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9期
钱锺书论《阿Ｑ正传》发微
作者：王明华
但钱锺书先生作为“读者”，他不但敢作“厌倦的表示”，而且还“著诸竹帛”，公之于众了。例如贾谊的《过秦论》，那真不愧是“西汉鸿文”了，可那开篇的“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不正如钱先生所说的，是“词肥义瘠”②吗!
钱锺书先生的学术著作，就已发表的看来，主要是以中国传统典籍为研究对象，似乎少见有对鲁迅的正式评论。但比较一下鲁迅和钱锺书二人，无疑是一件有兴味的事。
众所周知，对鲁迅和钱锺书的研究，现在是都已蔚为显学了。鲁迅的文学与学术成就及其对于中国文化的意义，其重要性已是尽人皆知、不言而喻了，这里毋庸赘言。但记得王蒙曾经在哪里说过：托尔斯泰也不及鲁迅的“深邃”。言外之意是托尔斯泰也不及鲁迅的“伟大”。鲁迅如能伟大到为托尔斯泰所不及，作为中国人，这当然于我等“也很光彩”。而事实上呢，以鲁迅先生有限的二三十篇短篇小说，去比托尔斯泰的长篇巨作《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则虽使鲁迅再生，恐怕先生亦不会以为胜算在握的。至于钱锺书先生的成就，亦自“有大小‘佞臣’百十辈，吹嘘上天，绝倒于地，尊趺如璧，见肿谓肥”③，不俟我们来议论的。惟个人以为，钱锺书先生的文学成就固然不及鲁迅先生，但钱先生作为一位有创作实绩的作家，一位杰出的学者，如果他对鲁迅有所评论，我们姑且不论评论的正确与否——因为这是一个可以再探讨的问题——却并不必认为是“文人相轻”的意念在作怪的。郑板桥诗：“隔靴搔痒赞如何，入木三份骂亦精”，诚为箴言。
据水晶《两晤钱锺书先生》报道，钱锺书先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访美时，曾应他人之问，发表对鲁迅的评论：
“鲁迅的短篇小说写得非常好，但是他只适宜写‘短气’(Short-winded)的篇章，不适宜写‘长气’(Long—winded)的，像是《阿Q》便显得太长了，应当加以修剪(curtailed)才好。”④
对鲁迅的作品，看法可以见仁见智，对钱锺书评论鲁迅作品的看法，同样也可以见仁见智。即如钱锺书的上述言论，在我们看来，是很正常的评论，是他对鲁迅的个人看法，没有任何不恭之处。我们大可以不同意他的看法，却实在没有理由谩骂，作什么《钱锺书不堪比鲁迅论》。
我们试看该论者对钱锺书的看法提出非议的理由：“众所周知，鲁迅是在责骂声中提早让阿Q‘画圈圈的’，许多人都嫌《阿Q正传》不够长，读着不太过瘾，钱锺书却说该删削一下，口气俨然教师批改学生作文。”这简直就是笑话，这“嫌不够长”的“长”和钱氏所说的“显得太长了”的“长”是一回事吗?就如该论者所言，“许多人都嫌《阿Q正传》不够长”，你可以人为的加长吗?譬如说我读《红楼梦》，嫌“不够长”，难道说该把它加长到二百四十回吗?在我读时，我一方面嫌“不够长”，就不能一方面同时嫌它某些地方“显得太长了”吗!
就我个人看来，钱锺书先生对鲁迅小说的看法，尤其是对《阿Q正传》的看法，是颇具真知灼见的，因而也是值得重视的。我们可以尝试着作一些分析：
首先，我们知道，作为一个创作家，鲁迅先生未曾写过长篇的作品。根据周作人、孙伏园、曹聚仁等鲁迅生前的友生的回忆，鲁迅曾经是有写长篇小说的打算的。⑤例如鲁迅多次对人说过想写关于杨贵妃的长篇。但是，他终究没有写成。有人尝试着对此作出分析，结论是鲁迅为了革命的文化事业，不能够分出更多的精力，以及他的英年早逝，使他最终未能完成长篇小说的创作。
我以为，这些解释都不正确。众所周知，鲁迅生前亲密的友生中，如巴金、萧红等人，都是不足三十岁即写出了著名的长篇《家》(完成于1932年)、《生死场》(出版于1935年)。更有路翎，不及二十五岁，就写完了规模巨大的《财主底儿女们》(上部出版于1945年，下部出版于1948年)。因此，我们不能说鲁迅是因为英年早逝而没有完成长篇小说的创作。至于说鲁迅为了革命的文化事业，不能够分出更多的精力，理由恐怕也是不能够成立的。马克思能够花费十年的精力，静悄悄的躲在伦敦博物馆里写他的《资本论》，他是怎么分出精力来的?再说，难道与他同时代的柔石、萧红、茅盾等人就不曾为了革命的文化事业奋斗吗!况且，鲁迅日记里随时都有钞古书的记载，又何来没有精力之说呢?因此，我们或许应该说，鲁迅先生未曾写出长篇小说，是因为他在创作的实践当中，选择了短篇小说的样式，同时也适应了短篇小说样式，如钱锺书先生之所言：“适宜写‘短气’(Short—winded)的篇章，不适宜写‘长气’(Long—winded)的。”
其次，我们可以联系鲁迅先生写作《阿Q正传》的缘起与过程来看其是否“显得太长了”。根据《鲁迅日记》与曹聚仁《鲁迅评传》等书的记载，鲁迅的创作缘起于孙伏园的约稿。《阿Q正传》连载于孙伏园时任主编的《晨报副镌》的“开心话”专栏上。当时，孙氏每周或每半月来“迫”稿，鲁迅很以为苦。而一当孙氏有事离京，委他人代为主编时，鲁迅便迅速将其结束了。我们试想，如果孙氏未曾有事离京，在他的“苦苦纠缠”下，《阿Q正传》有没有可能延长了?恐怕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吧!从这些事实看来，或许我们可以说，《阿Q正传》并未如卢那察尔斯基所说的，“内容自在努力，朝着一定形式发展”。也就是说，《阿Q正传》受太多外在因素的影响。那么，已经完成了的文本中，结构有散漫处也是在所难免了。《阿Q正传》的创作过程中，有还“人情债”的因素，有商业作用的成分，这些是不争的事实。从刊物编辑的角度看，你可以说它短，从文学接受者的角度来看，我又未尝不可说它长呢?
再次，也是最主要的，我们从文学文本的角度来看，也是可以说《阿Q正传》“便显得太长了”的。从《阿Q正传》问世以来，虽然一直是好评如潮，但也一直存在着对它的批评。正是《阿Q正传》杰出的艺术成就，以及对它的赞扬与批评，这些都共同使“阿Q”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最为显著的“关键词”。赞扬的话语我们不必说，对它的批评的言论，我们可以略加引证。
周作人在《阿Q正传》发表完不久，就发表了《关于<阿Q正传>》，这篇评论文章是经过鲁迅亲自过目的。周作人在文中，既肯定了小说的价值，同时也对之有所批评。周作人说：“总之这篇小说的艺术无论如何幼稚，但著者肯那样老实不客气的表示他的憎恶，一方面对于中国社会也不失为一服苦药，我想它的存在也并不是无意义的。只是著者本意似乎想把阿Q好好的骂一顿，做到临了却使人觉得未庄里阿Q还是唯一可爱的人物，比别人还要正直些，所以终于被‘正法’了，正如托尔斯泰批评契诃夫的小说《可爱的人》时所说，他想撞倒阿Q，将注意力集中于他，却反将他扶了起来，这或者可以说是著者失败的地方。至于或者以为讽刺过分，‘有伤真实’，我并不觉得如此。”⑥从周氏的话看来，对这篇小说的批评包括两个方面：一般人“以为讽刺过分，‘有伤真实”’，周氏却以为缺点在于阿Q的性格不够协调。同时期的郑振铎也曾批评《阿Q正传》的结尾太仓促和料想不到，对此，鲁迅曾在《<阿Q正传>的成因》（《华盖集续编》）里作了答复。根据以上事实，学者林毓生的总结是“《阿Q正传》并非完美无瑕”⑦，“结构尚欠完美，有些地方色彩不够协调”。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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