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探究性教学与教材建设
作者：邹 华
于这类课程，那么这也正好说明它的折衷性、杂凑性和平庸性，说明它突出的不是个性而是共性，它强调的不是独特的思维而是一般的套路。这种教学的目标在于毕业后求得某种职业，就像工厂加工制造的产品将适用于某种类型的消费。这样一来，大学和技校就没有太大的区别了。如上所述，教学与科研在大学中是一体的，教学只是科研的一种特殊的转化形式，即便是应用性、技能性的教学，如果没有教师本人的科研经历和探索体验，这种课也是讲不好的。关键在于对大学本身的理解。有一种误解，认为德国19世纪初柏林大学的理念不仅过时，甚至成为大学服务于社会这一新理念的阻力。然而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是，如果大学没有高深学术的优势和学科建设的平台，它将凭借什么为社会服务?反过来也一样，如果社会各界不是因为大学独有的人文智慧和科技力量，它与大学合作又能得到什么?从宏观上说，研究型大学是高等教育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力量，它为非研究型大学提供高端的理论依据和坚实的学术基础；从局部说，即便是应用型大学，科学研究也是其教学过程不能没有的学术支撑。不了解本学科最新的研究动态，缺乏从事科学研究的体验和能力，那种应用性和实践型的教学只能在低水平上徘徊，不可能为社会提供优质的服务。20世纪70年代以后德国建立的应用科技大学(Fachhochschule，简称FH)，就经历了最初并不要求教师从事研究，而目前也逐渐进入研究状态的过程，这显示了无论何种类型的高等教育最终都必须以科研为依托的不可违反的基本规律。
大学是文化传承和知识创新的场所，它不但以职业技能的实用性服务社会，而且以深入生活的现实性启示社会，以憧憬未来的理想性引领社会。大学精神的核心是探索和创造，它是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的灵魂和向导。大学教学应当是探究性的，合编模式不应成为大学教材建设的主流。作为一种与应用性和技能性课程相适应的教材编写形式，合编教材无论在数量和规模上占有多大的比例，从大学的本性讲，它都是辅助性和补充性的。精品教材建设的导向，应当从合编教材转向建立在教学科研基础上的学术专著，转向对探究性教学的引导和激励。探究性教学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课程所讲授的内容，应当与教师本人的科研密切相关，这种教材可以多方介绍前沿的研究动态和引入最新的研究成果，但是这些工作必须以教师本人的科研实践和感受状态为中介而转化为教学内容。对于人文学科来说，与这种教学相符的教材大致有以下3种类型：
第一，尚未出版的授课讲义。就目前的管理体制而言，尚未出版的著作或正在形成的讲义，常常难以得到认可的评价。但是从大学科研与教学统一的逻辑看，我们不仅应当承认这种形式的教材存在的合理性，而且应当承认授课讲义是大学教材的最常见、最主要的形式。黑格尔的《美学》原是他在海德堡大学和柏林大学的授课讲义，他的学生霍托根据黑格尔亲笔写的提纲和几个听课者的笔记编辑成书，1835年出版时黑格尔已逝世4年。顾颉刚的《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是上个世纪20年代末在燕京大学的授课讲义，大半个世纪后，这个讲义经他的学生整理编辑于1988年出版，这时顾颉刚已经去世8年。宗白华几乎一生都在大学教书，1994年，《宗白华全集》在他逝世8年后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除第四卷为译文外，第一、二、三卷的大部分文字原是讲稿和笔记，编入全集才首次出版。其中第一卷中的《美学》就是根据作者写于1925年至1928年的讲稿整理。从1925年到1949年，这20多年宗白华在中央大学讲美学课，就是以这个讲稿为底本加以发挥，原稿上还有作者在不同年代所加的笔迹。由此可见，大学的管理体制在要求这种讲稿付诸出版的同时，应当容许它有一个积淀的过程。这也体现了大学所特有的深入沉潜而不是急功近利的精神。
第二，教师本人的学术专著。大学教师的学术专著，往往是其教学科研过程的自然结果，也就是说，在这部学术专著形成之前，它已经以科研成果不断转化为教材讲义的形式参与了教学。当它以学术著作的形式出版的时候，作者很可能会对原本适合教学情境和讲授特点的内容有所调整，以符合学术著作内容集中凝练的要求。这种学术专著从体系到内容都打上了作者的独特的学术烙印，但它仍然可以作为教材使用。不过作为教师的作者至少还有两件事情要做。首先，专著的出版并不意味着他可以从此一劳永逸，他仍需在授课过程中不断补充新的研究成果，不断修正和完善自己的学术观点。其次，在课堂教学中，他还有一个将学术专著再次“教材化”的问题，即需要将专著的内容以适合讲授的方式传达给学生。他还可以参照和利用形成学术著作之前的讲义，同时撰写新的授课讲义，他仍然需要探索教学的规律和特点，以求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第三，建立在科研基础上的合著。这种教材仍然可以是多人的合作，但主编必须是真正的学术核心，他必须提供建立在自己科研基础上的基本理论和概念范畴，并得到其他参与者的真心赞同和深入理解。和那种以主编的身份、地位及资源等为基础的合作编写不同，这样形成的教材，仍然具有学术专著的意义，因而也是大学教材的一种形式。上面说到的李泽厚与刘纲纪的合作就是这样。应当充分意识到，这是一种难度很大的编写形式。
最后补充一点，如果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能使用某种合编的教材，教师一定要对这种教材的学术缺陷即对它的折衷性、杂凑性和平庸性有清醒的认识。在教学中，教师应当主动超越这种教材的限制，逐步将其统摄在自己的探究性教学实践中。
[责任编辑：陈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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