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期

语文教学中的言语品味

作者：黄旭午

　　瑞士语言学家、现代语言学之父费迪南·德·索绪尔在其名著《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全面系统地研究了语言与言语的区别。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从一片繁杂中抽象出的一个纯社会性的对象，是进行交流所必须而又与构成其质料无关的规约系统，它既是一种社会制度，又是一种价值系统；而言语则是覆盖了语言中的纯粹个人的部分(发音，规则的实现及符号的偶然组合)。语言是社会的、主要的等等，言语是个人的、从属的、偶然的。从言语的角度来看，两个人说同一个词的声音可能相差很远；从语言的角度来看，这两个相差很远的声音是在说同一个词。在言语中，张三说“我”是指张三，李四说“我”是指李四；在语言中，“我”既不指张三也不指李四，而是指说话人。说出一个句子是属于言语的，而句子这个概念却是属于语言的。大致可以概括说，语言被说成是语言共同体成员心中的语法体系，言语则是人们平时所说的那些话，是依赖于语法系统的说话行为。言语是语言的体现。两者的关系是语言既是言语的产物，又是言语的工具。法国当代杰出的思想家和符号学家罗兰·巴尔特在他的《符号学原理》一书中论述了语言学中的两个概念：能指和所指。他认为，能指的性质大致呈现相同的特点：是一种纯相关物，与所指的区别在于它是一中介体，物质于它是必须的。所指是“事物”的心理再现，是符号的使用者通过符号所指的“某物”。从功能性上看，能指与所指是符号的两个相关物。可见，能指对应语言，所指对应言语。据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词典中的每一个字词，因不带有一丁点的感情色彩，不过是些零碎的符号，应归属于“语言”的范畴。可是，一旦融入了作者的主观感情，进入读者的世界，这些“语言”便进入了语言的运用，它当属于”言语”的范畴。作品中的语言因有了作者情感与经验的反照，原本毫无生气、苍白无力的语言便立刻鲜活起来，飞扬起来。从文本解读的角度看，只有贴近作者极其个人的偶然性的言语，才能达成情感的共生，获得审美愉悦。因此，在中学语文教材的教授过程中，我们不妨牢牢抓住那些充满灵性、浸透心灵的，富含精神的言语碎片。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由于受前苏联马卡连科等教育家思想的影响，中国的中学语文教学变成了一个模式：分段概括段意+总结中心思想。所有的课文都是这样解读的，所有的课堂也都是这样操作的。这是一种以抽象和概括为特征的思维模式。几乎所有的课文经过抽象和概括后得出种种社会意义和价值，而这种种社会意义和价值总能看到一个影子——我们所熟悉的阶级社会价值观。一篇文章上升到这么宏大的主题后，学生可能肃然起敬，第二篇第三篇如果还是这样，学生就会麻木起来，仅仅把它当作知识来记忆，却不会产生情感的积淀、道德的升华。这种思维方式强调单一的社会视角，却忽视了文学作品的个人视角，也即强调文学作品的语言，忽视了作者的言语。这种教学模式带有社会功利性，这种社会功利性剥夺了隐藏在文学作品里面作者主观的情感表达。今天，虽然前苏联的那套教学模式已经过时了，但它依然潜藏在我们语文教师的头脑中，阴魂不散。我们要走出这个误区，变社会视角为个人视角，以个人视角为中心解读作品，注重作者言语，而不是作品的语言，这样才能在作者独特的情感表达中获得审美体验。变社会视角为个人视角，绝非是要流向个人的“小资情调”。只有关注个人视角才能对文学作品进行准确定位，才能准确把握作品的社会宏大主题。
　　著名文艺理论家、福建师大中文系教授孙绍振先生，针对中学语文教学现状，提出了一种可操作的具体方法——还原法分析和关键词解读。
　　一是找到关键词语，抓住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差异和矛盾。因为在文章中，关键词语具有超越常规的瞬时的语义，它隐藏着作者和人物的心灵密码。如何揭示呢?首先从文学语言中“还原”出它本来的、原生的，或者字典里的、规范的意义。其次，把它和上下文中，也就是具体语境中的语义加以比较，找出其间的矛盾，从而进入分析的层次。也就是找出语言和言语的差异，找到了差异，才能进入言语的咀嚼状态。例如在《祝福》一文中有三个句子接连三次出现“仍然”这个词语：
　　(1)“而且仍然是卫老婆子领着，显出慈悲模样……”
　　(2)“她头上仍然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
　　(3)“人家仍然叫她祥林嫂。”
　　三个句子连用三个“仍然”，通常情况下是犯了重复罗嗦的语病，这是矛盾。有了矛盾，进入分析层次，原来，同一词语出现在文章中，语言就变成了言语。通过不断品味、反复咀嚼，才领悟到作者在选词用字上的良苦用心，它间接交代了祥林嫂“变幻莫测”的后半生的“不变”。第一句的“仍然”告诉我们，祥林嫂(甚至所有的女性)在当时的社会中根本无权主宰自己的命运；第二句中的“仍然”反映了祥林嫂有很重的节烈观，她的装束“扎白头绳、月白背心”很明显是为她死去的丈夫戴孝，表明要守节；第三句“大家仍然叫她祥林嫂”，当我们在仔细品味这句话时，不禁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为什么祥林嫂嫁给贺老六以后仍然叫祥林嫂，而没有改名叫“老六嫂”呢?我们似乎只能找到这样的答案：因为祥林是她的第一个丈夫，可见在这一个不大起眼的称呼后面已蕴藏着极深的思想意识，那便是“从一而终”的封建礼教思想已深深地烙在鲁镇每一个人的头脑中。通过言语品味，学生领会了此三处的“仍然”用意是一致的，都是对封建传统思想、尤其是封建礼教观的无情揭露与批判。
　　二是用还原法提出问题。还原的对象有两种，一种是前面的语义还原，还有一种还原作品表现的对象、人物和情景，将其原生态，未经作者心灵同化的状态、逻辑，想象出来，让它和文本中的形象形成对比，矛盾就揭示出来了。
　　同样是分析，却有本质的不同。前苏联式分析法，注重社会性和价值观，对应能指，当属语言分析；而孙绍振式还原分析法，关注的是语言中的纯粹个人部分，对应所指，当属言语分析。语言分析转向言语分析，站在文章作者创作和审美独特性的角度看，似乎可以理解为从边缘切入中心。
　　除此之外，在言语品味方面，还有哪些比较好的方法呢?
　　(1)对照比较，辨析言语。对言语的品味，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通过对关键的词语的删减、替换等方式，然后再加以对照、比较，看看句子意思、感情是否发生了变化。如把“大家仍然叫她祥林嫂”中的“仍然”去掉，作者要表达的深意就无法传达；又如“昨夜深雪里，横出一枝春”中的“一”改为“数”，诗意发生了变化，不能突出春天之早。
　　(2)体察心境，揣摩言语。一篇文章的催生通常是由作者的心境决定的，正所谓“发乎情，止乎理”。深入的体味、细致的察觉作者的心境，有利于读者了解作者的言语表达。如鲁迅在得知青年刘和珍被无情的枪杀后，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这种心境催生了他写出《记念刘和珍君》这篇文章。因此，文章字里行间必然会渗透这种情感。有这么一句：“我没有亲见；听说，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连用了三个逗号，从语言表达的角度看，逗号表示一句话没有说完，在这里却是言语表达。三个逗号，使文句变得断断续续，罗罗嗦嗦，鲁迅正是通过这样的言语形式显露他悲痛的心境。
　　(3)结合语境，品味言语。任何言语，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都会有不同的含义。因此品味言语必须扣住具体的语境。这就是常说的“字不离词，词不离句，句不离篇”。鲁迅在《故乡》中有这么一句话：“我想：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如果我们把句中的“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调换位置，变成“希望本无所谓无，无所谓有的”，孤立地看，语意并没有变化；但从语境中看，就不一样了。“无所谓有”隐含的意思是“无”，“无所谓无”隐含的意思是“有”。原文把隐含“有”的短语放在后头说，有强调的意思，强调“有”希望。这与后文的“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语脉相通，语意相符。若调换，语脉不顺，语意相悖。
　　（4)吟咏诵读，感悟言语。语言大师叶圣陶先生非常重视吟咏诵读。他指出要“把文章中的神情理趣，在声调里曲曲传达出来，让学生耳与心谋，得到深切的了解”。比如，有位教师在教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的《法庭诉讼》一场时，就成功地利用了范读来启发学生对语言的情趣敏感。课文中同样一句赞美鲍西亚的话，那“公平正直的法官，博学多才的法官”，当它出自夏洛克之口时，这位教师读得稍快，语调上扬，重音在“法官”，这么一读，夏洛克那浮滑不实、阿谀奉承的丑态便活生生地展现在同学们面前：当它被葛莱西安诺用来“回敬”夏洛克的时候，教师读得意味深长，语调稍慢，中间稍作停顿，“法官”二字重音轻读，教师这样一略加改变，同学便轻松地悟出了，这里葛莱西安诺在对鲍西亚表达深切的理解和叹服之情。不难理会到，同学们在聆听范读中，已不知不觉地接受了绝妙的语感教育。
　　作为中学一线教师，只要我们认识到语言分析的局限性，走出语言分析的误区，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在言语品读方面，总结出更多更好的经验，而我们的中学语文课堂也一定会更加生动、更加有趣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