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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战争小说的巨构性探索：《红日》
作为一部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红日》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中更重要的贡献还在于：在应和时代共名的同时，小说在战争观念和小说美学上体现出来的创新性和探索性。
首先，以宏大的现代战争场面的描绘替代传统战争小说中的传奇性故事。在50年代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中，《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等作品都是自觉吸收和利用了民间文化传统中自由粗放、洋溢着原始生命力的艺术精神，以传统游侠小说的传奇性故事作为叙述框架，来表现战争中的英雄业绩。这种叙述方式保留了中国传统小说的痕迹，而面对新的叙事目的，则明显地体现出其在叙事结构上的局限，因为传奇性故事的叙述一般只适合于讲述较小规模的游击战争，而无法自如的正面展现大规模的现代战争场赴。其实，即使像《保卫延安》这样有意识地展现大规模现代战争的作品，还是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传奇性的魅力，其主要情节构架还是由周大勇及其连队的脱离大部队、沙漠迷路、打粮站等传奇性故事构成。而《红日》则突破了以往传奇小说将着墨重点放在“连队”上的写法，直接以中共一支“常胜英雄军”与国民党的王牌军之间展开的大规模战役为叙述中心，将笔触从军师团一直延伸到连排班，从高级将领写到普通战士，从军队写到地方，从前方战场写到后方医院，视野开阔而层次分明，场面宏大而结构紧凑，应该说在叙事上是非常有特色的。
其次，小说对战争环境中人物性格丰富性有较好的刻画，突破了当时同类创作中存在的局限。这除了指小说刻画了从军队高级将领到普通士兵的多层次的丰富的人物群像、以及他们包括爱情生活在内的丰富的内心活动外，还体现在下列两个方面：一是注意对人物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性的揭示。在刻画我军官兵形象时，作家没有把他们写成十全十美的完人，而是在表现他们的英雄行为时，也十分注意表现他们的七情六欲，挖掘他们自身的性格弱点，以及在战争进程中人物精神上的自我斗争。作家对团长刘胜和连长石东根的形象塑造虽然并不排除借鉴外国战争文学作品的因素，但在50年代战争文学形象中仍然是独特的。作者不仅写出了他们作为我军基层指挥官的一面，还写出了来自他们的农民出身的性格弱点，事实上，绝大部分军人在穿上军装之前都是农民，农民固有的文化观念，比如作为一团之长的刘胜对知识分子（政委陈坚）的偏见，他的时间观念的淡薄。又如连长石东根在胜利后醉酒纵马，着一身缴获而来的敌军官装束，狂奔乱喊，这让人联想起《水浒》中的阮小七在征方腊获胜后的醉酒细节，把农民阶级造反的某种特性展示无遗。吴强这样的描写显然不是对《水浒》的单纯模仿，而是隐含了对农民文化传统的批判意味，从而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作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义立场。尽管作家这一立场在强大的时代共名下显得有点游移不定，但其探索仍然是难能可贵的。二是小说对敌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并没有采用当时流行的漫画化方式，而是较为真实地写出了他们作为具有不同政治立场更人的责任感、作战才能甚至作为人的良心。漫画化的方式总是不屑于进入对象的内心世界、将其作为社会关系中的人来描写，而将国民党的中高级将领作为现实的人来描写，是《红日》在人物塑造上的一个突出特点。当时更多的作品都是将国民党军队写得不堪一击，视战争如同儿戏，而《红日》却着力写出了张灵甫、张小甫这两个国民党军官形象。由于张灵甫所率领的74师是蒋介石用全副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嫡系王牌部队，国民党五大主力部队的第一主力，号称“天之骄子”，所以张灵甫攻占了涟水城之后显得不可一世，甚至在他已经陷入了解放军的包围之中的时候，仍在盘算着全歼中共华东野战军，一举解决山东战场。但作家在描写他刚愎自用，骄横狂妄的同时，也写出他对作战中孤军突出，无人接应的内心恐慌，还写出了他作为高级将领的沉着干练的一面，。另外，小说还通过张灵甫与张小甫的对比，写出了不同类型国民党军官的形象，张小甫投降并力劝张灵甫放弃孟良崮的情节也没有作简单化的处理，而是在体现中共政治攻势的威力时，也显示了大势所趋的压力和其对上司、对军人职责的忠诚的一面。在战争小说中，把敌方的形象作为一个有独立地位的艺术形象来描写，在客观上是对战争文化规范下“二元对立”艺术模式的偏离，使作品的人物较为丰富、生动、可信，在当代的战争小说中具有着特别的意义。
第三，小说在战争与和平场赴的相互对照、转换的描写中，既在叙述上体现了适度的节奏感，又在战争观念上隐含了对时代共名的某些偏离。小说中用大量的篇幅反映非战争的现实场赴，如医院、后方生活的场赴，爱情生活的场赴等，以此来衬托现代战争，使对战争的叙述更加丰富生动。这一方面使小说叙述有张有弛，快慢协调，使读者获得一种阅读上的快感；另一方面，这些舒缓明朗的非战争场赴和细腻感人的爱情画面，本身就是对战争暴力的一种对照，它的叙述行为就是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和美好人性的呼唤，客观上是对当时的战争观念的一种偏离。这也可以从《红日》在60年代的遭遇中看出，与《保卫延安》一样，《红日》也遭到了残酷的批判，而且原因复杂得多，其中“歪曲我军官兵形象”、过多和不恰当的爱情描写和“美化国民党反动派的形象”是三条最主要的“罪名”，其背后隐含的正是与时代共名状态下的战争观念的抵触和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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