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5期

我当过孔乙己

作者:陈子善




  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有一句名言:“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从此“孔乙己”成了“窃书”者的代名词。尽管“窃书”者被称为“雅贼”,毕竟还是属于鸡鸣狗盗辈的不光彩之事,为君子所不屑。然而,我当年也窃过书,而且自以为很勇敢,很光荣,至今不悔。
  那是1967年冬天,“复课闹革命”虽已折腾了一阵,无书可读的可悲状况并无改观。说“无书可读”当然也不确切,“红宝书”、姚文元、戚本禹之流的“大批判”和“文革”社论集之类还是有的,但读来读去,实在乏味之极,无聊之至。作为高一的中学生,我那时求知欲特别强烈,与几位志趣相投的同学聚在一起,大家都深感无书可读的彷徨和苦闷,都亟想找书,尤其是“禁书”来读,哪怕冒一点风险也是值得的。
  一日张君神秘兮兮地相告,学校教师宿舍楼三楼有个鲜为人知的图书馆书库,“文革”风暴骤起时就被封存了,里面应有许多“禁书”,不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听了大为高兴,但又觉得此事非同小可,一旦败露,后果不堪设想,应从长计议,精心策划后方能付之实施。于是我俩又约上马君,他是根正苗红的“红卫兵”,正可为我们的“革命行动”壮胆。
  随后接连半个多月,我们三人频繁出入这座宿舍楼,熟悉地形,设计撬门的种种方案和万一发生意外如何安全撤退,最后商定马君“望风”,张君“开门”,我则担负进库“选书”的重任。
   我们就读的继光中学原名麦伦中学,是所著名的教会中学,1999年度过了它的百年诞辰,马叙伦、魏金枝等现代文化名人都曾在该校留下他们的足迹,该校图书馆的藏书经多年积累而十分丰富也就可想而知了。当我破门而入,站在一排排满架的“封资修大毒草”前,眼睛不禁为之一亮,真的有阿里巴巴入宝山的惊喜之感。怀着紧张不安的心情,凭着有限的中外文学知识,我尽可能地挑选久闻其名的欧美大作家的代表作。记得有《红与黑》《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嘉尔曼》《一生》《约翰·克利斯多夫》《简·爱》《傲慢与偏见》《德伯家的苔丝》《少年维特之烦恼》《欧根·奥涅金》《当代英雄》《前夜》《罗亭》《怎么办》《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复活》《红字》《珍妮姑娘》《嘉莉妹妹》《草叶集选》《牛虻》《贝多芬传》……还有“三言两拍”《孽海花》《子夜》《家》《春》《秋》……大部分书还是崭新的,有的还是民国时期的初版本,好像从未出借过,均一一被我取下书架,分给张、马二君携出。
  由于那时正值隆冬,三人御寒的棉袄或大衣里面正可大量藏书,出入校门竟然堂而皇之,如入无人之境,真是天助我也。起先只敢一天一次,后来胆子越来越大,一天搬运数次,满载而归。其间也曾发生过一次意外,我们三人的“革命行动”无意中被住在二楼的一位物理老师的儿子发觉了,幸好张君临危不慌,软硬兼施稳住了这位初中生,还一度成了我们的“同党”。
  就这样,我们三个“孔乙己”先后从继光中学图书馆“窃”得大批中外文学名著,总共约二百余册,这在当时是一笔多么巨大又多么来之不易的精神食粮啊!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这些书在我们的同学好友中暗暗流传,不胫而走,又伴随着我们“上山下乡”,在不知多少个一灯如豆的夜晚偷偷阅读,成为我在那个精神饥荒的年代最好最可靠的启蒙老师,而且于我后来走上文学研究和教学生涯有着直接的关联。
  我至今还保存着这批文学名著中的好几本,有的已经失去封面封底,破旧不堪了,但我仍舍不得从自己的藏书中剔除。无论如何,它们是我在那个时代被迫当上“孔乙己”的纪念,也是我不自觉的反抗“文化大革命”也即文化专制的见证。今天我们已经有读不完的书,我当然不可能再去当“孔乙己”,但如果时光倒流要我重新选择一次的话,我仍会毫不迟疑地去当“孔乙己”,因为在一个健康正常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有自由读书的“天赋人权”,都有自主的接受人文和科学教育的“天赋人权”,一旦被侵犯了,被剥夺了,就应不惜一切代价,包括采取非常的手段去争取,去维护。选择不受约束和限制的读书,就是选择心灵的自由飞翔,“读书是无禁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