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生态文明观照下的高职教育
作者：熊惠平
关键词：高职教育；环境；社会责任；生态文明
环境社会责任与生态文明建设
人类文明作为人类文化发展的成果，即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它经历了人不敌天的史前文明、天人合一的农业文明与人定胜天的工业文明三个阶段。工业革命前的史前文明或农业文明尽管已存在环境问题（环境问题实际与人类始终相伴），但总体上人类是在敬畏中保持着与自然的相对平衡，环境问题至多只是自然性经济增长的“点缀”，环境社会责任的思想还处在萌芽期。工业革命开启了工业文明时代，新技术革命带来了人类经济与社会的一系列深刻变革，愈趋严重的环境破坏问题便是其突出表现之一，环境社会责任的思想逐渐为人们所关注和重视。21世纪以来的后工业化时代，以全球变暖为集中表现的世界性环境危机，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关于环境社会责任的国际化浪潮，使环境社会责任思想走上了前台，并开始化作旨在构建生态文明社会的绿色实践。其深刻背景在于世界工业化的发展使征服自然的文化达到极致，需要开创一个新的文明形态以延续人类的生存，这就是生态文明——一种以构建“人—自然—环境”复合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这是一种新境界下的天人合一。
我国以改革开放三十年来GDP年均增长9.8%的业绩跃升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然而却付出了生态透支的巨大代价。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这既是和谐中国建设的本质要求，也是以绿色崛起为支点，作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所肩负的大国责任。与世界上主张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相吻合，表明东西方在“生态文明”这一平台上将重新融合，而生态文明正是科学发展观重要的文化内涵。
“经验技术→科学技术→绿色技术”演进与高职教育
斯特龙伯格指出：任何一个时代都有一种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影响着思想和表达的所有领域。同样，环境社会责任思想对教育的影响也不例外，同时，教育又反作用于环境社会责任思想的完善、环境技术的革新与环境制度的建设。因为无论是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环境技术难题，还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环境制度难题，都离不开教育，包括高职教育在内。因此，应建立环境社会责任思想与教育的内在联系。对于高职教育而言，如何构建绿色新体系是一个崭新的课题。
黑格尔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这是指要有真正的大学精神。其实，自从有了大学，大学似乎始终陷于一种身份迷失的境地：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旷日持久的矛盾与冲突，最终归结于“象牙之塔”与“社会责任”之间的抉择，其核心是“无用”与“有用”之争。基于文明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成果，而教育又是文化制度的重要基石的思路，在以“自然文化或人文文化→科学文化→生态文化”所形成的“史前文明或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的背后，是“人文教育→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并存以致为后者所主导→人文教育回归后与科学教育的有机整合”的变迁。在以生态价值观为指导的社会意识形态、人类精神及社会制度下，生态文化在国际绿色社会责任的浪潮中，形成了对于大学精神重塑与教育持续成长的全新挑战。“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走产学研结合之路”的高职教育又该做出怎样的回应呢？不妨沿着上述变迁路径导出的“经验技术→科学技术→绿色技术”的发展轨迹，对这种具有较高层次的“技术+职业”的教育做出解读。
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就是一部技术发展史。“技术”在工业革命以前的涵义是“艺术和手工技术”，来自于生产或工作的实践体验，形成了经验技术。工业革命以后，随着生产的复杂程度和精确度的提高，技术的内涵包括了逐渐增多的智能技巧，这是技术内涵变化的第一个转折。科学原理应用于产品制造和生产管理，实现了科学与技术的有机结合，从而形成了技术的科学化，即理论技术。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技术”一词的应用更广泛，技术的内涵也从物质性领域走向了非物质领域，这是技术内涵变化的第二个转折。因此，现代技术是为社会生产和人类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服务的，供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物的物质手段、精神手段和信息手段的总和，既可以表现为物质实体形式，又可表现为精神智能形式。由于单纯的理论技术所固有的特质（科技革命将人变成了“技术人”）以及其身处商品经济旋涡的时代局限性（商品经济又使人变成了“经济人”），一种塑造全新的“社会人”的技术，即在履行环境社会责任的崭新文明——生态文明观照下的绿色技术就顺势而生了。绿色技术是在“技术﹢绿色”的组合中，以技术为依托，服务于绿色制度建设，实现具有功利倾向的技术与具有环境社会责任意识的成功对接。同样，担当先进文化的把握者与传承者角色的高职教育，以培养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为己任，对于以绿色技术为平台构建绿色文化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不仅如此，作为职业教育，高职教育又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实践活动，其本质由该实践活动所包含的诸要素之间的矛盾运动所决定。因为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分化与整合，职业生活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逐渐成为居于首要地位的实践活动，职业这种社会形态具有经济性、技术性与社会性，成为综合反映社会成员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经济状况、文化水平及思想道德水平的指示器。因此，高职教育就成为社会成员获得职业身份或职业资格的一种社会化过程。换言之，只有与社会生活和社会服务密切相关的高职教育才具有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因此，高职教育这种“技术﹢职业”的特有规定性，使其自觉和不自觉地处于市场经济的最前沿。显然，在“象牙之塔”与“社会责任”的天平权衡中，高职院校更应倾向于肩负时代赋予的责任——完成从技术到绿色技术的嬗变，这正是高职教育以科学化的人文教育与人文化的科学教育的有机整合服从并服务于生态社会建设根本要求的客观反映；而高职教育支持和帮助企业做一个“好公民”——履行绿色社会责任则是很好的切入点。
“三大法宝”、“两大抓手”与绿色高职教育
高职教育要培养和建立对于环境责任的“公司良知”，必须实现向绿色教育的根本转型。这就要倚重于同样作为高层次学校所具有的“三大法宝”，即人才培养、社会服务与科学研究。就人才培养而言，高职教育要以培养具有可持续发展理念、知识和技能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宗旨，在教育教学制度安排、专业课程设置和建设、师资引进和培养、实践实训基地建设等方面引入并渗透“绿色”。特别要指出的是，在“人的成功未必导致自然的失败，但自然的失败必然带来人的不幸”的历史警示下，高职院校不仅要通过具有绿色情境的教学和实践训练，培养专业技术应用人才和管理人才，而且要培养具有循环经济理念与执行能力的经济管理人才。绿色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的着力点，并不仅限于某个或某几个学科门类，其力度还应体现在对不同学科学生的“绿色”全覆盖上：以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等为主要内容的绿色高职教育，必须渗透到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等综合性教育和实践环节中，成为受教育者生态德性培养、知识素质提高和技能训练的必要组成部分。这种“渗透”实质上就是技术的绿色化过程，是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基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更高层次的整合；这种“渗透”也正是通过人力的提高和人性的提升，培养具有社会良知、有技能的职业人而服务于具有环境保护等“公司良知”的企业的最好诠释。而这本身恰是高职教育所能提供的最好的社会服务。
高职院校支持和帮助企业履行绿色社会责任的重要载体是产学合作。应强化两大抓手：首先，要帮助企业提高降低环境保护成本、提升经营管理水平的能力。因为从长期的、持续的发展来看，实施环境保护会获得经济与环境的“双赢效应”，但从短期看，必然会导致企业经营成本的提高并引发“双重效应”，即由于环境投资增加而对于其他投资减少的“挤出效应”和由于环境政策实施而对于企业经营决策的“约束效应”。这对高职学生的企业管理能力等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次，要提高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应用转化能力。普通高校有绿色技术的原始创新、自主创新优势，高职院校的功能与优势就是“中转站”。如果说沿着知识传播的线性模型，普通高校承担了大部分的技术创新任务，那么，这些新技术随即被传播到了工商企业实体，运用它们形成新产品和新服务的任务就要由高职院校完成。高职院校通过对技术的应用和转化，可以架起绿色技术市场化、社会化的桥梁。这对高职学生自主创新的应用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见，高职教育基于“技术→绿色技术”人才培养、社会服务与科学研究的三大功能，实际是浑然一体的：社会服务与科学研究最终都要落实到高职教育应培养又好又多的具有“绿色素质"的高技能人才这一根本宗旨上来。
参考文献：
[1]沈满洪.绿色浙江[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82-83.
[2]沈洪涛.公司社会责任思想起源与演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46-47.
[3]姚国华.一个民族需要关注天空的人[N].21世纪经济报道，2006-08-07：（32）.
[4]赵细康.引导绿色创新[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120-122.
作者简介：
熊惠平（1963—），男，湖北孝感人，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教育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