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7期
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古代小说传统
作者：王 琦
晚清时期的知识分子已经注意到了小说可以用来帮助“改良”，甚至“启蒙”和“革命”了。梁启超于1902年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小说杂志《新小说》，接着其他的杂志相继出现，有《绣像小说》（1903）、《月月小说》（1906）、《小说林》（1907）等。清末这些开明的学者和新闻家对于通俗文学、特别是小说对社会所能够产生的影响，投注了很大的关注。他们认为当时的中国人在面临着现代世界的挑战时所表现出来的手足无措的现象，有很大一部分原因要归咎于传统小说；因此，这样的小说应该被那些能够激发爱国热情、传播新观念的具有教育意义的文学作品来替代。梁启超不仅大力倡导新小说（相对于传统小说而言——在当时，尤其是“五四”时期，人们更喜欢使用的是“旧小说”一词。本文采用“传统小说”这样一个相对温文的用法），给《新小说》杂志写了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共四章，还写了西方很多爱国志士的传记，其中写马佐尼等人的《意大利建国三杰》影响很大。与此同时，其他忧国忧民的作家也日益以小说作为批评社会和政府的工具，把小说当作一种活生生的社会力量和强烈的意识，认为从前的小说家没有能够尽到对普通民众进行教育的责任。
到了“五四”时期，这种对“旧小说”的不满，最重要的是对“旧文化”的不满，终于出现了大爆发。鲁迅在《狂人日记》里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在这里，他一下子就把“旧小说”里最为重要的“仁义道德”都给翻盘了。这样一句话，定下了“五四”文学的基本调子。
以鲁迅、周作人、陈独秀这样一批留洋的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新学人，用西方的文化和文学作为参照，把整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一股脑地都给否定了。周作人说：“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9]周作人特别强调在文学中进行“人道主义”的实践，这些都是欧洲文学的重要特质；而中国传统小说则恰恰相反，太背离对人和人性的关心了。周作人像鲁迅一样，几乎把传统小说一棒子打死了，他说：“中国文学中，人的文学本地极少。从儒教道教出来的文章，几乎都不合格。现在我们单从纯文学上举例如：（一）色情狂的淫书类（二）迷信的鬼神书类（《封神榜》《西游记》等）（三）神仙书类（《绿野仙踪》等）（四）妖怪书类（《聊斋志异》《子不语》等）（五）奴隶书类（甲种主题是皇帝状元宰相，乙种主题是神圣的父与夫）（六）强盗书类（《水浒》《七侠五义》《施公案》等）（七）才子佳人书类（《三笑姻缘》等）（八）下等谐谑书类（《笑林广记》等）（九）黑幕类（十）以上各种思想和合结晶的旧戏”[10]
“五四”领袖中，胡适比较温和，是一个相当特别的例子。胡适在干实事——整理国故——上有着相当巨大的贡献，他亲自整理标点和评价了很多传统小说，对《水浒传》和《红楼梦》这样长篇小说加以崇高的评价，认为应该把他们置于但丁、乔叟和马丁·路德这些伟人之列[11]（有意思的是，这里，新派学者不再用《史记》来作对比了，而是把西方的文学大师作为参照物），但是总体来说，他对传统小说的评价却不高，对传统小说里弥漫的儒家思想、单调的叙述文体以及技巧的拙劣都不太满意。
著名的学者郑振铎对传统小说有着深湛的研究。他说：“在离今六七年的时候，我也曾发愿要写作一部中国小说提要……但连写了五六个星期之后，便觉得有些头痛，写不下去。那些无穷无尽的浅薄无聊的小说，实在使我不能感到兴趣。”[12]
“五四”运动在一开始，精神的内核其实就是“全盘西化”，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旧伦理道德体系，并且坚决扬弃“旧小说”。通过对西方小说的译介和鼓吹，来灌输一种新的思想。对于这一代学者来说，“旧小说”虽然也有像《红楼梦》这样的杰作，但总体而言是糟糕的。通过引进西方现代小说来加以置换，他们希望让中国小说达到脱胎换骨的功效。
在创作实践上，大胆地采用白话文是其一，认真地赞颂人性美是其二。通过行之有效的创作实践，文学摆脱了“小道”的形象，步入了文学殿堂。但是这样一个变化，以全盘否定传统小说为沉重代价，其中的利弊，有待后来的学者加以认真的研究。
无论是西方还是在中国，文学都有自己延续性很强的传统。在西方，文学传统的脉络非常明晰，可以从希腊荷马的《伊利亚特》《奥德赛》到古罗马奥维德的《变形记》、阿普列乌斯的《金驴记》到文艺复兴时期但丁的《神曲》、薄伽丘的《十日谈》、莎士比亚的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到古典主义时代的高乃依、拉辛、莫里哀、拉封丹的作品到浪漫主义雨果、乔治·桑、歌德到批判现实主义的巴尔扎克、福楼拜、狄更斯、托尔斯泰、陀思妥也夫斯基等，一直延伸到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小说。在这个系列中，后来的每一位作家，都能够从他们的前辈那里得到足够多的文学资源和精神养料，其中的继承性毋庸置疑。
“五四”以后的中国新文学，以西方文学为自己的楷模，以西方的精神为表达中心尺度，无论从文学的思想模式还是表达技巧上，“新文学”都跟“旧文学”产生了巨大的鸿沟——新旧这两个词，也产生着一种微妙的暗示，因为我们都曾被强烈地暗示过，旧的东西都是不好的，都应该被抛弃，尤其是旧的文化。丰富浩渺的中国古代文学，本来应该可以作为后来作家无穷的创作资源，这么一割裂，新的文学家却无从吸取和继承，只能硬生生地转向西方，又发现那其实不是自己的真正父亲。这里面的尴尬和痛楚，导致了文化上的精神分裂，也许只有置身其中才能够深切地感受到。
以继承“五四”文学精神为出发点的新时期文学，遇到的同样是这样的问题。作家们的灵感不是来自本民族文化的前辈，而是西方译介的文学、思想著作。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作家学者如饥似渴地阅读西方作家的作品，那种欣喜和心领神会的快感，大概比“五四”的前辈还要强烈。但是这种形式上的模仿达到一定阶段之后，文学表达的最终资源出现了匮乏，作家发现自己的灵感一下子被抽空了。那些已经被鄙视和被否定的传统小说作为一种庞大的资源，在当代作家的心目中，好像一堆如山的垃圾。现代白话文小说一直遇到的就是这样一个尴尬的问题：文学资源和精神资源是不是都能够全盘引进，从而构成我们自身文化的核心，并推动整体文化的发展？就像哲学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一度深深地植入了我们的生活深处，以至于我们误以为这本来就是民族文化中固有的一部分一样，这些来自西方的文学观念和表现技巧，在多大程度上超过了中国传统小说？那些好像垃圾一样的传统小说，是否能够得到新的审视？这里面蕴含的问题非常多，不经过仔细认真的思考，不经过艰苦的发掘和整理，就无法对这个宝库进行激活，那么，这些珍宝就如同没有掌握“芝麻开门”密码前的阿里巴巴，看着一块巨大的石头，瞠目结舌。
同样，传统文学的研究，“五四”之后带来的问题也相当大。对于这些学者来说，资料的搜集似乎已经不成问题了，问题在于，这些资料搜集好了之后到底怎么办？用什么思想和方法加以整理？从中我们能够得到什么有益的启发？
新时期以来，跟文学创作一样，传统文学的研究，不断地采用了西方的各种方法：原型批评、新历史主义、精神分析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学甚至还有来自自然科学界的系统论、控制论。方法论越多越迷茫，因为我们的思考模式，已经在这一百多年的西方东进的文化渗透中潜移默化了，我们已经潜意识地被修改了。
在各式招数都操练过一番之后，古代文学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存在着为搜集而搜集的倾向，很多人沉迷在这种炫技式的资料排比罗列当中，牛角尖越钻越深，专门找偏门、绝门的资料，为研究而研究，为找资料而找资料。有时候，资料搜集和考证的功夫越深，研究者可能就越迷惘。这就好像一个厨师在面对一大堆山珍海味的原料，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把它们烩成一盘珍馐一样痛苦。
不管怎么说，面对着一大堆的遗产而无法有效地继承，总是痛苦的。现代文学到当代的创作，我们对传统文学否定太多，太彻底。研究传统文学的学者和研究现代当文学的学者之间，几乎毫无共同语言。这里面让人觉得非常怪异，在一个非常讲究继承的艺术门类里，双方竟然会存在这么大的隔阂。
其实，这就意味着其中肯定出现了大问题。
我们走的也许不是一条光明大道，但是就这么埋头走着，谁也不抬头看看前面。
注释
[1]《中国小说史略》。
[2]《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夏志清著，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
[3]同上。
[4]《艺文类聚》引徐整《三五历记》。
[5]《列子·汤问》。
[6]《淮南子·览冥训》。
[7]郑振铎把小说分为“笔记、传奇、评话、中篇和长篇”五类。这是体例法，我的方法是以内容为分类，这样更加方便了解。
[8]《郑振铎说俗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
[9]《人的文学》。
[10]同上。
[11]《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12]《中国文学研究》。
王琦，女，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学博士。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副教授。本文编校：晓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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