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高校“职业教育主义”之我见
作者：陈飞虎
关键词：高等教育；教育理念；教育行为
大学存在两个目标冲突：一个是纯粹对真理的追求；另一个是为人们毕生的事业做准备。
黄炎培先生说：“人生必须服务，求学非以自娱。无论受教育至若何高度，总以其所学能应用社会、造福人群为贵。彼不务应用而专读书，无有是处。”1926年，黄炎培先生更进一步提出了“大职业教育主义”，认为“凡教育皆含职业之意味”，指出职业教育应贯彻于各级各类教育之中。
黄炎培先生的职业教育思想对我国的高等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新中国建立以来，从1950年一直到90年代初期，我国高等教育基本上是以本科教育为主，专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所占的比例都很小。在很多年里，本科教育在校学生数占到全部高等教育学生数的80%以上，有些年份甚至达到90%以上。这就是说，我国社会所需要的大量应用型、职业型和技术型的人才只能由本科教育来培养。本科教育必须与社会职业需求相对应，否则，高等教育将无法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对高级人才的需求。正因为如此，我国的本科教育形成了专科化，甚至职业化的教育模式，形成了过分专门化、过分功利性的教育导向。
如今，一方面是企业可用之才不足，另一方面是毕业生就业无门，这种尖锐的现实问题使纯粹追求知识的目标在大学已变得更加模糊。每个企事业单位都认为：大学的存在使他们没有必要再去培训自己的员工，他们想从大学得到尽可能现成的“产品”，从学生毕业那刻起就能发挥尽可能大的作用。这种愿望对大学的影响会成为每个人上大学的目的是想得到某种培训。因此，以培养学生适应特定职业为目标的专业学科如新闻、商科、法学、医科、公共行政等比一些侧重学术的学科发展要迅速得多。
人们对高等教育的认识已陷入了一个误区，简单地把专业与职业划等号，认为专业教育就是职业教育，专业教育变成了与职业对口的教育。功利性和实用性知识成为教育的唯一追求。教育活动缺乏超越性价值和人文内涵。学生在智力上的进步，取决于他们在校的出勤时间、所修课程的课时以及在授课教师主办的考试中重复上课内容的比例。事实上，这些标准不应该被看作是智力的真正指标。这些标准之所以被采用，是因为人们需要一些方法，对付扩招之后大量的学生，而这些方法是最简便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着大学的基础活动被一波又一波的职业教育主义所淹没。这种将大学教育职业化对大学而言显然是十分有害的，对学生、教师、专业乃至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都是不利的。
就学生而言，职业教育倾向对学生理解本学科是灾难性的。某商学院里流行这样一个笑话：一堂会计课上，老师问学生一个会计方面的概念，学生回答不出来。老师说，一个概念都弄不明白，将来怎么从事会计工作，更谈不上当老板了。学生回答说，你只要告诉我当老板的技巧就行了。这个学生的立场就是说，我是来学习当老板的技巧的，你讲的这些概念跟我有什么关系？换一种思维方式就是，上学是为了学习专业性的操作，教师必须在每堂课上都要使学生明白讨论的问题对今后的经验和成功解决问题有直接的关系。否则，学生就会感到自己被学校和老师骗了。
对教师而言，教授的声望和晋升完全取决于他对自己学科的贡献。职业教育倾向则使事情有了另一方面的转变。富有影响的大学教授并不是由于他们智力上的能力和对学科的贡献，而是他们实际经验的长度、广度和深度。如市场营销系的一位非企业出身的教师，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装得自己好像已经在企业领导岗位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如果学生认为他通晓市场营销，就会认为他是一位好教师，至于他在学术上的失职随之就会被学生忽视或得到原谅。
职业教育主义会导致浅薄和孤立，它贬低了课程和教职人员的价值，剥夺了大学唯一的生存理由。对专业而言，当大学及其下属的专业学院放弃创造性思维并蜕变成职业学校时，专业也必将蜕变。这不仅贬低了大学，也不能提高专业的地位。因为学科脱离了与整个学术的联系就会失去意义。
如果一个学生将他的整个大学时光都花费在特定的职业准备上，一旦以后没有从事这项职业，所有的努力将会付之东流。其实，行业的诀窍不可能在一所大学里全部学到。世界天天变化，甚至时时在变化，从业者很难跟上这些变化，更不要说那些脱离实际工作的教授。即使这些教授能跟上这些变化，也不能保证这些做法在学生实际运用时仍然有效。
大学的主要作用是传播知识，创造知识，解决社会问题。如果一味强调学生就业这个适切的对象，强调现时的参与服务，趋向于学生所希望的东西而不是有价值的东西，大学课程的合理性和所要承担的义务就会误入岐途，因为大学并不是暂时存在的，它的持久的适切性是与整个过去和未来有关的。
大学不是要确保掌握这种或那种知识，而是要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确保记忆力受到锻炼，理解力得以提高，判断力得以纠正，道德情感得以升华。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为从事任何专业（出于自由的意愿并基于专业本身的理由，而不是为了糊口谋生）所必须的技能、自由和能力。李普曼说：“我们个人或社会行为的成功最终都建立在我们对自然、宇宙的认识之上；建立在我们对历史长河中的人类的命运的真实信念之上；建立在关于善与恶以及如何区分善恶、关于真理以及区别真理与谬误的认识之上。当真正反映事物本质的知识按人类的需要组合起来并满足人们的希望时，智慧就会从知识背后呈现出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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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本文责任编辑：洪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