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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的诗坛上，钱谦益、吴伟业是明末就有诗名、入清后继续保持着相当影响的诗人，他们和龚鼎孳被称为“江左三大家”。他们的人生经历颇为相似，但诗歌的作风和对诗歌的看法却有显著的区别。在明末清初之际诗歌的分流中，他们各自代表了不同的趋向。 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常熟（今属江苏）人。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因与温体仁争权失败而被革职。在明末他作为东林党首领，已颇具影响。马士英、阮大铖在南京拥立福王，钱谦益依附之，为礼部尚书。后降清，仍为礼部侍郎。但很快他就告病归，与反清势力保持联系。其诗作于明者收入《初学集》，入清以后的收入《有学集》；另有《投笔集》系晚年之作，多抒发反对清朝、恢复故国的心愿。乾隆时，他的诗文集遭到禁毁。 钱谦益是个思想和性格都比较复杂的人。他的身上，不乏晚明文人纵诞的习气，但又时时表现出维护传统道德的严肃面貌；他本以“清流”自居，却而为热衷于功名而屡次陷入政治漩涡，留下谄事阉党、降清失节的污名；他其实对忠君观念并不执着（《陆宣公墓道行》诗有云：“人生忠佞看到头，至竟延龄在何许？”），却又在降清后从事反清活动，力图在传统道德观上重建自己的人生价值。这种进退维谷、反复无常的尴尬状态，不仅给自己造成心理的苦涩，而且既为明朝遗民所斥责，又为清朝皇帝所憎厌。在他身上，反映了明清之际一些文士人生态度的矛盾。 但抛开政治上的取舍变化来看，钱谦益思想中核心的东西还是前后一致的，而这与他的文学观念有最直接最重要的关联，即他对于明中期以来的新思潮采取否定的态度。他认为，晚明文风的问题首先是学风的问题，由于“百年以来学问之缪种浸淫于世运、熏结于人心”，才导致“近代之文章，河决鱼烂，败坏而不可救”（《赖古堂文选序》）。而挽救的办法，是“建立通经汲古之说，以排击俗学”（《答山阴徐伯调书》）。表现在诗学中，他虽然接受晚明以来重视“性灵”的立场，却又提出重“学问”的要求，讲究“学殖之所酝酿”（《汤义仍先生文集序》），主张“萌拆于人心，蛰启于世运，而茁长于学问”（《题杜苍略自评诗文》）。而所谓“学问”，又首先是“经之以经史”（《周孝逸文稿序》）。这些思想，与稍后的顾炎武基本一致，或者应该说，顾炎武大有可能是受了他的影响。前人往往因为钱、顾二人在政治上受到不同评价，而忽视了这一点。 钱谦益编有广罗明代诗歌的《列朝诗集》，并在其中《小传》部分通过对各家的衰贬、评论阐发自己的诗歌主张。他借公安派的言论严厉指斥前后七子，再对公安派提出纠正，实际对这两家均不赞同。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说公安派是要在七子派的立场上向前推进，消除“复古”文学观所造成的文学与个性抒发上的疏隔的话，钱氏的立场实是向后退，消除“复古”文学观所造成的文学与经史之“学问”的疏隔。当然，他对某些一般问题的看法也不错，如认为唐、宋、元诗均有可取，不应偏狭地宗法一家一派等。但关键是“学问”所在，“性情”自然收敛。清代诗歌宗宋的一派，即以钱氏为起点，明清诗的变化，亦以钱氏为一大转折。 钱谦益本人的诗，主要是把唐诗的华美的修辞、严整的格律与宋诗的重理智相结合。他的生活观念和情感都很复杂，但作为一个身份地位很高的士林领袖，在向世人表述自己的时候，对于呈现于诗中的自我形象，他是经过理智的思考来找到恰当姿态的。以《十一月初六日召对文华殿，旋奉严旨革职待罪，感恩述事凡二十首》之十为例： 破帽青衫又一回，当筵歌舞任他猜。平生自分为人役，流俗相尊作党魁。明日孔融应便去，当年王式悔轻来。宵来吉梦还知否？万树西山早放梅。 崇祯初魏忠贤一党失势，钱谦益被召入京，满怀入阁主政的希望，却被政敌抓住某些旧把柄而遭贬斥。诗中自诩、怨恨和故为旷放之态，通过一系列典雅的语言得到有节制有分寸的表现。 在一些感慨兴亡的诗作中，他的感情要表达得真切些。如《丙申春就医秦淮，寓丁家水阁浃两月，临行作绝句三十首》之四： 苑外杨花待暮潮，隔溪桃叶限红桥。夕阳凝望春如水，丁字帘前是六朝。 秦淮风物依旧，而前朝风流散去如梦，写来思深笔婉。末句曾被略加改造后用于《桃花扇》，可见此诗曾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钱谦益的诗语言技巧颇高，善于使事用典，也富于藻丽，这些对于重视雅致趣味的清代许多诗人都有很大的吸引力。 吴伟业（1609—1672）字骏公，号梅村，太仓（今属江苏）人。明崇祯四年（1631）进士，为翰林院编修，官至左庶子。明亡后曾与侯方域相约终隐（见《怀古兼吊侯朝宗》自注），但迫于清廷的压力，还是应召北上，当了国子监祭酒，一年多后即辞职南归。有《梅村家藏稿》。 和钱谦益不一样的是，吴伟业并没有很强烈的用世之心，入清以后也不再参与政治性的活动。但为了保全家族的考虑，他不得不出仕清朝；仕清以后，则感受到传统“名节”观念的沉重负担，自悔愧负平生之志，心情又十分痛苦。如《自叹》云：“误尽平生是一官，弃家容易变名难。松筠敢厌风霜苦，鱼鸟犹思天地宽。”又《过淮阴有感》云：“浮生所欠止一死，尘世无由识九还。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 临终时所作《贺新郎·病中有感》词更说：“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人世事，几完缺？”在这些诗词中，与其说是为自己作辩解，毋宁说更多地表现了个人在历史的变迁中难以自主的悲哀。而他的众多牵涉明清易代之际人事的作品，也主要是在这一点加以抒发，显得感人。吴氏临终时，要求在墓碑上只题“诗人吴梅村之墓”（见顾师轼所作吴氏《年谱》引），这也许是他企图摆脱社会所加的政治身份的最后挣扎吧。 吴伟业对诗歌的看法与钱谦益不同，许多议论针锋相对。 如《与宋尚木论诗书》举李、王与钟、谭二说，言：“此二说者，今之大人先生有尽举而废之者矣，其废之者是也，其所以救之者则又非也。”此处“大人先生”即指钱谦益。又《太仓十子诗序》反对钱氏对王世贞前期诗的批评，否认所谓王世贞“晚年定论”之说，云：“其盛年用意之作，瑰词雄响，既芟抹之殆尽，而晚岁隤然自放之言，顾表而出之，以为有合于道，诎申颠倒，取快异闻，斯可以谓之笃论乎？”其核心问题，在对七子诗派的评价。 在介绍晚明诗文时，我们提及，明末时七子诗派的文学主张有复兴之势。以陈子龙为代表的“云间派”、以吴伟业为代表的“太仓派”，是其两大支柱。但这不是简单的重复，而实际是七子派理论主张与公安派理论主张的结合。这一趋向早在袁中道时即已显露，他认为，对于七子，当“学其气格高华，而力塞后来浮泛之病”；对于袁中郎，当“学其发抒性灵，而力塞后来俚易之习”（《阮集之诗序》）。这种折中调和之论，既是公安派诗难以在破坏传统的方向上更向前发展的结果，也是对公安派诗艺术缺陷的纠正。而陈子龙号称追踪七子，也是既反对七子的“摹拟之功多，而天然之资少”，又反对公安派的“师心诡貌，惟求自别于前人”（《仿佛楼诗稿序》），他的态度和袁中道是一致的。前面引吴伟业对钱谦益的反驳，表明了相似的态度。而在创作的实绩上，吴伟业取得了更为特出的艺术成就。 吴伟业早期的诗善于用清丽之笔抒写青年男女的缠绵之情，如《子夜词三首》： 人采莲子青，妾采梧子黄。置身宛转中，纤小欢所尝。 忆欢教侬书，少小推无力。别郎欲郎怜，修笺自雕饰。 夜凉入空房，侍婢待除装。枕前钩不下，知未解衣裳。 诗中女子对情人的怀念与期盼，被描绘得细致而生动，虽然着笔无多，人物的性格和神情却呼之欲出。 在明末清初的社会大动荡中，吴伟业写了许多以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的诗篇，而尤以七言歌行体的长篇最能代表他的艺术风格与成就，如《圆圆曲》、《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鸳湖曲》、《琵琶行》、《临淮老妓行》、《永和宫词》、《楚两生行》、《松山哀》等。作为一个诗人，他所关心的不仅是史实，而且更多的是具体个人在历史中的命运。如著名的《圆圆曲》以充满同情的笔调描述了名妓陈圆圆曲折坎坷的经历：她先是被皇戚田畹买来送给崇祯皇帝解闷，因皇帝没有兴趣，仍归田家；后被吴三桂看中，田畹又把她送给吴为妾； 李自成军队攻占北京后，大将刘宗敏将她占为己有；吴三桂因此怒不可遏，引清兵夹击李自成，重新把她夺回，而明朝、清人和李自成三方的对峙形势因此而发生根本的变化。陈圆圆似乎成为历史转折的关键，然而她实际却是被不幸的命运所播弄，完全无法自主。而可悲的是，她的这种遭遇，依然被旧日的同伴所羡慕： 传来消息满江乡，乌桕红经十度霜；教曲妓师怜尚在，浣纱女伴忆同行。旧巢共是衔泥燕，飞上枝头变凤凰；长向尊前悲老大，有人夫婿擅侯王。 《圆圆曲》主要是作为一首爱情诗来写的，诗中对于吴三桂措辞隐约闪烁，似乎带有婉曲的嘲讽，却又带有颇多的同情。“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这些诗句写出了吴三桂的悲剧性处境：他不能忍受所爱之人被人强占的耻辱，作出与李自成为敌的决定，而由此付出的代价，是包括父亲在内的全家的毁灭。在这首诗中，作者并没有也不可能对吴三桂作全面的评价，但他确实指出，人处在历史造成的困境中时，无法作出两全的选择，他不能不承担悲剧的命运。这里面包含了诗人自身的人生体验。也正因此，这首《圆圆曲》写得烟水迷离，百感交加，极富于艺术魅力。 吴伟业长篇歌行的写作手法自具特色。《四库全书提要》评价说：“格律本乎四杰，而情韵为深；叙述类乎香山，而风华为胜。”这一概括相当准确。从诗歌的性质来说，吴伟业的这类作品本近于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等叙事诗，但他却不像白居易那样，按照事件的自然过程来叙述，而是借用了初唐四杰的抒情性歌行的结构方法，在诗人的联想中腾挪跳跃。如《圆圆曲》就是以陈圆圆与吴三桂的关系为中心，穿插了陈圆圆的一生主要经历，以及作者对主人公命运的感慨叹息，显得摇曳多姿。七言歌行体在唐代以后，吴伟业堪称是杰出的大家。 在清初诗坛上，被王士禛称为“南施北宋”（见《池北偶谈》）的施闰章和宋琬，也是有影响的诗人。 施闰章（1618—1683）字尚白，号愚山，宣城（今属安徽）人，顺治进士，官至侍读。有《学余堂文集、诗集》。施氏诗较为平实，赵翼讥刺他“以儒雅自命，稍嫌腐气”（《瓯北诗话》），但有些作品，在反映下层社会的苦难生活方面，是较有特色的，如《上留田行》： 里中有啼儿，声声呼阿母。母死血濡农，犹衔怀中乳。 一个短小的镜头，集中表现了战乱给人民造成的灾难，语言简朴而有震撼力。另外，像《浮萍兔丝篇》、《牧童谣》、《牵船夫行》等，也是这一类型的作品。 宋琬（1614—1674）字玉叔，号荔裳，山东莱阳人，顺治进士，曾任浙江按察使。因被族人诬告谋逆，下狱。晚年又任四川按察使。有《安雅堂全集》。他因个人的遭遇，于世事人心常怀惊悸之感，诗亦多抒写愁苦之情，从侧面反映了在清初的高压政治下一部分文人的心态。如《初秋即事》： 病骨秋来强自支，愁中喜读晚唐诗。孤灯寂寂阶虫寝，秋风秋雨总不知。 宋琬和施闰章均是明末清初人，但他们在明朝没有做过官，所以虽然仕于清，从传统道德观看来，所谓“变节”所造成的心理矛盾也就不像钱谦益、吴伟业那样严重。不过，明清易代的巨变在他们心中还是留下了阴影。如宋琬《赵絃斋中宴集限郎字》，写“南国山川悲庾信，大江烟雨忆周郎”，“莫向尊前增感慨，汉京闻已讳长杨”，便隐约透露出故国之思。 清初诗坛上，还有一批坚持反清立场、始终不与清王朝合作的遗民诗人，他们从另一种视角记载了时代的变化，表现了对人生价值的探求。其中以顾炎武、屈大均最有代表性。 顾炎武（1613—1682）原名绛，入清后更名炎武，字宁人，人称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他年少时与同乡归庄参加“复社”，清兵南下，曾在昆山、嘉定一带抗清，以后也为此奔走多年，并始终不仕于清朝。有《亭林诗文集》，另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等论著。 顾炎武一生主要成就在学术方面，他的舆地学、音韵学研究都有很重要的创获；他的重考据的研究方法，也开了清代的朴学风气。但如果把他作为“思想家”来看，他并没有提供历史上具有新价值的东西（参见本编《概说》）。在文学方面，由于顾氏本不屑为文人，也少有性情发露的创作。他的诗共存四百余首，大部分是五言诗。内容多记述明清之际的史实，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在艺术表现方面，喜用典故、语言简朴古雅，呈现出学者的本色。总体来说，顾炎武的诗文学成就不高，但有些作品表达了在艰难时世中坚持其人生取向的情怀，也自有感人之处，如下面这首《祖豫州闻鸡》： 万国秋声静，三河夜色寒。星临沙树白，月下戍楼残。击柝行初转，提戈梦未安。沉几通物表，高响入云端。岂足占时运，要须振羽翰。风尘怀抚剑，天地一征鞍。失旦何年补，先鸣意独难。函关犹未出，千里路漫漫。 此诗咏祖逖闻鸡起舞故事，实为自喻。辞意稍为艰深，节奏较平缓，这是顾氏诗的一般特点。但肃杀的秋夜景色，征人抚剑整装的形象，还是能够透露出诗人内心沉郁的情感。 屈大均（1630—1696）字翁止，一字介子，广东番禺（今广州）人。曾参加抗清武装，失败后削发为僧，不久还俗，北上游历，与顾炎武等人交往。与陈恭尹、梁佩兰并称“岭南三家”，而以屈最为杰出。有《翁山诗外、文外》、《道援堂集》等。 屈大均与顾炎武两人，虽同以“遗民”自居，气质却不一样。顾炎武大有纠正一代士风和文风的宏愿，其诗亦古雅持重，屈大均则以英雄之士自许，其诗肆扬奔放，富于才情。 无论在诗歌还是人格上，屈大均对李白都极为推崇，其《采石题太白祠》诗扬李抑杜：“千载人称诗圣好，风流长在少陵前。”他的诗也常有逼近李白风范之作，如《鲁连台》： 一笑无秦帝，飘然向海东。谁能排大难，不屑计奇功？古戍三秋雁，高台万木风。从来天下士，只在布衣中。 首联的洒脱飘逸，尾联的明快豪爽，真是“神似太白，不独形似”（谭献《复堂日记》）。 除上述二人，在清初被称为“遗民诗人”的，尚有阎尔梅、钱澄之、杜濬、陈恭尹、吴嘉纪、归庄等，另外，王夫之、黄宗羲的诗，也常常反映了民族情绪，不一一论说。 二、康熙、雍正年间的诗人 从康熙初期到中期，虽然抗清武装斗争尚未停歇，但大势已定，清王朝笼络汉族文人的政策也逐渐产生了效果。尽管坚持反清立场的“遗民”们仍不能甘心于这种历史的巨变，但社会的心理已经发生了变化。适应这种变化而成为新一代诗坛领袖人物的是王士禛。 王士禛（1634—1711）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今桓台）人。明亡时，他年仅十岁，没有太多的历史宿帐和感情包袱，而作为一个读书人，他又必须把个人的前途和新王朝联系在一起，这是了解他的诗歌创作的前提。 顺治十五年（1658），王士禛中进士，后升迁至刑部尚书的高位。有《带经堂集》。后人所辑《带经堂诗话》，反映了他的论诗主张。 王士禛的个性其实是非常敏感的，试看他的《慈仁寺秋夜怀旧》： 旅病萧条绣佛前，云山浓淡欲寒天。梦回却忆湖南寺，暮梵晨钟已十年。 这诗读起来像是衰年的怀旧之作，而实际王士禛当时仅二十五岁。十年前他为了应童子试去济南（诗中“湖”指大明湖），此时他为了应廷试寓居北京，从少年到青年，十年的时光大抵流失在科举的道路上。在一般人看来，王士禛的经历真可谓少年得志，足可羡慕，而他却为十年时光的流失深感怅惘。这里面可能有时代的因素——对于清初参加科举的汉族文人而言，心中常会有苦涩滋味，但这种对自我失落的担忧和哀伤，这种对自我在现实中的无力的敏感，和晚明以来自我意识的觉醒有着历史的联系。只是作为一个接受了现实处境的诗人，他的敏感无法用尖锐的语言表达出来。 更能够说明问题的是王士禛的成名之作、顺治十四年秋他在济南参加一次名士聚会时所作《秋柳四首》（比前诗早一年）。此诗一出，大江南北遍为传诵，和者甚众，这表明它打动了许多文人的内心。下面录第一首： 秋来何处最销魂？残照西风白下门。他日差池春燕影，只今憔悴晚烟痕。愁生陌上黄骢曲，梦远江南乌夜村。莫听临风三弄笛，玉关哀怨总难论！ 诗咏济南大明湖畔的秋日衰柳，但一开始就牵连到“白下”即南京。南京不仅作为六朝故都而成为唐以后诗人们咏叹兴亡的传统对象，对于清初文人来说，它又是明王朝始建和覆灭（南明弘光朝的灭亡通常被视为明亡的标志）这两个特殊时期的首都，是旧日风华繁盛之地。在这首诗中，写出由“秋柳”所联想到的美的东西的消逝，和由此引起的深沉的幻灭感。但这种幻灭感，通过“陌上黄骢曲”、“江南乌夜村”之类典故的衬托，被处理成过去式的或谓历史的悲哀。而美丽的语汇和意象，流动的富于音乐感的节奏，又减少了这种幻灭感对人心的刺激，使之转化为优美的忧伤。 当时同在济南的顾炎武也写过一首《赋得秋柳》，不管是唱和之作还是有意针对王士禛的《秋柳》而作，总之它表现了完全不同的情调，顾诗仅从末联“先皇玉座灵和殿，泪洒西风夕日斜”来看，就可以体会到一种现实的悲哀，对于他这一类文人来说，明清易代尚不能视之为过去了的历史。但王诗所表现的从历史的悲哀中挣脱出来的要求，无疑在社会上得到更多人的认同，所以它能传诵一时。到了康熙中期，这种心理愈加深入，像《桃花扇》一类作品，均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 就艺术表现上的特点来说，王士禛的《秋柳四首》虽是咏物之作，却并不黏滞于“物”；虽关涉历史，却也并不粘滞于“史”。它所传达的，是诗人对历史变化与自然变化所产生的人生伤感，是一切美好的东西都不能在时光中驻留而注定要被毁灭的伤感。但这种伤感不是用尖锐和刺激性的语言显示出来，而是在美丽的意象与和婉的声韵中隐约地流动，可以感受却很难实指。这种艺术特点已经符合于他后来提出的诗歌理论主张——所谓“神韵说”。康熙初王士禛任官扬州时，曾编选唐人律绝为《神韵集》（已佚），为其标举“神韵说”之始。晚年他又编选了《唐贤三昧集》，再次表述了这一主张，其序文云： 严沧浪论诗云：“盛唐诸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司空表圣论诗亦云：“味在酸咸之外。”康熙戊辰春杪，归自京师，居于宸翰堂，日取开元、天宝诸公篇什读之，于二家之言，别有会心，录其尤隽永超诣者，自王右丞而下四十二人，为《唐贤三昧集》，厘为三卷。 王氏对唐代诗人，不喜杜甫、白居易、罗隐等人，而偏爱王维、孟浩然、韦应物等，集中所选，也主要是这一路诗人的作品。从上引序文来看，“神韵说”主要要求诗歌应有高妙的意境和天然的韵致，富于言外之味。在其他地方，王士禛还多次提出诗歌应有清亮的音节，这也是构成“神韵”所不可少的因素。 所谓“神韵说”并不只是重复司空图、严羽诸人的诗论，这里既包含了七子派对“格调”的讲求，也包含了公安派“性灵”的意味，杨绳武称“神韵得，而风格、才调、法律三者悉举诸此类”（《资政大夫经筵讲官刑部尚书王公神道碑铭》），即指明了这一点。但同样是结合七子与公安两派的特点来创作，吴伟业的诗尽管闪烁其词，他从现实中感受到的痛苦还是较强烈地在诗中表现出来，王士禛把它进一步淡化了。他的一些著名的绝句，完全通过景物来抒情，则更显得空渺。如《江上》： 萧条秋雨夕，苍茫楚江晦。时见一舟行，濛濛水云外。 作者对此诗颇为自得，尝夸许为“一时伫兴之言，知味外味者，当自得之”（《香祖笔记》）。诗中的画面确实很美，也能够体会到某种孤独的情绪，但已近乎有无之间。此外，《晓雨复登燕子矶绝顶》中的“吴楚青苍分极浦，江山平远入新秋”，《再过露筋祠》中的“行人系缆月初堕，门外野风开白莲”等句，也都被评为体现“神韵”的神来之笔。 王士禛既富才情，地位又高，他的“神韵说”提出之后，在诗坛风靡一时。但也有诗人对此表示反对，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王士禛的甥婿赵执信。 赵执信（1662—1744）字伸符，号秋谷，晚号饴山老人，山东益都人。康熙进士，官至右赞善。因在佟皇后丧期内观演《长生殿》被革职。有《饴山堂集》。 赵执信在其诗论著作《谈龙录》中对王士禛诗论和诗作提出的批评，要点有三：一是“神韵说”过于玄虚缥缈，二是王氏只取一格，眼界太狭，三是王氏“诗中无人”。这些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赵与王的分歧，关乎两人个性和遭遇的不同。赵执信为人负气自傲，有狂士之名。罢官后漂泊四方，心境更是慷慨不平，他无法把自己的性情隐没在淡远悠渺的“神韵”中。如《暮秋吟望》： 小阁高栖老一枝，闲吟了不为秋悲。寒山常带斜阳色，新月偏明落叶时。烟水极天鸿有影，霜风卷地菊无姿。二更短烛三升酒，北斗低横未拟窥。 诗写潦倒的秋日情怀，却不欲以悲秋的雅士自居，亦不欲以赏菊的高士自居，在刻峭的语言中，一意要呈露自己兀傲的姿态。由此看来，他反对王士禛的“诗中无人”，原因是很清楚的。 和王士禛同时驰名诗坛的，另有朱彝尊，当时有“南朱北王”之称，赵执信也尊奉他们为两大家（见《谈龙录》）。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垞，浙江秀水（今嘉兴）人。 曾长期游幕四方，五十岁时方以布衣举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检讨，预修《明史》，后归乡潜心著述。有诗文集《曝书亭集》，并编有《明诗综》。同时他也是著名的词家，为浙西词派的开创者，有《曝书亭词》，并编有《词综》；还是博通经史的学者，著有《经义考》等。他是一个典型的学者型文人。 朱彝尊论诗，早期宗唐黜宋，对于陆游批评尤为尖锐，谓其诗“句法稠叠”，“令人生憎”（《书剑南集后》），晚年则由唐入宋。但总体上说，他的诗有学者气，重才藻，求典雅，缺乏初盛唐诗歌激荡奔放的气概。如《送袁骏还吴门》： 袁郎失意归去来，弹铗长歌空复哀。天寒好向汝南卧，酒尽谁逢河朔杯。远岸枫林孤棹入，平江秋水夕阳开。要离墓上经过地，知尔相思日几回。 诗中引用了冯谖弹铗、袁安卧雪、刘松与袁绍子弟酣饮以避暑和皋伯通葬梁鸿于要离墓旁等典故，表现了对友人的理解和情谊，从中可以看出朱彝尊诗的一般特点。 在他的一些抒发个人不平之愤的诗作中，语言则较为明快，如《寂寞行》等；另有部分短小的写景诗和歌谣体的诗，像《永嘉杂诗二十首》、《鸳鸯湖棹歌一百首》，也写得较为轻灵。下录《永嘉杂诗二十首》中的《孤屿》： 孤屿题诗处，中川激乱流。相看风色暮，未可缆轻舟。 清人对朱彝尊的诗评价很高，这和清人重学问的风气有关。实际就诗的形象性和情味的感人而言，他并不能与王士禛相比。 清诗中重学问而抑制激情的风气，不可避免导致向宋诗的回复，而公开举起崇尚宋诗旗号的诗人，是查慎行。查慎行（1650—1728）字悔余，号初白，原名嗣琏，字夏重，浙江海宁人。康熙进士，官翰林院编修。有《敬业堂集》。他诗崇苏轼和陆游，对苏尤为倾心，曾费时多年撰《补注东坡编年诗》。同时属于宋诗派的诗人，尚有宋荦等。 查慎行的诗较多反映了社会民生问题，但其用意在于引起统治者的注意，表现士大夫“忧国忧民”的责任感，故叙述多而激情少。晚年诗多歌功颂德，尤为无味。他的优秀之作，是一些描述行旅景色和风土人情的诗，如《自湘东驿遵陆至芦溪》： 黄花古渡接芦溪，行过萍乡路渐低。吠犬鸣鸡村远近，乳鹅新鸭岸东西。丝缫细雨沾衣润，刀剪良苗出水齐。犹与湖南风土近，春深无处不耕犁。 此诗用语浅淡，描摹出农家的生活气息，能得苏轼、陆游同类诗的白描之长。 ------------------ youth扫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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