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论复合型法律人才的培养
作者：王文华
但是课堂教学仍然应当尽可能选择真实、典型的案例，更具时代性、客观性、生动性，包含的事实、信息量也更全面、客观。
判例教学法相对于我国传统的讲座式教学法有诸多优势，特别是对于侧重培养应用型、实务型法律人才的法学教育而言，判例教学法无疑有其独到可取之处，因为它除了能够训练学生的逻辑思维、推理能力外，从真实、复杂的判例出发，研究、讨论、解决的都是“真问题”，因此总结出来的规则有其现实性和可行性，特别是对处在转轨时期的我国，制定法变动性强，稳定性弱，而判例法中抽出的法律原则却更具有普适性。但是，笔者并不认为它可以取代传统的法学教学法，因为：
1．法律背景不同
判例教学法的存在基础是判例制度，主要是在普通法，判例法国家适用，虽然这些国家自19世纪末以来，制定法的数量早已远远超过我国法律法规的总和，但是这丝毫未削弱其判例法的深远影响，英美法系法学院的主要授课方式至今依然是判例教学法，尽管当中不可避免地有对制定法的解释和引用。将判例法奉为法律的主要渊源，是普通法法系区别于民法法系及其他法系最突出的特征。无论是在民法法系、社会主义法系还是伊斯兰法系，法院先前的判例虽受到不同程度的重视，但并不构成正式的法律渊源，民法法系各国，一般都建立了除宪法外由五部法典(民法、商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为主干，辅之以若干单行法规的完整的成文法体系。
判例法最主要的特征是遵循先例。德、法、日等大陆法系国家和前苏联法律是我国法律的主要参照系，我国是典型的制定法，成文法国家——在普通法法系国家，法典和法规的适用要受到法官解释的限制，只有法官加以适用，它们才成为真正的法律。由于传统，法官们常把法典或法规中的规定置诸一旁，而依据判例法处理案件。但是在民法法系国家，法典便是法官们的“圣经”——我国也是如此，所以我们的法学教育仍应以解释成文法及其相关法律理论为主，可以启发式地提出问题，却绝无可能完全抛开制定法，采用问答式授课法。
2．判例教学法需要以充足的课时量为前提
判例教学法虽然可以让学生事先预习，但是课堂讨论必须充分，只有层层深入才能揭示案件事实与法律之间的逻辑关系，合理地提炼出法律规则与精神。如果蜻蜒点水，则很难起到实务训练的效果。而我院的复合型法律人才培养的目标已经比其他法学院减去了一半(约两年)的法律课时量，因此完成法学基本知识、基本理论的学习已经非常仓促，如果再抽出时间进行判例教学，很难完成繁重的教学任务，结果学生可能在法学理论与实务两头都没太大收获。
尽管如此，这些丝毫不意味着减弱判例教学法的特殊意义，而是说明，在我院，判例教学法主要是在外教讲授英美法课程时采用，在中文法律课程教学中只能是作为辅助手段。不过，为了加强教学的实践性效果，并结合学生毕业后参加司法考试的需要，我们可以吸取判例教学法的精髓，变通采用以下方式：
(1)在教学观念上，应当提倡法律批判的精神——不是随意的“大批判”，而是鼓励学生敢于质疑、批判制定法的缺陷、名家观点的偏颇以及主讲教师的观点等，培养其独立思考、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2)在讲授前事先给学生案例，让其预习、思考，这样教师在授课时的分析就会便于学生吸收、消化，后者在授课后，留些相关案例让学生课下分析、讨论，下节课可概括总结；
(3)即便是解释制定法，也可以多提出问题启发学生，启发学生多角度思考问题，并鼓励学生随时提问；
(4)利用电子资源，建构丰富的案例库，让学生课下自学；
(5)利用业余时间举办模拟法庭、法院旁听、邀请法律实务部门的人员开讲座等，增强课程的实践性。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1841—1935)在《普通法》一书中提出，“法律的生命从来不是逻辑，而在于经验。”当然，他反对的是那种认为法律中惟一起作用的是逻辑的观念，而不是反对逻辑的作用。从这句话里我们也可以解读出，法律的生命在于它所要调整的社会现实。从我国的法治建设前进的轨迹也不难看出，推动法治进程的，是一个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活生生的个案。为培养、造就21世纪的复合型法律人才，我们必须努力创新、开拓，通过多样的教学方法，教给学生“活的法”，才能不辱使命。
[责任编辑：张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