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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兴起》与“大学之魂”
作者：刘小英
生动而具体的描述。在基督教信仰笼罩一切的特定文化氛围下，西欧早期大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重视逻辑学和辩证法。虽然这种以亚里士多德演绎三段论为基本模式的逻辑学和以抽象玄奥的神学问题为基本内容的辩证法具有浓重的形式主义色彩，但它毕竟培养了西方人注重逻辑思维的素养。哈斯金斯强调：“三段论法、辩论法、为支持或反对特定命题而依据一定的规范对论据进行整理，所有这些在一个法律与医学并重、哲学与神学并行的时代，都变成了知识分子的习惯。”(第20页)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西方学术传统中注重逻辑、崇尚理性的精神倾向，即使是对于那些神秘玄奥的神学问题，也总是要用逻辑来加以论证(最典型的例证就是中世纪神学家们对上帝存在的各种逻辑证明)。除重视逻辑之外，一般意义上的人文知识训练也是中世纪大学教育中必不可少的。虽然中世纪的人文学科除了形式主义的逻辑学和文牍主义的修辞学之外，主要就是繁琐抽象的经院哲学和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但是它们却被规定为法学、医学和神学的共同基础。当时的一个大学生，如果不首先修好“七艺”(即语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是不可能继续去深造法学、医学和神学的。这种注重人文知识的态度，对于我们当今急功近利的大学教育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中世纪的大学教育虽然难免受到基督教信仰和教会体制的掣肘，但是除了神学教育之外，在法学、医学和人文学科的其他领域，教师和学生们仍然具有相当大的自由度。由于没有经济上的资助者和行政上的监管者，中世纪的大学是真正意义上的教授治校。“在很大程度上，大学是自我管理，敝帚自珍的。”(第32页)在法律、医学、数学等领域，人们可以自由地进行教学和争论。在大学里可以接触到原汁原味的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只是在涉及亚里士多德体系与基督教信仰的关系时，人们才被要求按照教会的正统观点来进行理解。许多后来被教会斥为异端的思想，最初都是在大学里孕育的。更重要的是，从产生伊始，大学的教师和学生就被国王们赋予了免受世俗司法审判的特权。1231年的教皇诏书不仅确认了教师和学生享有世俗豁免权，而且还承认他们具有“制定章程和条例，规范讲座和研讨的方式与时间、着装”等权利。在贯穿于中世纪历史的教俗之争的背景下，教会与世俗王权都把大学作为争夺的对象，其结果反而使大学对于双方来说都具有了一定的独立性。13世纪以后，教会虽然试图加强对大学的控制，指派多明我修会和方济各修会的那些信仰虔诚、学问精深的经院哲学家(如托马斯·阿奎那等人)占据大学讲坛，试图把大学变成培养“上帝的学者”的场所。但是这种重视却进一步使大学成为思想论争的热土，从而衍生出更多的异端思想。
中世纪西欧大学的学生生活更是丰富多彩，令人眼花缭乱。来自欧洲各地的大学生生性活泼、无拘无束、思想自由、行为放纵。他们爱吵闹、好斗殴，经常与当地的居民发生冲突，双方械斗致死的事情时有发生(上述剑桥大学的起源就与此相关)。在学生上课的学院周围，有各种娱乐服务设施，如酒肆、妓院、糕点铺、铁匠作坊(大学生们通常都佩带短剑)等等，一些行为不端的学生下了课就去青楼酒馆寻欢作乐，放荡形骸。中世纪大学生的这种自由散漫作风，一直延续到近代，在歌德的《浮士德》中仍然可见一斑。在一些大学里，修辞学演变成为一种教大学生们如何以雄辩的方式来向家长索要钱财的书信写作体例。在大学里还流传着一些教学生如何邀请老师赴宴、如何请老帅免费沐浴的工具手册，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让老师在学位考试时高抬贵手。在这些工具书中，最有趣的一本名为《准备上大学并想在此赚钱的学生必读》。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使得许多来自乡村的学生都想方设法推迟毕业时间，以便在巴黎、牛津等寻欢作乐之地多享受一些人生的快意。
中世纪西欧大学对后世的深远影响是《大学的兴起》·书最富于启发意义的地方。在中世纪西欧分散落后的封建社会中，大学不仅是保存和传播知识的中心，而且是克服狭隘孤立的地方主义、维系思想文化的统一性和普遍性的重要堡垒。在“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庄园经济和藩国林立的封建制度环境下，大学与教会一样，成为把分散闭塞的欧洲社会统一起来的重要纽带。如果说罗马天主教会是通过有形的教阶制度和教会组织把分散的西欧社会统一起来的话，那么大学则是通过无形的知识和思想把西欧社会统一起来。一个大学生，只要在大学里拿到了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这二者最初并没有等级上的区别，只是名称不同而已)，就可以到欧洲的任何一所大学里任教，这样他就把同样的知识和思想从巴黎和牛津带到了罗马、那不勒斯、布拉格、维也纳、勃兰登堡或者斯德哥尔摩。哈斯金斯在《中世纪观念的传播》一文(该文作为《大学的兴起》一书的附录)中写道：“从其确切的定义来讲，普遍性的教育是对各个国家的求学者开放的，教授和学生可以带着书本、笔记和头脑中的知识自由地从一个学校转到另一个学校。这些条件保证了相隔遥远的学术机构之间能够很容易地进行交流，同时也便于受教育的阶层快速地传播知识。”(第92页)在近代工业化进程在实践领域中把西欧联结成一个整体之前，中世纪的大学已经开始潜移默化地在思想领域中推进欧洲的统一运动了。
在中世纪，由于欧洲人尚未能掌握活字印刷技术，书籍的复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书籍和教材不仅数量极少，而且价格非常昂贵，绝非一般人所能问津。大学通过接受捐赠等途径，积累了数量较多的书籍。事实上在中世纪，大学和教会、修道院一样，成为社会上仅有的几个书籍收藏所。在大学和教会之外，社会上通常是不会像今天这样随处都可以找到书籍的。教师和学生需要阅读书籍，一般都是通过租借的方式，这样费用既低廉，阅读的范围也要大得多。据哈斯金斯记载，早在1286年，巴黎大学就有138种书籍可供租阅；到了1338年，巴黎大学的索邦图书馆就已经拥有1722册书籍了。这个数字如果与我们今天任何一所大学图书馆的藏书相比，都是极其可怜的，但是在当时，这个藏书量是相当可观的，它几乎已经包含了那个时代人们所能了解的一切知识。由于大学成为图书租借和出版中心(中世纪写书的人主要是大学教师兼神学家，他们写的书通常都是作为大学教材)，所以大学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知识传承和传播的中心。中世纪知识的增长与扩散，就如同图书馆里的藏书一样，是在大学里日积月累地发展起来的。
在哈斯金斯看来，中世纪大学留给现代人的遗产既不是建筑物(因为中世纪大学最初并没有自己的建筑物)，也不是某种特定的教学形式和仪式，而是大学制度。这种制度首先表现为一种把教师与学生联系起来的组织或团体，即大学，这种具有特定内涵的组织(它是以学术和思想作为唯一纽带的)是任何其他社会组织都无法比拟和取代的。其次表现为一种学习课程的观念，在其中学习的时间、主题和获得学位的方式等都有着明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