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8期
我在美国高中的语文老师
作者：高 歌
高中第一位英语老师是弗莱德里克·希欧拉先生，一个至少有三百多磅的彪形大汉，看上去简直像一座城堡。不过，用我朋友西莉娅的话说，他“胖是胖，但胖得有味道”。由于课教得好，思想有深度，深受同学们的喜爱。
我第一次见到他时，还没来得及觉得他可亲，先觉得他可畏：一头黑发从中间分开，梳得一丝不乱，嘴上的黑胡须也一样，梳理得油光滑亮，一看就知道是那种有条有理、见不得一点混乱的人。他表情严肃，毫无笑容，声音低沉有力。
希欧拉先生教的是九年级的四个英语荣誉班中的两个。我去的那阵子，正赶上学完希腊神话后，全班分组作项目。而我这个新来者没有接触这些内容，完全茫然，插不上手，只能一边拿本希腊神话囫囵吞枣地恶补，一边坐在墙边旁观各个组“百花齐放”，偶尔到其中一组去帮帮忙。有的小组组成“法庭”，审判帕里斯从希腊人那里夺走美女海伦以导致特洛伊战争的罪行，还拉了我去客串一个小角色；有的小组拍了部表演录像放给大家看，讲宇宙的起源和宙斯、希拉的故事；有的小组则根据希腊神话编写了小故事、小谜语……有声有色，让我看了十分佩服──也佩服希欧拉先生引导有方。
希腊神话这个单元讲完了以后，我们又在班上接连读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s)写的《蝇王》、莎士比亚的剧本《凯撒王》等等作品，这时，我已经能跟得上进度了，对希欧拉先生就更加佩服，有时简直可以说迷信──每次上他的课，必有收获！
上英语课，他喜欢指挥同学们把桌椅围成一个圆圈，但他仍坐在讲台上──我怀疑是因为他身体过于庞大，塞不进任何一张普通的椅子──然后对读过的书中的某一段，开始讲课或者组织讨论。大部份时间是他在滔滔不绝地说，而我们则屏神敛息地听着、作记录。他讲得句句在理，丝丝入扣，一一指点出我们在自己阅读中忽略了的妙处。有些课他讲得如此精彩，我手不停挥，写笔记写得手指都麻了，恨不能把他说过的每句话都记录下来。有好几次下课铃都响了，但同学们正听得起劲，赖在教室里不肯走，直到他把我们都轰出去为止。有一次，我读完《凯撒王》之后，初生牛犊不畏虎，斗胆举起手，在班上批评莎士比亚这部剧本结尾写得不好，“怎么能这么迅速地结果这么多的主要人物，让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在同一幕中死去呢？”太不真实了，太草率了，也太生硬了！希欧拉先生听了，笑笑，表示部份同意我的看法。而我可着实为自己能提出这么个“新颖的观点”而兴奋了好几天。
下半学年，我们连着读了好几个现代剧本，除了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的《我的儿子们》之外，还有《安德森审判》(The Anderson Trial)和《继承了风》（Inherit the Wind）。这两部作品都算不上是传世之作，在文学成就上绝对比不上莎士比亚，但是它们所表现的哲学问题和人所遇到的痛苦抉择，还是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对我而言艺术震撼力一点不亚于《凯撒王》。希欧拉先生的讲解更是高潮迭起，尤其是在解读《安德森审判》的时候。
这个剧本是写上个世纪美国内战期间的一个真实故事。南北战争之后，林肯总统赦免了所有在南军中打仗的官兵，唯一被送上法庭的人是一个名叫安德森的北军下级军官，原因是他在战争快结束时杀害了一批俘虏。这个剧本写对这个军官杀人罪的审判，以及其中涉及的道德问题。
安德森军官并不否认杀人，但他辩解说，他这样做只是“执行命令”，在尽他作为一个军人“应尽的职责”；而检方则说，他这样滥杀对他不构成任何威胁的俘虏，根本就是“人性的泯灭”。
在课堂上探索这部作品时，我发现一向很沈静谨慎、不苟言笑的希欧拉先生情绪异常激动紧张，这显然是对他来说十分特别的一部作品，讨论的问题也是他认为至关重要的道德问题。后来，与我新认识的朋友们闲聊，才了解到希欧拉先生的经历背景。原来他是一个参加过越战的复员军人，在被征兵前，他曾在神学院读过一段时间的书，本来是要作个神父的。从越南战争回来，他大概心灰意冷，放弃对神职的追求，结婚生子，才成了一名英语教师。原来如此！怪不得我们这年读的小说、剧本大部份都和战争有关。我又不由得想到：他在越南一定是见到无法描述的恐怖残忍的景象，才会对宗教心灰意冷吧？
在就《安德森审判》一剧写分析作文时，希欧拉先生所出的选题之一吸引了我：“对国家或上级的忠诚，与对自己的信念的追求，到底哪个更重要呢？请著文说明。”在埋头阅读这个剧本时，我对这个问题已经想了半天，感到心里有很多话要说。回到家里，几个小时推敲琢磨，几个小时奋笔疾书。文中，我语调激动地为一个人按照自己的良心做事而辩护，又拉出洛克、康德等一些我知道一点的哲学家的观点来壮大我的论点的声势，最后再加上一个有力的结尾：“因此，在良心和职责冲突的时候，一个人应该按照自己所相信的去作，因为他首先要对自己负责。”
希欧拉先生非常喜欢这篇文章，他给了我一个“Ａ+”，又在文章后写道，“这是我今年读过的最好的一篇文章。”我真是喜出望外，足足心花怒放了两个星期。两年以后，１１年级末尾，我申请一个机构举办的全国性学术夏令营，申请表上要求交三篇作文，其中一篇要“阐述一个哲学观点”，我用的就是这篇文章。我感觉它是我高中时最辉煌的“成果”。
九年级结束了。我们跨入了十年级“美国文学”课堂。新语文老师维斯基夫人与庞大如山的希欧拉先生正相反，是位文文弱弱的女士，大约四十多岁，棕色的齐耳短发中已带了些银丝，说起话来总是带着一丝笑意和一丝令人捉摸不定的嘲讽。
刚刚上她的课时，我十分不习惯。与希欧拉先生那种威严相反，维斯基夫人在课堂上更多的是轻松、机智和亲切。她十分注重讨论，鼓励大家多提问，多抒发己见。而已经习惯于在课堂上跟随老师思路的我，被她那些连珠炮似的问题弄得应接不暇，喘不过气来──自己的脑筋好像就是比别人慢了半拍。
我对她这种教学方式颇不以为然。我喜欢从老师那里听到对一部作品的权威解释，而不喜欢把课堂上宝贵时间都浪费在同学们一些语无伦次、莫名其妙的发言上。但维斯基太太却似乎一点也不觉得这是浪费时间。
我也不大习惯这种敏捷的答辩方式──我说的话一向是需要经过深思熟虑的呀，怎么能像我的有些同学那样，对一些复杂深奥的问题不假思索地脱口回答呢？所以，在班上不胸有成竹不开口的我，竟没有多少发言的机会，感觉上得不到老师的器重，对英语课不由得也产生了抗拒心理。
事情的转折点是在开学后约一个月。我们在课堂上讨论美国作家J·D·赛林格的长篇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这部作品讲的是一个苦恼的高中生荷顿·考尔菲德在纽约流浪时的经历。我们在课堂讨论荷顿的性格弱点，维斯基夫人让同学们想一想，荷顿的苦恼和孤独，“有多少是他父母的错”。我一听，她的言下之意，似乎是荷顿的种种不快都是因为他父母不关心他？不能苟同！于是我举手与她争辩。
维斯基夫人说：“荷顿的父母为什么要把荷顿送到离家很远的寄宿学校去，为什么半夜才回家？为什么草草问候一下他们的女儿、荷顿的妹妹费比就了事，明明闻到她屋里有烟味也草草放过？这是一个称职的父母所做的事吗？我也是个母亲，我可以告诉你，这绝不是我做的。”
我争辩道：“但是他们还是关心孩子的，只是……只是不了解他们，做事做不到点上而已──许多父母都是这样的，以为花钱让孩子上好学校、给他们足够的钱就可以了。如果他们不关心费比的话，又何必深更半夜疲惫不堪地回家时，先进她的屋来看她呢？又何必对着荷顿大发雷霆呢？这说明他们还是担心他们的孩子的。而且──而且我最反对这种孩子一作错事就怪父母的作法。荷顿也够大的了，他也可以自己作选择了嘛。他对人的不信任是他自己性格中的弱点造成的。”
我愤愤不平地说着，没有注意到别的同学都安静了下来。我和维斯基夫人两个人争论了大约十分钟，当然没有争论出什么结果来──不过我暗暗觉得她也许有理一点──让我自己惊讶的是我突然对书中的人物产生的那种热情。在为荷顿的父母辩护时，我就好像是在辩护自己认识的人一样，甚至是好像在为自己的父母辩护。这是和我上希欧拉先生的英语课是完全不同的。去年一年中，我阅读的乐趣是从思考书中的哲学问题，试图理解作者所要表达的深刻含意而来的，就好像在拼出一块一块艰深但精美的拼图一样，但跟作品所描绘的现实始终隔着距离。就算受到了感动，也是一种对抽象的“人类”所遇到的难题和悲剧的感动。但今天，我却突然感到了这些人物作为真正有血有肉，有悲欢离合的“人”，他们作为个体的魅力。我在维斯基太太的引导下分析他们的处境，理解他们的行为，对他们的感受有了切身的体会。我进入了书中的现实。
事隔这么久，我也明白了维斯基夫人为什么提倡课堂讨论。她想让我们每一个学生，与这些文学作品有属于自己的思考和交流。她想告诉我们，那些作品不是死的，一动不动躺在那里由专家剖析，写出权威性的诠释；他们是活生生的，你从自己的生活出发，用自己的心灵与之交流之后才会爱它与理解它。对同一段话、同一段情节的解释可以有多种，这正是伟大的文学作品的精妙之处──它们适用于不同的心灵。
这些道理是我现在才总结出来的，那时，我只是朦朦胧胧地领悟到了维斯基夫人的智慧，不再那样反感她的教学方式了。相反，我开始感激她在课堂上鼓励独立思考的风气。我感觉出来，同学们发言的水平在慢慢提高，课堂的讨论也一天比一天有意思。最感动我的，是维斯基夫人对待书本中人物的爱护和温柔，让我觉出她不仅是个好老师，也是个好人。我们读的好几部作品都跟青少年的成长有关，而书中的主人公大都在痛苦、烦恼、自卑、罪恶感，以及理想的破灭中挣扎，而维斯基夫人对书中的人物分析，固然非常准确，但一定充满了同情和怜悯。就是我写这些文字的此刻，一闭眼睛，就回到了当时的课堂上：在下午斜照的阳光里，维斯基夫人站在教室最后面，用轻轻的、近乎魔术般的声音，对全班诉说着书中某个主人公的心理和处境，而我们一动不动地坐着，听着那个好像是从自己头脑里发出的声音──我们好像真的进入了书的世界，成为了书中的人物。
（选摘自搜狐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