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刑不上大夫”之我见
作者：柳小平
探究之前，我们首先一起体味司马迁的“死节情结”。“太上不辱先……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正所谓“士可杀，不可辱”，虽然是无辜获罪，但司马迁认为如果要保全名节就应该“引决自裁”。即使“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隐忍苟活”，司马迁“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一种在仁人志士当中显性流行的“死节”文化使司马迁的精神每时每刻都承受着来自内外的巨大压力。“是史公之身乃《史记》之身，非史公所得自私。史公可为少卿死，而《史记》必不能为少卿废也。”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司马迁将个人价值置于历史长河中来衡量的宏阔眼光，终于使他超脱了庸常的“死节”观念的束缚，而选择了一条更为考验人的精神与意志的荆棘路。
现在，面对身陷囹圄、束手待毙的任少卿，司马迁觉得有必要申述自己遭受极辱而不自杀的原因。这种申述，对于朋友“推贤进士”的求援是一种交代，对于选择隐忍而“发愤著书”的自己也是一种终极的解脱。所以，司马迁要对儒家经典《礼记》中“刑不上大夫”这句经典名言进行个性化的解读。
“刑不上大夫”这句名言，现在有些人将它理解为“士大夫即使犯法也享有免受法律追究的特权”，并将它作为封建社会司法黑暗的证据，这实在是一种严重的误读。误读的原因是错解了这个“刑”字，“刑”，肉刑之谓也。“刑不上大夫”只不过是主张即使士大夫犯法，也不要轻易对他们用肉刑而已。
儒家先贤为什么要提出“刑不上大夫”？著名学者孟森先生《明清史讲义》有“古者刑不上大夫，以励廉耻也”之说。北京大学出版的《中国法制史》这样解释：士大夫“一般不处以残损肢体的肉刑；必须处死者在郊外执行等等。所以如此，主要是……为了在广大被统治者面前保持贵族作为一个整体的尊严，也不宜让他们终身带着曾受刑辱的标记。这些礼遇决不等于大夫以上可以不受法律制裁”。原来，在“刑不上大夫”的提出者眼里，一个枉法的士大夫是否应受到法律追究根本不成其为问题，重要的是不能用大堂之上动用肉刑这种轻蔑、野蛮的方式侮辱其人格、挫伤其自尊心。
下面，我们回到《报任安书》当中探究司马迁引用“刑不上大夫”的意图。
司马迁的理解之一：大刑之前无大夫。“猛虎在深山，百兽震恐，及在槛阱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牢狱的威力既然能够让百兽之王成为温顺羔羊，当然就能让手无缚鸡之力的士大夫俯首称臣。所以，要成全名节，就要趁早自我了断。“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可入；削木为吏，议不可对，定计于鲜也。”在大刑侍候之前，大夫已魂归仙国，当然就是“大刑之前无大夫”了。当然，在司马迁看来，这时死节的大夫其实就是真正的大夫了。
司马迁的理解之二：大刑之下无大夫。“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昔日威风八面、风流倜傥的土大夫尊严如今荡然无存，其“俯首帖耳、心惊胆战”行止已与一般囚徒无异。所以司马迁说“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既然变身为囚徒，就应当认罪伏法，那么，就没有必要面对责辱而大呼小叫“士可杀，不可辱”。
司马迁的理解之三：大刑之后无大夫。大夫不是一种空洞的称号，它需要实质性的官方承认，同时它需要当事人具备必须的内在气质。司马迁说“夫人不能早自裁绳墨之外，以稍陵迟，至于鞭箠之间，乃欲引节，斯不亦远乎!”缧绁之中，因遭受侮辱而志气衰微在所难免。周文王姬昌、丞相李斯、淮阴侯韩信……这些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然一样罪至罔加。这时，如果还认为自己风光如旧、节操如昨，就是自欺欺人。而此时，才想到要死于名节，就会发现名节已不知所终，或者感到名节就如镜中月，水中花，虚无飘渺。
综观本章节中的逻辑，我们不难发现司马迁的话语当中隐含如下一个推理：没有受刑，就没有损伤名节。如果要避免名节受损，那么就要避免受刑（最佳途径：洁身自好，保持节操）。在获罪的情况下，要避免受刑，只有一个最佳途径：引决。如果已经受刑，那么名节已经受辱，节操难免改变。如果名节已经受辱，节操已经改变，再为了名节而自杀，就为时已晚。所以，司马迁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在受辱之前自杀，要么在受刑以后隐忍苟活。
司马迁告诉我们，对待受辱，引决不是唯一的处理方法。“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其实，在他看来，即使是隐忍苟活，从“义”的深层去理解也有质的区分：忍辱负重，有重于泰山；苟且偷生，轻于鸿毛！
“他，真正地成熟了——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史圣司马迁得以浴火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