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9期
什么是人文精神？
作者：薛 涌
大学的教育，说到底是一种人文的教育。大学是养育人文精神的地方。像耶鲁大学，理工科在美国仅仅是二三流水平，但她一直被视为世界一流大学。关键在于她为学生所提供的人文教育。杨振宁讲如果一个大学的系在国际上排名前二十就是一流，这话不假。但即使有若干这样的系，没有良好的人文教育，大学还不可能是一流。
那么，什么是人文教育？简单地说，人文教育就是做人的教育。笔者在十几年前写过一篇“大学是什么，大学不是什么？”的文章，称教育和训练有所不同：训练是传授某种技艺，教育则是要给人提供某种精神品质。大学就是要为年轻人建立一种精神的故乡，使他们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上闯荡时，有一种内在的资源。马友友说，12岁到22岁这段时间，是一个人建立自己的“精神账户”的时间，以后一辈子都要回到这个账户上“提款”。一位叫B.F. Skinner的心理学家大放厥词，称教育就是学生把所学的东西全忘掉以后剩下的那些东西。
学到的知识是可以忘掉的，但培养的品性却不可能被忘掉。这是做人的基础，也是教育的目标。遗憾的是，我们目前的大学改革，常常忘掉这个根本。
举个例子。在所谓改革和反改革的人中，两派意见十分引人注目。一派主张量化管理，以科研成果衡量大学的水平。结果，理工科占优的院校常常压倒文科占优的院校。另一派可称是人文派，以大学中的文科教师，特别是研究本土文化的教师为主。他们在强调大学的人文教育的同时，又有很实际的计算：像北大的中国文学、中国史等等，水平本是世界一流。如今的改革，使这些系受到冲击。结果是我们本来就不多的世界一流的系也会因改革而减少。缺乏本土文化的教育，学生将丧失自己的文化自信。
前一派人根本看不到人文教育的意义，其谬误不言自明。但后一派人的主张，同样具有误导性。说北大的中国史、中国文学的研究是世界第一，这种评价的真实程度有多少还在其次。关键的问题是，即使在这些领域确实有世界第一的水平，难道他们就能够等同于人文教育吗？
把中国文化等同于人文精神，使许多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回避了他们自身面临的一个危机：中国文化和我们现在年轻人所需要的精神资源究竟有多大关系？研究中国文化的人，为下一代的精神成长，究竟能够提供什么？
比如，你要培养年轻人思考人生的能力，是让他们读《理想国》，跟着苏格拉底的质疑和挑战自己去想问题呢，还是在《论语》中找一些现成的道德训诫？教孩子如何做人，是让他们读《富兰克林自传》呢，还是《曾国藩日记》？培养孩子的感性，《战争与和平》好，还是《红楼梦》好？没有人否认我们中国的经典很伟大。但是，让孩子学习做人，你还是希望他们能够从《富兰克林自传》读起。
富兰克林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子，他活着的时候，即使在欧洲文化的中心法国，也已成为一个文化偶像。但他的自传表达的却是所谓“小店主”式的生活哲学。像“省一分钱就是赚一分钱”这样的忠告，人人都可受益。他告诉你怎么勤俭自律，怎么使日常琐碎的生活的每一分钟都具有意义。想要了解美国为什么从一个蛮荒之地成为当今雄视于世的“世界帝国”，不读这本书你是不会懂的。我相信大部分家长都愿意自己的孩子成为富兰克林那样的人，而不是什么贾宝玉、林妹妹。不管《红楼梦》有多么伟大。
可惜的是，像《富兰克林自传》这样的书，在当今的大学校园中几乎已经被忘掉了。讲人文精神似乎非国学莫属，大家忘了在中国之外，人类的精神文化遗产要丰富得多。
目前那些强调“文化断裂”危机、要重建民族文化自信的人，多多少少表露了自己的心理病症。什么人爱谈自信？那些没有自信的人最爱谈自信。因为自信对他们才成为问题。那些内心缺乏安全感的人，常常会让下一代也缺乏内在的安全感，乃至误人子弟。
我们不妨换个角度看问题。美国加州某黑人学区，在讨论学校的课程问题时，不少要“民族文化自信”的人提出：学校教一本白人写的书，就得教一本黑人写的书。苏格拉底、培根、牛顿、哥白尼、康德、马克思、爱因斯坦，你就数吧。这些白人太多了。你得找一大堆这样的黑人出来。找不出来，这些白人的书也就不能教。否则，就成了在白人的强势文化面前丧失了自己文化上的独立自主，让人家给“殖民”了。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下成长的黑人孩子，心智发展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读这样的故事，你会觉得心寒。但是，这并不仅仅是人家的事情。这也是正在当前中国文化界改头换面地发生的事！什么独立自主呀，民族自信呀，结束留学运动呀，等等，都体现着对优越的异文化的恐惧，生怕自己被人家吃了。你能指望在恐惧之中培养自信的人格吗？我宁愿北大丢掉一个“世界一流”的“朱熹”学者，多聘用一位哪怕是二流的“富兰克林”专家。因为教育是学生同人类伟大的心灵间的对话。而大多数伟大的心灵，存在于我们所界定的中国文化之外。我们要找到那些熟悉这些伟大心灵的人，才能养育真正的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