害，曾经是最亲的人现在成为最直接的杀手，将他推向死亡。如果说从前的那份工作是对人的折磨，那么变形后的囚禁更无自由可谈，更让人感到窒息。
格里高尔试图以变形的方式从异化的社会中出逃，但逃来逃去依旧难逃死亡的厄运。实际上，只要社会异化的本质没有改变，个人就永远无法从出逃中得到解脱。相反，出逃的行为使其成为另类，成为与整个社会不和谐的对立面而存在，因此遭受更大的精神压力，跌入更加令人痛苦的深渊也就是必然的结局。
卡夫卡不愧为伟大的作家，他通过格里高尔的“变形”这一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出现的现象，展示出了真实的社会和真实的人生。英国当代作家奥登曾说：“如果要举出一位作家，他与我们时代的关系最近似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与他们时代的关系，人们首先想到的也许就是卡夫卡。” “他毫无疑问属于世界散文文学最伟大的人物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