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试析清初李渔小说的艺术特色和喜剧化的内在精神
作者：蒋云芳
（二）李渔小说游戏神通的笔法
李渔生活时代的社会矛盾、丑恶的现实，在作品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涉及，但为追求“一夫不笑是吾忧”的效果，李渔在他的作品中常常虚化生活的本质内容和人物的真实情感，采取“游戏神通”之法淡化矛盾、掩盖丑恶。《改八字苦尽甘来》是劝化读者要“修身立命”的，而对于官场中要人“洗去良心”“告辞天理”的揭露是十分尖刻的。“不是撑船手，休来弄竹篙。衙门里钱，这等好趁！要进衙门，先要吃一服洗心肠，把良心洗去；还要烧一分告天钱，把天理告辞，然后吃得这碗饭。”衙门里的罪恶本质被一语道破，官府中那些丧尽天良的家伙受到尖锐的批评，表现出作家对生活真实的洞察与理解。但接下去，李渔马上笔锋一转，以“改八字”的宿命论的“神通”，把蒋成的八字刚好改成与刑厅的八字相合，于是命运得到改变，官久致富，平步青云，把严肃的社会问题变成了命运问题，把沉重严酷化为轻松的微笑。《生我楼》揭露的是野蛮之极的捆包论斤买卖妇女的行径。战争给妇女带来的无尽痛苦，使她们根本就没有人格和尊严可言，像猪一样被称斤买卖，“把这些妇女当作腌鱼臭鲞一般，打在包捆之中，随人提取。不知哪一包是腌鱼，那一包是臭鲞，各人自撞造化。那些妇人都盛在布袋里面，止论斤两，不论好歉，同是一般价钱。”这本是一个令人发指的血腥场面，但李渔随即用调侃的笔调写道：“造化高的，得西子、王嫱；造化低的，轮着东施、嫫姆，倒是从古及今第一桩公平交易”，把残酷的人口买卖，竟近乎恶习的用喜剧化的方式称之为“古今第一桩公平交易”，带给的微笑只能是苦涩的、辛酸的。而且这一桩买卖，更是被写成了姚继和亲生父母以及情人团聚的契机，悲剧转化为喜剧。战争的动荡，百姓生活的艰难，被笼上了一层粉红色的薄纱，形成一种虚幻的、朦胧的、凄艳的美丽。造成这场灾难的历史原因，社会生活的本质被机巧的故事所淡化，成为模糊不清的远景世界，已不再能够引起人们真切的感受，企图借此而进行的惩劝，失去了它本身该有的力量，缺乏深度和力度。
（三）李渔小说情与理的悖论
在李渔的小说中主要体现在对传统道德伦理观念的解构上。李渔小说中有一种明显的模式：避开对社会、现实、人生的触摸，对传统、伦理、神圣、庄严进行反讽，并置惩劝于喜剧的气氛中，让读者在出人意料的惊奇中得到消遣性的微笑。小说表面所标榜的劝惩，所谓的道德因果往往只是为了结构故事的需要而设置，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抱着讽刺和揶揄的态度。
《丑郎君怕娇偏得艳》中，李渔对“红颜薄命”进行了他的阐释，阎王在判一个极恶之人时，罚她做一个绝标致的妇人，却嫁于一个极丑陋的男子，而且夫妻都活上百岁，还说这才是惩奸治恶的极刑。这是对通常意义上的“红颜薄命”所唱的反调，显得十分新鲜、独特，同时也显示出李渔对世界的感受——人，不得不屈从于命运的安排。《美男子避惑反生疑》是写一个错案，但错的原因竟是在于办案的是个清官。对道德的盲目自信，“所以怪不得近来的风俗，偏是贪官起身有人脱靴；清官去后，没有尸祝。只因贪官的毛病，有药可医；清官的过失，无人敢谏的缘故。”所以清官不受责难，正是害事的地方。表现出了李渔“才能高于传统道德”的观念。《男孟母教合三迁》，写的是一个男同性恋者甘为人妇，不慕权势，为表相爱之情而自我阉割，“丈夫”死后为其守节，最后竟得“诰命夫人”之封号。小说中的情节和调侃式的议论，把中国传统的一些既定的伦理道德置于十分荒谬的前提下加以运用，造成一种乖谬感。作者甚至把主人公比喻成“孟母”，这其中恐怕包含了不少讥讽的味道。
《合影楼》是讲男女相恋的故事。一开首讲男子妇人若是动了念头之后，“总是拼了一死，定要去遂心了愿”的，所以是无法防范的，但接着李渔摆出一副“说教”的面孔，引用“儒书云：男女授受不亲。道书云：不可见欲，使心不乱”这一类话，似乎这是预防“男女相慕之情、枕席交欢之谊”的一帖良药，但随即笔锋一转，对儒道圣贤的伦理道德进行了揄揶。“要晓得古圣先贤，也是有情有欲的人，都曾经历过来，知道一见了面，一沾了手，就要把无意之事，认作有心，不容你自家做主，要颠倒错乱起来。”只因古圣先贤们自己“颠倒错乱”过了，所以才立下规矩不让别人“颠倒错乱”。在李渔的眼中，古圣先贤所立下的传统道德伦理本身就是十分荒谬可笑的，劝惩的目的又从何谈起。《夏宜楼》中，谈论男女之事，“但凡戏耍亵之事，都要带些正经方才可久。尽有戏耍亵之中，做出正经事业来。就如男子与妇人交媾，原不叫正经，为什么千古相传，做了一件不朽之事？只因在戏耍亵之事里面，生得个儿子出来，绵百世之宗祧，存两人之血脉：岂不是戏耍而有益于正，亵而无叛于经者乎？”以混乱的逻辑，搅混了传统观念中的“正经之事”与“戏耍亵”的区别，对传统的性观念进行了大改造，令人拍案叫绝。
乍看李渔的小说，为宣扬“劝善惩恶”宗旨的议论似乎很多，但他的议论的叙述话语中充满了混乱。李渔并不是十分真诚地去批判封建伦理教条，他没有那种严肃的精神。李渔也不主张借文艺作品来讽世，他在《曲部誓词》中表示：“不肯砚田糊口，原非发愤著书；笔蕊生心，匪托微言以讽世。”他的说教尽管一本正经、头头是道，却大多数半真半假，带有一种调笑的味道，他的内心也不相信读者能接受他的道德劝诫。李渔小说在叙述过程中好发议论，所以他的小说显现出很强的目的性，有的篇目几乎成了某种精神理念的演绎。如《鹤归楼》，故事情节已成了触发并证明其人生哲理的材料。但作品本身丰富而深沉的社会人生内蕴的缺乏，使他的劝惩目的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受“无声戏”小说观的影响，李渔认为小说艺术具有教化和消愁的功能。当然他的教化并不是真心和严肃的，所以他的小说故意避免触及现实火热人生最敏感的话题，希图以“雅俗并噱”的笑闹诙谐的喜剧来驱散由时代笼罩于人心上的忧愁和暗淡。同时李渔的人格也影响了他的创作境界。李渔自己就评价自己的人格不高，“仰高山形容自愧，俯流水面目可憎”，“山水有灵应笑我，老来颜面厚于初”。文学观和人格的双重局限，导致了李渔小说的某种局限。
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李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由于李渔的小说用戏剧化的形式而过分追求喜剧化的精神内涵，因此对于悲剧的排斥，使李渔成为一个相当纯粹的喜剧家，喜剧效果亦为其孜孜以求的审美效果（即娱乐性的核心内容）。韩南先生认为他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专心致志、最多产的喜剧作家，并且对于其作品之喜剧效果的自豪超过别的一切。但正是这种喜剧性，使小说中劝善惩恶的说教，成为一种表征，而娱乐的情调则弥漫于小说的字里行间，更创造出一派令人笑口常开的喜剧氛围，让人乐而忘忧。李渔的喜剧，在根本上是杜绝悲剧和庄严的，他并没有真正地致力于“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而是致力于引导人们远离忧伤，忘却痛苦，齐登“欢喜地”。在李渔的喜剧中，意趣诙谐，场面热闹，给人强烈的娱乐气息，却缺乏优秀文学应具有的本质——对社会生活的把握，对人类情感内涵的探究，这也是李渔小说的不足之处。所以，有人认为李渔小说中的喜剧，既非正剧，也非悲剧，甚至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喜剧，只不过是一种“娱乐喜剧”、“轻喜剧”而已。
参考文献：
[1]韩愈.重答张藉书.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2.5578.
[2]柳宗元.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2.5826.
[3]李渔.李渔全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4]“The Invention ofLi Yu”,“Preface”,VII,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Massachusetts London,1988.
[5]杨义.杨义文存(第六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394.
[8]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J].鲁迅全一卷《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92-193.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