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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五诀（续）
作者：梁 衡
笔下无典，其文必浅。
“典”是“事”的延伸，是事的典型的个例。“典”字诀也可以包容在“事”字诀中。文章中用典，是援引一个过去的故事，但这个故事很典型，至今仍有现实意义。自从这个故事发生后就不断有新的事理在重复它的含义，它就成了这一类事理的代表，就被尊为老祖宗。所以，当我们要叙述什么，说明什么时就没有必要再将同类事的过程、含义再细讲述一遍，只须将某个旧典拿出来一举，读者便心领神会。就像盖楼房使用预制件，我们只须将一面整墙吊装上去就行，再没有必要一块砖一把泥地去砌那一堵墙，这无疑是文章写作中一个省工省料的好方法。典在文章中的运用有这样三种效果：
1.援用旧典，增加文章的哲理性和厚重感
梁实秋谈到当年北平的暴发户时说其标志是“树小墙新画不古”。一座新宅，无论怎样富丽堂皇，因为没有几株古树总是威重不起来。一篇文章，特别是议论文，全篇无一典总觉似无所本，全靠自己硬撑的味道，难免强装“暴发”，色厉内荏。典者，经典也。大部分典故经过长期浓缩提炼后已超出信息知识层，而到达思想层，已不是形、事而具有理。所以它能被保存、流传，反复使用。可以说它是无数次实践检验过的哲理。当作者在文章中用旧典时，等于告诉读者事情从来就是如此，叫你不能不信，不能不服。我们凡遇经典不由总有一种崇拜、信服之感，这就是经典的魅力。不信你站在经典的建筑前，在欣赏经典的美术作品时，在倾听经典的音乐时，你都会奇怪地自问，这些精灵是怎样产生的，怎么会这样不分古今中外，穿越时空作用于我们的心灵。其实这是岁月的筛选与打造。经典如一棵老树，经雨水的洗涤，日月的蒸腾，霜雪的浸润，风沙的打磨，便有了灵性、有了哲理。我们在任何经典面前所感受到的已不是其形、其貌、其声、其事，而是理，是一种哲理、哲思。经典是超乎于某个具体事物之上的灵魂。当你看到一幅画，听到一首歌时，如果这画和歌仍然是画、是歌，那么它决不是经典之作。不信你找一座老城，或一段古墙，你会驻足良久，留连忘返，这时翻腾于你心的必是一种哲理、思考，至于它的形你已无法准确地描绘。有灵有魂的经典就这样长生不灭，一代一代地追逐、附着和俘获着它的一个个崇拜者。所以说文章的用典其实是传承灵魂，是借来经典所蕴含的思想、哲理。新文章虽然是一团泥刚刚塑成的新菩萨，但借典成功，它刹那间便有了灵魂。典用多了，慢慢被固定为一个成语，进了辞典，已经成了我们论事行文的依据。一个典就是一个理，不可逾越。其作用犹如“上方宝剑在此”，余不必多言。比如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本是要阐述一种全新的共产党人的人生观，但他还是借司马迁的话，借这旧典来讲新道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这个道理在中国，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已确立千年，不可动摇。这样自然增加了文章的厚重感。
文章是文化的载体。文化积累有两种方式，文物(历史实物)和文字(历史记录)，当然，现在又发明了音像等。当文物和文字中的文化含量很高时，它才有积累传承作用，才值得一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管是在赏读一件重要文物，还是捧读一篇历史名文，同样都有一种厚重感。因为它们能将凝聚于其中的文化如原子放射、气功师发功一样地发送出来。这作用的大小就决定于它的文化含量。为什么有些文章读来总让人觉得轻飘飘的，就是因为缺两样东西，一是没有对以往文化的传承，二是没有作者自己的创造。“典”字诀的运用，就是体现文化的传承作用。历史是文化的叠加，我们写作时，如能将前人的积累以最快的速度和最便捷的方式拿来，再叠加上自己的新思想，这文章就如牛顿所说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新创造，当然就有了足够的高度和厚重感。增加文章厚重感的妙法之一就是用典。毛泽东在1949年9月建国前夕发表《南京政府向何处去?》，论述中国人民必须惩办战犯，将革命进行到底时，脱口而出：“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战犯不除，国无宁日。”战犯就是当年在鲁国制造内乱的庆父，历史教训清清楚楚。文章写到这个分上，真是一个“文”林高手，说话间将笔一甩，就搭在二千年前的历史绝壁上。薄薄的一页纸瞬间变成视接千载，囊括环宇的绝大空间，这文章怎么能不厚不重!
作者的《大无大有周恩来》中有这样一段：
总理的四无是党而不私。
列宁讲：人是分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是由领袖来主持的。大概有人类就有党，除政党外还有朋党、乡党等小党。毛泽东同志就提到过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同好者为党，同利者为党，在私有制的基础上，结党为了营私，党成了求权、求荣、求利的工具。项羽、刘邦为楚汉两党，汉党胜，建刘汉王朝。三国演义就是曹、吴、刘三党演义。朱元璋结党扯旗，他的对立面除元政权这个执政党外，还有张士诚、陈友谅各在野党，结果朱党胜而建朱明王朝。只有共产党成立以后才宣布，它是专门为解放全人类而做牺牲的党，除了人民利益，国家民族利益，党无私利，党员个人无私求。无数如白求恩、张思德、雷锋、焦裕禄这样的基层党员，都做到了入党无私，在党无私。但是当身处要位甚至领袖之位，权握一国之财，而要私无一点，利无一分，却是最难最难的。权用于私，权大一分，就私大一丈，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做无私的战士易，做无私的官难，做无私的大官更难。像总理这样军政大权在握的人，权力的砝码已经可以使他左偏则个人为党所用，右偏则党为个人所私，或可以为党员，或可为党阀了。王明、张国焘不都是这样吗?而总理的可贵正在党而不私。
这一段文字是以理立骨，讲立党为公的道理。文章从列宁、毛泽东的话引起，谈政治之大理，却很快拉回历史楚汉、三国、朱元璋直到白求恩、焦裕禄、王明、张国焘等，又穿插对总理的评述。是较典型的以典证理，典理交织，大大加强了文章的厚重感。
2.借典比兴，增加文章的从容度和幽默感
“典”的运用，有时候是援引古例，但有时候并不分古今，只是从同类相比的角度取典，重在比兴。诗歌有比兴手法。以甲来比乙，谓比；由甲来引出乙，谓兴。比是为了阐明其意，引深意境。兴则是起带出，引导作用，很多情况又是比兴兼用。
这是比：
山丹丹开花红姣姣，
香香人才长得好。
一对大眼水汪汪，
就像露水珠在草上淌。
这是兴：
二道糜子碾三遍，
香香自小就爱庄稼汉。
……
玉米开花半中腰，
王贵早把香香看中了。
这是比兴兼用：
羊肚子手巾包冰糖，
虽然人穷好心肠。
玉米结子颗颗满，
李老汉年老心肠软。
（李季《王贵与李香香》）
在文章写作中也常借典来比兴。一般来说，当典用其哲理、史实的一面阐述、引证作用时，文中就显得庄重、严肃；当其起比兴作用时，文章就显得宽阔、丰富、轻松、幽默。鲁迅先生的这段用典可以看作是“比”式用法：
然而还有一种特别的丸药：败鼓皮丸。这“败鼓皮丸”就是用打破的旧鼓皮做成；水肿一名鼓胀，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就可以克伏他。清朝的刚毅因为憎恨“洋鬼子”，预备打他们，练了些兵称作“虎神营”，取虎能食羊，神能伏鬼的意思，也就是这道理。（鲁迅《父亲的病》）
鲁迅在这里本来是说一种丸药借破鼓来破肚鼓症，又转到清朝官吏借虎吃羊(洋)、神能伏鬼之意来打败洋人，随手拉一典作比，以刺腐朽文化之弊。作者《觅渡，觅渡，渡何处》一文的结尾也是比式用法：
瞿秋白以文人为政，又因政事之败而反观人生。如果他只是慷慨就义再不说什么，也许他早已没入历史的年轮。但是他又说了一些看似多余的话，他觉得探索比到达更可贵。当年项羽兵败，虽前有渡船，却拒不渡河。项羽如果为刘邦所杀，或者他失败后再渡乌江，都不如临江自刎这样留给历史永远的回味。项羽面对生的希望却举起了一把自刎的剑，秋白在将要英名流芳时却举起了一把解剖刀，他们都将行将定格的生命的价值又推上了一层。哲人者，宁肯舍其事而成其心的道理。
这里随手拿来项羽自刎的典与秋白自我解剖作比，以阐述秋白的坦荡及一切哲人都宁肯舍其事而成其心的道理。
张友鸾先生有一篇文章《胡子的灾难历程》，诙谐生动，其中有一段谈怎样养胡子，就是先用一个典起“兴”的作用：
宋人笔记说，蔡襄有一部好胡子。有天，宋仁宗问他：“胡子这么长，晚上怎样睡觉：把胡子放在被外面，还是放在被里面?”蔡襄从来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一时懵住了，回答不出。及至回到家里，晚上就寝，只觉得把胡子放在被外也不是，放在被里也不是，闹得一夜不能成眠。这个有趣的故事，常常被人们作为闲谈资料。我舅舅却认为这是没有养胡子的人瞎诌的，不能有这样的事。他说：“养胡子的总十分爱惜自己的胡子，如果把胡子放在被里，太容易折断了，那是不肯的。古人胡子长的，常用一个纱袋套着睡觉，有个纱袋，放在被里，辗转反侧都不方便，只能放在被外。”他又说自己，每晚总是先把胡子捋捋整齐，安顿在被外，然后才能入梦。
文章中为什么要借典比兴呢?为文如为人。一个人如果除工作必须说的话，便再不多说一句，此人大概精神不正常，绝没人敢与之为友、为亲。一个人除工作话外总还得说点闲话、笑话，甚至废话，这才有血有肉，显其音容，见其个性。一篇文章也是这样，只把观点说完，再无余字，那不叫文章，是告示牌上的布告，是路口的红绿灯信号灯，是药瓶上印的服药说明。文章的情思、机敏、智慧、美感等常要靠闲笔来表现，正如红花下要有绿叶，松竹梅旁总少不了太湖石。只有大手笔，才敢于用闲笔。小学生作文中没有闲笔。借典比兴，要的是一种长袖善舞，货多善贾的味道。
3.妙用暗典，增加文章的含蓄细密感
典的用法有明典和暗典两种。这类似比喻，比喻有明喻暗喻之分，典也就有明暗之别。在文中直引旧典，这是明典。像上面提到的都是明典。有时不直用，或不全用，而是暗袭其意，溶在自己的文字中，这是暗典。这样行文更流畅，天衣无缝而又蕴意深厚。
比如小说《围城》写刘太太将孩子送给方鸿渐抱，方本不愿抱，又不好拒绝的尴尬：
鸿渐无可奈何，苦笑接过来。那小孩正在吃自己的手，换了一个人抱，四肢乱动，手上的腻唾沫，抹了鸿渐一鼻子半脸，鸿渐蒙刘太太托孤，只好心里厌恶。
“蒙刘太太托孤”是暗用了刘备向诸葛亮托孤的旧典。这里当然不是真的“托孤”，只是取其郑重之意，更反衬方的难言之苦。作者在《试着病了一回》一文中有一段对病房内病人形态的描写：
在这个观察室里共躺着十个病人。上帝就这样十个一拨地把我们叫来训话，并给点体罚。希腊神话说，司爱之神到时会派小天使向每人的心里射一支箭，你就逃不脱爱的甜蜜。现在这房里也有几位白衣天使，她们手里没有弓，却直接向我们每人手背上射入一根针，针后系着一根细长的皮管，管尾连着一只沉重的药水瓶子，瓶子挂在一根像拴马桩一样的铁柱上。我们也就成了跑不掉的俘虏，不是被爱所掳，而是为病所掳。“灵台无计逃神矢”，确实，这线连着静脉，静脉通到心脏。我先将这观察室粗略地观察了一下。男女老少，品种齐全。都一律手系绑绳，身萎病榻，神色黯然，如囚在牢。死之可怕人皆有之，辛弃疾警告那些明星美女：“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苏东坡叹那些英雄豪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其实无论英雄美女还是凡夫俗子，那不可抗拒的死先不必说，最可惜的还是当其风华正茂、春风得意之时，突然一场疾病的秋风，“草遇之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杀盛气，夺荣色，叫你停顿停顿，将你折磨折磨。（《人杰鬼雄》）
这里“灵台无计逃神矢”是鲁迅的话，“草遇之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是欧阳修的话，未点明，是暗典；辛弃疾、苏东坡的话是明典。这几个典的原意与文章叙述的内容本没有联系，但作者只取其一点相似，如山挖洞，贯通两边，这样可以借典引深哲理，增加幽默感和文章的容度。
有以上三条，整个文章读来就疏密有序，详略得法；论有所出，理有所据；植根历史，高屋建瓴。让人知道这道理不是你即兴编出来的，而是有本有源，顺理成章，可信可读。因为“典”是“事”的个例，属“实”，无缘杂交，虚实相补，它在说理文章中用时更显其效。所以真正要体味典的魅力，还得到说理文章中去找。历史上的说理名文，几乎无篇不典。而一些善用典的文章，又成了后人之典，永留文坛。可惜现在许多理论、议论文章，又空又浅，很难见到用典之趣了。用典是学者型写手的专利，那些只知照传照转，图解上面的文件讲话，重复自己浅浅感受的作者是扛不动也摆弄不好这个重武器的。敢不敢用典，能不能用好典，是对作者学识修养和文章技艺的一个检验。就像老人讲话，老教授讲课时可随口引经据典，而小孩子、小学生嘴里是很难听到什么典故的。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