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传统文化基因与现代科学、教育理念的碰撞
作者：刘开云
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因而，中国的教育思想、教育体制或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而道远。
科学与教育，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姐妹关系。而当前流行的一些应试教育的理念及运作模式，对学生的创造潜能是无形的桎梏。教育的下游是科研，进入科学领域，个性不羁，思想自由，理性思维，标新立异，乃是科学研究和创新的先决条件和基本要素。而没有科学创新，何以能摘取诺贝尔奖之桂冠?僵化的教育理念、教育体制，它与现代教育巨擘、思想巨擘所倡导的培养学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教育理念实在是格格不入的。看来，教育理念、教育体制的改革和创新势在必行。
二、奠定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基础
现代大学体制及现代科学技术传入中国才100年左右的时间，但“西学东渐”却来势汹涌，一日千里，这与中国几千年文明史积淀的“超稳态”知识体系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当年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尤其是知识精英所推崇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更与崇尚经典、唯命是从、墨守成规等陈规陋习及其思维方式发生冲突。其实，在一个开放的社会文化系统，各种文化观念的碰撞和冲突也似乎是在所难免的。而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冠以“优秀的传统文化”光环下的传统思维模式的变化和创新，乃是一大难题。看来，这里似乎存在某种令人迷惑的、不可思议的思维怪圈。人们一旦面临或困于一片思维的沼泽，尤其是落入窠臼，陷入故步自封、因循守旧、唯我独尊的思维泥潭，那是很难跳出而又必须跳出的。问题是，人们始终觉得纳闷：难道真的“祖宗之法不可变”吗?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眼下的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创建和发展创新型企业，已成为了人们的共识。当今世界的竞争，是经济实力的竞争，而归根结底是科技、管理和人才的竞争。一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乃是源头活水。科学技术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智慧的竞争；而人才、智慧的角逐，与制度设计和环境塑造息息相关。而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则为科技创新、为科技企业(包括民营科技企业)创业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和政策支撑。邓小平曾经指出：“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要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改革就是要创造这种环境”。而如今实践科学发展观，建设创新型国家，首先必须更进一步地推进理论创新(包括经济学理论创新及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科技创新、企业制度创新、文化创新、教育创新(包括教育思想、教育体制或制度创新)以及价值观创新，创造机会均等的公平竞争的环境和土壤。创新环境的塑造，乃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前提。
教育是科学的基石，大学是塑造人才的摇篮。关于“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两种教育理念的争论和博弈，由来已久。我们知道，素质教育的核心，乃是培育学生独立思考的思维方式，即培养其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给他一杆猎枪，而不是给他一只兔子”。对于大学生的教育尤其是如此。而“应试教育”则不然，它往往甚至是反其道而行之。二者孰优孰劣，似乎不容争辩。人类社会的知识是不断积淀的结晶，而创新则是给已有知识结构增添激活力的重要元素。无论大学生，还是中学生、小学生，都是“祖国的花朵”，是祖国的未来。从小对他们进行独立思考的思维方式训练，意味着奠定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基础，亦即意味着“给他一杆猎枪”，将使其终身受益。而灌输式、教条式的应试教育，无论主观愿望如何之好，但从客观效果来看，不客气地讲，它几乎全然抑制或扼杀了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潜能，所培养出的人才多为考试机器，或高分低能的怪才，或现代版的刻舟求剑者，或守株待兔之人。
现代大学办学的宗旨，乃是要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创新型人才。科学精神、理性精神、批判精神、学术精神和创新精神等，乃是现代大学精神的集中体现。当然，人文精神、艺术精神等也不例外。甚至可以说，现代大学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据一项资料介绍，作为科学巨匠的爱因斯坦，他对教育也有着独到而深邃的见解。他对扼杀个性和创造性的学校教育深恶痛绝，曾多次指出：“学校的目标应当是培养有独立行动和独立思考的个人”，“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他认为，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创新型人才而不是有用的机器或工具。
而这里，还有一点必须指出：中国人的智商之高，是举世公认的。也就是说，中国科学家、学者的个人禀赋并不逊色。美籍华人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朱棣文、李远哲等先生的获奖便是例证。中国中学生每年在国际数理化奥林匹克赛中频频夺冠，更令世人瞩目。而个人智商以外的种种因素的差距，或许乃是影响我们摘取诺贝尔奖桂冠的无形障碍。另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是：泱泱大国，竟然再也出不了蔡元培、胡适、梅贻琦、竺可祯似的大学校长了!
三、究竟是谁扼杀了我们的科学创造力
在半个世纪前，英国著名科学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李约瑟提出了一个意义重大的课题：“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发生在中国?”这个问题被称为“李约瑟难题”。对此，他有。_。些很著名的观点：近代科学之所以没有在中国产生，一是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二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一些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三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八股文扼杀了学生探索自然的兴致，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遗憾的是，这种影响至今似乎依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我国的社会之中，强烈的官本位意识对科学和创新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这一点几乎是有目共睹的。不难发现，“中国本土为什么没人拿到诺贝尔奖”的问题，与上述“李约瑟难题”可谓是如出一辙，颇值得我们深刻反思，深入研究。
我们知道，现代科学技术传入中国只不过100年左右的时间，现代大学体制引进中国也只不过100年左右的光景。正如有人指出，在我国官本位体制的影响下，高校也是官场。官场存在的病症，高校几乎应有尽有。“官场病”在高校的最终结果是学术精神的沦丧。作为学者必备的基本素养，被官场规则消磨得所剩无几：至于学者的道德良知、社会责任，更是被官场染缸改变了颜色。些许剩下的一点，也被大量的“学术泡沫”和“学术垃圾”所淹没、所遮蔽，以至于做学问到底要不要良知这样不言而喻的道理，竟然也能成为值得“争鸣”的问题。本应为净土的高校染上了官场病，中学、小学乃至幼儿园等净土，又何尝未染上这无所不在的官场病呢?据报道，某小学竟让全班学生都当上班干部，每人给弄一个官衔。顺便提及，在我们的佛门，不是也被封有处级掌门吗?既然学术和教育都不幸染上了“官场病”，那么，学术腐败、教育腐败也就在所难免。
历代中国的主流文化暨文人或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乃是及第，金榜题名，“学而优则仕”，压根儿是官本位。这也就是说，“学而优则仕”乃是中国历代文人或知识分子的必由之路。而要知道，在古代的官场，它的潜规则就是：你要向上爬，就得扭曲甚至不惜放弃个性、才华和人格。历代官场都是等级森严，官大一级压死人，你即便再有才华，下级必须服从上级。人在官场，身不由己。你必须夹着尾巴做人，甚至必须阿谀奉承，除非你不想干了，告老还乡，与世无争，悠然自得。官场是不容你有什么独立思考、科学理性的，更是不容你有什么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那么，人们不禁要问：究竟是谁扼杀了我们的科学创造力?究其根源，官本位意识尤其是官本位体制，或许乃是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的克星。当然，时过境迁，今非昔比，当代中国的官场及官员与封建时代不可同日而语。然而，这种几千年“遗传”的官本位意识和官本位体制，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和莘莘学子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它对“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发生在中国?”的负面影响也不可低估，它对中国本土学者摘取诺贝尔奖桂冠的负面影响更是不可忽视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没有什么东西(包括精神的、物质的和制度的)是一成不变的。“地心说”曾长期统治人类，但它终究还是被“日心说”所取代。过去的许多谁也不能越雷池一步的理论禁区，被一一突破。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力推动下，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展、都在变化。科学技术是一种原动力。现代科技的创新和进步，日益改变着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人们的思维方式。那么，中国人的诺贝尔奖之梦，何时才能梦想成真呢?这里不仅仅是一个时间表的问题。它需要假以时日，但必须跳出传统思维模式的怪圈，打破思维定，并寻求新的创造性思维之源，构建科学理性的思维方式，且尚须营造更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当然，它也需要中国知识分子和莘莘学子及国人的脚踏实地地工作，更需要创造能使拔尖人才脱颖而出，茁壮成长的环境和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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