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7期
《阿Ｑ正传》中的两个读书人形象
作者：谢祖德
假洋鬼子和赵秀才有相同的特点。
首先，他们的本质相同。假洋鬼子和赵秀才都是未庄的大家少爷，“未庄只有钱赵两姓是大屋。”身为富裕的有产阶级的成员，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和未庄的贫苦人站到相同的战线，事实也是如此，在小说情节中，我们看不到假洋鬼子和赵秀才对小D们的同情。
其次，他们都对阿Q心狠手辣。平常假洋鬼子听到阿Q骂自己，便扬起哭丧棒，敲在阿Q的头上。假洋鬼子正对赵白眼及另几个闲人大侃自己的革命资历时，阿Q迫切要求革命却找不到门路，只得投奔假洋鬼子。假洋鬼子却扬起哭丧棒，呵斥阿Q“出去”！无情地将阿Q赶出去。这和赵秀才来投靠时的亲切、融洽场面形成鲜明对比。阿Q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穷鬼，他绝不会允许阿Q革命的。赵秀才对付向吴妈求欢的阿Q，毫不手软，当头棒喝，不仅夺去了阿Q的破旧的上衣，还通过地保去逼迫阿Q掏钱了事。他甚至到城里去报官，诬陷、捉拿乱嚷嚷“造反”，渴望通过革命改变自己命运的阿Q。
再次，他们都投机革命。当革命风潮到来时，本来关系微妙的假洋鬼子和赵秀才一下子成为情投意合的同志，相约到静修庵去革命。不但师出有名，而且也不会有流血的危险，并且保证终有所获。“静修庵里有一块‘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是应该赶紧革掉的。”他们将龙牌摔碎在地上，顺手拿走观音娘娘座前的一个宣德炉。假洋鬼子和赵秀才用野蛮的抢劫行为，滑稽的革命方式，宣告未庄已经革过命。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在假洋鬼子和赵秀才之流的玩弄下，烟消云散。两个读书人，玩弄权术，变质革命，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当然是见过世面的假洋鬼子。
假洋鬼子和赵秀才又有不同的特点。
第一、他们的经历不同。
在“续优胜记略”里，作者用一段文字介绍假洋鬼子的身世，为后文情节的发展，以及阿Q的命运埋下了伏笔。“这也是阿Q最厌恶的一个人，就是钱太爷的大儿子。他先前跑上城里去进洋学堂，不知怎的又跑到东洋去了，半年之后他回到家里来，腿也直了，辫子也不见了，他的母亲大哭了十几场，他的老婆跳了三回井。后来，他的母亲到处说，这辫子是被坏人灌醉了剪去的，本来可以做大官，现在只好等留长再说了。然而阿Q不肯信，偏称他‘假洋鬼子’，也叫做‘里通外国的人’，一见他，一定在肚子里暗暗的咒骂。”这一形象连阿Q这样无名无姓、无家可归的雇工都忍不住要骂他，必定为当时的人们所不齿。假洋鬼子回国后，手里拿着黄漆文明棍，头上拖着假辫子，样子滑稽，行为霸道，遇到看不顺眼的阿Q就一棍子。他是土地主与洋绅士的混血儿，既有旧的思想，又有新的视野。
在“恋爱的悲剧”里，作家也介绍了赵秀才。当赵大爷还没有进秀才时，能够“点灯读文章”，可见是有些学识的。但本性是恶的，当“细细排起来比自己还长三辈”的阿Q向吴妈求欢，吴妈哭着跑出去阿Q正发愣时，秀才“便拿了一支大竹杠站在他面前”，“蓬的一声，头上着了很粗的一下”，秀才喝道：“你反了，……你这……”嘴里骂着官话，“大竹杠又向他劈下来了”。赵秀才恶狠狠地拿着大竹杠，口里骂骂咧咧，不由分说就劈头打下。这形象不是知书达礼的君子，分明是凶神恶煞的屠夫。他是地道的封建读书人，封建的卫道者。
第二、他们的见识不同。
首先，假洋鬼子能迎合新的形势，假洋鬼子是钱太爷的儿子，大户人家的公子，一个读书人的正途就像他母亲所说：“本来可以做大官。”但在清朝末年，废科举、兴新学已成风气。年轻的钱少爷毅然放弃科举，走进洋学堂，“不知怎地又跑到东洋去了”。这种决定不是轻易能做出的，尽管倍受人们的奚落，但适应了新形势的发展。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里说：“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洋务，社会上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假洋鬼子没有走投无路，却选择了西学，可见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家里的老母亲到处为他开脱，老婆也为他吃了苦头。而他依然我行我素，穿着乌黑的洋衣，拖着虚假的辫子。赵秀才则思想顽固、吝啬、守旧。他固执地信奉封建的道德，却舍不得将阿Q的破上衣扔掉，拿来做孩子的尿片，还有吴妈的鞋底。他的守旧使自己没有能走出未庄，更不可能感受到外边世道的变化。
其次，两人对待辫子的看法不同。假洋鬼子为什么剪掉了辫子，又装条假辫子呢？我们觉得这是他投机的地方。清廷建立之初就要求人们在脑后留一条长长的辫子，否则有杀头之祸。到清朝末年，不留辫子倒不正常了。钱少爷游学东洋，确乎受到新思想的影响，所以没有像《藤野先生》里清国留学生“头上盘着大辫子，高高耸起”，或者“散开辫子，盘得平平的，”他辫子毅然被剪掉了，但国内的环境又迫使他留起头发，装上假辫子。等革命浪潮到来时，他就可以扯下假辫子，并把留到一尺多长的头发散开披在肩上。既可显示他是久已剪过辫子的革命者，又可以根据形势的变化将辫子重又编起。
赵秀才则将辫子视为珍宝，鲁镇的七斤由于进城辫子被剪，“弄得不像人样了”，还引起了一场风波。赵太爷“一知道革命党已在夜间进城，便将辫子盘在顶上”，他不会也不愿将辫子剪掉，当秀才“被不好的革命党剪了辫子”，“全家也号啕了”。辫子是秀才的寄托，也是全家的希望，还是国人的一种标志。则将辫子视为珍宝更是奴性在读书人身上的体现。
再次，革命来临时，假洋鬼子主动去适应，秀才则被动接受。假洋鬼子和赵秀才都是政治投机分子，但前者胸有成竹，随机应变，轻易将革命引向变质，后者则显得短视。秀才平时对阿Q敲诈勒索，恶狠狠吩咐地保，将阿Q赶出未庄。但一听到革命党进城的消息，便坐立不安。可巧阿Q只是在醉酒后一通“造反”的嚷嚷，他便被吓得六神无主了，主动直呼其名为“阿Q”。全然没有高高在上的气势，也没有了官腔。当听说革命党进城了，他盘起辫子，主动去拜访素不相识的钱洋鬼子，并托他为自己奔走，弄到银桃子，千方百计地钻进革命阵营。
他们的结局各异。
假洋鬼子和赵秀才都是未庄上的少爷，都是本阶级利益的维护者，但对于新的社会思潮，新的事物，两人的认识不同，目的不同，结局也各异。
在小说的最后，我们看到举人老爷，却看不到假洋鬼子，他到哪里去了？革命一来，他威风骤起，成了未庄第一号革命者。赵秀才开始投靠他，阿Q也来投奔他，平常围着赵家转的真本家赵白眼和那些闲人们，也肃穆地静听他的高谈阔论。他奔走于城乡，和城里的革命党混得很熟，轻而易举地替赵秀才弄到“银桃子”。假洋鬼子是个不甘寂寞，权力欲极强的读书人。他懂得政治斗争的策略，懂得权力的重要。可是阿Q受审时，县府大堂上的官员中，没有见到假洋鬼子。作家没有交代他的去向，给我们留下悬念。但是这样的人物绝不会在未庄安分地呆下去，他会顺应潮流，因势乘便，打入新的阵营，保全自己的社会地位并捞取更多的利益。
深受封建文化影响的赵秀才，迂腐守旧，很难像假洋鬼子那样顺应潮流，谋求更多的个人利益。他投机革命只是想保全自己的地位。他依然在未庄做着太爷，只是辫子没了，人也变得消沉。“他们便渐渐的都发生了遗老的气味。”
总之，假洋鬼子和赵秀才代表了新的旧的官僚绅士，他们投机革命，从里面蛀空革命，使中国一天天沉入黑暗里。正是这些投机者造成了“阿Q们”悲剧的命运。《阿Q正传》里的假洋鬼子和赵秀才，连同鲁迅先生在《呐喊》里塑造的为数不多的其他读书人形象，如《狂人日记》里反对封建礼教道德的狂人；《故乡》里辛苦辗转生活的“我”；《风波》里充满遗老气息的封建卫道者赵七爷；《孔乙己》里善良、麻木不仁、不思反抗的封建文化殉葬者孔乙己；《一件小事》里对灾难深重的祖国和人民深切关怀的“我”；《伤逝》里具有新思想却无路可走的子君、涓生。这些形象表现了作家对文化转型和社会变动时期“人”的精神困惑和出路的探讨，体现了作家的“立人”思想，给人提供了多样的思考。
谢祖德，教育硕士，现居武汉。本文编校：黄碧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