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1章 灰绿:成长的底色
(1920-1930)
张爱玲40年代初在上海崛起的时候,她的文章撼动了在战火的威胁中迷惘无策的人们,人们惊异,在这样的艰难岁月中居然还有人花心思这样追忆这些奢华的过去:家传的首饰,出嫁时的花袄,雕花的家具,漂亮的衣料,整桌的宴席,礼节繁缛的迎来送往,男人与女人之间进进退退的感情演绎……答案并不突兀奇怪,人们很快就明白这样的奇迹自有其出现的足够理由:张爱玲是清末著名的“清流派”代表张佩纶的孙女,前清中堂大人李鸿章的重外孙女,官宦世家,高门望族,她就是见证繁华辉煌、体验家道中落的亲历者,她所经历的家庭生活的一幕一角都映现着时代、国家、社会、革命等一切重大题目的辉煌衰败、沧桑变幻。人们不再诧异她缘何这样年轻就可以写出这样气势、这样透彻的文章。试想,当曾朴力图用《孽海花》挽留住中国晚清一朝从庙堂到江湖流散的底影时,她的外曾祖父李鸿章、她的祖父张佩纶无可推托地都成为书中的主要人物;他们更曾是历史浪尖上的大人物,在那个世纪两种制度的交接口上,历史风云的沧海桑田中都曾留下他们禄禄亲躬的真实身影。爱玲经历的世界于她自己的文章是贴身的,她家族的经历于中国人世纪之交这几十年的经历是贴身的,读她的文章,会在人生地位的伟大与普通、上层与下层、庙堂与民间种种现象的比较中,发现一种普通人生的快乐——荣华富贵、功名利禄、繁华喧闹,不过仅是只争朝夕的事;在这发现中,不由得感叹人生如此普遍相似而对当下生活陡生几分贴心与亲近,花落水流,临风流泪,对月长叹,毕竟“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公寓生活记趣》,《张爱玲文集》第4卷,P.40)。
古今成大业的人往往是克己的,无论今人对作古之人作怎样的千秋评断,毫无疑问,在他周遭的一群人中,李鸿章确实是拔萃的,且勿论他事业上的励精图志,亲历亲为,道德上的律己也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他所有的思考仿佛无不与国家的命运变迁结为一体,努力的效果好也罢,坏也罢,意图总是如此大处着眼的。他本人没什么私生活,不漂亮的太太也还不是自己作主的,妻取德,妾取色,他有一个惟一的姨太太,可是也是丑的,二子二女也都是太太生的。这在当时是颇令人诧异的事情,或许娶姨太太也只是免人诧异的一记虚招而已。爱玲的祖母是他的大女儿,她还有一个妹妹,在大族中排行第六,爱玲叫她六姨奶奶。李鸿章对女儿们很宠爱,为了留在身边代看公文等等,所以大女儿——爱玲的祖母23岁出阁,小女儿22岁出阁,照当时的标准,离一般的出嫁年龄也已长出一截了。而且两人嫁得也都离奇,大小姐嫁给一个长她20来岁、死过两个太太、曾革职充军的年长老头。尽管如此,还是比妹妹要好一些,虽然留给他们共度的时间不长,但总算生活安稳,在南京盖了大花园偕隐,过起诗酒风流、悠然林下的生活。那六姨奶奶比姐姐更不如意,父亲把她嫁给一个他十分器重的伍姓小知县,不但门弟地位屈就,就连年龄也差异得离谱,她22岁出阁的时候,那位伍姓公子才16岁,他一辈子都嫌她老,他一辈子都靠着她那份丰厚的嫁奁过活,也正因为吃的是她的嫁奁,所以老要憋着情绪跟她对着干,以显示他在精神上是独立的。这个六姨奶奶生得是美丽的,而且知书识礼,她的美丽与修养仅仅成了照耀这个没落小官家庭的一盏白炽灯,明亮却刺眼。她自己,在这白炽灯的芯子里是忧郁愁结,不快乐的。她常常拿自己和姐姐相比,觉得也不见得不如她,她嫁了做填房,虽然夫妻间很好,可男人年纪大她许多,而且又是宦途潦倒的。
爱玲的祖母想起妹妹的婚姻,相比之下自己倒也有些安慰,夫婿虽非志满意得的青年才俊,但总算曾有过踌躇满志青年才俊的昨天,而且他是这样的爱自己,虽然是不甚如意,可生活中也不时有小小的快乐,意外和知足可以安慰、冲淡诸多不如意,况且,还有这么多可以回忆的过往把他们连在一起。
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是清朝末年的大名士,生于1848年,卒于1903年,字幼樵,22岁上即举同治辛未科进士,授编修,光绪元年朝廷大考,考得一等第一名,授翰林院侍讲,又晋升为日讲起居注官,兼有言官的职权,伴随光绪皇帝左右。这位大才子本是穷乡僻壤的贫苦出身,他来自河北的一个荒村七家坨,比三家村只多四家的小乡村,张家世代耕读,成为大族是从张佩纶光耀门楣之后开始的。这位来自民间的才子抱有满腹诗书经纶,立下坚定报国效忠之志。他虽作着翰林院侍讲,却仍是一穷京官,十分清廉,稀粥白饭度日,因而,对那些轻裘肥马、锦衣玉食、华屋高堂、挟姬拥妾的达官贵人,不管职位大小、声誉高低,只要一有劣迹落在他手,一本参奏直递皇爷。本是参奏大臣,又是新试才子,奏折下笔快,语言犀利,条分缕析,言语中肯,参一个倒一个,抚督藩司,六部九卿,半年时间,一支利笔弹掉朝廷多少红翎顶戴!弄得满朝侧目。张佩纶虽然得罪了一大批人,可年少金榜题名青云直上的自信,加上负一世之誉、抱治国雄心的坦白胸怀,再有持相同政见者李鸿藻、张之洞、陈宝箴等京官名流的鼎力支持,真正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他们对当时主持国事的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治国定邦之道颇为不满,常常非议朝政,称为“清流派”。
张佩纶是其中的主力,据说他对后来成为他岳父的李鸿章也参过一本,《孽海花》里描述李鸿章曾被“褫去黄马褂,拔去三眼花翎”。小说有一定描述性的夸张,是参成了因念其有功被皇帝赦免了呢?还是情况不属实没有参成?现今已无从核实,但当时张李二人反正是持不同政见者,张弹颏参奏的意图是确凿属实的。
书生大言,张佩纶成就在他激扬文字的大言里,可受挫也正在他的书生大言里。1884年法国把入侵越南作为它攻打中国的前奏,企图把越南作为入侵我南疆的基地,张佩纶对李鸿章一派在前几次中外之战中均以割地赔款而告终早就愤慨异常,因此力主抵抗,连向光绪皇帝上十数次奏疏,献抗法策略,不仅赢得朝中义愤之士的清誉,也正合当时颇有励精图治之志的光绪皇帝的心意。同年,在总理衙门任职的张佩纶被钦差福建办海防事宜。青春的大梦终难成,书生的一派大言、一片雄心在台湾福建的海防线上被击得支离破碎,漂零南海。一夜之间,中国军队被法军统领孤拔打个大败,身为主帅的张佩纶眼看在军用地图上的谋划已全无用处,在大雨之中头上顶着一只破铜盆仓皇逃走。主帅临阵脱逃,这个罪名不小,当时中外战争中中国军队吃败仗已屡见不鲜,找一些客观原因搪塞搪塞,主帅逃过罪责大家已习以为常,可张佩纶当年曾拔了那么多人的红翎顶戴,终于轮到他了。于是革职充军,流放东北,一去几年。
张佩纶确实是有才的,这是他当年充军关外行至居庸关时所写的一首诗,题目就叫《居庸》。他不但诗文做得好,八股也好。当后来别人对爱玲说起他祖父时,就用张佩纶来印证“八股也有好的。”可是,有什么用呢?一个没落王朝的及第才子,已经没有他试身手的舞台了。中法战争的失败一大半不是他的错,后世谁都知道清朝的水师去打法国兵船根本是以孵击石。至今“中国海军”还是英文辞汇中的一个老笑话,极言其低劣无用的比喻。就是李鸿章、曾国藩又何曾不想安邦兴国、中兴国家呢?他们的书生意气在现实缜密的分析面前无奈地隐匿了,他们是政治家,而张佩纶尚是一个书生。在心底,不能不说李鸿章是对这个后来狼狈受挫的弹劾者怀着知遇之情的,不然何以会出现这样戏剧性的转折呢?
1888年,谪官张佩纶在东北军营里度过四个年头之后,终于回到京师。他已40出头,当年倜傥才子的自命雄才已成昨日一个黯淡的青春梦了。夫人新逝,正赋悼亡,噩运接踵而来,何处是归程?事情出现无法预料的转机,在他革职东北时屡次接济他的朝中权臣李鸿章再次提携他,招致幕下作记室——今天我们后人以何等平静的心态去远观这历史风云的曲折性!我们又怎能想象情节中人喜出望外的惊异程度?中堂大人不计前嫌,充满怜才之心与知遇之感,把这个已不年轻的昔日政敌招为西席,事隔无多,他居然又将其招为东床,李鸿章把自己23岁、青春貌美的女儿慨然许配给了这位落魄谪官。尽管自己的太太大吵大闹,不肯把女儿嫁给一个比她大20来岁的囚犯,然事已至此,夫人的哭闹已无用了。
曾朴在《孽海花》中的描述使这一段结缘的现实故事成为美妙的文字传说,从《孽》中,我们可见,这两位在政治风云的惊涛骇浪里搏击过的官场中人,依旧不脱及第才子的慧敏与含蓄,是那样充满了生活的情趣与诗书的雅趣。书说,有一天,张佩纶在签押房里惊鸿一瞥看见了东家如花似玉的女儿,此后又无意中看到她作的一首七律,题目《基隆》,虽写他败北疆场,但笔墨之间又含有为才子辩护之意:
基隆南望泪潸潸,闻道无戎匹马还。
一战岂容轻大计,四边从此失边关。
焚车我自宽户盧,乘障谁教使狄心。
宵旰甘泉犹望捷,群公何以慰龙颜?
这首诗既有责备他书生意气的一面,更多的是充满了怜才之心,是说他兵败疆场但才气尚存的赞誉之词,张佩纶看后,深谙内心,颇为感动。李鸿章有意许女,便假托张为她相夫。
书说:威毅伯(即李鸿章)笑道:“只是小女儿有点子小聪明,就要高着眼孔。这结亲一事,老夫倒着实为难,托贤弟替老夫留意留意。”仑樵(即张佩纶)道:“相女配夫,真是天下第一件难事!何况女公子这样的才貌呢!门生倒要请教老师,要如何格式,才肯给呢?”威毅伯哈哈笑道:“只要和贤弟一样,老夫就心满意足。”(曾朴《孽海花》14回)。
张佩纶愣怔之后悟出中堂大人的意思,回去托人求婚。于是,中堂大人清秀端庄、青春貌美的女儿李菊耦在23岁时嫁给了这位已40出头、死过两位太太的贬谪穷京官作填房。差距无疑是大的,门弟、相貌、年龄,论哪一样都十分不般配,连后来的儿女们也都觉得父亲太配不上母亲。况且,有才有志的张佩纶后半生是落寞守成、隐居无为的,太没有这个大家族威风的延续。
张佩纶与李菊耦结婚后,曾一度得到李鸿章的重用,辅佐其政治改革。1900年,义和团起义时,经李鸿章推荐,张佩纶从他和李菊耦婚后定居的天津复出北京,任翰林院编修。但是后来,当他在协助李鸿章与八国联军各代表谈判时,在对俄态度上与岳父意见不合,但那时李已是岳父,总不便顶撞,于是只好称病不出,离开北京,携少夫人在南京盖了大花园偕隐,不问政事是无奈的选择,晚年是不得意的,生活费也是靠妻子的嫁奁。孩子们印象中这位年老的父亲面目模糊,他们都不大喜欢这位不得意地跟着母亲吃嫁奁的父亲,姑姑曾对已是第三代的爱玲替她母亲不平:“我想奶奶是不愿意的。”“这老爷爷也真是——!两个女儿一个嫁给比她大20来岁的做填房,一个嫁给比她小6岁的,一辈子嫌她老。”爱玲还在念中学,惊奇地发现爷爷原来也有名字,于是刨根问底地向姑姑探究家族史上的爷爷,姑姑断然地摇了摇头。“爷爷一点都不记得了。”(“爷爷”是姑姑跟着爱玲的称谓)。被官场中人和文人墨客编得有声有色的这段佳话到了子女们的眼中已蜕去了绚丽的光环,剩下的只有和普通的平民婚嫁一样的取舍标准了:是女的配不上男的,还是男的配不上女的。世俗的物质的标准是没有罗蔓蒂克的,罗蔓蒂克的少年爱玲接受不了,可是好听的、好看的,不一定就中用,世上有用的往往是俗人。如果论起生活,不管怎样璀璨炫目的人士也只能从柴米油盐、肥皂、水、太阳每天的升起降落中寻找实际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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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1896—1953),基本上延续了父亲后半生的落寞守成、碌碌无为。与在史书上留名的李鸿章、张佩纶的辉煌生涯形成强烈反差,他的名字,只因女儿、父亲、外祖父而为世人所知。张廷重因为父母老夫少妇的婚姻关系,7岁便失去了父亲,母亲李菊耦严守诗书世家的传统,这个年轻寡居的世家小姐立志:要把早亡的、有才的,未及施展平生抱负的丈夫的遗志及早传给儿子,于是望子成龙,督促儿子背书,背不出书就打、罚跪。厚重成功的家庭背景成为张廷重一生稳妥的靠山,也成为他难以摆脱的巨大绳索,绑缚着他的生活、思想、婚姻、情感与事业,他走不出这道槛。早在1905年,中国已正式废除了科举制度,祖父辈、父辈的那条老路早已无法走通了,可是强大的惯性使这个家族的子嗣一下子刹不住车,于是只好冲进了无法回头、没有前途的死胡同。
在爱玲的记忆里,父亲一辈子绕室吟哦,背诵如流,滔滔不绝,一气到底。未了拖长腔,一唱三叹地作结,沉默着走了没一两丈远,又开始背另一篇。听不出是古文、时文还是奏折,但是似乎没有重复的。别人听着也觉心酸,因为毫无用处。作为讲求洋务最早的世家,张廷重也经受了西洋现代文明的熏陶,家里曾给张廷重请过英文家庭教师,张能处理英文文件、信函,能说英语,能用一个手指在打字机上打英文字。可是,就像他们那很多住在租界里的亲戚们一样,他们是在夹缝中偷生的人,总之是尴尬:做生意外行,蚀不起,不像做官一本万利;政界当然不行,投敌的名声是败坏不起的,于是闲在家里做遗少是最适当的选择。
不光是时代的转折使他尴尬,他自身性格的形成也早已埋下了尴尬的因子。母亲李菊耦一方面因为孤儿寡母望儿子光耀门楣而对其严加管束,另一方面或许因为她自己婚姻不怎么如意,给儿子女儿各自的自由是失衡的。为了防着儿子跟着子弟们学坏了,她给他穿颜色娇嫩的过时的衣履,老女仆何干回忆说:“老太太总是给三爷穿得花红柳绿的,满帮花的花鞋——那时候不兴这些了,穿不出去了。三爷走到二门上,偷偷地脱了鞋换上袖子里塞着的一双。我们在走马楼窗子里看见了,都笑,又不敢笑,怕老太太知道了问。”(《对照记》,P.42)。她宁可他见不得人,羞缩踌躇,一副女儿家的腼腆相,也得小心地预防着他别把干净辉煌的家声弄坏了。可对女儿,倒给她穿男装,称“毛少爷”,不叫“毛姐”,李家的小辈也都称这姑姑“表叔”,不叫“表姑”,爱玲的祖母后来在亲戚间有孤僻的名声,阴阳颠倒的怪癖使她的两个子女发展得不比寻常:女儿飘洋过海,独立自主;儿子一辈子守在家里,靠着她从她父亲手里接过来的家业度过一生。
张爱玲的父亲和她的母亲黄素琼22岁结婚时是人人称羡的金童玉女,门当户对,才貌般配。黄素琼(后来改名逸梵)是清末南京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孙女,黄宗炎的女儿。黄素琼虽然出身传统官宦世家,思想上却因为清末明初民主自由气氛的熏染而极为开化,是那个时代的新女性,不甘于深闺宅院里传统妇女的生存方式,渴望能与一个志同道合、民主新潮的伴侣共同营建完全不同于祖辈的新世界。可是,她失望了,她所嫁的这个门当户对、诸样般配的丈夫在思想精神上与她是格格不入的,在这个接受了新式教育、聪慧漂亮、洋溢着时代朝气的妻子的映衬下,张廷重从旧家庭中带出来的老气横秋的遗少气息和恶习重重的公子脾气更加昭然可见。
张廷重身上虽然带着没落贵族的陈腐味,但出身洋务世家的他并非不懂新思想、新观念、新的价值观和生存方式。他看白话文的平民化的小报,在别的上头不讲究却很注重购买国外产的名牌汽车,他看西洋小说,欣赏他们的自由自主,没有羁绊,购买大套的《胡适文存》看他对旧制度旧文化的大力批判而自认是同道同人。爱玲后来爱看小报也是得自父亲的习惯,屋里乱摊着的大叠小报让她有种回家的感觉。在天津的时候,父亲购买西洋新被翻译的小说,有一本萧伯纳的书叫《心碎的屋》,是他当时买的,空白上还留有他的英文题识:
“天津,华北。一九二六。三十二号路六十一号。提摩太·C.张。”
题识的语法浸润着西洋语言的深深影响,他对西洋文明思想,和他妻子一样,是谙熟而欣赏的。可要到接受的程度,他不能和她一样,那样会直接威胁和破坏到他自己,他不可能是这种文化的局中人,他只能是个旁观者,培养和塑造他的那种方式和这种气息在相当程度上是直接对抗的。他只能懂得,他不能接受。吸大烟、纳妾、嫖妓、赌博,这些旧式男人的生活内容他一样不拉,全都拥有,如果叫他放弃这些,他的生活可就没有别的填塞内容了。儿子后来回忆说:“我父亲虽也以新派人物自居,观念上还是传统的成份多。这就和我母亲有了矛盾和对立。”(《永远的张爱玲·我的姐姐》,张子静)。女儿爱玲看得更透:“他们(指父亲、母亲和姑姑)在思想都受五四的影响,就连我父亲的保守性也是有选择性的,以维护他个人最切身的权益为限。”(《对照记》,P.32)。
母亲黄素琼是个美丽敏感的女人,她长得清秀高挑,有点像外国人,头发不太黑,皮肤也不白,深目高鼻,有点像拉丁民族,黄家是明朝时从广东搬到湖南来的,可能有南洋混合血统。她更多地承袭了湖南人的勇敢,她自己也总是说湖南人最勇敢。黄素琼的母亲是农家女,嫁给她父亲作妾——他是将门之子,湘军水师的儿子,所以爱玲的母亲实际上更是湖南长沙农家女的女儿,她不但有湖南人的勇敢,更有来自乡野的、未被诗书拖累的勇气。丈夫如此与她不合谐,她憎恨这为了门弟葬送她幸福与梦想的婚姻。传统的旧式妇女对丈夫的行为只有容忍不置一辞,可是她要抗争,她劝戒,她干预,都没有用,于是她消极抵抗。住在上海的时候,因为人多,闹别扭要避人耳目,便三天两头回南京娘家,现在住到天津以后,对于丈夫蓄妾抽鸦片等种种恶习无力劝戒以后,便不关心家里的事,另外寻找一番她自己向往的天地,花心思学钢琴、读外语、裁衣服,打扮自己。与丈夫话不投机,便尽量沉默不言,自叹遇人不淑,整日闷闷不乐。好在家中还有一个她的同盟者,小姑子也看不惯哥哥的腐朽作风,姑嫂两人意气相投,形影相随,为这个家增添着一点新鲜活泼的气息。可见旧习惯也有它的一丁点道理,自古姑嫂多难容,亲上做亲比较易相处。黄素琼是李鸿章的远房外孙女,她的表姐妹也是张廷重的远房表姐妹,所以两人的婚姻也是“亲上做亲”的,在孩子们的印象里,母亲和姑姑好,父亲却常到舅舅家去走动,是很自然的事,除了志趣相投的原因外,似乎也不能不归功于旧时代亲上做亲的一点好处,否则夫妇感情不合,一方总要本能地排斥、怨恨另一方的亲属的,亲上做亲倒仿佛可以避免这点偏见。
黄素琼消极地过着不痛快的婚姻生活,心里时时地盼望着能有机会寻找自己梦想和憧憬的自由天地。1924年,张廷重的妹妹张茂渊要出国留学,黄素琼借口小姑出国留学需要监护便偕同出洋,那一年她已31岁,两个孩子一个4岁,一个3岁。终于有机会离开这个浮华奢迷却死气沉沉的家,她异常地果敢坚决,虽然以她这样的身份出国被当时的社会视为异端,思想保守的人说她不安份,思想开明的人则赞扬她是“进步女性”,黄素琼带着对两个幼子女的牵挂出洋去。爱玲看着母亲临别那天上船前还伏在竹床上痛哭,绿衣裙上亮闪闪的装饰小片在她身上颤颤地发光,佣人几次来催说已经到时候了,她像没听到,佣人把小?推上去,叫她说:“婶婶,时候不早了。”(爱玲在名义上是过继给族伯父志潜的,所以唤父母叔叔婶婶。)母亲只是哭,趴在那里,绿衣绿裙上抽搐发光的小亮片仿佛像船舱的玻璃上反映的海,绿色的小薄片里有海洋无穷尽的颠簸悲恸。佣人没有教给她别的话,小?站在母亲的竹床前看她哭得如此伤心,她手足无措,她却没有哭。母亲终于出洋去了,她为自己改名黄逸梵,她成为中国的第一代娜拉。
母亲去了之后,父亲早已蓄养在外的姨奶奶住了进来。从此家里很热闹,时常有宴会,叫条子做戏。姨奶奶原来是个妓女,名唤老八,比小?子的父亲年纪还大一点,苍白的瓜子脸,垂着长长的前刘海。这位姨奶奶试图通过歧视这个家庭男继承人的地位而抬高自己的身份,因此不怎么喜欢弟弟而一味抬举?子,她来了以后,小?跟着她倒看了不少以前没见过的风景。姨奶奶每天晚上带爱玲到起士林去看跳舞,小?坐在桌子边,桌上摆的蛋糕上的白奶油与她眉毛一般齐,她把她的那一块全吃了,在那微红的黄昏里渐渐盹着,照例到三四点钟由佣人背在背上回家。
姨奶奶住在楼下一间阴暗杂乱的大房里,爱玲难得进去,进去就立在父亲烟炕前背书。姨奶奶终究是一个风月场中见惯繁华的人,来到这个沉闷规矩的家中,还要照应两个年幼的孩子,终于不耐烦起来,脾气越来越坏,她自己的一个侄儿因为背书经常被她打得眼睛都睁不开,最后她把爱玲的父亲也打了,用痰盂砸破他的头。于是族里有人出面说话,逼着她走路,她带着满满两榻车银器家生离开了他们家,仆人们都说:“这下子好了。”好也好不了,姨奶奶被逼着走路没多久,她父亲也被逼着走路了。他在津浦铁路局那个英文秘书的职位虽然是个闲差,总算是通过堂房兄长张志潭的推荐并在他的辖下工作,他不去上班也就罢了,还吸鸦片、嫖妓、与姨太太打架,弄得在外声名狼籍,影响张志潭的官誉,只好把他的职位撤销了。张志沂失去了这个小小官差,觉得颜面失尽,赶走姨太太一大部分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写信求妻子回国,答应戒毒,为了摆脱以前不愉快的阴影,决定再搬回上海——因为舅舅一家都住在上海,他和黄逸梵是胞生兄妹,张廷重和这个舅子因为相同的爱好——吸鸦片和相同的地位——遗少而颇合道。
1928年,张廷重带着一家人坐船回到上海,等妻子妹妹回来。爱玲很高兴地坐船经过黑水洋绿水洋,仿佛的确是黑的漆黑,绿的碧绿,虽然这个早慧的孩子从来没在书里看到过海的礼赞,看到真实翻涌的大海也有一种由衷的开心,于是睡在船舱里读着早已读过多次的《西游记》,发现《西游记》里原来只有高山与红热的尘沙,没有水。到上海,坐在马车上,她是侉气而快乐的,粉红底子的洋纱衫裤上飞着蓝蝴蝶,他们刚搬回上海的时候,母亲和姑姑尚未回国,就暂住在成定路一条里弄里的一所小小的石库门房子里,红细板壁,虽无法和天津的花园洋房相比,对于爱玲,却有一种紧紧的朱红的快乐。女佣告诉她应当高兴,母亲要回来了。母亲回来的那天她吵着要穿上自己认为最俏皮的小红袄,可是母亲看见小?的第一句话就说:“怎么给她穿这样小的衣服?”不久就给她做了新衣,一切都不同了。父亲痛改前非,被送到医院里去。他们从石库门房子搬到一所花园洋房里,有狗、有花、有童话书,家里陡然添了许多蕴籍华美的新朋友。母亲和一个胖伯母并坐在钢琴凳上模仿一出电影里的恋爱表演,爱玲坐在地上看着,大笑起来,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那时母亲32岁,穿着从欧洲带回来的洋装,看起来多么美丽啊!姐弟俩一起看着母亲唱歌、弹琴,姐姐偶尔侧过头来看看弟弟,俏皮地笑一笑,眨眨眼睛,意思似乎是说:“你看多好!妈妈回来了!”
这一段生活是爱玲童年生活中最和美、最安宁、颜色最丰富、声音最热闹、心情最畅快的一段,一切都到了美和快乐的极至。蓝椅套配着旧的玫瑰红地毯,其实是不甚谐和的,然而爱玲喜欢,连带的也喜欢母亲去过的英国了,因为英格兰三个字令她想起蓝天下的小红房子,而法兰西是微雨的青色,像浴室的瓷砖,沾着生发油的香。母亲纠正小?的错位印象:英国是常常下雨的,法国是晴朗的。可是没有用。爱玲写信给天津的一个玩伴,描写她的新居室,新生活,写了三张信纸,还画了图样。没得到回信——那样的粗俗的夸耀,任是谁也要讨厌罢?母亲告诉她画图的背景最得避忌红色,背景看上去应当有相当的距离,红的背景总觉得近在眼前。但是姐弟俩的卧室墙壁就是那没有距离的橙红色,是小?自己的选择,而且她画小人也喜欢给画上红的墙,温暖而亲近。画图之外爱玲还弹钢琴,学英文,大约生平只有这一个时期是具有洋式淑女的风度的。此外还充满了优裕的感伤,看到书里夹的一朵花,听母亲说起它的历史,竟掉下泪来。母亲对弟弟说:“你看姐姐不是为了吃不到糖哭的!”被夸奖着,一高兴,爱玲很不好意思地笑了。当时《小说月报》上正登着老舍的《二马》,杂志每月寄到了,母亲坐在抽水马桶上看,一面笑,一面读出来,因为她到过英国,共有二马父子因为文化差异闹滑稽的切身感受,爱玲听母亲读,靠在门框上笑。一直到成人,老舍的作品中爱玲还是最喜欢《二马》,虽然老舍后来的《离婚》《火车》全比《二马》好得多,一看到这篇小说就想起那暖融融的母女同乐的日常生活场景,它联结着她以后再怎样努力寻找也找不回来的亲情感。
父亲张廷重把病治好以后,因为担心妻子再次离开他,便使出手腕,反悔以前的诺言,不拿出生活费,要妻子贴钱,想把她的钱逼光了,那时她要走也走不掉了。另一方面,黄逸梵的出国游学更拉大了他们在思想上的差异,观点立场的截然不同使他们根本无法达成共识。在子女教育的问题上,母亲受西洋教育观念的影响,认为学校的群体教育才是健康、多元的教育,坚持要把孩子送进学校受新式教育,回国后,为这个问题夫妇俩多次争吵,但父亲就是不同意母亲的要求。爱玲10岁的时候,母亲主张把她送进学校,父亲一再大闹着不依,最后母亲像拐卖人口一般硬把她送去了,因为已经有相当基础,所以进黄氏小学四年级插班就读。在填写入学证的时候,因为“张?”这两个字嗡嗡地不响亮,她想给重取一个名字,一时踌躇着不知道填什么名字好,支着头想了一会,说“暂且把英文名字胡乱译两个字罢”,这个英文词描述她当时的心情:ailing,意为烦恼。张爱玲这个普通的名字只是母亲烦恼心情随意的表达,后来却响彻了整个文坛。母亲一直打算替她改而没有改,再后来,爱玲不愿意改,也没必要改了。母亲这时的心情非常矛盾痛苦,很多事情凭她微弱的力量也拗不过丈夫固执的偏见,女儿送进了学校,儿子的事情她已管不了了。她从来没去干涉儿子的教育,以为一个独子,总不会不给他受教育,不料只在家中延师就读,一直读到四书五经读到“书经”都背完了才进学校。所幸母亲那时强行把爱玲送入学校,可就是因为类似的诸多事情上的殊见,夫妇之间时刻潜伏着争吵的危机。
快乐平静的上海家园生活持续没多久,争吵又开始了。争吵很快有了结果,父母终于协议离婚。黄逸梵回国时确实是抱着挽救婚姻的愿望回来的,既然他答应戒除鸦片,不再纳妾,她还想把这婚姻维持下去,一双幼小的儿女也让她十分牵挂。可是,愿望和现实之间有距离,诺言和行动之间也脱了节。在不如意的争吵中,张廷重又开始吸鸦片,黄逸梵因为在英国游历了四年,亲身体验了西洋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对这些腐朽没落的恶习更难以忍受了,所以闹着要离婚。两人离婚完全是黄素琼采取主动,张廷重是不想离婚的,但他当初要妻子回国曾答应两个条件:赶走姨太太和戒除鸦片,“戒除鸦片”这一条没有做到,自知理亏,无可奈何。黄逸梵请的是一个外国律师,办手续的时候,丈夫绕室徘徊,犹豫不绝,几次拿起笔来要签字,长叹一声又把笔放回桌上。律师看着他那个样子,就问黄是否要改变心意,黄逸梵答说:“我的心意已经像一块木头!”
张廷重听了这话后,明白事已至此,无可挽回,方才无奈地在离婚书上签了字。在离婚协议中规定,姐弟两个都归父亲监护和抚养,但爱玲日后的教育问题——要进什么学校——都需先征求母亲的同意;教育费用则仍由父亲负担。离婚之后,母亲搬走了,姑姑张茂渊和哥哥一向也是意见不合的,因此和嫂子一起搬走了,爱玲、弟弟跟着父亲移家到和舅舅家一起的一所巷堂房子里。父母离婚的时候,早慧的爱玲已经很懂事了,虽然父母没有征求她的意见,可她想,要是征求她的意见,她是赞成的。幸而离错协议上写明了她可以常去看母亲,在她公寓里第一次见到生在地上的瓷砖浴盆和煤气炉子,爱玲非常高兴,觉得可以安慰了,对于她,精神上的善与物质上的善,向来是打成一片的,不像当时一般大家庭中的青年所想的那样灵肉对立,时时要起冲突,需要痛苦的牺牲。爱玲很干脆地像拜火教的波斯人那样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爱玲的判断臧否中,既然母亲那边是好的,父亲这一边的自然都属于不好的。虽然有时候也因为和它们混和着一起长大而喜欢:喜欢鸦片的云雾,雾一样的阳光,屋里乱摊着的大叠小报是随意居家的感觉,看着小报,听父亲谈谈亲戚间的笑话……然而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没有希望的下午,越来越接近黑暗的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
爱玲曾说:“最可厌的人,如果你细加研究,结果总发现他不过是个可怜的人。”(《永远的张爱玲·张爱玲语录》,宋淇,P.215)。张爱玲的父亲在孩子们和别人的印象中是个可厌的人,身上种种恶习,靠着祖上遗产碌碌度日,没有本事的遗少,社会的食利者,被妻子看轻,为孩子憎恶。其实,在内心里他是可怜的,可厌只是社会的变化加诸给他不得已的头衔。他不是坏人,不过就是个少爷。如果他娶的太太能够跟着他一辈子在家里做少爷的少奶奶,他们的关系是可以维持下去的,然而背后的社会制度的崩坏,暴露了他的不负责、不进取。他不能靠自己的本领养家,可自尊心又限制着他,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妻子独个儿生气勃勃地往前走去,宁可大家都没有进步,也得拖在一起守在老旧的巢窝里。妻子又不是他可以左右的妻子,她感染了五四自由民主独立的新空气,她不能忍受和他一起囚死。张廷重知道妻子不满意他,不满意这个包办的婚姻,可是他是爱她的,爱这个美丽敏感独立的女人,不幸的是他抓不住她,她不是绣在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小鸟,她是被关在笼子里一只时时想要飞上蓝天的勇敢的鸟。虽然被关着,可只要稍一疏忽开点笼门,她就要飞出去的。在每时每刻的担心与威胁中,他焦急、暴躁、担忧,最后完全是本能的、自卫的对抗。爱与恨之间,本仅一步之遥。
爱玲的母亲黄逸梵虽然勇敢地和丈夫离了婚,但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虽然已现新思想的曙光,但在一般人世俗的眼中还是不能接受的,在中国,一个离了婚的少奶奶要保持个性与人格,谋取自己的社会地位与经济权利是不容易的事,而且,她也向往国外自由的生活方式,为此,她决定再次赴法国读书。踏着她那双三寸金莲她横跨两个时代,来往于不同的国度,她是勇敢的,她更是自尊的,以后在异国他乡,她飞来飞去无枝可依,或折翼难飞,即便再怎样不幸艰难,对于她,没有比自由与尊严更重要的了。喜欢母亲的爱玲更崇拜母亲,她一直用一种罗蔓蒂克的爱来爱着她母亲。她的性格中有很多无意识中承袭来的母亲的影子。母亲走了,姑姑搬到较小的公寓,姑姑的家中仍然留有母亲的空气,纤灵的七巧板桌子、轻柔的颜色,还有些她所不大明白的可爱的人来来去去。爱玲也在这里来来去去,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感受着新鲜与快乐。父母虽然离了婚,可她并没有感到比以前不幸。许多年以后,张爱玲对一个因插足别人家庭而担心让男方离婚会伤害他孩子的同学说:“……我自己就是离婚的人的小孩子,我可以告诉你,我小时候并不比别的小孩特别地不快乐。而且你即使样样都顾虑到小孩的快乐,他长大的时候或许也有许多别的缘故使他不快乐的。”(《殷宝滟送花楼会》,《张爱玲文集》第1卷)。可是,张爱玲,她自己,或许并没有意识到,父母之间爱爱恨恨,分分合合的纠葛乃至最后的离婚虽然没有直接让她感到锐利的痛苦,毕竟,她的性格、她的观点,她对待世事的态度就在这样的成长历程中逐渐成形了。长大以后的痛苦虽然也有外来的,但更多的,则是由她自己感受到的,因为懂得,所以感觉往往纤毫必损。感受到的痛苦便是痛苦,感受不到何言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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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玲是个古怪的女孩,从小便被目为天才,如果再加上一点美国式的宣传,也许会被誉为神童。在这个诗书官宦之家成长起来的第一个孩子,自然特别娇贵,而且她是这样伶俐聪慧的天才,所以从小便被特加照顾,除了发展她的天才之外别无生存的目标。
父母的感情一直不好,从幼儿时代起,张爱玲便在父母对立的夹缝中成长,父亲和母亲惟一的共同点是对文学的爱好,文学成为张爱玲生命中惟一肯定的、一贯的、持续的存在,成为她一生惟一的支柱、快乐的源泉、父母共同赞同的行动。爱玲3岁便能背唐诗,摇摇晃晃地立在满清遗老张人骏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融江犹唱后庭花”,眼看着他的泪珠滚下来。亲戚们都知道张家的这一个孩子有诗书天赋,因此一力地逗她引她,爱玲在此确切地感受到了自己的存在,所以更加喜欢舞文弄墨。7岁的时候她写了第一部小说,遇到笔画复杂的字,便常常跑去问厨子怎么写。这是一个无题的家庭伦理悲剧,关于一个小康之家,姓云,娶了个媳妇名叫月娥,小姑叫凤娥。哥哥出门经商去了,于是凤娥便乘机定下计策来谋害嫂嫂。写到这里便搁下了,没有续下去。另起炉灶写一篇历史小说,开头是:“话说隋末唐初时候。”因为大多跟着父亲翻阅一些小报和章回小说,她便直觉地喜欢那个时代,那仿佛是一个兴兴轰轰橙红色的时代。这一篇是在一个旧账簿的空页上起的稿,簿子宽而短,分成上下两截,淡黄的竹纸上印着红条子,用墨笔写满了一张,有名亲戚说:“喝,写起《隋唐演义》来了。”爱玲非常得意,可是那时她肚子里的丘壑还太少,始终只写了这么一张,没有魄力硬挺下去。那时爱玲仅有的课外读物只有《西游记》与少量的童话,8岁那年坐船从天津到上海来的时候,第一次见到海,爱玲便把谙熟的《西游记》又翻了一大遍,里面只有高山与红热的尘沙,没有海。但是,她的思想并没有因这少量的读物而受到限制,一旦有触动,她的兴趣、灵感与想象力便蓬勃地生长起来。8岁那年,爱玲尝试写了一篇类似乌托邦的小说,题名《快乐村》。快乐村人是一好战的高原民族,因克服苗人有功,蒙中国皇帝特许,免征赋税,并予自治权。所以快乐村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大家庭,自耕自织,保存着部落时代的活泼文化。爱玲特地将半打练习簿缝在一起,预期一本洋洋大作,然而不久就对这伟大的题材失去了兴趣,为这部小说所绘的多帧插图倒保留了下来,插图仔细地介绍这种理想社会的服务、建筑、室内装修,包括图书馆,“演武厅”,巧克力店,屋顶花园。公共餐室是荷花池里的一座凉亭,不记得那里有没有电影院与社会主义——虽然缺少这两样文明产物,他们似乎也过得很好。
回想起来,仿佛很多事情是有一点征兆的。“抓周”这风俗遍及中国大部分地方,寄予了中国父母对儿女从小开始绵亘不断的期望寄托。小?周岁的时候,循例在一只漆盘里挑选一种东西,以卜将来志向所趋,在众多的备选物中,爱玲拿起的是一个小金镑,也有一个女佣坚持说她拿的是笔,但爱玲似乎从小就很喜欢钱,她自己也更乐于承认这一点:我喜欢钱。喜欢钱,因为没吃过钱的苦——小苦虽然经验到一些,和别人真吃过苦的比起来实在不算什么——不知道钱的坏处,只知道钱的好处。对于她,小时候见过太多繁华奢侈的东西,到渐渐大了的时候,家里已经没有这样的程度了,她要切切地留住往日生活的回忆,所以钱对于她就是钱,可以买到各种所要的东西。小的时候,衣食无忧,学费、医药费、娱乐费,全用不着操心,可是自己手里从来没有钱,怕小孩买零嘴吃,压岁钱总是放在枕头底下过了年便缴还给父亲的;等到大了,想要自己花钱的时候,发现不但自己手里没钱,父母手里也十分拘紧了,所以格外在意。后来母亲非常诧异地发现这一层,一来就摇头道:“他们这一代的人……”爱玲的母亲出身名门,是个清高的人,有钱的时候固然绝口不提钱,即至后来为钱逼迫得很厉害的时候也还把钱看得很轻。这种一尘不染的态度很引起爱玲的反感,儿时所见的一切仿佛还历历在目,她渴望的一切她还没有亲历,她只能走到这“一尘不染”的对立面去。爱玲后来说:一学会了“拜金主义”这个名词,她就坚持自己是拜金主义者。
小时候听见的一切是一生难以抹去的回忆。最初的回忆之一:是母亲立在镜子跟前,在绿短袄上别翡翠胸针。因为嫁了不如意的人要找一点别的消遣,也因为本身特别喜欢装扮自己,爱玲很小的时候便记得母亲经常和姑姑一起上街买了漂亮衣料回来,在镜子前比划试样子,有时候还自己裁衣做合自己心意的漂亮衣裳,为此她父亲曾经咕噜过:“一个人又不是衣裳架子!”可是,爱玲喜欢,她多憧憬可以像母亲这样美呀!她在镜子旁边仰脸看着试衣服的母亲,心里急急地想:8岁我要梳爱司头,10岁我要穿高跟鞋,16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以消化的东西。急急地盼望长大,为了漂亮的衣服;为了漂亮的衣服可以穿得更长久一些,她又宁可日子过得再慢一点。日子过得太快,突然长高了一大截子,新做的外国衣服便要穿不下了,有一件葱绿织锦的衣服一次也没有上身,已经不能穿了,以后一想到那件衣服便伤心,认为是终身的遗憾。她太爱漂亮的衣服了,有时甚至为此做错了事。5岁的时候,在天津,那时母亲不在中国,父亲的姨太太名唤老八的,替她做了顶时髦的雪青丝绒的短袄长裙,对她说:“看我待你多好!你母亲给你们做衣服,总是拿旧的东拼西改,哪儿舍得用整幅的丝绒?你喜欢我还是喜欢你母亲?”爱玲说:“喜欢你。”说这话的时候并没有说谎,所以想起来更觉耿耿于怀,觉得有点对不起母亲,感情太容易被物质俘虏了。儿时的耳濡目染使她对着衣有相当敏感性,以后在《更衣记》中细细地描述她从生活中得来的一点点的观察,“再没有心肝的女子说起她去年那件织锦缎子夹袍的时候,也是一往情深的。”(《更衣记》,《文集》第四卷,P.34)。这样精妙透彻的警句是从小到大逐渐积累的成果,是从母亲、姑姑一大家族里众多的女人们乃至她自己切身体悟的结晶,所以能一言以蔽之,干净利落。
儿时值得追忆的生活内容之二:是许多美食——穿是女人的天性,可对吃,她也很喜欢,很在意,凡是属于生活的内容,她自小便懂得如何去细细领会其中的妙处。很喜欢吃云片糕,小时候常常梦见吃云片糕,吃着吃着,薄薄的糕变成了纸,除了涩,还感到一种难堪的惆怅;一直喜欢吃牛奶的泡沫,喝牛奶的时候设法先把碗边的小白珠子吞下去。爱玲看到,《红楼梦》上,贾母问薛宝钗爱听何戏,爱吃何物,宝钗深知老年人喜看热闹戏文,爱吃甜烂之物,便都拣贾母喜欢的说了。她倒惊奇地发现自己喜欢吃的和老年人一样,爱吃甜的烂的。一切脆薄爽口的,如腌菜,酱萝卜,蛤蟆酥,都不喜欢,瓜子也不会嗑,细致些的菜如鱼虾完全不会吃,是一个最安份的“肉食者”。
在北方吃的还有腰子汤,一副腰子与里脊肉小萝卜同煮。里脊肉女佣们又称“腰梅肉”,大概是南京话,爱玲一直不懂为什么叫“腰梅肉”,又不是霉干菜炖肉,多年后才恍然悟出是“腰眉肉”。腰上两边,打伤了最致命的一小块地方叫腰眼,腰眼上面一寸左右就是“腰眉”了,百姓生活里这语言上的神来之笔令爱玲深深震撼,吃食中也可长不少学问。
回忆美食,仿佛回忆合家团坐在饭桌边时咀嚼声中的宁静,平和得难以觉察的亲情。八九岁的时候,那时已经住在上海了,有一次吃鸡汤,爱玲吃了一口,道:“有药味,怪味道。”家里人都说没有什么。母亲不放心,叫人去问厨子一声,厨子回说这只鸡是两三天前买来养在院子里的,看它垂头丧气的仿佛有病,所以给它吃了“二天油”,是像万金油玉树神油一类的油膏。母亲虽没说什么,可爱玲知道母亲对她的诧异与注意。她心里那个得意呀,得意得飘飘欲仙,是有生以来最大的光荣。
童年的生活是活跃恣肆的,她是这个家庭里娇贵的小姐,虽然有弟弟,可弟弟没法跟她比,弟弟惟一胜过她的地方是长得很美。从小家里谁都惋惜着,因为那样的小嘴、大眼睛与长睫毛,生在男孩子的脸上,简直是白糟踏了。长辈就爱问他:“你把眼睫毛借给我好不好?明天就还你。”然而他总是一口回绝了。有一次,大家说起某人的太太真漂亮,他问道:“有我好看么?”大家常常取笑他的虚荣心。他是个漂亮而羸弱的小孩,而姐姐却胖嘟嘟的,身体和思想都比他发展得好。他妒忌姐姐的画,趁没人的时候拿来撕了或是涂上两道黑杠子,大了的时候爱玲体会到小时候弟弟心理上感受的压迫,她仅比他大一岁,却比他会说话,比他身体好,她能吃的他不能吃,她能做的他不能做。弟弟虽然是这个家庭里惟一的男孩,可实在不争气,因为多病,必须扣着吃,因此非常的馋,看见人嘴里动着便叫人张开嘴让他看看嘴里有什么。病在床上,闹着要吃松子糖——松子仁舂成粉,搀入冰糖屑——人们把糖里加了黄连汁,喂给他,使他断念,他大哭,把只拳头完全塞到嘴里去,仍然要,松子糖装在金耳的小花瓷罐里,旁边有黄红的蟠桃式瓷缸,里面是痱子粉,下午的阳光照到那磨白了的梳妆台上弟弟在哭。于是他们又在拳头上搽了黄连汁,他吮着拳头,哭得更惨了。姐弟俩在一起玩,出主意的总是老练早慧的姐姐。俩人自我想象是“金家庄”上能征惯战的两员骁将,姐姐叫月红,他叫杏红,姐姐使一口宝剑,他使两只铜锤,还有许许多多虚拟的伙伴。开幕的时候永远是黄昏,仆人金大妈在公众的厨房里咚咚切菜,大家饱餐战饭,趁着月色翻过山头去攻打蛮人。路上偶尔杀两头老虎,劫得老虎蛋,那是巴斗大的锦毛?,剖开来像白煮鸡蛋,不像鸡蛋黄是圆的。弟弟常常不听姐姐的调派,因而争吵起来,他是“既不能命,又不受令”的,然而他实在秀美可爱,有时候也让他编个故事:一个旅行的人为老虎追赶着,赶着,赶着,泼风似的跑,后头呜呜赶着……没等他说完,爱玲已经笑倒了,在他腮上吻一下,把他当个小玩意。众多亲戚的孩子们在一起玩的时候,爱玲也往往理所当然地成为他们的“头”。有一次家里请客,有舅舅黄定柱家的好多女孩,还有一个贵宾亲戚带了三个儿子来,最小的儿子生肖属狗,小名叫“哈巴”,长得逗人喜欢,爱玲和表姐妹们商量之后,突然别出心裁地把“哈巴”关到楼上的一个房间里,楼下的男孩子——小魁、哈巴的两个哥哥,舅舅家的表哥几次冲上楼去救“哈巴”都败下阵来,虽然还有好几个表姐比爱玲大很多,却是爱玲站在楼梯上发号施令,指挥若定,几个男孩子都不敌娘子军的威力。表面上是这样活辣恣肆,可内心里,这个早熟的女孩是敏感脆弱的。旧式的家庭里,男孩子的地位无与伦比,虽然弟弟别的地方不如她,可他是男孩,且又长得这样招人喜欢而她一点也不,所以,别人稍有点区别对待,她就绝对能感觉到,往往还要夸大地感觉着。在爱玲的想法里,领弟弟的女佣“张干”老是占先,她裹着小脚,伶俐要强,领她的女佣“何干”因为带的是女孩子,自觉心虚,凡事都让着她。爱玲不能忍受张干重男轻女的论调,常常和她争起来,她就说:“你这个脾气只好住独家村!希望你将来嫁得远远的——弟弟也不要你回来!”她能够从抓筷子的手指的位置上预卜一个女孩将来的命运,说:“筷子抓得近,嫁得远。”爱玲连忙把手指移到筷子的上端去,说:“抓得远呢?”她道:“抓得远当然嫁得远。”小小的爱玲气得说不出话来,佣人的表现使她很早地想到男女平等的问题,要锐意图强,胜过弟弟。心里的想法使这个小孩表现出同龄人少有的清醒决绝,对张干总是耿耿的,或许这个年老的佣人也只是随口开开玩笑而已,如果她当时知道这个小姐心里的想法肯定会大吃一惊的。有一次张干买了个柿子放在抽屉里,因为太生了,先收在那里,爱玲很注意,隔两天就去开抽屉看看,渐渐疑心张干是否忘了它的存在。然而爱玲想:我不能问她。出于一种奇异的自尊心,她始终没有问她,日子久了,柿子烂成一泡水,小?十分惋惜,直到大了也还清晰地记得,这奇异的自尊心却滴水不漏地保存了下来。从小爱玲就是会画画爱文艺的,八九岁的时候,母亲和姑姑从英国回来为她带来了与音乐接触的机会。姑姑每天练习钢琴,伸出很小的手,手腕上紧匝着绒线衫的窄袖子,大红绒线里绞着细银丝。琴上的玻璃瓶里常常有花开着。她想,琴上弹出来的,另有一个世界,可是并不是另一个世界,不过是墙上挂着的一面大镜子,使这房间看上去更大一点,然而还同是斯文雅致的、装着热水汀的一个房间。有时候母亲也立在姑姑背后,手按在她肩上,“啦啦啦啦”吊嗓子。母亲学唱,纯粹因为肺弱,医生告诉她唱歌于肺有益。无论什么调子,黄逸梵唱出来都有点像吟诗(她常常用拖长了的湖南腔背诵唐诗);她的发音总是上来就比钢琴低半个音阶,接着她总是抱歉地笑起来,有许多娇媚的解释;她的衣服是秋天的落叶的淡赭,肩上垂着淡赭的花球,永远有飘坠的姿势。爱玲总在旁边听,感动地说:“真羡慕呀!我要弹得这么好就好了!”于是大人们以为她是罕有的懂音乐的小孩,不能埋没了她的天才,立即送她去学琴,其实她明白自己喜欢的并不是钢琴而是那空气,那种有家庭亲情气息的空气。音乐是如此清雅,带着她体验到的温情气息,她爱;绘画,她也爱,从小就画。对于色彩、音符、字眼,她都极为敏感。弹琴的时候,小?想象那八个音符有不同的个性、穿戴了极鲜艳的衣帽携手舞蹈;学写文章时,爱用色彩浓厚、音韵铿锵的字眼,如“珠灰”“黄昏”“婉妙”,学了英文,爱用“splendour”(华丽,辉煌)、“melancholy”(忧郁,抑郁),因此常犯了堆砌的毛病。到后来,也是为了这种有吸引力的字眼,她仍爱看《聊斋志异》与俗气的巴黎时装报告。
这么多可爱的行业,到底应当选择哪一样作终身的事业呢?9岁的小?,为此大大犯踌躇。最后,帮她做选择的还是物质条件的对比差异:她看了一张描写穷困的画家的影片后,哭了一场,决定做一个钢琴家,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母亲说:“既然是一生一世的事,第一要知道怎样爱惜你的琴。”琴键一个个雪白,没洗过手不能碰,每天用一块鹦哥绿绒布亲自揩去上面的灰尘。教琴的先生是俄国女人,宽大的面颊上生着茸茸的金汗毛,时常夸奖她,容易激动的蓝色大眼睛里充满了眼泪,抱着爱玲的头吻着,爱玲懂得要客气地微笑着,然而总记着她吻在什么地方,隔了一会要用手绢子去擦擦。到她家去总是何干领着,小?还不会英文,可也不知怎么地和她话说得很多,连老女佣也常常参加谈话,客厅的墙壁上挂满了暗沉沉的棕色旧地毯,安着绿漆纱门,每次进出都是她丈夫极有礼貌地开门。爱玲很矜持地,从不向她丈夫看,因此几年来始终不知道他长得是什么样子,脑中只有模糊的概念:似乎是不见天日的阴白的脸。十来岁的小?,比哪个小孩都懂得礼貌和矜持,懂得感情的节制,连对父母的爱也是这样,就像母亲小时候对他们孩子一样,爱玲的情感也是这样:心里有多近,行动上就有多远。
在父母甚不融洽的感情中成长着,爱玲有时觉得依偎物质要比投靠感情更稳妥,在个性上她是理智胜过感情的。在父母离婚当真成了现实的时候,她心里虽然非常惆怅失落,但当她在母亲的房间里见到生在地上的瓷砖浴盆和煤气煤子时,就觉得可以安慰了,多奇怪的可安慰的条件!
不久,母亲动身到法国去,那时她住读在学校里,母亲到学校来看她,她没有任何惜别的表示,母亲也像是很安然。事情难道可以这样光滑无迹地溜过,一点为亲情而感伤的痕迹也没有?爱玲知道,母亲一定在那里想:“下一代的人心真狠呀!”母女互相都怀着无限怜惜与牵挂,可谁都不会先流泪!这没道理的不争气的遗传!一直等母亲出了铁门,爱玲还是一个人站在校园里,隔着高大的松杉远远望着那关闭了的红铁门,风中的夕阳把她高瘦的影子越拖越长,可还是漠然,很久了,渐渐地觉得这种情形下眼泪的需要,于是眼泪来了,在寒风中大声抽噎着,哭给自己看。
回不来了,一切易变的主题中只有一样亘古:逝者如斯。爱玲心中最渴望的母爱渐被时间带走,一辈子都回不到原来的状态了。家庭的变故使爱玲从深闺仓皇流落人群,东张西望于街头,为了一方安稳的现世生活,更为了摆脱深埋心中被离弃的凄苦,她一生在奔波,也一生逃离。她的母亲又何尝不是这样?
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我爱他们(《对照记》,P.45)。
其实,爱玲爱她家中的每一个人,她的爱是清醒坚贞的。所以,对于她,同样爱有多深,距离就有多远。张爱玲在文艺的园地里坚贞孤独地长成了她自己,童年的一切都给了她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这个作家最需要的,她一辈子摆脱不了也不想摆脱的需要,是她的长处,也有人说,是她的短处。
时代列车轰然向前不会回头,张爱玲的心却往往不在这列车上,她的心总那么迟迟地,生活在她人不在的地方,生活在童年那古典与现代交界地带的中国生活里。这生活,一边是幽暗的迟暮的古典,是懒洋洋灰扑扑的灰色;而另一边是耀眼的活跃的现代,是孕育着作家希望与力量的绿色摇篮。这驳杂的灰绿是张爱玲成长的背景,是能在此基调上产生一切变化、变动与变易的不变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