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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塘月色》主题的几种解读及评析
作者：王汉林
传统观点往往从社会历史批评角度解读，采用“知人论世”的方法。首先考究时代背景，查证作者当时的心态，然后才切入文本。此文写于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国共两党关系破裂，其标志性事件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中国大地笼罩于白色恐怖之中。所以，文章的主旨是表现作者对白色恐怖的黑暗现实的不满以及他的彷徨、苦闷，反映了作者希望在一个宁静的环境中寻求精神上的解脱而又无法解脱的矛盾心情。也就是说社会学解读认定它是一篇愤世之作。这是目前接受最广、影响最大的一种解读方法。中学教科书就持这种观点①。这种解读的依据主要有三条。其一，文章的写作时间。其二，作者在另外两篇散文《一封信》和《哪里走》中提到1927年的政治事变及他当时的感受。前者写于1927年9月27日，发表于《清华周刊·清华文艺副刊》第二期。文中说：“这几天似乎有些异样，像一叶扁舟在无边的大海上，像一个猎人在无尽的森林里”、“心里是一团乱麻，也可以说是一团火，似乎挣扎着，要明白着些什么，但似乎什么也没有”“南方这一年的变动，是人的意想所赶不上的”。后者写于1928年2月7日，发表于《一般》第四卷第三期。文章表现了作者在剧烈动荡的年代政治方向的迷失。“只有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才能解决这惶惶然，不能或不愿参加这种实际行动，便只有暂时逃避的一法。”其三，朱自清的夫人陈竹隐女士解放后撰写的回忆录《追忆朱自清》中提到他在写作《荷》前后的心态：“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大批屠杀共产党人。时局剧烈动荡。这时，有人投敌高升，有人无耻出卖，有人胆怯害怕，有人脱逃颓废……面对着这样的大动乱，佩弦在苦闷，在思索。他知道‘只有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才能解决这惶惶然’，而他没有那样做。对妻子儿女的顾念，使他没有像有些人那样去战斗；但强烈的爱国心和正义感，使他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他追求光明，他洁身自好，他像荷花那样出淤泥而不染，并用这种‘自清’精神启发人们。在这种心境下，他写了《荷塘月色》。”这种解读及其依据基本上是可以接受的，但仍然存在一些值得推敲之处。首先，《荷》文本中并没有一个字说到政治。只是文尾落款注明写作时间是1927年7月，而此前三个月发生了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政治变故，以此为依据推测其主旨与政治相关。其实，朱自清不是革命者，当时他还算不上革命作家，只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在《哪里走》中说“国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他妻病多子，又是个感情细腻、至情至性之人，常为不能照顾好妻、子自责不已，舐犊之情溢满字里行间。对作者而言，萦绕于心的“不平静”可以是白色恐怖的政治形势，也可以是家庭的拖累，或者是学问、职业上的烦恼。其次，《一封信》和《哪里走》二文确实言及1927年前后复杂、激烈的政治斗争，但文章的主旨却并非如此。《一》主要是怀旧，《哪》表现出他对当时政治斗争持疏离、旁观的立场，更多的是对家人和职业的忧虑。他写于大革命失败后的散文还有著名的《背影》、《给亡妇》、《冬天》等，这些散文中，他从作为儿子、丈夫、父亲所应有的伦理、道德及仁爱出发，深情地检点自己在家庭伦理关系中的生活细节。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否定“不宁静”也是源自家庭伦理、家庭生活。而且，陈竹隐对朱的写作心态的表述也值得质疑。写《荷》文时，朱自清并不认识陈，《荷》中的“妻”其实是朱的前妻武钟谦。武1929年11月26日病逝于扬州，两年后的1931年4月经人撮合，朱自清才认识陈。解放后，陈对他1927年心态的“回忆”，可以说一半是臆断，一半是适应当时话语环境的应景之作。可见，这种从社会历史批评角度作出的解读，过多地重视了政治思想性和社会政治的需要，忽视了文学的审美性及人的心灵的需要，难免造成对文本的简单化、模式化、狭隘化的理解。
可喜的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逐渐摆脱这种封闭的模式化的社会学解读方式的束缚，尝试从行为心理学、家庭伦理学、精神分析学等多种角度，用接受美学、阐释学等方法解读。比如，有论者从家庭伦理学角度出发，认为作者“心里颇不宁静”是源自“家庭伦理、家庭生活”，而不是当时的政治形势。因为朱自清当时并不是革命者或革命作家，只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即他在《哪里走》中反复说到的Petty Bourgeoisie）。而且，从《哪里走》中可看出他对当时政治斗争持疏离、旁观者的态度，更多的是对家人和职业的关心。《荷》文开头的“不宁静”是一个非常的心理状态，为平息内心不安，获得心理的常态，作者选择了荷塘边的踱步，当踱步不足以排遣心中的孤寂与苦闷时，就忆乐，想起远古的江南采莲的事情，从中获得一些心灵的慰藉。因此，文中的叙事、描写、抒情，其目的和归属实际上就是作者的情绪调整。从文学的功能上看，此文的最大作用就是“心理慰藉”②。这一观点显然是运用阐释学的方法得出的。现代阐释学强调理解主体（读者）的能动作用，不再是准确地发现与解释文本的本来意义和创作主体（作者）的意图，而是认为：文学作品的意义就是不同时代不同条件下不同的接受者解释的总合。所以作品的意义是无穷无尽的。一切生活不如意的苦闷伤心的人都可以从《荷》亦忧亦乐、清幽朦胧的意境中获得审美感受，乐而忘忧，获得心灵的慰藉。这种解读方式打破了“知人论世”的社会学解读的封闭模式，而是真正从文本本体出发，在更广泛、更开放的意义上体现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和审美功能。
与这种解读方式相似，另一种观点认为，《荷》文表现了一种“绝望的孤独与悲凉”。认为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及汲取五四文化资源长大的知识分子，面对传统文化、传统价值大厦崩溃的废墟，心中总有着一种绝望的孤独与悲凉。这些知识分子总在别人丝毫感受不到痛苦的时候体会到一种无法摆脱的刻骨的痛苦。犹如鲁迅所说：“在天上看到深渊”、“只能走入刺丛中去”。中国传统文化讲究的是公子落难佳人相救，男子遇挫后往往能得到女子的温情作为补偿，或者寄托于山水之间。而这些对于作者而言，都不存在。生活的本来面目是残酷的：“妻在屋里拍着闰儿，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妻子需要照顾孩子，不能成为“我”倾诉烦恼的对象。我只能去找虚拟中的女性来安慰自己。“凝碧的波痕”、“默默的流水”、“叶子的风致”、“稀疏的倩影”等等无不是虚拟的女性意象。作者找到了倾述的对象——这虚拟的知心女子就是“荷塘月色”。但是内心深处的苦闷不仅并未在虚拟世界中得以消除，反而引起了对回忆中的江南的无限向往——“那是一个热闹的季节，也是一个风流的季节”。在清幽朦胧的荷塘月色中，在自由美好的回忆世界中，心灵纵然有瞬间的逃离，但最终仍不得不归于令人绝望的苦闷与孤独。③论者认为这种孤独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所特有的，他们作为时代的先锋，作为“负戟独彷徨”的战士，总是在众声喧哗中有着一种“启蒙者”的无言的孤独，犹如鲁迅在会馆的树下独自仰望星空。这是一种接近哲学式的解读方式，立足于文本产生的历史语境，注重对文本思想的深层剖解，直击作者的心灵深处，从而挖掘出深刻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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