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语文教育与思想教育关系审视

作者:朱 丹 吴朝国




  摘要:研究语文教育与思想教育的关系可以更科学地促进人的和谐发展。语文教育的过程必定是思想教育的过程,思想教育是语文教育的固有之义;语文教育必须伴之以思想教育,离开思想教育,语文教育就难以实施;语文教育是思想教育的良好途径,在语文教育中进行思想教育是水乳交融、浑然天成的教育妙境。语文教育中思想感情教育与表现形式教育之间应该是互相依存、相得益彰的并列关系。
  关键词:课程建设;语文教育;思想教育;关系
  
  一、思想教育是语文教育的固有之义
  
  长期以来,人们总习惯于将语言文字看作形式,将思想感情视为内容。比如,刘国正先生在《努力提高中学生的读写能力》中写道:“文章是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的统一体”;“如果离开遣词造句布局谋篇的剖析,思想政治教育就会变成空泛的说教;反之,如果离开文章的思想内容,文章的遣词造句布局谋篇好在哪里就说不清楚”。长期入选中学语文教材的施东向先生的《义理、考据和辞章》,则把“语言、章法和风格等方面”归结为与“文章的内容”相对举的“文章的形式”,认为“一个作者力求掌握丰富的词汇和多样的句法和章法,目的是为了运用自如,能够把内容传达得准确而生动,把内容准确地表达出”。这种认识习惯的形成基础是语言在认识论层面的实用价值——为思维提供“手段”,是用来认识世界、交流思想的工具。
  然而,人们在语言教学和运用中发现,光有“文从字顺”的能力并不一定就能写得精彩、说得出色。要写得精彩、说得出色,还得具有“真知灼见”。许多人之所以写不出、说不出,主要并不是因为缺乏“文从字顺”的能力,而是由于缺乏“真知灼见”,无内容可写、可说。更何况阅读、聆听的也主要是其“真知灼见”而非其是否“文从字顺”;更何况表现形式终究是为表达思想内容服务的。现代存在主义哲学从应心的角度把语言及其活动视为人的本能、人的生命的需要,为人们的发现提供了理论基础。于是,语文教育必须重视思想教育,必须重视人文性的呼声日趋高涨。作为对“工具论”的批判与反拨,“人文论”应运而生。由此,也就有了“人文性”、“工具性”之争。
  笔者以为,从现代哲学的维度来考量,语文在本质上是一种介质,是思想内容与其表现形式水乳交融的结晶。无论哪种语文,都是语音与语义,或者字形与字音、字义的结合体,都是既有形式,又有内容的。形式因内容而有意义;内容因形式而得以存在。离开了形式,语文就无从表现;离开了内容,语文就沦为行尸走肉。既如此,对语文这个“硬币”而言,表现形式与思想内容就是同等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两个“面”:语文就不仅是表现形式,而且是思想内容。既如此,将语言文字视作与“思想内容”相对的“形式”,以“语言形式”(“语文形式”)与“思想内容”对举,也就有失偏颇。语文教育也就必然包括思想内容的熏陶和表现形式的学习这两个相并列的要素,思想教育也就不再是“外加给语文教育的包袱”。既如此,“工具性”、“人文性”之争,也就成了无谓之争。
  汉语文是世界上最具思想文化内涵的语文。汉语繁多的同音现象,产生出“连年有鱼(余)”、“外甥给舅舅打灯笼——照舅(旧)”、以谜底“贾岛(假倒)”扣谜面“佳人半醉索人扶”而构成“梨花格”谜目等等丰富的“谐音取义”的独特文化。汉字独特的造字方法,使字义与字形联系密切,成为世界上最具思想内涵的文字。汉语文作品更以其丰富、深刻、鲜活的思想性而独具魅力。《急就篇》《千字文》《三字经》这样最简单、最基础的启蒙读物,都包含了丰富的思想内容,将开蒙识字与认识自然、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诸子百家、历代诗文,更是思想道德的载体。读《老子》,可以理解贵“柔”守“雌”、“无为而治”,懂得谦退不争、以退为进。读《论语》可以认识“仁”与“礼”,理解“以仁释理”、“和而不同”,把握“中庸”原则。学过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谁不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境界所感染?念过文天祥的《正气歌》,谁不为诗人崇高的民族气节和赤诚的爱国精神所激动?
  
  二、语文教育必须伴之以思想教育
  
  从语文功能的实现上看,交际是语文的一大社会功能。交际的过程是接收或输出思想的过程。说写输出的时候,总要先下一番炼“意”的功夫,总是意在笔(口)先,确定了主旨之后再寻找表现形式;听读接收的时候,总是“披文以入情”,透过表现形式来探求其思想内容。而无论接收与输出,都强调“文质相称”——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在一定语境中的完美统一。所以,实施语文交际,不能没有思想。脱离思想,就无法实现语文交际功能,语文交际教育也就名不副实。只有注重思想的打磨,使之日趋科学、深刻、新颖,才是真正的语文交际教育,才能学好语文交际,才能在人才济济的交际场中崭露头角,脱颖而出。所以,语文教育必须伴之以思想教育。
  从语文教育实践来看,思想道德因素对语文学习有很强的制约作用,学生的语文水平与其思想水平成正比。只有具备健康的思想情感,足够的道德辨识能力,才能正确理解作品的含义,才能深刻认识陶潜的高洁、杜甫的赤诚、苏轼的旷达、方孝孺的骨气。只凭“文从字顺”的技能,缺乏深刻思想、丰富情感的熏陶,没有生活和社会经验的积累,不作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思考,是难以下笔成文、出口成章的。作文能力弱,常常是因为其缺少锤炼、丰富、深化思想的机会;作文能力强,往往得益于阅读课外“杂书”,思想丰富、思维开阔。正反两方面的教育实践表明,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决不能只凭知识讲透,训练扎实,而必须伴之以卓有成效的思想教育。
  从母语素养的提升来看,现代语文教育着眼于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素养不仅包括知识、技能,而且涉及习惯、情感、价值观等态度因素。母语素养的提升必然包含思想意识范畴的教育。舌战群儒的诸葛亮所以能大获全胜,是因为他见解高明,道理正大;张昭等东吴文臣谋士所以张口结舌败下阵来,并不是他们的语文功夫比不上诸葛亮,而是由于他们见解平庸,道失理亏。古今中外的无数事实证明,知识、技能固然重要,思想情感等态度因素也很关键。光有丰富的语文知识、熟练的语文技能而缺乏深刻的思想、健康的情感,就难以很好地开展包括交际在内的语文活动,就不能称之为具有良好的语文素养。所以,立足于素养培育高度的语文教育,必须伴之以思想教育。脱离思想教育的语文教育,充其量只能是知识的传授与技能的训练。
  
  三、在语文教育中进行思想教育是水乳交融,浑然天成的教育妙境
  
  进行思想教育忌讳强行灌输,枯燥说教,而必须高度重视环境的影响与实践的作用,努力营造有利于思想变化的环境,积极开展有利于思想变化的实践。就学生而言,学校课堂就是影响他们的重要环境因素,学习生活就是他们从事的主要实践活动。因此,结合课堂教学实际实施熏陶、濡染,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重要途径。
  在我国,语文独立设科始于1904年的“癸卯学制”。此前的语文教育都是与哲学、历史、政治、社会、自然、科技教育融合在一起的。这种包含了语文在内的综合形态的教育,其目的乃在于立人,使学习者能够“易天下”。因此,高度重视“人伦”,十分强调道德精神,充满了思想教化的色彩。这种思想教育不是孤立的、架空的,而是渗透、隐含在语文等其他教育之中的。所以,我国自古以来的思想教育就是与语文教育融为一体的。从先秦到明清,我国语文教育中始终贯穿着思想教育;从孔孟到程朱,经书诗文从来都是他们“传道”的工具。在语文教育中渗透思想教育,通过语文教育提升思想素养,是我国传统教育的宝贵遗产。我国古代的教育实践早已充分证明,语文教育是思想教育的良好途径。
  将语文独立设科的现代教育虽说分成许多课程来分别教学不同的内容,专门开设了思想教育课程,但这丝毫也不意味着语文教育中不再适合进行思想教育。事实上,这种分工是相对的。在现代教育体系中,除了主要由某一门课程教学的特殊教育内容之外,还有由各门课程共同教学的一般教育内容。思想教育的特殊性使之成为思想教育课程的特殊教育内容。思想教育的丰富性、复杂性、艰巨性,又使它成为各门课程共同承担的一般教学内容。语文课程具有得天独厚的实施思想教育的优势。语文及其作品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对学生的思想感情和精神面貌产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历来是思想教育的重要载体;包含诸多文学作品在内的语文教材拥有比其他教材更丰富的思想情感内容,更强烈的思想性、情感性;语文比其他课程更具情意性、感染力、震撼力:因此,语文课堂为学生思想的积极变化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学习语文的实践过程就成了其思想发生积极变化的过程。这样,语文课程也就比思想课程之外的数理化天地生等其他课程更加适宜于进行思想教育而成为思想教育的良好途径。
  
  [责任编辑:陈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