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老来才知亲恩重
作者：王春华
约翰·厄普代克（1932～），美国现实主义文学大师。曾于1964年、1987年两次获得全国图书奖，1982年获普利策奖。他的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背景大都安排在家乡宾夕法尼亚的小城镇上，写的都是中产阶级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与家庭琐事，从中反映出美国精神文明的现况与实质。作品细腻，抒情流畅，风格精致优雅，以“兔子四部曲”饮誉文坛。
被誉为“美国中产阶级风尚的经典史诗性作品”的“兔子四部曲”，为美国文学留下了一个难忘的人物形象:兔子哈里。作家从1960年发表的《兔子，跑吧》开始，每隔10年，就会推出一部：《兔子归来》（1970年）、《兔子富了》（1981年）、《兔子安息了》（1990年）。这四部作品描绘了中心人物哈里·安斯特罗姆从26岁到55岁的人生历程。小说折射出上世纪四十多年间美国社会的变迁:50年代的保守、60年代的动荡、70年代的平庸、80年代的价值消亡。
对于约翰·厄普代克而言，创作灵感是源源不断的，尽管他已经七十多岁了，始终坚持创作，发表于今年的小说《父亲的眼泪》，让我们想起了朱自清的《背影》，带给了我们情感的震撼。
【分享经典】
父亲的眼泪（节 选）
想起来，我只见父亲哭过一次。那是在艾尔顿火车站，火车还在运营着。我要去费城，赶那趟回波士顿和学校的火车。我急切想走，觉得家和父母亲对我而言已经有点儿不那么真实了。而学校，连同它的课程，还有它们激起我未来的希望，当然，还有我二年级时交上的女朋友，随着每个学期的过去而越来越真实。父亲和我握手道别时，我看到他的眼中泪光浮动，这让我大吃一惊，以至于说不出话来了。
我觉得这是握手造成的：十八年来，我们从来没有机会举行这样的仪式，男人间的接触，几年前我们才摸索着开始。他个头比我高，但我也不矮，我感到他的手在我手掌中温热，同时他还努力朝我笑笑。我也发现他看问题的角度和我不一样。不管我去哪儿，他都送我。我按着自己的想法长大，而对他来说，我却变得越来越小了。他一直爱我，但我以前却没觉得。以前这是些无须用言语表达的东西，现在他的眼泪说出来了。
老艾尔顿火车站是他喜欢的地方，散发着城市变迁、城市生活中小小隐秘的快乐味道。我在这里买了生平第一包香烟，竟没有惹起报亭卖报人的怀疑，尽管我才15岁，满脸稚气。他只是找给我零钱，还给了我一盒印有阳光牌啤酒的火柴，那是艾尔顿本地产的啤酒。艾尔顿是个中等工业城市，自从纺织厂南迁后，逐渐萧条起来。但同时，它还给居民们整齐划一的街道，美食，连同惯有的舒适和富足的假象。我记得，离火车站才一个街区，我就点燃了一根香烟，虽然我压根儿都不会吸，只觉得神经好像遭到猛地一击，人行道朝我竖了起来，整个世界都变得轻飘飘的。从那天起我开始赶上了那些早已吸烟的同龄人，开始了跟那些充满魅力的人的交往。
甚至我那常年在家的母亲，非旅行者而是阅读者的母亲，与这个车站也有联系：这是城里唯一可以买到《美国水星》和《大西洋月刊》的地方。就像弗兰克林街过去两个街区的国立卡内基图书馆一样，你在车站里面会觉得很安全。建造时它就打算永生永世了，因为那时看来铁路似乎要永远跟我们在一起——四四方方的花岗岩殿堂，大理石地板，高高在上的天花板，周围一圈儿金边镶饰，透过阵阵煤烟仍能看到闪闪金光，高背候车椅和教堂里的靠背长凳一样破旧暗淡，暖气片哐当作响，每天四周墙壁也是嗡嗡的，似乎把它吸收的嘈杂声又送还给人们。报摊和咖啡店通常很忙碌，不止一个冬夜我和父亲发现候车室里总是暖暖和和。我们往返于同一所中学，他是老师，我是学生，我们的二手车要不发动不了，要不就卡在暴风雪中。我们只好艰难跋涉到车站，那里总是敞开着大门。
在月台上，远在半英里外铁轨上传来信号铃声，提醒我火车就要到了的时候，我们没有料到，这个车站，只搭载十个乘客去费城的车站，将像东行线上的许多车站一样，被关闭，用木栅栏围住。最终它矗立在一大片沥青空地上，像一个特大号的陵墓。曾经拥有的所有生命都被它静默地封存在里面，这个世纪余下的岁月，它只有屈辱地等待，等着缓慢发展的城市将它夷为平地。
但我父亲却料到了，他眼里闪烁的泪光告诉我，时间吞噬了我们，曾经的我——那个男孩儿如果还没死去的话，也即将死去，我和父亲之间的联系渐渐减少。我从他那里获得的生命，现在我和它一起溜走了。远远地火车来了，火车头，闪亮的长长连接杆、高高的钢铁车轮，与它拖动的小小柔软车身不成比例。我上了车。父母亲看起越来越小，越来越短。隔着脏乎乎的车玻璃，我们腼腆地朝对方挥手。我打开书——《约翰·弥尔顿诗歌全集》——火车还未驶出艾尔顿那满是沙砾的市郊。
【读书人语】
德布是“我”的女友。在看到女友时，是很难想起父亲的眼泪的。在德布家拜见岳父后，“我”无所适从——正如德布面对“我”母亲一样，随着年华渐老，父亲的眼泪在“我”的记忆中逐渐清晰了起来。
最近一次聚会，是第五十五次，可能会让德布很沮丧——所有人都几乎七十出头，大部分一直生活在乡村，生活在离他们出生地不远之处，甚至就住在他们长大的房子旁边，半独立屋内。有些人是坐着轮椅来的，有些病得太厉害，无法驾车，只好由他们已到中年的子女充当司机，送过来。聚会节目表背面是去世同学的名单，越来越长了，从前的班花们有的发胖，有的瘦骨嶙峋，都成了老太婆，昔日的体育健将和普通人一样，借着心脏起搏器、塑胶护膝才能移动，在父辈们早已体谅地去世的年纪，我们才退休，代替了他们的位置。
但是我们却不是那样看待自己，一点儿都不觉得自己瘸了、老了。我们看到的是幼儿园里的孩子——同样圆圆、新鲜的脸、同样的圆耳朵、长长睫毛大眼睛。我们听到小学校里课间休息时愉快的尖叫声，高中舞会上、体育馆里蓝色射灯灯光闪烁，诱人的萨克斯风，本地乐队喑哑的喇叭，演奏着小夜曲。我们长期共同生活在小镇才有的简单淳朴之中，大萧条也没有改变它，世界大战的炸弹也从来炸不到我们这里，尽管这里也实行食品配给，尽管我们也有玩具坦克，也进行空袭演习。以前的竞争对手又点燃了竞争的烈火，然后又搁到一边了。老情人一度旧情复炽，又慢慢归于平和的温情，融入到广泛的爱中去了。当我们的班长，亲爱的安·马隆，拿着麦克风，考考大家过去的一些事情——老师的外号啦，早已消失的小吃店、冷饮摊啦，我们三年级和毕业那年演出的剧目名称啦，三年级时废物利用比赛的获胜者啦——四面八方传来答案的喊叫声。没什么能难倒我们。那时我们都在一起，在那里，我的另一半，西尔维亚也在他们中间，为那些长期珍藏的无用知识，友好地、起劲地鼓掌。
他们不仅仅是我的同学，还曾是我父亲的学生，关于他的回忆经常冒出来。好几次都是正确答案——“威勒先生！”——在安·马隆的问题里。曲奇，曾经留过一级，留到我们班上，他比我们大一岁，现在已经得了老年痴呆症，晚餐会后他还很活跃，他走到我跟前，斜眼看着我，好像有强光照着他的眼睛，热情地问我，声音沙哑，“你父亲，还跟我们在一起吗？”他忘了实际情况，但还知道说“活着”就跟说“死亡”一样，是不太礼貌的。
“没有了，曲奇，”我每次都这么说，“他1972年就过世了，第二次心脏病发作时就过世了。”很奇怪，我管一个74岁的老人叫曲奇，一点儿也不觉得唐突。
他点点头，表情庄重，又有些疑惑，“听到这消息，我很难过。”他说。
我回答说，“我也很抱歉告诉你，虽然我父亲本有可能活过100岁，在看护院里欠下一大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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