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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的最初几篇散文，写于他在日本短住期间。这些文章，大多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用宛转清丽的文字记录了自己不甘于消沉、渴望振作却又感到软弱的微妙的内心波动。在静夜的酣梦中，忽被什么响声惊醒。这使他热血沸腾：似乎自己已经“跨在北风的颈上，砉然驱驰于长空！”但是那声音随即消逝，留下的“只是一段寂寞的虚空”(《叩门》)。虽然过去的一切已经“为现实的严肃和未来的闪光所掩煞所销毁”，但眼前望出去的，仍然“只是满天白茫茫的愁雾”(《卖豆腐的哨子》)。他厌恶这种只能唤起自己难言的怅惘的愁雾，并且表示“既然没有杲杲的太阳，便宁愿有疾风大雨”，或者能够鼓舞人们起来奋斗的“寒风和冰雪”(《雾》)。尽管还有许多排遣不开的空虚和寂寞纠缠着自己，情绪依然不够开朗高昂，但一个曾经风霜的战士久静思动的心愿灼然可见。这些文章，大多写得优美别致，富有诗的情趣。茅盾后来似乎没有再写过这样的文字，但它们已经显示出他写作美文的才能。这组散文，和他许多行文力求明白晓畅而不追求词藻雕琢的散文作品比较起来，显出别具一格的特色。 自日本归国后，由于社会斗争日趋激烈，茅盾的政治视野日益开阔，因而散文所展示的生活天地和社会意义也日益广泛和深远。特别是“九一八”、“一二八”以后，民族危机日深，而蒋介石反动政府则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对外屈膝投降，对内残酷镇压，所以作家的讽刺的锋芒首先就指向这一方面。《茅盾散文集》第二辑《社会随笔》中的文章(如《血战后一周年》、《九一八周年》、《玉腿酥胸以外》、《欢迎古物》等文)，就全是揭发和声讨日寇侵略和蒋党卖国罪行的。作者很敏锐地抓住了当时一般人习而不察的社会现象，进行入木三分的剖析，把问题的实质剥露在读者的面前。有时虽然没有直接予以抨击，但在不着文字的地方透露出作者强烈的愤怒。 茅质散文另一重要的内容是反映畸形发展的都市生活和贫困破产的农村面貌。这一类作品，在茅盾散文中所占比重最大。《茅盾散文集》第三辑《故乡杂记》、《速写与随笔》第二、三部分，就全是这一类文章。《故乡杂记》以长篇通讯形式记述作者在一九三二年回乡旅途中以及回乡后的见闻感想，对“一二八”战争在乡镇各阶层人民中所引起的不同反应，农村经济破产对市镇的影响，都有清晰的反映。《速写与随笔》集里的各篇，从不同角度描写都市和农村的凋零景象，用笔细腻而跌宕有致。作者虽然没有明白指出中国真正的出路所在，但他告诉了读者：“北风和霜雪虽然凶猛，终不能永远的不过去。相反的，冬天的寒冷愈甚，就是冬天的运命快要告终，‘春’已在叩门。”(《冬天》)从这富有诗意和暗示性的文句里，当时的读者是不难得到一些启示和力量的。这样的思想也深刻有力地含蕴在《雷雨前》一文里。这篇文章以潮闷郁热的天气象征当时的中国，而生活在那时的人们则象“浑身的毛孔全都闭住”，“焦躁地等着”雷雨的到来，“等着那挑破灭色幔的大刀的一闪电光，那隆隆隆的怒吼声”。这是对于革命的暴风雨的期待，是对于旧世界的毁灭和新世界的诞生的期待。至于“幔外边的巨人”，则无疑地是暗喻在广大土地上已经掀起巨涛的革命力量。人们的期望没有落空。果然，“幔外边的巨人一下子把那灰色的幔扯得粉碎”，“挡在幔外边整整两天的风开足了超高速度扑来了”。于是“蝉儿噤声，苍蝇逃走，蚊子躲起来”：一切依附反动统治的东西都销声匿迹了，“大雷雨冲洗出个干净清凉的世界！”这里反映出来的不只是作者个人对革命的期待与信心，而且是当时千千万万人民的共同愿望。在文网密布的当时，作者不可能用显豁的文字直接表露自己的心怀，他采用了比较曲折隐晦的方式。但是对于新旧两个世界的爱憎这情，依然洋溢于字里行间，具有很大的鼓舞人们更勇敢地投入斗争的艺术力量。 写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散文，除揭露蒋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罪行和反映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水深火热的生活而外，也有对于劳动人民和抗日民主根据地崭新生活的描画和歌颂。这类文章数目不多，《见闻杂记》中的《白杨礼赞》和《时间的纪录》中的《风景谈》最为脍炙人口。《风景谈》写于一九四年十二月，是追忆自己在延安讲学时见闻感触之作。它只写了西北黄士高原“风景”的几个片断，而抗日民主根据地人民紧张愉快的战斗生活已跃然纸上。它是一组色彩鲜明的画幅，也是一首热情横溢的颂歌。《白杨礼赞》写于次年三月。他用在西北黄土高原上“参天耸立，不折不挠，对抗着西北风”的白杨树来象征坚韧、勤劳的北方农民，歌颂他们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的朴实、坚强和力求上进的精神，同时对于那些“贱视民众，顽固的倒退的人们”也投出了辛辣的嘲讽。文章波澜起伏，一步步地把读者引入胜境。着意写物，而意不在物，写物即所以写人。这是我国古典作家常用的一种手法，在《白杨礼赞》里得到了很好的继续和运用。和《风景谈》一样，都是不可多得的好文章。 茅盾的散文，在艺术上有其独特的地方：他采取“大题小做”的方法，用短小精悍的篇幅写出日常生活的一角，借以显示重大的社会意义，使读者能玩味思索，即小见大。他的笔触细腻委宛，写人写物，都能神态逼肖，具有很强的形象性；同时又能把“尖锐”与“含浑”、“严肃”与“幽默”两种不同艺术特点很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既切合当时客观环境与斗争形势的需要，又较为灵活有致。对旧社会的不合理现象，有时虽未正面加以讥评，但或旁敲侧击，可正言若反，也很能发人深省，使人愤怒。有些文章往往饶有诗情画意，《风景谈》和《白杨礼赞》两文，就是显明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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