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羚羊木雕”新解

作者：杨守俊

　　前不久，听了几节青年教师的竞赛课，其中有两位教师上的都是初中语文课标版第一册中的《羚羊木雕》。讲课的教师课前作了认真准备，课讲得不错，都有可圈可点之处。台下听课的教师反响也很好。然而，听了这两节课，我始终高兴不起来。原因是对两位教师在解读文本时共同推出的一个观点，让人难以接受。这就是：文中小姑娘的父母，是一对重财轻义之人。课后，我问这两位老师，你们是从哪里看出“我”的父母是一对重财轻义之人？她们答曰，教参中宋子江先生的课文点拨明确写道：“文章回顾‘我’和万芳真挚的友情，含蓄地批评了父母重财轻义的行径，会怎样伤害孩子之间的感情。”这就是她们的依据。我有些愕然。是啊，现在课堂上讲此文的教师，几乎没有人不是这样讲的，因为教参上说得明明白白，她们这样讲何错之有！但在夜静更深之时，喜欢质疑的积习使我又反复读了几遍文章，对那两位可怜的父母被人如此定论，心中很有些不平。我想文章不管是字面的还是隐蔽的，都难以看出这对父母重财轻义。如果仅从两个“贵重”的词，一个逼讨的行为来下结论，似乎太轻率了。这种望文生义地解读文本，不认真思考与研判而乱下结论，正反映了当今教育界不少教师与学者的急功近利与浮躁。
　　对文中父母的行为究竟如何理解？我认为不能简单就课文论人物，而要先考察与故事有关的人物的背景，再要抛开是“物”即为商品的思维，那样对人物的理解必然又是另一番模样，读后又是另一种心情。
　　首先，我的“父亲”就不是一个普通的市民，而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何以见得？因为“名贵的羚羊木雕”是父亲从“非洲带回来的”。有资料介绍，这种羚羊木雕在非洲十分有名，一般是非洲国家领导人用来馈赠贵宾和友人的，普通人很难得到。此物尽管非金非玉，由于意义不同，珍藏价值很高。因而，我们就此可以推断，这位“父亲”，不是使节亦为高官。弄清了这一背景，我们就好理解他们逼“我”要回羚羊木雕的真正原因，以及他们是不是重财轻义了。
　　其次，文中反复写父母逼着“我”去要回羚羊木雕，也没有明确说明他们主要看重的是小小羚羊木雕的商品价值。文中有两次提到它的“贵重”，其义也是十分含糊，并不是只能理解为它的商品价值高，值钱，因为这一词还可以涵概其他方面的内容，同时，也正是这一含糊，形成了文中的矛盾，推动了故事的发展。
　　其三，我们从文中对父亲的描写，也可看出一些问题。“听妈妈讲完事情的经过，他静静地点燃一支烟，慢慢地说：小朋友之间不是不可以送东西，但是，要看什么样的东西。这样贵重的东西，不像一块点心一盒糖，怎么能自作主张呢？爸爸的声音一直很平静，不过带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这段描写，既写出父亲的冷静、沉稳，同时也可以看出他对这件事情的思考是十分慎重的，而不像处理一般财物那样简单。一个有阅历、有经验的人对此事如此慎重的作出决定，我们在解读文章时一定要多问几个为什么，这样才不会作出简单轻率的判断，把文中人物进行可能的曲解。恩格斯曾经说过：“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虽然文面上我们看到了父母逼孩子要回羚羊木雕，但仅就这一行为，我们就将这对父母定性为爱财之人，谁又能说这不是对作者隐于文后观点的曲解？
　　其四，解读文本，为什么我们只喜欢从消极方面去探究，而不注重在不违文本原意的情况下去作一些积极探究？为什么不合情合理地解出一个充满阳光的结果来？其实文章想告诉我们的只是一个如何教育孩子、如何尊重孩子，以及孩子如何理解父母，与父母多沟通的问题。我们没有必要望文生义，把一对父母弄得灰头土脸，让他们站到孩子的对立面。
　　综上所述，我的观点是：文中“我”的父母亲并非一对重财轻义之人，而是一对重情重义的夫妻。他们逼着孩子要回羚羊木雕，这一看来似乎无情无义的做法，恰恰从另一个方面告诉读者，他们完全是为了情为了义，即为了保住非洲朋友和非洲人民的那份深情厚谊。谁都知道，朋友赠予的东西，是不可以随意转赠他人的。如果转赠他人就是对朋友的不尊重，对友情的抛弃，那才是无情无义之举。孩子的父亲在要“我”拿回羚羊木雕之前，曾有一个思考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出，他在为了孩子的信用和为了非洲朋友的友谊的抉择上作过激烈斗争。当时，他看重的决不是羚羊木雕的商品价值，而是朋友间的友情价值。因为羚羊木雕再好也是有价的，而朋友的情谊是无价的，宁可让自己的孩子受点委屈，也不能伤了朋友间的情谊。所以，当时父亲的选择是艰难的，甚至是痛苦的。这种选择是多么难能可贵！这是“我”不知道和不能理解的。
　　细读全文，其实父母和“我”之间的矛盾都是因情义而生，因误会而激化，因委屈而产生隔阂，如果讲明原委，误会消除，一切矛盾就会冰释，一切不快便会烟消云散，作者写作此文的目的也就达到了。我觉得这样解读文本的主题更有积极意义，更有利于对学生的教育，对当今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有着更大的促进作用。
　　杨守俊，语文教研员，现居湖北荆门。本文编校：剑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