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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东平抗战初年在《七月》等刊物上发表的短篇小说，大多写出了浴血苦斗中爱国军民的倔强性格。《暴风雨的一天》用侧面烘托的手法，塑造了狂风暴雨中坚守岗位的少年抗日游击队员形象。《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以真实有力的笔触，正面描绘了连长林青史在日寇强大炮火面前主动出击、英勇歼敌的崇高行动和坚毅性格。作者曾亲身参加上海“八一三”战争，目睹中国军队抗击侵略者的壮烈场面，对实际战斗有较深切的感受，因此，无论是弹火纷飞的战场图景，直插敌阵的曲折遭遇，都在作品里得到逼真的表现，这在当时是颇为难能可贵的。这些短篇小说往往具有悲壮的时代色调，它们一方面反映出战争初期人民奋起抗战、慷慨悲歌的感人情景，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国民党军政当局的腐败无能及其与全民抗战形势的尖锐矛盾。林青史的荣获战功的连队没有被日本侵略者击败，却在上司命令撤退的过程中遭到覆灭，这个悲剧本身就是对国民党当局不抵抗主义的有力暴露。丘东平本时期除与欧阳山、草明、邵子南合写了中篇小说《给予者》(由他执笔)外，还作有长篇小说《茅山下》。这是他根据自己参加新四军以后的战斗生活经验创作的。作品虽然还只完成了前五章，但已经展示了以茅山地区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交织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广阔的画幅。作品在反映根据地军民对日寇汉奸的斗争的同时，还贯穿着知识分子出身的青年干部周俊与工农干部郭元龙之间的思想性格矛盾。周俊充满革命热情，工作积极，但存在着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动摇性，缺乏斗争经验；而郭远龙则富有军事斗争经验，工作上有魄力，但他却以此傲视知识分子，有严重的游击习气。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客观上提出了人民军队建设和发展中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知识分子出身的新干部与工农出身的老干部之间的关系问题。作品结合对敌斗争的主线正面描绘了革命队伍的内部矛盾，说明作者已比较深入地接触了人民军队的斗争生活。但在工农干部形象的刻划方面，则有时离开生活的罗辑，显示了较多的弱点。关于郭元龙不分敌我、包庇坏分子的描写，与这个人物的正面品质不很协调，几乎成为刺眼的一笔。在丘东平的作品中，从三十年代初的《通讯员》到这部《茅山下》，往往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将某种变态心理(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的投影)强加到人物身上，致使工农形象受到损害的缺点。这说明作家与群众结合进行思想感情的改造是要经历一个较长期的艰苦过程的。《茅山下》对周俊思想性格的剖析，表明作者正在努力实现这一过程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令人无限惋惜的是，作者尚未写完这部小说，就在一九四一年日寇进攻苏北根据地时，为掩护学生撤退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与丘东平抗战初期一些作品题材相似，萧乾发表于《文艺阵地》一卷四期上的小说《刘粹刚之死》，也是写国民党下层爱国军官的抗日事迹的。作品以空军少尉刘粹刚这个真人为主人公，表现他在困难条件下顽强作战、壮烈牺牲的故事。刘粹刚自“八一三”以来接连鏖战七十多天、击落敌机十四架之后，第一次休假回家见到久别的妻子。但在回家的当天，他又毅然接受任务，带领两架友机掩护八路军反攻娘子关，夺回失地。在经过重重艰险飞向太原时，因机场没有灯光设备，夜间无法降落，只好返航。中途飞机油尽，刘粹刚打出最后一颗照明弹帮助飞机下降，自己则为保护飞机而坚持不跳伞，结果保住了机身，本人却英勇献身。刘粹刚的事迹与丘东平笔下林青史等人的英雄行这一样，反映了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推动下国民党下级军官和士兵的抗日热情，它表明了中华民族不甘做亡国奴的顽强战斗精神。小说题材新颖，事迹感人，洋溢着抗战初期特有的时代气氛。从战前较少关心政治到写出这样有饱满爱国热情的作品，显示了作者的进步。不足的是，萧乾这篇作品对导致刘粹刚牺牲的国民党当局的腐败无能缺少暗示，多少影响了小说反映现实的深度。萧乾还写有其他一些小说和报告文学作品，但都已不如这个短篇影响那么大了。 姚雪垠在抗战初期以成功地运用北方农村口语，写出农民在战争中的觉醒变化而受人注意。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主要写了一个绰号叫“差半车麦秸”(注：意即“不够数儿”，不够聪明)的农民游击队员，非常憨厚、纯朴、善良，却又带着农民的某些落后意识和习气。他抱着“鬼子不打走，庄稼做不成”的朴素认识参加了游击队，但时时惦念着家庭和土地。开始到游击队时，他称呼人不叫“同志”，叫“二哥”；他相信“枪子儿有眼睛的。只要不做亏心事，怕啥呢？”因为爱惜灯油，晚上悄悄熄掉营房的灯，以致造成宿营队伍的混乱；还在一次战斗中偷拿了老百姓一根牛绳。但他终于被共同的艰巨战斗吸引到集体中来了，逐渐习惯于集体生活，成为同志们“最有趣的好同伴”。他勇敢作战，在一次激战中身负重伤，却仍然挣扎着要“留下来换他们几个”，关键时刻表现了不怕牺牲的英勇精神。这篇小说一九三八年在《文艺阵地》上发表后，以反映现实的迅速和刻划人物的真实生动获得了广泛的好评。中篇《牛全德与红萝卜》同样写了农村出身的人物在抗日战争中的变化。牛全德长期在旧军队中当过兵，他爽浪、讲义气，却沾染了严重的流氓无产者习气；外号“红萝卜”的王春富，是他同村的一个老实、胆小的自耕农；两个人在县城沦陷后同时参加了共产党影响下的一支抗日游击队，形成了性格上的鲜明对比和尖锐矛盾。但正如作者所说，这个中篇’决不仅止于刻划性格，它的主题是表现旧时代的江湖义气向新时代的革命责任感的渐渐转移，伟大的同志爱终于淹没了个人的恩仇。”(注：姚雪垠：《这部小说的写作过程及其他》，见怀正文化社1947年5月出版的《牛全德与红萝卜》第二版)牛全德尽管原先对“红萝卜”积有私怨，但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他深明大义，不仅保护了同志，并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小说的人物形象鲜明，语言生动，结构和谐；经修改后，主要人物思想性格的转变过程显得更为细致合理。它与《差半车麦秸》一起，都是作者自觉地实践文艺大众化方向的可喜收获。姚雪垠在这一时期还写有《春暖花开的时候》、《戎马恋》(《金千里》)、《新苗》(《夏光明》)等长篇，大多反映抗战爆发后的青年运动，有的还以少年儿童为主角，表现了民族苦难时代年轻一辈的救国热情。其中《春暖花开的时候》虽然只完成了第一部，却在比较广阔的前景上，写出了台儿庄战役前后大别山下一个青年抗敌工作讲习班的活动，较为真实地表现了国民党军政机构的腐败，地方封建恶势力的猖獗，以及特务统治网的绵密黑暗，这一切扼杀着抗日救国的生机。作品中有不少心理描写和写景抒情颇富匠心。但作者笔黑过多地集中于青年人爱情的生活，有时流于“抗战加恋爱”的俗套，加之“且写且排，病在急就”(注：姚雪垠：《春暖花开的时候》第三分册书前《致读者》，1944年10月)，不及细加斟酌，显得过于仓促粗糙。姚雪垠的创作后来有较大的发展。 在反映战时农民生活方面，另一个有显著成绩的作家是艾芜。他对劳动人民的生活比较熟悉，而且感情较深，因此抗战后便很自然地将注意力集中在劳动人民这一抗日的主要力量方面。除中篇《江上行》写知识分子在抗战中的变化外，短篇集《秋收》及收在《荒地》中的部分短篇，都热情洋溢地表现了战争在人民生活和性格上所引起的变化。《秋收》与《纺车复活的时候》两个短篇在发表的当时有很大的影响。前者写驻扎在一个村庄中养伤的一队士兵在他们副官的带领下帮助老乡收割稻子的故事。作者没有拔高国民党士兵帮助群众的行动，描写真实，有分寸；而且，抗属姜大嫂一家对这些过去没有好名声的“粮子”看法的转变，也写得具体、细微，富于生活实感。小说生动真切地表现了全国抗日高潮影响下国统区军民关系的某种变化，这是反映了生活真实并具有鼓舞军民团结抗日的作用的。但是，那个国民党军队的副官动员士兵帮助老百姓的原因没有写出来(这在当时可能受发表条件的限制)，却容易导致读者产生对国民党军队阶级本质的模糊认识。后者写战时洋货倾销暂时停止后农村手工业一度复兴的情景。小说中一群农村少女，有的心高好胜，有的沉着朴实，各有性格特色，她们共有的勤劳、活泼和来自生产实践的聪明才智，有力地渲染出战时农村某种兴旺景象。但作品没有直接点明战争对农村生活的影响，也没有一点关于阶级矛盾的描写，因此多少有些田园牧歌风味。除了上述两篇较有影响的作品以外，《春天的原野》中在日寇屠刀面前威武不屈的农民游击队员满天星，《受难者》中与投敌丈夫决裂的普通农妇尹七嫂，都表现了劳动人民的崇高的民族气节。这些短篇真实地反映了人民团结抗日的要求和抗战初期社会生活中欣欣向荣的气象，在艺术上保持着作者惯有的人物描写生动、生活气息浓郁、语言风格清新的特色。但因作者过于乐观地估计了抗战形势，笔触未能深入到错综复杂的抗战现实中去。《荒地》集里大部分作品开始转向暴露国统区现实中的种种黑暗现象。作者说：“不幸写这些短篇的时候，无边无际的这种荒凉的景色，总围绕在我的周遭，仿佛自己的影子似的，简直没法叫它退开……我要把周遭的荆棘、茅草、刺藤，尽量拔去。”(注：《荒地》集前《序言》，作于1941年11月12日)从这些叙述可以看到，作者对抗战现实的观察已日趋人面。但这些作品大多停留在一些表面黑暗现象的揭露上，描写也比料琐悄，与这个时期许多以暴露讽刺见长的作家作品比较，有着一定的差距。 在表现农民民族意识觉醒的作品中，比较突出的还有吴组缃的长篇小说《鸭嘴崂》(后改名《山洪》)。这部作品以抗战初期的皖南农村为背景，刻划了青年农民章三官的质朴、倔强、粗野的性格，写出他逐步克服落后意识、投入民族解放斗争的历程。作品开始时，章三官便和在阶级压迫中逆来顺受的他的大哥和奶奶不同，凡事不卖保长的账，对这个地头蛇十分鄙视。在对待日寇侵略是主和还是主战的重大问题上，他反对保长的和平妥协的主张，坚持中国人要“争口气”，是一个主战派。他对保长和日寇的这种态度固然反映出他争强好胜的倔强性格，却更显示了他的自发的阶级意识和朴素的爱国心。但是，章三官由这个思想起点到投入抗战尚有一个不小的距离。他有一个幸福的小家庭，自己劳动力很强，有多种谋生的技能，经济上并不算最贫苦的。因此在战争中要抛弃这样的生活上前线是不容易的。他曾一度想离家出走躲避抽壮丁，只在后来当战火烧到了他的家乡，不反抗日军侵略便无法保卫家乡和土地的时候，他才经过游击队的政治工作的启发，决定参加抗日队伍。作品深入到章三官的内心世界，通过细密的描写，合乎现实生活和性格逻辑地写出了章三官的转变和成长。小说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人民群众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伟大力量，对于地方顽固势力在农民头上作威作福和他们对战争所持的消极态度也作了揭露。由于作者熟悉皖南农村各阶级、阶层人们的的心理、风习和生活，加以成功地运用方言，因而展现出乡土气息浓郁的画面。但作者当时生活在大后方，对于战时皖南农村的变化和游击队的活动情况不够了解，缺乏第一手的生活材料，加以写作后半部分时，因故多次中断，“耽搁日久，情思不属”(注：吴组缃：《赘言》，见1943年3月时与潮印刷所出版的《鸭嘴崂》第一版)，因而作品的后半部在揭示人物与环境的关系上不够饱满充分，结构前后不够匀称，尤其是关于游击队政治工作的描写缺乏真实的生活内容，显得比较贫乏、无力。作者本时期还写过几个短篇。(铁闷子)一篇写芦沟桥事变后不久几个在部队中搞宣传工作的文化人乘坐“铁闷子”——一种装货物的车箱撤退途中所遇到的事。在崇高与丑恶，人民群众高涨的抗日热情与军政当局阻碍抗战的种种恶行相交织的图画中，作品写到了各种人物，有憨厚质朴、热心抗战、爱憎分明的勤务兵，有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办报、宣传抗日的知识分子，有忠于职守、为人正直的部队副官等等；其中又着重刻划了一个逃兵粗犷、憨直的性格，揭露了旧军队的恶劣习气对他的腐蚀，突出了他在火车被日寇飞机轰炸的关键时刻拚死抢救列车的英勇事迹。作者称他笔下这些人物是“当时感觉到的腐朽中的‘神奇’”(注：《吴组缃小说散文集·前记》)。正因为作品把这生活中的积极一面表现了出来，所以能够积极鼓舞人们对抗战的信心。 在正面描写抗日游击活动的小说中，端木蕻良的《螺蛳谷》是出现得较早、人物刻划也比较成功的一篇。这个短篇发表于《抗战文艺》二卷九期上。作品通过一支游击队被困于绝境，终于依靠集体智慧歼灭了敌人的故事，写出了几个颇具性格的人物，其中外号“山柴禾”的年轻游击队员马亮的形象，塑造得尤为鲜明可爱。端木蕻良本时期还出版过长篇《科尔沁旗草原》(第一部写成于战前)和短篇集《风陵渡》等。其中《科尔沁旗草原》以“九一八”前十年间东北农民“推地”斗争为题材，表现了农村的阶级对立和人民的抗日要求，有较浓的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 抗战爆发后来到延安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小说作家，在创作上同样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除前已叙述的丘东平以外，这些作家中还有丁玲、刘白羽、、杨朔、周而复、欧阳山、草明等。他们生活在抗日民主根据地这个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环境里，参加了各方面的实际工作，获得了真正与工农兵群众接触的机会，因而使自己的创作面貌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他们的作品反映了党领导下抗日军民的斗争生活，充溢着根据地蓬勃的新气象，出现了新的主题和人物。他们在表现农民和士兵民族意识的觉醒时，往往交织着阶级矛盾的线索，作者的阶级观点比较明确，劳动人民的生活、斗争和思想感情，较之国统区同一主题的作品表现得更为真实。但是，他们中间大多数人进入根据地与工农兵接触的时间还不长，文艺工作者必须在与工农兵结合的过程中改造世界观并获得创作源泉的认识还不明确，对于工农兵新人物的思想感情还不很熟悉，因此，一部分作品程度不同地存着缺陷。 这个时期生活在延安的丁玲，她的短篇小说都收在《一颗未出膛的枪弹》和《我在霞村的时候》两个集子中。与三十年代初期作品较多地表现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思想感情不同，此时丁玲的艺术视野更开阔了。不仅在《彭德怀速写》里以简练朴素的笔墨，生动地写出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战友，中国第一代无产阶级军事专家的威武平易的形象；而且在她的小说中，对工农群众的描写也有了更为真实的生活内容。例如，《夜》表现了一个公道正直的农村干部的优秀品质，写得深刻感人，富有教育意义。《入伍》在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怯弱性格的对照中，歌颂了战士杨明才纯朴、坚强的革命品质。曾被选入《解放区短篇创作选》(周扬编)并列为第一篇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写抗日根据地农村中一个名叫贞贞的姑娘，在被日本侵略者掳走并受到侮辱后仍然坚持送情报的工作。后来她回村时受到组织和同志们的关怀、照顾，她也平复了自己精神上所受到的创作，在组织的安排下离家学习，走现了新的生活。人物刻划生动真实，显示出作者长于细腻的心理描写的特色。除了这两个集子以外，丁玲发表在《谷雨》创刊号上(后由《文艺阵地》转载)的短篇小说《在医院中时》，通过年轻女医生陆萍在一个新建医院中的所见所闻，揭露和批评了根据地某些部门中存在的管理不善以及小产生者的冷漠，自私，愚昧，也显示了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虽然敏感，热情，然而缺少韧性，容易流于孤独和脆弱，强调把希望寄托在知识青年与劳动群众的结合上。小说的客观意义在于，较早提示人们去注意一个经济文化都很落后的国家会在革命过程中遇到怎样的困难和障碍。不足之处在于：前半部分写消极面过多，体现正确方向的老革命战士出现得过晚，结尾过于匆促，因而读来使人稍感压抑。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丁玲在深入群众过程中逐步克服了创作中这类缺点。 战前写过短篇集《草原上》的刘白羽，进入抗日民主根据地后，写了《五台山下》、《龙烟村纪事》、《幸福》等短篇集。其中大部分作品也以农民的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的觉醒为主题。《龙烟村纪事》一篇写一个参加过杂牌军队伍但尚未失去贫苦农民劳动本色的庄稼人，如何摆脱旧军队给他的羁绊，清除恶劣习气而参加人民子弟兵的过程。《歌声响彻山谷》在抗日反汉奸的斗争中表现了一个农村少女是怎样在党的教育下成长为基层干部的。《枪》一篇在严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矛盾的复杂关系中，通过一个贫苦农民由对地主汉奸的个人复仇到具有革命觉悟的成长历程，突出了农民在民族民主革命中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这一尖锐主题。《金英》一篇合乎生活逻辑地写了一个曾经被迫在日军中工作、后来被俘的朝鲜女性的觉醒和成长，表现出中朝人民在反帝斗争中的共同立场和战斗友谊。作者在表现新的社会制度下真正觉醒起来的农民时，感情饱满真实，阶级观点鲜明，而且大多注意了人物性格的刻划，思想变化过程写得较为细致，叙述描写中不时辅以抒情笔调，直接抒发对人物的由衷赞美。缺点是用语艰涩，人物动作性不强，心理描写常失之孤立冗长。 杨朔(1913—1968)的中篇《帕米尔高原的流脉》以清除托匪汉奸的斗争为中心情节，反映经过士地革命后边区人民高涨的爱国热情，将党领导下的边区誉为中华民族复兴史的起点。作品常出现优美的抒情笔调，虽未写出成功的新人物形象，但人物的质朴心灵及西北高源自然景色的描写，都能唤起人们对边区生活的向往。 周而复的短篇集《高原短曲》中，写于一九三九、四年的《开荒篇》、《播种篇》、《秋收篇》三个连续性的短篇，速写式地勾勒出边区开荒生产运动的一组画面，描绘了新型的劳动及人们在劳动中的新的精神风貌，题材新颖，格调清新，虽然反映现实的深度不足，但有较为浓郁的生活气息。 本时期写作的长篇小说中，齐同(1902—1950)的《新生代》是出现得较早的一部。作者原计划写三部连续性长篇，“将从‘一二九’到‘七七’北方青年的思想变动忠诚地告诉读者”(注：《新生代第一部“一二·九”发刊小引》，载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新生代》)。当时已经写完两部，只发表了第一部，内容主要写“一二九”、“一二一六”北平学生示威游行和下乡宣传等重大历史事件。作者认识到：造成伟大的“一二九”运动的“奇迹”的，“不是神，而是有血有肉的人类”，他所要写的“是当时所应的实情”，是“有优点，也有缺点”，“会进步或者落伍”的“平常的人”(注：《新生代第一部“一二·九”发刊小引》，载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新生代》)。从这种现实主义的创作思想出发，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艺术地再现了“一二九”运动的许多真实的图景，如这个运动发生前北平知识界的思想风貌，运动爆发时示威游行的壮丽场景，都写得真实生动，富有时代气息。在运动逐步壮阔地展开的过程中，作品表现了各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有“越打击越斗争越有力量”，性格各自迥异的坚强的革命者，有夸夸其谈，害怕实际斗争以至背叛革命事业的“学者”，有积极参加爱国运动，但理论不能联系实际的教授……。主人公陈学海，是个由最初不问政治到后来积极投入斗争的青年学生。小说对他的思想转变过程，写得真实而细密。这个破落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一心想通过读书出国留学镀金，但动荡的时代使他无法安心读书；他被抗日救亡的浪潮卷进了斗争的风暴，却间或还有些懦怯、动摇，也还不能丢开对反动政府的幻想。然而，他诚实、坦率，不断地在实际斗争中，从周围同志的身上吸取力量，鉴别各种不同的人物和思潮，也纠正自己的错误，终于经过一步一个脚印的认真探索，成为最早的“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队员之一。陈学海的思想转变历程，对于抗战爆发后知识分子继承革命传统投入抗日民族解放斗争，很有教育意义。因此，这部作品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作品的缺点是：后半部写学生下乡与农民接触，因作者缺乏这类生活体验而不够充实有力，艺术上也有以冗长的叙述代替描写和结构粗疏平板的缺点。尽管如此，《新生代》仍是抗战前期较好的长篇之一。 抗战前期的中长篇作品中，从各种不同角度反映了抗日武装斗争的，除前已提及的谷斯范的《新水浒》外，还有碧野写于荆门前线的《乌兰不浪的夜祭》和《三次遗嘱》，于逢、易巩的《伙伴们》，陈瘦竹的《春雷》，程造之的《地下》；写知识青年战时生活历程的，则有田涛的《潮》，严文井的《一个人的烦恼》，碧野的《风砂之恋》等。这些作品的成就和倾向各不一致。从战争进入第二年起，特别是国民党对抗日人民实行高压政策之后，另一类题材——即揭露国统区黑暗的篇什开始增多，并且出现了一批较有成就和影响的作品。小说创作又在别一方面呈现出新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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