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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腐败的政权在满洲军事力量和各地农民起义军的双重压迫下，很快呈现崩溃之势。一六四四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自缢身亡。继而清军在明朝降将吴三桂的协助下，击溃李自成军，占领北京，揭开了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清的帷幕。在清初一二十年中，民族矛盾仍然很尖锐，由汉族士大夫所发动的反清武装斗争和清政权对这种反抗的镇压，一度进行得异常酷烈。直到康熙初年，民间的抗清活动才逐渐衰落。至十七世纪末即康熙中期，经过平定吴三桂等“三藩之乱”、准噶尔噶尔丹之叛以及收服台湾之役，国内的战争大体宣告结束，清王朝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稳定的统治。 它直接控制的行政区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广大的。 对于清代文学，结合政治与社会变化的情况，我们将之大致地划分为三个时期：自清人入关至雍正末年（1644—1735）为前期，自乾隆初年至道光十九年（1736—1839）为中期，自道光二千年鸦片战争至宣统三年辛亥革命（1840—1911）为后期。前期与中期，是中国社会按照其自身规则发展变化的时期，文学方面也是如此；后期（即通常所说的“近代”）则是中国社会受到外来力量强烈冲击而发生剧变的时期，文学同样受到这种历史剧变的深刻影响。下面，我们先介绍前期与中期的社会政治情况及文学演变，然后再谈后期。 清前期和中期，在嘉庆以前，因康熙、乾隆均在位年久，高层权力结构稳定，国力强盛，史称“康乾盛世”。从经济方面来看，清初的战争一度曾造成严重破坏，但随着强大封建帝国的建立，它的恢复也很快。尤其是由于历史上沿长城一线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紧张对抗至此完全解除，使统治者有可能通过削减赋税来争取民众的支持，加之康熙十分重视水利建设，鼓励生产，农业得到了显著的发展，人口也有明显的增长。在清王朝的统治开始稳定以后，广大民众的生活较之天灾与战乱频仍的明末无疑要好得多，这是清政权能够为广大汉族百姓接受的首要基础，也是从民族意识出发的反清斗争难以坚持下去的关键原因。农业的增长也支撑了城市工商业的复苏乃至新的发展，乾隆时，东南沿海地区的纺织业、盐业、造船业、造纸业、印刷业都形成了相当大的规模，资本主义的萌芽重新得到滋育生长。如钱庄这种信用机构，在清代发展得比明代更为普遍和完善，这正是适应工商业经营规模扩展的结果。而且不仅是东南沿海，北方如北京、太原等城市也出现了相似的情况。在国际交往方面，清初曾因台湾为郑氏所据，禁止海上贸易，到康熙中期以后禁令解除，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接触比前代更为密切。在《红楼梦》等小说中，可以看到各种奇巧的“洋货”成为富贵之家喜好的东西。 但是，倘若放在世界范围来看，从十七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中叶，正是西方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现代科技文化日新月异的时代，相比于这种变化，中国社会的进步是极其缓慢的，自明代以来中国滞后于世界发展的情况也因此更显得严重。 清代的对外交往虽比以前要多，但政府对发展国际贸易和吸收外来文化，都并不抱积极的态度，对外部世界真实情况的了解也非常有限。在英，法等西方殖民主义国家以炮舰强行打开中国门户以前，古老的中国依然是一个封闭的封建国家。 之所以如此，广泛的小农经济在中国仍占据主导地位固然是根本原因，统治者竭力强化封建专制以维护自身的利益，也是关键的因素。 清人入关以前，汉化的程度就比较高，这不同于以往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情况，他们的上层能够很快适应中国传统的政治模式与文化心理。入关以后，清王朝的统治集团迅速清除了尚存的部落军事联盟的遗迹，基本上全盘接受了明朝的政治体制，并逐渐强化了君主专制。明初朱元璋以内阁制取代宰相制度，是一种集权的手段，但内阁的权力到明中后期又有所增长。康熙时设立南书房和大臣会议，以削弱内阁的权力；雍正又改立军机处，把大权集中于皇帝一人，再度形成极端的专制。 在经济较为发达、财富容易聚敛的情况下，封建专制制度腐败的速度也相应加快，这是明、清的统治都无法逃脱的命运。清初为了应付庞大的军费支出，实行卖官鬻爵的捐纳制度，其后沿袭不改，这实际是鼓励贪污。清政府对失职官员以罚款报效为惩治手段，也同样起到鼓励贪污的作用。而以皇帝为首，统治阶层竞为奢靡，贪于享乐，给社会造成巨大负担。如北京的圆明园，自康熙朝始建，费四朝经营之力，巨丽无匹。乾隆好大喜功，屡下江南，耗费惊人。乾隆的宠臣和珅在嘉庆时被抄没家产，其余不计，仅地窖藏银就有三百余万两，夹墙藏金有二万六千余两；他的一个家奴，竟也有二十万两银子的财产。凡此种种，必然以民间的贫困化为代价。大致在乾隆中期，清王朝在“盛世”的表面下，已出现衰败的朕兆。到嘉庆时，由于豪富兼并加剧，民生艰难，大量农民脱离土地成为流民，民间教派与帮会蓬勃兴起，社会矛盾已十分尖锐，反叛政府的武装斗争不断发生。至道光前期，鸦片输入剧增，财富外流，国力虚空，社会已处于极度危机状态。 在思想文化方面，清王朝的控制尤为强烈。一方面，统治者为了获得汉族士大夫的支持，也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承认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的正统地位，并以这种文化的继承者自居；另一方面，他们努力发扬传统文化中有利于专制制度的内容，加强对读书人和普通民众的奴化熏陶。康熙亲自主持编写了《性理精义》，一再倡导理学，推崇朱熹，乃至称誉他“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御制朱子全书序》） “欲求毫厘之差，亦未可得”（《圣祖仁皇帝圣训》）。这种高度的赞誉，不仅是看重朱熹思想中固有的有利于社会统治秩序的价值，同时也通过绝对思想权威的建立，取消人们独立的思想权利，对于晚明偏离正统的社会思潮，也是有意识的反拨。 对于具有异端思想尤其是具有反清意识的文人，清朝统治者采取了严酷的高压手段。清代文字狱之盛是历史上空前的。康熙时庄廷鑨《明史稿》案、戴名世《南山集》案，雍正时吕留良诗文案，均牵连数百人，死者戮尸，生者凌迟、绞杀，家族亲友沦为奴隶，手段残忍，震骇天下。乾隆朝的文字狱差不多每年都有发生，直到乾隆后期才有所减少。这种手段不仅打击了汉族文人的民族意识，而且和强行变服发一起，严重打击了士人的人格尊严。而士人人格的破坏，成为清代文化中的严重问题。 另一方面，清王朝也以各种手段笼络士人。除沿袭明制以八股文取士外，康、乾两朝均特开“博学鸿词科”以网罗名士。作为重视学术、优容文人的表示，朝廷还组织了大规模的书籍编纂工作。康熙时纂有《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康熙字典》等，乾隆时更纂有规模空前的《四库全书》。这些工作固然有文化总结的意义，但也有羁縻文人的用意。在修《四库全书》过程中，大量收缴和销毁违碍书籍，据估计“至少在十万部左右”（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更成为文化专制政策的一部分。 文网严密，使读书人思想的自由空间越来越狭窄，加上统治者的有意诱导，清代考据之风日盛。到了乾隆中期至嘉庆时期，号称“乾嘉之学”的考据学达到鼎盛阶段。儒家经典、诸子学说、历代史籍等各种古老的文献成为学者们严密审视、深入研究的对象，与之相关的音韵、文字、训诂以及历史、地理、典章制度等各类学问也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清代考据学在文献整理和古代文化研究方面的成果当然是值得肯定的，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则需要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待。 首先，这毫无疑问是文化专制政策所引出的结果，它耗费了许多杰出的才智之士的毕生精力，其成就是以牺牲对社会对人生的批判性思考为代价的。特别是放在封建制度日益腐朽、资本主义萌芽滋生的历史阶段上看，这种代价是巨大的。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清代考据学中包含着缜密的思考和科学的方法，它不但推进了纯学术研究的进步，实际也必然推进了研究者的理性精神。考据学家并非都是不具有思想批判能力的，如戴震论“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与某书》）即表现出对程朱理学的有力抨击。龚自珍早年受戴震、段玉裁很大的影响，他的思想的形成与此有密切的关系。只是考据学的理性精神没有得到有力的发扬，它对社会生活的积极影响实在很有限。 谈到明清之际社会思潮的变化，有一点尤其值得注意，即对一些著名的反清人士，必须把民族矛盾的问题同他们的思想主张的历史价值区别对待。回顾晚明时代，由于个性主义思潮没有强大到足以引起社会变革，在封建统治力量的压迫下，许多人走向疏离正统、疏离政治、追求自我赏适的道路。 这种消极的个性主义具有破坏性而缺乏建设性。因此，到了明末社会崩溃之际，许多人所想到的不是推进社会变革，而是恢复由旧道德所保障的社会秩序。尤其面临尖锐的民族冲突之际，旧道德传统更被一些人看作是固结人心、挽救危亡的唯一力量。顾炎武就是一个显著的代表。他的民族气节和学术研究方法固然有可以肯定的理由，但他的基本思想主张，是维护程朱，对明中期以后自王阳明至李卓吾的反传统精神一概排斥，痛斥为与魏晋玄学一样是亡国的肇端，“罪深于桀纣”（《日知录·朱子晚年定论》），力图在经学的传统上重建社会思想的主导方向，这无疑是倒退的努力。相应的，在文学方面他也力持儒家的功利主义，主张“凡文之不关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赞同“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的说法（《与人书》），与向来的道统文学观实无根本区别。所以，离开清初民族矛盾的因素来看，顾氏的主张大多与清朝统治者所提倡的相合。 从晚明到清中期，历史的变化极其复杂。不仅有朝代更迭的动荡，还交杂了激烈的民族矛盾，同时又有封建正统文化与异端倾向的冲突。这些矛盾相互交错，使文化人面临着难以应付的人生困境和艰难的选择。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清朝统治下，整个社会经济形态向现代方向的进展虽然缓慢却并未停止，历史行程中所积蕴的变革力量也没有消失；而经过晚明思潮的冲击，传统规范的价值已受到深刻的怀疑，尽管清王朝统治者竭力提倡，它也不可能恢复原有的权威。这种时代的特点，在清前期与中期的文学中充分反映出来。 清前期到中期约二百年间的文学，既没有出现明代前期那种明显的低落，也似乎看不出很明显的高潮。这大抵是因为明代文学已有的进步已不可能被根除，它仍然在影响作家的创作；而同时，正统思想的力量也始终相当强大，没有遭到晚明时代那样的猛烈冲击。但这并不是说从前期到中期的文学没有发展变化。仔细分析便可以看到，在明末已经受到一定挫折的文学中的个性解放精神，在清前期文学中继续呈现退化状态，但这种退化并不是消失，而是艰难曲折地延续着。到了清代中期，虽然没有出现声势壮大的文学高潮，但由于明清更迭的历史动荡完全消失，民族矛盾亦已淡化，个性发展与社会压抑的冲突重新成为首要的矛盾，个性解放的要求又有了顽强抬头的表现。如果以小说《儒林外史》、《红楼梦》以及袁枚的诗歌理论为代表，可以看到乾隆时期的文学较之康熙时期确有重要的发展，就小说而言，其成就已超过晚明。到龚自珍出现，那种竭力挣脱封建专制压迫，希望个性获得自由发展的呼声，更为大胆而宏亮。 下面，我们按不同文学类型对清前期至中期文学的发展变化作一简单的概述，同时介绍各体文学的大致情况。 在明末清初诗坛上，钱谦益是影响最大的诗人。他的诗歌主张是在重“性情”的同时也重“学问”，具有向宋诗回复的意味。但清前期成就最高的诗人，应推吴伟业和王士禛。他们都不赞同钱谦益大肆排击前后七子的态度，其诗歌创作的取向，可以说是公安、七子两派的融合，这实际是晚明时袁中道等人就有的一种想法，只是到他们的创作中才有较好的成绩。吴伟业、王士禛的诗，一方面注重真实情感的抒发，关怀个人在社会中的命运，具有较强的自我意识，但却不像公安派那样表现得尖锐而浅露；他们都讲究诗歌的艺术性，讲究声调韵律的美感，却又不像七子派那样生硬模拟而造成抒情的阻隔。比较晚明尤其是公安派的诗，吴、王的作品思想的锋芒、情感的冲击力是有所削弱的，但艺术的魅力则有所加强。 到了乾隆时代，沈德潜倡导以“温柔敦厚”为准则的“格调说”，翁方纲倡导重学问、重义理的“肌理说”，从表面上看，一偏于宗唐，一偏于宗宋，其实在束缚个性、提倡儒雅上并无根本区别。而与之相反的主张，则是袁枚所倡导的“性灵说”。袁枚的思想很多地方接受了晚明思潮的影响，有些直接来自于李贽。如他对理学家的矫情与做作十分厌恶，对这些人以“道统”自居常加以讽刺挖苦。在《清说》一文中，他提出“好货好色，人之欲也”，“圣人”的职责就在于使这种人欲得到应有的满足。袁枚的诗歌主张大体就是公安派理论的重兴，其核心也是强调真性情的自然流露，重视轻灵活泼的趣味。另外，赵翼、黄景仁也是当时很有个性的诗人，在重视诗中有“我”、重视诗歌艺术的独创性方面，他们与袁枚是一致的。到了嘉庆、道光时期，终于出现了杰出思想家兼优秀诗人龚自珍。过去有些文学史把龚自珍划在“近代”也就是本书所说的清代后期，这是不合理的。龚自珍死于一八四一年，他的创作与鸦片战争爆发后的历史剧变关系并不大。 他昌言“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壬癸之际胎观第一》），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他的诗歌以一种高傲和尖锐的个性精神抗击社会的沉闷与压抑，乃是中国社会本身所积蕴的变革力量的产物，也是元明以来的进步文化向现代方向发展的必然结果。 词在元明一度衰落，到了清代出现复兴的势头。这和清代文人普遍爱好雅致的趣味有关，也和他们在压抑的环境中需要一种委婉曲折的抒情形式有关。从清前期到中期，以词名世的文人很多，影响较大的，有陈维崧，纳兰性德，以及“浙西词派”的盟主朱彝尊、厉鹗，和“常州词派”的盟主张惠言、周济等。除陈维崧外，他们的词一般格局不大，但常有很精美细致的抒情文笔。 清初散文，一方面存在晚明小品的遗风，不仅张岱的许多小品文实际是作于清初，金圣叹、廖燕、李渔等也有类似的创造，但文坛的主导方向，是在理论上恢复唐宋古文的传统，而在创作上愈加偏狭。《四库全书提要》说：“古文一脉，自明代肤滥于七子，纤佻于三袁，至启、祯而极敝。国初风气还淳，一时学者始复讲唐、宋以来之矩矱。”文中提出的代表人物，是侯方域、魏禧、汪琬。但这三人影响有限。而且侯、魏之文以道统文学观而论，尚不够“纯正”，尤其侯方域，还带有明末散文的所谓“浮夸”气、“小说”气。到了以程朱理学为内核的桐城派出现，才算真正建立了清代正统“古文”的阵营。桐城派的代表人物，是康熙朝的方苞、刘大櫆和乾隆朝的姚鼐。对于文章，方、刘讲究义理和文法，至姚又加上考据，提出一系列清规戒律。就个别文章而言，他们也分别有些可观之作；就个别的观点而言，他们在文章作法上也有些可取的见解。但在总体上，桐城派古文是对明末离经叛道和文体解放的散文的反拨，是比唐宋古文更强调为封建政治服务和更为程式化的文体。它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民国。 桐城派一开始就遭到不少人的反对，乾嘉时期著名的学者大都与之异调。如阮元否认古文的正统地位，认为骈文才是真正的“文”，钱大昕攻击所谓“古文义法”不过是世俗浅薄之论，章学诚专门作《古文十弊》，强调为文须求实、自然。 这些学者的散文大抵比较朴实，不像古文家那么拿腔拿调，只是文学意味较淡。而袁枚、郑板桥的一些短文、尺牍均率意而为，多少恢复了晚明小品的韵致，至龚自珍之文，更是奇诡警拔，有新异的时代色彩、显著的个人风格。 清代同时又是骈文受到重视的时代，乾隆、嘉庆时期，骈文尤盛，形成与桐城派古文相抗的局面。提倡骈文的人，既有袁枚这样的才士，也有许多著名学者，如阮元、洪亮吉、汪中、孔广森、孙星衍等。他们倡导骈文，不仅是为了重视它作为美文的价值，实际也是有意排斥桐城派迂腐固执的思想见解。如著名的骈文家汪中，就有很鲜明的反封建礼教意识。 但骈文作为一种古雅而拘谨的文体，毕竟缺乏锐气和活力，它总体上还是一部分文人表现其高深文化修养和优雅情趣的形式。 戏曲和小说在晚明曾极为繁盛，这种势头延续到清前期。 生活于明末清初的金圣叹在这方面虽没有创作的成就，但他对戏曲小说的推广有很大影响。金圣叹性情放诞，好为奇谈怪论而每有新异之见，具有晚明文人的气质。他所定的所谓“六才子书”，把《西厢记》、《水浒传》与《庄子》、《离骚》、《史记》及杜诗相提并论，引伸了李梦阳、李贽等人的文学观。 他定“六才子书”的做法，其实只是为了提高《西厢记》、《水浒传》的地位。经他删改、评点的《水浒传》和经他评点的《西厢记》，后来成为最流行的版本，在民间影响很大。他的评点议论，如强调描写人物性格的重要、重视故事结构等，常有精彩之见，在文学批评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 短篇小说方面，从晚明到清前期有一些明显的变化。晚明异常活跃的白话短篇小说到清初就开始衰退，只有李渔还有一些较好的创作。他的小说仍有晚明文学的气息，但单纯从娱乐性出发的意识更强，又常以正统伦理作为假饰，其思想锋芒不能不受到削弱。同时文言短篇小说更受一般文人的重视。白话与文言短篇小说之间不只是语体上的差异，白话小说那种鲜活的气氛与文言小说的雅致笔调，在对读者的情感的作用上是有区别的，后者较为“隔”也较为平静。但文言小说对前一时期的白话小说不是没有继承关系，以最著名的《聊斋志异》来看，作者所描绘的许多主动追求爱情幸福的女性形象，同“三言”、“二拍”中的女性有很多相似之处，但由于作者赋予她们以狐仙花精之类非人世的身份，这些形象因而与尖锐的现实矛盾构成一定距离，成为诗意的、幻想性的存在。而《聊斋志异》中凡是具有现实社会身份的女性，大抵贤惠温良而合于传统道德。以上两种特点，正是晚明文学精神在退化中又曲折地得到延续的表现。到了清中期，以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为代表，反对《聊斋志异》中的虚构情节与细致的描绘，而以平实的笔记体为中国小说的正宗，这又更向古雅的传统靠近了一步。 清代长篇小说拥有广泛的读者，始终很兴旺。明末清初出现的大量才子佳人小说，也是晚明小说一个方面的延续，但这里面没有什么杰出之作，只是些套路化的娱乐性读物。一些历史传奇小说，如《水浒后传》、《说岳全传》等，则较多受到正统意识的影响。到了清代中期，沿着《金瓶梅词话》的写实传统，终于出现了中国小说史上两部伟大的作品—— 《儒林外史》和《红楼梦》，这是清代文学了不起的收获。这两部小说所描写的生活内容并不相同，但都反映了在沉闷压抑的社会环境中，人性无法得到健康和自由的发展，反映了具有独立人格理想的才智之士内心中深深的失望与困苦，这和后来龚自珍诗歌的基调是一致的，同时也是对晚明文学精神的再度伸张。而在艺术上，这两部小说对人性复杂性的理解之深刻、描摹之细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儒林外史》作为长篇小说而言，结构是不完美的，甚至很难说是严格意义上的长篇小说，但作者把握人物性格的准确和叙述态度的冷静，比之多少有些浪漫色彩的《红楼梦》更接近现代小说。 清代前期的戏剧延续了晚明的繁盛局面，而艺术精神同样有所变化。明末清初的作家中，李渔的剧作同其小说一样是偏重娱乐性的，在重视戏剧结构和舞台演出效果方面，他继承和发展了吴炳戏剧的特点；他的《闲情偶寄》中所提出的戏剧理论，也比前人更为清楚和系统地总结了戏剧艺术的特点和要求。但他的作品很少反映深刻的社会矛盾与热烈的人生追求。而李玉则代表着以旧道德来挽救所谓“颓世”的倾向，成为对晚明文学精神的反拨。他的《一捧雪》歌颂忠仆，表彰了奴隶道德；《清忠谱》歌颂忠臣，思想也很陈腐。 到了康熙年间，先后出现了清代的两大名剧——洪昇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洪昇将其《长生殿》自比于《牡丹亭》，在歌颂“情”可以超越生死的力量上，它也确与《牡丹亭》一致。但《长生殿》所写的是历史题材，剧中男女主人公是皇帝和妃子，歌颂他们的爱情在道德上完全是合乎传统规范的，这和《牡丹亭》富于挑战性和富于激情的特点是完全不同的。这种变化，和《聊斋志异》同“三言”、“二拍”的关系很有相似之处。《桃花扇》作为一部通过儿女之情反映朝代兴亡的历史剧，其杰出之处在于表现了剧烈的历史变化给人们带来的失落感与悲凉情绪，但作者对晚明历史的解释，其实还是正统的和官方化的。总之，清前期的两大名剧与清中期的两部杰出的长篇小说，不属于同等水平。而整个清代戏剧就剧本创作即文学方面而言，到清中期已严重衰退，这也和小说的情况不同。 清代文学的成就主要是出现在前期和中期。在这一相连贯的历史阶段中，中国古代曾经出现的各种文学样式都有许多创作，都有一些优秀的作品，这是其他时代所没有的特点。 从这个意义上说，清代文学可以说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总结。另外，清代文人普遍地推重学术文化修养，爱好精细雅致之美，这对于各类文学创作均有多少不等的影响。就是在作为通俗文学样式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中，也可以看出作者的学养和文笔的精致。这也是以前的文学中比较少见的。 但最值得注意的是，从清前期到中期，中国文学中所蕴藏的变革力量正在重新恢复生气，倘以龚自珍为代表，可以说它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和强度。所以，倘认为“五四”新文化完全是外来影响的结果，这只是短视之见。否认孔子的思想权威早就见于李贽，强调个人意志的尊严又重见于龚自珍，这是曲折而连贯的过程。梁启超说：“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稍进乃厌其浅薄。”（《清代学术概论》）可见龚自珍的思想情趣在本质上与清末的思想变革相通，所以即使没有外来文化的冲击，这一过程最终也要导向“五四”新文化的结果，只是其形态会很不一样。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约七十年间，中国社会处于激烈的动荡之中。历经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曾经出现过所谓“同治中兴”，洋务运动为这种“中兴”的标志。但随后在甲午中日海战中，中国又被刚刚崛起的日本打败。洋务运动可以说是一种稳健的变法改良运动，而面临日益危急的形势，甲午战争以后一种更为激进的变法改良运动迅疾兴起，这就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受到光绪皇帝支持的戊戌变法。当戊戌变法失败以后，中国又一次遭到八国联军的侵略，而清王朝的腐败无能终于使人们彻底失望，以反清排满和民主共和为两大基本口号的革命运动终于彻底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但辛亥革命并不是充分意义上的和成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是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因此，反封建的斗争在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 以上所简述的这一历史阶段，是封闭的中国社会被迫向世界开放、正面接触以西方为代表的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时期。对中国的知识界来说，这种文明既是新鲜的和先进的，又是同殖民主义侵略及民族耻辱感相伴随的。接纳还是排拒，如何接纳以及怎样处理它与中国固有文明的关系，当时对这些问题形成了激烈的争论。大要而言，对于西方文化的态度，在这一时期经历了以下几个重要阶段： 第一是“道器论”的阶段。无论是被誉为首先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林则徐、魏源等先驱者，还是道光皇帝，他们所关注的只是先进的西方技术，认为西方所凭借的只是这种技术性的“器”，而根本还没有考虑到产生这种技术的社会体制和文化思想，即所谓“道”的问题。他们认为只须“师夷之长技”，招“西洋工匠”和“西洋柁师”，选精工巧匠而习之，便可以达到强国的目的（见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但即便是这样的见解，也遭到保守派的反对。 第二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变法论”阶段，这是以曾国藩、张之洞为首的洋务派的主要观点。随着民族危机的深化和西方文化的不断传入，人们逐渐感觉到，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是不同质的东西，西方除了技术性的“器”，还有他们自成体系的“道”。这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论，力图在保存中国旧有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它所不同于“道器论”的，是眼界要宽广得多，如张之洞在著名的《劝学篇》中，就主张“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但这一派人士在维护“纲常名教”上，仍是不肯动摇的。甲午战争以后，这种变法论愈加高涨。 第三是以进化论为中心的“革命论”阶段。戊戌百日维新失败后，人们对清王朝完全失去信任，这个政权本身也摇摇欲坠。而这时期由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所表述的进化论观点，在中国知识界引起了石破天惊般的巨大反响，此外，西方的民权、民主等思想理论也不断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因此倡言“革命”的理论日益风行。这种“革命论”的核心是主张历史在不断的变革中进步，认为革命是“天演之公例”（邹容《革命军》），而革命的目标是西方式的共和国。因此，传统文化这时受到更多的否定。但应该指出的是，直到清末，知识界绝大多数人对于作为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西方文化与中国封建时代传统文化之间的本质区别，还缺乏深刻的认识，所以继之而起又有“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包括“五四”在内的二十世纪初叶中国的思想文化变革，由于是受西方文化冲击而提前出现的现象，它的社会基础相当脆弱，它的成果也就很不牢靠。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西方工业国家的产品凭借军事强权的支持和自身的竞争力，从沿海深入内地，无情地撕裂着中国自给自足的传统经济的网络，而受到这种刺激，中国的官办工商业和民间工商业也日渐兴旺，城市出现畸形的繁荣。在各个通商口岸的外国租界，作为半殖民地中国的怪胎，在当时的政治与经济文化生活中扮演着奇特的角色。它是外国资本吸取中国血汗的孔道，又是中国了解世界、吸纳西方文明的窗口，它是藏污纳垢之地，又是革命的温床，各种新文化、新事物得以生长的土壤。清末文化的众多现象，均与租界有关。举最简单的例子来说，中国众多的新式报刊，差不多全是以租界为基地的。 清代后期文学就艺术成就而言并不高，比较前期和中期反而显得逊色。这一时期年代较短当然是一个原因，但另外还有两个原因值得注意：第一，这是一个社会激烈动荡、各种现实矛盾压迫得人们喘不过气来的时期。在文化人中，无论属于哪一派，只要是热心投身于政治的，无不首先关注如何解决现实政治与社会问题。而文学固然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但又必须以作者个人的独特人生体验为基础，以对人的生存处境和人性发展的关怀为根本。当把政治、社会的具体问题放到首位时，文学就难免显出浮躁，而它的艺术性必然受到削弱。第二，这是一种文学形式发生变革的时期，特别在诗文方面，旧的形式因不适应生活变化的要求而遭到厌弃，新的形式却尚未来得及出现，许多带有变革意义的尝试，总给人以半生不熟、不伦不类之感。 但并不是说这一时期的文学没有发展。不但那些看来半生不熟的变革尝试在促进新旧文学交替的意义上有其历史的价值，就是清前、中期文学中不断成长的张扬个性的精神，在后期的文学中也仍然有新的表现。 下面，我们仍旧按不同类型，对清后期文学的变化和各体文学的概况作简要的介绍。 鸦片战争前后，诗坛上占据正统地位的是嘉庆以来逐步兴起的宋诗派，这一派的早期人物主要有程恩泽和祁寯藻等，而以稍后的曾国藩影响最大，人云“湘乡（曾国藩）出而诗学皆宗涪翁（黄庭坚）”（陈衍《石遗室诗话》）。他主张作诗首先要涵养志气人格，同时要讲求学问，注重修辞和音调。这代表了尚有自信维护清王朝的存在并以此为己任的政治人物的文学趣味。自同治以降，宋诗派演变为“同光体”，代表人物有陈衍、郑孝胥、沈曾植、陈三立等。“同先体”过去被简单地看作一个保守旧传统的诗派，但实际上它也有很值得注意的地方。以成就最为特出的陈三立而言，他的不少诗写得突兀卓立，尤其在表现个人为社会环境所压迫的感受上，具有中国古典诗歌前所未见的敏锐性，这种敏锐的感受实是自我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的结果。另外，属于革命阵营的诗人苏曼殊，把西洋诗歌的自由与浪漫精神写入传统的形式中，也具有相似的意义。——尽管这两位诗人的政治立场和生活作风有绝大不同。 但传统诗歌形式尽管在表现诗人的人生感受方面仍有一定活力，而它与日益变化的社会生活不相适应，却也是很明显的了。因此出现了以黄遵宪为代表的具有变革意义的“新派诗”。他主张“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杂感》），所作大量引进新名词，反映新的文化知识，描绘中国以外的风土人情，大大改变了中国古典诗歌的面貌，令人耳目一新。它虽然还是旧体诗的形式，也没有能够真正吸纳西方文化的内在精神，但在推进诗歌变革上，还是起了较大的作用，并成为旧体诗到新体诗之间的一种过渡。 在黄遵宪开始创作“新派诗”不久，梁启超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口号。这种“革命”的理想是以古人之风格来表现新的生活内容与人生精神——包括对西洋文化精神的吸纳。它在实践上并未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但毕竟代表了比黄遵宪“新派诗”更进一步的变革要求。 清代后期动荡危急的时事，激起许多仁人志士忧时愤世的心情，从林则徐到秋瑾，留下了大量的纪实和抒愤的诗篇，这类诗作艺术上各有高下，但在保存时代心声上，都有它们不可磨灭的价值。 清后期的词与诗相比，较为远离于时代的波澜，虽也有伤时感事之作，但大抵隐于闪烁的意象之下。在词坛上占主流地位的，是沿袭清中期张惠言、周济一路的常州派词人，也有个别词人不囿于这一派。他们对于词的写作和理论研究，以及词籍的整理颇用功力。但由于缺乏新异的创造，词在这一时期虽不寂寞，却少有生气。 散文方面，曾国藩凭借其击败太平天国所获得的地位，重振桐城派的“声威”，其幕府中又搜罗了众多的知名文士，一时造成很大影响（在作为桐派之分支的意义上他们也被称为“湘乡派”）。曾国藩的散文理论，力图在保存桐城派核心宗旨的前提下，加以适当的改造，以顺应时代的变化。但他并不能挽救“古文”的衰落，所谓“桐城派中兴”，实际成了回光返照。而到了清末，一般古文家（包括被誉为“桐城派殿军”的吴汝纶）也已经意识到文化变革不可避免，常表现出新旧交杂的矛盾态度。 在散文领域代表着革新倾向的是梁启超，他的发表于报刊的许多文章，虽是为政治宣传而作且仍是文言体式，但写得流利明畅，富有情感，具有很强的煽动力，与向来的古文大不相同。因而以刊登这种文章为特色的《时务报》“一时风靡海内”，“举国趋之，如饮狂泉”（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这种新文体也是文言散文向白话散文过渡的桥梁。 清后期的戏曲演出，包括京剧和各种地方戏都很繁盛，但大都沿袭或改编旧有剧目，或改编旧小说，新的剧本创作自中期以来即告衰退，缺乏重振之力。这既是因为清中期以后很少再有优秀的文人投身于这方面的创作，也和戏曲越来越偏重唱工与做工有关。清末出现过一些宣传反清革命的传奇、杂剧，但文学价值也不高。值得注意的是清末时在留日学生中第一次出现了由“春柳社”组织的话剧演出，虽然表演的是《茶花女》、《黑奴吁天录》等外国文学故事，但这一新的剧种为“五四”以后新的戏剧文学的兴起提供了条件。 小说是清后期最为兴盛的文学样式，其数量呈现急速的增长，这在客观方面是因为印刷技术有了提高，因为报刊杂志这种全新的大众传媒的勃兴，主观方面则是因为这一时代人们对小说的看法有了很大改变，小说的价值被提得很高。 在晚清小说论中，影响最大也最具代表性的是梁启超所鼓吹的“小说界革命”说。梁氏在这方面深受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新派人士喜以小说宣传政治观念的影响，他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竭力强调小说在推进政治变革和提高社会道德方面的作用，将它夸大为挽救中国的灵丹妙药。他对小说的艺术特征——尤其是能凭借其艺术感染力来造就新的人格——是有所认识的，但这种认识完全附属于以小说为政治服务的核心宗旨。这种理论的显著缺陷，是容易使小说过于偏重宣传效用，呈现说教色彩，而艺术上却变得浮夸粗糙。当然，对于中国士大夫的文化传统中鄙薄小说的习惯，这种理论客观上也起到了冲击作用。 清后期小说的成就不高。在比较著名的作品中，像属于旧小说范畴的《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故事性很强，语言也比较生动，但由于思想陈腐，人物形象也就难以刻画得真实；以前评价较高的以《官场现形记》为代表的谴责小说，在揭露社会黑暗方面确实很尖锐，但这里面所谓的“揭露”有太多的虚夸，缺乏对人物的真实理解和同情，辞气浮露，却成为它的致命伤。值得重视的小说应数以妓女生活为中心兼及社会各色人物的《海上花列传》，它以自然平实的文笔，描绘了在畸形的社会和畸形的生活处境中人性的变异状态，善于从人物不动声色的言谈举止中反映其微妙的心理，在若干方面具有现代小说的特色。只是它的情调过于灰暗，作为长篇小说来看，它的情节也过于琐细。 清后期的小说中，翻译作品比创作的数量还要大。这本来不属“中国文学”的范畴，但作为一个特殊时期中文学的总体现象来看，仍值得注意。翻译小说的勃兴，既有助于当时的人们放开眼光看世界，了解异域的文化和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也为中国的小说创作在多方面提供了借鉴。不过，当时的小说翻译，由于缺乏对外国文学的全面认识，还缺乏系统性，所介绍的作品，以娱乐性读物为多，真正的经典之作反而译得很少。 清后期小说的成就虽然不高，但由于数量庞大，传播广泛，加强了文学与大众生活的关联，也提高作家的创作兴趣，再加上对小说的价值的重视，这些对于建立小说在新文学中的主导地位，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清代后期也出现了许多文学批评和研究性质的著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外文化交流的深入，有少数学者对文学的看法有了全新的视角，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理论深度。小说理论方面，虽然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比较大，但也接受了西方文学思想的某些成分。与此同时，王国维撰写了《宋元戏曲考》（后改名《宋元戏曲史》），第一次对中国戏曲的发展过程作了系统性的研究，他对戏曲的艺术价值的认识和对一些作家作品的评价，和西方戏剧理论也有明显的关联。他的《人间词话》和《红楼梦评论》，更为深入地运用了西方美学思想来分析中国文学，具有开创的意义。而周树人（鲁迅）留学日本时所作《摩罗诗力说》（“摩罗”为梵文“恶魔”之意），以西方文学为主要例证，热情赞颂文学中的叛逆精神和英雄主义精神，更是他后来从事新文学创作的先声。 从元代以来，尤其是从明中期以来，中国文学中以反抗封建专制的压抑、张扬个性、促使人性朝着自由完美的方向发展的变革因素虽屡遭挫折，却在艰难中持续地成长着。这种因素在清末民初受到西方文化的刺激，出现急速的扩张，而导致“五四”新文学运动。但尽管有外来文化的作用，中国文学自身的变革因素仍是决定性的和一贯的；从明中期至“五四”，中国文学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一个连贯的过程。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终章中加以论述。 ------------------ youth扫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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