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一语成谶?
但是感觉上到底不同了。在张爱玲的字典里，“丈夫”与“知音”、“同志”不是可以划等号的，它须给她带来保护、宠爱。她因自己能自食其力而自豪，可她不拒绝丈夫的钱，她曾说过：“用别人的钱，即使是父母的遗产，也不如用自己赚来的钱自由自在，良心上非常痛快。可是用丈夫的钱，如果爱她的话，那却是一种快乐，愿意想自己是吃他的饭，穿他的衣服。”胡兰成给过她一点钱，她自出心裁设计了样式，用来做了件宽宽大大的皮袄，穿在身上，心里欢喜，因为世上都是丈夫给妻子钱用，她也不放弃这“女人的传统权利”。她还要别的，她希望讨丈夫的欢心，扮演好妻子的角色。时局于她是耳旁风、身外事，但她也高高兴兴陪着胡兰成去出席时事座谈会，因为夫妻一同出入给她一种一家人、得了依靠的满足。
座谈会上她只顾孜孜地看着胡兰成，那些关于时局的议论仿佛是遥远的、不相干的声音，那天正开会时便有盟军的飞机来袭，警报响起，随即听见炸弹的爆炸声，但她没有日军轰炸香港时的惊恐，仿佛有一种新的安全感。胡曾对她忧念将临的大祸，说他虽逃得过此劫，头两年却要躲起来，改名更姓，张爱玲只说道：“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又或叫张招，天涯地角有我在牵你招你。”仍是一味的儿女情长。身外事管不了，她也不管，她且仍然是自己的存在分外分明，这“存在”便是患难夫妻中妻子忠贞不贰的形象。
胡兰成却清楚地知道时局的变动意味着什么，日本人大势已去，等待着汪伪政权的也只有树倒猢狲散的命运。他很明白这一点，而且他自负尽知天下事，常持异端之论，好似张佩纶一类所谓“清流”的，又与日军中一些反对东条英机，主张对中国罢兵的官佐过从甚密，此时便发表了许多鼓吹日本撤兵的文章，当然，如果日本能体面地撤兵（而不是弄到无条件投降），他也较有出路。但是此论调在日本，在南京政府均不成气候。胡兰成更感大难将至，也曾同张爱玲说起。张爱玲想起汉乐府有“来日大难，口燥唇干，今日相乐，皆当欢喜”的诗句，说道：“这口燥唇干好像是你对他们说了又说，他们总还不懂，叫我真是心疼你。”其实她哪里又真懂了，她对“大难”并无切身的感受，单知怜取眼前人，在她自造的封闭小世界里，她仍然有不尽的喜意。
也许是与张爱玲在一起引发了对文学的兴趣，加上此时已是在野之人，胡兰成办了一份偏重文艺性的杂志《苦竹》。张爱玲当然是要助他一臂之力的，《苦竹》上有她三篇作品，《自己的文章》已如前述，《桂花蒸阿小悲秋》、《谈音乐》则在她的小说、散文中当数上乘之作--她是把用心之作留给了《苦竹》。相当长的时间里，张的小说似乎都是由《杂志》包办的，或者好稿先给它。眼下她却藏起《桂花蒸阿小悲秋》，与登该小说的那期《苦竹》同时出版的《杂志》只得到一篇无甚精彩的《殷宝滟送花楼会》，也见得远近亲疏不同了。张又拉了炎樱来助阵（杂志的封面就出自她手），炎樱的文章都需她来翻译，所以她等于每期都要出两三份工。能够“帮夫”她当然是欢喜的，只是《苦竹》仅出了四期，而从第三期已经没有张爱玲的文章了。其中原委不得而知，但从所登文章的内容判断，很可能是刊物的性质由文艺转向了时政。全份的《苦竹》很难找到，不过唐文标《张爱玲研究》一书中列出了《苦竹》各期的目录，从中不难看出该杂志的方向转换。
胡兰成毕竟是“有志气的男人”，最热衷的到底还是政治。事实上在办《苦竹》的同时他已经谋划准备着东山再起了：他的日本朋友池田笃纪想让他能有一块自己的地盘，为他活动，由他到湖北接受《大楚报》，并创办一个政治军事学校，实际上是去掌握湖北的实权，且幻想日后搞所谓大楚国。
11月，胡兰成到了武汉。他在报社上班，却是与同僚都住在汉阳医院。医院里有六七个女护士，胡这一干人家室不在身边，时生绮念，见了不免评头论足，都觉土里土气，不及北平、上海那种淑女或前进女性吸引人，其中唯有一位周小姐，众人觉得还过得去。这位周小姐名叫周训德，是位见习护士，年方十七岁。胡兰成每日下了班就到病房里在护士堆里说笑厮混，很快心猿意马，对周小姐做起桃色梦。他使周小姐陷入情网，最后委身于他的一番做作--从有意无意、似真似假的轻言撩拨到油滑无赖般的胡搅蛮缠--酷似张爱玲笔下乔其乔（《沉香屑：第一炉香》），尤其是范柳原（《倾城之恋》）追女人的伎俩。不同处是他是才子，少不了又有一番传奇佳话的自况与类比，用来形容张爱玲的一大堆礼赞之词，有一些如今献到了小周的头上。虽是时局就要大变，他也还有闲心沉醉温柔乡里。小周得空时来他房中，他便教她读唐诗，张爱玲在《银宫就学记》里讥刺中国读书人老来喜教姨太太读书的嗜好，胡兰成似乎是在提前享这“红袖添香”的艳福。他要小周送他照片，又让她题字，小周题的便是他教她的隋乐府：“春江水沈沈，上有双竹林，竹叶坏水色，郎亦坏人心。”他对这似嗔似喜之语喜之不胜。他仰慕张爱玲的“横绝四海”，又喜欢周小姐的本色天真，一树一菩提，一花一世界，各种美都能领略，他不无沾沾。
他自称曾经“憬然思省”：这么做对张爱玲是否不应该?“但是思省了一大通，仍是既不肯认错，又不能自圆其说”，他有绝妙的解释：男女相悦婚配之事，“乃天意当然也”，天命难违，他是身不由己，无可奈何。到了年底，他已经在要求周小姐嫁给他了--当初与张爱玲好，他也没有这般主动。他此时的情形与那时是一样的，不同处只是在周小姐面前他有更多的优越感，甚至可以以恩人自居（周小姐的母亲听她说起胡兰成，就嘱她要知报恩），因此他可以在小周已知他有妻室的情况下仍然面不改色地大谈婚事，而一嫁一娶事实上是将她摆在了妾的位置上。在胡兰成，做恩人有时候还比找良伴来得更惬意，而周小姐后来果然竟也默然应了这桩婚事。
次年3月，胡兰成回到上海，与张爱玲相伴厮守了一个多月。一般人对婚外私情、第三者之类皆要隐瞒，胡兰成偏是喜欢表演他的堂皇正大，找得到好托词，且又沾沾自喜，把他同小周之间的事告诉了张爱玲。张爱玲听了耸然动容，面带幽怨惆怅之色，但也不说什么。她对胡说起有个外国人向她姑姑致意，希望同张爱玲发生关系，每月可贴一点小钱。她说此事没有一点反感之意，胡兰成听了就不快。假如这不快是冲着张的态度来，那也许正是她希望看到的--她受伤的情感多少可得到一点平衡。她说出此事当然是因为觉得不必避这个嫌，但也未尝不是摆出高姿态，表示自己对胡与周小姐的私情不往心里去。
胡兰成说张爱玲“糊涂得不知道妒忌”，事实上她却不可能不介意。凑巧的是，这个月出版的那期《天地》上有她的一篇《双声》，记她和炎樱的对谈，其中正说到了妒忌：“随便什么女人，男人稍微提到，说声好，听着总有点难过，不能每一趟都发脾气。而且发惯了脾气，他什么都不对你说了，就说不相干的，也存着戒心，弄得没有可谈的了。我想还是忍着的好。脾气是越纵容脾气越大。忍忍就好了。”也就是这一回，她同炎樱以极理性、现实的态度谈到多妻主义：理论上她甚至可以赞成多妻主义，只是心理上她是无法接受的。她又说道：“如果另外的一个女人是你完全看不起的，那也是我们的自尊心所不能接受。结果也许你不得不努力地在她里面发现一些好处，使得你自己喜欢她。是有那样的心理的。当然，喜欢了之后，只有更敌视。”张爱玲是否也有“那样的心理”?她此时是不是也在忍?或者是要维护她的高傲自尊，或者是不愿毁了相聚的短暂时光，总之她没有追究，至少在表面上，两人还是一如既往。
5月，胡兰成又回到汉阳，下得飞机，他觉得“真是归来了”，离开张爱玲他并无愁绪，显然他更是视这边为他的家了。自此后他便不再叫周小姐“小周”，而唤她“训德”，或是一处逗乐调笑，或是让她服侍，江边漫步，湖上荡桨，俨然已是夫主的派头，而且周围的人也已尽知二人的关系。他与周小姐谈婚事，却不行结婚仪式，理由极是冠冕堂皇：“我因为与爱玲亦且尚未举行仪式，与小周不可越先。”倒似他已将一妻一妾的格局安排定了。只是他偶尔也会感到“此事其实难安排”（此事在他是一个技术的难题而不是伦理的难题），然而也还是他一贯的洒脱，听其“自然”。
他的大限到了。8月15日日本天皇颁布降诏书，胡兰成在街上听到广播，惊出了一身大汗。但他不甘束手待毙，积极活动策划，与二十九军军长邹平凡宣布武汉独立，拥兵数万，拒绝重庆方面的接受，还曾打算成立武汉军政府。此时国民党方面要他归顺，送来委任状，中共将领李先念也曾遣人奉劝他弃暗投明。胡兰成是个狂妄自大的人，且亦担心投过去无出路，两边均未答应。他自负料事必中，以为他还可以有所作为，但是大势已去，不几天他手下的人马便已分崩离析，大都归顺了重庆，武汉“独立”了十三天，直似一场闹剧，胡兰成见势不妙，扮成日本伤兵，乘一艘日本伤兵船逃离了武汉。
他由武汉到南京，由南京到上海，一直在日本人的安排下东躲西藏。此时全国都已开始搜捕汉奸，他在上海难以藏身，又潜逃至杭州、温州一带，化名张嘉仪，隐匿不出。逃离上海前，他曾到张爱玲处住了一宿。胡兰成与周小姐分手时千叮咛万嘱咐，依依不舍，自传中对此也是不惜笔墨，而此次与张爱玲分别的情形，自传中只字未提，只含混地写道：“唯对爱玲我稍觉不安，几乎要惭愧，她是平时亦使我惊……我当然是个蛮横无理的人，愈是对爱玲如此。”是胡兰成逃亡途中，惊魂未定，一反常态，对张爱玲恶语相向，还是张爱玲觉察到他对自己的态度大不如前，因此不肯假以颜色?否则素来自以为是、大言不惭的胡兰成何以会有内疚愧悔之意?反正胡的话是不知所云，也无从索解。
张、胡二人匆匆一别，直到第二年（1946）2月才又聚首。这一次是张爱玲由上海千里迢迢来温州寻夫。胡兰成逃离上海时惶惶如丧家之犬，根本不知最终会逃到何地，也未留下地址。他换过好几个地方，终觉难以藏身，最后总算在温州落下脚来，但他还是未与张通消息。张爱玲是从他的一个密友处打听到他的下落，自己一路寻来的。过去二人也常是身处两地，胡在武汉时更是一别数月，但如今胡身在难中，生死难料，而且还有因小周出现二人感情上存下的芥蒂，因此张爱玲盼相见的心情格外的急切，一路上想着念着的，都是丈夫：“我从诸暨丽水来，路上想着这是你走过的，及在船上望得见温州城了，想你就住在那里，这温州城就含有珠宝在放光。”她也许还想象过患难中相逢会是何种情形，只是任是怎样富于想象力她也不会想到，胡兰成身边已然又有了一个女人。
这女人名叫范秀美。胡兰成出亡，一开始是避在杭州乡下的斯家，斯家是大户人家，范秀美便是斯家的姨太太，十八岁即守寡，后读蚕桑学校，年纪比胡大一岁。胡在那一带藏身不住，即是由她不避嫌疑，自告奋勇送他到温州去隐匿。一路上胡问这问那，时相撩拨，而范守寡多年，也有意思，二人未及到温州就做了夫妻，张爱玲来到时，胡已在范的娘家安顿下一些时候，称其母为外婆了。
张的出现大出胡兰成的意料，他“一惊，心里即刻不喜，甚至没有感激”，几乎要粗声粗气地骂她回去。他的解释是，他是男人，“不欲拖累妻子”，但真正的原因却是他已将张爱玲视为多余。他与范秀美结合原就存着利用之意，为的是成了夫妻他的身份多一重掩护，而范又是出身卑微，很会理家过苦日子，自能把他服侍照顾得妥妥帖帖。反观张爱玲，当初她谈艺论文让他兴奋，一言一动不同凡俗，令他心醉神迷，她的家世、才华也令他可以向外人炫耀，而凭他眼下的处境，这一切不折不扣，皆成为奢侈。他过去爱她并不掺假，但至少是暂时，她于他是无“需”可取，他宁愿她不来搅他的局，安安生生待在上海，他这边则可以对了范秀美大谈她的才华盖世、小周的天真喜人，心里逸逸当当，仿佛身拥数美，艳福不浅。
张爱玲到温州后住在城中公园旁边的一家旅馆，胡兰成怕警察查夜，不敢留宿，只每天白天去陪她。胡未将他与范的事以实相告，二人表面上好像又回到了昔日在一起的那种生活，一同在城里走街串巷，逛道观，逛店铺，一路议论来去；又听张爱玲说旧约，品评西洋文学，有时也并枕躺在床上四目相对地说话。胡兰成听张的议论，复又感到她的灵机妙悟，自己终不可及，但又感与他落难的“此情此景”，终是不切题，有时不免心神不属。他来旅馆偶或又是同范秀美一道，留下他与张二人在房里时，常是各怀心事，生分到如同宾客相待。
胡兰成虽然不明说，张爱玲对范秀美的身份不可能没有猜疑，只是以她的矜持，以她的愿望，她都不肯问出口，猜疑愈是挥之不去，她反愈是勉强自己发现对方的好处，她就曾对胡兰成说范生得美，又替她画像。但她想不求甚解也办不到了。一日清晨她同胡兰成在旅馆里说话，胡觉腹痛，却未吭声，后范秀美来到，胡一见就向她诉说身上不舒服。张爱玲当下满心都是惆怅酸楚，因为胡显然把她当成了局外人。她为范秀美画像，画到一半，好好的忽然就停笔不画了。范走后她对胡兰成说道：“我画着画着，只觉她的眉眼神情，她的嘴，越来越像你，心里好一阵惊动，一阵难受，就再也画不下去了，你还只管问我为何不画下去!”
但是张爱玲更大的心事还是胡兰成与周小姐的关系。以她的敏慧，她不难看出他对范、周二人的态度还是有别，前者青春已过，胡只是借她聊避一时，对后者却有更多的喜爱，对她的体贴照顾还更在自己之上。胡从报上得到周小姐因与他的关系在武汉被捕，甚至声称要赶去出首，只求开脱她。当真如此，张爱玲将被置于何地?她也是忍了多时，最后还是忍无可忍，要向胡兰成讨一个完整的爱。她与胡兰成摊牌，要他在自己和周小姐之间做出选择，胡兰成搪塞道：“我待你，天上地下，无有得比较，若选择，不但于你是委屈，亦对不起小周。人世迢迢如岁月，但是无嫌猜，按不上取舍的话。”但是张爱玲不接他这一套玄远之论，这一次她是万不得已，方才下了最后的决心，她只说道：“你说最好的东西是不可选择的，我完全懂得。但这件事还是要请你选择，说我无理也罢。”她而且头一回作这样的责问：“你与我结婚时，婚帖上写现世安稳，你不给我安稳?”虽是责问，却是情急之言，她已无心再按胡兰成的牌理出牌，细论曲直。不想占上风，也已顾不得素日的矜持，甚至强自镇静也做不到，直如溺水者在没顶前方寸全乱的强自挣扎，心里似乎也分明觉着事情已无可挽回，此语一出，只有更糟，但还是忍不住要说，如同骨鲠在喉。胡兰成果然不应，只含糊说世景荒荒，与小周未必有相见的一日，你不说也罢。
张爱玲对胡兰成的态度不可能全无所料，但即使有所料，她也不愿相信，而假如胡兰成终于应下，她对他必也还要作其他的想法，无论怎样，二人间的这条裂痕已是难以弥合。然而一旦成了今天这样的局面，她便觉眼下再没有什么是比这更难以接受的了。《沉香屑：第一炉香》中乔其乔对薇龙直言他不能答应同她结婚，也不能答应给她爱，只能答应给她快乐：“这和薇龙原来的期望相差太远了，她仿佛一连向后猛跌了十来丈远，人有点眩晕。”张爱玲此时或者就有这种“向后猛跌”的眩晕恍惚。她心气高傲，虽然冷眼观世，将世间男女之情的华丽外衣尽皆剥去，还其本来的凄凉，但她决想不到，也不肯相信这种事会应在自己的身上。与胡兰成的热恋更垫高了她对婚姻的期望，谁料到她将从这期望一次又一次地“向后猛跌”。得知胡与小周有染她隐忍不言，已是退了一大步，觉察到他与小周的关系，在她又是一跌，如今她千里寻夫，总以为可以要回一份完整的感情，得到的却是这样的答复。每一次后退前她必以为那是不可想象的，更想不到还有更大的让步在等着她。她又何曾想到会落到这种地步，如同自己笔下的葛薇龙、白流苏一样，最终处在了“怨女”的地位。也许她此时会想到自己的句子：“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有无限的惨伤。”当下她就怀了这样的惨伤对胡兰成说：“你到底是不肯。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
张爱玲在温州呆了二十天。临行的前一天，她去了胡兰成与范秀美的住处。胡兰成依了范秀美的意思，在人前只说张爱玲是他的妹妹。他并不觉得有负于她，还又有一番自欺欺人的解释：他待张爱玲，如同对待他自己，宁可克己，倒是要多顾顾小周和范秀美。张爱玲虽已心灰意懒，也还是情有不舍，与胡、范二人坐在房中说话，直到深夜。她知道与胡的情分是到头了。
第二天张爱玲在雨中登船，满怀酸楚、心事重重地离开了温州。几天后她从上海寄胡一信，信中道：“那天船将开时，你回岸上去了，我一人雨中撑伞在船舷边，对着滔滔黄浪，立涕泣久之。”她知道胡兰成逃亡中生活拮据，又寄了钱去，叫他不要忧念，她不论怎样也会节省，为他设法。
此后八九个月，二人偶或还通音信，胡兰成均是有人去上海时带个字条，张爱玲则信之外还不时捎些东西，有次信中还称胡如王宝钏，虽在寒窑，过的日子亦如宝石的川流，说明她还是意有恋恋，但昔日的“放恣”、“飞扬”已如隔日黄花，凋然萎谢。她与胡也就剩下一面之缘了。
胡兰成因躲避温州的户口检查，又到诸暨斯家，数月后风头过去，他取道上海乘船返回温州，因船是第二天开，他到张爱玲处过了一宿--倒又不怕拖累她了。此行是斯家的老四送行，待将他送走，胡兰成转过身来即摆出夫主派头，责备张不会招待亲友，连午饭也不知留人一留。张爱玲一直被他捧着供着，从未受过这样的气，而且因二人感情的纠葛心力交瘁，神经绷得紧紧，一听此话便立时激动起来，自卫道：“我是招待不来人的，你本来也原谅，但我亦不以为有哪桩事是错了。”
胡兰成的一通责备实际上是蓄之已久。张爱玲上次去温州看他时曾在斯家住过几日，她过惯公寓式的生活，且又不会与人应酬打交道，不知入乡问俗也不肯随俗，如把自己的面盆也用来洗脚之类，不免触犯乡下人的生活习惯。胡兰成听斯家人对他说起，就觉张扫了他的面子。二人的此次争执虽由细微之事而起，暴露出来的东西对于二人的婚姻危机却具有探本的意义，那就是：“欲仙欲死”的热恋迟早要降落在现实的婚床上，当天上人间的氤氲之气散去，生活回复到日常的平实琐碎时，胡兰成就发现他要的还是“宜于家室”的女人（他在广西时有一叫李文源的女人爱上她，他对她也颇喜爱，但同事说此女不宜于室，他想想便作罢，很快经人介绍与另一女人成婚）。他常说他看他与张的关系与世人之情无干，又称他视张为启他神智的“九天玄女”，这都不是虚语，但是一旦景况不容许布置“仙境”，他终而还是不能不以世俗的要求来要求她。以他的自我中心和大男子主义，最如意的算盘也不过是天下男人都有的隐秘愿望--也就是《红玫瑰与白玫瑰》中佟振保的理想，理想中的女人和世俗的女人他都拥有，桥归桥，路归路，各不相犯，秩序井然。如若这样，他自愿意在心里划一块地盘，把张爱玲当仙女供起。
所以，以他到处留情的名士作风，没有小周他也定会有其他女人；假如他只守着张爱玲一人，则他迟早会拆了他的香火，将她拉回到凡间。而这两种情形不论是哪一种，都是张爱玲不能接受的。她毕竟是现代女性，一双两好之类的佳话她不能接受，她也不会被哄着安心欢喜地坐在仙女的宝座上，她要“放恣”要“飞扬”，要天上人间、欲仙欲死，但这与完整的、着着实实的人间爱是连在一起的，是人间爱的极致。另一方面，她虽然时常也想讨丈夫欢心，喜滋滋要扮演好妻子的角色，但那须出自她的欢喜，她不能允许所爱之人以世俗的标准来评判、要求她，一旦有评判，爱即不复是绝对，她的地位也便摇摇欲坠，因为以世俗的标准看，她显然不是一个好妻子。
那天晚上胡兰成还在大做他数美并陈的好梦，他将他与秀美的事据实说出，又拉张爱玲看他写的《武汉记》，这里面到处写着小周的事。他装痴卖傻，对张的气苦作不解状，说是觉得他们二人是不可能被世人妒忌或妒忌世人的，实则他的一番做作直似有虐待狂心理，无异于当面侮辱人。张爱玲当下怔得说不出话来，更不看那篇《武汉记》。胡兰成还不知趣，想以玩笑化解冲突，在张手背上打了一下，张爱玲惊骇震怒。当晚二人分房别寝，张细想从头，满腹怨愤，同时也在强自振作，要斩断情缘；胡则是“心里觉得，但仍不以为然”。
次日天尚未亮，胡兰成起身趸到张爱玲房里，在床前俯下身去亲她，张从被里伸手抱住他，忽然泪流满面，五内沸然只叫了一声“兰成”，再说不出别的话。她虽然犹有不舍，满面愁怨之色，却是正因心里此时已有了决断。
胡回到温州后二人偶或仍有书信来往，张也还是照样寄钱接济他的生活。抓汉奸之风渐渐过去，胡又在做“再出中原”的美梦，写信与梁漱溟论学胡兰成用的是化名，梁漱溟当然是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得了梁的赏识，又结识词学名家夏承焘，更经温州名耆刘景晨介绍到温州中学任教，处境转好，他给张的信又多起来，述他的心境，又还忘不了提到有时邻妇来灯下坐语之类。张爱玲渐已看透胡兰成其人，更多的已是反感，有次回信中道：“我觉得要渐渐地不认识你了。”到了1947年6月，她知道胡已脱险境，终于给他写了一封信：“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彼时唯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
信中的“小吉”是小劫的隐语。张爱玲等到胡已过难关之后再来同他摊牌，同她不管胡的身份与他热恋一样，皆因她有一套自己的价值标准和做人的道理。张爱玲对朋友说的一番看似不相干的话或可使我们对她在已经对胡失望之后仍在生活上尽妻子之责的举措有所帮助：“一个人在恋爱的时候最能表现出天性中崇高的品质。这就是爱情小说为什么永远受人欢迎--不论古今中外都一样。”（林以亮：《张爱玲语录》）这封信里还附了30万元，那是她新近写电影剧本得的稿费，胡亡命两年，均是张寄钱去，分手在即，她也还是如此。这也是她处世的态度，必要求个恩怨分明，她在此时以这种方式与他决绝，可以无遗憾，无愧怍（这都是对她自己的原则而言），爱既消失，则唯存义务，义务既尽，再无人欠我，她可以有彻底的解脱。
张爱玲毕竟是张爱玲。她曾描述高更画作《永远不再》中那个“想必曾经结结实实恋爱过”的女人，拿她与现世里的女人作比照：“在我们的社会里，年纪大一点的女人，如果与情爱无缘了还要想到爱，一定要碰到无数小小的不如意，龌龊的刺恼，把自尊心弄得千疮百孔，她这里的却是没有一点渣滓的悲哀，因为是心平气和的，那木木的脸上还带着点不相干的微笑。”她未必已能做到“心平气和”，但她决意要挥去“龌龊的刺恼”；她可以妥协，可以委曲求全，但到最后关头决不肯孤注一掷，拿自己的自尊心去做抵押；她笔下尽是些不彻底的人物，“明知挣扎无益，便不挣扎了。执著也是徒然，便舍弃了”（傅雷语），她自己甚至也落到了与薇龙、流苏相去无几的境地，但是她断不肯逆来顺受，与流苏、薇龙们为伍。她有她的尊严，不会允许自己看不起自己。
用胡兰成的话说，张爱玲是“亮烈难犯”的。去意徘徊之时哀怨满腹，真正下了决断之后则果决干脆，义无反顾。胡接到那封信后情知事情不妙，也知张说得出便做得到，去信必是不复，便影影绰绰、花花哨哨写了一封信给炎樱，托她代为陈辞。炎樱汉字识不了几个，他当然还是存了侥幸之心，指望张看到，张果然不回信。又过一年，祖国大陆已遍插五星红旗，梁漱溟在北京筹建文化比较研究所，邀胡去做副手（当然是还不知道胡的真实身份），胡即动身北上，启程到半途又觉苗头不对，遂改变主意经香港去了日本。此行经过上海，胡兰成对张爱玲还是不能忘怀，“几次三番思想，想去又不想去”，他自言“明知”张爱玲未必肯见他，也明白二人的一段姻缘已是覆水难收，只是“为了一种世俗的礼仪”，最后还是登上了那幢公寓的六楼。出来应门的是一陌生女人--张爱玲已搬走多时了。
张爱玲与胡兰成的一段姻缘是乱世之恋，二人的相逢、聚散也是偶然又偶然。对张爱玲之谜怀有浓厚兴趣的人有时不免要悬想，设若不是遇到胡兰成，她会同什么样的男人走到一起?她的矜持拒人千里，未必有多少男人敢去追求她，她也不见得会主动追求别人。她能倾心相许的人应该有成年男子的魅力，需得有学问（当不是清教徒式的知识），要聪明有才情能懂得她的好处，忠厚诚笃她从未要求--她要的是一个“解人”，不是一个“好人”，然则这岂不是又一个胡兰成?去掉那份才情，胡作为一个男人也不过是范柳原、乔其乔一流的角色。张在小说中将他们觑得分明，在现实生活中却为情所迷，难以自拔。唯其曾是心里雪亮，这才更令人生出宿命之感，也正因如此，其中包含的讽刺才更有一种苍凉的意味。如果说这是一段传奇，那也只能是张在《倾城之恋》中定义的那种反高潮的传奇，即使没有“倾国倾城”的大背景，即使是在承平之世，它也必以悲剧收场。说到底，传奇不奇，张爱玲的遭际不过是历代妇女面对婚姻爱情时都会陷入的窘境：男人中心、理想与现实的难以相合。张爱玲胜于白流苏们的地方是她可以自食其力，所以她可以“全身而退”，感情上的挫败感则并无二致。她与常人唯一不同的地方是，她是个风华绝代的才女，是个水仙子式自我封闭的人物，与现实更来得扞格不入。十七岁时她就曾写：“最恨--一个有天才的女子忽然结了婚。”难道真是一语成谶?
但是还有后话。
50年代初，与胡交往最密的日本人池田笃纪去香港，胡知张爱玲已离开祖国大陆到了香港，即嘱池田去看她，池田赴港后往访未遇。半年后胡收到张爱玲的明信片，没有抬头，也不署名，只写：“手边如有《战难和亦不易》、《文明与传统》等书（《山河岁月》除外），能否暂借数月作参考?”后写她在美国的地址与姓名。胡兰成此时又已经同流氓、汉奸吴四宝的遗孀佘爱珍结了婚，见张来信索书，得意非凡，因为他一直以为自己及不得张爱玲，前时香港小报曾提到有人问张对《山河岁月》的评价，张不置一词，而今居然来信索书。胡回了信，信中还附了新近的照片。及胡的自传《今生今世》上卷出版，他当即寄去，后又写信，信中他又自作多情，竟有撩拨之语，张爱玲一概不回，最后才写一短笺断他的念：
兰成：
你的信和书都收到了，非常感谢。我不想写信，请你原谅。我因为实在无法找到你的旧著作参考，所以冒失地向你借，如果使你误会，我是真的觉得抱歉。《今生今世》下卷出版的时候，你若是不感到不快，请寄一本给我。我在这里预先道谢，不另写信了。
爱玲
她是不肯稍假辞色，连通信的可能也予杜绝，既无伤往之情，也无怨愤之意，恩怨已了，心胸湛然，借书也只是借书罢了。
但这真正是后话了。
（全文完。请欣赏下部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