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翻译界研究之现状
作者：李 婷
[关键词] 翻译研究翻译学
一、西方翻译研究的新发展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西方翻译研究进展迅速。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三本西方译学研究代表作――巴兹尔·哈廷姆（Basil Hatim）所著《跨文化交际：翻译理论与对比语篇语言学》（1997），哈罗尔德·基特（Harald Kittel）与阿明·弗兰克（Armin Frank）主编《跨文化性与文学翻译的历史研究》（1991）和丁达·戈尔莱（Dinda Gorlee）所著《符号学与翻译问题》（1994），充分展示了西方翻译研究新发展的一些特点。尽管翻译研究的方法纷呈不一，但近年来说有两大派别占据了主导地位：一派以广义上的语言学为基础，致力于建构和发展经验性质的翻译科学；另一派则从历史的角度通过描写的方式来研究翻译问题，意在揭示翻译实践与研究中蕴含的文化与政治因素。总的来说，第一派注重译学研究中历史描写方法的主要特点和作用，揭示译者在特定情景语境下的种种不同译法，挖掘出各种相关的社会历史文化原因。此外，还在实际分析的基础上，总结概括出具有一定普遍性和指导性的翻译程序、翻译方式、翻译原则以及研究参数。第二派理论研究有两大长处：一是综合了各种与翻译有关的语言符号理论，将之应用于翻译理论研究，可以说这是一个可喜的跨学科研究的尝试；二是借助皮尔斯等人的有关理论，为考察翻译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将翻译视为一个旨在帮助原文不断获取新的生命力的进化过程。但由于不注重实际分析，这种理论探讨有一些脱离实际之处。这也可谓是译学的纯理论研究或大或小的一个通病。
二、我国翻译界的现状
许多相关学科的发展尤其是语言学的发展，促使翻译研究沿着科学方向深入探索。此类专著、专论大量涌现，蔚为壮观，但研究工作常常为人们所误解。应该说，研究工作本身也存在一些不够完备之处，使这一仍处于孕育中的学科屡屡遭人非议，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无论是文学翻译，或是科技翻译，或其他种类的翻译总还是要讲点科学的。关于这个问题，董秋斯先生在《论翻译理论的建设》一文中已有阐述。至于“翻译学”的提法国内早在本世纪十年代，或是更早些时候已有过，并非像有人所说的是“进口货”。
三、如何探索和发展我国的翻译研究
在探索我国的翻译学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看待我国自成体系传统的翻译理论。我们在这方面研究的成果还不多，对本国的传统翻译理论的研究也显得不足。摒弃前人的翻译理论，将之批驳得体无完肤并不有助于我们的翻译理论研究工作顺利向前发展。当然，不能说我们传统的翻译理论是十全十美了，我们可以死抱着“信达雅”不放，或是说唯有“信达雅”好。从现代的眼光看，我国传统的理论体系有许多不足之处，但它毕竟反映了我国翻译研究的历史过程。仔细研究国外翻译理论就不难发现，尽管各国都是在其社会、语言、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起自有的翻译理论，但其发展过程与我国的翻译理论发展过程大致相同。因此，我们不必过多地指责古人的译论。我们不能拿今天标准去衡量过去的一切。历史地、客观地看待我们的传统翻译理论，就会使我们的研究不至于出现“全盘西化”或“中国文化本位”的倾向。另一方面，我们不能把传统的翻译理论仅仅看成是一种“包袱”一种“障碍”，同时还应该把它看作为我们研究的基础。一千多年来所形成的我国译论能流传至今，就在于它符合我们的文化背景、思维方式以及我国的翻译实践，是顺应我国传统翻译理论发展的规律。只要认真研究我国的各家译论，就不难发现，构成我国传统翻译理论体系中的各家论述都是以我国的文化为背景，以前人的理论为依托，结合我国的翻译实践，吸收国外的翻译理论而创立的。严复的“信达雅”便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四、结语
翻译研究中，不能由只懂得西方语言的人来建立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翻译理论。使用不同语言的国家或民族应该按其自己语言的特点，建立与发展其自身的翻译理论。我国的翻译理论要走向世界，但这不应牺牲自身的特点，用西方的概念套我们的翻译实践而造出理论，而是要按我们的翻译实践将我们民族的文化融入世界文化之林中，越是具有民族性的文化，就越具有世界性。
今天，我们的翻译研究应该从我国传统的翻译理论中吸取其中合理的因素，以此作为我们研究工作的基础；与此同时，也要吸收当代国外翻译理论以及国内外其他有关学科的最新成果。这种吸收不只是牵强附会地把古人的翻译见解或主张与西方人的某些说法放在一起，一比高低优劣，而仍要以我们原有理论体系为基础，考虑到我们与西方人在文化背景、思维方式以及语言结构等多方面的差异，实事求是地吸吮有益于我们的养分，取各家学说之长，补我们研究之短，以此建立我国现代的翻译理论。
参考文献：
[1] 刘毖庆.流派初论－迎接中国译坛流派纷呈的时代[J].中国外语,2006:6.
[2] 王秉钦.以史为鉴－中国翻译批评史启示录[J].中国外语,2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