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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文艺界的整风 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在怎样的历史情况下召开的呢？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谈到当时的历史背景时说：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和办法来。我们现在讨论文艺工作，也应该这样做。 现在的事实是什么呢？事实就是：中国的已经进行了五年的抗日战争；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抗日战争中的动摇和对于人民的高压政策；“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这个运动在二十三年中对于革命的伟大贡献以及它的许多缺点；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里面大批文艺工作者和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工人农民的结合；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任务的区别；目前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已经发生的争论问题。——这些就是实际存在的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就要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考虑我们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把当时的历史事实概括为七个要点，简明地阐述了国际国内的形势和我国新文艺运动的历史与现状，准确地说明了《讲话》产生的时代背景。 延安文艺座谈会举行的一九四二年前后，在世界和中国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一九四年，世界法西斯势力猖獗，希特勒德国并吞了大半个欧洲，并同意大利和日本签订了军事同盟，不断扩大侵略战争，企图重新瓜分世界。一九四一年六月，德国发动了侵苏战争；十二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战争初期，法西斯阵线取得了军事上的暂时优势，使得整个国际形势起了急剧的变化，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处于重要的历史关头。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后，妄想进一步灭亡中国，把中国变为它支援和扩大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一方面继续加紧对国民党政府的诱降活动，另一方面则集中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侵华日军和全部伪军对解放区连续“扫荡”，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与此同时，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与日寇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在所谓“曲线救国”的口号下，采取“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动政策，从消极抗日转向积极反共，派遣几十万军队，配合日伪军进攻、包围和封锁解放区，继前一次反共高潮之后，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日伪军和蒋介石的联合进攻之下，解放区的经济、生产受到严重的破坏，“致使我党在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这两年内处于极端因难的地位。”(注：《学习和时局》，《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3卷第896页)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在我们党的学风、党风和文风中，还存在着许多不正的地方，存在着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相当尖锐的矛盾。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但还没有来得及对历次错误路线特别是王明路线从思想上、理论上给予认真的清算。如果说，国内外敌人的两面夹击给我们造成物质生活方面的很大损失，那么，革命队伍内部存在的这种矛盾，则使我们的精神生活方面出现了“相当严重”(注：《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3卷第769页)的问题。“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矛盾，一个绝大的困难。”(注：《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3卷第1055—1056页)这种情况表明，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也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 在这样的历史关头，为使整个局势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面转化，取得革命的不断胜利，我党中央从客观实际出发，分析形势，抓住主要矛盾，决心以开展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作为克服困难的两个决定性的“环子”。毛泽东同志说：“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注：《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3卷第1055—1056页)这样，在一九四一年前后，解放区的部队、机关、学校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响应党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了轰轰烈烈、卓有成效的大生产运动，为我们战胜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打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从一九四一年五月起，毛泽东同志相继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重要的著作，领导全党开展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整风运动，使我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为我们坚持革命斗争，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久经考验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党，但长期以来，由于教条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党内曾经连续出现过“左”右倾机会主义的统治，给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乃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在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期更特别突出地表现为教条主义”(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3卷第940页，945—947页)。他们的“理论”和实际脱离，领导和群众脱离，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表现为“左”倾教条主义，在抗日战争时期又表现为右倾投降主义。这些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极其众多的国家。抗战以来，我党吸收了几十万新党员，其中大多数是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他们是革命的动力之一，有着很可贵的革命积极性，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为人民的事业做出有益的贡献。但是，他们也必然会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带进党内，渗入自己所从事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工作中去。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主要表现是思想方法上的“主观性和片面性”，政治倾向上的“左右摇摆”，组织生活上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3卷第940页，945—947页)。而在延安整风以前的这个特定历史时期，它们又集中表现为学风中的主观主义、党风中的宗派主义和文风中的党八股，与无产阶级思想发生尖锐的对抗。为了清除这些影响，保护党的清洁的面貌和健全的肌体，顺利进行伟大的革命斗争，这就必须开展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包括文艺界在内的整风运动，对全党进行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 一九四二年五月在延安举行的文艺座谈会，就是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延安的文艺队伍是革命的，他们当中不少人曾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过斗争，并且遭受过反革命势力的压迫和摧残。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他们从国统区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怀着满腔热血，背负民族希望，有的随军深入敌后，有的参加西北战地服务团来到农民和士兵中间，通过实际革命工作，初步实现了“和八路军新四军及工人农民的结合”，写出了不少洋溢着革命热情的好作品，达到了为抗日战争服务的目的。但是，由于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大都是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本身存在的固有弱点，使得革命文艺运动存在着一些始终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到了适当的时机，这些问题便会明显地暴露出来。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知识分子要和工人农民结合，要有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许多痛苦，许多磨擦”，必须经过长期的磨炼才能解决。尽管“抗战期间，由于客观实际的要求与文艺工作者们的热情，很多人到前方去过，那也可以说成了一种运动。然而那时大家只有朦胧的为抗战服务的观念，缺乏明确地为工农兵并如何去为他们的认识，而且多半都不是真正投笔从戎，不过是到前方去收集材料，回来好写自己的作品。”(注：何其芳：《改造自己，改造艺术》，《解放日报》1943年4月3日)此外，也还有少数文艺工作者虽然来到延安，却从未走到工农兵中间去。这样，到了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尤其是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由于根据地物质生活的极端困难，教条主义的严重影响，就使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上同工农群众及其干部产生“磨擦”，在思想领域内跟无产阶级发生矛盾，使文艺界“从外部从内部碰到一连串的问题”，出现了一系列复杂的现象和尖锐的斗争。 这一时期，延安文艺界思想的某种混乱，文艺队伍中小资产阶级倾向的严重，主要表现在当时一部分文艺工作者用个人主义、极端民主、平均主义等小资产阶级观点来观察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和革命根据地的生活。他们适应不了严密的组织纪律，不习惯于革命的集中领导，抱怨艰苦的物质条件，夸大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对延安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都表露了一定的不满。他们有时忘记了“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任务的区别”，认为“云雾不单盛产于重庆，这里也时常出现”，笼统地提出要“暴露”延安的“黑暗”，以致分不清敌我的界限，错误地用只能对付敌人的办法来对付革命队伍内部。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谈到讽刺和暴露时所说的，“有几种讽刺：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同盟者的，有对付自己队伍的，态度各有不同。”如果是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属于“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的，这是必须暴露的真正的黑暗。如果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缺点和错误的，就“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对于人民，基本上是一个教育和提高他们的问题”，“不应该说是什么‘暴露人民’”。对于人民内部的错误和缺点的批评、讽刺，“必须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不注意区分不同矛盾甚至混淆敌我界限的结果，就会导致讽刺的乱用。当时延安街头出现的墙报《轻骑队》以及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某些杂文，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这个问题。后来，《轻骑队》编委向领导机关和文艺界负责人“征询意见”时，朱德同志就提出了“严正的批评指责”(注：《〈轻骑队〉将改变编辑方针》，《解放日报》1942年4月13日)。 在文艺创作方面，一九四一年前后延安文艺界同样存在着不少问题。许多作家因为自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工农兵“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只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这就造成了创作上的一种病态与偏颇。知识分子作为革命的同盟者，是文学艺术服务的对象，作家只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正确反映他们在党教育培养下的成长过程，描写他们的斗争事迹和对革命事业的贡献，是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的。但当时的一些作家不是这样，他们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他们“比较地注重研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分析他们的心理，着重地表现他们，原谅并辩护他们的缺点。”周扬后来在回顾时，曾经对这种状况作了较为具体的分析说明：“拿这一类作品来说，他们写了些什么呢？写得最多的，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人物，这些人物正是和作者同一精神血缘的人们。这些人物忍受着生活和斗争的磨炼，感到了自己和周围现实的精神裂痕，即便是些微的裂痕也罢。他们喜爱幻想，追求温暖，不耐寂寞，他们总觉得自己对，而且要强，却又意识到自己的无力。作者描写这些人物的时候，或也原是企图轻轻鞭挞他们一下的，但由于自己和他们的精神血缘的关系，以及因而唤起的一种心理上的共鸣，就不禁对他们倾泻了无限的同情，姑息了他们的短处，不知不觉反将责任推到新生活环境与革命的集体身上了。”(注：《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解放日报》1942年7月28日)有些作家虽然也描写工农兵，表示爱工农兵，但由于对工农兵群众“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有时则是为了“猎奇”，为了“装饰自己的作品”，甚至是为了“追求其中落后的东西”。正如有的作家后来回忆当时情况所说：“我们很少考虑文艺如何为人民的问题。如果偶而想到这个问题，有一个办法可以安慰自己：‘延安的人不爱看咱们的作品，没关系，咱们在重庆、桂林还有知音，还有同行，咱们写了，他们一定会看的’。”(注：严文井：《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新疆日报》1957年5月23日)这一时期的文学艺术教育，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最主要的是理论脱离实际。也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相当地或严重地轻视了普及和忽视了普及”，“不适当地太强强了提高”，或者“片面地孤立地强调提高”。由于对过去的文学作品未能较好地有分析地对待，“名著选读”课中讲《安娜·卡列尼娜》以后，“安娜成了女孩子们的偶像，有些女同学就学她穿黑色的衣服”(注：严文井：《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新疆日报》1957年5月23日)。这种脱离实际、片面强调提高的状况，不只是一个学校教育上的问题，而是延安文艺界存在的比较普遍的现象。比如一些艺术和戏剧团体一度只演外国戏和古典戏；有的剧院虽也演出反映延安日常生活的戏，但内容大多表现“生活中的某些缺陷及某些意识的病态现象”(注：《解放日报》，1942年3月31日)，招致观众的不满和批评。整个说来，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春天，延安文艺界反映抗日战争、反映根据地革命和建设的作品是很少的，作家思想感情的小资产阶级倾向是严重的。 此外，宗派主义情绪在延安文艺界也还存在。“当时，鲁迅艺术学院住了一批作家，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也住了一批作家。两边各办一个刊物。鲁迅艺办的刊物叫《草叶》(从惠特曼的诗集里来的)，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办的刊物叫《谷雨》(大概是从日历上来的)，两个刊物的名称都很和平，可是两边作家的心里面却不很和平。不知道为什么，又说不出彼此间有什么仇恨，可是看着对方总觉得不顺眼，两个刊物象两个堡垒，虽然没有经常激烈地开炮，但彼此却都戒备着，两边的人互不往来。”(注：严文井：《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载1957年5月23日《新疆日报》) 在这样的情势之下，王实味令人注目地发表了多篇文章，把革命根据地说得几乎漆黑一团，在一些方面公开宣扬“人性论”，颠倒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把矛头指向党的领导。整风期间，他写了一篇《硬骨头与软骨病》的墙报稿，说什么“在这一斗争中，我们首先必须检查自己的骨头，向自己发问：同志，你的骨头有毛病没有？你是不是对大人物(尤其是你的‘上司’)有话不敢说？要了解，软骨头本身就是一种邪气，我们必须有至大至刚的骨头。”(注：转引自张如心：《彻底粉碎王实味的托派理论及其反党活动》，《解放日报》，1942年6月17日)他把人的本质分为两种：一种是政治上的人的本质；一种是人性上的人的本质，而这两种本质是互相不联系甚至是对立的。他把自己的骨头分为两种：一种是做人的骨头，要由了解他的人和接触他的广大群众来鉴定；一种是党员政治上的骨头，要由中央组织部来鉴定。据此，他提出了“硬骨头”和“软骨头”的“理论”。他所谓的“硬骨头”，是指那些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勇敢地反对“上司”、反对领导的人；至于那些自觉地遵守革命纪律，服从党的组织，维护革命利益的人，则被他讥讽为“软骨头”(注：参看张如心：《彻底粉碎王实味的托派理论及其反党活动》)。王实味的思想最集中地表现在他写的《政治家·艺术家》(注：《谷雨》1卷4期，1942年3月15日)和《野百合花》(注：《解放日报》，1942年3月13日、23日)两篇文章里面。在《政治家·艺术家》中，他首先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机械地割裂开来，视为两种互不相干的事物。他把文艺放在政治之上，把文艺家放在政治家之上，认为：文艺家“指示纯洁和光明”，政治家“实现纯洁和光明”；文艺家“更热情更敏感”，而政治家“熟谙人情世故，精通手段方法，善能纵横捭阖”，“除非真正伟大的政治家，总不免多少要为自己的名誉、地位、利益也使用它们，使革命受到损害”。因此，他鼓动艺术家枪口对内，揭露根据地的所谓“黑暗”，反对“有人以为革命艺术家只应‘枪口向外’”的说法。在《野百合花》中，他以延安某些领导同志爱听京戏和某些机关举办周末舞会为缘由，把整个延安夸大成“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纸醉金迷、骄奢淫佚的世界；然后插叙使他“燃烧着最猛烈的热爱与毒恨”的几件具体事情，点出文章主旨，好象延安的人们不仅早已忘却了过去牺牲的革命者，而且也忘却了“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的前线的火热斗争。他把根据地所有人们都在过着的没有多少差别的艰苦生活，耸人听闻地称为“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制度”；把延安实行的政治上的人民民主，歪曲成充满黑暗专制、打击报复的封建王国。在王实味笔下，延安似乎从“首长”、“大头子”、“大人物”、“重要负责者”到“小头子”、“科长”和“主任”等，“到处乌鸦一般黑”，只有“自私自利”，没有“阶级友爱”，领导者“间接助长黑暗，甚至直接制造黑暗”。由于《野百合花》内容上适合敌人的反共需要，故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大量翻印宣传。而在王实味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居然说：“我不说，他们(即国民党反共分子)也会说。”(注：转引自范文澜：《论王实味同志的思想意识》，《解放日报》1942年6月9日)这证明王实味已经滑到何等危险的地步！ “我们延安文艺界中存在着上述种种问题，这是说明一个什么事实呢？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文艺界中还严重地存在着作风不正的东西”，说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地指出：“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为要促使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文艺界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的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开展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就使得正在开展的整风运动大大深入一步。 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在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开始，到五月二十三日结束的。参加会议的约有七、八十人(注：参加会议人数说法不一：一说“七、八十人”(秦燕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前后文艺界的一些情况简介》，《文物》杂志1972年5月号；又见金紫光：《幸福的回忆》，《北京文艺》，1977年第5期)；另一说“一百人左右”(何其芳：《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文艺论丛》第1期))。座谈会之前，毛泽东同志找文艺界的同志谈话，详细地询问了文艺方面的许多情况，而后提出了一些问题，并且说：我们过去忙于打仗，现在文艺问题摆到我们面前来了，我们要研究文艺问题，过一阵我们还要研究边区经济问题呢！(注：参看刘白羽：《红太阳颂》，《人民日报》，1976年12月25日)文艺界部分同志曾开过一个小会，毛泽东同志亲自听取了这个会上一些思想情况的汇报。文艺座谈会进行期间，他又找在中央机关工作的一些人员征求意见。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才确定了他在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内容(注：参看何其芳：《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文艺论丛》第1期)。 文艺座谈会的全体会议一共开了三次。第一次是在五月二日，毛泽东同志首先作了“引言”讲话，说明开会的目的和要求，提出了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动员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第二次是在五月八日(注：这次会议时间说法不一：一说“五月八日”(秦燕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前后文艺界的一些情况简介》；又见金紫光：《幸福的回忆》)，一说“五月十六日”(何其芳：《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文艺论丛》第1期)，进行大会讨论，毛泽东同志出席，听大家发表意见，并把要点和问题记下来，有时也简短地插几句话，把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第三次是在五月二十三日下午，先是大会发言，再是朱德同志讲话，最后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共产党人和他们的领导者，以后对于财政、经济建设领域的问题，也要象这次对待文化、文艺思想领域的问题一样，逐个地加以调查和研究，给以回答和解决。不然，领导的作用又表现在哪里呢？(注：参看黄钢：《难忘的延安之夜》，《解放军报》，1977年5月21日)接着，就以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两个中心问题，分作五个方面，开始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结论”部分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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