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
沈德潜（1673—1769）字确士，号归愚，江苏长洲（今苏州）人。他生活年代较早，但六十七岁才中进士，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为乾隆帝所信重，故其影响诗坛主要是在乾隆时代。著有《沈归愚诗文全集》，并编选了《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国朝诗别裁集》（即《清诗别裁集》）等书。 沈德潜的诗论，一般称为“格调说”。所谓“格调”，本意是指诗歌的格律、声调，同时也指由此表现出的高华雄壮、富于变化的美感。其说本于明代七子，故沈氏于明诗推崇七子而排斥公安、竟陵，论诗歌体格则宗唐而黜宋。 但沈氏诗论的意义和明七子之说实际是不同的。因为他论诗有一个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前提，就是要求有益于统治秩序、合于“温柔敦厚”的“诗教”。其《说诗晬语》第一节就说：“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这首先是从有益于封建政治来确定诗的价值。他也讲“其言有物”和“原本性情”，却提出必须是“关乎人伦日用及古今成败兴坏之故者，方为可存”，如果“动作温柔乡语”，则“最足害人心术，一概不存”（见《国朝诗别裁集·凡例》）。所以，按“诗教”的标准衡量，唐诗已经不行了。在宗唐和讲求格调的同时，还须“仰溯风雅，诗道始尊”（《说诗晬语》）。因而沈氏的论调，和桐城派古文家虽推重唐宋八家之文，同时却认为他们的思想仍不够纯正，还须追溯到儒家经典的态度非常相似。在诗歌的风格上，沈德潜把“温柔敦厚”的原则和“蕴藉”的艺术表现混为一谈，主张中正平和、委婉含蓄而反对发露。 总而言之，沈德潜的诗论是以汉儒的诗教说为本，以唐诗的“格调”为用，企图造成一种既能顺合清王朝严格的思想统治而又能点缀康、乾“盛世气象”的诗风。但唐诗的“格调”同它的激情是分不开的，这种主张有其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所以，沈氏本人的诗作，大抵平庸无奇；有时也写民生疾苦，但这不过是表现封建文人“忧国忧民”的姿态而已。只是他在各种选本中对一些古典作品的技术性分析，还说了不少内行话。 和沈德潜同时活跃于诗坛的厉鹗，则延续了查慎行所标举的宋诗派方向。厉鹗（1692—1752）字太鸿，号樊榭，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他幼年丧父，家境清贫，性情孤直而好读书，二十九岁时中举，此后几次应试都不第，于是把心思从仕进转向了著述，有《樊榭山房集》，又编有《宋诗纪事》，扩大了宋诗派的影响。厉鹗的诗作，病在好用僻典、故事，用意也过于深刻，但一些近体短篇，仍能表现出他的孤寂的性格，有一种出俗的幽深清寒之意。沈德潜批评厉鹗： “沿宋习败唐风”（袁枚（答沈大宗伯论诗书》引），这是用他的“温柔敦厚”的标准来衡量的。实际上宗宋的厉鹗至少还比号称宗唐的沈氏有性情。下面是他的《冷泉亭》： 众壑孤亭合，泉声出翠微。静闻兼远梵，独立悟清晖。木落残僧定，山寒归鸟稀。迟迟松外月，为我照田衣。 诗境幽寂，略有王维诗的味道。但第五句以“残”修饰“僧”，末二句写月光将松枝影投在自己身上，使衣衫如同僧人的袈裟（其方格纹路如农田，故曰“田衣”），喻示内心对禅理的感悟，都显得用力过于深刻，而缺乏唐诗的灵动。和朱彝尊一样，厉鹗更有情味的创作是在词中，他们都是用词弥补了诗的缺陷。 在乾隆时做过内阁学士的翁方纲（1733—1818），以提倡“肌理说”闻名。他是一位学者，也以学者的态度来谈诗，认为“为学必以考证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志言集序》）。 所谓肌理，兼指诗中的义理和作诗的条理。他认为学问是作诗的根本，“宜博精经史考订，而后其诗大醇”（《粤东三子诗序》），同时认为宋诗的理路细腻为唐诗所不及，所以主张宗法宋诗。在提倡诗风的“醇正”方面，他其实与沈德潜相合，其诗作质实而少情趣。 乾隆时，在诗论主张上，既对王士禛表示不满，又先后与沈德潜、翁方纲针锋相对的诗人是袁枚。 袁枚（1716—1797）字子才，号简斋，又号随园主人，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乾隆四年（1739）进士，入翰林院，因不娴满文，出为地方官，在江南一带做过六年知县。后辞官，居于江宁（今南京）小仓山下的随园。后半生四十多年中，度着诗酒优游的名士生涯，广交四方文士，负一时重望。生活放浪，颇为礼法之士所讥。有《小仓山房集》、《随园诗话》及笔记小说《子不语》。 袁枚值得注意的地方，不仅是他的诗歌主张，他实际从许多方面重申了晚明的反传统思想，代表了晚明思潮在经历清前期的衰退之后的重新抬头。他和李贽一样，肯定情欲的合理性，认为圣人之治，就是要让“好货好色”的人欲得到满足（见《清说》）。他甚至肯定富有者奢靡的生活，反对一味崇俭，指出：“古之圣贤，求贫民之富；今之有司，求富民之贫。不知富民者，贫民之母也。”（《与吴令某论罚锾书》） 所谓富民为“贫民之母”，意思指在富民的消费中，使贫者得到了谋生的机会。这当然是站在当时一些豪商的立场上说话（袁与此类人物多有交往），但作为一种经济思想，是有其道理的。特别是保护富民的主张，要比传统的崇俭思想和“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贫困化的平均主义，更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 从尊重人欲立场上，袁枚和李贽一样，对矫饰虚伪的假道学加以激烈的抨击。他认为“得千百伪濂洛关闽，不如得一二真白傅、樊川”（《答蕺园论诗书》），并尖锐地指出： “自有矫清者出，而无故不宿于内，然后可以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而心不动也；一饼饵可以终日，然后可以浚民之膏、减吏之俸而意不回也；谢绝亲知，僵仆无所避，然后可以固位结主而无所踌躇也。”（《清说》）这是说以禁欲自高的人，不但是意有所图，而且往往残忍而无人道。袁枚对官场中这一类人物，无疑是有亲身体会的。 对于盲目崇拜儒家经典的态度，袁枚也坚决表示反对。在《答定宇第二书》中，他提出六经中除《周易》、《论语》外“多可疑”，六经之言未必“皆当”、“皆醇”，甚至借老庄的话，攻讦“六经皆糟粕”（《偶然作》）。他对当时盛行的汉学考据也表示不满，认为“宋学有弊，汉学更有弊”（《答惠定宇书》）。学者章学诚指斥他“敢于进退六经，非圣无法”（《书坊刻诗话后》），倒是说明了他的思想的自由解放。 袁枚的思想也不纯粹是个人的东西，而实际反映了当时城市工商业者的要求和思想界的变化。甚至像身为馆阁大臣、士林领袖的纪昀，也在他的《阅微草堂笔记》中对矫情的“假道学”大加讥讽，主张“理”要顺于人情，可见这种思想变化是带有普遍性的。 袁枚的诗歌主张一般称为“性灵说”，这里的“性”即性情、情感，“灵”即灵机、灵趣。具体而言：第一，从诗歌的本质来看，“诗者，由情生者也”（《答蕺园论诗书》），“性情以外本无诗”（《寄怀钱屿沙方伯予告归里》）。也就是说，人的性情乃是诗歌的本源，所以“提笔先须问性情”（《答曾南村论诗》）；而“情所最先，莫如男女”（《答蕺园论诗书》），所以他对沈德潜选诗时不收艳诗和程晋芳要自己删去集内的“缘情之作”大为反感（见《再与沈大宗伯书》、《答蕺园论诗书》）。第二，性情又总是具体个人的性情，所以作诗须讲求自我个性，不可因袭他人，所谓“诗者各人之性情耳，与唐宋无与也”（《答兰垞论诗书》），宗唐、宗宋的争执，在他看来是全无意义的事。第三，从具体创作来说，他强调要有“才”、有“灵机”。“作诗如作史也，才、学、识三者宜兼，而才为尤先”，“诗人无才，不能役典籍、运心灵”（《蒋心余蕺园诗序》），追求凭藉天才发露而造成的“忽正忽奇，忽庄忽俳，忽沉鸷忽纵逸”（《赵云崧瓯北集序》）等超越陈规的变化多端的风格。第四，在以性情、灵机为前提的情况下，也重视学习古人、精心磨炼，主张“不学古人，法无一可”（《续诗品·著我》），并自述“爱好由来落笔难，一诗千改始心安”（《遣兴》）。 袁枚的诗论同沈德潜、翁方纲的主张直接对立，和王士禛的“神韵说”则既相排斥又相关联。他并不反对“神韵”的提法，《再答李少鹤》说：“仆意神韵二字，尤为要紧。…… 神韵是先天真性情，不可强而至。”确实，“神韵”本来也是重性情的一种说法，但在袁枚看来，王士禛所追求的“神韵”因偏于朦胧，缺乏活跃的生机，所以指责他“不主性情”（《随园诗话》）。袁枚主要是继承晚明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诸论，又汲取南宋杨万里的意见，而构筑成自己系统的理论。在追求诗的“工妙”上，他比公安派来得讲究。 在当日的诗坛，这种理论对恢复诗歌的抒情功能和个性表现，有很重要的意义。 袁枚的诗歌创作有其显著特色，但难称大家。这与他的生活态度有关。他虽然思想敏锐，却也能与世沉浮，能够在风流生涯中自得其乐。像《自嘲》所写的“有官不仕偏寻乐，无子为名又买春。自笑匡时好才调，被天强派作诗人”，令人感到他的痛苦已经自我消解得淡薄了。所以他的诗虽体式多样，但不以厚重壮大、激情奔放为特色，而以新颖灵巧见长。 如《春日杂诗》： 清明连日雨潇潇，看送春痕上鹊巢。明月有情还约我，夜来相见杏花梢。 前两句写雨中春色初发，后两句想象月华融漾在杏花梢的幽艳，而以明月有情、相约观赏勾连前后，极为巧丽活脱。这种诗看似轻灵，但绝非草率写成的。另外如“半天凉月色，一笛酒人心”（《夜过借园见主人坐月下吹笛》）；“十里烟笼村店小，一枝风压酒旗偏”（《春桥》）；“人家门户多临水，儿女生涯总是桑”（《雨过湖州》）等等，都是这样的名句。 袁枚也有些诗是关涉社会问题的。如《捕蝗曲》、《征漕叹》等都表现了士大夫传统的责任感；而有些讽刺之作，尤能看出他的尖锐的个性： 晴太温和雨太凉，江南春事费商量。杨花不倚东风势，怎好漫天独自狂？（《偶作》） 这首和《纸鸢》、《憎蝇》等诗，均以憎厌的语气描绘一类人物的丑态：他们全无独立人格，趋时附势，却洋洋自得，甚且不可一世。这种感受在乾嘉时期的文学中有特出的表现，这是值得注意的。 袁枚的性灵说在当时诗坛上引起很大的反响，反对者所在多有，同调者亦复不少。乾隆时代与袁枚并称“江右三大家”的蒋士铨、赵翼以及郑燮等人都与袁枚有交往并多少受到他的影响①。 ①《清史列传·郑燮传》称郑“与袁枚未识面”，误。袁有诗叙两人晚年交往事。 赵翼（1727—1814）字云崧，号瓯北，江苏阳湖（今常州）人。乾隆中期进士，官至贵西兵备道。晚岁辞官，专心著述，尤深于史学，《廿二史札记》、《陔余丛考》为世所重； 文学方面有《瓯北诗钞》和《瓯北诗话》。赵翼论诗与袁枚相近之处，是以创新为最高标准，绝不甘落人后，更不用说模拟。有《论诗》绝句： 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不要说见解卓异，即从此诗看作者的精神气质，亦是傲然不群。 赵翼为诗不主一格，无所不入，个性分明、才情豪放是其长。如《野步》： 峭寒催换木棉裘，倚杖郊原作近游。最是秋风管闲事，红他枫叶白人头。 虽也有伤秋之意，却不愿写成悲叹之辞，在鲜明的色彩中表现出健朗的意气。 他的另一部分诗好发议论，思想机智而敏锐。如《后园居诗》之三从自己的谀墓之作联想到史籍的可疑，《闲居读书》之六从看戏者因所处位置不同而所见各异譬喻读书的道理，都有能启发人思考的见解。咏史而感时的《读史二十一首》更集中表现了这一特点。如第八首论“二十四孝”中“郭巨埋儿”故事，与袁枚早年所作《郭巨论》一样，对封建道德中反人性的东西的加以抨击，开头“衰世尚名义，作事多矫激”二句，指出貌善而实恶之事，每因求名而起，下笔峻切。又如第七首： 康成居北海，黄巾拜其门。远公居庐山，问答到卢循。固由素行高，能使剧盗驯。亦见当时风，法网漏纤鳞。弗以形迹疑，共推德服人。使其遇黠吏，早以通贼论。管汝儒与释，且试吏威伸。 郑玄和慧远先后为“剧盗”所敬重，是史家美谈，一般人所想到的是他们能以德服人，如顾炎武《不其山》“为问黄巾满天下，可能容得郑康成？”亦取此意并以郑玄自喻。但赵翼诗中，却说当法网苛严之时，这种事情决不能逃脱“通贼”的罪名，从而对现实加以尖锐的讽刺。这种作品以诗的艺术性来要求自然有所不足，却颇具思想力量，也表现了作者的个性。 蒋士铨对于诗的见解也与袁枚相近。但他为人拘谨，思想颇为陈腐，虽说作诗技巧较高，却缺乏赵翼那种洋溢的神采。擅长七言，有一首《看书》生动地描摹出书法的美感，较有特色： 老眼观书如读画，峰峦溪壑太分明。成文波绉循行出，著纸烟云逐字生。窈窕态宜横侧看，飞凌心许破空行。百回愈见轩昂甚，举手扪来觉未平。 郑燮（1693—1765）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乾隆初进士，曾为山东范县、潍县知县，有政声。后因为灾民请赈而触忤大吏，被罢官，回扬州卖书画为生，是一位著名的书画家。有《郑板桥全集》。 郑燮出身贫困，得仕进，以做好官为人生志愿，服膺儒家的政治理想，但也很向慕徐渭、袁枚那样的自由放达之士，有愤世之心。大致而言，他是一个稍带狂诞习气，而思想和性格却并不敏锐和强烈的正直人士。就像他的书画，有些“怪”味却并不放纵，其实还是比较秀雅的，内蕴也比较浅。 他的诗一部分集中反映民生疾苦，如《孤儿行》、《逃荒行》、《姑恶》、《私刑恶》、《悍吏》等，都很具体真切而富于同情心，为一般诗人所少有。尤其《姑恶》篇，写一个小媳妇受婆婆残酷折磨的情形，典型地反映了旧中国农村的一种非人道的现象。只是因为作者立意于劝世，所以重叙述而未能深入人物内心，作为诗歌仍不免有缺憾。此外多山水纪游及题画之作。作者对这一类诗不很重视，曾自我批评说：“古人以文章经世，吾辈所为，风月花酒而已。”（《后刻诗序》）故所至不远，大抵语言自然浅切，不喜模拟，是一种优点，但缺少特异的感受和别出一格的创造。律诗尤嫌轻滑不着力，绝句较明快，有些表现出他的性格。如下面一首： 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渔竿。（《予告归里，画竹别潍县绅士民》） 年辈稍晚的诗人中，黄景仁亦曾与袁枚有交往，张问陶的诗曾受到袁枚的赞赏。他们的创作都富于个性和才情，对压抑人性的封建文化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在诗歌艺术上，黄景仁的成就更加特出，誉之者称“乾隆六十年间，论诗者推为第一”（包世臣《齐民四术》）。 黄景仁（1749—1783）字仲则，又字汉镛，号鹿菲子，江苏武进人。四岁丧父，因家贫，早年即为谋生奔走四方。曾任武英殿书签官，后纳捐为县丞，候选时为债家所逼，欲往西安依陕西巡抚毕沅，病死于途中，年仅三十五。有《两当轩集》。黄景仁多次应试不中，一生潦倒而多病，穷愁困顿的生活实情也就成为其诗歌的主要内容，如“我生万事多屯蹶，眄到将圆便成阙”（《中秋夜雨》），“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都门秋思》），“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别老母》），写尽寒士的悲酸。但仅以此来看待黄仲则是远远不够的，在他的诗中，还常常表现出对于人格尊严的珍视和由此产生的孤傲之情。典型的如《圈虎行》，写他在北京所见的一次驯虎表演，通过描绘这只猛兽任人驱使、做出各种貌似威风而实则“媚人”的架式，抒发了在统治力量的威压下人性被扭曲而失去自然天性的沉痛悲哀，具有呼唤英雄人格回归的潜在意义。著名的《杂感》则写道： 仙佛茫茫两未成，只知独夜不平鸣。风蓬飘尽悲歌气，泥絮沾来薄幸名。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莫因诗卷愁成谶，春鸟秋虫自作声。 此诗情绪虽比较低落，但那种自视甚高的兀傲，和坚持要在人世间发出自己声音的固执，仍可以感受到他那种在辗转不遇的处境下的顽强性格。这一类诗，反映着乾隆时代文学中个体意识的复苏和强化。 黄景仁的诗以七言之作（包括古体和律绝）最能显现其特有的气质，风格深受唐诗影响，但又自出机杼。 对古代诗人，黄景仁最推崇李白，自称“我所师者非公谁”（《太白墓》）。而长期漂泊、困苦劳顿却又见闻广博的生活也使他的诗（尤其是七古）“益奇肆，见者以为谪仙人复出也”（洪亮吉《黄君行状》），特别是那些描写壮丽飞动的景色以抒发磊落恣放之情的篇什，明显透出李白诗的风味，又兼有韩愈、李贺诗的成分。如写钱塘江观潮：“才见银山动地来，已将赤岸浮天外。砰岩磓岳万穴号，雌呿雄吟六节摇。” （《观潮行》）他二十四岁时参加安徽学政朱筠（号笥河）在采石矶太白楼举行的盛会，即席写下《笥河先生偕宴太白楼醉中作歌》，诗中“是日江上同云开，天门淡扫双蛾眉。江从慈母矶边转，潮到然犀亭下回”的恣肆而细致的摹写和“高会题诗最上头，姓名未死重山丘。请将诗卷掷江水，定不与江东向流”的舒放而自信的情怀，都让人明显感到诗人才华的跃动。据说此诗曾让与会士子搁笔，人誉之为可与王勃当年在滕王阁作赋相比。 黄景仁的七言律绝能广采博取而自成一格，语言自然秀逸，意象鲜明而具有独创性，感情表达得很深细，有晚唐特别是李商隐诗的风味，如《感旧》、《绮怀》等篇。“独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癸巳除夕偶成》）写孤寂心情，“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绮怀》）写相思之苦，都善于用精美的语辞写出忧郁的心绪，令人情为之动而一读不忘。 黄景仁的诗题材范围稍窄，但这是他似“东野（孟郊）穷而长吉（李贺）夭”（吴蔚光《两当轩诗钞序》）的命运所致。 在他的时代，他终究是最具诗人气质和才华的，其诗中深层的感染力一直漫渗到现代。 张问陶（1764—1814）字仲冶，号船山，四川遂宁人。乾隆末年进士，授翰林院检讨，曾官莱州知府。有《船山诗草》。 张问陶论诗力主性情，与袁枚相似，所谓“诗中无我不如删”（《论文八首》），“写出此身真阅历”、“好诗不过近人情”（《论诗十二绝句》）。他的诗作抒发感情也有自由解放的精神，如中国古代诗歌很少对夫妇之间亲昵的感情生活作正面的描写，而张问陶却对此无所忌讳。《车中赠内》之一写道： 春衣互覆五更寒，铃语遥遥梦转安。一笑车箱稳如屋，闭门终日坐相看。 夫妇间的相互爱怜与爱慕，本只是私生活的内容，但诗人觉得这是美丽而动人的，便坦然地把它写出来。他并非没有意识到这和社会的习俗及伦理教条相背，差不多同时写成的《斑竹塘车中》，先以“车中妇美村婆看，笔底花浓醉墨匀”来夸耀妻子的美丽和自己对这美丽的倾倒，接着便说：“理学传应无我辈，香奁诗好继风人。”以自来被鄙薄的香奁诗人的身份鄙薄自以为是的理学家，很明显地表现出与社会文化传统相对抗的姿态。 乾隆朝还是清代所谓“全盛”时期，但敏感的文人已经深深地感受到这个时代的沉闷和缺乏生气，以及个人的创造力所遭受的压抑。张问陶《芦沟》诗中写道：“茫茫阅世无成局，碌碌因人是废才。往日英雄呼不起，放歌空吊古金台。” “无成局”是说社会政治与文化状态的萎靡，“是废才”则是自哀和自责。而向往自由的精神，常常借着飞动的意象呈现出来。像《出栈》诗所写“送险亭边一回首，万峰飞舞下陈仓”，《醉后口占》所写“醉后诗魂欲上天”，都是渴望挣脱束缚的意志的写照。又像《过黄州》： 蜻蛉一叶独归舟，寒浸春衣夜水幽。我似横江西去鹤，月明如梦过黄州。 也是自由飞翔的意象，虽然意境是寂寞而幽寒的。这种精神的跃动不安，在袁枚诗中还较少看到，而到了龚自珍诗中，则又有更兀傲有力的表现。从袁枚、赵翼到黄景仁、张问陶再到龚自珍，对自我的重视和精神扩张的欲望，确实可以看作是一个连贯发展的过程。 在语言艺术上，张问陶的诗大都写得清浅灵动，追求“百炼功纯始自然”（《论诗十二绝句》）的境界，与袁枚一脉相承。 乾隆后期至道光初期的诗人，尚有黎简、洪亮吉、彭兆荪、舒位、王昙等，不一一介绍。至于最为重要的龚自珍，将在本章之末专立一节，将他的文学思想和诗、词、文合并来说。 ------------------ youth扫校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