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国外有关儿童游戏的文化研究进展
作者：张珊明
国都是极为普遍的，但互动性的扮演游戏在美国儿童中更为流行，而平行建筑游戏和有规则的互动游戏在台湾儿童中更为普遍。有趣的是，在美国的样本中，互动性的扮演游戏与智力和角色承担(role-taking)能力呈正相关，但在中国台湾的样本中却不是这样。台湾儿童对有规则的互动游戏的参与同智力年龄(mentalage)(．42)和角色承担(．28)呈显著正相关。原因是美国儿童的母亲不认可规则游戏，在很大程度上更喜欢建筑游戏和表演游戏。
3．对美国移民儿童的研究
Farver等人(1995)对48名3岁～5岁韩裔美国儿童和48名3岁～5岁欧裔美国儿童的社会互动和游戏行为进行了研究。韩裔美国儿童为开展游戏活动主动提供材料，并比欧裔美国儿童更具有合作性，这与他们相互依赖和场依存性的文化价值观是一致的。老师认为，同欧裔美国儿童相比，他们更为犹豫不决，并更为友善。在韩裔美国儿童中，游戏活动包括记忆任务、要求坚持和努力的任务，以及被动的学习任务，这些活动以所取得的成绩为中心。在欧裔美国儿童中，游戏活动的目的是通过儿童主动参与到想象的和其他综合的解决问题的情景中去，以培养儿童的社会和认知技能，在他们的活动中，更为受重视的是个体的表达，而不是群体的合作。欧裔美国儿童的父母认为游戏尤其是假装游戏是认知和语言发展的一种工具，并能为入学做准备；而韩裔美国儿童的父母把游戏视为儿童娱乐和逃避倦怠的一种方式。
二、儿童游戏文化研究的几个焦点问题
1．不同文化下儿童游戏的性别差异
儿童游戏中的性别分离(gendersegregation)是研究者常做的观察研究。迄今为止已有大量的研究发现了各种文化中男孩和女孩游戏的性别差异：美国女孩比男孩进行更多的功能性游戏(Yawkey&Alverez-Dominques，1984)和更少的社会表演游戏(A1-Shatti&Iohnson，1982)；越南移民学龄期的男孩在游戏中更具有竞争性和侵犯性，而女孩更随和、被动(Robinson，1978)；西班牙幼儿园里的女孩更多地进行基于现实的假装游戏，男孩则更多地进行功能性游戏(Yawkey&Alverez-Dominques，1984)；日本幼儿园里的女孩比男孩扮演了范围更宽的假装性角色(Suito&Reifel，1993)；伦敦男孩倾向于在游戏中多次展现想象的情景，如打仗、巡警等，而女孩倾向于展现与文化相关的现实情景(sav—eed&Guerin，2000)……
总结西方研究者的研究，我们将儿童游戏性别差异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男女孩游戏的典型特点：男孩游戏具有竞争性、攻击性、规则性，伴随相对低水平的言谈：女孩游戏更具有联系性、包容性，并伴随高水平的言谈。(2)对同性别玩伴的选择：在学前儿童中，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都倾向于选择同性玩伴游戏；当儿童与同性别玩伴游戏时，他们之间的积极性和互动性就会增加。(3)游戏类型：男孩更有可能进行运动性游戏，女孩更有可能进行假装游戏；男孩进行集体的、喧吵的、公开的游戏，女孩进行安静、秘密的游戏(Thome，1993)。(4)社会统治和合作性：女孩利用有礼貌的请求和劝导以获得游戏情景中想要的，而男孩则通常借助于命令和武力(Serbin，1982)；男孩的游戏本质上具有等级性，而女孩游戏则是合作性的(Thome，1993)，有更多的感情投入。
关于儿童游戏性别差异的共性概括并非是普遍的。在一些文化中，儿童游戏的性别分离出现得可能晚一些，或者是普遍性更低一点。对于男女孩游戏之间的差异，Kohlberg(1966)认为，男女孩可能偏爱于某些玩具，并会被具有相同兴趣的玩伴所吸引。从社会建构主义角度看，一些研究者认为儿童是社会的建构物，一方面，儿童通过游戏去探索性别角色，并将对“在这个世界上我是谁”的认识通过游戏表达出来：另一方面，社会通过将文化价值观投射到游戏中将儿童塑造成社会所需要的人。如果社会想要一些更能照顾人的男性，那么小男孩应该有机会担任照看者的角色；如果社会想要更多的从事科技工作的女性，那么小女孩也应该有机会去玩建筑等类型的游戏。在不同的文化中，对男孩和女孩的角色期望是不同的，有些游戏只允许被男孩玩，有些游戏只允许女孩玩，这种成见通过成人以及社会文化结构世代相传。同时，父母也影响着儿童对游戏性别规定的认识(Lindsey，1997)。
2．不同文化中父母对儿童游戏的影响
世界各地的父母对儿童游戏的态度和观点呈多样化趋势：美国主流文化重视儿童游戏，认为儿童游戏是社会技能、道德标准和社会认知的基础，中产阶级的美国父母通常采取一些措施来促进孩子的游戏活动，如安排游戏环境、提供摹真的玩具或表达积极的情感等(Height，1998)。墨西哥母亲并不认为游戏对儿童发展起重要作用，事实上也并不参与儿童游戏，因为他们必须工作，但儿童拥有大量的玩伴，如同胞兄弟姐妹和其他家庭成员(Farver，1993)。意大利母亲与墨西哥母亲一样，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孩子的玩伴，与儿童游戏是哥哥姐姐和邻居们的事，同时认为游戏尽管专属于儿童，但却是由他人提供的(New，1994)。非洲格贝列父母认为游戏影响儿童的未来角色和常识，由于大多数成人忙于工作，没有时间同他们的孩子一起游戏，所以游戏(特别是假装性游戏)被成人视为孩子的保姆(Lancy，1996)。埃及农村和肯尼亚的父母们认为儿童是成人活动的被动、安静的观察者，并主动防止他们的孩子游戏(Ammar，1954；Levine，1963)。在亚洲国家，父母对儿童游戏的观点也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大陆的父母认为游戏有益于儿童的发展，并将自己视为儿童的玩伴(Haight等人，1995)，而中国台湾母亲在学前儿童的游戏中有更高的参与度，并且随着儿童年龄的不同，母亲对儿童游戏的支持也有着细微差别(Chin&Reifel，2000)。在韩国和韩裔美国家庭中，父母很少参与儿童游戏，因为韩文化重视儿童的学习目标，认为家庭游戏不能促进该目标的实现(Farver，Kim&Lee，1995)。日本父母认为一些游戏行为是琐碎无用的，而且游戏活动太过于自由、无节制，小孩应得到大人的允许和暗示才可以游戏，许多美籍日本儿童在大人们在场时很难自发地去游戏(Nagata，1989)。
从上述有关儿童游戏文化差异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1)当成人支持某一游戏形式时，儿童更有可能进行该形式的游戏。成人对儿童游戏的态度和行为受成人文化的影响。(2)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