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论症候式阅读

作者:李定青




  只有获得超越性批评距离才能从意识形态之下解蔽,这是症候式阅读批评主体论的另一重要观点。从这一立场出发,阿尔都塞学派的理论家们认为大众是无法揭露意识形态使作品呈现意义的。“与文本出现的同时,必然要出现文本解释者。例如,有巫辞就得有祭司,有经文就得有牧师,有法律就得有律师,同样有艺术作品就得有批评家。解释者的定义就排除了每个人都能成为解释者的可能。”只有经过严格的训练达到一定的理论素养才能练就穿透意识形态迷障的火眼金睛。批评主体对于个人真实的生存境遇要有切肤之痛,这样才能打破意识形态幻象所营造的虚假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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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中提出:“单纯的字面上的阅读在论证中只能看到文本的连续性。只有采用‘症候读法’才能使这些空白显示出来,才能从已说出的文字中辨别出沉默的话语,这种沉默的话语,由于突现在语词的话语中,因而使文字叙述出现了空白,也就是说丧失了它的严格性或者说它的表达能力达到了极限。”在这里阿尔都塞区别了文本中蕴涵的两种话语:沉默的话语(the discourse of the silence)和语词的话语(verbal discourse)。症候式阅读从理论主张到操作方式都建立在对这两种话语的区分之上,可以说发掘由沉默的话语构筑的隐性文本并进行深度阅读是症候式阅读的存在前提。
  和以往的统一性、总体性的文本观念不同,症候式阅读认为文本在物质上是不完整的、异质的和扩散的。文本不是自足的,而是必须由某种缺失相伴,否则就不可能存在。要了解一部作品,就必须把这种缺失考虑在内。作品正是由它缺失的东西、由它的不完整性来说明的,批评的功能就是把这种缺失的东西揭示出来。症候式阅读认为显在层面的线形阅读为了追求外在的统一性忽略了文本中固有的各种悖逆、含混、反常、空白和疑难,而这些被人遗弃的症候恰恰对于理解文本的真正含义具有关键作用,它们甚至比语词的话语具有更高的价值。文本绝不像它貌似的那样简单。只有保持超越性批评距离用一种构形的目光(informed gaze)审视文本才能把隐蔽在理所当然的表层叙述之下的空白和沉默发掘出来。这种构形的目光是主体参与文本重构的重要标志,也是隐性文本得以呈现的关键因素。
  蓝棣之对众所周知的《毛选》的阅读就包含了这种构形的目光,他发现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对鲁迅有多种称谓,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圣人、急先锋、党外布尔什维克、民族英雄、方向、旗手、主将等等;但是他从未说鲁迅是政治家,联系到高尔基、柳亚子都曾被毛泽东称赞为政治家,毛泽东对鲁迅称谓上的这一空白是耐人寻味的。早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中,毛泽东就不支持鲁迅的看法而是认为“国防文学”这一口号更合适。后来,与鲁迅过从甚密的胡风、冯雪峰、巴金、萧军、丁玲、瞿秋白都受到毛泽东严厉的批评。尤其是在影响深远的纲领性文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明确提出杂文时代在根据地已经成为过去,鲁迅所用的冷嘲热讽、隐晦曲折不再必要了,文艺创作要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通过对这些隐性文本的阅读,蓝棣之认为毛泽东眼中的鲁迅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方向,而在民主革命已经完成的根据地所需要的则是“俯首甘为孺子牛”。在人民当家作主的解放区,杂文时代甚至鲁迅创作都已经成为过去。解放后,毛泽东曾说鲁迅要是不死,大约会做个文联主席。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眼中作为“现代中国的圣人”、“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的鲁迅只属于五四以来的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他的时代就一去不复返了。
  从隐性文本的阅读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对鲁迅的高度评价从来都只是在新民主主义的框架内进行的,解放后的文艺思想与之也是一脉相承的。在新阶段里,工农兵方向才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心,国统区的创作方法、创作题材逐渐退出文艺界并成为历次批判的目标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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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斯大林式教条主义在欧洲的破产,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本化的趋势愈演愈烈。作为一名坚定的党内哲学家,阿尔都塞认为这只不过是又一次的意识形态狂热,因此他大声疾呼保卫马克思。在他看来,保卫马克思的正确途径是回到马克思,但这并不是还原,不是回到马克思的个别观点和词句,而是回到马克思的深层理论框架——他所发现的新问题及解答途径。只有找到马克思的深层理论框架才能看到马克思没有看到的东西,实现对马克思的继承和发展。他所标举的症候式阅读实质上是一种生产性阅读,其目的就在于发掘隐含于文本中的理论框架。这种阅读不局限于旧的问题和视阈,而是在新的理论框架中的视阈突现。这里的生产特指阅读活动中认识的生产,生产就意味着把隐匿的东西表现出来。
  马歇雷吸收了阿尔都塞的症候式阅读并将之应用于文学批评。他认为传统批评在性质和功能上有三大谬误:经验主义谬误、规范谬误和阐释谬误。经验主义谬误是指批评满足于清晰再现作品使之易于接受。这样的批评活动是寄生在文学创作之上的,缺乏独立的品格,其价值充其量不过是文学接受的催化剂,帮助消费活动的完成。形形色色的印象批评大都属于这一类。规范谬误是指批评以立法者自居用一套先在的往往是陈旧的标准去衡量鲜活的文学创作,合乎标准的誉为佳作,不合标准的斥为异端。这种批评对于累积艺术程式有一定意义,然而操持不当便容易削足适履,束缚文艺的发展。它以仲裁者的面貌出现,与文学场域内外的权力关系往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十七世纪法兰西学院的文学批评就属于典型的规范谬误。四十名院士对文艺问题进行表决,他们的决议具有律法的权威,人们必须谨遵无违。高乃依的《熙德》尽管在大众中广受欢迎,但由于违反了法兰西学院制订的义法仍然受到了严厉的指责。阐释谬误则在于先验性的假定一部作品中包含一个真理,批评的使命就是千方百计的找出这个既定真理。这是一种把所有文学作品寓言化的幼稚做法。《盲人摸象》讲了克服认识片面性的重要,刻舟求剑讲了不要用静止的眼光看问题,那么《红楼梦》讲了什么呢?排满?色空?才子佳人?阶级斗争……马歇雷认为,批评是一门严肃的科学,所以症候式阅读不把作品看作已知的东西,而是当成等待探索的对象,它不是依据先在的规范来检验作品做出品级的鉴定,而是在认识和它的对象间保持一段超越性距离;它的目的不是揭示文本内蕴藏的唯一真理或意义,而是探讨不在场的,让沉默说话。
  意识形态在现实中像个人的生存体验一样自然,只有进入文学文本之后经过文学形式的重塑才暴露出其内在的矛盾与断裂,但文学只能使我们感到它的存在,只有批评这样一门科学才能使我们真正认识它。批评本质上是一种理论认识的生产,它把我们在文学中感觉到的意识形态的矛盾和界限呈现出来作为认识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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