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8期
笑面人生的剧作家：沙叶新
作者：闫四稳
【作品选读一】
我曾是个结巴
我很小就患口吃。我的口吃是吓出来的。我小时调皮，父亲就叫一个像门神一样的山东汉子手执板斧吓我，我一见到他便惊恐万状，口不能言，久而久之，说话就结巴了。口吃最怕人耻笑，越怕，口吃越厉害。记得上初中时，寒假去南京成贤街的市图书馆借书，面对图书管理员我就是开不了口，因为“同志”的“同”字怎么也说不出来。憋了老半天，非要重重地一跺脚，才能说出。每次跺脚时，“砰”的一声巨响，声震四座，总是把管理员吓一跳。管理员对我说：“你要是对我们工作有意见，请好好提，不必要采取这种惊人的方式。”上高中之后，因为发表了诗歌和小说，很受同学的尊重，自信心也随之增强，口吃居然也逐渐地不治而愈。到了大学，更是踌躇满志，不但自信甚至自负，口吃更是消逝得无影无踪。
可到了“文化大革命”，不行了，今日挨批，明日挨斗，魂飞魄散，一日数惊，不但不再有自信，连起码的自尊也没有了。精神的紧张，内心的惊恐，使得我又再次口吃。当时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有三个著名的结巴，一是剧作家王炼，二是化妆师朱士场，三是我。三人的结巴似有分工。朱士场是一句话的开头结巴；我是中间结巴；王炼最妙，是结尾结巴，话都快说完了，他还结巴！比如骂人，他骂起来是这样的：“滚你的蛋……蛋……蛋……噢！”其实后边三个“蛋”完全可以省略不说，说到前边第一个“蛋”字便可戛然而止，可他老人家为了语气的完整，为了那最后一个“噢”字，非要结巴三次不可。
“文化大革命”期间，虽日坐愁城，但大伙碰在一起，也会苦中作乐，偷偷说笑，其中也会说到我们三人和别人口吃的笑话。最精彩的有如下两则。一则是说有一青年沪剧演员，说话结巴，唱戏倒一点也不结巴。某日，家中失火，他急忙奔至父亲的单位处，大叫：“爸……爸……爸……爸……爸爸爸爸……”他越急越结，怎么也说不下去。父亲见他急得满头大汗，便举起手做了个音乐指挥的姿势，说：“预备——唱！”于是这青年沪剧演员立即唱道：“哎格隆咚哟，阿拉屋里大火烧！”终于向父亲报了火警。还有一则说的是我们剧院一个同事的弟弟，也是口吃，他到王炼家去还照相机。别人敲门“笃、笃、笃”，每一记都应是同样的节拍，可这位同事的弟弟敲起门来却是“笃……笃笃……笃笃笃……笃笃……”连敲门也结巴。王炼开门，问：“你找谁……谁……谁呀？”同事的弟弟说：“王……王……”王炼一听，明白了，连忙替他说下句：“……炼。”同事的弟弟点点头。王炼说：“请……请……”同事的弟弟也连忙帮王炼说下句：“……进！”这下该王炼点头了。于是两个口吃的人一同进屋。同事的弟弟说：“我……我……我哥哥叫我……叫我……来还……还……还……还照相……照相……照相……”王炼不失时机地接道：“……机。”王炼又说：“请……”同事的弟弟说：“……坐。”最后告别时，同事的弟弟说：“再……再……再……”王炼仍然及时地补上：“……见！”这两个结巴子可算是“结”拜兄弟，能“结”二连三，“结”得天衣无缝。此事也不知是真是假。王炼是个极忠厚的人，听了也只是笑笑，最多再骂上一句：“滚你的蛋……蛋……蛋……蛋噢！”此时王炼显得越发的可爱。
但最好不要拿口吃患者开玩笑，这是把自己的欢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不过口吃患者也无需自卑。口吃只是习惯性的语言障碍，并非心智或品格上的缺陷，况且如今已有不少医院可以矫正这种语言障碍。还有一点可以使口吃患者引以为荣的是一些伟人也口吃，如战国的大哲学家韩非、汉代的御史大夫周昌、三国的镇西将军邓艾等，他们或有文名，或有武功，都是了不得的人才，口吃并未妨碍他们建功立业，发挥才干。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前总书记胡耀邦也有些口吃。20世纪70年代末我在北京西山脚下采访女将军李贞时，她就曾对我说过：“胡耀邦善于鼓动，很会演讲，就是手势多，动作大，为什么？他有点结巴，手不挥动就说不出话。”这和我跺脚是一样的道理，情同手足。后来我随《陈毅市长》剧组到中南海演出，胡耀邦上台接见全体演职人员，见他说话时果然有些期期艾艾。像胡耀邦这么伟大的人物，有那么一点口吃，反而觉得伟大得真实，伟大得平易，丝毫无损他的形象。一个领导人，如果硬要掩饰自己的缺陷，竭力要把自己装扮成个完人、圣人，在镜头前始终像演戏似的，那反而显得生硬、造作，不及胡耀邦的口吃来得那么亲切可爱了。
“四人帮”倒台之后，我又逐渐恢复了自信，我的口吃也拨乱反正，彻底根治了。所以就我而言，口吃是种社会病。假如政治环境宽松，社会气氛祥和，人民享有民主和自由，领导者能广开言路并尊重异见，那么像我这类社会性的口吃患者就会越来越少，说起来和表达思想时就能畅所欲言，再也不会结结巴巴了。
【作品选读二】
从两则笑话看德国
虽然我去德国之前对德国知之甚少，可有两则关于德国人的笑话我却记忆甚深。
一则是说，若是在大街上遗失一元钱，英国人决不惊慌，至多耸耸肩就依然很绅士地往前走去，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美国人则很可能唤来警察，报案之后留下电话，然后嚼口香糖扬长而去；日本人一定很痛恨自己的粗心大意，回到家中反复检讨，决不让自己遗失第二次。唯独德国人与众不同，会立即在遗失地点的１００平方米之内，画上坐标和方格，一格一格地用放大镜去寻找。
还有一则笑话是说，如果啤酒里有一个苍蝇，美国人会马上找律师，法国人会拒不付钱，英国人会幽默几句，而德国人则会用镊子夹出苍蝇，并郑重其事地化验啤酒里是否已经有了细菌。
我本以为在这两则笑话中德国人的严谨认真态度和科学求实精神被大大地漫画化了，可我到了德国以后，以我的所见所闻相印证，才觉得这两则笑话对德国人的性格刻画虽然有所夸张，但也并不太失真，而且还很传神。
我这次是作为剧作者随《东京的月亮》剧组到德国去参加演出的。演出的地点是汉堡的塔丽剧院，这是汉堡的大剧院之一。装台期间，我们的灯光设计和德国技师发生过一次小小的“国际冲突”。我们的灯光设计在爬吊杆装吊灯时，用的是从国内带去的人字梯，可德国技师认为不安全，坚持要用德国的有调节平衡装置的人字梯。他们架好了“德国制造”的人字梯后，精细地调节四只脚，使之不差分毫地保持在一水平面上，以保证梯子的绝对垂直和平稳。调试过后，德国技师还不放心，又用手反复摇试，使之无一点晃动。经过这样严格的检验，确信百分之百的平稳后，才允许我们的灯光设计爬上去。其实我们带去的梯子，也十分坚固，使用10多年，爬上爬下数千次，也从未出过问题，而且人字梯并不高，即使有些晃动也不会有危险。可德国技师硬是要用他们的梯子，似乎过于顶真，过于刻板；其实细思之，这其中体现出日尔曼民族的一种极为可贵的精神。
首先是对劳动者极大的尊重保护。德国不但有条目繁多、内容广泛的《劳动安全法》，而且还有非常细致独特的《工作场所法》。比如该法规定工作场所的室内高度不得低于２．７５米，室内必须有窗可以看见室外（严禁在封闭的工作场所劳作），必须提供每个工作岗位的足够空间（不得在拥挤的环境中工作）等，最令人感动的是它甚至还规定工作场所必须有新鲜清洁的空气，必须有与工作人员的健康相适应的正常温度，否则便是违法，工作人员可以控告业主。连对工作场所中的空气和湿度都有严格规定，更何况是梯子呢？
有法就必须严格遵守，这又体现了德国民族的认认真真，一丝不苛的优良作风。中国驻汉堡的副总领事曾对我讲过他刚来汉堡时的一个故事：有一次，他在限速的公路上超速了几秒钟，为的是越过前面德国人开的一辆车去转弯。转弯后，他发现被越过的这辆德国人开的车在他后面紧追不舍，一直追了一个半小时。到了总领事馆下车后，他问这个德国人为何一直跟着他。这个德国人说，我追了你一个半小时就是想问你一句话：你为什么要超车？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德国人就是如此认真。一个认真的民族是最有希望的民族。今年是东西德统一５周年，在这短短的５年里，这两个政治实体并没有因为原有的血型不同而产生“异体排斥”，发生社会动乱。相反原东西德地区的经济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而且原东德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今年已达到９％，居整个欧洲之冠，这不能不说是奇迹。
这次我去柏林旅游时，花了７马克买了一块巴掌大的柏林墙作为纪念。带回上海后，我拿给朋友们观看。可几乎所有的朋友都问过一个问题：这花了近４０块人民币从德国买来的水泥块，真的是柏林墙上的一块吗？会不会是假的？我感到悲哀。悲哀的是只有我的同胞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被自己席卷全国，无孔不入的造假吓坏了。在德国什么东西都可能买到，可要想买假的东西却很难，很难！
（原载于《新语丝》）
【超级链接】
沙叶新的诙谐幽默
不出次品
沙叶新有一千金，名叫沙智红，出生于“文革”时期。谈及女儿名字的由来，沙叶新曾作文说道，“当时全国风行京剧样板戏，我便将三出样板戏《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红灯记》剧名的第一个字拿过来，合成了女儿的芳名。八出样板戏，我女儿独占三出；够‘威’的了！” 沙智红长得十分漂亮。有一次，女作家陆星儿和王小鹰到沙叶新家作客，见到沙智红时，不由得惊呼：“哇，沙叶新，你怎么还有这么个漂亮女儿，真是个小美人啊！”听到这由衷的赞扬，沙叶新毫不谦虚地说：“我沙叶新从不出次品！”
“美中”不足
一次，沙叶新先生应美国政府之邀出访美国。在美国参观考察期间，沙叶新有机会与美国社会各界人士接触，同他们进行了广泛的沟通与了解。其间，有人曾问沙叶新：“是美国好还是中国好？”在这种充满友好气氛的场合，无论是说美国好还是说中国好都非权宜之计。沙叶新不愧是“腹有诗书口自畅”，他机智而幽默地回答说：“美国有美国的弊端，中国有中国的好处，美国、中国均有不足之处，这就叫‘美中’不足……”沙叶新在关键时刻能舌底生风，口吐莲花，顿时使局促、尴尬的气氛变得轻松、和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