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高中古诗词用典教学的策略选择
作者：费新岸
纵览高中教材，不算读本，古典诗词辟有3个单元，共44首，涉及典故180多个，且集中学习了“无一字无来处”的杜甫诗和善于化用典故的李白诗，除了古典诗词本身典故的识别、领会的鉴赏难度外，古诗词用典教学还受当前社会文化状况、高中语文教学现状等因素的影响。
我们正面临着一个视觉文化时代，异彩纷呈的图像拥着、环绕着甚至时刻追踪着我们，以致于我们在图像的包围甚至重压之中难以摆脱。从电影、电视、广告、动画到形态各异的印刷品，从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家庭装修，到服装、美容或时尚，文化符号趋于图像化已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已逐渐步入到后影像阅读的“读图时代”——从时间转向空间，从深度转向平面，从整体转向碎片。
当代文化已经进入“读图时代”，这意味着电脑网络、影视卡通、一般图像传播超过了文字传播的分量。读图成为时尚对现代中学生冲击很大，看电视的多了，读名著的少了；看漫画的多了，赏诗词的少了。虽然图像的信息容量大于文字，但并不是精于文字、高于文字、深于文字，而是使人们的阅读趋向平面化。笔者对所任教的两个班122名学生进行调查，课外时间能阅读古典名著的27人，喜爱古典诗词的12人，而经常上网的54人，课余时间大都看电视、电影的95人。在信息传媒时代里，传媒的高速发展带来了图像的泛滥，人们渐渐与文字相隔离，对把文字的惊叹变成对图像的玩味，这一现实导致现代中学生思想不深，学养不丰，尤其是古典诗词的鉴赏水平不断下降，令人担忧。
与读图时代中的文化产品直观相反，“含蓄”被视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审美特征。斯屈来欠（LyttonStrachey）、麦卡锡（DesmondMacCarthy）、屈力韦林（R.C. Tvevelyan）、钱钟书、朱光潜等中外批评家先后指出中国诗歌在表达上富于暗示性、空灵轻淡、意在言外的特征。刘勰《文心雕龙·隐秀》在“义生文外”和“余味曲包”的意义上使用“隐”的概念，从效果的角度触及到文学表达之暗示性的要求。这种意不浅露，语不穷尽，避免直接称说对象，最简单的方法是用代语置换本名，或以典故，或以歇后语，或以借代。但古典诗词中把古人的言论或生动的事迹浓缩成极精练的语言，常用几个字就把故事中的人物、事件、背景蕴含其中，使学生觉得晦涩难懂，更难得去品味其朦胧深邃的意境了。
阅读是一种从书面言语中获得意义的心理过程。阅读也是一种基本的智力技能，这种技能是取得学业成功的先决条件。它是由一系列的过程和行为构成的总和。古诗词的阅读需要大量的诵读积累，而我国的独生子女新生代面临着电视、电脑的冲击，比上一代更少接触阅读书本的活动了，所以出现了古典诗歌这一中华民族的文学精萃愈来愈不为中学生接受的尴尬局面，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用典问题构成诗词阅读的鉴赏障碍，值得语文教师高度重视。
1.数量繁多
“诗写性情，原不专恃数典；然古事已成典故，则一典已自有一意，作诗者借彼之意，写我之情，自然倍觉深厚，此后代诗人不得不用书卷也。”所以用典现象在古典诗词中随处可见。有人说无典不成诗。宋人黄庭坚指出了杜诗“无一字无来处”。相传李商隐作诗文，“多简阅书册，左右鳞次，号獭祭鱼”。有时他在一首诗里用故事达五六处之多。“周美成以旁搜远绍之才，寄情长短句，缜密典丽，流风可仰，其徵辞引类，推古夸今，或借字用意，言言皆有来历。”稼轩用经用史“横竖烂漫，乃如禅宗棒喝，头头皆是”，无论在用典数量，还是用典范围上，都远远超过前代名家。明人胡震亨《唐音癸签》中曾言，诵太白诗，“不读尽古人书，精熟《离骚》《选》《赋》及历代诸家诗集，无由得其所伐之材与巧铸灵运之作略”（卷九《汇评五》）。由此看来，最让学生难于理解的用典现象倒极为普遍。
2.不着痕迹
用典的最高境界如同水中着盐，饮水乃知盐味，不着痕迹地将典故完全溶解在题事中。胡应麟在《诗薮》内编卷四中说：“用事患不得肯綮。得肯綮，则一篇之中八句皆用，一句之中二字串用，亦何不可！婉转清空，了无痕迹，纵横变换，莫测端倪。”也正是由于大量诗人巧妙化用的典故，不着痕迹，更为我们诗词赏读带来了很大的难度。例如《登太白峰》中，很难让人发现用典的蛛丝马迹，而李白正是杳无形迹地溶化了《列子·黄帝》《庄子·逍遥游》中“列子御风而行”的典故，形象地表达了诗人登太白峰时“心凝形释”、物我两忘的轻妙感受，抒发了飘然遗世的理想追求。李商隐在《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中不动声色地把典故“青鸟”、“蓬山”嵌入其中，没有一点斧凿的痕迹，和诗中的情景融合在一起，不仅无碍于诗意的传达，由此更增强了诗的艺术感染力，像这样巧妙、自然运用的典故更需要我们仔细鉴别和体味了。
3.多有创新
有时诗人以旧事表达新意，不强求事辞相称。如苏轼《题柳子厚诗》就说：“诗须要有为而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对此，王安石亦有同感：“诗家病使事太多，盖皆取其与题合者类之，如此乃是编事，虽工何益？若能自出己意，借事以相发明，情态毕出，则用事虽多，亦何所妨？”（北宋蔡居厚《蔡宽夫诗话》引）这就使得诗词学习者光了解典故还远远不够，还需结合语言环境认真咀嚼，力求察出诗人的新意来，否则浅尝辄止，只会云里雾里，或是错解诗人本意。如辛弃疾利用历史典故的多义性，往往匠心独运地在不同的词作中多次使用同一典故，从而收到一典数用，语意翻新、迭出的艺术效果。如同是引用西晋张翰事（据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识鉴篇》载，西晋张翰在洛阳为官，见秋风起，因思家乡吴中菰菜羹、鲈鱼脍，遂弃官南归，并说：“人生贵得适意耳，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辛弃疾在《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中抒发了对异族入侵的仇恨和对不思复国的南宋朝廷的激愤，在《鹧鸪天·送欧阳国瑞入关中》则抒写词人对闲适生活的向往，到公元1181年所赋《沁园春》中却抒写其厌倦官场、归家隐居的高卧山林之志。
诗人们有着广博的学识、丰富的阅历、深厚的艺术功底，对典故的运用往往内容丰富多彩，手法变法奇妙，我们只有认真研究，指导学生不断地积累文史知识，提高用典的鉴别能力，才能逐步克服古诗词鉴赏的重要障碍，渐入佳境，品味到古诗词的奇特与美妙。
运用典故是我国古典诗词的一种常见的文学现象，也是现代写作必不可少的内容。关于它的阅读和写作的研究是一个复杂而现实的课题，值得我们语文教师深入探讨。
费新岸，湖北省语文特级教师，现居湖北黄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