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0期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作者：王 晨
语文世界：汤老师，您既是教师，又是作家，或者说您是从教师走向作家的。对于“教师”和“作家”的关系，您怎样看待？
汤吉夫：不错，我确实是当教师的。大半生都是在学校教书，中学教了17年，大学教了30年，如今垂垂老矣，也还是在教书。简言之，教师是我的职业，是我的饭碗，自然也是我的生命。作家就不然了，硬说我是作家，那也是“业余作家”吧。在创作上我是“玩票”的，有兴趣就玩，没兴趣就不玩，没有人逼着，也不会因为学写作就扣我工资什么的。在我身上，这两者的分量是不一样的。
教师和作家的关系？从来没想过，所以说不清。但有两点似乎还能说得明白。因为教书，就得不断读书，语言也得比较规范，还要具有较好的语言功底，对于创作来说，这也许都是有用的。但长期教书，也限制了我的视野，我只能不断地写学校里的事。这不是有意为之，实在是受到了生活的限制。
语文世界：作家和学者，从工作性质来说，差异很大，您是作家，又是大学教授，不知您是怎样处理这两者关系的？
汤吉夫：一般说，作家属于情感型的人。作家应该有激情、有正义感，或者说，作家的心应当是热火火的。而学者，则要大量地读书，要静下心来研究学问。一个热，一个冷，二者工作性质和工作方式的差异肯定是很大的。
平时，我不怎么考虑二者的差异。轮到创作了，就热一阵儿；轮到做学问了，就冷一阵儿。而且年龄大了，学校也网开一面，并不刻意要求，我也乐得自由就是了。
话说回来，我是个好作家吗？我是个好学者吗？平心而论，都不是。我只是个半吊子作家、半吊子学者，不足为训的呀。
语文世界：上学时，您跟我们谈的最多的话题就是读书，这使我们受益终身。对于现在网络时代的中学师生来说，书该怎么读？您有什么看法和建议？
汤吉夫：读书应该成为一种习惯。不论是网络时代，还是别的什么时代。当教师，当作家要读书，不当教师，不当作家的也要读书。我的朋友中，有的是不怎么读书的，当老师的把备课笔记准备好了，就一遍一遍地讲下去，年复一年；当作家的光写不读，只顾一篇一篇地写，一篇篇地发表。怎么能期待他们会成为好教师、好作家呢？这是不可能的。
当然，像我这样比较喜欢读书的人，也未必就一定能成为好教师、好作家，更何况那些很少读书的朋友了。
读书的重要性在于它能把前人、别人的智慧和经验借过来，强大你自己。人不可能事事经历，读书就成了你的眼睛，你的耳朵和腿。
读书是终生的事。在学校期间，最大的收获，当是打下读书的基础，并且学会读书，这是一辈子都受用不尽的啊。
书也有好有赖，不是说读什么书都是有益的。地摊上的烂书，或者是炒得沸反盈天的那些书，我是不怎么愿意去读的。
书的好赖需要鉴别，应当多向老师请教。
语文世界：新教材选入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后，社会上反应不一。对此，您有什么看法呢？
汤吉夫：我知道许多人（比如金迷们）都很高兴；学生们也说，过去看金庸的小说，家长说是看闲书，这下可好了，连课本里都有了，家长还能说什么？
但是，我却不赞成把它选进课本里去。
为什么非得选金老先生的武侠小说呢？是为了体现多元化，还是表示我们的兼容并包？我想不明白。电影电视中的武侠已经泛滥成灾了，还嫌不够，还非得把金老先生的小说再搁进教材里羼乱，真是不知道为什么？
也许因为少年时期读武侠读多了，读得厌恶了，所以直到现在心里还犯顶，一想到武侠就腻味。我个人是不喜欢武侠的，无论是金庸的还是银庸的。
但是，人微言轻，我反对也不顶什么事，人家编教材的该怎么编还是怎么编，我也没有办法。
语文世界：对于当前中学语文教育的情况您熟悉吗？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汤吉夫：今天中学里的情况，我已经不太熟悉了。不过隐约地感觉，到处都在“轰轰烈烈抓素质，扎扎实实搞应试”。我们的中学教育似乎还没有从根本上脱离应试教育的轨道。
遥想建国之初，我在青岛二中读书的时候，老师里有相当多的是留学生。他们上课，一人一个特点，却都自由得很。课本上的东西简单扼要地就讲完了，余下的时间就聊天，聊中国，聊世界，聊异域风情，聊科学技术。但是，青岛二中的教学质量却是远近闻名的。那时候，学校里没有今天这么多作业，上头对学校的要求也不像今天这么死，高考指挥棒也还没有像今天这么有威力，学生是在相对宽松和相对自由的环境里学习的。我对语文的兴趣，爱好读书的习惯，都是在那时养成的。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有了兴趣，就有了动力；有了兴趣，就有了自觉性。若让我对今天的中学语文教育提点儿建议的话，那就是千万别再拿作业为难学生，把力量集中在培养学生的兴趣上，那情况也许会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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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和 书
汤吉夫
我爱书，很小就爱，说不清道理，或者根本就没有什么道理。
我家远非书香门第，父亲仅粗通文字，却常喜欢看点闲书。家里藏有《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榜》《清宫秘史》几种，都曾让我看得入迷。似乎也有孙中山、鲁迅的几种，看不懂，就没看。后来稍大一点，发现了巴金的《爱情三部曲》，看得竟有点放不下。这些书是我读书的入门向导，在枯寂的童年，它们曾为我敞开过一个宽阔的世界。
我的读书全靠兴趣，有了兴趣就不用别人督促。我渐渐地四处去找书看了，《新儿女英雄传》《吕梁英雄传》《洋铁桶的故事》，一本接一本读得如醉如痴。后来年龄渐长，也开始学会从图书馆里借阅，《安娜·卡列尼娜》《静静的顿河》《茶花女》《傲慢与偏见》，都是初中时候借阅的。也许是青春期的原因，那些描写爱情的小说，或者是小说中描写爱情的章节，都曾让我读得爱不释手，以至荒废了学业，整天没魂人似的，终于连书包都念丢了。
真正系统地读书并且开始注意收藏，是在读大学以后。上海福州路上有许多旧书店，课余或节假期间，我都要跑到那些书店里去当“站读”。中国现代作家的最重要的作品，我几乎都是在那些书店里接触到的。穷学生没钱，只能从家中寄给的零用钱里抠，零零星星地去买一点自己心爱的读物。那种看上的书又没钱买，书在手中掂来掂去，终于不得不放回原处的滋味，实在是挺苦的。但是今天一本明天一本，日积月累居然还是攒了一大堆，那些书里有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呼兰河传》、老舍的《二马》、周作人的《谈虎集》、鲁迅的《呐喊》《彷徨》和《伪自由书》等等。《伪自由书》是毛边的，初次见到，以为是印刷厂忘了切齐的残品，但是因为书后有鲁迅先生的一枚印章，还是欣欣然买下。回去拿给老师看，才知道书不切边的风气系从法国传入，是20世纪30年代出版界的一种时尚，于是立刻就有了获宝似的大喜。这本书后来跟随我周游大半生，直到在天津安顿下来以后，才发现它已经不在了，我记不清它是被哪位朋友借走，一直深深地为它的遗失而惋惜。
由学生变为教师，最大的感触是开始有了些经济能力。我工作的那个县城，距北京有60公里，所以，一个月里总要有一两次跑到北京去买书。我喜欢跑旧书店，东安市场、西四、琉璃厂都是常到之处。有机会到保定和天津时，也会逛那里的旧书店，那时劝业场隔壁的天祥，书源也相当丰富，自然也是我经常的流连忘返之地。到北京买书是件很苦的事，天不亮就骑车出发，将近中午赶到，吃两个烧饼喝一碗茶就直奔书店，这样子挑书看书，直耗到傍晚时分再往回返，几乎回回都披星戴月而心里却十分满足。如果买了一本好书，更会好几天都喜滋滋的。从我参加工作到“文革”开始的那年间，节衣缩食居然买了整整一书架的书。那些书大体上分两类，一类是《说文》《康熙字典》《经传释词》《词诠》等工具书，一类都是今天所谓的名著，四书五经、左传国策、史记汉书，以及隋唐以来的诗词和小说。四大名著都凑齐了，还买到了一批《阅微草堂笔记》式的笔记体小说。我不懂版本，也不求版本，但是对20岁出头的青年人来说，那整整一书架的书，也足使我感到无比的富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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