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怒放的罂粟花(上)
即使个人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之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危胁。
1.用英文写作的“青年天才”
1942年后半年,张爱玲又回到了阔别三载的上海。一想起上海,就有一种回家的感觉。上海毕竟是中国人自己的城市,上海的人,上海的文化与语言都是本民族的,单这一点,就让人尤其是这些滞留在香港的中国学生们有归属感;况且上海林立的高楼大厦,闪烁的霓虹灯,川流不息的人群,一点也不比香港差。上海比香港大,也比香港繁华,它是东方的大都市,是欧洲人眼中的东方巴黎,远非香港这个英国殖民地边城可比。
到底是上海人!
张爱玲对于久违了的上海人第一个印象就是白与胖。在香港,广东人十有八九是黝黑瘦小的,印度人还要黑,马来人还要瘦。看惯了这些人,上海人得丰润得多,个个肥白如瓠,像代乳粉上的广告。第二个印像是上海人的通达。香港的文化是杂七杂八的杂烩,半通不通的中文,夹杂着半通不通的英文,还有半通不通的各色文化,英国的,东南亚的,中国的各种文化在此杂合,碰碰撞撞,别别扭扭。香港的大众文化可以用脍炙人口的公共汽车站牌“如要停车,乃可在此”为代表,而上海就不然了,爱玲刚到上海,时常由心里惊叹:“到底是上海人!”去买肥皂,听见一个学徒向他的同伴解释:“喏,这就是‘张勋’的‘勋’,‘功勋’的‘勋’,不是‘薰风’的‘薰’。”
连新闻报纸上登的一家百货公司的开幕广告,也是用骄散相间的阳湖派文章,香港是不可能有这样华美的文字的。上海的文学充满了文化气氛与灵秀之气,上海人人情练达,虽然圆滑一些,但不过火,懂得处世的艺术,能与人和谐相处。而在香港,西方与东方的伦理观念格格不入,交往总是不谐调,很难理喻,印像中的香港是阴郁闷湿犯冲,用中国人的眼光来看,简直是怪诞的,荒唐的,喜怒无常的。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炼。新旧文化各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
香港自然也有它独特之处,谁都是外人,谁都可以有自己的习惯,谁都有自己的自由,可以不理会别人,别人也可以不理会你。在思想上这样,在外表上也是这样。例如女孩子们的服装打扮随心所欲,可以是纯西方式的装束,也可以是东方式的,既可以是现代的,也可以是传统的,总之,花花绿绿,异彩纷呈,张爱玲在这里单就这一点随心所欲的自由就觉得很开心,在这里她发现了穿衣的喜悦,衣服就是生活的色彩、个性的流露、美的追求。
她自己选料,自己设计,别出心裁,鲜明的色调,不同的搭配,亦中亦洋的式样,把生命装扮得如衣服一样绚烂。
张爱玲回来以后有次她弟弟来看她,看见姐姐穿一件非常奇特的衣服,大红颜色底子的布旗袍,上面印着一朵朵或蓝或白的大花,两边都没有钮扣,是从头上套进去穿上的,像外国女子连衣裙式样的旗袍,双臂和颈下的肌肤袒露着,胸前的领口上打着个俏皮的结子,旗袍下梢只到膝盖,露出修长的腿。这种时髦的新式衣服在整个上海也见不到,她弟弟惊奇地问哪来的时髦货。她淡然一笑:“真是少见多怪,在香港这种衣服简直太普通了,我还嫌它不够特别呢?”她弟弟自愧孤陋寡闻,再也不敢往下问了。张爱玲一位朋友的哥哥结婚,她又穿了一套前清老样子绣花的袄裤前去道喜,满座的贵客为之惊奇不置,她弟弟不胜感叹:“上海人全跟我一样少见多怪。”生命虽是华美的,但不如意事常常都有。
张爱玲遗憾的是,在香港三年苦读功亏一篑。由于战乱的破坏,三年的成绩付诸东流。虽然她的门门课程都是优秀,是教授心目中的好学生,在班上又最有希望被送去伦敦深造,但战火烧掉了港大全部的文件纪录,也毁了她的前途,她没有完成学业,得重新考学。她去报考了教会办的圣约翰大学。
以她的成绩,应当说是十拿九稳的,但结果却大大出人意料之外,她竟落榜了,原因是她的国文不及格。
她被打入补习班去了。
真是咄咄怪事!张爱玲竟然国文不及格!连她自己都觉得滑稽可笑。她的中学老师也为之愤愤不平:“如张爱玲的国文入补习班,则请问有些大人先生该编人何年级?”也许是爱玲过于敷衍,但即使如此也决不会低于那些文墨不通的中学生吧。不过,这倒使张爱玲重新操起久违了的文学的五彩笔,随心所欲地挥洒自己的思想,施展文学的才能。起初不是写小说,更不是为补那劳什子的“国文课”,而是用英文写自己感兴趣的服装,评自己看过的电影。多半是为了自己这两项最浓厚的兴趣。当然投给外国人办的刊物,得一笔丰厚的稿酬,自己养活自己,减轻姑姑的负担,两全齐美。她说:“用别人的钱,即使是父母的遗产,也不如用自己赚的钱来得自由自在,良心上非常痛快。”在香港的三年,她练就了一手漂亮地道的英文,连她那留过洋的姑姑也说她“真本事,无论什么英文书,她能拿起来就看,即使是一本物理或化学”。她因此用英文给上海的一家英文月刊《二十世纪》写稿。《二十世纪》是一个德国人在上海办的英文刊物,主编克劳斯。梅奈特(Klaus Mehnert)曾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多次访问苏联,曾在莫斯科任过驻苏记者。1941年10月自美国经日本到上海,在这里办起了这个刊物。这是一本给外国人看的刊物,以介绍东方文化和世界形势为主。当主编看到张爱玲寄来的第一篇文章《中国人的生活与服装》,先是对她流利新颖、略带一点维多利亚末期的英文风格大加赞赏,再看这篇近万字的文章里十二幅作者亲手描绘的各种服饰插图又十分欣赏,当得知这篇洋洋万言的文章和精美图画出自一位只有二十一、二岁的中国小姑娘之手时,他更欣喜不禁。在该刊1943年第1期上隆重推出,赞誉“张爱玲小姐是极有前途的青年天才”。张爱玲从此成了几乎每期出现的撰稿人。张爱玲对服装是很有研究的,她见惯了旧时官宦之家的繁华生活,深谙中国的古老传统,下笔自然有富贵气象,何况,她又是一个对服饰打扮有浓厚兴趣、研究有素的人。看爱玲研究服装,确实是很细致的,从颜色、款式、点缀品到时代与服装的变迁,她是追求一种服饰的美,美的研究与欣赏。她在《更衣记》这篇中文文章里说,中国男子的生活比女子自由得多,但衣服上恰恰相反,“单凭这一点,我就不愿做一个男子”。她很高兴自己是一个女人,有穿红着绿随兴打扮的权利与自由。在满清三百年的统治下,女子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时装可言的。衣服有定制,着装有定规,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装束。康熙乾隆时代到清朝后期女子的时装基本上是一个不变格式的,她们身着长衫长裤,有一种四平八稳的沉着气象。上身的袄领圈很低,穿在外边的宽衫是大袄,在并非正式的场合,宽了衣,露出中袄;再里面,便是窄小紧贴身的小袄,上床也不脱的,多半是娇媚的桃红或水红。
削肩、细腰、平胸、薄而小的女性形体被一层层的衣服罩住,虽然那衣服是华丽无比的。袄子上有“三镶三滚”或“五镶五滚”甚至“七镶七滚”,镶滚之外,下摆和大襟上还闪烁着水晶钻的梅花、菊花,袖子上钉着名唤“阑干”的丝质花边,挖空镂出“福”“寿”字样。但女人的本身是不存在了,不过是一个衣服架子罢了。张爱玲感叹地说:“古时候的时装设计家似乎不知道,一个女人到底不是大观园,太多的堆砌使兴趣不能集中。”
古时的女人出门时裤子外面的裙子通常是黑色的。每逢喜度年节,太太穿红的,姨太太穿粉红的。家教好的大家闺秀,莲步姗姗,百褶裙虽不至于纹丝不动,随着款款细步,也只是最轻微的摇颤。更为苛刻的是新娘的红裙,裙腰垂下一条条半寸来宽的飘带,带端系着铃,行动时只许有一点隐约的叮当,像远山宝塔上迎风摇摆的风铃一样。
从清末革命时代到民国初,再到二三十年代,女子的衣服不断更新。
开始时是身上的点缀品逐渐减去,接着身上的袄裤越来越窄,上身套着紧身背心。这些紧身背心的功用实在奇妙——衣服再紧些,衣服底下的肉体也还不是写实派的作风,看上去不大像女人而像一缕诗魂。长袄的直线延至膝盖为止,下面虚飘飘垂下两条窄窄的裤管,似脚非脚的三寸金莲抱歉地轻轻踏在地上,给人一种伶仃无告的感觉,像《红楼梦》里说的“怪可怜见的”。
在中国诗里“可怜”是“可爱”的代名词,薄命红颜引起向有保护异性耆好的男人“怜香惜玉”的兴趣。
民国建立之后,人们认真相信理想化的人权主义,恋爱自由、婚姻自由,时装上也显现出空前的天真、轻快、愉悦,“喇叭管袖子”飘飘欲仙,露出一大截玉腕。短袄的腰部极为紧小,上层人家的女人出门系裙,在家里只穿一条齐膝的短裤,丝袜也只到膝,裤与袜的交界处偶尔大胆地露出雪白的膝部。衣领短了,领口形状更花洋翻新,有圆形的,方形的,鸡心形的,金刚钻形的,围白色围巾,穿白丝袜,交际花与摩登女人还常戴着平光眼镜作为装饰。
军阀政府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衣服也跟着换,但女子衣服变化用的完全是减法,衣袖废除了,衣领矮了,袍身短了,所有衣上的点缀品,不论有用没用,一概剔去,剩下的只有一件紧身背心,露出项颈、两臂与小腿。
张爱玲对颜色和款式有着最细腻大胆的悟性,每一块布料,不管是雅还是俗,她都能根据自己的悟性,设计成好的时装。她喜欢色彩对比强烈的衣服,突出明丽的形象,大俗中透出大雅的性格。她还喜欢日本的花布,一件布料就是一幅抒情的图画,每次买回家,没交裁缝前,总是几次三番拿出来鉴赏:棕榈树的叶子半掩着缅甸的小庙,雨纷纷的,在红棕色的热带:或者是初复的池塘,水上结了一层淡淡的绿膜,飘着浮萍和断梗的紫的、白的丁香,仿佛应当填入一首“哀江南”的小令里;还有一件“雨中花”,白底色上,阴戚的紫色的大花,水滴滴的。
衣服是一种语言,叙说着一个人,一种情,一件事。
她除了对服装浓厚的兴趣之外,另一大爱好是看电影。中学时代对卡通片入迷,写过《论卡通画之前途》,那时还是在父亲与后母统治下,她不能随意尽兴地看。现在,她是一个完全自由自主的人了,她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大上海放映的电影,她几乎没有不看的,而且就她的性情,电影如服装一样,总要走在别人的前面才显得高兴。有一次,爱玲与弟弟还有许多人去杭州玩。刚到杭州的第二天,爱玲突然看到报上登着上海电影院上映的新片广告——谈英的《风》,心血来潮,立即就要坐车返回上海去看,不管别人怎样劝说也没用,不得已,她弟弟子静只好放弃游玩,陪她重回上海。刚下火车,就直奔电影院,一连看了两场,仍然兴致盎然。她的弟弟在一旁实在没有兴趣看,不停地抱怨,她却喜孜孜地说:“幸亏今天赶回来看,要不然我的心里不知有多么难过呢!”她对电影的兴趣,实在不亚于对时装的兴趣。她看过之后,把自己的感想与对电影的批评意见,用英文写成影评,投给《二十世纪》,而这家杂志对她的稿子唯恐求之不得,每篇必用,也增加了爱玲自觉写稿的信心。《二十世纪》1943年的12期中,9期杂志上都有她的文章,而且有时一期两篇。如五月号上的影评《妻子。狐狸精。女人》评的是电影《梅娘曲》和《桃李争春》。六月号上散文《还活着》,电影《万世流芳》的影评《鸦片战争》;七月号上影评《秋之歌》与《浮云掩月》,八、九月合刊号上发表《婆媳之间》,评的是《自由钟》、《两代女性》和《母亲》;十月号上评影片《万紫千红》和《回春曲》,十一月号上发表的《中国的家庭教育》,评的是影片《新生》和《渔家女》;十二月号上发表学术随笔《妖魔与神仙》,评论中国的宗教。她把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又改写成中文,收在集子里的有《洋人看京戏及其他》、《借银灯》、《银宫就学记》、《中国人的宗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在1941年12月进入上海租界,原来“孤岛”时期的电影界被日寇控制,次年十二家电影公司合并成“中联”,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沦陷期间共拍的80多部影片大都湮没无闻,成为电影史的空档。张爱玲的影评有一定参考价值。
1942年,张爱玲看了轰动一时的两部电影《梅娘曲》和《桃李争春》。
前者由严俊、王熙春主演,后者系根据美国电影《情谎记》改编,由陈云裳、白光主演,李萍情导演。
这两部影片都涉及到“妇德”问题。《梅娘曲》里丈夫寻花问柳,到“台基”上去玩弄人家的女人。把他的妻子梅娘一人撇在家中,一个坏蛋骗她说自己要创办一个慈善性质的小学,邀她去任校长之职,这个有点知识想做一点事业的女人信以为真,就去了。坏蛋把她引诱到不名誉的“台基”上,恰巧,她的丈夫又来玩弄“人家人”了。夫妻双方打了个照面,丈夫打了她一个嘴巴,她没有开口说话辩解的余地,就被丈夫休掉了。《桃李争春》虽然是根据美国电影改编的,可是这题材却贴近中国人的心理。丈夫在醉后色欲的诱惑之下与情人发生关系,情妇怀孕了,他的贤妻为了“传宗接代”的那点骨血,含辛茹苦地照顾丈夫情妇肚子里的孩子,极力阻止那个女人打胎。
这两部电影可以说写的都是东方女子的心理与命运,张爱玲在《借银灯》这篇评论中说:丈夫在外面有越轨行动,他的妻是否有权利学他的榜样?摩登女子固然公开反对片面的贞操,即是旧式的中国太太们对于这问题也不是完全陌生。(《梅娘曲》写“艳窟”里的一个“人家人”便侃侃地用晚餐席上演说的作风为自己行为辨护——引者)为了点小事吃了醋,她们就恐吓丈夫说要采取这种报复手段。可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总是拿它当笑话看待。
男子们说笑话的时候也许会承认,太太群的建议中未尝没有一种原始性的公平。
很难使中国人板着脸作此项讨论,因为他们认为世上没有比奸淫更为滑稽可笑的事。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强迫他们采取较严肃的评判态度的话,他们一定是不赞成的。纯粹逻辑化的伦理学观点看来,两个黑的并在一起并不是等于一个白的,二恶相加不能成为一善。
中国人用不着逻辑的帮助也得到同样的结论。他们觉得这办法在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女太太若是认真那么做去,她自己太不上算。在理论上或许有这权利,可是有些权利还是备而不用的好。
剧作者对这么一个可以深刻挖掘的社会题材轻易地放弃了,只把它看成一个被遗弃的女人的悲剧,未免可惜。《桃李争春》的风格虽然可喜,尤其使男性观众感到满意的是妻子与外妇亲狎地、和平地相互拥抱入睡的那一幕。但是:在今日的中国,新旧思想交流,西方个人主义的影响颇占有优势,所以在现代社会中,这样的妇女典型,如果存在的话,很需要一点解释。即在礼教森严的古代,这一类的牺牲一己的行为,里面的错综心理也有可研究之处。《桃李争春》可惜浅薄了些,全然忽略了妻子与情妇的内心过程,仿佛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
张爱玲眼界很高,从剧中的立意,到演员的演出对这两部轰动一时的电影做了入木三分的,而又是忠肯的批评。
《中国的家庭教育》(Chinda:Education of the Family),张爱玲后来将之改写成中文,名为《银宫就学记》,它评的是黄河、王丹凤主演的影片《新生》和周璇、顾也鲁主演的《渔家女》。
《新生》写一个男大学生拿着父母给他读书的钱挥霍到胡乱应酬与女人身上,后来,他认识了一个单纯的女大学生。这位女学生和男主角交朋友纯粹为了学习上的交流知识,当他想进一步发展时,被她拒绝了。这位女大学生毕业后到内地教书,成为一个美丽能干的教务主任。男主角受其影响回心向善,加入了开发边疆的旅行团,垦荒去了。张爱玲肯定了电影的主题“农村的纯洁为都市的罪恶玷污”的意义,也肯定主人公“自新”的表现。但主人公“他做这件事,并没有预先考虑过,光是一时的冲动,诗意的憧憬,近于逃避主义。如果他在此地犯了罪,为什么他不能在此地赎罪呢?在我们近周的环境里,一个身强力壮,具有相当知识的年青人竟会无事可做么?一定要叫他走到‘辽远的,辽远的地方’,是很不合实际的建议。”“《新生》另提出了很值得讨论的问题:大众的初步教育,是否比少数人的高等教育更为重要,更为迫切?男主角的父亲拒绝帮助一个邻居的孩子进小学,因为他的钱要留着给自己的孩子入大学。然而他的不成器的孩子辜负了他的一片苦心,他受了刺激,便毁家兴学,造福全村的儿童。在这里剧作者隐约地对于我们的最高学府表示不满,可是他所攻击的仅限于大学四周的混杂腐败有传染性的环境。”
电影《渔家女》写一个教西洋美术的画家,爱上一个没有文化的渔家姑娘,便教她学习,渔家女向美术家道歉,说她配不上他。美术家激动他说,“我不喜欢受过教育的女人”,可是,虽然他对大自然的女儿充满了卢梭式的景仰,他还是不由自主地教她识字。因此,美术家与父亲闹翻,出来谋求独立,穷困潦倒,一位阔小姐加以援手,随后这位阔小姐便诡计多端地破坏他与渔家女的感情。在最后的一刹那,那个收买灵魂的女人终于天良发现,一对恋人遂得团圆。这是一个风格甜净的轻喜剧,张爱玲用她那又幽默又尖刻的笔调嘲讽这位美术家,也挖苦了中国历代文人:以往的中国学者有过这样一个普遍的嗜好:教姨太太读书。其实教太太也未尝不可,如果太太生得美丽。但是这一类的风流蕴藉的勾当往往要到暮年的时候,退休以后,才有这闲心,收个“红袖添香”的女弟子以娱晚景,太太显然是不合格了。
从前的士子很少有机会教授女学生,因此袁随园为人极度艳羡,因此郑康成穷极无聊只得把自己家里的丫头权充门墙桃李。现在情形不同了,可是几千年的情操上的习惯毕竟一时很难更改,到处我们可以找到遗迹。
……“渔家女”的恋人乐意教她书,所以“渔家女”之受教育完全是为了她的先生的享受。
张爱玲对这个大团圆喜剧的结局也深为怀疑:悲剧变为喜剧,关键全在一个阔小姐的不甚可靠的良心——“渔家女”因而成为更深一层的悲剧了。
张爱玲对中国的人情世故,对中国人的心理的剖析表现出罕见的犀利。
她对中国的文化也有独到的见解。她像林语堂那样能用英文写的学术随笔,也同样地轻松可喜。驾驭“中国的宗教”这样一个大问题,对一个年轻人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张爱玲站在中国宗教的大门口,以一个天真少女的眼光往里“张看”,看出了许多新奇的东西。
林语堂那种用英文向洋人宣扬中国文化,用中文向国人宣传外国文化,沟通东西,享誉中外,是张爱玲这种中英文俱佳者的理想事业。张爱玲的幽默才智也不在林语堂之下,两人还有相而是凭悟性做宏观的鸟瞰,不是写艰深的论文,而是漫谈性的学术随笔,张爱玲这篇《中国人的宗教》可以说是带有林语堂的风格的作品。
《中国人的宗教》开头说:“这篇东西是写给外国人看的,所以非常粗浅。但是我想,有时候也应当像初级教科书一样的头脑简单一下,把事情弄明白些。”严格地说它不是一篇学术论文,而是对中国宗教的随想漫谈,张爱玲也不能算作像钱钟书那样深入中国文化堂奥的学问家,也没有林语堂博学,而是在中国文化之外“隔着适当距离”的审视,不过以一个智慧的女性的心理娓娓道来,常常有一些发人深省的妙悟。
她说中国人与西方不同的地方是:这“虚空的空虚,一切都是虚空”的感觉在中国总像个新发现,并且停留在这阶段。一个一个中国人看见花落水流,于是临风洒泪,对月长吁,感到生命之短暂,但是他们就到这里为止,不再往前想了。灭亡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他们并不因此就灰心,绝望,放浪,贪嘴,荒淫——对于欧洲人,似乎是合乎逻辑的反应。像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人,一旦不相信死后的永生了,便大大地作乐而且作恶,闹得天翻地覆。
她说中国人的地狱:中国人有一个道教的天堂与一个佛教的地狱。死后一切灵魂都到地狱里去受审判,所以不像基督教的地底火山,单只恶人在里面受罪的,我们的地府是比较空气流通的地方。“阴间”理该永远是黄昏,但有时也像个极其正常的都市,游客兴趣的集中点是那十八层地窖的监牢。生魂出窍,漂流到地狱里去,遇见过世的亲戚朋友,领他们到处观光,是常有的事。
鬼的形态,有许多不同的传说,比较学院派的理论,说鬼不过是一口气不散,是气体;以此为根据,就判定看上去是个灰或黑色的剪影,禁不起风吹,随着时间的进展渐渐消磨掉,所以“新鬼大,旧鬼小”。但是群众的理想总偏于照相式,因此一般的鬼现形起来总与死者一模一样。
她看到中国人出于孝心对父母的棺材非常重视,做得非常考究,但在棺材头上却刻着生动美丽的《吕布戏貂婵》,出殡哭丧时却吹打着音乐《苏三不要哭》,不和谐得有点滑稽。
中国人自己的宗教——道教的天堂,“实行极端的分工制,有文人的神,武人的神,财神,寿星。地上每一个城有城隍,每一个村有土地,每一家有两个门神,一个灶神,每一个湖与河有个龙王。此外还有无职业的散仙。”
虽然天上的仙人们“较可羡慕,他们过的是名士派的生活,林语堂所提倡的各项小愉快,应有尽有”,但这些比起地狱来,却显得苍白无光。“中国人的天堂其实是多余的。对于大多数人,地狱是够好的了。”
中国人对道教、佛教或是基督教,什么教都可以接受,都不排斥,只不过“读书人有点相信而不大肯承认,愚民承认而不大相信”,对无原则的中国人来说,什么教都相信一点总不会有什么坏处。张爱玲在最后说:然而,中国的宗教究竟是不是宗教?是宗教,就该是一种虔诚的信仰。下层阶级认为信教比较安全,因为如果以后发现完全是谎话,也无伤,而无神论者可就冒了不必要的下地狱的危险。这解释了中国对于外教的传统的宽容态度。无端触犯了基督教徒,将来万一落到基督教的地狱里,举目无亲,那就要吃亏了。
在张爱玲看来,中国人说来说去,没有坚定的信仰,坚实的生活,有的只是人生的空虚感与怀疑感,因此中国的文学里弥漫着大的悲哀,一切对于人生的观察都笼统地指向虚无。
中国人不信教,但相信行为,对生命的来龙去脉不感兴趣,也不敢朝这方面想,只注重眼前的热闹。一个相同的故事,由京戏,到昆曲,到绍兴戏,话剧,一个调子重复又重复,平心静气地咀嚼,一遍又一遍。
张爱玲对中国文化虽然有浓厚的兴趣,但根本上是悲观的,她也没能摆脱中国人的空虚与怀疑。正像她说:多数的年青人爱中国,而不知道他们所爱的究竟是一些什么东西,无条件的爱是可钦佩的——唯一的危险就是:迟早理想要撞着了现实,每每使他们倒抽一口凉气,把心渐渐冷了。抽象的爱是不存在的,她愿意像“一个华侨,可以一辈子安全地隔着适当的距离崇拜着神圣的祖国”,这样才有靠得住的爱。
2.香港梦回
张爱玲与姑姑住在静安寺旁赫德路(今常德路)口的爱丁堡公寓。她没有自己的家,父亲的家她是永远不可能再回去的了,母亲也随着她的美国男人去了新加坡。她与姑姑住在一起,姑侄二人相依为命。
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的家。然而她对于姑姑的家却有一种天长地久的感觉。姑姑张茂渊是一个幽默风趣的女人,很有文学上的天赋。与姑姑在一起,确实给了她不少的抚慰与温馨。姑姑洗头发,头发太脏,水都显得有些黑了,张爱玲在一旁看着笑,姑姑说:“好像头发掉色似的。”以前姑姑在无线电台上当播音员,报告新闻,播诵社论,每天念半个小时,工资颇高。她感慨地说:“我每天说半个钟头没意思的话,可以拿好几万元的薪水;我一天到晚说着有意思的话,却拿不到一个钱。”张爱玲有一次把上海“爱德华七世路”弄错了,说成“爱德华八世路”,姑姑说:“爱德华八世还没有来得及成马路呢。”
张爱玲对姑姑说:“姑姑说话有点像周作人他们的。”姑姑照例说她不懂这些,她不喜欢文人,对“周作人他们的”也不感兴趣,所以要处处撇清。
但姑姑说起话来实在很有情趣,像炎樱一样。有一次说到子静站在她面前,“一双大眼睛吧达吧达望着我”,张爱玲觉得“吧达吧达”形容得真好,姑姑也颇自负,说自己是文武双全,“文能写信,武能纳鞋底”。与姑姑在一起,就像是自己的家,比自己的家里更有情趣。姑姑脾气与她相近,两人像一对朋友(就像与炎樱)一样地相与笑乐。张爱玲说,姑姑“对于我们张家的人没有好感——对我比较好些,但也是因为我自动地粘附上来,拿我无可奈何的缘故。就这样她常常抱怨:”和你在一起,使人变得非常唠叨(因为需要嘀嘀咕咕)而且自大(因为对方太低能)。‘“张爱玲说:”她的家对于我一直是一个精致完全的体系,无论如何不能让它稍有毁损。前天我打碎了桌面上一块玻璃,照样赔一块要六百元,而我这两天刚巧破产,但还是急急地把木匠找了来。……近来不知为什么特别有打破东西的倾向。(杯盘碗匙向来不算数,偶尔我姑姑砸了个把茶杯,我总是很高兴地说:“轮到姑姑砸了!’)上次急于到阳台上收衣裳,推玻璃门不开,把膝盖在门上一抵,豁朗一声,一块玻璃粉碎了,膝盖上只擦破一点皮,可是流下血来,直溅到脚面上,搽上红药水,红药水循着血痕一路流下去,仿佛吃了大刀王五一刀似的。给我姑姑看,她弯下腰去,匆匆一瞥,知道不致命,就关切地问起玻璃,我又去配了一块。”爱玲与姑姑、炎樱或后来的苏青,不管是再近的亲戚,再好的朋友,在钱财上照样是分明的,这是她做人的原则。因为她已自食其力,赚了钱,再不像从前那样寄生于父母家中了。
她感到钱的重要,从不讳言她喜欢钱。姑姑说她是个“财迷”,常常说她“不知道你从哪来的一身俗骨?”张爱玲总是笑嘻嘻地承认自己是个俗人,甚至怀疑这俗是天生的。
在这所大伙杂居的公寓里,左邻右舍,楼上楼下发出各种嘈杂声,有的讲外语,有的弹钢琴,有的说闲话聊天,还有人在楼顶溜冰。开电梯送报送豆浆的老头也知书达理,有涵养。她每一听到楼下卖臭豆腐干的过来了,便抓起一只碗,蹬蹬奔下六层楼梯,在远远的街边臭豆腐干担子旁买了,再乘电梯上楼。虽然似乎总有些可笑,这里却是最世俗又合乎理想的隐居地。
每当晚上姑姑早早钻进被窝“视睡如归”了(这是她姑姑的名言),爱玲躺在枕上,听邻近电车进厂的声音。“电车回家”了,一辆衔接一辆,像排了队的小孩,嘈杂,叫嚣,愉快地打着哑嗓子的铃,“克林、克赖、克赖、克赖”……她是非要听见电车声才睡得着觉的。“城里人的思想、背景是条纹布的幔子,淡淡的白条子便是行驰着的电车——平行的,匀净的,声响的河流,汩汩流入下意识里去。”在这嘈杂世俗的中国,享受这世俗的安稳。
但不知为什么常常梦回香港,她常常回想起在香港的那一段时光,在香港所见的各色人、所历所闻的各种事,纷坛、刺眼、犯冲,回来的两年时间,她都不能抹去脑海中香港的印像。甚至自来水管訇訇的响声也使她每每魂飞魄散,疑心是港战时飞机掷的炸弹。她常常做梦,有次梦见又回香港了,船到的时候是深夜,而且下着大雨。她狼狈地拎着箱子上山,管理宿舍的天主教僧尼,她又不敢惊醒她们,只得在漆黑的门洞子里过夜(她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是这么可怜,当初她们也不曾对我这样的苛待)。风向一变,冷雨大点大点地扫进来,她把一双脚直缩直缩,还是没处躲。忽然听见汽车喇叭响,来了阔客,一个施主太太带了女儿,才考进大学,送女儿来住读的。汽车夫砰砰拍门,宿舍里顿时灯人辉煌,她趁乱向里一钻,看见了舍监,就像见了晚娘一样,嘻嘻地陪笑上前叫了一声“Sister”。舍监淡淡地点了点头,说:“你也来了。”她也没多寒喧,径自上楼,去寻找自己的房间……梦到这里她醒来了。她把自己的冷梦告诉姑姑,一面说,渐渐地涨红了脸,满含眼泪,后来在电话上告诉了朋友,又哭了。在一封信里提到这样的梦,写着信忍不住还要落泪,长大后她已经很少流泪了,不知为什么还会这样。
香港的回忆在她的思想感情里酝酿发酵,使她不能自己,一吐为快。
在这样一种感情驱使下,她写了一系列的“香港传奇”,包括《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琉璃瓦》、《封锁》、《倾城之恋》七篇小说,她写的是感情上属于上海的人在香港的经历,试着用上海人的眼光感受香港。因此,她的小说只是写给上海人看的,也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它们。
于是,她告别了《二十世纪》,告别了她的英文读者,因为那些对中国文化、中国人一知半解的刊物与读者写文章,只能是粗浅的评介,目的是卖文;而真正抒写自己的真性情、真感受,还是写给自己的上海同胞看的纯文学作品。
3.吹向文坛的两炉沉香
从1943年春天开始,在薰风沉醉的上海滩上,在沦陷区死气沉沉的文学土壤里,张爱玲的一系列小说散文姹紫嫣红,热烈地绽开,每一朵花都是一个新鲜美丽的故事,诉说着一个二十二岁少女的才思。
这年初春,一个春寒料峭的下午,张爱玲来到一所雅静别致的花园洋房前,叩开了紫罗兰庵主人的门。
这时,紫罗兰庵主人——鸳鸯蝴蝶派老作家周瘦鹃,正懒洋洋地斜靠在书房的沙发里,望着案头古色古香的宣德炉中一枝紫罗兰香袅袅的青烟,想着自己的心事。
他的小女儿瑛匆匆上来,拿着一封信给他,说:“楼下有位姓张的女子来访。”
他拆开信,原来是他的一位园艺朋友黄岳渊老人的亲笔信,介绍女作家张爱玲来访,要和他谈谈小说的事。周瘦鹃忙下楼来,看到客厅里站着一位穿着鹅黄缎半臂旗袍亭亭玉立的小姐,知道这就是张爱玲。张爱玲见到周瘦鹃,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瘦鹃答过礼,招呼坐下叙谈。瘦鹃老人才知道张爱玲从小在天津北平长大,后来搬到上海,上了三年香港大学,因战事发生,又辗转回到上海,现在与姑姑住在一起,为西人办的《二十世纪》写英文文章。爱玲本不善言谈,简单地介绍自己的情况。周瘦鹃问起她写作情况,她说,中文作品除了前几年给《西风》杂志写过一篇《天才梦》外,没有动过笔。最近写了两篇小说,写的是发生在香港的故事,爱玲说着打斤手中的纸包,拿出两篇稿子,请周瘦鹃看看行不行。周瘦鹃忙捧过来,他看了看标题《沉香屑》,题下标着《第一炉香》、《第二炉香》,就感到这名字很别致有味,当即就请爱玲把稿子留下,容他细细拜读。周瘦鹃又与她谈起复活《紫罗兰》的事。张恨水、周瘦鹃都是鸳鸯蝴蝶派的重要作家,是二、三十年代在青年男女中风靡一时的言情小说大家。他们的作品就连许多成人也特别爱看,张爱玲与她的父母姑姑都是其忠实的读者。鸳鸯蝴蝶派文人有一句很明确的办刊宗旨“宁可不讨小老婆,不可不看礼拜六”(“礼拜六”是鸳鸯蝴蝶派的另一主要刊物,也是这一派的代称),即可看出文艺趣味和受欢迎的程度。张爱玲向周瘦鹃谈起,她的妈妈和姑姑在十多年前就是周瘦鹃编的《半月》、《紫罗兰》和《紫兰花片》的热心读者,那时,她的妈妈刚从法国留学归来,读周瘦鹃的“哀情小说”,伤心地流过不少眼泪,曾写信给周瘦鹃,劝他不要再写下去了。周瘦鹃听了很感兴趣,虽然他已记不得这件事了。他们谈了一个多小时,爱玲方起身作别。
当夜,周瘦鹃在灯下读起张爱玲的小说,谁知他一看便被深深吸引住了,一边看,一边击节赞赏,竟然一口气读完才放手。他所看的、写的言情小说多了,大抵是男男女女、恩恩怨怨,缠绵悱恻的哀情故事,虽然这些小说可以使少男少女为之洒泪,但这样的爱情故事基本上为他和他的朋友徐枕亚、包天笑、张恨水、张资平写得差不多了,写到了绝路,如果不另辟蹊径,纵然才华横溢也是枉然,他本人就是一例。周瘦鹃本是一位多愁善感的风流才子,年轻时爱了一个西名唤作“紫罗兰”(Violet)的姑娘周吟萍,两心相许,心有灵犀,但恨紫罗兰已被许他人,失之交臂,双方抱恨终生。伊人秋水,相见无期,这种感情一直折磨着他,迫使他写出多少哀怨缠绵的作品,可谓深于情者了。然而这种作品由于局限在个人狭小的恩怨感情之内,在三十年代已被多数新文学家批评。他现在想重新振兴《紫罗兰》,非要有使人耳目一新的名篇佳作不可,这两篇小说正是不可多得的作品,虽是言情之作,但是它的内容却不是那套平庸烂熟的故事,写出了香港这个殖民地畸型社会人的畸型的情爱,写出这个繁华都市的荒凉之悲。周瘦鹃凭着直觉觉得张爱玲作品的风格很像英国作家毛姆的作品,而又受了一些《红楼梦》的影响,不禁深深地喜欢这两篇小说。
一星期后,张爱玲来问他读后的意见,周瘦鹃把自己的看法告诉了爱玲,爱玲表示心悦诚服,因为她正是毛姆作品的爱好者,而《红楼梦》又是她最喜欢的作品。周瘦鹃问她愿不愿把作品发表在《紫罗兰》里,爱玲一口应允,这样,同瘦鹃便约定在《紫罗兰》创刊号出版之后,再拿样本去看她。张爱玲再谢而去。当晚又赶到,热诚地邀周瘦鹃夫妇届时同去光临她一个小小茶会。
新版的《紫罗兰》如期出版了,《沉香屑》被安排在最重要的地位。周瘦鹃在杂志编者话里高兴地向读者宣布:“如今,我郑重地发表了这篇《沉香屑》,请读者共同来欣赏张女士一种特殊情调的作品,而对于当年香港所谓高等华人的那种骄奢淫逸的生活,也可得到一个深刻的印象。”
张爱玲向周瘦鹃夫妇发出邀请,请他们到自己家中作客。瘦鹃夫人胡凤君因家中有事,不能分身,瘦鹃便独自捧着新雅别致、墨香袭人的《紫罗兰》杂志,如约到爱玲家去。
爱玲与姑姑早已在恭候这位久慕才名的大作家的光临,周瘦鹃进来,看见她家客厅虽然不大,但异常的别致精美与整洁,爱玲身旁这位个子高挑、头发微烫、戴一副秀琅眼镜的中年女子自然是她的姑姑了。爱玲的姑姑是一个非常秀气斯文,而又落落大方的女人,读过不少书,受过西方教育,人又和蔼健谈,相比之下,爱玲却沉默寡言,只是在一旁微笑着听姑姑与周瘦鹃的谈话。姑姑向周瘦鹃说起以前和嫂嫂是如何地爱读他的言情小说,如何边读边落泪,使周瘦鹃为这两位素昧平生的红粉知己大为感动。姑姑指着客厅墙上挂着的照片,那个丰容盛鬓西洋女郎似的女人就是嫂嫂——爱玲的妈妈,可是她早已到新加坡去了,最近又到了印度。
姑侄两人为周瘦鹃特意准备一个西式的答谢茶会,茶是奶酪红茶,摆着甜咸俱备的西式点心,还有一瓶鲜花非常精美,雅致的客厅,雅致的茶几与家俱,连茶杯与点碟也是雅致的。周瘦鹃看出爱玲与姑姑过的是西方式的生活,很有情调,与一般的中国人并不一样。主客三人坐在一起,一边品茗,一边聊文艺,谈花卉,爱玲虽不健谈,但偶尔插上几句,也很有见地。临去时,爱玲拿出她在《二十世纪》上发表的英文《中国人的生活与服装》送给周瘦鹃,瘦鹃很感兴趣地翻看着,尤其使他感兴趣的是张爱玲亲手绘的插图,他非常吃惊,张爱玲除中文外,英文也相当高明,不但文章佳,画笔更十分生动,不由不深深地佩服爱玲的天才。
就这样,张爱玲以她的《沉香屑》两篇小说走向了上海的文坛。而周瘦鹃则是慧人识才的伯乐,虽然,这两篇别具魅力的佳作发表在《紫罗兰》这种品味不太高的刊物上不免有点委屈。
张爱玲像一朵罂粟花,在四十年代这个特殊的大气候与上海这个特殊的土壤中,迅速怒放,开得美丽恣肆而苍凉。
上海本是欧美在中国的最后盘踞地,云集着东西方不同肤色的人,构成中国繁华的殖民都市。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日军入侵上海,上海成为四周被日寇包围的孤岛,只有租界的主权仍在英美手中。大量在战争中无处可躲的中国同胞,纷纷逃到上海租界来,有大批的满清的旧遗老、大官僚、地主、买办商人、留学生,还有世界各地资本家、流氓商人,一部分逃难而来的苦力劳力与小商人,这些人,虽然出身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新旧观念不同,但都接受了这个大都市的生活,构成了上海这个东方大都市畸型的繁荣与混乱,形成了特殊的文化。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1年12月上海沦陷,这种畸型繁荣更加剧了,日寇扶植了一个汉奸傀儡——汪精卫伪政府,作为爪牙,唬吓中国人民,为日军铁蹄下的沦陷区粉饰太平。不屑于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或逃到了重庆延安,来不及逃的人在这里韬光养晦保持民族节操。剩下的那些遗老遗少、达官贵人、买办商人、汉奸政客,在汪伪这些“文人集团”的歌舞升平中莳花弄鸟,吟诗作赋,捧优赌博,仍然在留恋着旧时的残梦。文学上的鸳鸯蝴蝶小说、黑幕小说、名流艳秘、色情武打,像流行着瘟疫的薰风,薰染着上海的文化空气,虽然春日迟迟景象,却又死靡靡的,有气无力,死一般的空气。
张爱玲这朵罂粟花就开在这样的环境中。
在“第一炉香”里,葛薇龙这个来自上海的女中学生,因香港战乱无处可投,去拜访了与父亲死不往来的姑姑。她的姑姑是香港数一数二的大阔佬梁季腾的遗孀,丈夫死后,留下一大笔遗产供她挥霍享用。葛薇龙的姑姑在香港有很多的情人,外头有很多风流传说,名声不大好,可是薇龙为着能继续在香港求学,才背着父亲来拜访姑姑:薇龙放胆上前,叫了一声姑妈。她姑妈梁太太把下巴颏儿一抬,眯着眼望了她一望。薇龙自己报名道:“姑妈,我是葛豫琨的女儿。”梁太太劈头便问道:“葛豫琨死了么?”薇龙道:“我爸爸托福还在。”梁太太道:“他知道你来找我么?”
薇龙一时答不出话来,梁太太道:“你快请罢,给他知道了,有一场大闹呢!我这里不是你走动的地方,倒玷辱了你好名好姓的!”薇龙赔笑道:“不怪姑妈生气,我们到了香港这多时,也没有来给姑妈请安,实在是该死!”梁太太道:“哟!原来你今天是专程来请安的!我太多心了,我只当你们无事不登三宝殿,想必有用得着我的地方。
我当初说过这话:有一天葛豫琨寿终正寝,我乖乖地拿出钱来替他买棺材。他活一天,别想我借一个钱!“被她单刀直入这么一说,薇龙到底年轻脸嫩,再也敷衍不下去了。
原是浓浓的堆上一脸笑,这时候那笑便冻在嘴唇上。
但姑妈还是把她留下来住,答应负责她一切生活费学费,每天用汽车接送她上学。似乎她的姑妈良心发现了,其实不然。她的姑妈看着自己纵然家财万贯,但红颜将去,青春不再,未免要绞尽脑汁。她想要“一手挽住了时代的巨轮,在她自己的小天地里,留住了满清末年的淫逸空气,关起门来做小型慈禧太后”。但是那些来她这里鬼混的男人,只是被她的钱财吸引,没有一个是真心爱她的,哪怕是爱她容颜。她是一个彻底的牺牲品,既可怜,又可憎,她很苦恼,那么薇龙这个正是青春美貌的女中学生,就成为她勾住那些对她不再感兴趣的男人的色饵。
于是姑妈要薇龙弹钢琴,说:“倒也不必怎么高明,拣几只流行歌曲练习练习,人人爱唱的,能够伴奏就行。”叫她打网球,教她“上流”社会交际场中的打扮与应酬。
薇龙走进姑妈的家,就像《聊斋》上书生走入豪华而又鬼气森森的世界,但她还是想:“只要我行得正,立得正,不怕她不以礼相待。外头人说闲话,尽他们说去,我念我的书。将来遇到真正喜欢我的人,自然会明白的,决不会相信那些无聊的流言。”
她的姑妈为她置备了各式各样交际场上穿的衣服,家常的织锦袍子、纱的、绸的、软缎的,短外套,长外套,海滩上用的披风,睡衣,浴衣,夜礼服,喝鸡尾酒的下午服,在家见客穿的半正式的晚餐服,各色俱全。姑姑玩弄着巧妙的手腕,拿她当个幌子与诱饵来吸引一般的年轻人。当这些年轻人追求这个美貌的姑娘,姑姑又恐“雏凤清于老凤声”,奇货可居,轻易不容许他们接近薇龙,也不许薇龙出去交际,把这些年轻人引到家中,姑姑“便在横截里杀将出来,大施交际手腕,把那人收罗了去。那人和梁太太攀交情,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末了总是弄假成真,坠入情网”。
薇龙在学校的唱诗班里认识一个男同学卢兆麟,但这个貌美的男青年很快成为姑妈的目标。姑妈让她把唱诗班里的“小朋友”,邀来家举行晚会,很快地俘虏了他,两人眉来眼去。姑妈的这个举动也是要报复旁边她所爱而不爱她的另一个“杂种儿”乔琪乔的,薇龙为了打破这个尴尬场面,与乔琪乔敷衍,谁知这个玩过姑妈的侍女的浪荡公子,又很快地缠住了更年轻漂亮的薇龙,薇龙想摆脱、拒绝,但还是被乔琪乔缠着钉住,每有薇龙到的地方,一定有他在。薇龙无力抵抗,终于成为乔琪乔的情网中的猎物。乔琪乔趁深夜入梁家约会的时候,还顺手牵羊地吊上了丫环睇睇。薇龙知道了,姑妈也知道了,薇龙无处容身,想回到上海,但她此时已身不由己地被同化掉了,恋上这个声色世界。她知道乔琪乔一天不爱她,她一天在他的势力之下,她也知道乔琪乔不过是一个极普通的浪子,没有什么可怕,可怕的是他引起她不可理喻的蛮暴的热情。
她嫁给了乔琪乔,梁太太把乔琪乔招赘在梁家,稳住了她命中这个“克星”。“薇龙这个人就等于卖给了梁太太与乔琪乔,整天忙着,不是替梁太太弄钱,就是替梁太太弄人。”
她与乔琪乔出去,看着街头成群地卖笑卖身的妓女,还忍不住地说:“她们是不得已,我是自愿的。”她非常清醒地自甘堕落了。她成了另一个“梁太太”,梁太太的淫逸恶毒、可怜可悲可憎的一切不久将会在她身上重现。
张爱玲的“第一炉香”在文坛上燃起,但不是脂粉俗香,没有温馨气息,没有柔情蜜意,全是苍凉、冷峻。她笔下的人没有一个“完人”,甚至没有一个好人,全带有病态、变态,即使是正常的人,在这病态变态的家庭和社会的泥淖中也被腐蚀掉了,葛薇龙不正这样的么?
往下,你会看到张爱玲笔下的所有人物,都是这样虚伪、势利、好色、贪财、扭曲、残缺的变态和病态的人,所有的家庭也是这样,社会也是这样。
在繁华的大都市,在华贵的大家庭,在美丽的外表下,所掩盖着的永远是这样的阴暗。张爱玲刻划人性的深度在现代小说家中是最深刻犀利的,尤其在司空见惯这种都市生活都市人生的上海人读她的作品,更能引起强烈的震撼与共鸣。所以一般的上海读者能够读懂她,欢迎她。
接着《沉香屑:第二炉香》在1943年6月又与读者见面。
这是张爱玲在香港大学读书时她的一个女同学克荔门婷告诉她的故事,而这个故事里的男主人公,正是她们大学里的一位英国教授。张爱玲把这个短的真事写成一个发人深思令人毛骨悚然的小说。
“一个脏的故事,可是人总是脏的,沾着人就沾着脏。”
故事的男主人公罗杰安白登,一个平庸的大学教授,他教的化学课用的还是十五年前采用的教科书,还用二十年前的课堂笔记作补充材料,十五年来年年一丝不变他讲他的化学,连课堂上偶尔插的几句笑话,也是十五年来不变,他是香港许多平庸又完全正常的人中的一个。
他准备结婚了,他要娶的妻子愫细是一个“纯洁”的女孩,天真得使人不能相信。愫细与姐姐靡丽笙从小跟着守寡多年的母亲生活,生长在一个没有男人的家庭,家庭教育又严,连她们所看的报纸也要母亲检查过后才给她们看,姐姐靡丽笙在天津刚结婚就离婚了,据她说她丈夫的行为像禽兽。
现在罗杰要与愫细结婚了,他完全知道自己是一个正常的人,体贴愫细,让她过上幸福的生活,不会像她姐姐那样。然而,新婚的当晚入睡时,愫细一点都不知道还有性爱这种事,发疯似地向外跑,躲到了附近的学生宿舍,这些男大学生认出是他们教授舍监的新婚太太,想送她回去,她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我求求你们……你们答应我不去找他,我不愿见他,他是个畜生!”第二天一早,她要学生护送她回去,罗杰出去找她还未回来家,他们又找校长,找教务主任保护她,教务主任素与罗杰不睦,打电话让愫细家里来接她回了家去。
罗杰这才悟出:“原来靡丽笙的丈夫是一个顶普通的人,和他一模一样的一个普通的人!”而不正常的是她的这个家,变态的家庭使得姐妹俩成为变态的不正常的。他到了妻子家中,妻子竟又什么也没发生似的好了起来,跟随他回去。但当他们走过姐姐靡丽笙跟前时,虽是初夏的晚上,温度突然下降,“母亲抱住靡丽笙,直把她往墙上推”,仿佛怕她有什么举动似的。
罗杰可以感到靡丽笙呼吸间有一阵阵的白气,喷在他的颈项。他眼中靡丽笙:薄薄的嘴唇向上一掀,露出一排小小的牙齿来,在灯光下,白得发蓝,小蓝牙齿……
罗杰打了个寒噤。
于是罗杰在他周围人们的眼中,变成了一个“变态的”、“有色情狂”的人了。
先是校长找他,委婉地解除他的教授职;接着,教务主任宴请他,使他当众难堪;学生们说“越是道貌岸然的人,私生活越是不检点,我早就觉得安白登这个人太规矩了,恐怕要发生变态心理。”“这种人也配做我们的教授,也配做我们的舍监?”
“女秘书,女打字员,女学生,教职员的太太们,一个个睁着牛一般的愚笨而温柔的大眼睛望着他,把脸吓得一红一白,怕他的不健康的下意识突然发作,使他做出不该做的事来。她们鄙视他,憎恶他,但是同时她们畏畏缩缩地喜欢一切犯罪的人,残暴的、野蛮的、原始的男性。”教务主任的太太哆玲妲借宴会的空隙,私下里挑逗他,她“胸口的衣服里仿佛养着两只小松鼠,在罗杰的膝盖上沉重地摩擦着”,还轻轻地说:“不要把你自己压制得太厉害了呀”,“亲爱的,别苦了你自己!”……
一个荒诞变态的社会与人群,罗杰发现自己有口难辩,连对他亲信的人也没法解释那误会,在香港中等以上的英国社会里对那些人,有什么可说呢?
那些人,男的像一只一只白铁小闹钟,按着时候吃饭,喝茶,坐马桶,坐公事房,脑筋里除了钟摆的滴嗒之外什么都没有;也许因为东方炎热的气候影响,钟不大准了,可是一架钟还是一架钟。女的,成天地结绒线,茸茸的毛脸也像拉毛的绒线衫……他能够对这些人解释愫细的家庭教育的缺陷么?
哆玲妲告诉他一个消息:靡丽笙的丈夫自杀了。
他的命运将会是什么?他想起那一排小蓝牙齿,想起靡丽生的丈夫,感到死的煎迫:水沸了,他把水壶移过一边去。煤气的火光,像一朵硕大的黑心的蓝菊花,细长的花瓣向里拳曲着。他把火渐渐关小了,花瓣子渐渐的短了,短了,快没有了,只剩下一圈齐整的小蓝牙齿,牙齿也渐渐地隐去了,但是在完全消失之前,突然向外一扑,伸为一两寸长的尖利的獠牙,只一刹那,就“拍”地一炸,化为乌有。他把煤气关了,又关上门,上了闩,然后重新开了煤气,但是这一次他没有擦火柴点火,煤气所特有的幽幽的甜味,逐渐加浓……
变态的人性,变态的社会,这就是香港!在这不可理喻变态的环境里,一个正常的人反而成为变态了,走上了绝路。
张爱玲的“两炉香”,给《紫罗兰》带了生机,也使她跃上文坛。但是这样的妙文,委身于《紫罗兰》这样的脂粉气的刊物,档次与品味可能太低了一些。在一般文艺界看来,这种消遣性的杂志不能列入纯文艺的行列,张爱玲后来再没有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过文章,求善价而沽的心理使她把眼光瞄向在文坛上影响更大、读者更多的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