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任是无情也动人
作者：吴晓霞
[关键词]婉约词 女性词 诗庄词媚
宋词与唐诗同为我国古代文苑中的两株奇葩，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世代传颂。它的许多名篇、名句家喻户晓，脍炙人口。在唐宋词(婉约词)中，由于“词为艳科”的缘故，描绘女性形象，模拟女性情态的作品分外多见。如唐五代词人温庭筠的“玉炉香，红蜡泪，偏照画堂秋思。眉翠薄，鬓云残，夜长衾枕寒。”以细致入微的心理刻画了一个彻夜不寐，对烛伤怀的闺妇形象，韦庄的“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身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描绘了一位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热情大胆追求爱情的少女形象。宋代词人欧阳修“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中幽居深院的少妇伤春及怀人的复杂思绪和怨情，
诚然，前代诗歌中早已出现过士大夫做“女性”的现象，但词与之相比，却存在着数量与质量的差异：从数量而言，前代诗人的此类诗篇，数量极少；而词中则形成为一种创作潮流。从质量而言，诗人之作，主要是“比兴”、“寄托”，并非大力描摹女性心态，述说其心声、而词的情况除开那些确有所“比兴”，“寄托”的作品外(如辛弃疾在《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词中，将自己化作一位失宠的后妃，以喻托自己所受的不公平待遇。)更多的则是那些细致入微地刻画妇人的心态，模拟妇人的口吻，因而它的“女性”特征就更加明显，艺术境界也更臻丰满、细腻。
唐宋词中的士大夫们笔下的“女性”词，不仅在数量上有长足的发展，而且在质量上也有所飞跃，那么，这种现象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契机呢?
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词也同诗一样走过一条从民间到士林，从俗到雅的道路。而它兴盛于丽宋，成为“一代文学”的标志，与宋代物质丰富，声妓繁华息息相关。宋王朝在削平小国后，不仅掠其国主，掠其财富，而且将大批技艺高超的乐工歌妓掳入京华，“四方执艺之精者借籍中”。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劝开国的武将们“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置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在最高统治者的倡导下，许多达官显贵，或竞畜歌妓，或培养学生自主思考的能力，摆脱依赖思想，使学生敢于大胆猜想，不要总局限在现有的思维模式中，被条条框框所限，裹足不前，此外，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不是一堂两堂课能够解决完成的使命，应该把它贯穿到日常教学中，把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和创新能力作为自觉行为，教师应当注意角色的转换，在课堂教学中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主体，积极调动学生的大脑思维，需要的时候适当加以引导，并建立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使学生的思维活动能够在轻松、愉快的课堂气氛中进行。流连坊曲，竟想填写新词；朝野上下，均以能词为荣，为了满足统治阶级及士犬夫歌舞升平的需要，就出现了柳陌花衢，茶坊酒肆竞唱“新声”的景象。
最早的一部文人总集《花间集》的序言(欧阳炯)就这样描述过做词的环境与动机：“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娇娆之态。”文人词既然诞生于这样女性化的音乐环境中，它自然会屈服于女性歌唱的需要，使词的风格、主题、语言乃至声腔都服从并满足于她们的特殊需要。因而，后人称之为“诗庄词媚”，“词为体如美人，而诗则壮上电”这种诗与词的文体特征存在差异的说法就不无道理了。据《四库全书总日纲要》记载：“盖词本管治荡之音”。这就是说，词的音调本米就是治荡轻靡的，而文人们依其曲拍所填进去的词句，自然也就跟它原来的音凋相和谐，才能动人。当然，从根本上讲，是由士大夫文人们自身的享乐心理和视词体为“消遣”、“娱乐”的文体观念所造成的。
但是，在词人作“妇人语”的创作潮流的深处，毕竟包含了某种程度的新概念，新信息。否则，它无法成为文学史上的一株奇葩，成为一代文学的标志，也不能因此而造就出许多受人赞赏的优秀诗篇。
首先，词中涌现很多为女性代语的作品，多少体现了社会对妇女的沣日与关心，中国封建社会向来男尊女卑，妇女的命运，妇女的痛苦，妇女喜怒哀乐的内心世界在之前的文学作品中很少为社会重视。而到了唐宋词中，很多士大夫们不惜放下架子设身处地去体味女性的内心世界，为那些地位低下的歌妓侍妾“写心”“立言”，这种举动自可视为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如长期混迹于下层社会的柳水，即交有很多的知心“女友”，在他生前，他们之间固然是两情缣绻，在他死后，也足由她们集资安葬。这样的生死之交自然触发了柳永的深晴。他在为她们“代言”的一组词中，就倾诉了深深的祝福：“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坐，免使年少光阴虚过”。故而，从一定意义上说，词人好作“女性”声不光是文学领域里的新景观，它同时有反映出由于社会进化，人性抬头所带来的思想观念方面的微妙变化和某些新的信息：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词中大量出现“男子而作闺音”的现象，又昭示了古代文学在审美心理方面的重要转变。众所周知，古代文学由于长期受到儒家理论的制约，一直强调“文以载道”和“诗以言志”的传统原则，因此经常表现出一副严肃正经的面孔。尽管《诗经》、《楚辞》以来，文学创作中描写恋情，棠情与体现“艳美”“柔美”的心理作品实际上小绝如缕，但毕竟只能屈“支流”的地位。到了唐涛和唐传奇中，情况才有所改变。但事情的真正改观，却还应该发生在唐宋婉约词中，借用刘熙载的一句评语，到了这时才真正出现“儿女情多，风云气少”，由“艳美”和“柔美”支撑天下的新局面。试以柳永词为例，其中多的便是愁、怨、伤、悲和温柔、软、纤之类的字面。人多市“多愁多病”之人(《安公子》)，心是“温柔心性”之心(《红窗听》)。词人盼望的是“百态千妖，再三偎着”(《小镇西》)，词人所遗憾的又是“月不长圆，春色易为老”(《粱州令》)。他所着力表现的，便是千种儿女风情和一片“厌厌似病”的柔软心态，而照理来讲，如此狭隘的题材内容和如此侧艳软媚的风格，几近似于有些“病态”；然而却受到了当时人的广泛欢迎，达到“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唱”的地步、这足以证明，“以艳为美”和“以柔为美”的审美心理是一种普遍弥漫与当时社会及词坛上的思想潮流。
人们常说“词为艳科”，词以“婉约为宗”。这就表明，唐宋婉约词人心中，以由“以词为美”和“以柔为美”的审美心理，占据着“主流”和“领袖”的地位。这与前代文人相比，简直是划时代的转变，而自此以后，我国古代文学就出现了“萧心”和“剑气”，刚美与柔美互不偏废的新局面了，而其中，尤以表现爱情与柔美的作品更加动人心弦。如《红楼梦》第二十三回“西厢妙词通戏语，《牡丹》艳曲惊芳心”，就借林黛玉的口称赞这类既艳且柔的作品为“但觉词句警人，余香满”。
词中的这一奇特现象，并非偶然出现，它是一定社会心理的艺术结晶。除去消极或病态的那方面外，还有积极的一方面。它所曲折表现出的对于妇女的理解与同情，它所拓展的新的文学表现领域，特别是它所采用的为女性“代言”的“自白”式手法，对于宋元后的戏曲小说，实际产生过重大的影响。读着曹雪芹为林妹妹所写的《葬花诗》，不能不为由唐宋婉约词大胆采用而后又在戏曲小说中得到广泛应用的男子作“女声”所产生的美妙艺术效果而赞叹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