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现代文学的一朵奇葩——《围城》
作者：刘明宇
[关键词]《围城》 讽刺 语言
《围城》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朵奇葩，给我们提供了超越时代的审美和文化意义。一方它富有特点的讽刺风格给我们提供了永恒的审美经验和社会心理需要；另一方面，它的讽刺形式不仅揭穿了历史现实中的丑恶本质，而且这种讽刺形式所触及的人性缺陷是人类认识自身和完善自身的恒久启示。第一个清去钱氏小说上面的尘土，使钱氏小说现出辉煌的是一个叫做夏志清的海外学者。1961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这本书中，为《围城》设了专章，认为“《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并说：“《围城》尤其比任何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优秀。”我们虽不一定完全同意夏氏的意见，但也不能说国内直至80年代以前的文学著作几乎全部对《围城》采取无视的态度是可取的。我们应还《围城》在中国和世界文学中应有的地位。当然，更加令我们充分关注的是《围城》在讽刺小说方面的独特审美价值。
（一）《围城》在通过对个体的讽刺达到对时局这个大背景的讽刺
《围城》的背景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的国民党统治区。当时，国民党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日投降，对内镇压，中国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复杂。由于没有出版自由，钱钟书对国民党的残暴统治不能采用正面抨击的办法，只能通过描写生活的某一侧面来进行巧妙的揭露和嘲讽。小说中的主人公方鸿渐同赵辛楣斗口，书中写道：“方鸿渐也许像这几天报上战事消息所说的‘保持实力，作战略上的撤退’”。“保持实力，作战略上的撤退”这句话本来是国民党报纸为自己在日寇进攻面前狼狈逃窜所挂的遮羞布，这里通过人物的口点出，就为读者撩开了这块遮羞布，暴露出里面的肮脏东西，巧妙地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动政策。鲁迅称赞清代讽刺小说《儒林外史》能“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犹在士林”。
《围城》所讽刺的对象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士林”。在抗战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形成了三种类型：一种是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站在抗日前线的优秀知识分子；一种是叛国投敌的汉奸文人；还有一种是依附于国家党，龟缩在大后方，空喊抗日口号却没抗日的行动，甚至妨碍抗日的落后知识分子。《围城》所着力刻画的就是后面这种知识分子的形象。由这些萎靡不振的知识分子所把持的三闾大学，与其说是一个教育机构，还不如说是国民党重庆政府的缩影。书中写这所所谓国立大学为了模仿英国牛津剑桥大学的教育制度，实行导师制，并且要在饭前饭后祝福。“不过，中国不像英国，没有基督教的上帝来听下界申诉，饭前饭后没话可说。”训导长李梅亭搜索枯肠，只想出来“一粥一饭，要思来处不易”二句，大家哑然失笑。儿女成群的经济系主任自言自语道：“干脆大家像我儿子一样，念：吃饭前，不要跑；吃饭后，不要跳……”
当时，全国人民都在为祖国的生存而浴血奋战，可是躲在大后方拿着高薪的这些知识分子却在那里为了个人的私利勾心斗角，搞一些庸俗的活动。事实本身就是一种绝妙的讽刺。从这所“大学”里，就可以看出当时社会制度的腐败程度。国民党根本就不是为了传授知识而办大学，而是为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搜罗一些惯弄权术的“教授”“专家”，为自己培养忠实的走卒。如果这些教师的思想稍有反抗，轻则丢饭碗，重则关押、杀头。三闾大学赶出方鸿渐的理由，就是因为发现他手中有一本拉斯基的《共产主义论》，从而说他思想有问题。
《围城》没有着意去搜罗什么奇闻轶事，来博得读者廉价的笑声，而是将讽刺的笔触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使之带有深刻的认识意义。书中嘲讽一个在抗战时期仍唱靡靡之音《春之恋歌》的女“明星”：“那女明星的娇声尖锐里含着浑浊，一大半像鼻子里哼出来的，又腻又粘，又软弱无方，跟鼻子的主产品鼻涕是有同样的品性。可是，至少该有像鼻子那么长短，才包涵得下这弯绕连绵的声音。”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对投降日寇的汉奸，则进行无情抨击，“鼓吹‘中日和平’的报纸每天发表新参加的同志名单，而这些‘汉奸’往往同时在另外的报纸上声明‘不问政抬’。这种讽刺的特点是把锋芒仅仅对准某个人、某件事，而将这样滑稽的人和事放到激烈动荡的社会背景上去，达到对社会的揭露。
《围城》的讽刺立足在真实的基础上，把丑恶的现实赤裸裸地展示在读者的面前，“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小说作者就像一个高明的外科医生，用“讽刺”这把解剖刀，剖开了社会制度这个恶瘤，使读者觉得可笑、可鄙、可厌。鲁迅赞叹《儒林外史》刻画人物能“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围城》的作者也有这处本领。他善于无情地一层层地剥去那些知识分子的华丽外衣，把这些人物放在立体的显微镜下，使他们卑琐的灵魂一丝不挂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在刻画人物方面，高度地体现了钱钟书讽刺技巧。
（二）《围城》善于根据不同的对象进行不同程度的讽刺
作者在序中说：“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书中的人物大都是一些庸俗自私、得过且过的落后知识分子，作者对他们没有什么好感，都用嘲讽的笔调来描写他们。而嘲讽的程度则视笔下人物的社会地位和思想情操的不同而不同，绝没有平均笔墨，各打五十板。
买办张先生喜欢在说中国话时夹一些无谓的英文，来标榜自己身价的高贵。书中写道：“他并无中文难达的新意，需要借英文来讲；所以他说话里嵌的英文字，还比不得嘴里嵌的金牙，因为金牙不仅妆点，尚可使用，只好比牙缝里嵌的肉屑，表示饭菜吃得好，此外，全无用处。”对这个靠投靠外国资本家、剥削中国人而发国难财的洋奴，进行的是无情的揭露和抨击。
后任三闾大学训导长的李梅亭，在去学校的途中带了大批西药。“他的药是带到学校去卖好价钱的，留着原封不动，准备十倍原价去卖给穷乡僻壤的学校医院。”同行的孙小姐病了，向他讨一包仁丹，他怕拆了封卖不出好价钱，不愿给，后来只给了她几粒已折过封的鱼肝丸。这样的细节描写，突出了他吝啬贪财的一面。读到这里，自然就使我们想起《欧也妮·葛朗台》中的守财奴形象。李梅亭比葛朗台更精明，更善于掩饰。
通过对这一群庸俗自私、得过且过的落后知识分子的讽刺使读者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这快危机四伏的大地上，不经过疾风暴雨式的革命运动，是不可能改变现状的。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制度的弊端和落后知识分子心理上的病态，都逃不出《围城》作者的锐利目光。钱钟书之所以能将讽刺几手法动用得如此娴熟，如此成功，这与他毕生致力于研究比较文学分不开。他既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儒林外史》中传统的讽刺艺术，又汲取了欧洲一些讽刺艺术大师成功的经验，加上他对社会对人生的观察，对文学表达艺术的苦心钻研，形成了他作品中独特的讽刺风格。
《围城》虽然是部以“尖刻”闻名的讽刺小说，但它的讽刺手法却来得细腻婉转。《围城》的讽刺就像一把藏而不露的利刃，常会在笑语中脱颖而出，它并不剑拔弩张但自有一种凌厉之气。尖刻的内涵总是通过机智俏皮、风趣幽默的外壳表现出来，在看似轻松诙谐的气氛中熔铸了讽刺的强度和批判的力度，从而形成其独到的讽刺艺术风格。《围城》的讽刺风格如此的与众不同，使得这篇小说成为现代小说百花园中的奇葩、一朵娇艳的“刺玫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