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的妙语



  一次,南开大学请著名作家刘绍棠去作报告。
  当刘绍棠讲到文学创作要坚持党性原则时说:“每个阶级的作家都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即使是真实的东西,也是有所写,有所不写的,无产阶级的文学更是如此。”
  有个女学生听后,写了一张条子:“刘老师,您说作家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我不能苟同。请问:既然是真实的,就是存在的;存在着的,就应该给予表现,就可以写。”
  刘绍棠读后,微笑着对这位写条子的女同学说:“我想看看你的学生证,上面是不是贴着脸上长疮的照片?”
  女同学迷惑不解地问:“把长疮的照片贴在学生证上多么难看呀,我怎么会去拍这样的照片呢?”
  “漂亮的小姐啊,你不在长疮时去拍照片,这说明你对自己是看本质的。你知道长疮时不漂亮是暂时的,它不是你的最真实的面目,所以你不想在长疮的时候照相,更不会把长疮的照片贴在学生证上,你说对吗?”
  那位漂亮的女学生脸红了:“是的,刘老师。”
  刘绍棠继续说:“共产党的某些缺点是需要批评的。但有些事情是有其特殊原因的,是涉及到许多方面问题的,应由党内采取措施去改正。可你非要把它揭露出来,这岂不是要共产党把长疮的照片贴在共产党的工作证上吗?为什么你对自己是那样的公正,而对别的事物就不公正了呢?”
  在纽约国际笔会第48 届年会上,有人问中国著名作家陆文夫对性文学是怎么看的。
  陆文夫幽默地答道:“西方朋友接受一盒礼品时,往往当着别人的面就打开来看。而中国人恰恰相反,一般都要等客人离开以后才打开盒子。”与会者发出会心的笑声,接着是雷鸣般的掌声。
  以《人到中年》为代表作而驰名文坛的中国当代作家谌容,一次去美国访问。
  她应邀去美国某大学进行演讲时,其中有个美国人向她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听说您至今还不是一个中共党员,请问您对中国共产党的私人感情如何?”
  谌容应对如流:“您的情报非常准确,我确实还不是中国共产党员。但是,我的丈夫是个老共产党员,而我同他共同生活了几十年,至今尚未有离婚的迹象,可见,我同中国共产党的感情有多么深呢!”
  1982年秋天,在美国洛杉矶召开的中美作家会议上,美国诗人艾伦·金斯伯格请中国作家蒋子龙解个怪谜:“把一只5 斤重的鸡放进一个只能装1斤水的瓶子里,您用什么办法把它拿出来?”
  “您怎么放进去,我就怎么拿出来。”蒋子龙微笑道、“您显然是凭嘴一说就把鸡放进了瓶子,那么我就用语言这个工具再把鸡拿出来。”金斯伯格赞赏道:“您是第一个猜中这个怪谜的人。”
  一次,英国一家电视台采访中国当代青年作家梁晓声,现场拍摄电视采访节目。
  这位英国记者忽然让摄像停下来,然后他对梁晓声说:“下一个问题,希望您能毫不迟疑地用‘是’或‘否’来回答,好吗?”
  梁晓声不知是计,欣然答应。
  谁知那位英国记者一扬手,遮镜板“啪”地一声响,记者把话筒放到自己嘴边,说道:“没有文化大革命,就不会产生你们这一代青年作家,那么文化大革命在您看来究竟是好是坏?”说完把话筒立即伸到梁晓声嘴边。
  摄像机对准了梁晓声的脸。
  梁晓声的形象和声音将会由摄像机转告给广大观众。
  此时,无论梁晓声回答“是”,还是回答“否”,都是笨拙的。但梁晓声刚才是答应用最“简洁”的一两个字回答问题的呀。因此不按照应诺的条件回答也不是个办法。看来对方是蓄意要出他的洋相。
  在这进退维谷之际,梁晓声却不动声色地说:“在我回答您这个问题之前,我也问您一个问题: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就没有以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著名的作家,那么您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好是坏?”
  梁晓声把话筒口转向英国记者。
  此情此景,令人联想起一位足球守门高手把对方险乎踢进球门的球,“啪”地一脚,使之凌空飞起,直射向对方的球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