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文本细读与中学小说教学
作者：金 进
这种教学方法的形成，除了我们教师图省事的心态、易于把握的主观心态等表层原因外，跟我们建国以来，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研究方法有重要关系。我们把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称为新时期文学，新时期文学之初，许多在“文革”中打入另册的作家作品都急需“翻案”，比如我们现在中学教材中出现的沈从文、郁达夫等人，他们的作品由于各种原因长期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排挤，由于这个原因，他们的作品在建国后三十年都是不允许进入中学教材的。“翻案”使得大家开始注意对某个作家的研究，当时的文学史研究者大都选择某个作家进行研究，如王富仁研究鲁迅、钱理群研究周作人、凌宇研究沈从文、陈思和研究巴金、许子东研究郁达夫等等。这个时候学术界比较重视对作家作品的文本细读，产生了大量的专门作家论著，这些专门的作家作品研究成果为中学小说的教学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教学平台。虽然这个时期的中学小说教学相对滞后一点，很多更具有文学性的作家作品没来得及进入中学语文课本。但由于时代的发展，对作品的赏析和细读在当时非常流行，出现了大量的文学鉴赏方面的报刊读物和工具书，这些都大大提高了中学教师的文学认知与鉴赏能力。这种对具体作品进行条分缕析式的赏析到了后来慢慢地被“大文学观”覆盖，这个观念发轫于1985年，北京大学的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三人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强调研究中国文学的时候要注意文学史的整体性，注意影响文学发展的诸多因素。从那时开始，现代文学研究界开始流行研究文学流派、文学思潮等大的文学范畴，一直到今天，我们在书店里经常会看到很多书动辄以“二十世纪……”“……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论题。从研究方法本身来讲，这种大文学观的研究思路是没错的，它有助于打开现代文学的研究思路，拓展研究者的视野。但由于我们的中学教材总是反映着当时文学研究的状况，教材中小说篇目的编选与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跟着前沿研究既有成果走的。对于紧跟现有研究成果的中学语文教学来说，这种整体研究的思路在给我们带来思维便利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比方说，我们面对学生进行“课文导入”时，更喜欢从一个大文学观、大语文观的视野来讲述课文的背景，我们或习惯于大谈历史背景，大谈清朝时期闭关锁国政策带来国家的衰落，带来政治经济文化主权的丧失，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介绍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讲述文革时期的高压政策，知识分子遭受迫害，国家的停滞不前；……或热衷于人事关系，如汪曾祺与沈从文的关系，或文化传承与融合。讲这有好处，学生喜欢听，时间也好打发，等洋洋洒洒的讲上半小时后，再让同学读读课文，划分段落层次，归纳中心思想，达到命中矢的的目的，一篇课文也就结束了。从教学任务、教学目的来看，绝对没拉进度，整个教学过程就是先用大视野来制造一个教师易于操纵的教学“场”，拉着学生绕绕圈子，到达教学指定地点。
近几年我们的小说教学也有一些改革，但这些改革很少有大的进展，一是现在的中学教师大多是接受长期以来的大文学教育的，他们对文本的把握存在相当严重的图解现象；二是我们的文学史研究长期没有对小说文本采取足够的尊重态度，近几年“文化研究”风靡，大大地压抑了对“文学研究”特别是对文学本体的研究；三是我们的家长很少有从小就培养孩子对作品，特别是经典文学作品，进行审美式的阅读的习惯和能力。
一
前面我们对过去那种“大而化之”的教学方法进行了剖析，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一直认为文学是一种审美形态的精神产物，需要细细品味，对文学作品进行文本细读应该是中学语文小说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步骤。
我们首先看看什么是文学性因素，文学性因素在这里指的是文学本身的审美特性。大家知道，中国文学从诞生开始就“责任重大”，它总是和政治、经济、伦理、法律等意识形态勾联在一起。任何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这些因素在提升文学本身地位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伤害了文学本体的精神。《诗经》首篇《关雎》，从文学本身来讲，它是描写风物的，但在后人那里却承载着宣扬“后宫之德”的伦理大责。《长恨歌》的作者白居易硬要给这首千言律诗冠上“鉴戒”的大帽子，好像不这样就对不住古来圣贤一样。到了近代，中华民族奋起图强，文学作品的责任更大了，梁启超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而且还认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五四”新文学的核心口号就是用文学进行启蒙，旨在为刚刚逝去的辛亥革命补上文化革命的课，这种深藏在作家骨子里的启蒙意识一直延续到今天。启蒙压倒一切，到后来抗战压倒一切，战争文化规范着人们的思维，一切为战争服务，文学也不例外。在“华北已容不下一张课桌”的民族危难跟前，哪容文学走“自我”“小我”之道，这就是周作人、林语堂、沈从文、张爱玲、徐訂等人的作品不被主流文化认可的重要原因。抗战初期我们还有那高扬民族血性的《假如我们不去打战》，描写知识分子心态的《财主底儿女们》，描写湘西美好人性的《边城》，可是随着战争文化的深入，我们的文学作品慢慢蜕变成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创作道路，真正的现实主义不见了，写人情人性更是痴人说梦。特别是到了文革期间，整个文坛留下的只有符合“四人帮”要求的红而又红的“八个样板戏”。时间老人的脚步终于踱到了新时期，我们的文学慢慢开始走出政治意识形态的阴影。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有过一场“汪曾祺热”，在我们中学小说中选登了他的《受戒》，我们来看看，这部作品写的是小和尚与农家女的感情故事，大半篇幅是对生活情景和社会习俗的描绘，看来似乎是本末倒置，实则是为了给两位少男少女的感情营造一个很好的环境，文笔清新，意境恬美，给人以一种情感上的欢悦。我们再看看沈从文的《边城》，作品描绘了湘西凤凰一幅民性淳朴的风俗画，作者怀着对故乡人民不可言状的同情与热爱，以其特异的生命形式，熔生动丰富的社会风俗画和优美清新的风情风俗画于一炉，展示了人性的粗犷强悍，民族的淳厚善良，使小说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反璞归真的牧歌情调。铁凝是八十年代涌现出来的小说名家，她的作品，如《哦，香雪！》写的是香雪等一群活泼可爱、淳朴善良、热切向往外面世界的农村姑娘，反映了古老山村迈向现代文明略带羞涩的步伐，小说笔调清新，语言隽永，雅致，与五六十年代的作品相比较，在这些作品里，我们没有了看完开头就知道小说内容的“先见之明”；也没有了让人眉头渐锁的心中不能承受之重，在这里我们有的是阅读的快感，这就是我所说的文学性因素。那么我们怎样来体味出小说中的文学性因素呢？我们再举个例子，孙犁的《荷花淀》，首先我们是情感上的欢悦，夫妻之情，家国之情，纯美的人性，崇高的品格，像白洋淀盛开的荷花一样，美丽灿烂；其次，我们开始投入自己的主体经验，我们会想起与亲人依依惜别的场面，想起思念亲人的心情，这些已有的人生经验、已有的生活体验，让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作品中的人和物。到了最后，当我们回头把自己主观投射过的作品再回味一下时，我们的心会感到无比的亲切和熨帖，就像一件刚洗好的衣服，先是湿淋淋的，但经过洗刷，经过晾晒，成了一件干净的衣服。衣服还是原先的衣服，但这是件经过“细净”后的衣服。我想用这个比喻来说明我们获得小说文学性的过程（寻找欢悦——投入感情——吸取精华），应该是比较贴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