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也谈李杜诗作风格的差异

作者:李艳霞




  [摘 要]李杜氏诗作的区别在哪里呢?用王国维的话说,李白属于“主观诗人”,杜甫属于“客观诗人”。李白擅长自我抒情,绝大部分是抒情诗,他的叙事诗也带有抒情色彩;杜甫擅长客观描写,代表作是叙事诗,他的抒情诗也带有客观色彩。杜甫诗的社会内容是通过一幅真实而生动的社会生活图画直接呈现的,因而容易被人认识。李白诗歌形象主要是诗人自己,而不是客观的社会生活,因而不容易被人认识。
  [关键词]诗作 风格 精神 思想 差异
  
  从主观方面,强调李诗的“神”、“气”、“奇”等主体性特征;从客观方面强调杜诗的“风雅比兴”(社会内容)。从主客观关系方面,强调李诗的主观统摄客观的气势和力量,以至达到主客统一,构成物我不分的高超境界。这个问题笔者下面只要分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李、杜诗作的基本差异
  
  作为“主观诗人”,李白诗歌创作的首要特征就是他的主体性原则。
  李白创作的主体性原则表现在:他始终以“自我”为中心,强调和提升主体的作用,以至达到对客体(描写对象)的驾驭、征服的程度。我们举他的《蜀道难》来说明。理解这首诗应该紧紧抓住诗人形象这个主体,仅仅把本诗理解为描写奇丽的山川景象,或者在诗歌的寓意上过多猜测都会影响对本诗精神的把握。诗人反复咏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其用意正在于处处暗示诗人形象的存在。这首诗出现的一系列动词,如“嗟”、“扪”、“抚”、“坐”、“问”、“见”、“听”等都表明诗人置身其中(尽管是在想象中)。诗人面对险峰绝壁,时而惊叹,时而赞赏,毫无惧怕心理。正是在这样的主体征服客体的过程中,诗人的精神得到升华,读者的情绪也激昂起来,获得极高的美感享受。
  探索一下杜诗处理主客观关系。诗人在描写方式上是把对象当做一个整体作深入细致地刻划;在抒情方式上是把个人情感渗透于描写对象之中,即所谓“寓主观于客观”。试以《丽人行》说明。诗作于天宝十二载春,讽刺杨家兄妹骄纵荒淫的生活,借以反映君王的昏聩和朝廷的腐败。这首诗刻划细致入微、态度严肃认真、叙事有条不紊,甚至对丽人的体态、意态和服饰肴馔等细节的描摹都历历可见,明显体现出客观性的特点。诗人正是在这样一本正经的描述中达到讽刺的目的。正如浦起龙所说:“无一刺讥语,描摹处语语刺讥;无一慨叹声,点逗处声声慨叹。”
  我们再看他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首诗和李白的《蜀道难》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出现了诗人的形象。但杜甫的这首诗,尽管感情很强烈,抒情主人公的形象也很鲜明,但在描写上依然层次分明。他从风吹茅屋写起,接着写茅屋“洒江郊”、“挂林梢”、“沉塘坳”;从群童的盗草到诗人无可奈何的情状;从夜色的降临到自己一家人雨夜之中的窘状,由此推而广之,最后发出“大庇寒士”的感慨。
  
  (二)李、杜诗作精神的差异
  
  杜甫直面人生,忧国忧民。李白也不满现实,他虽然已被现实“牢笼”,却不愿意接受,反过来却想征服它。那么,李白是如何征服现实的呢?直接反抗现实社会制度对诗人来说是不实际的,他只能采取在精神上征服现实的态度,通过梦境、幻境、徜徉山水甚至醉酒生活,超尘脱俗,追求精神的自由解放,这是李白诗歌特多这方面题材的重要原因。他自称“常时论酒逐风景,壮心遂与功名疏。”最有代表性的还是《梦游天姥吟留别》。这首诗对梦境和仙境的描摹都很细致,先写天姥山的气势,以为各种瑰丽奇险境界的出现作铺垫,在梦境和仙境中,诗人是自由的和快适的。你看他飘然飞渡镜湖,在湖月的映照中来到剡溪,穿上自己仰慕的诗人谢朓的木屐,在渌水荡漾声和猿啼声中登上青云梯……“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如流水。”梦境仙境不可得,只有“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去到那山水中寻找适意的生活了。然而在山水中就能摆脱现实的“牢笼”吗?回答自然是否定的。诗人不得不面对严酷的现实,遂发出“安能摧眉折腰侍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愤慨长叹。
  杜甫目光始终注视着社会现实。他关心国事,同情人民。无论是叙事记行的,还是抒发情怀的,大都伤时忧国,缘事而发,有着丰富的社会政治内容、浓郁的时代气息。通过一部杜诗,可以清楚地看到唐朝由胜转衰的历史轨迹、种种表现和历史原因,诚如浦起龙所说:“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玄宗、肃宗、代宗)之事寄焉者也。(《读杜心解》)杜诗有史诗的美称绝不是偶然的。
  杜甫这种关注现实的精神是通过对社会现实现象作典型概括和深入细致地刻划来完成的,和李白那种超脱现实又反过来征服现实的态度是相反相成的。徐而庵说:“吾于天才得李太白,于地才得杜子美”(《说唐诗》),说的就是这种差异。我们试读他的《兵车行》,这首诗写边战给百姓带来的灾难和痛苦。诗一开始就勾勒出车马喧嚣、行人急走匆匆、亲人哭喊送别的悲惨场面,接着通过对话揭示出征战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和家破人亡的深哀剧痛。
  
  (三)李、杜诗作追求理想的差异
  
  李白与杜甫都有远大的政治抱负,都表现出对理想政治的执著追求。李白一生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杜甫也不止一次地说过:“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但是在理想政治的实现途径上和理想层次的追求上,李白和杜甫表现出相当大的差异。李白自视很高,他常以大鹏自喻,“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上李邕》)他不屑走一般士子所走的科举之路,而是要一跃而为宰相。实现政治理想后又功成不居,“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对于这种思想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是“入世”和“出世”这一对矛盾在李白身上的反映。李白在追求政治理想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人生追求——这就是对自由理想的追求。“入世”也好,“出世”也好,都被李白当做实现自我和实现自由的方式。“入世”肯定自我价值,展示自己的政治才能;“出世”摆脱对“自我”的束缚,达到自由适意的人生理想。“入世”和“出世”都统一在对自由追求的大目标下,实现自我和追求自由在他身上是一致的,这就是李白的独特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