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39卷 魏晋南北朝文学史

　　本卷提要
　　本卷内容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发展状况，时间断限大致为自东汉献帝建安元年（１９６年）到陈后主祯明三年亦即隋文帝开皇九年（５８９年），出于体例的考虑，隋朝文学未纳入本卷叙述范围。
　　具体内容共包括１。社会政治思想文化背景；２。诗歌创作及主要诗人；３。辞赋及骈文；４。志怪与志人小说；５。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６。南北乐府民歌。除概论和结语外，以朝代为基本单位，共分八章叙述。
　　叙述上采用点线面相结合方式，对代表性作者及其作品进行重点分析，兼及同时代的文学群体及前后源流影响。其余各种文学体裁，亦着重阐明其具体创作手法与艺术特色，并从历史与文化高度对其作出评价。
　　一、魏晋南北朝文学概述
　　魏晋南北朝，是古代文学发展中一个承先启后的重要时期，在４００年乱世的贫瘠土壤里，生长发育了中古时期最灿烂的文化，而其中文学方面的成就尤令人瞩目。文坛上，不仅可见许多文学形式产生、发展，奠定了后世创作的基础，而且有些体裁，在当时已经达到巅峰，其绚丽精美，非但空前，亦为后世所难以企及。
　　此时期文学发展最可称道者略有四点：其一，是诗歌艺术汇源导流，走向成熟。魏晋南北朝诗歌在承袭《诗经》、《楚辞》、汉代民间乐府和古诗１９首优良创作传统基础上，思想上又为后世开创了关注现实，积极进取的建安风骨传统；体式上完成了古诗从四言、骚体到五言乃至七言的发展过渡，尤其五言诗在形式上完全成熟，成为古代诗人沿用千年的正统诗体；内容方面则开辟了咏怀、咏史、游仙、招隐、玄言、田园、山水等丰富多采的题材；诗坛上涌现的曹操、曹植、嵇康、阮籍、陆机、左思、郭璞、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朓、庾信等作者，均属古代最伟大诗人之列。
　　其二是骈文的创作成就。魏晋南北朝的骈文，是一种艺术水准很高的精美文体，代表了当时社会人们对文章写作的审美追求。骈文虽注重形式美，却并非空洞没有内涵，它以作诗的方法作文，使文章具有诗的独特韵昧和魅力。骈文音节和谐，用典考究，对偶工整，说理因难见巧，精辟有致；抒情清新含蓄，意深辞美；骈赋则铺陈典雅，绮丽华瞻。其中上乘之作，较之先秦诸子、两汉政论及以后的唐宋散文名篇，并无逊色。
　　其三是志怪和志人小说（或曰佚事小说）兴盛发展。在汉代小说已有雏形的基础上，魏晋南北朝的小说，在思想、题材和表现手法上都有很大拓展。
　　它们或用各种灵怪奇异的浪漫主义手法，折射当时的思想、文化和社会风习；或用精悍短小的篇幅，清新隽永的语言，从各个方面生动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和士大夫阶层的言行风貌，其作品不仅兼有文学和历史两方面的宝贵价值，而且对唐代以后不同体裁小说的产生和成熟，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其四是文学批评肇始发端，影响后世。在这一时期各种文学形式丰富发展，文学在受到普遍重视的基础上，文学批评出现繁荣景象。文人思辨能力空前提高，审美意识自觉发扬，对这一时期文学作品的著述体裁、审美内涵、发展流变、作用价值及作者优劣，都有系统精到的分析，形成许多新颖深刻的文学观点，不仅推动了当时的文学创作，也为下一代文学的发展拓清了道路。
　　放在历史、社会和思想文化的大背景下考察，魏晋南北朝文学所展示的成就，一方面是对《诗经》、《楚辞》以来的古代文学成果如汉大赋、乐府歌辞、杂言小说、古诗１９首等篇章的继承和发展，另一方面，也是特定时代环境下的特定产物。
　　正如人们所注意到的，历代文学创作的繁荣，常出自正与奇两种原因。
　　凡国家政治清明，国力强盛，中央集权稳定，文人生活优裕，精神较少压抑，能自由选择出处，臧否时政，文学一般都发展昌盛，如盛唐北宋之例；相反，在朝政昏乱，战祸绵延，民生凋敝，文学之士的生存和精神自由都面临威胁之时，也可能激起文土强烈的创作冲动，写出最出色的文学作品，从而出现文学创作的繁荣。魏晋南北朝恰好是后一种情况的典型例子。
　　如果更具体地探寻魏晋南北朝文学繁荣的动因，《文心雕龙？时序》篇有关建安文学的一段著名议论颇有概括性： 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析而言之，这４００年历史中的 世积乱离 ，生民多艰，使得思想上崇尚理想而内心世界敏感复杂丰富的文人士大夫，在目睹乱世里百姓转死流亡的悲惨命运并面临理想破灭，道义沦丧，人的生命与精神都受到摧残的现实境遇时，常常选择文学活动作为他们寻求安慰解脱，对昏乱的时政进行积极或消极反抗的重要手段。这一做法当然首先是由文学原本具备的美善刺恶抒情言志，以俾政治教化的传统功能所决定的。许多理想主义诗人，本着 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以风其上 （《毛诗？序》）的宗旨，以激烈的情怀反映现实，针砭流俗，抨击黑暗，抒发忧生忧世之慨，表达用世之志，宣泄政治情感，创作了许多诸如《诗》中变《风》变《雅》一类慷慨之作。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文学所蕴含的怡情审美的娱乐价值亦渐渐得到开发。所以在很多时候，内心痛苦软弱的文士，常藉诗文创作摆脱世事的困扰，娱悦精神，怡养性情，东晋南朝文学表现出的 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 ，实际上是这一情况的反映。
　　而从创作的主体来看，此时期知识分子在精神人格方面的觉醒觉悟，无疑极大地促进了文学创作的繁荣发展。传统的儒学，本是一种社会理想与道德哲学、世界观与人生观融合为一的思想体系；儒学知识分子，受孔子道德人格影响，对人生也总抱有政治和道德的两重理想追求，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进入东汉社会后，士大夫的个体自觉意识尤其有很大增长。
　　在汉未经学衰落，传统道德陷于危机之后，玄学引老庄进入旧有价值系统，改良完善儒学本体，使之具有更大的思想包容性。而士大夫亦将原有的重视个人道德修养进一步发展为强调人格精神的自由完善，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由此，使知识分子对一己精神的存在愈加珍视，也更加渴望精神生命的长久延续，崇仰 三不朽 的境界。然而在乱世里，注定了人们无法实现夙有的 兼济天下 的政治理想，流逝的时光，又使一切外在的功业迅速湮灭， 立德扬名 ，谈何容易！真正不朽而流传久远的东西只能是那些具有永恒魅力的人的内在精神的凝集，即所谓 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典论？论文》）
　　这样透彻的觉悟，促使这一时期的一代代文人在理想仕途受挫，价值取向转换调整之际，将个人的志趣转向广泛的文化方面，对文学创作尤其投注了空前的热情。从汉末建安七子到南朝 高斋学士 ，一个个文学集团先后出现，文士因不同的创作主张初步分流别派，推动创作沿自身规律向前发展。
　　流风所及，从事文学创作者的社会身份更加多样化，从前代被统治者徘优蓄之的文学侍从之臣扩展到帝王、宗室、巨官显宦、武人、僧道、妇女等各个阶层。人们对于文学的态度，恰如《诗品》所言： 词人作者，罔不爱好。
　　今之士俗，斯风炽矣。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鹜焉。 从创作的客体看，社会中自觉为文的风气进一步推动了此时期 文的自觉.藉文学活动追求显迹扬名，身名不朽，实际上是确认了文学本身不依附其他任何事物的独立本体价值。而由于文学创作改变了过去为教化服务的从属于政治的地位，这时的文学，也能够强调作品的个性，研究探讨创作的规律特点，在形式、技巧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体裁上愈加丰富多采。在这一过程中，老庄玄学佛道等思想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以庄子思想而言，其寄情山林，感慨哀乐，实为一种极富艺术精神和文学情致的哲学。
　　由于老庄的影响，不仅文学之士的审美层次有很大提高，文学的表现领域也由于山水等题材的进入而日益拓宽。
　　总之，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繁荣，并非孤立的现象，而是与此时文人所遭遇的社会环境和由此产生的思想、心态、情感变化密切相关。它们是前代文化精神的积聚与延续，更是后世文学发展不可缺少的前篇。若想了解历史上无比灿烂的盛唐文学之谜，或许最初的线索正在此时期文学发展之中。
　　二、建安文学
　　（一）特定的孕育发展条件
　　中国古代文学，经过先秦两汉近千年的发展，到汉魏之际的建安时期，创作上呈现出崭新的繁荣局面，所谓 彬彬之盛，大备于时 ，其辞采风力之影响，更远及于后世。
　　建安是东汉献帝刘协的年号（公元１９６- ２２０年），虽然朝代上尚属东汉的范围，但历史的进程，却已从两汉跨入了魏晋新时代的门槛，社会的政治格局，思想风貌都迥异于前代，文学创作从形式到内容上，也都处在从 汉音 到 魏响 的转化过程之中。而建安文学在分期上，亦顺理成章地成为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开端。
　　严格来说，具备建安文学特点的文学创作，并不仅限于建安时期。建安七子中，孔融卒于建安十三年，阮瑀卒于建安十七年，其余如王粲、徐干、刘桢、陈琳、应瑒，并卒于建安二十二年，其创作生涯，固是结束于建安时期；而曹氏父子中曹操卒于延康元年，曹丕卒于黄初七年，曹植则一直生活到太和末年；许多较次要作家的生活年限，也都不止于建安时期，邯郸淳、左延年等人，都卒于黄初以后，其中的吴质，甚至活到太和四年（２３０年）。
　　所以，建安文学创作，实际上是从东汉末年一直延续到魏明帝统治时期，或许，可以将文坛巨子曹植的逝世，视为建安文学创作时期结束的一个标志。
　　无论从整体上还是从作家的个体的创作上看，建安文学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创作的主体，有从最高统治层的曹氏父子，到孔、阮、王、徐、陈、应、刘等邺下七子；再从女诗人蔡琰，到邯郸淳、繁钦、路粹、吴质、左延年、丁仪丁廙兄弟、杨修、荀纬等诸多才士①；更有 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②，可谓 俊才云蒸.虽在戎马倥偬之际，然 当此时也，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 ③， 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 ④，赋诗著文，期诸不朽。其中诗歌是建安文学创作的主要形式，诗人直接继承了两汉乐府和文人诗的创作传统，以反映现实，表现人生为宗旨，缘情尚气，驰骋才华，创作了大量优秀的篇章，不仅极大拓展了诗歌的艺术表现力，尤其推动了五言体式的发展成熟。此外，如章、奏、表、檄等各体文章的写作，亦气势酣畅，文笔兼美；而书疏辞赋抒情写心，志意真挚，文采缤纷，一洗 侈丽 之风而开启后世美文之先河。在创作繁荣和审美意识觉醒基础上，文学批评肇始发端，论文的范围，广泛涉及作家才性、作品风格、文体和文章审美价值等内容，有力推动和影响了当时和后世的文学创作活动。无疑，建安文学，是以其特有的思想艺术光采，为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写下了灿烂的一页。
　　①　　 徐幹：《中论？智行篇》。
　　②　　 《颜氏家训？勉学篇》。
　　③　　 曹植：《与杨德祖书》。
　　④　　 曹丕：《典论？论文》。
　　关于建安文学，《文心雕龙？时序篇》有一段概括的论述，言及其主要的风格特点及所以产生的诸多条件背景：自汉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官于青土，公干徇质于海隅；德琏综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乐；文蔚、休伯之俦，子叔、德祖之侣，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概括而言，有关建安文学产生的社会政治、思想诸方面的条件，大致是由汉末的社会动乱、思想领域的新旧冲突、统治集团的推动引导这几大因素所作用造就。
　　１。汉末的社会动乱
　　无疑，建安文学的感人魅力，首先来自动荡的社会和艰难的生存环境对文士心灵的震撼和磨砺。汉末人们所面临的，是自秦统一以来历史上的第一次严重的动乱分裂局面。东汉中期以后，社会中的各种矛盾日益尖锐化，国家名器操纵于外戚宦官之手，权入私门，政以贿成，纲纪大坏。许多来自社会中下层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抱着澄清天下的儒学政治理想，结成同道，起而抨击宦官外戚的腐朽统治， 品核公卿，裁量执政 ①，以图改善封建政治。两次党锢之祸的打击，使他们的努力归于失败，此后不仅朝政愈加昏暗，且广大的士大夫阶层，也由于其独立的政治意识和用世精神的被扼杀而开始了在以后漫长岁月里政治和精神上的悲剧历程。
　　到黄巾起义之后，东汉帝国大一统的政治统治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各割据军阀间相互攻杀，兵连祸结，广大人民陷入了更加深重的苦难。数十年战乱，使关洛之区，尽为屠场；两京繁华，化作灰烬。整个社会自汉帝以下，百官公卿，士庶百姓，播越流亡，转死道路。在民生凋敝，白骨蔽野的惨景之中作为封建统治秩序象征的汉官威仪，亦已扫地以尽。史载献帝流亡河东， 乘舆居棘篱中，门户无关闭，天子与群臣会，兵士伏篱上观，相互镇压以为笑 ；后因 委输不至，群僚饥乏，尚书郎以下自出采稆，或饥死墙壁间，或为兵士所杀 ①。这样的情景，对士大夫内心所造成的震撼与冲击，是不言而喻的。
　　汉室倾颓，群雄并起的形势，使客观上和封建大一统政权有密切依存关系，以通经求仕，显于朝廷为基本发展模式的士大夫阶层的地位出路也失去保障。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是曹操《短歌行》中的诗句，却恰好表现了当时士人在故国倾覆之后的现实困境和失图之心态。
　　为了避乱自保，中原地区的许多士大夫志愿或非志愿地投靠了一些割据军阀。然而那些质性庸劣、眼光短小的偏霸之主并非惜才之辈，正直的士大夫所遭遇的，也往往是被权势猜忌迫害的命运。汉末辽东的公孙述、河北的袁绍、徐州的陶谦、荆州的刘表，都曾有过加害士人的行为。即便是以后成为文坛盟主，在邺下招聚了大批文士的曹氏集团，无论是在创业初还是已成气候之后，对士大夫亦多有威逼利用打击之举。那些仍抱儒学道义理想并对东汉王朝怀有微妙感情的士大夫，最后虽在身为汉相的曹操摩下找到了一席栖身之地，然而奉行申商之术的曹操对待士人的真正态度，却决定了曹氏政权远非士大夫实现济世之志的理想场所。因此故，建安文士的真正心情是可想而知的。而对社会苦难的感慨和个人内心失意的相互激荡，使得建安文学之上一方面创作了大量诸如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①、 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 ②、 民生受天命，漂若河中尘，……犹获婴凶祸，流落恒苦辛 ③及 安能苦一身，与世同举厝 ④、 虽无铅刀用，庶几奋薄身 ⑤、 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 ⑥、 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 ⑦等深刻反映社会现实，同情人民痛苦及抒发其建功立业，拯济生民积极感情的作品；另一方面，其作品又总是覆盖着一层难以排遣的悲凉梗概哀楚之气，象 去去莫复道，沈忧令人老 ⑧　 泛泊徒嗷嗷，谁知壮士忧 ⑨　 日暮愁吾心，……忧思壮难任 ⑩之类诗句，都潜在反映了一种志不获骋的政治理想挫折感，折射出建安士大夫的深层心境。
　　①　　 沈仲常：《四川昭化宝轮镇南北朝时期的崖墓》，《考古学报》1959年第 2期。
　　①　　 《三国志？魏志？刘劭传》。
　　①　　 《太平御览》卷二十九。
　　②　　 《太平御览》卷二十九。
　　③　　 《魏书》卷 48 《高允传》。
　　④　　 《秦汉魏晋南北朝教育制度》，台湾商务印书馆。
　　⑤　　 王粲《从军诗》其四。
　　⑥　　 陈琳：《游览诗》。
　　⑦　　 曹植：《与杨德祖书》。
　　⑧　　 曹植：《杂诗》 转蓬离根本.⑨　　 曹植：《　　 Ｅ篇》。
　　⑩　　 王粲：《七哀诗》其二。
　　２。思想领域的新旧冲突
　　汉魏间思想领域的新旧价值观念冲突所引起的文士人格意识和审美意识觉醒，赋与了建安文学作品鲜明的个性和抒情风格。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一直是社会的统治思想。在两汉时期，这种统治是以掺杂着谶纬神学的经学形式出现的。东汉中期以后，传统的经学由于其妖妄、附会，拘守章句，繁琐考证等诸多流弊而日益衰落。
　　官方传习经书的太学，尽管规模庞大，弟子逾万，但 博士倚席不讲，儒者竞论浮丽 ①，学风已流于虚浮伪诞，甚至进而成为邀求浮名者的结党游谈之地②。与之相应的是，被东汉统治者奉为治国之本的名教礼法，也由于被尊崇拔高到极端的地位而走向了它的反面，狼藉败坏，成为一切伪善矫情之行的渊薮。庞大的东汉帝国，在其最后易箦就木之前，统治的基础就已经不复存在了。
　　由于衰朽的经学在维护封建统治和满足士大夫追求信仰、探索新知需要这两个层面都已难于发挥效用，所以汉魏之际的社会里，无论是统治者还是一般士人，都急于寻找新的思想崇尚物，以帮助 治民 或帮助排解乱世里心灵的困惑。在汉末封建政治统治和思想统治都趋于松弛的背景下，先秦后一度湮没无闻的诸子之说又有复兴之势，道、法、阴阳、五行、墨、兵、纵横等家思想都有出现。《三国志？文帝纪》尝言曹丕自幼 博贯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言 ③，可见当时社会思想潮流的新变化。尽管从本质上说儒学对社会的统治地位并未动摇，但在经学衰落后，一时间它还没有找到一个适当的新的存在及传播形式。所以汉魏之际的思想领域，确实在动荡分化之中表现出一种思想解放的格局，或多或少地冲击到儒学本体。
　　不过，尽管建安时期人们的思想已从两汉经学的狭隘眼界中解放出来，但是和魏以后的思想领域不同的是，此时并没有一种可真正慰藉人心灵的新人生哲学——玄学的诞生尚有待天才的王弼的思考研究（而此点常为论者所忽略）；汉代的清议，在此时固已改变了匹夫抗愤，处士横议的政治批判性质，但还远非纯粹玄远不近人事的清谈，人物的品鉴除去士人间的互谑互誉，还往往带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因此故，建安时期可以说是一个 觉醒 的时代，但却还不是 觉悟的时代；也可以说，在汉学和魏晋玄学之间，这是一个短暂的过渡期，各种思想观念尚在冲突碰撞化合之中。所以在此时，我们一方面能看到建安诸杰的思想行为，很大程度上仍保留着两汉士大夫的遗风，其建功立业、拯济生民的人生目标，本质上和东汉知识分子 澄清天下 的理想追求相近相通；文学创作上，也不乏古直朴拙的风格。另一方面则可看到，此时人们的思想呈现多向探索的倾向，有一个相对自由发展的空间。
　　认识的对象，涉及人生宇宙上下古今的许多问题。其间，士大夫的自我人格意识，在外界参照物的映衬之下，有了初步的体认，所谓诸子百家之说的复兴，也是这种探索的一个表现。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尝提出当道德标准和社会风气 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和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行其是，而互非其非也.实际上，建安时期，就正是这样一个转换之际，社会中的一切原则准则，都可能有两种判断标准，两种品评方式；人们的所作所为，也往往呈现复杂和矛盾的一面。如曹操，既身为申商权术政治的信奉者，一个 乱世之奸雄，治世之能臣 同时又是一位不拘小节，情感真挚的诗人；他的儿子曹丕，一方面是一个工于心计，虚伪矫饰的权力争夺者，一个冷酷猜忌的皇帝，另一方面则是个对文人颇为理解和颇有见地的文学评论家，文学之士的朋友和保护人，不乏细腻感情的诗作家。而建安诸子中的许多人，一方面是骨鲠的知识分子，情感上眷恋故国，有高远理想，同时却又不无卑恭的屈事曹氏，安于逢迎捧裾的文学侍从之臣地位。
　　①　　 《晋书》卷八十八《陶侃传》。
　　②　　 《陈书》卷 26 《徐孝克传》。
　　③　　 《晋书》卷 88 《孝友传》。
　　由于刚从两汉迷茫混沌的元气论中走出，对宇宙人生本体的一切认知体会都尚模糊、陌生，无从把握，此时期士人内心存在着一种政治和思想上的失重感。社会的黑暗动乱、人生的苦难、理论探索过程中价值准则的无确定性等等，都使他们精神上感受到惶惑、迷惘，甚至悲哀。摆在这些刚刚意识到自我的建安文人面前的一个不得不接受的事实是：和天地宇宙万物相比，人的生命是极其短暂和渺小的。所谓 天地无穷极，阴阳转相因，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 ①， 盛时不可再，百年忽我遒，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 ②，一切人世间的功业荣名、富贵权势都将瞬即消逝。这一事实本身导致从两汉旧思想体系中觉醒而出的人们首先感到的不是欣喜，而是深刻的悲哀。此点似乎令人难以置信，然而，这样一种从思想心灵深处迸发出的悲哀之气，正是建安文学作品里 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 的风骨的真实内涵。（而这种生命的悲哀之气，在汉末以降文人的思想中大致有四个走向：其一是追求及时行乐，享受人生，留恋生命，所谓 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 ③正表达了这类追求。这无疑是一种颓废不足取的人生选择，但它所体现的那份初有觉醒的文人无法把握生命的惶然与无奈，仍是深值同情的。其二是追求建立功业，实现济世理想，以把握生命。多数建安诗人，都抱有这样的人生宗旨，并将它们表现在作品之中。其三是追求立言，希望在伟大的文学作品之中延续人生的价值，实现精神生命的不朽，即所谓 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 ①，这是建安以来 文的自觉 的基础。其四则是追求在更深层面上认识体悟宇宙人生，超越生命，因此而产生对哲学、宗教的探索与研究。此点努力在建安群才之后，为何、王、嵇、阮诸公所接续。）
　　①　　 《拾遗记》卷一。
　　②　　 曹植：《箜篌引》。
　　③　　 古诗十九首 驱车上东门.①　　 《太平御览》卷九六七。
　　３。统治集团的推动引导
　　除去以上那些社会政治思想方面的深刻背景之外，建安文学创作的出现发展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条件，即当时执政的曹氏集团的推动引导。无可置疑，在汉末中央集权瓦解而文士星散的战乱年代，能有众多的文士聚集邺下，形成创作群体，首先即与曹氏的大力罗致有关。乱世里的文人写作，似乎比平时更需要权势的庇护，这对文人是一个可悲的然而又不得不接受的现实。
　　曹氏父子都雅好辞章，有很高的文学修养，但除曹植而外，整个曹氏家族又具有先秦法术刑名纵横诸家好阴谋权术，注重实际利害的思想特色。两者的结合，使曹氏集团对文士和文学活动有近乎矛盾的感情态度。曹操本人有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和一统天下的雄心大志，但出身宦官寒族，在汉末官僚士大夫中声望不高尤其受到许多忠于汉室的士人的敌视反对。其起家之初的行为，与一般戕害士人的割据军阀亦无二致，对政治上不与自己合作的士大夫，常采用杀戮手段①。在通过屯田和迎献帝许都等措施发展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实力，取得了 挟天子以令诸侯 的名分地位之后，曹操为成就王霸之业，开始表现出求贤若渴的形象，注意广泛延揽人才，藉以改变仅有 天时 而无 人和 的不利状况，标榜 天命 所归。特别是在建安九年，曹操攻下邺城，被汉帝任命为冀州牧之后，为使人心归附，接受了他最信任的谋臣郭嘉的建议，多辟青冀幽并名士以为掾属。此后遂以邺为根据地，大量罗致文学之士，使邺城一变成为曹氏集团政治和文化活动中心。
　　在建安中，曹操一再下求贤令，要求不受传统道德观念的约束去拔擢人才，甚至公开提出要用 不忠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 者。在其不遗余力的延揽下，十余年间，天下英才如云归附，曹操区别才性，综核名实，分别予以任用。凡兼通经术名法，富于统治之才的士人，则委之军国政事，以收实用之效；而对大批盛有才藻的文学之士，除使之处理章奏之外，更主要是利用他们在社会中的文名声望，为曹氏集团粉饰形象。
　　此期间，孔融于建安元年被征为将作大匠，进入许都；而在建安五年前后，阮瑀、刘桢等人相继应曹操征召成为其掾属；到建安九年，陈琳于袁氏失败之后归降曹操，与阮瑀共掌书记；建安十三年，在曹操征荆州之前，孔融被杀，这一年晚些时候，原在荆州依附刘表的王粲投归曹操，被任为丞相掾，封关内侯。至此，建安七子除孔融已死外，已齐集曹氏麾下。女诗人蔡琰也在建安十二年左右从南匈奴回到中原。建安文学创作在这样的人事条件下进入兴盛期。
　　必须看到，凡事注重实际不喜浮华的曹操所以广泛招聚罗致文士，除去个人爱好文学的因素而外，尚有许多现实利害的考虑。曹植尝在其《辩道论》中说到曹操在邺下招致方士的用意不过是 诚恐此人之徒，接奸诡以欺众，行妖恶以惑民，故聚而禁之也 ，并非是因为信奉神仙方术。对于同样具有很大社会影响力的文学之士，曹操心中未始没有同样的念头，也欲将招聚作为驾驭的手段之一。正因此故，曹操其实并没有对文士的人生价值和精神情感给予充分的尊重，且不喜欢文人有独立的见解和追求。举凡孔融、杨修的被杀，刘桢的被刑、王粲等人长期的内心悒郁①等例证，都可看出作为统治者的曹操（也包括即位后的曹丕）对文士的态度仍不脱传统的 俳优畜之 模式，将文学或文化仅作为政治的点缀、展示文德的工具，亦即如曹植在临去世前所意识到的仅将文士作为 徒荣其位而丰其体 的 圈养之牢物 ②的情况。
　　①　　 《初学记》卷四。
　　①　　 《续齐谐记》。
　　不过也要看到，在当时乱世，不论曹操对文学之士的主观态度如何，也不论后者在前者的政权中有何种的内心痛苦，但众多的文人能进入到一个相对安定的政治环境中去从事文学创作，客观上确实对文士起了保护作用。而由他所倡导的思想政治上的清简峻切之风，也对建安文学的发展方向有一定影响，如刘师培所言， 魏武治国，颇杂刑名，文体因之，渐趋清峻。 ③如果说，利用国家的政治权威，用各种行政的甚至军事的手段把文士罗致到邺下，此项工作主要完成于曹操的话，那么在邺下维持一个较好的创作氛围，使文士能就诸如作品的形式、内容、风格、技巧等问题相互切磋探讨、并在诗、赋等体裁的作品创作方面起到倡导影响作用的，则主要是曹氏父子中的曹丕曹植兄弟。
　　曹丕在建安中后期，很大程度上起了文坛领袖的作用。建安十六年，他被任命为五官中郎将，置官属，为丞相副，实际上有了 储君 的名分，也因此而负担了一部分帮助其父笼络控制文士的责任。在当时情势下，他和身边文人的关系比较融洽，对文士的心理情感有一定的理解和关切。传说王粲死后，他率门下文士在墓前作驴鸣以寄哀悼之意，颇有人情味①；又阮瑀去世后，遗孀生活困苦，他命应、刘诸子同作《寡妇赋》，以写其同情；在《与吴质书》中，他以相当真挚的感情，哀悼已经去世的徐陈应刘诸人。所谓 伯牙绝弦于钟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难遇，伤门人之莫逮 等语，表现出了他与建安诸子颇为笃厚的交谊。作为 副君 ，曹丕的这类感情有真诚的一面，亦有伪饰的一面。事实上，他的性格为人带有两重性，在政治上，他承袭了曹操的一套作风，冷酷、猜忌，睚眦必报，又工于心计，好阴谋权术。在对待文士的态度上，亦受此点支配，有藉此拉拢人心，树立党羽，在 争立 的斗争中取得优势以 自固 之意。所以他平素不仅与建安诸子交好，更和吴质、路粹这些人品尤下的士人同类相亲，相互利用。然而在文学上，曹丕又是一位见识颇高、思想通达、情感丰富的创作者、欣赏者和评论者。他将在汉代被视为雕虫小技， 壮夫不为 的文章写作，提高到 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②的高度，并身体力行，组织和参加了邺下的大量文学创作活动。邺下文人在诗赋方面常有许多同题或酬唱之作，其中相当一部分与他安排的会集和命题有关。在文学活动中，曹丕表现出他细腻的情感和颇高的审美能力，提出了一系列卓有见识的理论主张，在历史上首次将文学和政治分开，对艺术创作本身给予了充分的尊重。他不仅提出文章 尚气 之说，把握和归纳了建安文学的最主要特点，且注重情感的抒发，直接开启了西晋文学 缘情 的源头。他对建安主要作者的个人才性与诗文文风格特色的中肯分析，具有双重的权威性。可以说，曹丕在建安文坛上的领袖地位，不仅与他政治上的特殊地位有关，更和其人对文学理论的高度思辩水准有关。
　　②　　 《荆楚岁时记》。
　　③　　 《异苑》卷五。
　　①　　 《资治通鉴》卷一五九。
　　②　　 《荆楚岁时记》。
　　曹植与其兄不同，他任性而行的性格和实际上缺少的副贰身份，都使他在领袖文坛方面难以和其兄比肩而成为创作活动的有意主持者。但曹植在建安作家群中，特别具有过人的才华，由此使他的作品自然而然成为文士竞相仿效的对象，因而有力地推动了五言诗、辞赋等文学体裁创作的发展和繁荣。
　　以五言诗为例，曹植是两汉以降第一位专心致力于五言诗创作的作者，写了大量的传世之作，钟嵘称颂他的诗 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 ①。由于曹植的努力，五言诗在各个方面都摆脱了辞赋附庸的地位，成为独立和影响至为深广的文学体式，从幼稚走向成熟。
　　后世王国维论词，尝有 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 ②的意见，而五言诗之于曹植，亦可作如是观。业师缪彦威先生还认为，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带规律性的现象，即一种新文学体裁出现时，只是先有少数作家尝试写作，努力探索，大胆创新，而社会一般人对于新体裁还持怀疑观望态度。待到某个卓越的文学家运用新体裁写出举世称颂的杰作时，新体裁就为举世公认，成为流行的文学形式。而在五言诗的发展史上，曹植就处于这种地位，他以自己创作的辉煌成就，显示了五言诗的巨大生命力。从此，五言诗风靡社会，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最重要的文学体裁①。正是在作为诗坛泰斗的曹植带动下，建安时期文人创作的五言诗，不仅数量上远过前人，思想与艺术方面的成就也达到一个高峰，所谓五言腾踊 而 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由于曹植诗的开拓意义及对当时和后世的表率作用，《诗品》称他的作品是 譬人伦之有周孔 ；后世王夫之亦言，五言诗 建立门庭，自建安始。曹子建铺排整饰，立阶级以赚人升堂，用此致诸趋赴之客…… ②。此外，在辞赋的创作上，曹植的带起群才之功，也是无庸置疑的。曹植好作辞赋，且素养极高，尝自言 少而好赋所著繁多。……删定别撰为《前录》七十八篇 ③。尽管其赋今存仅４０余篇，但在数量和质量上仍都为建安作者之冠。曹植的赋大多为当时尚处发展期的抒情小赋，其中有许多是与其他作家的同题之作，这些同题之作，固然有一些是由曹丕等以文坛领袖身份出题而命诸人 并作 的产物，而更大程度上，当是反映了由于曹植的深情美辞之作而吸引了诸才士竞相效作的情形。正因如此，当时人遂推尊曹植为 赋颂之宗，作者之师 ④。总而言之，曹植是以他自己特有的方式引导了建安时期的文坛，虽未起到其兄那种组织者、评论者的主导作用，却以其粲然精美的作品本身，直接为当时文学提供一个典范，推动了文学之士的诗赋创作。
　　①　　 《太平御览》卷二十九。
　　②　　 《太平御览》卷三十。
　　①　　 《太平御览》卷三十。
　　②　　 《旧唐书》卷十三《德宗纪》。
　　③　　 《荆楚岁时记》。
　　④　　 吴质：《答东阿王书》。
　　（二）诗歌创作的繁荣
　　无庸置疑，建安时期的文学创作，以诗歌最为繁荣和最具代表性。其创作以五言诗为主，以当时的社会生活为主要描写题材，风格上逐渐改变汉诗厚重质直的特色而更加抒情化与个性化。从《文心雕龙？明诗》所言 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 中，可见当时诗歌创作的大致景况。
　　１。曹氏父子（曹操、曹丕）
　　曹氏家族是一个极富文学素养的家族，其主要成员，皆有文学作品传世。
　　后人常根据建安中诸曹的文学成就，于曹操以下，合称 三祖 或 二祖陈王 ①。在此则考虑到曹氏父子在文学创作方面作用影响并不相同，故将操、丕父子归为一类叙述。
　　（１）曹操（公元１５５- ２２０年）
　　曹操字孟德，小字阿瞒，又名吉利，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自称是汉相国曹参之后。祖父曹腾，安帝时入宫为宦者，历事四帝。顺帝为太子时，以 年少温谨应选配皇太子书 ②，从此受到宠信，顺帝即位，迁中长侍、大长秋；桓帝时封费亭侯。父亲曹嵩，本是夏侯氏之子，过继给曹腾作养子，灵帝时官至大司农、大鸿胪，后又花巨资买了一个太尉的官职。曹操出生于这样一个没有礼教经学传统而和宦官势力关系密切的家世背景，自幼又 任侠放荡，不治行业①，所以始终受到士流的鄙视，直到发迹以后，还常常被政治敌手讥之为 赘阉遗丑.在曹操从少年到青年的成长阶段，东汉国势已经江河日下。朝庭中宦官把持政权，正直之士受到禁锢，卖官鬻爵，奸邪盈朝，且天灾不断，民不聊生。有政治远见和过人才干的曹操不甘心依附腐朽的宦官集团而成为黑暗政治的殉葬品，所以他虽凭藉与阉宦有关的家世背景顺利进入仕途，年仅２０即举孝廉为郎，但为官之后，执法不避豪强，对宦官不法势力严加打击，初步显示了其尚法术的政治倾向和敢做敢为的气概锋芒。黄巾起义爆发后，整个地主阶级联合起来对农民进行镇压，曹操也在此时官拜骑都尉，与皇甫嵩、朱俊等一道消灭了颍川黄巾，迁济南相。由此逐步起家，在军阀的割据混战中吞并强敌，统一北方，前后担任大将军、丞相、魏公、魏王，为成为仅存名义的东汉王朝的实际主宰者。
　　曹操在政治、军事和文学上都有不凡的建树。政治方面他善于任用和驾驭人才，综核名实，行政有术；军事上则对兵法有很深研究，作兵书十余万言，用以行军作战，又擅长随机应变，军令严明；文学方面同样表现得颇为出色。在文学主张上，他主张清简，反对浮华，其质朴的文风对纠正当时文坛上的不良风气起了一定作用。此外，曹操也能写一些清通素朴，有鲜明个性的文章，如他的《让县明本志令》，不假藻饰，娓娓道来，直叙本心，真挚而有说服力，是一篇很优秀的散文。而曹操在文学方面最突出的才能，主要表现在其诗歌创作方面。他作为一名富于激情的诗人，尽管一生大部分生涯都在戎马倥偬之中，仍然不废吟咏，史言其 御军卅余年，……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 ①。
　　①　　 《太平御览》卷三十。
　　②　　 《三国志？魏书》卷 16 《杜畿传》及注引《魏略》。
　　①　　 《晋书》卷一○五《石勒载记》。
　　①　　 《通典》卷五十五《礼典》。
　　曹操的诗现存有２０余首，全部为古题乐府。然而这些乐府歌辞不是简单的拟古之作，它们大都反映了汉末的社会现实，并抒发了诗人自己的雄才大志与积极进取精神。其中集中描写汉末战乱与人民痛苦生活的篇章，主要有《薤露》、《蒿里行》、《却东西门行》等。如《薤露》：
　　惟汉二十二世，所任诚不良。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
　　白虹为贯日，己亦先受殃。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薤露》属乐府相和歌辞，与《蒿里》并为丧歌。或云是因薤叶上的露珠易结易干，古人遂有 人命奄忽，如薤上之露，易晞灭也 ②的感慨，而古乐府中，还有 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 的诗句，可见此题悲怆的情调。曹操这首诗，在旧题基础上加了新的内容，全诗所感叹的是汉末何进当权，以至董卓之乱的历史悲剧。作为这一系列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曹操在这首诗中以简练质朴的笔法对中平六年（１８９年）大将军何进谋诛宦官，事泄被杀，而被他召来的董卓恣行废立，焚略洛阳，挟汉献帝西迁长安这段历史的描述，可谓实录。诗中谴责了汉末统治者的任人不良，用何进这样智小谋强，优柔寡断的沐猴衣冠，以至给 贼臣 以可乘之机，酿成生灵涂炭的祸乱，然而对汉灵帝、何进和董卓，批判的语气并不相同，对昏庸的灵帝是深深的怅恨；对自作自受的何进是讽刺和鄙夷；而对倒行逆施的祸首董卓，则直斥为 贼臣.此诗最后，用微子悲慨殷墟的旧典作结，表达了诗人此刻对故都及人民的无限哀痛感情，含蓄沈郁，增强了这首 诗史 之作的艺术感染力。
　　《蒿里行》是《薤露》的姐妹篇：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
　　势力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此诗亦属乐府相和歌相和曲，蒿里即死人之里，《蒿里行》实际是送葬的挽歌。曹操亦是利用这一曲调原有的悲哀情调来叙写汉末令人伤感的往事，前人以为 《薤露》哀君，《蒿里》哀臣，亦有次第 ①。此诗前十句回顾了献帝初平元年（１９０年）关东各州郡的军阀联兵讨伐董卓，却又各自谋算，观望不前，终至相互火并的一段历史，读之令人扼腕。 淮南 二句指责了袁氏兄弟的自私野心，正是由于他们争夺权势的行为，使讨伐董卓的军事成为一场混战。最后６句，描写了长期的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痛苦，有深挚的同情心。由于长久的出征，战士的铠甲上都长满虮虱，人民转死流离，百不余一，千里萧条。每一个看到这样惨景的人，都为之肠断哽咽。方东树尝说，'铠甲' 四句，极言伤乱之惨，而诗则真朴雄阔远大 ②，这正是这首诗的特点。盖诗人用苍凉遒劲的笔触，描写了一个广阔的社会画面，将军阀割据混战的产生、发展与严重后果，都按其本身的逻辑概括在寥寥十数句诗中，对历史的揭示客观、中肯，充满伤痛之情，却并不低沉萎靡。后人认为此诗乃 汉末实录，真诗史也。亦道尽群雄病根 ①，诚非虚言。
　　对于在当时战乱不绝的社会里士兵征夫的艰苦生活，曹操在许多诗中都有真切的反映，其中《苦寒行》和《却东西门行》，即是两首思想与艺术性俱佳的诗篇。《苦寒行》描述了建安十一年正月，曹操率军从邺城向西北越过太行山攻打屯兵壶关的高干时的艰苦情景。在史实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艺术提炼。诗以 苦寒 为中心，将太行山区隆冬季节的艰苦行军、道路行程所见所闻描绘得异常真切，形象动人。 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 的句子，不仅渲染了一种苍凉悲慨的氛围，同时又隐隐以历史上的周公东征自比，占住身份，且有必胜的信念。这样，就使得诗中对艰苦行军的种种感叹得以升华，呈现出豪壮高迈的气概，而有别于一般仅只描写了征夫之苦的诗篇。
　　②　　 《三国志？吴书》卷 2《吴主传》。
　　①　　 《太平御览》卷三十。
　　②　　 《三国志？吴书》卷 6《宗室传》。
　　①　　 《艺文类聚》卷四。
　　《却东西门行》在艺术上饶有特色，它用比兴的手法，多层设喻，渲染出万里飘零，寥落孤寂的情调气氛，借以烘托征夫背井离乡，久从征役的凄苦境况，虽有关正题的叙写只寥寥数句，语气平实，但已深深打动人心，收到了极佳的思想艺术效果。曹操诗作的古拙深挚之美，在这首诗中得到很具体的表现。
　　除去深刻反映社会现实，曹操诗中的另一重要主题即是表现诗人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和统一国家的宏伟抱负，其中的情怀有如诗人自己所说，是 不戚年往，忧世不治 ②。在句式上多为四言。尽管四言诗的创作在当时已经由于句式上的不便使用，加上五言诗的冲击而呈现式微，但曹操的这类诗往往神完气足，风格刚健雄浑，诚是四言诗中的佳品。其主要的代表作品有《步出夏门行》、《短歌行》等。
　　《步出夏门行》属于古乐府相和歌瑟调曲，古辞除 市朝人易，千岁墓平两句外，都已无存。不过夏门又称大夏门，是洛阳西北方面的城门，正对北邙山，古辞作者或是因望见北邙山的累累高坟而感叹于世事无常，故原篇的情调可能比较悲怅。曹操这组诗写于建安二十年五月北征袁尚、袁熙兄弟和乌桓蹋顿单于的军事行动中，全组除 艳 （相当于前奏）之外，共四解（章）。以第一解《观沧海》和第四解《龟虽寿》最为出色。
　　如第一解：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在这首《观沧海》里，诗人把他亲临大海所见的景象，用朴素而饶有情味的诗句描绘出来，语言优美，气势磅礴，大海、山岛、树木、百草、秋风、洪波、日月、星汉，既是自然风景，又是诗人抒发豪情，展现精神的象喻之物，显示出作者的超乎他人的阔大胸怀。后人评这首诗 有吞吐宇宙气象 ①，殆非虚语。
　　又如第四解《龟虽寿》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这一章从内容上和《步出夏门行》前三章主要描写自然景物不同，是以抒写心志为主；从情调上，亦有异古辞的悲切而呈现乐观向上的倾向。 神龟 以下四句生动的譬喻和 盈缩之期 四句充满哲理的句子，都表达了对人生的达观和积极进取态度；尤其 老骥伏枥 四句诗，显示了诗人老而弥坚的壮怀和不懈追求理想的奋发精神，千载以下，犹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古代许多有志之士在发抒自己内心的豪壮郁结之气时，常常歌咏此诗，以致《世说新语》中有王大将军酒后辄歌此曲， 以如意打唾壶，壶口尽缺 ①的故事。
　　②　　 《晋书》卷 59 《齐王冏传》。
　　①　　 《南齐书》卷 9《礼志上》。
　　曹操诗中积极奋发进取的精神，是和他希望完成统一大业的抱负理想结合在一起的，从他所作的《短歌行》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幽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沈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短歌行》属乐府相和歌平调曲，古辞已佚。一般来说，所谓 短歌 实际是和 长歌 相对，仅就歌声长短而言，并无人命长短的含意。曹操此诗以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开头，写出了一种 忧思难忘 ，以酒浇愁的情绪，似乎有些消沉，但是和汉末一些徒叹人生短促而欲及时行乐， 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 的诗作有着根本不同的是，此诗并不是要人及时行乐而是要及时立功，所以整首诗的基调是昂扬向上的。寻绎诗意，是先感叹时光易逝，功业未建，愿得志士共图大业，于是写出一种求贤若渴的心情，层层展开，最后展示诗人要令 天下归心 的雄心壮志，气概身份不凡。陈沆认为，此诗 即汉高《大风歌》思猛士之旨也 ①。诗中多处用了《诗经》的成句，如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等，而这些句子都是表现 求贤意义的传统诗句，表明曹操所萦念的是希望有很多贤才来辅佐自己，巩固发展既成的 王业.诗以 山不厌高 四句结束，进一步表达了对贤士的热切渴望和虚已延纳之意，衬托出诗人对完成统一大业的迫切心情。
　　曹操的乐府诗，除了上述两大题材内容之外，还有一部分描写接遇仙人的游仙生活，如《气出唱》、《陌上桑》、《秋胡行》等。从曹操的一贯言行来看，这些诗并不说明曹操信奉神仙思想，实际上，它们大多只是为宴饮侑酒而创作的娱乐性作品。
　　从总体上说，曹操的诗有较高的思想和艺术价值，他是文人向民歌学习，创作拟乐府诗传统的开创者，如清人沈德潜所说 借古乐府写时事，始于曹公 ②。钟嵘在《诗品》中虽对他评价偏低，但仍认为 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 ，而 悲凉古直 的评语是比较中肯的。到唐宋以后，人们在大力推崇建安风骨的同时，也日益欣赏曹操的诗作，对其基本风格，有了大致的定评。敖陶孙的 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沈雄 ③；胡应麟的 魏武沉深古朴，骨力难侔 ④及吴乔的 精能老健，建安才子所不及 ，⑤都是后人对曹操作品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
　　①　　 《太平御览》卷三十一。
　　①　　 《晋书》卷 75 《韩伯传》。
　　②　　 《晋书》卷 79 《谢安传》。
　　③　　 《晋书》卷 140《苻坚载记下》。
　　④　　 见卜宪群《瑯琊王氏与六朝文化》，《安徽史学》（1989年第六期）。
　　⑤　　 《晋书》卷 65 《王导传》。
　　（２）曹丕（公元１８７- ２２６年）
　　曹丕字子桓，于曹操嫡子中居长，继魏王位后代汉称帝，是为魏文帝。
　　曹丕出生以后所面临的是汉末 四方扰乱 的局面，所以自幼即跟随其父在马上颠沛流离，转战四方。及至弱冠之年，始在邺城得到安居之所。可以说，他对当时社会受战乱破坏后的残破局面和人民的痛苦生活，是有一定了解的。
　　尽管生长于战乱，但曹丕自幼仍受到较好的教育培养，史言其８岁能属文，以后又 博贯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书 ①。由于军旅生活的熏染，又 八岁而知骑射 ②。所以在文武两个方面，曹丕对其父都有所承继。
　　建安二年，曹丕的庶兄曹昂在征张绣之役中战死，按宗法原则，为嫡长子的曹丕实际具有了嗣子的地位。建安中曹操多次出征，大都以曹丕留守邺城，临时处理国中事务。到建安十六年，曹丕正式被任命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成为帮助其父统治国家的副手。不过直到很晚曹丕才被正式确立为太子，所以他和其弟曹植之间曾有过相当一段时间争立的纠葛，影响甚至及于他即位后对诸弟的态度和一些国策的处理方式。曹丕篡汉后在位共五年多，于黄初七年病卒。
　　曹丕一生，实际上兼有统治者和文学家双重身份。就政治才能而言，曹丕至多算是守成之主，不仅难以与其功业显赫的父亲比肩；甚至和他的儿子，号 秦始皇、汉孝武之俦 ③的明帝相比，似也略输一筹；然而其政治上的刻忌猜忍，伪善寡恩，较之操、叡却犹有过之。不过在文学方面，曹丕确实具有很高的素养，如史书所载 好文学，以著述为务 ④。他为建安文学活动组织者的作用，前已述及，不赘；其个人的文学创作成就，在诗、赋、散文等方面都有反映。
　　曹丕的辞赋作品，今存近３０篇，题材颇为广泛；或记述事件，大者如作战出征，小者如田猎弹棋；或是感伤人物，如朋辈的死生契阔，夫妇的怨慕疏离；或是体物赋形，如写槐柳霖雨，赋玛瑙勒车渠碗等，大多是抒情小赋性质。今日来看，这些作品在写作技巧上尚不是十分成熟，借叙事咏物所抒发的情感，也有牵强矫造的成份，但它们确实对汉魏抒情小赋创作的发展进步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和辞赋相比，曹丕的散文写得更好。在一些写给友朋的书、论当中，曹丕卸下某些虚伪的面具而以本来面目示人，所以文章辞采清丽、情感真挚，人情味浓且富于个性。像 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鹜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匿，继以朗月 ①、 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之百年已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 ②，这样的作品今天读起来，犹觉俊句如云，能感人肺腑。而在某些书论中表述的有关文学批评观点，其理论思辨和文章辞采尤其相互辉映。《典论》、《与吴质书》、《答繁钦书》、《与钟大理书》等，是这类作品的代表。
　　曹丕的诗歌创作比较明显地受到民歌的影响，所作的诗在体式上四言、五言、七言、杂言、骚体兼而有之，语言风格显得较为抒情化，也更加清新流畅一些。
　　①　　 《南齐书》卷三《武帝纪》。
　　②　　 《宋书》卷五十四，《沈昙庆传》。
　　③　　 《诗？豳风？七月》，《尔雅？释木》。
　　④　　 《嵇康集？宅无吉凶摄生论》。
　　①　　 《艺文类聚》卷四。
　　②　　 《晋书》卷 83 《车胤传》。
　　大体而言，曹丕的诗，在内容题材上或可分为三部分，其一是宣扬伦理教化，崇颂文治武功之作，如《短歌行》、《秋胡行》、《煌煌京洛行》、《黎阳作》三首、《至广陵马上作》、《令诗》等。这类诗在有限程度是曹操那种在汉末丧乱之际拯济民生，统一天下的雄才大志的继承，如《令诗》 丧乱悠悠过纪，白骨纵横万里，哀哀下民靡恃，吾将以时整理 的诗句，虽非佳作，多少也可看出一点时代的印记。然而曹丕作此类诗，总是带着最高统治者的身份口吻，加上他自己的才略志行也往往并不与其所彰扬标榜的东西相符，所以他的这些诗，在纯熟的语言技巧之下，颇见虚伪矫饰夸大其辞之病。譬如表现他思亲怀父孝子顺孙之情的《短歌行》一诗，写作技巧相当高明，如陈祚明所言是 哀情徘徊 ，比体甚切 ①，但黄节先生则稽考史事，指出 此诗词虽哀切，而全属伪饰也②。又如作于黄初六年十月东征之时的《至广陵马上作》，于行将退兵之际极力渲染军威，并口气豪迈地说 岂如《东山》诗，悠悠多忧伤 ，对东山诗一典的用法正与真有军事之才的曹操在《苦寒行》中提到 《东山》诗 的用意相反。论者认为，曹操有关诗篇 虽然气氛悲凉，却显得真实恳切，并且透露出一种自信心，而曹丕的这一篇虽然情调热烈，却让人看出原是为鼓舞士气而作，多少带有说大话的味道 ③。
　　其二即是所谓 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 ④之作，如《善哉行》、《芙蓉池作诗》、《孟津诗》等。这类诗所描写的内容，有饮宴、酣歌、田猎、垂纶等一系列贵族奢华享乐的生活，与曹氏兄弟贵介公子的身份相符。
　　必须承认，这种以欣赏风月，描绘池苑，表述君臣朋友之间情感的诗歌主题，在建安时期邺下文人集团的作品中是很普遍的主题，建安诗人在创作出表现他们积极进取、建功立业人生理想的诗篇的同时，也写出了很多这一类的篇章。如台湾学者林文月所言，文士们在悲乱离，陈志向之外，亦藉诗酒风流，另拓文学的写作方向，表现了他们善于把握短暂人生，重视现世生活的态度①。事实上，两方面的创作几乎并行不悖，且同具慷慨磊落任气使才的风格，共同构成了此时期 文的自觉 的基本内涵。而曹丕作为邺下文士集团的实际组织者，多次游宴创作活动的主持者，在这类作品的创作上具有一定代表性（当然，他决不是写得最好的一位）。从表现其贵介公子享乐生活这一方面，曹丕这类诗作中有不少徒骋辞藻而情感空虚之作。如《夏日诗》 比坐高阁下，延宾作名倡。弦歌随风厉，吐羽含徵商。嘉肴重叠来，珍果在一傍。
　　棋局纵横陈，博弈合双阳。……从朝至日夕，安知夏节长 ，除了描写恣意游宴外殆无他语，思想上殊不足取。但他还有相当一部分诗，在写盛筵游乐的欢娱之时，忽然会有一种 乐极哀情来，寥亮摧肝心 ②的苍凉感慨，表现出此时期人们因为意识到易逝的年华、短暂的生命难以把握而产生的对世间一切美好事物的留恋。这样的感情所反映折射的正是建安时期 人的觉醒 的深刻内容，并不是曹丕一人的无病呻吟。而曹丕在创作这一类诗时表现出较高的驾驭哀乐之情的技巧，更增加了这类诗的艺术魅力③。象《善哉行》诸诗，意雅情俊，均不失为清新可诵之篇。
　　①　　 《全三国文》卷二十五。
　　②　　 《后汉书？王景传》： 有楚相孙叔敖所起芍陂稻田.茹陂可能是孙叔敖所筑之期思陂。东汉崔实《月令》： 孙叔敖作期思陂.③　　 《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④　　 《水经注？浊漳水》。
　　①　　 《初学记》卷四。
　　②　　 《通典》卷四十四。
　　其三是一些代人之作，如《燕歌行》、《陌上桑》、《杂诗》、《清河作》、《寡妇诗》、《代刘勋妻王氏杂诗》、《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等。曹丕在这些诗中所拟代的人物，有浪子、征夫、思妇、寡妇、弃妇和贫家子等等，其中尤其以刻划征夫思妇别离之情的作品最见出色。而汉末因战乱等原因而造成的中下层人民的生活和感情悲剧，亦在曹丕的笔下得到了客观的反映。曹丕在这些诗的创作中，通过细腻的感情刻划和场景描写展示了内心富有人情味和同情心的一面，亦表现出他擅写悲情的创作风格。以《燕歌行》为例：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鹄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粱？
　　《燕歌行》属乐府相和歌辞平调曲，其本辞是 别时何易会日难 十三句。
　　由于燕地是北方边境，地域偏远，征戍不断，所以乐府以燕歌为名者，多描写离别之情和对远方的征戍者的悲悯。曹丕此诗，是以细腻悲婉的笔触，表现了一个女子在夏秋换季之时，怀念她行役不归的丈夫，内心充满哀怨和难以言说的愁苦。由于此诗在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广泛存在的悲剧，所以尽管只写了一个女子伤别念远的感情，仍有其思想意义。在艺术上此诗亦极有特点，它全部由七言组成，尽管模仿民歌，句句用韵，但音节和谐，情致流转，完整成熟，不仅在建安诗歌中是仅见的，而且在古代文学发展史上，也因它实际上是第一首由文人创作的成熟的七言诗而受到特殊的重视。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尝说： 魏文之华篆，七言之作，非此谁先 ，实际即是将曹丕此诗视为七言诗的开山之作。
　　如何认识评价曹丕的诗是一个颇费斟酌的问题。平心而论，曹丕的诸多诗作，较之其父等建安诗人是比较缺乏思想社会内容的，而且，曹丕诗作的风格也与其父及邺下诸子那种慷慨磊落的建安诗风殊有相异之处。此点前人似已注意，如刘勰以为 魏文之才，洋洋清绮 ①；钟嵘认为魏文帝诗 新奇 ②；陈祚明亦提到 子桓笔姿轻俊，……乐府雄壮之调，非其本长 ③；沈德潜则更为明确地说 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 ④事实上，建安之风到了曹丕这里，确实在质性和表现形式等方面都发生了某种嬗变， 清绮 、 新奇 、 轻俊 、 便娟婉约 也确实成为其作品的重要特点。从内在精神来看，曹丕的诗已经从曹操的沉郁直朴，气势厚重，以气取胜，渐变为轻丽清绮，情致宛转，以情动人，亦即前人所谓由 汉音 变为 魏响 ，而这一变化，直接影响到以后西晋 轻绮 的诗风；从外在的风格形式看，曹丕的诗在语言技巧诸方面，也一改曹操的纯写己怀，不假雕饰的风格，变得更注重语言表现形式的纯熟、工稳、唯美和重技巧。一般认为曹丕诗比较注意学习民歌语言，正好说明他对表现形式的刻意追求。所以其作品是 美赡可玩 ，能 见其工 ⑤可以说，魏晋以来唯美的文学倾向，实际是从曹丕的诗开始的。总之，在中古诗歌艺术水平的发展进步方面，曹丕应是一位颇有贡献的作者。
　　③　　 《晋书》卷九十四《范乔传》。
　　①　　 《梁书？曹景宗传》。
　　②　　 《梁书？始兴王憺传》。
　　③　　 《梁书？昭明太子传》。
　　④　　 《晋书》卷 104《石勒载记上》。
　　⑤　　 见钟嵘《诗品》。
　　２。邺下作者群
　　建安时期的诗人，除去曹氏父子之外，另有以王粲、刘桢为代表的 建安七子 ，女诗人蔡琰，以及繁钦、吴质、邯郸淳、左延年等一些较次要的作家。以下分次叙述之：（１）建安七子孔融（公元１５３- ２０８年）：孔融字文举，鲁国人（今山东曲阜），孔子二十世孙。孔融自幼有异才，并有好学博览之名，曾经受辟于东汉司徒杨赐和大将军何进。后因坚持正论得罪执朝柄的董卓，被派到黄巾出没的北海郡作相。孔融虽有定乱之志，但疏于谋略，故尽管在郡积极讲武修文，安辑百姓，却始终不能成事。建安元年曹操迎献帝许都，辟孔融为将作大匠，迁少府。孔融在朝，对曹操的篡汉野心极为反感，所以遇事总故意与曹操唱反调， 发言偏宕，多致乖忤 又 多侮慢之辞 ①。加上孔融生性好士，海内英俊皆信服之 ②常常是宾客盈门，所结交者，有许多属曹氏政敌。所以招致了为政主综核名实，对 浮华交游 尤其严加打击的曹操的深深忌恨。多年积忿后，曹操终于失去容忍的耐性，于是在建安十三年亲率大军征吴之前，用诬陷治孔融罪，下狱弃市。
　　孔融在年辈上比建安诸子要早得多（他死后王粲始入朝），且政治上并不属于曹氏集团，也没有参加由曹氏父子组织的邺下文学活动。他归入建安七子且名列首位的原因大抵是由于酷爱孔融文笔的曹丕的刻意推重，而且其作品也大多作于建安时期并享有盛名的缘故。
　　孔融的作品以散文居多，诗仅数首，赋则不见流传。从总体看，孔融的诗文有一种强健高凛的气势和诚挚动人的情感，文辞则典雅宏丽，这种风格和他 严气正性 ①，高洁刚直，又 宽容少忌 ②的个性为人有密切关系。
　　不过由于他的 才疏意广 ③，所以其文也时见放言豪宕，不够严谨之处。曹丕论其优劣，有 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 ④的意见，大致公允，唯 杂以嘲戏 尚有可辩。事实上孔融文章的 嘲戏 之处，多为因不满曹氏而有意冷嘲热讽之作，所谓故意 发言偏宕 者。像《嘲曹公为子纳甄氏书》、《难曹公禁酒书》等，均为此类，并非其为文的本来风格，而曹丕由于身份，当然不能也不愿看到这一点。最能表现出他特有风貌的文章，有《荐祢衡表》、《论盛孝章书》等，均属情感充沛，气势酣畅而文笔宏丽之作。
　　孔融的诗中，有几首五言诗颇为可观。《杂诗》二首写得慷慨激越，堪称上乘。（有观点以为此二诗非孔融所作，不过没有更进一步的论据）尤其第一首，通篇猛志高扬，充分显现了作者的志节⑤。像 幸托不肖躯，且当猛虎步，安能苦一身，与世同举厝 这样的句子，和建安诗歌慷慨磊落，建功立业的基调，十分吻合。
　　①　　 武汉水利电力科学院等：《中国水利史稿》上，水利电力出版社 1979年版，第 277页。
　　②　　 我国古代三大农书指：贾思勰《齐民要术》、王祯《农书》、徐光启《农政全书》。
　　①　　 梁家勉：《的撰者、注者和撰期》，载《华南农业科学》，又，《有关若干问题的再探讨》，载《农史研究》第 2辑，农业出版社，1982年。
　　②　　 《晋书》卷 109《慕容廆载记》。
　　③　　 《晋书》卷 111《慕容廆载记》。
　　④　　 《舆论？论文》。
　　⑤　　 参考台湾学者江建俊《建安七子学述》第一章《孔融学述》，台湾文史哲出版社出版。
　　孔融被害前写的《临终诗》也是一首很值得注意的诗作，全诗用了许多譬喻和典故，表达了对自己遭受诬陷，无辜被害， 谗邪害公正，浮云翳白日 的悲愤，有一种襟怀坦荡、无疚无悔的气慨。后世嵇康的《幽愤诗》，在情感和写法上，与此诗有某种类似之处。
　　陈琳（约１５５- ２１７年）：阮瑀（约１５９- ２１２年）：陈琳字孔璋，广陵射阳人。其家世不详，中平年间为大将军何进主簿。
　　何进欲招外将入朝，陈琳曾进谏反对，可见他远比何进有政治头脑。何进死后，陈琳逃到冀州依附袁绍，为绍 典文章 ，草拟了很多重要的书檄。袁绍败后，陈琳在建安十年归降曹操，担任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负责司空府的书檄撰制。阮瑀字元瑜，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出身儒学世家，曾受教于蔡邕并得其欣赏。约建安三年左右被曹操征辟，任司空军谋祭酒，主管章奏书记。
　　陈琳、阮瑀在散文创作上大致齐名，他们共同负责曹操霸府中的各类文书章表，创作了大批气势奔放、文笔酣畅的文章。《典论？论文》提到他们的这些文章说 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俊也.除去文章，陈、阮二人都有诗作传世。陈琳的诗现存四首，其中《饮马长城窟行》最为著名：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往谓长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举筑谐汝声。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作书与内舍，便嫁莫留住。善待新姑嫜，时时念我故夫子。报书往边地，君今出语一何鄙。身在祸难中，何为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结发行事君，慊慊心意关。明知边地苦，贱妾何能久自金？
　　此诗是借用乐府旧题来反映社会现实的篇章，揭露了统治者修筑长城的劳役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这一主题，在战争频繁，世道乱离的建安时期具有相当深刻的现实意义。在艺术手法上此诗也颇有特色，它采用对话的方式来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构思深具匠心。而这样的佳作，不仅承继了汉乐府诗集的优点，而且也为后世边塞诗一派的写法开辟了道路。此外，陈琳的《游览诗》二首，写出了一种悲怆慷慨，欲及时建立功名的情绪，也是极富时代精神的。
　　阮瑀在诗风的慷慨强健上略不如陈琳等人，作品有较多的悲慨哀伤之气。所作《七哀诗》、《怨诗》、《咏史》诗等，都显出浓厚的伤感，忧郁和天地人生无常的思绪，间接地表现了汉末动乱给知识分子内心留下的伤痛。阮瑀集中直接反映社会问题的诗，是他用乐府旧题写的《驾出北郭门行》。
　　诗人在这首诗里，通过对驱车经过城北门外墓地时听到的悲啼声的记述，描写了一个孤儿被继母虐待的悲惨遭遇： 生母舍我殁，后母憎孤儿。饥寒无衣食，举动鞭捶施。骨消肌肉尽，体若枯树皮。藏我空室中，父还不能知。
　　上冢察故处，存亡永别离。亲母何可见，泪下声正嘶。弃我于此间，穷厄岂有赀？ 全诗充满对弱小孤儿不幸生活的同情和哀伤，揭露鞭挞了阶级社会中人性的丑恶面，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封建家庭伦理关系的虚伪性。千载以下，诗人的正义感和同情心仍能引起人们感情上的共鸣。此诗在题材写法上类似汉乐府《孤儿行》，但更加细腻和感人，所揭示的思想内涵也要更深刻一些。
　　徐干（公元１７１- ２１７年）：徐干字伟长，北海剧人。关于他的生平，史书上介绍很少，大致可知的是十几岁时已可 诵文数十万言 ①，未曾弱冠，已是熟诵五经，博览传记， 言则成章，操翰成文 ②。大约建安三年左右，曹操辟他为司空军谋祭酒。
　　到建安十六年，为曹丕五官将文学，建安二十年后，一直隐居著述，建安二十二年罹疾去世。
　　徐干为人恬淡好学，曹丕认为他夙有 箕山之志 ；隐居著书，作《中论》二十余篇。在文学创作方面不甚用力，但辞赋颇有可观之处。他作赋的数量不少，大都亡佚，但曹丕称其赋为王粲之匹，《文心雕龙？诠赋》篇言 伟长通博，时逢壮采 ，可见他赋体创作上的成就；他的论说文也受到前人的称赏，所以《文心雕龙》又说 徐干以赋论标美.徐干的诗今只存九首，其中大部分是描写闺怨的诗。尤其是六首室思诗，写了女子对爱人的思念，如 峨峨高山首，悠悠万里道，君去日已远，郁结令人老。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时不可再得，何为自烦恼 ，写得缠绵郁结，又有几分自我开解的洒脱，风格酷肖《古诗十九首》中的一些诗。又如其三：浮云何洋洋，愿因通吾辞。飘飘不可寄，徒倚徒相思。人离皆复会，君独无还期。
　　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
　　此诗想象飘逸，譬喻新鲜自然，而思绪缠绵委婉，感情挚至浓烈，语言亦十分流畅，诚为情诗中的佳作。末四句尤其成为后世模拟仿作的题材，但拟作却很少能够达到原作的自然神采。至于表面上不求仕进的徐干何以写出许多这类表达男女缠绵情感的诗，有论者认为，这实际上是徐干运用传统的诗歌语言来表达他对君臣间道义关系的憧憬和他希望为知己者所任用的心愿①。
　　应瑒（约公元１７２- ２１７年）：应瑒字德琏，汝南南顿人。汝南应氏是东汉的官僚大族，数世通显，富有文化学术传统，应瑒的父祖都作过二千石的官。应瑒早年因战乱漂泊他乡，约在建安初年归于曹氏，历任丞相掾，曹植平原侯庶子，曹丕五官将文学等。
　　他的作品，今存有诗数首，赋十余篇，文、论数篇，一般都认为内容平平，无足称道，曹丕论文对应瑒作品的评语不过是 和而不壮 ，并无其它赞语。
　　不过应瑒作品的格调低沉，其实跟他平生的遭际有关。他本为名族子弟，董卓之乱、洛阳焚毁，被迫逃难离乡。后投奔曹操，最初地位极为卑微，或有云仅为一员兵卒者②，许多年后，始被辟为丞相掾属。长期屈居下层的坎坷蹉跎，无疑在应瑒心中打下了阴郁压抑的印记，作文亦多自伤之意，前人谓之 流离世故，颇有飘薄之叹 ③。平心而论，应瑒的赋殊有可观，不仅作品较多，且多为咏物抒情之小赋，情感细腻，对魏晋抒情小赋的发展自有一份贡献。
　　①　　 《晋书》卷 113《苻坚载记》。
　　②　　 《晋书》卷 96 《列女传》。
　　①　　 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沈阳新乐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 4期。
　　②　　 《晋书》卷 121《李雄载记》。
　　③　　 《晋书》卷 121《李班载记》。
　　应瑒诗中有《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表面上是一首 叙酣宴狎池苑的公宴诗，实际诗人在此诗中是以象征的手法，借一只哀鸣的孤雁，抒写自己的身世之感，并含蓄寓有结托之意。后人评此诗是 吞吐低回，宛转深至 ④。应瑒还有两首《别诗》，描写行役的悲苦，如第一首：朝云浮四海，日暮归故山。行役怀旧土，悲思不能言，悠悠涉千里，未知何时旋。
　　联系应瑒年轻时曾背井离乡，逃避战乱的经历，可知此诗并非浮泛描写羁旅伤别，而是蕴含了作者自己的内心伤痛，所以情感真挚，悲凉感怀，亦不堕汉魏之风。
　　刘桢（约公元１７０＜或云１７６＞- ２１７年）：刘桢字公干，乐平宁阳人。为汉宗室子孙，父亲亦有文名。刘桢八九岁即能背诵《论语》，撰作文章辞赋，号 警悟辩捷 ，以才学知名。在建安初年应曹操之召入许，参加过曹操的多次军事行动。建安十六年曹操分封诸子后，从丞相掾属转为五官中郎将文学。不久因在宴会上平视甄夫人而被曹操治罪，罚作磨石苦役，遇赦复职。大约在建安十八年转为平原侯庶子，到曹植转封临淄，刘桢仍为庶子之职，建安二十二年罹疾卒。刘桢的诗在当时享有很高的声誉。他博学高才，夙有大志，又禀性刚直，辞气俊烈，对曹氏仅视自己为后车捧裾的文学侍从之臣，内心并不满意。所以其思想中时有高蹈远引之意。发而为诗，遂使其作品往往有一种高洁凌厉的不羁之气，境界颇高。亦如曹丕所说 公干有逸气，……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①；《诗品》将刘桢的诗列在上品，称其诗 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 ，亦是为此。刘桢诗现存１５首，从题材的广泛和语言的丰富上，不若曹植王粲，但无疑可见出他刚劲峭拔的特色。其《赠从弟》三首可称代表作：泛泛东流水，磷磷水中石。萍藻生其涯，华叶纷扰溺。采之荐宗庙，可以羞嘉客。
　　岂无园中葵，懿此出深泽。（其一）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
　　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其二）
　　凤凰集南岳，徘徊孤竹根。於心有不厌，奋翅凌紫氛。岂不常勤苦，羞与黄雀群。
　　何时当来仪？将须圣明君。（其三）
　　这三首诗采用比兴的手法，通过对萍藻、松柏、凤凰这样一些具高洁、坚贞、超迈质性的美好之物的描写标举，展示诗人所崇尚的一种高远卓绝的品质追求，风骨清峻，不假雕饰，足以展示作者卓荦不凡的内心世界。尤其第２首 亭亭山上松 中对贞松的刻画，赋与松树一种深刻的文化内涵，风力远及后世。象嵇康、左思、陶渊明、鲍照诗中那些借松、梅等物表现其孤高不群人格精神的篇章，都能看出刘桢此诗的影响。
　　王粲（公元１７７- ２１７年）：王粲字仲宣，山阳高平人。他出身东汉高门大族，曾祖王龚、祖父王畅都位至三公，父亲王谦为大将军何进长史。王粲自幼聪慧有才名，十四岁时因董卓之乱从洛阳流寓到长安，往见著名学者蔡邕，立即得到蔡邕的倾心推许，称 此王公孙也，有异才 ，并要将自己的藏书送给王粲①。由于北方的战乱，年青的王粲辞谢了朝廷的征辟，南下荆州依附汉室宗亲刘表。在荆州，王粲居住了将近１６年的时间，始终不能得到刘表的重用，这使得有志进取的王粲内心产生了强烈的怀才不遇的苦闷。在建安十三年刘表死后，王粲归降曹操，任丞相掾，封关内侯，屡次参加了曹操征战各地的军事行动。以后魏国建，又以军谋祭酒拜侍中，参与制订魏政权的各项典章制度。建安二十一年曹操征孙权，王粲从征，在路上染病，次年春死于军中，年仅４１岁。
　　④　　 《晋书》卷 117《姚兴载记上》。
　　①　　 参阅章鸿剑《石雅》卷中。
　　①　　 《后汉书》卷三十二 郡国四？豫章郡？建城 条引。
　　王粲在建安七子中年辈最晚，但文学成就最高。其作品今存有诗２３篇，赋２６篇，其余论、释、铭、檄、颂、赞等１８篇及补遗若干①。这些作品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斐然可观，且饶有特色。如王粲的辞赋，可谓冠于一时，从总体上言，仅次于曹植之作。《典论？论文》中说： 王粲长于辞赋，……
　　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虽张、蔡不过也。 实际上，王粲是以作诗之法作赋，所作绝大多数属抒情小赋，形式短小精悍，抒情真挚动人，而语言清新明快，不事雕琢。具有诗的魅力。如千古名篇《登楼赋》，抒发了他在寓居荆州，有志不遂之际登上麦城城楼时所感到的乡关之思，离乱之感和建功立业之志。赋中借通浦、长洲、广陆、沃流等景物的描写来借景抒情，以他乡景色的优美反衬中自己内心抑郁感伤的怀乡之情。
　　随后又转而将个人的乡关之思扩展到对王道未一，天下未治的忧思，进而引出作者要及时立功的雄心大志。通篇结构完整，造语精炼而又明白晓畅，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②。此外，王粲的散文亦颇有佳作，在形式上骈散结合，流畅而有自己的见解，论者以为可与孔融媲美③。
　　尤其是他的诗，风格苍凉悲慨，境界遒劲阔大，情感深挚沉郁，在建安诗歌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刘勰称他为 七子之冠冕 ④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由于王粲自幼 遇乱流寓 ⑤，所以他的诗十分关心社会现实，常有 天降丧乱，靡国不夷 ⑥、 悠悠世路，乱离多阻 ⑦的慨叹，对人民在战乱中的痛苦寄予深切的同情。著名的《七哀诗》第一首，作于初离长安避乱荆州途中，诗中言：西京乱无象，豺虎方构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 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 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七哀诗》是乐府旧题，大致比较偏重于写哀伤的题材，音乐上或为七段，因此得名。在建安时期，有许多诗人都曾用此旧题创作了反映社会动乱和个人不幸遭遇的诗篇，而王粲的《七哀诗》是这类诗中的佼佼者。这首诗先以沉郁简练的笔法，写了劫难中的长安和郭、李等人相互攻杀，大乱方兴的时代画面以及诗人所以离开中原，委身南方蛮荒之地的原因。这种战乱中的背景离乡，激起了家人亲友多么难舍难分的离愁别绪。当诗写到诗人亲友的诀别场面时，已经令人感到情不能堪，然而这一段叙写仅仅是诗人为更大的人生社会惨剧所作的一个铺垫而已。接下来即写途中所见，在 白骨蔽平原 之下，诗人竟然还见到更令人悲痛的惨绝人寰场面。诗中对妇人弃子草间之举已不忍再加形容，只用寥寥数句，记下了自己的所见和所听到的妇人之言，随即掩面而去。然而这段如哽如咽、一字一泪的诗句，令读者所感受到的巨大心灵震撼，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史书记载。末四句里，诗人终于抒发出了自己的沉痛感喟，一种悯时伤世，忧国忧民的情怀溢于笔端。
　　①　　 《中国古代煤炭开发史》，煤炭工业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5 页。
　　②　　 《晋书》卷 87 《凉武昭王李玄盛传》。
　　③　　 《北史》卷 34 《宋繇传》、《刘延明传》。
　　④　　 《北史》卷 34 《宋繇传》、《刘延明传》。
　　⑤　　 《晋书》卷 125《冯跋载记》。
　　⑥　　 王粲：《赠士孙文始》。
　　⑦　　 王粲：《赠蔡子笃》。
　　《七哀诗》的第二首，是写诗人避居荆州时的苍凉心境：荆蛮非吾乡，何为久滞淫？方舟溯大江，日暮愁吾心。山冈有余映，岩阿增重阴。
　　狐狸驰赴穴，飞鸟翔故林。流波激清响，猴猿临岸吟。迅风拂裳袂，白露沾衣襟。独夜不能寐，摄衣起抚琴。丝桐感人情，为我发悲音。羁旅无终极，忧思壮难任。
　　王粲长期身处离乱，常痛感胸怀大志无所施展，所以他到荆州后的作品常常流露出怀才不遇，光阴荏苒，有家难归的苦闷。这首诗和《登楼赋》一样，表达了他这方面的情怀。而这一情怀，在诗中是以羁旅中强烈的怀乡之情和时序之感来表现的。王粲：《七哀诗》共三首，第一首哀人，第二首自哀，（第三首主要描写边地之苦，同样具有现实意义，姑置不论。）实际上都表现的是诗人忧生忧世，冀望天下平治的感情，而情真意切，气势自然奔涌。
　　诚如方东树所言 仲宣《七哀诗》，……叙事高迈，沈雄阔大，气象体势，骞举清恻。……感愤而作，气激于中，而横发于外，后唯杜公有之 ①；在当时，则 苍凉悲慨，才力豪健，陈思以下，一人而已。 ②王粲归附曹操之后，其政治地位和创作环境有了很大变化。他常与曹氏兄弟及邺下诸子相互唱和，写了许多从军、公宴、游览、赠答和咏物诗，大致比不上前期创作的深刻，但仍具前期诗作中那种努力进取希望一展功勋的精神。
　　总之，王粲的诗情感丰富，境界阔大，语言清朗，富于文采。无论反映现实还是抒写怀抱，都能才情横溢而文质兼备。《宋书？谢灵运传论》说 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 ，可见其人在建安文学中的地位。
　　（２）邺下其他作家与作品女诗人蔡琰及《悲愤诗》：蔡琰字文姬，陈留人，是著名学者蔡邕的女儿。承家学渊源，蔡琰亦博学多才，精通音律，但一生则相当不幸。蔡邕为人正直，不愿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所以在东汉后期一再遭宦官集团陷害，文姬幼年时，就随父 亡命江海，远迹吴会 ①，整整过了１２年的流亡生活。１６岁时嫁给河东人卫仲道，不久丈夫夭亡，父亲也被王允所杀。蔡琰因无子回到陈留娘家居住，在汉献帝兴平年间（公元１９４- １９５年）被掳掠到南匈奴，嫁给匈奴左贤王，生二子。
　　１２年后始被曹操用重金赎回，再嫁给屯田都尉陈留董祀。
　　现在流传下来可以确认是蔡琰所作的诗篇是五言体的《悲愤诗》。此诗是蔡琰从胡地回到中原后，为倾诉自己身世和战乱中的不幸遭遇，抒发悲愤之怀所作，全诗共１０８句，５４０字，真实地再现了汉末战乱的可悲情景，展示了当时广大妇女的悲惨命运。
　　①　　 徐中舒：《论的成书年代及其作者》，《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 1期。
　　②　　 见《文选》引左思《蜀都赋》，刘逵注。
　　①　　 郭璞：《郭宏农集》卷一。
　　全诗共分为三大段。第一段从董卓之乱写起，在揭露乱兵疯狂掳掠的同时，叙述了自己被掳的痛苦经历，非常具体真切，比照史书中的一些记载，诗中这些描写真可称为 诗史.如《通鉴》献帝初平元年载董卓军中 拥羌胡义纵以为瓜牙 ，以之屠杀素 不习战 之百姓， 譬犹驱虎兕以赴犬羊 ；又载卓 遣军至阳城，值民会于社下，悉就斩之。驾其车重，载其妇女，以头系车辕，歌呼还雒。……以妇女与甲兵为婢妾.而此诗则写道：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皆破亡。
　　斩截无孑遣，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
　　可以说比正史记载更具感性色采和震撼人心的情感力量。细节如 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几微间，辄言' 毙降虏，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之句，写得凄苦惨厉，令人对当时如狼似虎之兵士凌辱怒骂被掳者的情景有如亲见。
　　第二段描写了女诗人滞留于匈奴地区时的孤苦生活，表现了她对故乡亲人的思念以及被赎回中原时被迫抛别爱子的生离死别之情。特别是描写临行时与儿子诀别的悲痛和矛盾心理的一段诗句，写得极为惨痛，哀怨动人。
　　第三段诗意比较复杂，要之有三层含意，其一是归途中缠绵不已的思子之情；其二是回到家乡后见到的故园残破，人亡物换的凄暗情景。 城郭为山林，庭字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 的诗句，无限沧桑之感，足可以给曹操《薤露》、《蒿里》等诗作注脚。而第三层意思最为沉痛隐忍这就是十余年中颠沛流离的悲惨遭遇给女诗人心灵上造成的深重创伤，以及封建社会世俗之见在她今后生活中投下的阴影。由于有许多难言之隐，所以这一层诗意非常含蓄。而女诗人唯一的办法，也只好把一切都归之为命运去自怨自伤。
　　这首有自述性质的抒情诗是建安诗歌中的杰作，其所达到的成就不仅在以往的诗作中是罕见的，而且与后世的同类之作相比，亦无逊色。
　　邯郸淳、繁钦、吴质、路粹、左延年等：《三国志？王粲传》在记载了有关建安诸子事迹之后，又言： 自颖川邯郸淳、繁钦、陈留路粹、沛国丁仪、丁廙、弘农杨修、河内荀纬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例 ；《文心雕龙？时序篇》亦言 文蔚、休伯之俦，子叔、德祖之侣.无疑，构成建安文学创作主体的，除三曹、七子之外，亦有上述这些作者。不过由于史料的阙如，这些作者的生平和创作情况，今天尚不能完全获知，此处只能择要而述之。其中文学成就大致可述者，有繁钦、吴质、邯郸淳以及并不在上述作者之列的左延年。其中繁钦的诗作数量较多，包括残篇共有七首，四言、五言和七言都有，颇有佳句。如四言诗《赠梅公明》： 瞻我北园，有条者桑。构此春景，既茂且长。氤氲吐叶，柔润有光。黄条蔓衍，青鸟来翔，日月其迈，时不可忘。公子瞻旃，勋名乃彰 ，借饶有生意的自然物候描写，表达出一种及时建功的积极情感，与建安诸子之作精神上有相通之处。又如他的《咏蕙诗》：蕙草生山北，托身失所依。植根阴崖侧，夙夜惧危颓。寒泉浸我根，凄风常徘徊。
　　三光照八极，独不蒙余晕。葩叶永凋瘁，凝露不暇晞。百卉皆含荣，己独失时姿。比我英芳发，鶗鴂鸣已哀。
　　全篇用比兴象征之法，在对生长于阴崖寒泉之侧，得不到春晖雨露而葩叶凋瘁的蕙草的感叹中，寓含了出身寒微的才士纵有美质亦难实现抱负，及时进用于朝的深刻悲哀。繁钦的身世际遇，除史书上的简略记载之外已不可详考，但据说他曾因 伤世道剥丧，贤愚隐情，上之人用察不至，而小人得
　　志，君子伏匿 而作《生茨诗》①，可见他亦是一位对所处环境有牢骚感慨的人，而这类不平又是古今一切 英俊沉下僚 的人们所共有的。所以在后世左思、郭璞 郁郁涧底松 、 潜颖怨青阳 的诗句里，也能看到繁钦《咏蕙诗》的影子。
　　吴质的诗作今日所见只有他为怀念已故的魏文帝而作的《思慕诗》一首。
　　盖吴质与曹丕关系极深，二人气类相近，气味相投，从建安时起就是政治上的密友。吴质曾在争立固父宠等重大问题上积极为曹丕出谋划策；而以后吴质多次以不法得罪，每次都得到曹丕的出面保护。所以魏文帝去世，吴质真诚地感到哀痛，这首《思慕诗》所抒发的，正是这样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情。
　　尽管如此，此首诗在艺术上仍是平平无足道之作。不过吴质的散文确实有较高的成就，《文选》中收入的《答魏太子笺》、《在元城与魏太子笺》、《答东阿王书》等篇章，都是这一时期文章的佳品。
　　邯郸淳在当时颇有名声，有的史书将他列在除七子以外诸文士的首位，称他 博学有才章，又善《苍》、《雅》、虫、篆、许氏字指 ①。但其文学作品传世的并不多，文仅有《投壶赋》、《上＜受命述＞表》、《受命述》数篇②；诗则只有一首题为《赠吴处玄》的四言诗，质量亦平平。不过邯郸淳博学多才，在儒学理论、书法领域都有建树，名列诸文士之首，或是由于他有多方面学术文化修养的缘故。
　　左延年的生平几无从察考，仅《晋书？乐志》有 黄初中，以新声被宠 的寥寥数字。推想起来，左或许仅是当时的一名乐师，并未跻身士流，所以史书不载他的事迹。他的作品流传下来的有《秦女休行》一首和《从军行》的两行残篇，都带有浓郁的汉代民歌风味。《秦女休行》是一首叙事诗，叙述了一位气概豪烈的女子为家族报仇，手刃仇家的故事，反映了汉魏社会中盛行的私人复仇之风。体式上是以五言为主的杂言诗，情感质直，音节朴拙古拗，和全诗简洁朴质的语言风格非常吻合。此诗在对某些社会问题的直接揭示，及艺术风格的朴素高古方面，与建安诗歌有着精神上的联系，而这一创作题材对后世也有影响，晋代傅玄和唐代大诗人李白都对此诗有过模拟之作。
　　此时期有诗作传世的，尚有仲长统等人，兹不具述。
　　①　　 渑池县文化馆等：《渑池县发现的窖藏铁器》，《文物》1976年第 8期。
　　①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吉利发现西汉冶铁工匠墓葬》，《考古与文物》　　1982 年第 3期；何堂坤等：《洛阳坩埚附着钢及其科学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　　1985 年第 1期。
　　②　　 《梁书》卷 48 《儒林传》。
　　３。秀出的高标——曹植
　　曹植是建安时期最杰出的诗人，其作品代表了建安文学发展的最高成就。
　　曹植字子建，是曹操的第二个儿子，生于汉献帝初平三年（１９２年），死于明帝太和元年（２３２年），只活了４１岁。
　　曹操的生活和创作，以延康元年为界限，可分为前后两期。在他生活的前期，处境比较顺利，可谓年少才高，壮志凌云。受家族文学传统的影响加上自身的秉赋，曹植自幼喜欢诗赋，在文学方面有卓异的才能，史载： 年十余岁，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 ①１３岁以后定居邺城，与邺下诸多文士相互交往酬唱，文学之才更加成熟。尽管由于贵公子的身份和生活环境，曹植在这时的作品多是描写恣意游宴、诗酒高会的 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 之作，然而其文采高华，自为常人所不及。而他所具备的其他多方面的才能修养，甚至令见者目之为 天人 ②。
　　尽管如此，年轻的曹植并不愿以文章著述作为人生追求的目的，而是有更远大的理想抱负。曹植生于汉末天下大乱之时，从小随其父四处征战，所谓 生乎乱，长乎军 ，对汉末社会残破，民生凋敝的现实有非常直观的了解。在建安十六年所作的《送应氏》二首中，他写出了自己对艰难的国事及转死流亡，无家可归的百姓的深深关切与同情：步登北芒阪，遥望洛阳上。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
　　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念我平生亲，气结不能言。（其一）
　　进入诗人眼里的一代帝都洛阳，在董卓之乱已经十余年后，依然是一片劫后余灰。昔日的宫室荡然无存，只剩下断垣残壁，荆棘参天。城中人民当年被乱兵杀掠殆尽，到今天百姓中找不到略有年岁的人，只能看到些许在劫后出生的小孩子。昔时繁华的市井，被荒芜得不辨路径的野地所代替。诗人抑制着自己沉痛的情怀，以平静沉郁的白描手法，为读者写出了洛阳荒凉凄恻景象。直到末四句，诗人始投入自己的主观情感，直接表达了他对于一代名都如此破败惨淡的难言悲愤。此诗写出的景和情，和曹操《蒿里行》、王粲《七哀诗》、蔡琰《悲愤诗》中的情景有一致之处，都是当时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但由于曹植卓异的才性，此诗艺术上更显示出词意宛转的感人魅力。
　　由于早年经历和成长环境、儒家积极入世的人生观以及对国家百姓命运的深切关心等诸多因素影响，曹植很早就树立了建功立业，济世拯民的政治理想，希望能定乱除暴，实现 皇佐扬天惠，四海无交兵 ①的宏志。在《与杨德祖书》中，他曾有这样的话： 吾虽薄德，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可见，曹植所要求自己的，决非只是挥洒文才，做一名诗人或文学之臣，为后世流传几篇文章而已；他渴望亲自驰骋疆场，杀敌立功。和曹丕相比，曹植实际上更富于传统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这一时期，曹植曾模仿乐府歌辞杂曲歌瑟调曲作了一首《白马篇》：
　　①　　 北京钢铁学院金属材料系中心化验室：《河南渑池窖藏铁器检验报告》，《文物》1976年第 8期。
　　②　　 何堂坤：《关于灌钢的几个问题》，《科技史文集》第 15 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9 年版。
　　①　　 《六臣文选》卷三十五张协《七命》。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
　　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边城乡紧急，虏骑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诗中这位游侠少年从小离别家乡，转战边塞，不但有高强出众的武艺，更有为国立功，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这个少年的形象，是曹植用世理想的艺术体现，也凝聚了建安时期的时代精神。
　　在曹植身上，用世的政治热情，是贯穿始终，至死不改的。无论是在雄姿英发一帆风顺的早年，还是在他备尝苦难挫折的后半生，对理想的追求始终非常执着。最初，由于曹植在各方面都很出众的才能，曹操一度对他相当看重，甚至打算立他为嗣。建安十九年曹操出征孙权时尝特意安排曹植镇守邺城，还殷殷勉励曹植，说 吾昔为顿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欤！ ①从曹操的这一番安排和告诫的话里，不难看出当时曹操对曹植的期待和用心。这对曹植来说，当然是他有可能在政治舞台上一展身手，实现用世行道理想的一个重要机会。但是曹植 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 ②的处世性格使他很快失宠于曹操。建安二十二年，曹植醉后 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 ①，以致 太祖大怒，公车令坐死。由是重诸侯科禁，而植宠日衰②。加上曹植思想上的重文轻质，弃实取华③倾向，朋友交游常不加检束，有逾法度，在曹操心中留下了 浮华 印象，使之愈加 异目视此儿矣 ④。而曹植曾卷入争立太子的矛盾一事，又使他受到其兄曹丕强烈的猜忌衔恨，文帝即位后对曹植的长期迫害之举都由此而发，甚至到明帝嗣位仍对曹植有很深的猜疑。曹植后半生用世理想的破灭，跟此事亦有很大关系⑤。
　　当曹操在世时，曹植尽管政治上失势，但生命安全总能得到庇护，被重新起用的可能也还存在。而自曹操病逝，曹植再也不能受到任何一点宽容，所以从延康元年以后，曹植的生活和创作就进入另外一个时期，邺城的公子生活就此结束，人生的痛苦经历自兹开始。
　　自２２０年年底曹植被迫 就藩 之后，来自朝廷的迫害就从没有停止过，几年间一再贬爵，食邑亦一再削减，多次被诬陷获罪，几至于死。在朝廷的高压之下，曹植目睹了友人的被杀，兄弟的暴死，遭遇了文帝爪牙 吹毛求瑕，千端万绪 ⑥的折辱构陷，经历了辗转迁徙颠沛流离的困苦生活。在太和三年将徙封东阿之前，曹植作《迁都赋》，序中回顾这十余年的坎坷生涯说： 余初封平原，转出临淄，中命鄄城，遂徙雍丘，改邑浚仪，而末将适于东阿。号则六易，居实三迁。连遇瘠土，衣食不继 ①，对统治者加予的流播之苦作了很含蓄的控诉。而尽管是在这样艰难的处境下，曹植渴望用世的雄心依然不灭，对国事始终怀有关切，尽力争取（虽然是徒劳的）每一个可能的用世立功机会。
　　①　　 何堂坤：《百炼钢及其工艺》，《科技史文集》第 13 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5 年版。
　　②　　 《三国志》卷十九，《陈思王植传》。
　　①　　 徐州市博物馆：《徐州发现东汉建初二年五十谏钢剑》，《文物》1979年第 7期。分析报告见前何堂坤《百炼钢及其工艺》，并见《自然科学史研究》1984年第 4期韩汝玢文。
　　②　　 刘心健等：《山东苍山发现东汉永初纪年铁刀》，《文物》1974年第 12期，分析报告见前《考古学报》1975年第 2期李众文。
　　③　　 《北史》卷 81 《儒林传序》。
　　④　　 《三国志》卷十九，《陈思王植传》。
　　⑤　　 建安二十二年之前曹丕和曹植都有被立为魏王太子的希望，双方也各有党羽拥护，曹操也曾长时间狐疑不决。虽然曹操最后选择了以曹丕为嗣，但争立的余波一直持续到曹操去世前。自从经过这一番对大位的争夺，曹丕对曹植的嫉恨之心深入骨髓。
　　痛苦不幸的生活遭遇成就了曹植的诗歌创作。他后期的作品，反映社会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前期，艺术上也变得更加成熟。例如《野田黄雀行》、《嗟吁篇》、《七哀诗》、《　　 Ｅ篇》、《美女篇》、《浮萍篇》、《仙人篇》、《五游篇》、《远游篇》、《游仙》、《赠白马王彪》、《杂诗》、《情诗》等大量拟乐府和五言诗，都是这一时期的杰作。在许多诗里，曹植用比兴的手法抒发抑郁感愤之慨，揭露最高统治者对同胞骨肉的迫害，表达渴望自由的心情，以及为国立功、实现理想的坚执信念。
　　延康中，曹植有感于曹操死后朝廷政局的大动荡及友人丁氏兄弟的被害，作《野田黄雀行》一诗：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交何须多？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
　　罗家见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
　　诗采用乐府旧题，在特殊的背景条件下，以托喻的方法，写出内心对朝中大变迭起，险恶的风涛即将爆发，而友人罹罪，适为其先兆的种种悲痛忧惧之感。史书曾载曹丕即帝位后对与自己有宿怨的臣下，多有挟忿报复的刻毒之举，丁氏兄弟当初力赞立曹植为嗣，是曹丕恨之入骨者，被害的恶运是不可避免的。而曹植自己，亦将难以自保。所以这首诗借入罗黄雀之喻，既哀友人又隐隐自哀。
　　更为沉痛地表现诗人内心感愤的诗是《赠白马王彪》七章，其写作的缘起与时间，在诗前的短序中有痛切的表述： 黄初四年五月，白马王、任城王与余俱朝京师，会节气。到洛阳，任城王薨。至七月，与白马王还国。后有司以二王归藩，道路宜异宿止，意每恨之。盖以大别在数日，是用自剖，与王辞焉，愤而成篇。 这首诗写得悲婉凄怆，从第２章到第７章，采用了首尾一贯的联章形式，前章末句与后章首句相接，即所谓 顶针格 ，读起来迂回往复，很能传达作者内心郁结缠绵的感情。
　　⑥　　 《黄初六年令》，见赵幼文《曹植集校注》卷 2. ①　　 《魏书》卷 55《刘芳传》。
　　①　　 《中国矿产地一览表》第 2卷下，第 75 页，1942年。
　　诗的第１章写出了返国时凄然的心境，具体而言，主要包含两层思绪： 顾瞻恋城阙，引领情内伤 ，写出了对京城的眷恋。曹植的这种眷恋之情在当年曹丕迫令曹植和诸弟 就藩 时，就曾有过酸楚的表达： 祖道魏东门，泪下沾冠缨。扳盖因内顾，俯仰慕同生。行行日将暮，何时还阙庭？车轮为徘徊，四马踌躇鸣。路人尚酸鼻，何况骨肉情 ①。时隔四年，诸王的处境较当初更为悲惨，此次 大别 ，母子兄弟骨肉或 离别永无会 ，曹植内心的痛苦依恋更有愈当年； 清晨发皇邑，日夕过首阳 的诗句，表面上写行程，其实还可能另有深意。首阳山上有夷齐之庙，在任城王暴殂不久，又与白马王被迫分道之际，曹植过首阳山进而怀想兄弟友于情重的古人，其对文帝行为的隐隐揭露之意是可以体会的。第２章描写途中遇雨，道路泥泞，人马疲困，本是当时实景。但通过诗人的渲染，更突出了悲凉的气氛，表现了诗人抑郁的情怀。第３章慨叹兄弟即将分离，谴责在君主身边搬弄是非的卑鄙小人。 鸱枭鸣衡轭，豺狼当路衢，苍蝇间黑白，谗巧令亲疏 的诗句，充满愤激，通过直斥小人进谗，间接地控诉了信谗残害骨肉的曹丕。第４章又宕开写景，但景物描写完全映衬出一种深刻的愁怀别绪。诗人择取秋风中的寒蝉，西匿的白日，赴林的归鸟，索群的孤兽，构造出惨淡凄凉的时节景象，其中不仅寓含了兄弟分离的悲伤，而且本身也成为诗人命运处境的强烈象征。第５章转写曹彰的暴亡，痛悼骨肉手足 一往形不归. 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间，影响不能追。自顾非金石，咄唶令心悲 的诗句，是恸极之语，亦含有很深的人生无常的感慨。而对于此刻的曹植，或许也只有这种看破生命远不如金石之固的 达观 ，才可能对内心的失弟之痛有些微的慰解。正是由于这种无可奈何的 达观 ，在诗的第６章，诗人竭力想从前５章悲伤凄怆的情调中跳出，强自安慰白马王和自己，因而写出豪宕旷放之句： 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恩爱苟不亏，在远分日亲。何必同衾帱，然后展殷勤.第７章总结全篇，倾泻了作者在诗中忍而又忍的那种骨肉间生死离别悲剧的巨恸。像变故在斯须，百年谁能持。离别永无会，执手将何时 的句子，读之真令人痛彻心脾。然而诗人语气一转，最后又居然极其平缓地以 王其爱玉体，俱享黄发期 相勉，其间强忍了多大痛苦实可想见，而诗作也因此愈加感人。刘克庄说，此诗忧伤感慨，有不可胜言之悲 ，诚然。纵观全篇，写景苍凉，抒情哀苦，凄恻愤激，沉痛缠绵。
　　情感真挚峻烈，表达却含蓄蕴藉，可谓 体被文质 之作。方东树评价这首诗是 气体高峻雄深，直书见事，直书目前，直书胸臆。沈郁顿挫，淋漓悲壮，……遂开杜公之宗。 ①尽管不断遭到最高统治者的迫害打击，但曹植从来没有舍弃他用世建功，为国分忧的人生理想。他的诗中，不仅有许多直接抒发 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 ①的立功热望的作品，尤其还在诸如《美女篇》、《七哀诗》、《杂诗？南国有佳人》等许多似乎是描写女性爱情悲剧的诗中，用传统的比兴托喻手法，含蓄婉转地表现了自己求用不遂的内心苦闷。他诗中写到的女子，都是清才丽质，娴雅高洁的。其容貌仪态是 顾盼遗光采，长啸气若兰 ②；其居处则青楼高门，绿草闲房；其服佩更是明珠珊瑚，罗衣轻裾，以此展示她们气质情怀的深美芳烈。而其中所托寄的，正是诗人自己卓异的才华和高尚的理想追求。如《美女篇》：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柔条纷冉冉，叶落何翩翩！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
　　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 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顾盼遗光彩，长啸气若兰。行徒用息驾，休者以忘餐。借问女安居？乃在城南端。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容华耀朝日，谁不希令颜？媒氏何所营？玉帛不时安。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众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观。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
　　在诗中，曹植写出了美女 盛年处房室 ， 求贤良独难 的不幸命运，而这种良媒不至，知遇难逢的空闺寂寞之感，正是曹植自己政治悲剧的写照。
　　清代刘履论此诗说： 子建志在辅君匡济，策功垂名，乃不克遂，虽授爵封而心犹为不仕，故托处女以寓怨慕之情焉。……居青楼高门，近城南而临大道，则非疏远而难知者，何为见弃，不以时而币聘之乎？其实为君所忌，不得亲用。……盛年不嫁，将恐失时，故惟中夜长叹而已。 ③这种写法，继承了《离骚》借美人以喻君子的创作传统及乐府民歌铺陈辞采，将诗中女性理想化的表现方式，但同时又蕴含了更深刻丰富的思想感情内涵。所以，曹植的这一类诗，实际是对《诗》、《骚》和汉乐府民歌中同类主题作品的提高和发展。
　　①　　 王奎克等：《砷的历史在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年第 1期。
　　①　　 赵匡华：《中国历代 黄铜 考释》，《自然科学史研究》1987年第 4期。
　　②　　 《魏书》卷 65 《李平传》。
　　尽管曹植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仍然一直上表求用，而继位的魏明帝也开始在生活上给他一些优待，但他被统治者排斥猜疑的处境并无任何实质改变。史载他 每欲求别见独谈，论及时政，幸冀试用，终不能得 ①。在终于意识到自己不过是朝廷 圈养之牢物 ②之后，他 怅然绝望 ③，于太和六年年底郁郁而终。
　　曹植在文学史上地位极高，所作诗、赋、文等，均为当时之冠。他的辞赋，除本身的成就之外，在反映生活的广阔、情感的丰厚、意境的深美、语言辞采的典雅工丽、声韵俳偶技巧的讲究等一系列方面，都对辞赋这一文体起到推陈出新，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其辞赋数十篇，几乎篇篇可诵，所作《洛神赋》，尤其为千古不朽的名篇。曹植的诗，流传至今的有８０余首，无论长篇短制，述志叙事、咏史赠答，运用五言体式都非常成功。他从前代诗歌，特别是楚辞、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中汲取了大量的养料，诗中特善使用比兴托喻、铺排等艺术手法，意象生动，描写工细，语言精采，音节浏亮。
　　而且曹植还善于锤炼警句，他常把警句放在篇首，如 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 ④、 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 ⑤、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 ⑥、都是出语警策，足以带起全篇⑦。此外还需注意的是，曹植在诗中对提炼字词也有了一定的讲究。所以《诗品》对曹植之作备极推崇，以为 陈思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尔怀铅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余晖以自烛 ，可见曹植在文学上对时代有何等重要的影响。
　　③　　 《魏书》卷 57 《高佑传》、《崔孝　　 传》。
　　①　　 刘兴：《江苏句容县发现东吴铸钱遗物》，《文物》1987年第 1期。
　　②　　 郑家相：《历代铜质货币冶铸法简说》，《文物》1959年第 4期。
　　③　　 《北齐书》卷 44 《儒林传序》。
　　④　　 《北齐书》卷 46 《循吏传》。
　　⑤　　 《杂诗》。
　　⑥　　 《七哀诗》。
　　⑦　　 参见缪彦威《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概况》录音讲义。
　　（三）文学批评的发端建安时期文学创作的繁荣，促进了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发展。而在文学批评方面，曹丕的《典论？论文》，堪称是一篇划时代的专门论著。
　　①　　 《周书》卷 23 《苏绰传》。
　　１。《典论？论文》产生的条件
　　《三国志？文帝纪》裴注引王沈《魏书》尝载： 帝初在东宫，疫疠大起，时人凋伤。帝深感叹，与素所敬者大理王朗书曰：' 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 故论撰所著《典论》、诸赋，盖百余篇。 据学者考证，曹丕此著的最后撰成大致是在建安二十二年大疫之后到曹丕被正式立为太子的这段时间。
　　曹丕能写出《典论？论文》，自有其得天独厚的条件：他有家族的文学传统，父子昆弟都是出色的作者，自己亦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和丰富的创作经验；由于父亲的 相王 之尊和本人的储君身份，身边聚集了众多一流文人，曹丕与他们行则连舆，止则接席 ①，可交流借鉴许多为文的心得甘苦；而特殊的政治地位，又使他可大量接触国中典籍，且能用各种手段，尽量齐全地收集文士的作品，像孔融死后，曹丕就 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辄赏以金帛 ②；徐陈应刘病逝，丕亦曾 撰其遗文，都为一集 ③。藉此优势，曹丕不仅可以从众多的作品中发现问题，辨识优劣，同时还能直观地感受到许多生前无名之辈，死后能凭藉作品声名不朽（其实他作《典论》本身，亦是为追求不朽）。因此而促成了他对许多文学理论问题深入地思考。
　　除去作者个人和环境的因素而外，时代的大背景条件更是不能忽视的。
　　就文学批评的对象而言，自东汉王充将文学的观念引入狭义的文章著述，并对其意义给予高度评价以来，人们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性渐次有了认识；经学的衰落亦使许多学者不再以谨守章句为务，治学转向 通博 ，包括从事各种文体的撰述。今日所见东汉一代的艺文目录，可考的作者近２００家，作品数不下３０００多篇，既有说、论、传、记，又有赋、颂、铭、诔之类，诗歌等纯文学类作品尚在其外；而建安以来，更有大量各体文章如潮涌出。不同文章的体裁相对固定，每一文类的规范标准渐渐形成，而作者不同的气质秉性行文习惯等，又造成同一体裁文章诗赋阅读欣赏上的不同效果。而对上述种种情况的具体分辨评说无疑成为必要。
　　就认识的方法而言，除去对原有的儒家文艺思想理论的继承之外，汉末谈论析理，研究人物才性的名家学说对建安文学批评的影响极大。不仅对人物的品鉴很容易涉及到对其作品 文辞美恶 的评论，而且人物品鉴的才性理论还直接影响于对作家才性高低和作者气质与文章风格的分析考辩；此外人物品鉴中对人物风神、气质、外貌之美等非功利方面的赞赏，亦引起人们审美意识的发展与发扬，推动了较少教化性质的唯美文学创作。
　　在《典论？论文》以前，文人 诋诃文章，掎摭利病 之风已有表现。
　　在《与杨德祖书》中，曹植在放言当世诸子文章优劣及自己对文学批评之看法之余，亦提到 刘季绪才不能逮于作者 ，而好论文之病；而当时阮瑀、应瑒均作《文质论》，两篇观点截然不同，应对阮颇有驳难。曹丕自己在《与吴质书》中，也曾对七子为人及作品有过大略的评论。《典论？论文》的写作，与上述基础条件是分不开的。
　　①　　 《周书》卷 30 《于翼传》。
　　②　　 《周书》卷 5《武帝纪》。
　　③　　 《周书》卷 45 《儒林传》。
　　２。《典论？论文》的基本内容
　　《典论》原有２２篇，而《论文》是其中之一。全书早亡，今存《典论？论文》是严可均在纂录《全三国文》时从若干种古籍中辑出，约５８０字左右。
　　究其内容，大致可分５段，包括叙目；建安七子写作能力的品评亦即作家论；论文章体性差异亦即文体论与文气说；阐释写作事业的价值以及结语。
　　在《论文》一开头，曹丕就非议了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各以所长，相轻所短 这一文坛上的不良现象，并指出其症结在于批评者缺乏 自见 ，评判文学作品过于主观即仅从自我出发，而忽视了文体本有不同的缘故，实际是在进行具体的作家作品分析之前提出了一个进行公正批评 审己以度人 的要求。为了阐明作者各有所长和文体的不同，曹丕以所称道的 建安七子 为例，举出各家的特点，并评论各家之所长：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瑒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
　　在描述评论各家的不同之处时，曹丕注意到了所以形成差别的内在因素，即所谓 气.由此而引出关于文体和文气的重要议论。
　　按曹丕的意见，凡为文，在本质上所要求的条件大同小异，造成各家文章不同特色的外在因素是文体不一，所谓 夫文本同而末异.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写作要求， 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众多作者对不同文体的擅长程度大多有偏重不同， 唯通才能备其体.这正是论文中不宜自以为善，以己之长傲人之短，同时对各种文体也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判别优劣标准的原因。
　　进一步而言，就涉及到作者的内在气质这一根本问题了。曹丕明确认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 ，而正是此点，使各家之作甚至在文体一致时亦呈现不同的面貌。曹丕所言 气 的内涵究竟是什么，是历代以来聚讼纷纭的问题，论者往往追溯到哲学上的 元气.分析而言，曹丕在《典论》（亦包括《与吴质书》中的有关论述）中提到的 气 ，应包含层层相互联系的三方面内容；其一是作品在文辞等方面显示的个人风格，如 徐干时有齐气 、 公干有逸气 、 孔融体气高妙 等，实际上指出了徐干、刘桢、孔融作品因文辞风格不同而给读者造成的不同印象。其二是作者的个性特征。此点跟作品中表现出的 齐 、 逸 、 高妙 、 和而不壮 、 壮而不密 等有密切关联。如徐干的 齐气 ①与其人的 怀文抱质……有箕山之志 、刘桢的 逸气 与其人的峭直清拔的个性，孔融 高妙 与其人的凛然高洁又宽厚待物的个性是相一致的。所以通常认为，曹丕所说某作家有某种气，是就其作品风格而言，但也兼指作家本人的气质②；换言之， 气 就是呈现于文辞间的作家个性③。其三则是作者的先天秉赋。曹丕在进一步阐释文气时，尝说： 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实际是将 文气 差异一直追溯到先天的秉赋。过去常认为曹丕此言，有唯心的 天才决定论 之嫌，分析起来其实不然。每个人的自然秉赋不同乃一般常识，尽管才力境遇相当而秉赋气质不同则文学创作风格截然不同的例证比比皆是。作者先天所赋的气质清浊不一，无疑会影响到他的心理个性，进一步则会影响到其作品的文辞风格。此正是文气所包涵的几层内容。当然作者风格的形成，除了个人秉性气质之外还有环境、教育、经历等诸多后天因素参与。由于后几种因素常有变动，所以作者的风格也并非一成不变。但这些改变却并不意味着个人秉赋的改变，在一个人的内在精神中，总有一些东西是受之天然，不可改易的。从这一意义上，曹丕以为气 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 ，父子兄弟亦不能同，是符合现代社会学心理学道理的。而古代哲学家每言 天人相通 ，曹丕也可能就在这一点上，为 文气 与天地间自然之气，保留了一个可以直接沟通的契合点。
　　在《论文》最后，曹丕阐发了对文学价值的认识，引出一段著名的议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末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高度评价文学事业的重要性乃至不朽价值，是曹丕论文的一大贡献。西汉文人，常常只重视文章的实用功能，执笔为文，亦多着眼于推行教化的功利性目的。对纯文学性的诗赋，或是极力设法揭橥其内含的美刺讽谕意义（不容否认，建安以前文人作诗赋，本身确常抱有辅佐教化，美善刺恶的用心），或是索性将其贬低为 壮夫不为 的雕虫小技。甚至曹植在抒发其用世之志时，还沿用陈说，以为 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 ①（当然，子建本人未必真作此想）。曹丕在 文的自觉 方面，显然高于同时代的许多人，他不仅极大地提高了文学活动在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程度，而且对文学的理解，也逐渐摆脱了一些儒家狭隘的功利观念，开始更加关注其纯粹娱悦人心抒发感情的功能作用层面，因而有助于推动中古文学艺术依照其自身规律向前发展。
　　总之，《典论？论文》在古代文学批评史上是首开风气之作，其对当时和后世文学事业发展所起的重要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①　　 《太平御览》卷三四五引。
　　②　　 见王运熙、杨明《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第 2章《曹魏文学批评》，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
　　③　　 见王梦鸥《古典文学论探索？试论曹丕怎样发现文气》，台湾正中书局1984年版。
　　①　　 此节基本观点采朱大渭师之成说，见《文史知识》1989年第 5期。
　　三、魏晋之际的文学
　　文学史通常将这一时期的诗文创作称为 正始文学.实际上，正始只是齐王芳的一个年号，当时司马氏已开始侵渔曹魏大权，其后有１５年之久，司马氏始篡魏成功。而嵇康阮籍等人的创作，在正始之后还持续了十余年，他们的作品，也并非只是在正始玄风影响下的产物，仅用 正始文学 来概括是完全不够的。《晋书？　阮籍传》说： 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 ，而所谓 魏晋之际 ，不仅包含了一个时间阶段的概念，也隐含了很深的社会政治内容。所以，我们以为称这一时期的文学为 魏晋之际文学 ，似乎更能反映出这一时期文学作品的时代特征与社会实质。
　　（一）严酷的社会现实
　　魏晋之际，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冲突最为尖锐集中之时。在这个险恶多变的时代环境里，许多诗人文士，为自身生命或思想信念的保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这一切，　首先源自当时政治舞台上的权力斗争。
　　早在曹氏基业初定之时，政治上野心勃勃的司马氏集团，已经是从旁窥视，欲取而代之了。但曹丕曹睿父子，一心忙于防范自己的宗亲骨肉，对这股力量并没有更多的警觉。魏明帝死后，宗室曹爽和司马懿共同辅政。尽管曹爽集团的何晏、夏侯玄等人曾有意对朝廷政治思想风气进行一些革新，以改变朝中大族把持选举，官制淆乱等情况，增强曹魏的统治力量。但他们的这些努力，终因羽翼已丰的司马氏集团发动的一场政变而宣告失败。
　　因此，曹魏建国不到４０年，司马氏就在对最高权力的角逐中占尽上风，成为王朝的主宰。大批的文人，则在这场陵谷变换的混战中，沦为统治者刀俎上的鱼肉。
　　从家世上看，司马氏和曹氏完全不同。司马懿家族发迹于西汉初年，从高祖司马钧起，四世出仕东汉二千石之职，又有恪守礼法，重视儒学的传统家风。因兼具高门大族和崇儒重教的双重名望，司马氏对大族官僚和儒学之士颇有号召力，与出身宦官寒门的曹氏相比，在社会基础方面，显然具有更大的优势。
　　司马氏所崇尚的政治，是辅之以 综核名实 的经术文法之治，和曹氏并没有本质区别。而当时的朝堂上，也由于曹氏一贯实行的抑浮华、赏功能的施政方针而麇集了大批思想上主张循名责实的名法之臣。这些人在政治上大都有保守、注重实用，善于与现状妥协的特点，其中许多出身大族的官僚，行事更不免要为家门计。由于和司马氏在家世门第和政治思想方面都差别甚小，所以尽管身为曹魏臣子，除少数和曹氏有特殊渊源关系者，这批重实之士在改朝易姓之中，率不准备对新主作出抵制。甚至一些在曹魏政权中起支柱作用的重臣，亦未对司马氏篡魏采取坚决的反对行动，相反，其子弟还往往成为帮助篡逆的司马氏党羽。
　　然而，尽管司马氏在篡逆中实际上没有遭遇像当年东汉群臣抵制曹操那样的社会阻力，但整个魏晋禅代过程，却并未因此而显示出丝毫的 温和.阴鸷好杀的司马氏为篡位所采用的残暴手段，绝不亚于当年的曹操。史书言司马懿的为人，是 内忌而外宽，猜忌多权变 ①。这种性格，其实也跟其家世渊源有关。从史书中可见，司马氏家中因拘执于礼法，父子昆弟间毫无骨肉温情可言，气氛压抑僵冷②。这种家风熏陶出的子弟，往往属两类人，一种是标榜端方守制，非礼勿动的迂腐之士；另一种即是心口不一，工于阴谋之伪君子。骨肉间亲情的缺乏和相互防范，更易使后者在政治斗争中采用猜忍阴狠的谋略。在此点上，大族出身的司马氏和寒门出身、尚申商之术的曹氏，可谓殊途同归。而攫取权力时，司马氏心机的险诈，手段的伪善，更有过于前人。甚至唐太宗御撰的《晋书？宣帝纪》也不讳言，司马懿 平公孙文懿，大行杀戮；诛曹爽之际，支党皆夷及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姊妹女子之适人者，皆杀之。 可以说，司马氏代魏过程的每一步，都是以对政敌和无辜士大夫的屠杀来开路的。从正始十年（２４９年）策划政变，在高平陵事件后杀曹爽兑弟、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桓范、张当等并俱夷其三族时起，屠杀即全面开始；到嘉平三年（２５１年），因王凌欲立楚王彪事件，迫王凌自杀，穷治其事，夷其三族，并赐楚王彪死；嘉平六年（２５４年），杀中书令李丰，又将其子、弟及夏侯玄、张辑等下廷尉治罪，并其株连者全部处死，夷三族；当年９月，令中领军许允流放而死，不久又废齐王芳；正元二年（２５５年），杀死在淮南起兵的毌丘俭，夷其三族；甘露三年（２５８年），又杀死亦在淮南起兵的诸葛诞，夷及三族；甘露五年（２６０年）公开弑逆，杀高贵乡公曹髦；直到景元三年（２６２年），还杀死了思想上不附司马氏的嵇康、吕安，以压制知识分子的反抗。短短１５年中，被司马氏所诛杀的，不仅有属于其政敌一方的几十个家族及其亲党，也有大批无辜的朝士。由于血腥的屠杀，这时朝中除司马氏死党之外，一般朝廷官僚和士大夫，无论其思想宗尚与政治倾向如何，均生活在一种惴惴不安的恐怖气氛之中。参与反对司马氏活动者固难幸免，稍涉敌对嫌疑或与司马氏存有私怨者同样无法保全，无端而受池鱼之殃者更不知凡几。时人谓曹爽等诛后，国中 名士减半 ①，司马氏对士人芟夷之酷于此可见。而司马懿父子在篡夺天下时的所作所为，甚至令他们后人亦为之惊愧难以自容②。
　　需要指出的是，司马氏集团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在礼法名教的名义下进行的，此点是司马氏篡魏较之曹氏篡汉最大的不同，也是司马氏行为格外令人反感之处。表面上，司马氏对官制朝仪婚丧祭祀等虚礼极为讲究，选举用人亦以儒学伦理道德为主要标准，褒扬仁孝，奖励名德；其实际所为，却是篡逆弑君，从根本上践踏了儒家礼制和忠君原则。传统价值的外在尺度虽还具在，内容却完全被偷换了。《庄子》中窃国大盗并仁义而窃之， 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 的讽刺赠与司马氏，也是很贴切的。
　　①　　 杜玉生：《北魏洛阳城内出土的瓷器与釉陶器》，《考古》1991年第 12期。
　　②　　 山东淄博陶瓷史编写组，《山东淄博寨里北朝青瓷窑址调查纪要》，《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 1985 年版。
　　①　　 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70页。
　　②　　 《三国志？吴书》卷 14 《吴王五子传》。
　　（二）玄学的产生发展和魏晋之际的文学创作
　　１。文士心灵的重负和精神追求的改变
　　盗亦有道 给社会中的知识分子造成了严重的精神痛苦和思想冲击。
　　一般而言，传统的士大夫是儒学道义理想作为精神上的支柱以及和权势者不义行为抗争的武器，但设使仁义道德异化为不义行为的装饰物，违背典制恣意为恶之举变得神圣而合法时，士大夫可能会因内心道义观的溃解而丧失反抗权势暴政的正气和勇气。除了社会中的极少数特立卓行之士，很少有人敢于承当 不义 的罪名来反抗真正的不义。权势者由此将专制统治扩展到士人的思想之中，社会因而更加黑暗，更无道义可言。最终结果，是造成士大夫内心普遍的沉重压抑与精神失落。魏晋之际的社会，正是这种情况的一个例证。由于世路的黑暗和处境的险恶，士大夫的生命和人生信念受到严重威胁。坚守志节的仁德君子，不免遭遇祸患；弑父弑君之辈，反而成为忠臣。
　　是非善恶无复标准，正直之士恸哭途穷。这一切都在知识分子传统的人生价值观和道德观上留下阴影，引起他们内心的焦虑、紧张、抑郁等等变态情绪。
　　作为发泄，服食、饮酒等矫性违理的生活方式成为时尚，影响逐渐渗透于整个社会和时代的风气之中。所谓 天下多故 ，除了指人们在生命方面随时面临的不测之祸，尤其还包括了士大夫在精神、心理和思想信念方面所发生的严重危机。受这种社会心态影响，思想学术也相应地发生了改变，如汤用彤先生所言， 经世致用至此转为个人之逍遥抱一 ①。不过从本质上说，魏晋间的许多知识分子虽开始致力于更深哲理的研究，但却不能断言他们已放弃了对政治现实的关心。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希望能藉此更深刻地认识和影响社会。而在恶劣的外在条件下深化发展内心的哲学思维，也是知识分子自我意识进一步觉醒的表现。对当时的士大夫来说，无论是从经世的角度还是从自慰的角度，思想上对更深哲理的探究，都是必然和必要的。
　　士大夫思想追求的改变和玄学诞生的过程是从汉末清议转化为清谈开始的，亦如汤先生在《魏晋玄学论稿》中指出的：自东汉党祸以还，曹氏与司马氏历世猜忌，名士少有全者。士大夫惧祸，乃不评论时事，臧否人物。此则由汉至晋，谈者由具体事实至抽象原理，由切近人事至玄远理则①。
　　概言之，清议品评人物，首先看此人是否名实相符，故必须核校言行，分析才性，循名责实，因而有汉末名理之学的流行。与此同时，言天道的易老之学，也成为一部分学者研究的热点。随人物品鉴向深刻化发展，校验名实已不能仅牵执于形迹而忽视精神，故清议亦逐渐倾向于遗形取神，以 言不尽意 的哲学方法，融入老子至人无名的道家玄理，进而从旧的躯壳中脱胎而出，不再是具体的人物批评而成为玄远清虚，不涉人事的清谈。魏晋玄学因此诞生。
　　①　　 郭演仪等：《中国历代南北方青瓷的研究》，《硅酸盐学报》1980年第9 期，并见表一注。
　　①　　 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燕录 1》。
　　具体而言，在经过建安时期的初步觉醒之后，正始年间的士大夫，对哲学思维表现出了更浓厚的兴趣。作为玄学的创始人，此时的王弼何晏，精研《老》、《易》，通过对儒道两家经典的融汇贯通，理解体会到两家思想中的互通互补之处，以自由创新的思维精神，在传统思想中引入新说，完善本体；思想方法上亦删夷繁芜，廓清虚妄，使两汉旧学完成了向魏晋玄学自然本体论的过渡。王何的 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 即所谓 贵无 之说，表现出很高的思辩水平。在他们的带动下，社会上谈玄之风大为盛行，被后世称为 正始之音.但王何并非真正尚玄远不过问人事者，在他们思想深处，还保留着和建安精神一脉相承的用世进取，建功立业的社会理想， 其形上学虽属道家，而其立身行事，实仍赏儒家之风骨 ①。故他们这一派名士，始终希望对当时曹魏政治作一番革新，在现实中建立一套植根儒家理想，又顺乎道家自然的更为合理的统治秩序。所谓 以无为本 ，也就是用欲盈先虚之理，使圣人体无名之道，成冲默之体，将名教纳入自然的合理轨道。
　　王何 贵无 之说的基本点为在他们之后不久的嵇康阮籍等 竹林名士 所继承和发展（近有许多论者认为 竹林之游 未必真有其事②，此处姑采旧说）。然而，经过高平陵之变后的血腥屠杀，一般士人仅存的积极用世精神已完全消散于政治高压，所以在这一时期，嵇阮等人通过引《庄子》入清谈，突出强调黑暗之世里天道与人事的对立冲突，寄意山林，非议名教，以表达内心的愤郁不平。庄子思想中，原有强烈的愤世嫉俗情绪，所崇尚者为万物本性之自然，对成为自然桎梏的礼法名教尤其反感。这样的理论虽然未必与嵇阮等人的初衷相符，但在统治者将仁义道德变为篡政工具的魏晋之际，却能被用作消极反抗的武器。故此王何的 以无为本 此时进一步发展为 名教出于自然.而嵇阮通过 越名教而任自然 ③的不羁之举，不仅在理论上否定了权势集团标榜的 名教 的至高无上性，在行动上也和那些动不违礼但却帮助篡逆的乡愿之士划清了界限。庄子思想的另一面，是栖逸山林亲近自然的隐遁倾向，而山林皋壤中的乐趣，吸引了在现实政治中失意的士人到自然中去寻找情感安慰并藉以保持自己的人格独立。隐者之流诚然古已有之，但士大夫怀有明确的个体自觉意识退隐山林，优游山水，却是这时才产生的社会现象。而此点，是和嵇阮等人将庄子的哲学境界引入现实生活①分不开的。
　　①　　 崔鸿：《十六国春秋？前凉录 6》。
　　②　　 崔鸿：《十六国春秋？西凉录 1》。
　　③　　 崔鸿：《十六国春秋？西凉录 1》。
　　①　　 李家治：《我国古代陶器和瓷器工艺发展过程的研究》，《考古》1978年第 2期。
　　２。文坛鸟瞰
　　和建安时期的 彬彬之盛 相比，魏晋间的文坛是相当沉寂的。不仅作者的数量少，而且除了几位出类拔萃者外，大多数人的作品质量平平。此时的文士，完全不同于建安诗人的用诗赋展现人生理想、显示艺术个性，其人生态度，是从高飏到内敛，从追求立功到痛苦自保，从慷慨淋漓的情感宣泄到玄远清虚的哲学幽思；作品的风格也从刚健明快，渐变为含蓄隐晦。要之，此时期文学在思辨的深度上固非建安诸子所及，但所涉的广度则大为收缩，文士写作关注的焦点，已不是整个社会的治乱兴亡而是个体精神的愤郁哀伤了。不过，尽管在风骨的凌厉等方面远逊于建安，但此时文学创作在思想艺术方面的某些发展进步，也是不容置疑的。主要有异于前代之处，一是此时期诗人常在作品中表现出老庄式自由逍遥的人生境界，藉以作为精神苦闷的安慰；二是诗创作虽有哲理化倾向，却并非枯燥无味之作，玄理与抒情能融合一体，情感充沛，意象丰美；三是五言诗在技巧上更趋完美，高度的思辨与空灵的想象巧妙地结合一体，表现的领域更有拓宽。
　　具体而言，正始名士虽有 浮华之友 ②的名声，但多数似不以文学见长，作为 正始之音 倡导者的王弼、何晏等人中，只有何晏有一两首诗流传下来。其中有一首题为《言志》（或名《拟古》）的诗，表现了处在政治漩涡中的这批士大夫内心的危机感：双鹤比翼游，群飞戏太清，常恐大网罗，忧祸一旦并。岂若集五湖，顺流唼浮萍。
　　逍遥放志意，何为怵惕惊。
　　诗中所流露的进退之间的矛盾忧虑情绪，在此时期士人心态中很有代表性；所使用的鸟与罗网的意象，也是魏晋诗人在诗中常常采用的。它们通常有一定的象征意义，比如以鸟的振翼飞举，譬喻诗人内心对自由逍遥的追求向往；以罗网象征生存条件对人生的限制，或喻一种充满危机的社会环境；而鸟的摆脱罗网，则象征着一个 越名教而任自然 的超越过程等等。类似的例证，在以前的曹植和以后的嵇康、阮籍、陶渊明等人的诗中都不难看到。
　　从何晏这首诗中鸟与罗网的意象来看，这位玄学大师内心对于如何超越现实，保养性命，实在是没有把握的。和何晏密切交游的邓飏、丁谧、毕轨、李胜以至夏侯玄、李丰、许允等人，都没有什么文学作品流传下来。这可能是因为这些人本是廊庙之士，志趣原在于改良政治，其关注社会、实现抱负的方式，主要不是利用文学创作而是依靠深研哲理及在此基础上的托古改制，在政治上又过于热衷，故无暇发什么诗情。另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他们全都是作为司马氏政敌而被杀且诛及三族，即便留有作品，也会由于没有人替他们保存而失传。
　　虽然正始名士没有作品流传，但正始前后却有一位重要的作家应璩。应璩字休琏，是应瑒之弟，史言其 博学好属文，善为书记 ①，曾经做过齐王芳的侍中，也在司马氏的大将军府中作过属吏，卒于著作郎。据说他针对当时曹爽集团 多违法度 ②，作了许多政治讽谏诗 讽切时事 ①。这些诗从维护礼教角度，劝戒他人也勉励自己不要违反传统道德，有格言的意味。如他的一首《百一诗》：
　　②　　 李家治：《原始瓷器的形成和发展》载《中国古代陶瓷科学技术成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5 年版。
　　①　　 《魏书》卷 3《太宗纪》、卷 4《世祖纪上》、卷 7《高祖纪》、卷 8《世宗纪》、卷 89 《儒林传》。
　　②　　 《北史》卷 81 《儒林传序》，《魏书》卷 2《太祖记》。
　　①　　 《魏书》卷 4《世祖纪下》。
　　细微可不慎！堤溃自蚁穴；腠理蚤从事，安复劳针石！哲人睹未形，愚夫暗明白。
　　曲突不见宾，焦烂为上客。思愿献良规，江海倘不逆。狂言虽寡善，犹有如鸡跖，鸡跖食不已，齐王为肥泽②。
　　所谓《百一诗》，一说是因他的此类讽谏诗有一百一篇，故名③。不过据《百一诗序》，则是由于应璩对曹爽说过 今闻周公巍巍之称，安知百虑有一失乎 ④的话而得名，是虑为万全之意。所以这些诗既警告当局者居安思危，善听他人建议，慎重细微之处，也诫饬自己慎终如始，安于蓬庐，毋苟且求进。而着眼点，都在于防患于未然，实际上透露出当时政局险恶，不测之祸可能旦夕而发的情形。据说应璩尝以《百一诗》遍示朝中，读之者无不惊骇，以为 应焚弃之⑤，可见这些诗着实触及到了当时政治中一些敏感问题。大致他在曹马两派的斗争中采取了中间派的立场，但 殷勤指喻，忧患存焉 ⑥。
　　由于这类诗的性质，在艺术风格上，是比较质直，多用譬喻，不事雕饰与文采的。《诗品》称他的诗 雅意深笃，得诗人激刺之旨 ⑦；《文心雕龙》则说是 辞谲义贞，亦魏之遗直 ⑧。
　　除诗之外，应璩能写很好的散文，尤其是书笺一体。《文选》卷４２收入其书牍如《与满公琰书》《与从弟君苗君胄书》等共４篇之多，俱是 秀绝时表①的精美之作。其文以骈为主，杂以散行，情感真挚，文藻秀丽，佳句迭涌。像 德非陈平，门无结驷之迹；学非扬雄，堂无好事之客。才劣仲舒，无下帷之思；家贫孟公，无置酒之乐。悲风起于闺闼，红尘蔽于机榻。……
　　夫皮朽者毛落，川涸者鱼逝，春生者繁华，秋荣者零悴，自然之数，岂有恨哉 ②诸句，用典自然，抒情流转，寄慨深郁；又如 间者北游，欢喜无量，登芒济河，旷若发矇。风伯扫途，雨师洒道，按辔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接武茅茨，凉过大夏；扶寸肴脩，味逾方丈。逍遥陂塘之上，吟咏菀柳之下。结春芳以崇佩，折若华以翳日 等句③，虽用骈体，但句式错落疏宕。写一种壮游的感受，思致奇丽，气韵高妙，辞采清畅，俊美可观。
　　应璩的这些文章，在魏晋时文中亦属上品，然而他生不逢时，未能参与建安七子之游，却遭逢世途多故，文坛寥落的年代。后人感叹他的遭遇说： 休琏历事二主，喉舌可舒，而世无赏音，义存优孟，嗟乎命也！ ④及至嘉平以后，司马氏执掌大权，号称 以名教治天下 ，一班党羽自诩礼法君子。和当年有慕通达好词赋传统的曹氏不同，这些人不仅动辄标榜 自少及长，无声乐嬖幸之好⑤，还每每欲将 纵情背礼 的阮籍等人摈诸四裔， 无令污染华夏 ⑥，其赏鉴文学，优容文士的情趣雅量如何可想而知。
　　在恐怖的气氛之下，不仅庙堂之士生命不遑自保，少有文学方面的酬酢往还；即便穷居山林皋壤之士，亦常是块然独处，默尔不言，以求免祸。一旦文章触禁，虽皇帝亦不能幸免。譬如甘露四年，龙屡见于井中，在位的高贵乡公以龙不见于天不见于田而数屈于井，感慨而作《潜龙诗》自讽， 司马昭见而恶之 ①。到次年，即发生高贵乡公被弑事件。所以，建安文士生活中常有的诗酒高会，相互酬唱的兴发之举，在魏晋间几乎是看不到的。当时参与竹林之游的名士中，除嵇康、阮籍之外，只有刘伶有一篇对礼法先生恣意讽刺的游戏文章《酒德颂》和一首风格类阮籍《咏怀》的《北芒客舍诗》传世，向秀则作了一篇闪烁吞吐欲说还休的《思旧赋》。此赋是六朝抒情小赋的杰作，它以恻怆哀伤笔调，写出了自己对被司马氏所杀害的两位友人嵇康吕安的怀念。序中言 于时日薄虞渊，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凄清委婉，带出作赋的缘由，颇存曲笔。赋言 叹黍离于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托运遇于领会兮，寄余命于寸阴 ，压抑沉痛，有非常含蓄的哀旧友、哀故国，哀自己不能自主的命运之意，也隐隐包含了对司马氏及死党戕害贤士的控诉。然而言辞语气极为谨慎温和，又像鲁迅所说， 只有寥寥数行，刚开始却又煞了尾 ②。其余诸人，尽管文化修养很高，都没有什么诗作传世。事实上，奉行玄学无为之旨的魏晋名士常怀无言之痛，抒发排遣自己的感情每采用 啸 的方式。啸声婉转激越，作啸的仪态亦可有傲世不驯之姿，但却不涉文字，以免被喜欢告密的 工言子 钟会等人抓住言语把柄。所以竹林诸贤如嵇、阮等都能作啸，而当时一些完全避世的隐者如孙登，更是声若鸾凤的作啸高手。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时期文坛诗坛作者较少是可以理解的。
　　②　　 《魏书》卷 7《高祖纪》。
　　③　　 《魏书》卷 55 《刘芳传》。
　　④　　 《北史》卷 81 《儒林传》。
　　⑤　　 《魏书》卷 47 《卢玄传》、卷 84 《儒林传》、卷 55 《刘芳传》，《北史》卷 81 《儒林传》。
　　⑥　　 《北齐书》卷 4《文宣帝纪》、《北齐书》卷 5《废帝纪》。
　　⑦　　 《诗品》卷中《魏侍中应璩诗》。
　　⑧　　 《文心雕龙？明诗》。
　　①　　 朱伯谦：《试论我国古代的龙窑》，《文物》1984年第 3期。
　　②　　 朱伯谦：《试论我国古代的龙窑》，《文物》1984年第 3期。
　　③　　 《与从弟君苗君胄书》。
　　④　　 见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应德琏休琏集》。
　　⑤　　 均见《晋书》卷二十三《何曾传》。
　　⑥　　 均见《晋书》卷三十三《何曾传》。
　　①　　 李家治：《我国瓷器出现时期的研究》，《硅酸盐学报》1978年第 3期。
　　②　　 郭演仪等：《中国历代南北方青瓷的研究》，《中国古陶瓷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82 年版。
　　（三）嵇康的散文和诗歌创作
　　嵇康（２２３- ２６２年）字叔夜，谯国铚人。从史书记载中可见，嵇康的家世比较低微，父亲只做过曹魏督军粮侍御史这样的小官，在嵇康幼时就去世了。嵇康由母、兄哺育成人，自小资质不凡，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史书形容他是 龙章凤姿 ①， 旷迈不群，高亮任性。……学不师授，博洽多闻，长而好老庄之业，性好服食，常采御上药。善属文论，弹琴咏诗，自足于怀抱之中 ②。
　　由于嵇康的人品、才华，加上又是曹氏乡人这一层关系，他成为曹氏的女婿，其妻魏长乐亭主是曹操之子沛王林的孙女（一说是女儿）。他为此仕魏为郎中，后迁中散大夫。由于嵇康在社会上的声望，司马氏及其党羽一再想拉拢他，辟他为官。但人品高洁的嵇康对司马氏的行事为人极其厌恶，坚拒与司马氏合作。友人山涛为尚书吏部郎，迁职后推举嵇康替代，嵇康特作《与山巨源绝交书》以示决裂，书中不仅提出了做官的七不堪二不可，更宣称他是 非汤武而薄周孔 ，锋芒直指司马氏所标榜的虚伪礼法名教，致使司马氏极为恼怒。此时恰好嵇康好友吕安被污陷入狱，嵇康不负友人，诣狱为朋友申辩。司马氏及党羽趁机罗织罪名杀掉了嵇康，时在景元三年（２６２年），嵇康仅３９岁。
　　史书上说嵇康 家世儒学 ， 早有青云之志 ③，无疑传统儒学道德理想在嵇康思想深处打下了很深的烙印。所以尽管他号称 非汤武而薄周孔 ，主张 越名教而任自然 ，但实际上他对儒学是抱有很真诚信仰的。另一方面，嵇康也受到老庄放达无为，亲近自然思想的强烈影响，因此希望自己能摆脱外物牵累，实现精神上的逍遥解脱。在他内心存在着一些深刻的矛盾，其中最强烈者，来自高洁政治理想与污浊现实间的冲突。而他自幼养成的刚峻激烈的高傲个性也使他难于达到老庄那种贞静守雌，不迕外物的夷淡冲和境界，无法采用明哲保身的乱世处世之道。所以嵇康和当时的社会统治者与流俗之辈总是格格不入，一再非议官方标榜的礼法，藉以表达对司马氏鼠窃狗偷，从根本上违背封建道德原则行为的抗愤。
　　嵇康的文学成就以散文最为突出，他多方面的卓越才能，在其各类文章中得到充分的表现。嵇康之文今存有《养生论》、《声无哀乐论》、《管蔡论》、《释私论》、《与山巨源绝交书》、《家诫》等１５篇，大致可分为论难之文、赋、书疏等数种，品格很高，是所谓 高情远趣，率然玄远 ①之作。
　　但各文体的风格不尽相同，其中论难之文，思想新颖，观点透辟，言辞犀利，析理绵密，又辅之以壮丽的辞采，可谓兼有先秦诸子、两汉政论和魏晋名理诸文之长，并表现出嵇康挺秀特出的个性风貌；其书疏之文则注重个性襟怀的抒发，不假雕饰，发语天然，情感炽烈，是嵇康思想性格的真实展现。
　　①　　 周仁等：《中国历代名窑陶瓷工艺的初步科学总结》，《考古学报》1960年第 1期。
　　②　　 郭演仪等：《中国历代南北方青瓷的研究》，《中国古陶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82 年版。
　　③　　 《晋书》卷 55 《潘岳传》、卷 19 《礼志上》。
　　①　　 《南齐书》卷四十六《萧惠基传》。
　　嵇康的《养生论》颇能表现他对问题的独立思考态度，其风格基本上采用骈体，音节整齐，但语言朴素。说理时先用譬喻，譬喻和欲证明的事理之间结合得紧密贴切，使人信服。这正是先秦诸子散文的传统特色。而各层事理之间逻辑思辨性很强，剖析精深，又博涉广泛的自然与社会知识，有说服力，则是当时文章的风格，也是嵇康过人学识的表现。要之，嵇康的这类论难文章，在语言、逻辑、情感、气势几方面遒劲强健，富于感染力，深得魏晋名理文章之精华。所以人们称他的这类文章 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盖论之英也 ①；且 特以解悟为文，清通畅适 ②， 其局致尤为独操 ③。
　　《与山巨源绝交书》是嵇康另一类型的文章，文笔锋利，纯以峻烈之情为之，随处抒发自己的高尚之志与愤世嫉俗之感，又颇有讽喻之辞。书中叙述自己纵放不羁的为人：吾每读尚子平、台孝威传，慨然慕之，想其为人。加少孤露，母兄见骄，不涉经学，性复疏懒。……又纵逸来久，情意傲散，简与礼相背，懒与慢相成。……又读《庄》、《老》，重增其放。故使荣进之心日颓，任实之情转笃。此犹禽鹿，少见驯育则服从教制；长而见羁则狂顾顿缨，赴蹈汤火，虽饰以金镳，飨以嘉肴，愈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
　　言辞铿锵，志意高抗。以此明白的宣言，来表示他对世俗礼法羁绊的蔑视，强调自己自然本性与名教的不能相容。因此，对山涛不明己心，想将自己拉入司马氏集团的做法，给予辛辣的讽刺： 足下羞庖人之独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荐鸾刀，漫之膻腥 ； 不可自见好章甫，强越人以文冕也；自以嗜臭腐，养鸳雏以死鼠也.如此淋漓恣肆，任心而为的锋厉言语，只有嵇康这种高洁之士才能写出，也完全说明了他之不能见容当世的原因。这篇绝交书堪称嵇康在抒情散文方面的代表作，采用生动形象清峻的语言展示人格，抒发个性，在思想和艺术方面都有极高的水准。然而他这篇不过是 欲标不屈之节，以杜举者之口 ①的文章却因触怒了司马氏而为他招来杀身之祸。
　　嵇康的文章集中还有《家诫》这样的文章，文体庄重纯朴温厚，谆谆告诫儿子为人处世的正道，如 不须作小小卑恭，当大谦裕；不须作小小廉耻，当全大让。若临朝让官，临义让生，若孔文举求代兄死，此忠臣烈士之节 等，显示了嵇康思想深处对传统道德的真正态度。
　　嵇康的诗今存５３首，有四言、五言、六言和乐府杂体等，艺术上略逊于阮籍，《文心雕龙》称之为 清峻.诗的内容有一些是发挥出世高蹈的老庄思想，其用意是为了 长与俗人别 ②；还有一些则是以愤世之情，抨击揭露统治集团中的欺诈倾夺之行。其本色正如以后刘熙载在《艺概》中所指出的： 《秋胡行》贵玄默之致，而激烈悲愤，自在言外。 嵇康诗以四言写得最好，或清澹遐远，或慷慨豪迈，或愤郁悲慨，情感都极为丰富。诗中往往挟有一种沛然的气势，能够脱出《诗经》四言的句法格式，带有散文式的清朗俊逸之美，形成自己的风格。如这首《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轻车迅迈，息彼长林。春木载荣，布叶垂阴。习习谷风，吹我素琴。交交黄鸟，顾畴弄音。感寤驰情，思我所钦。心之忧矣，永啸长吟。（其十二）
　　此诗以清新俊雅的笔调描写明媚的春光。从花枝烂漫新叶扶疏的春木，到温暖和煦的东南风，春天的气息从笔端扑面而来，而在春风中叮咚作响的素琴和跳跃枝间，交交鸣唱的黄鸟，更给葱郁美澹的春天景色增添了富于乐感和动感的勃勃生机。诗人在这样的意境中长啸怀人，使这首描写春景的诗更有了一种无尽的言外之意。
　　①　　 张季：《河北景县封氏墓群调查记》，《考古通讯》1957年第 3期。
　　②　　 李知宴：《三国？两晋？南北朝制瓷业的成就》，《文物》1979年第 2期。
　　③　　 《晋书》卷 117《姚兴载记》。
　　①　　 《太平御览》卷八一五引，《诸葛亮集》。
　　②　　 《梁书》卷 48 《儒林传》、卷 27 《明山宾传》、《南史》卷 71 《严植之传》。
　　这组诗中的另一首则表现了完全不同的意境：浩浩洪流，带我邦畿；萋萋绿林，奋荣扬晖。鱼龙瀺灂，山鸟群飞。驾言游之，日夕忘归。思我良朋，如渴如饥。愿言不获，怆矣其悲。（其十三）
　　此诗使用了很多有高扬奋发意味的字汇，如 带 、 奋 、 扬 等，寥寥数句，即烘托出了一种开阔超迈的气象和蓬勃向上的精神。 鱼龙 二句，亦十分生动壮丽。而嵇康通过对自然景物的这种富于诗情画意的描写，表现出他在老庄思想影响下将个人的审美意识融入山林皋壤之中的情趣襟怀　　 ①。此点是嵇康这类诗有别于前人此类作品②的主要之点。
　　嵇康四言侍中最能写出他的人格、个性、内心矛盾和命运遭遇的一首诗是长诗《幽愤诗》。所谓 幽愤 ，指被幽囚时内心的愤慨，所以这首诗也可能是嵇康的绝笔。
　　在诗中，嵇康说明了自己梗介刚直个性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以及所以致祸的本末缘由。回顾反省自己的一生，嵇康对性格中的任性弱点有真诚的感悟。但平生忠实于理想的诗人最终仍认为自己坚持的处世原则是正确的，不过是梗直招尤而已。 曰余不敏，好善暗人，……惟此褊心，显明臧否。感悟思愆，怛若创痏. 欲寡其过，谤议沸腾。性不伤物，颇致怨憎。昔惭柳惠，今愧孙登。内负宿心，外恧良朋 等诗句，表面上有悔祸讼冤之意，骨子里则全无降心服罪之感，由于对自己无端被祸的愤懑痛苦感情，嵇康在诗中直书胸臆，疑古问今，寄心区外，神驰八荒，许多诗句直接写出了对司马氏及其帮凶的强烈抗愤。所谓 穷达有命，亦又何求 ，表达了人各有志，政治迫害并不能让自己改变初衷的一份坦荡之心；而像诗末的 采薇山阿，散发岩岫 等句，分别用夷齐和许由之典，仍是毫不掩饰与司马氏不共戴天的敌视关系和决不为其所用的强硬态度。可以说，嵇康的人生信念是至死未变的。
　　《幽愤》诗主要展示了嵇康内心理智与情感、性格的矛盾，而嵇康另外一些描写对仙境追求向往的五言诗，则显示了他因心中理想与现实的抵触，以致将精神的寄托从社会投向自然的情形。如他的《答二郭》诗之二、《游仙》等等。这些五言作品，同样表现了其诗 清峻 的风格。
　　①　　 《文选》卷四十。
　　②　　 据石声汉选释《齐民要术》选读本，农业出版社 1961 年版；1956年中华书局本《齐民要术》作 用炭易练而丝韧.不作 用盐 疑误。
　　（四）时代之音——阮籍的八十二首《咏怀》诗
　　１。阮籍的生平和为人
　　阮籍（２１０- ２６３年）字嗣宗，陈留尉氏人。生于建安十五年，比嵇康长１３岁。陈留阮氏是汉魏大族，代有名宦，家世有很高的学术文化修养。阮籍的父亲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在建安十七年逝世，阮籍３岁就成为孤儿，由寡母抚养长大，因此他对母亲有很深的感情，事母 至孝.可能是由于阮瑀早逝和尚道不治产业等原因，阮氏家族中阮籍这一支家道中落，所以《世说新语》有一则阮籍兄子阮咸在七月七日晒大布犊鼻裈于中庭，以调侃北阮的富有的故事①。尽管家境不富，但阮籍自幼才华出众又勤奋好学，博览群书。长成之后，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 ②他具有多方面的才能，年轻时学击剑，技艺颇为高超③；又 嗜酒能啸，善弹琴 ④；对老庄思想的领悟程度极高，可以达到 当其得意，忽忘形骸 ⑤的境界。在对待当时一些炙手可热的权势官僚的态度上，阮籍也显得相当与众不同。他不慕虚名，莫测高深，将权位看得十分淡漠，且富于政治远见，为此而谢绝了许多大官僚的征聘。
　　从深层看，阮籍具有很高的抱负理想。阮氏 家世业儒 ，阮籍自少就受到儒学的熏陶，故《咏怀》其十五中，有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书》、《诗》，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 的诗句。阮籍内心，对传统的道德价值亦十分看重，他在《乐论》中主张 礼治其外，乐化其内，礼乐正而天下平。 《咏怀》其三十九中也有 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垂声谢后人，气节故有常 的诗句；这首诗中 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方 的句子同祥是他 少有济世之志 反映。阮籍这样的思想渊源和理想抱负和当时黑暗恐怖的社会现实之间有多大的冲突，是不难想象的。他年青时几次拒绝出仕，很大程度也和他对社会现状的失望有关。
　　痛苦之下，阮籍转而在老庄思想中寻找安慰。他在老庄哲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对清谈名士倚为谈资的三玄，分别作有《通易论》、《达庄论》、《解老论》，思辨水平都相当高，甚至超过一些专门的学者①。阮籍诠释研究三玄的目的，并不仅是为了表现他对老庄哲学思想的崇奉，实际上，他是在玄学理论中加进了自己的理解，使原有的儒学信仰和老庄自然无为之道相互融合，形成一套新的适合自己的人生观，用以指导他在乱世里的出处抉择和处世之方。比如他作《通易论》，即是以传统儒学为基础，兼吸收老庄无为之说，以论证贤人君子在天道人事盛衰不同时的出处大节。而阮籍最终在《易》的 潜龙之义 中，引申出了儒学之士在非常之时应世的变通之法，即所谓 独立不惧，遁世无闷 ，亦即在乱世里士君子内心卓尔独立，不有畏惧，保持道义操守，坚忍不拔；外表行迹上则不妨与物推移，或仕或遁②。
　　这样的人生哲学，实为内儒外道，而阮籍处世，无疑正是奉行了这样的原则。
　　他平时的行为显得放诞不羁，完全无视流俗，但并非没有准的，实际比一些礼法之徒所为更合符儒学道德伦理。其 至孝 、 别嫂 等均是此类，故当时人说他 外坦荡而内淳至.他虽然鄙视虚伪的礼法之士，但不像嵇康那样刚峻愤激。他常作青白眼，以白眼对那些伪君子，也常写一些游戏文章挖苦讽刺此辈，如《猕猴赋》讽刺追逐利禄之流犹如猴子， 外察慧而内无度 ， 性褊浅而干进 ，装模作样，实不过是人的玩物，受制于网罗；《大人先生传》更尖刻挖苦礼法之士是棉裤缝里的虱子， 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裈裆，自以为得绳墨 ，一把火来时， 群虱死于裈中而不能出 ，而 汝君子之处区内，亦何异夫虱之处裈中.因说到痛处，以致礼法之士对他 疾之如仇.然而这不过是游戏文章，并不指名道姓，也不牵扯到现实政治。一到论及具体的人和事，阮籍就非常谨慎， 口不臧否人物 ，或者 终日不言 ，或者 言及玄远 ，不涉世事。又常用酣饮不止，沉湎醉乡来回避一些政治是非。事急之时，或不辞妥协之计。譬如仕宦，阮籍早年因对世道失望而始终不肯应辟出仕，司马氏掌权后，士大夫拒绝其拉拢者有被害之虞，阮籍遂以 出身而纳智 ①的态度接受了司马府的征辟，以此避免司马氏的猜忌，也令司马氏的党羽无法加害。而他任官是典型的 居官无官官之意 ，十分放诞胡闹。所以这样的目的，不仅是因为他完全无意为司马氏效力，同时也是为了要让司马氏相信他不过是一个有虚名而无实际才干的人。
　　阮籍一生依靠这样的处世原则得到保全，虽政治立场始终不在司马氏一边，但终令 雄猜之渠长，无可施其怨忌 ②。然而，阮籍也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他内心实际上十分苦闷。其痛苦不仅来自旧有人生理想的破灭，传统道德价值观的沦亡，汲汲防患的压力，而且也由于必须在政治上与司马氏虚以委蛇地敷衍。尽管有一些超旷的哲学作为安慰，但对于平息胸中的焦虑和愤激来说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阮籍的很多行为，如临岐路恸哭而返，吊广武山叹世无英雄，登苏门山长啸，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赋豪杰诗及佯狂放诞等等，都是他内心苦闷的宣泄方式。８２首《咏怀》诗，更是他心迹的充分显示。
　　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 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1963-1965 ）》，《文物》1973年第 10 期。
　　②　　 新疆博物馆考古队：《吐鲁番哈喇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 6期。
　　③　　 《三国志？魏书》卷 11 《邴原传》及注。
　　④　　 《晋书》卷 91 《儒林传》。
　　⑤　　 《晋书》卷 94 《隐逸传》。
　　①　　 羖羊，石声汉《齐民要术选读本》（农业出版社，1961年）释为黑羊；陈维稷主编《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84年）释为山羊。今从后说。
　　②　　 沙比提：《从考古发掘资料看新疆古代的棉花种植和纺织》，《文物》1973年第 10 期。
　　①　　 李崇州：《我国古代的脚踏纺车》，《文物》1977年第 12 期。
　　②　　 《南史》卷 71 《儒林传》。
　　２。《咏怀》诗的思想艺术特点
　　畏于时势，阮籍在《咏怀》诗中只能用深隐不露的方式曲折表现他内心的情感，这就决定了咏怀诗的基本风格是《文心雕龙》所说的 遥深 ，亦即是含蓄、隐晦，多用典故以至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语词符号，寄托很深，主旨不易把握。钟嵘认为是 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 ， 厥旨渊放，归趣难求 ①；直到清代王夫之，尚有 千载之下，了无觅脚跟处 ②的评论。
　　尽管如此，《咏怀》诗作为思想艺术成就很高的杰作，因富含哲思，寄意深微，又色采瑰丽，虽不尚雕琢而纵横跌宕，气势自出，所以尽管不能确知其意，读起来仍深具魅力。而许多诗所蕴含的多层喻意，给读者以很大的想象余地。
　　《咏怀》诗的内容非常广泛③，有记述其少年时建功立业之志的；有揭露黑暗政治和讽刺司马氏党羽的；有感叹人生无常、世途险恶的；也有阐发老庄玄理的。其主题亦并不仅止于《咏怀》，举凡咏史、游仙、招隐、玄言等这一时期诗歌常见的体裁都能在８２首中窥见其踪。
　　《咏怀》的写作和魏晋间的政治有极密切的关系，几乎每一首诗都和当时的历史事件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连。在阮籍生活的时代，曹魏朝廷中曾有过４次巨变，即高平陵事件、嘉平六年李丰夏侯玄被诛、同年秋齐王芳被废、甘露五年高贵乡公被弑。这几次事变加上许多士人的无辜被害，对阮籍内心有很大震动。尽管易触时忌，阮籍作为一个有正义感的杰出诗人，在诗中仍或显或隐地披露了历史的真相，揭露司马氏暴政，同情伤悼无辜，同时也批判曹氏统治集团所以酿成祸端的失政。而这些批评时政的诗，构成了《咏怀》诗的一个大类。
　　这类诗的诗意往往特别隐晦，诗中大量使用典故，其中有古典亦有 今典.一些反复出现、反复使用的典故或语词。常成为一种符号代码，提示某种特定的实际含义（如人或事），一些诗本身具有双重甚至多重的寓意。
　　如《咏怀》第十六首：徘徊蓬池上，还顾望大梁。绿水扬洪波，旷野莽茫茫。走兽交横弛，飞鸟相随翔。
　　是时鹑火中，日月正相望。朔风厉严寒，阴气下微霜。羁旅无俦匹，俯仰怀哀伤。小人计其功，君子道其常。岂惜终憔悴，咏言著斯章。
　　这首诗表面上写出了在暮秋之季的一种浩茫悲凉迷惘的感慨，这种感慨有可能是泛泛而发，也有可能实有所指。而了解其确切含意的关键，有时要看作者的为人和所处的时代。方东树说： 夫诵其诗必知其人、论其世，求通其词，求通其志；于读阮诗尤切。 ①因此，许多研究者更深一步认为，这是一首旨在感慨政局，讥刺邪佞，表示内心操守和忧患之心的诗。而联系当时史事细心察考，还可以发现，此诗中有许多蛛丝马迹，隐隐透露出嘉平六年深秋朝中的一场政治事变。
　　①　　 《南史》卷 71 《儒林传》。
　　②　　 《南史》卷 71 《儒林传》。
　　③　　 《南史》卷 25 《垣护之传》。
　　①　　 《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
　　又如《咏怀》第六十五首：王子十五年，游衍伊洛滨。朱颜茂春华，辩慧怀清真。焉见浮丘公，举手谢时人。
　　轻荡易恍惚，飘繇弃其身。飞飞鸣且翔，挥翼且酸辛。
　　王子 是《咏怀》诗中常常用到的典故符号，往往具有特定含义。有人曾指出， 咏怀 诗中凡用' 王子' 或' 王子晋' 者，似皆指魏帝之年少者，盖传言王子晋十五而仙去也。 ②这首诗主要用了两个关于 王子 的古典。
　　《列仙传》说： 王子乔者，周灵王太子晋也。好吹笙，作凤凰鸣，游伊洛之间，道士浮邱公接以上嵩高山。……后于缑山乘白鹤驻山头，举手谢时人，数日而去。 又《逸周书》说： 晋平公使叔誉于周，见太子晋而与之言，五称而五穷，逡巡而退，其言不遂。叔誉曰：' 太子晋行年十五而臣弗能与言'.辩慧 一语亦出自此书所载太子晋与叔誉等人相答问之词①。
　　从表面看，此诗颇像是游仙一类诗，然而又言 弃身酸辛 ，情调不似一般游仙诗的超旷而是相当沉痛。参考史实，可发现在 王子 的古典之外还有今典，许多语词与高贵乡公曹髦有关。如《通鉴》载，甘露元年，即位不久的高贵乡公 幸太学，与诸儒论《书》、《易》及《礼》，诸儒莫能及。 又与司马望、王沈、裴秀、钟会等 讲宴东堂，并属文论.曹髦是一个很聪明的皇帝，甘露元年恰好只有十五岁。 王子年十五 以下四句，正是喻指了这时的情形。曹髦性子很急，史书说他 请召欲速 ，或许正是由于这种不能忍耐的性格，到甘露五年，他因不愿作亡国之君孤注一掷讨伐司马氏，交战中被司马氏死党刺死车下，时年仅２０岁。这种可悲的遭遇，正是所谓 轻荡易恍惚，飘繇弃其身.所以黄节先生关于这首诗的案语说： 伤高贵乡公而作也。……诗中称其' 辩慧' ，如《志》载帝幸太学问诸儒事可证。陈寿评曰：' 高贵公才辩夙成，好问尚辞，……然轻躁忿肆，自蹈大祸。' 则诗言轻荡弃身，菲高贵其何指。 这一类以用典方式隐晦揭露黑暗时势的诗在《咏怀》中有相当数量。与前一章所举建安诗歌中有 诗史 之称的作品相比，阮籍这些诗同样具有 诗史 的性质。但它们是另一种类型的 诗史 ，具有与历史发展轨迹相一致的主观感情色彩，富于抒情性，是一个黑暗、恐怖，善恶混淆时代仅可能有的真实记录，也是人们心灵痛苦的真实产物。其认识价值，并不减于前一类诗史①。沈德潜说 遭阮公之时，自应有阮公之诗 ②，正是此意。
　　阮籍抒写其内心强烈的忧生忧世之感的诗，构成了《咏怀》诗的另一大类。这样的感慨是和当时的社会现实，阮籍内心对危机的强烈预感和对世道人心的深刻认识，以及他悲天悯人的仁者胸怀是分不开的。实际上，尽管阮籍极力想用齐一大化、洞贯死生的老庄自然哲学来安慰自己，但强烈的苦闷仍然难以排遣，这种苦闷流露在《咏怀》诗中，就成为忧伤的主调。
　　在《咏怀》第一首中，读者即可以体会到几乎贯穿于全部《咏怀》诗中的忧伤之旨 ③：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②　　 《魏书》卷七，《高祖纪下》。
　　①　　 陈维稷：《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43页。
　　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3年第 10 期。
　　②　　 朱龙华：《从 丝绸之路 到马可？波罗——中国与意大利的文化交流》，见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67-268页。
　　③　　 叶奕良：《 丝绸之路 丰硕之果——中国伊朗文化关系》，见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第 250页。
　　全诗笼罩了一层深秋的悲雾，显示了诗人孤独无偶而万感交集的巨大忧思。
　　夜中 二句一开始就写了诗人夜深人静无法入睡，起来弹琴。可是诗人并不明说所以不能入寐的原因，只是告诉读者有淡淡月光照在帷幕上，凉风吹动了衣襟。这种欲说还休的含蓄表述，尽管无一字着笔，已足令读者感到在无边黑夜中那种难以言传也不敢言传的痛苦悲哀。 孤鸿 二句借前文烘托出的氛围写黑夜里的所见所闻，用悲切的鸟声进一步传达内心的哀愁。诗末写诗人在无可奈何之中独自徘徊环顾四周，除了自己无法排遣的 伤心 之外，陪伴在旁的仍只有无边无际的孤寂与忧愁。 忧思独伤心 ，是全诗的主调，通过它，读者真切地看到了一个孤独忧愤的诗人的形象。而诗人之所以如此，则是如方东树所言，有所谓 幽旨 存在。
　　从个人角度而言，在当时，阮籍虽以纵酒任诞，韬迹于司马氏之门而使生命暂时得到保全，但精神上则始终受到外来敌意和内在痛苦的包围。《咏怀》其二五中有这样的诗句： 拔剑临白刃，安能相中伤，但畏工言子，称我三江旁.据考证，这首诗作于甘露二年（２５７年）司马昭挟魏帝及太后车驾东征起兵淮南的诸葛诞时。当时钟会随军同行，常在司马左右，而此人之工谗是极为有名的。所以阮籍在诗里写出了对钟会（亦应有何曾）之流谗害不已的忧惧。大致与此同时的另一首诗中，还有 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①的诗句，诗人汲汲防祸的忧患之心表露得更加清楚。关于内在的痛苦，《咏怀》其九写得很深刻：步出上东门，北望首阳岑。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树林。良辰在何许，凝霜沾衣襟。
　　寒风振山冈，玄云起重阴。鸣雁飞南征，鶗鴂发哀音。素质游商声，凄怆伤我心。
　　从社会角度，阮籍看到了很多发生在他身边的悲剧，感知到世事的无常，从中得到深刻的教训。在《咏怀》其六中，阮籍因曹爽集团的失败而发感慨：昔闻东陵瓜，近在青门外。连畛距阡陌，子母相钩带。五色曜朝日，嘉宾四面会。
　　膏火自煎熬，多财为患害。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
　　由于阮籍对世事极深的洞察力，他对于一去不返的尘世繁华和今后岁月里的危机有不抱幻想的预感，而且也能感知到在巨大的社会危机到来时个人的渺小和孤独。如《咏怀》第三首所写：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
　　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
　　诗中写到东园桃李花开，一度有过春天的胜景。可是这一切不过如过眼烟云，秋风一起，芳事凋零，繁花万朵变成昔日华堂上无边的荆棘。通过 繁华有憔悴 以下数句，诗人将视角从自然景物移向人世，告诉人们，人事的盛衰也像春花凋谢一样，任凭再显赫的钟鸣鼎食之家，一旦主人得祸，人亡家败，高堂上很快就会刺荆丛生。这种情景，在封建社会当然是极普遍的现象，后来的一部《红楼梦》，说尽了这方面的辛酸。然而在政局变动十分剧烈，官僚名士 朝为伊周，夕为桀跖 ①，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魏晋之际，诗人的这些感慨，无疑是更具有特别的寓托的。因感到朝市的黑暗可怖，所以诗人希望及时摆脱羁缚，驱马到昔日夷齐采薇的西山去避世，由于自身尚难保全，甚至不能顾及妻儿。然而岁暮严霜之下，草木同枯，又有谁能逃过天地间的大劫难呢？阮籍用如此沉痛决绝的诗句来表述当时人人自危的社会空气及危机迫在眉睫的巨大惶恐，其内心的忧惧愤郁和绝望可想而知。而身为一个有如此觉悟深度的敏感诗人，阮籍在当时社会注定了只能是彻底孤独，疏离人群的。
　　①　　 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第八》。
　　①　　 《颜氏家训？勉学篇》。
　　八十二首《咏怀》诗，内容非常丰富，情感极其复杂，本身自成一个广懋幽深的世界，在文学史上有不朽的地位。概括而言，阮籍是自有五言诗以来第一个多产作家，其作品数量远过于前人。继曹植之后，阮籍《咏怀》，开创了五言诗创作的一个新境界，使五言诗完全摆脱了乐府民歌的影响。《咏怀》诗中抨击黑暗，向往理想的精神，继承发扬了《诗》、《骚》的优秀传统，其寄意深微的创作方法，对后人也有极大影响。具体而言，《咏怀》诗中最值得重视和称道的艺术手法，是托物喻情，促进感发，使 言有尽而意无穷 ①，展现幽远思绪的比兴手法。而阮籍之用比兴，较之《诗》、《骚》以美人香草喻贤人君子，以恶鸟臭草比奸邪小人的传统手法已有了很大的发展。他一方面常对自然景物赋与富有感情色彩的描绘，通过反复泛化，使比兴物具有多重喻义，有的甚至成为某种象征符号。而这类象征符号每以其丰富的形象意义和情绪性引导读者的想象和联想，触发读者的情绪感应，帮助读者把握象征物后面的东西，从而使作品产生极强的艺术效果；另一方面则大量采用 用典 的方法，典故往往有 古典 和 今典 两重意蕴，极大地丰富扩展了比兴的内涵和表现力，作品也更加含蓄曲折，言近旨远，更具感发力，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领悟到某种深邃的东西。这样的艺术手法，在当时也有迂回的保护作用，使统治者抓不到把柄，诗人藉以避祸远害。在后世黑暗专制政权压制下，许多诗人常常用类似手法来进行创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郭璞、陶渊明、庾信等，都是受到阮籍《咏怀》诗影响的诗人。
　　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丝绸之路 上新发现的汉唐织物》，《文物》1972年第 3期。
　　四、两晋文学（上）
　　两晋１５０余年的历史，经过西晋一个短暂的统一时期之后，即陷入了更严重的战乱纷扰，最后是立国江南的东晋伴随始终不绝的内忧外患，偏安一隅。和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思想状况相一致，两晋文学创作活动也经历了一个从繁辞缛采到玄远虚澹的往复变更。虽然在为文的技巧理论研究方面较前有更大发展，文学活动的种类亦从诗赋扩展到其他方面，然而建安文学的风骨乃至魏晋之际文学的遥深思致却渐趋哀颓没落，仅有少数优秀的作者能在思想艺术上嗣其微响。
　　（一）短暂的升平之世与思想文学潮流
　　司马氏在２６３年出兵灭蜀汉，两年后即行代魏，建立西晋。司马昭之子司马炎成为开国皇帝，是为晋武帝。公元２７９年，西晋派大军五路伐吴，战事顺利。到第二年即太康元年，吴国灭亡，西晋统一了中国。平蜀和平吴之役都历时很短，又都是取乱侮亡，基本上没遇到抵抗，所以南北社会没有受到多少战乱的破坏。到统一后的太康年间，统治者采取了一些有利于恢复生产，安定社会的措施，故在西晋前期短短２０年左右，政局尚稳定，经济也一度繁荣。史家称此时是 牛马被野，余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
　　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 ①。然而从深层看，此时的社会仍是相当黑暗，并潜藏危机。政治上，宗室王族、外戚后党及在朝中居高位的官僚大族这三股势力把持大权②，在九品中正制的保障之下，选举人才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出身社会下层的正直之士，备受压制，几乎没有进取机会；侥幸进入仕途的寒士，纵有俊才，但仍免不了 为时豪所抑 ③的命运；由于大族官僚狭隘的门户之见，在政治生活、仕宦进取中受到排挤歧视的，尚有被视为 亡国之余 的南方之士，而洛中权贵对南士的排挤，引起统治集团更为错综复杂的矛盾④。当时一位 宦孤人微 的小官段灼上表直陈政事之阙说：今台阁选举，徒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则荜门蓬户之士，安得有不陆沉者哉！ ⑤作为门阀政治的必然产物，垄断政权的豪门腐朽糜烂，骄纵虚伪，行事唯家族或集团私利是图，自最高统治者以下，几无人能以国家理乱为念。朝中党派林立，政争不已，风气奔竞，纲纪隳乱。由于热衷荣贵，官僚朝士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像平吴之后的二王争功，王戎、和峤等人的孜孜求利，都是史有明书。至于奢靡夸富，侈汰无已，更是何、石、王、贾等贵戚公卿竞以相高的时髦风尚。所以就在武帝当朝，天下一统的表面繁荣时期，政治已呈现 朝廷宽驰，豪右放恣，交私请托，朝野溷淆 ①的局面，一场更大动乱的根苗已经在社会中种下了。此外，由于晋武帝其人在立嗣问题上的虚伪态度，又使党争嚣然的西晋朝臣围绕司马攸和司马衷的皇位继承权问题，形成齐王派和太子派两大集团，而武帝的宠爱后党，以至三杨用事，排挤贤才，为太子一派张目，进一步加深了矛盾，最终促成八王之乱的爆发。
　　就在晋武帝死后不久，在他生前积聚起来的各种矛盾就逐一爆发，太康以来的繁华亦化为乌有。首先是八王之乱，在这场历时１６年的宗室相残中，许多著名的文士都未能幸免于难；其后则是各族流民豪右纷纷起兵，中原狼烟四起，仅存的文学之士也丧失了向来的容身之地。随刘聪石勒的精兵相继攻下洛阳长安，全歼了司马氏在中原的政治军事力量，西晋最后于３１７年灭亡。
　　①　　 刘仙洲：《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明史》，科学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51页。
　　②　　 李崇洲：《中国古代各类灌溉机械的发明和发展》，《农业考古》1983年第 1期。
　　③　　 《高僧传》卷 6《释慧远传》。
　　④　　 《高僧传》卷 7《竺道生传》。
　　⑤　　 《晋书》卷四十八，《段灼传》。
　　①　　 《南史》卷 70 《郭祖琛传》。
　　在思想领域，玄学发展到西晋时期，原有的异端性质已有了很大改变。
　　当初竹林名士以自然非议名教，以至倾向于 无君 的思想，使统治者觉察到对自然本体过于强调，任其无限发展可能会给自身统治带来的威胁；另一方面，司马氏篡政已成，王、何、嵇、阮等名士在人身上已被司马氏消灭，继续崇奉他们所倡导的哲学，对司马氏麾下的名士官僚，多少有点讽刺意味，而前者思想上的高境，后者亦实难企及。因此故，西晋统治者在重申 以名教治天下 的同时，也要致力于使魏晋玄学成为统治集团完全能够接受的思想哲学。于是一些素来精研名理之学的礼法之士，出面对玄学本体进行了一番从 无 到 有 的改造。如裴頠的《崇有论》，即是从 体用 诸方面，全面论证了 贵无 之说对现存制度的危害之处，以为 夫万物有者，虽生于无，然生以有为己分，则无是有之所遗也 ①；而且 贱有则必外形，外形则必遗制，遗制则必忽防，忽防则必忘礼。礼制弗存，则无以为政矣！ ②不过这一时期士大夫思想上仍存在不同宗尚，自然名教孰先孰后的争论甚至还介入了西晋朝廷中的党派冲突，譬如当时朝中发生的庾纯贾充酒后争言事： 充曰' 父老不归供养，卿为无天地！' 纯曰：' 高贵乡公何在！'③实际上则体现了标榜名教与尊崇自然的两派朝士间的互相诋毁攻击。尽管如此，在统治集团的大力提倡之下，西晋士人的思想宗尚，还是较前发生了很大改变，渐从重玄远之高韵，转为重现实之实有。
　　到八王之乱爆发之后，尖锐的社会冲突使官方提倡的一些哲学理论再次受到挑战。为了彻底改变玄学的异端性质，完成玄学与统治思想的合流，郭象在裴頠《崇有论》和昔日向秀《庄子注》的思想基础上，对三玄中的《庄子》详加诠注，对威胁到名教合理存在的玄学本体，进行了釜底抽薪式的巧妙取消。郭象注《庄》，不仅否认万物的本原是 无 ，也不言生物者为 有 ，而是完全避开 有无 之争，宣称 造物者无主而物各自造 ④。这种万物自然而然，自生自灭的玄冥独化理论，消泯了名教自然孰本孰末的矛盾。
　　为西晋名士所津津乐道的 老庄圣教将无同 、 名教中自有乐地 提供了一个 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山林之中 ， 游外以弘内，无心以顺有 ， 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 ⑤的最高理想人格理论。山林与庙堂，自然与名教，从此成为彼此相通的一物两面。
　　西晋社会的政治思想状况，给文士的精神面貌和创作活动都留下了极深的印记。西晋前期较安定的２０年中，良好的生活环境，给文士的创作活动提供了条件，而建安以来各种文学形式的成熟进步，也为此时期的文学创作奠定了深厚基础，向诗人们展示了足资效仿的典范。因此，太康时期的文坛颇为繁荣，其中重要的作者，有二陆（陆机、陆云）、三张（张华及张载、张协兄弟①）、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以及傅玄、傅咸、挚虞、石崇、欧阳建、何劭、孙楚、张翰、成公绥等等，钟嵘称之为 文章之中兴也.
　　①　　 《周书》卷 35 《薛慎传》。
　　②　　 《陈书》卷 19 《马枢传》。
　　③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 1955 年版，第 115-116页。
　　④　　 郭象：《庄子？齐物论注》。
　　⑤　　 郭象：《庄子？大宗师注》。
　　①　　 张荫麟：《卢道隆、吴德仁记里鼓车之造法》，《清华大学学报》第二卷第 3期，1925年。
　　然而从创作的主流看，此时期的文学之士对《风》、《骚》的精神，建安之风骨甚至魏晋之际诗歌的幽远深邃意境，却很少有所继承。此种情形，大体缘自思想与社会政治两重因素。在思想方面，当然首先是由于受到裴頠、郭象等人改造过的玄学理论影响，一般文士，内心中已经感受不到天道与人事、自然和名教之间的深刻对立，所以其作品中更多出现的，是对现有统治秩序合理和谐的肯定和赞美。由于思想上缺乏真正的思辨力和批判精神；其作品在本质上亦每每流于肤浅和平庸。而崇有贵形的哲学本身，无形中也会导致在作品中更看重辞采技巧等外在层面的东西。在政治上，则是由于经过魏晋之际政治风雨之后，司马氏对文人的态度愈加不假宽容，而文学之士屏息敛气，战战兢兢归顺新主，不复敢在司马氏淫威下表现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史载 雅好读书 ，有文学之才的向秀在嵇康被诛后 失图 ，举郡计入洛，面对司马昭咄咄逼人的发问，只能 逊辞免祸 ；入洛时作《思旧赋》，除念旧友外，亦吞吞吐吐为司马氏隐讳；以后混迹官场，逐步迁升，文学上则不再有什么建树①，其事例很典型地表现了当时文士人格上的艰困处境。而九品中正制的选举入仕方式，实际上亦扭转了士大夫对世事的态度，士人唯留意关注个人的仕宦前程，眼界胸襟都较前代变得狭小。正因如此，此时的大部分文士的作品中，既没有建安诗人那种忧国忧民，建功立业的精神，亦没有魏晋之际诗人用含蓄隐晦方式表露内心激愤的勇气。以最讲究识鉴 著称的西晋士大夫，大部分人的诗赋里却偏偏看不见对国家未来危机的忧虑和预见，当时社会尖锐的各种矛盾，很少反映在他们的创作之中。甚至包括张华这种较为正直公忠，有政治之才的官僚，本身处在危机四伏，八王之乱已经开始的环境之下，其作品也依然显得 儿女情多，风云气少 ②。而当时对未来的严重危机作出警告的，往往是一些并不跻身文学创作的乡野方术之士。像敦煌索靖在满朝晏安升平景象的元康九年对洛阳宫门前铜驼所发的 会见汝在荆棘中③这类强烈悲慨，在本应十分敏感的同时代诗人的作品中就很少出现。
　　当时的大部分诗人，在晏安的生活中将自己主要的创造力都沉溺在技巧性的雕琢辞句之中，用大量官场赠答，诗酒应酬的作品去表述了一种较为平庸的精神情怀。他们忽略了建安诗歌的本质而继承了它的外在形式，并力求让这些形式进一步发挥完善，在语言、句法、声调的讲究上不遗余力，因而造成了诗歌作品镂金错彩 的流行趋向。与建安和魏晋之际的作品相比，西晋诗有两大突出特点，一为重情，次为重形式。前者不同于建安诗中的慷慨任气而略似其注重个人情感抒发的一面，尤其接近曹丕在其诗中表现出来的新巧哀怨，境界狭小的那种用情类型。西晋人写哀情、怨情的许多篇章，尽管写得真切流畅，但往往局限在个人的家庭、亲友、仕途的范围之内，所折射的社会现实与作者的人格精神甚微，对人心的感发力也是比较弱的；在重形式的方面，则实际上开启了南朝谢灵运一派重视技巧藻采锤炼雕琢字句之先河，进而成为南朝文学的主流。正因如此，钟嵘在《诗品》中，将许多太康以来的西晋诗人列入上品。《文心雕龙》则有 晋世群才，稍入轻绮 的评语，而 轻绮 之 轻 ，显与 沉郁 相反，多少说明了思想情感的浮浅淡薄；至于所谓 绮 ，即是风格形式上的华丽雕琢，这正是西晋文学创作主流的特点。
　　不过也必须注意到，西晋文学，除了呈现上述主流之外，也确有另一派风格迥然与之不侔的作者存在。他们的创作或是表现了门阀政治下寒门之士内心压抑不平的牢落之气，或是表现了在天地翻覆的社会大动荡中豪杰志士以身许国的忠愤之志，因此而能与建安风骨精神相通，风格上也一扫西晋诗的轻绮华靡而显示出雄健清刚，慷慨感怀的气概，独冠当时。这类作者前有雄视太康的左思，后有两晋丧乱间怀定乱之志、负俊上之才的刘琨郭璞，他们与古今杰出诗人精神怀抱间，相通处依稀可辨。所作具有极高的思想艺术价值，足以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最优秀作品之列。然而这类作者多孤高绝俗，确实不能代表这一时期文学的主流。
　　①　　 王振铎：《指南车记里鼓车之考证及模制》，原载《史学月刊》弟 3期，1937年。今转引自王振铎《科技考古论丛》，文物出版社 1989 年版。
　　②　　 见钟嵘《诗品》卷中《晋司马空张华诗》。
　　③　　 见《通鉴》卷八十三晋惠帝元康九年。
　　（二）太康文坛的繁荣与凋落
　　太康（２８０- ２８９年）是晋武帝平吴统一中国后所建的年号，也是他的最后一个年号。从太康元年到晋惠帝永康元年（３００年），约２０年时间，朝中虽小有变乱（如武帝去世、贾后弄权、三杨被诛等等），但赖一、二正人扶持，基本维持了一个安宁的局面。陆潘左张等西晋文人的创作，从太康前后开始，也有２０余年的繁荣期。到公元３００年以后，兵戈纷乱，朝廷播越，原聚集洛下的文学之士死亡离散，从事文学活动的环境条件不复存在，太康以来盛于一时的文坛也就此凋零了。
　　１。 太康之英 ——陆机潘岳等人的文学创作
　　钟嵘在《诗品？序》中说： 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的确，陆机等人可以称得上太康时期文学创作活动的主要代表。
　　（１）陆机陆机（２６１- ３０３年）字士衡，吴郡（今江苏吴县）人。祖父陆逊，是吴国的丞相，父陆抗，为吴大司马，几位叔父，也都是吴国的重臣名将，陆氏家族先后仕吴 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 ①。陆机从小有优裕的生活条件和深厚的学术文化修养，《晋书》称他 少有异才，文章冠世，伏膺儒术，非礼不动。 ②受家风影响，陆机仰慕父祖，一向有追求功名的强烈愿望，希望能通过努力事功，恢复祖上的光荣。这一信念，为陆机毕生所坚持，成为支配他出处抉择的一大重要因素。
　　陆机２０岁时吴国为晋所灭，在战争中，他有两个哥哥被晋军所杀。经历了亡国打击的陆机和其弟陆云回到华亭故里，闭门读书十年，文学才能得到更多的磨练。在这一时期，陆机开始了他带有学习模仿性质的诗文创作，写了《拟古十二首》和一部分乐府诗，以及《辨亡论》、《述先赋》、《祖德赋》等文章和辞赋。
　　吴亡之后，尽管西晋统治者对东南大族有相当的优待，保存了他们的基业，甚至允许他们继续复客领兵，但对大族中的出色人才，依然是不放心的。
　　因此每每用 举清能、拔寒素 的名义，将大族人士召到洛阳。陆机和陆云兄弟也就是在闭门读书十年后，在太康九年奉到 举清能 的诏令，于次年与顾荣等人一道赴洛入京的。
　　陆机兄弟作为 亡国之余 入洛，难免受到洛中权贵的排挤。为了跻身仕途，扬名显身，陆机拜访了文坛领袖张华，再由张引荐结识了许多官僚文士，崭露了才华。次年，陆机被太尉杨骏辟为祭酒，从此卷入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漩涡。由于过于热衷仕进，所以尽管当时政治中已潜伏了很大的危机，而且自己的仕途也并不十分顺惬，但陆机仍不肯激流求退。以后，他们两兄弟还投到贾谧门下，和潘岳等人一样，成为 二十四友 ，而在八王之乱的混战中，性格亢直的陆机最终没有逃过被人谗害的命运，和弟弟陆云一道被成都王颖所杀，年不过４３岁。
　　陆机政治上志大才疏，是个典型的封建才士。他有一定的正义感，又有强烈的功名心，为人热衷，但政治见识并不高明。他以被洛中权贵歧视的南人身份卷进当时的政治冲突，其人生悲剧是难以避免的。在文学上陆机表现出多方面的才能，其作品有诗、乐府、赋、文、连珠及文论、史论、书法等等，张华称他为大才.他的诗，现存１０４首，数量可观，其内容大致有三类，其一是拟古诗、拟乐府等模仿练笔之作，艺术上颇见精巧，有的甚至超过原作；其二是入洛后所写的奉制诗、应酬诗、代作诗等，多为浮泛之作；其三则是表现他内心的失国之感、政治理想、仕途坎坷等复杂感情的诗，有一定思想艺术价值。如他的《赴洛道中作》二首：总辔登长路，鸣咽辞密亲。借问子何之，世网婴我身。永叹遵北渚，遗思结南津。
　　行行遂已远，野途旷无人。山泽纷纡余，林薄杳阡眠。虎啸深谷底，鸡鸣高树巅。哀风中夜流，孤兽更我前。悲情触物感，沈思郁缠绵。伫立望故乡，顾影凄自怜。（其一）
　　远游越山川，山川修且广。振策陟崇丘，案辔遵平莽。夕息抱影寐，朝徂衔思往，顿辔倚嵩岩，侧听悲风响。清露坠素辉，明月一何朗。抚枕不能寐，振衣独长想。（其二）
　　①　　 刘仙洲：《我国独轮车的创始时期应上推到西汉晚年》，《文物》1964年第 6期。
　　②　　 《三国志》卷五十三《张紘传》，《元和郡县志》卷二十九 福州 条。
　　这两首诗作于太康末年赴洛途中，诗中描写了一路上的惨淡景色，和诗人国破后又要远行应征出仕的凄凉心境十分相近。第一首中 虎啸深谷底，鸡鸣高树巅 ，隐有《诗经》 高岸为谷，深谷为陵 诗意①，多少可看出亡国后诗人内心的某种沧桑翻覆感。全诗写景细致，情致沉郁，在陆机的五言诗中，这二首属于比较清新可诵又有一定思想内容的作品。不过诗中字句的雕琢意味还是相当明显，像第一首的第五、六两句，第二首的第三到第八句，抒情写景纯用排偶，炼句伤意，多斧凿之迹。
　　又如《招隐》：明发心不夷，振衣聊踯躅。踯躅欲安之，幽人在浚谷。朝采南涧藻，夕息西山足。
　　轻条象云构，密叶成翠幄。激楚伫兰林，回芳薄秀木。山溜何泠泠，飞泉漱鸣玉。哀音附灵波，颓响赴曾曲。至乐非有假，安事浇淳朴。富贵苟难图，税驾从所欲。
　　招隐诗的写作在西晋太康诗坛颇为盛行，其旨趣则和楚辞中淮南小山之作大为相异。楚辞之招隐，是招山林隐逸之士出山，表示 山中兮不可以久留 之意，而魏晋以来的招隐诗，则是招人入山隐逸，将人世间视为烦恼之地，而以山林为宁神静思的盘桓之所。这一变化反映出两汉魏晋时代思想风俗的不同，尤其表现了太康诗人那种 一方面在现实生活里想攀托权门，一方面却又警觉危机四伏①因而向往山林的微妙心境。陆机的这首《招隐》诗也是如此，由于作者本人并无绝弃富贵功名的归隐之想，所以通篇所写，无非迎合潮流，表现才华，真情实感既少，诗中所发感慨也略嫌浮浅而无新意。从艺术上看，则全诗词藻工丽，写景刻炼雕琢，颇有奇警之句，但通篇显得缺乏生气，体现了陆机诗的一向风格。
　　陆机集中的拟古乐府诗有５０余首之多，内容广泛，虽情意朴拙真挚不若古人，但辞采铺排富丽，巧思过于原题。除去一部分模拟练笔之作，亦有相当数量是借古题抒发怀抱，写切身之感，颇有可取。如《门有车马客行》：门有车马客，驾言发故乡。念君久不归，濡迹涉江湘。投袂赴门途，揽衣不及裳。
　　拊膺携客泣，掩泪叙温凉。借问邦族间，恻怆论存亡。亲友多零落，旧齿皆凋丧。市朝互迁易，城阙或丘荒。坟垄日月多，松柏郁芒芒。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长。慷慨惟平生，俯仰独悲伤。
　　诗中表现了诗人在吴亡后的内心创痛以及由此生出的无穷感叹。联想到作者身世，可知诗中的感慨不是无病呻吟而是有相当时代社会意义的。又如他的《君子行》：天道夷且简，人道险而难。休咎相乘蹑，翻覆若波澜。去疾苦不远，疑似实生患。
　　近火固宜热，履冰岂恶寒。掇蜂灭天道，拾尘惑孔颜。逐臣尚何有，弃友焉足叹。福钟恒有兆，祸集非无端。天损未易辞，人益犹可欢。朗鉴岂远假，取之在倾冠。近情苦自信，君子防未然。
　　这首诗是陆机入洛卷入复杂的宗室王权之间的政治纠葛后的感喟之作。古《君子行》有 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 之句，陆机此篇，主要围绕此意展开，显然有许多切身感受在内。他总结古人处世的经验教训，认识到人生一世祸福变化不定，行为稍有不慎，就可能引起严重误解，连圣贤也不能免祸。这表明他对当时时局的险恶多变，自己身处其间，难避嫌隙，命运前途亦复难以预料的情势，已经有一定认识。然而由于他常常天真地高估自己的政治才能，对涉足政治存有幻想，所以这首诗在最后也同样一厢情愿地认为仅靠人的主观努力，即可防患于未然，实际是忽视了原题的 不处嫌疑间 之意。
　　这一点当然是由他一向的立身为人之道所决定的，以后遭杀身之祸，同样和他的这种功名幻想分不开。
　　①　　 《晋书》卷 92 《左思传》。
　　①　　 《梁书》卷 33 《刘孝绰传》。
　　陆机的诗在当时颇受时人推崇，《诗品》将其置于上品，认为是 才高词赡，举体华美 ， 咀嚼英华，厌饫膏泽，文章之渊泉也.从他渊雅的学问，做诗的章法技巧及对后世的影响来看，陆机也确实当得起 大家 之称。其诗的好处在于气象弘丽渊深，言理辞切事显，述情婉转惬心，每有感恨之辞，时出新辞美意①。而诗中最大的毛病，则在于内在思想本来缺乏真正的深刻，较为平庸浮泛，但在语言形式上却过分加工雕饰。所以《文心雕龙》认为他 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 ②。
　　就艺术上而言，由于陆机诗过于 尚规矩 ，刻意追求某些诗歌的外在表现形式，反而给他的诗带来诸多缺失。一方面表现为因为读书太多而熔裁不够，所以 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思能入巧而不制烦 ③。以致其诗 缛旨星稠，繁文绮合 ④，常在主旨之外广泛设喻，而譬喻掩盖主旨；为求古奥，又每将诗中意思借古典成言表示，而所用古典成言往往包含了比他的本意更多的内涵，以致语意显得深隐芜杂，无法制驭，仅有的一点诗味亦湮没其中。
　　另一方面，在字词句式上他也刻意求深僻而避免浅近。用字遣词每喜用一些生硬拗捩，锤炼过刻的字词而摒弃清新流畅的自然表达，以致诗中每见意浅辞深，僻字伤意之病。如《拟古》中将 涉江采芙蓉 改拟为 上山采琼蕊 ；将 青青河畔草 改拟为 靡靡江离草 均是其例。句式上则极力追求骈偶整对的效果，为此而不顾句子的生硬板滞，不合句法，甚至不惜将一句可以说完的意思拉成两句，像 天损未易辞，人益犹可欢 、 永叹遵北渚，遗思结南津 等，均是这类生硬冗复的骈偶句子之例。当然，在古代诗歌开始趋向俳律的初期，陆机作为最早的开创者，诗中出现这种情形也是不可避免的。而他对诗歌外在形式美的多方追求，不论成败，对当时时代是有很大影响的。
　　（２）潘岳潘岳（２４７- ３００年）字安仁，荥阳中牟人，出身于一个中小官僚世家，父祖的官职虽都不超过二千石，但比较清贵。潘氏一门，从魏到晋，都有文名，叔父潘勖，即是曹魏时期小有名气的文学家。潘岳从小受到文学的熏陶， 总角辩慧，摛藻清艳，乡邑称为奇童 ①，长成之后，才华和容貌都很出众，后来和当时的高门弘农杨氏缔结婚姻，成为大官僚杨肇的女婿。不过潘岳在仕途上并不顺利，虽早在泰始二年即被荀觊辟为司空掾，但却１０年不曾升迁。后又到贾充府中作太尉掾，仍是沉沦下僚。由于卷入朝廷党争，潘岳两度出为县令，回朝之后，也一再遭遇挫折，几乎性命不保。但热衷功名的潘岳并不想退出官场，为求仕进，他选择贾充为靠山，进而投靠最受贾妃宠信的贾谧，成为其门下 二十四友 之一，不仅向贾谧贡献文才，甚至有 望尘而拜 的佞媚之举。后来他还参与了贾氏陷害太子的阴谋，太子因此被害。
　　②以后野心勃勃的赵王伦起兵杀贾氏党羽，潘岳也由于仇人孙秀的推波助澜，被诬告谋反被杀，并夷三族。
　　①　　 《晋书》卷 24 《职官志》、卷 48 《阎缵传》、卷 82 《王隐传》。
　　②　　 《南齐书》卷 52 《檀超传》。
　　③　　 《晋书》卷 82 《习凿齿传》。
　　④　　 《魏书》卷 7《高祖纪》。
　　①　　 《晋书》卷 39 《荀勖传》。
　　潘岳在太康文人中颇有代表性，他文学上与陆机齐名，但比后者思想更加浅薄，政治抱负更加微不足道，对功名利禄的渴望却与之不相上下。但潘岳毕竟未能进入高层统治集团，作为封建时代一个懦弱的文人，他的人格有很可鄙视的一面，但他对亲友的情感亦有真挚动人的一面。由于他常是官场倾轧的牺牲品，所以对世道宦途的黑暗也有一定了解，在诗中偶尔流露出一点正义感。他的这些特点，决定了他作品的基本风格。在潘岳的作品中，赋、诔等文体占了相当份量，有些历来极负盛名。诗作中较有价值的，有《关中诗》、《悼亡诗》等若干首。
　　《关中诗》作于元康九年（２９９年），是一首较长的四言诗，共１６章，《文选》卷２０收入此诗。诗中记述了从元康六年到元康九年关中齐万年起义的经过。长期以来，由于西晋对待西北少数族人民的态度，氐、羌等族与晋室的矛盾已趋于激化，自元康初年赵王伦出镇雍梁以后，矛盾变得更加尖锐，六年，遂爆发齐万年起义。朝廷派建威将军周处出兵征讨，周处为人刚直，曾任御史中丞，对洛中权贵多有得罪，此时镇关中的梁王肜等乘机报复，逼周处以５千军迎战齐万年７万人马，并断周后路，周处因此陷于绝地，力战而死。后又经近两年的战乱，到元康九年正月，朝廷才消灭了齐万年，勉强结束了这场军事。此时潘岳为黄门侍郎，奉诏作《关中诗》，他以文人的正义感，在诗中赞美了周处的忠勇，揭露了无耻武将的贪功，对实为 乱首 的赵王伦隐寓讥刺。他在诗中以沉痛的语气控诉了这场战乱给人民造成的灾难痛苦： 哀彼黎元，无罪无辜，肝脑涂地，白骨交衢；夫行妻寡，父出子孤；俾我晋民，化为狄俘 ； 斯民如何，荼毒于秦；师旅既加，饥馑是因；疫疠淫行，荆棘成榛.史载元康七年周处战死后，雍州疫疾流行，关中则大饥馑，米斛万钱，人民卖儿卖女，骨肉分离。潘岳所写，不仅是当时惨状的实录，也在客观上揭露了西晋统治者对人民的残酷无情。而潘岳能在这首本意是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的应制之作里写出这样的诗句，可看出他内心还是存在着一定的良知和对人民的同情心的。
　　潘岳和妻子杨氏感情很好，元康八年秋，他妻子在洛阳病故，潘岳极为哀痛，写了《哀永逝文》，以寄托哀情。在服丧一年之后，潘岳必须离开妻子的茔墓回朝复职，为了排遣依然强烈的哀思，又作《悼亡》三首。三首诗写得宛转凄恻，一往情深，是千古流传的名篇，尤其第一首：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之子归穷泉，重壤永幽隔。私怀谁克从，淹留亦何益。
　　黾勉恭朝命，回心反初役。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帏屏无仿佛，翰墨有余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怅恍如或存，回惶忡惊惕。如彼翰林鸟，双栖一朝只。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春风缘隙来，晨霤承檐滴。寝息何时忘，沈忧日盈积。庶儿有时衰，庄缶犹可击。
　　这首诗围绕与亡妻幽明永隔的深深哀叹，通过由物及人再到时令物候的层层叙写，表达了真挚感人，生死不渝的伉俪深情，对后世这类诗的创作有着很大的影响。
　　②　　 《周书》卷 47 《冀俊传》。
　　潘岳文体清浅，善用赋体。一般认为他最擅长写哀情，其作品的基调是悲而不壮，哀而不怨，有一种 清绮哀艳 的独特韵味。潘岳的语言华美流畅，不取缛采，用典浅近，文笔轻敏，情文相辅，与陆机的深奥板重有很大不同，而体气比陆更显柔靡。人们常将他们二人的风格和艺术成就比较而论，如孙绰说： 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 ；谢混认为 潘诗烂若舒锦，无处不佳；陆文如披沙简金，往往见宝 ；钟嵘则认为 陆才如海，潘才如江 ，都是当时人的意见，有一定道理。
　　（３）三张及其余作者除潘陆外，三张二傅及元康后期厕身贾谧 二十四友 的若干才士，亦都积极参加了太康以来的文学活动，作为 太康之英 的辅翼，他们的创作成就，也是很令人瞩目的。
　　三张中，张华（２３２- ３００年）字茂先，范阳方城人，出身寒素，少年时曾受到阮籍的称赏。张华在朝中不仅是一位正直公忠器识弘旷的名臣，也是一位博学多闻文才卓异的士林领袖，史言张华好人物，诱进不倦，贫贱候门之士但有一介之善，便为之延誉。一时文士如二陆兄弟、顾荣、束皙、贺循、陈寿、刘颂、阎缵、挚虞、左思等，都曾受过张华的吹拂。太康文坛的繁荣，实际上也和他的奖掖提携有关。张华的创作，诗文赋俱有，其所作诗篇有拟乐府、杂诗、情诗等，大体辞藻温雅，风格新巧妍冶。如他的《情诗》５首，主要描写闺房中的思慕之情。譬如其中的第三首 清风动帷帘 和第五首 游目四野外 两首诗，分别写了思妇与游子彼此的思念，前一首诗中述思妇怀想 处遐远 的 佳人 ，在闺中夜不能寐，感慨万千的情状，写得思致精巧，情景交融；后一首诗写游子在野外对闺中妻子的想念，和思妇的宛转情肠相比，游子表达自己的心情要更率直一些， 佳人不在兹，取此欲谁与 ， 不曾远别离，安知慕俦侣 ，都更带有男儿的质直口吻，同样是相当感人的。
　　张华的诗，一般认为是 儿女情多，风云气少 ，殊不侔他作为公忠弘毅谋国之臣的身份，当然这与当时文坛的流行风气有关。不过张华的文学创作，也确实还有表现雄才大志的豪宕超迈之作，譬如他的乐府诗《壮士篇》等，不能一概以 儿女情多 而论。
　　张载张协兄弟，一字孟阳，一字景阳，安平（今河北安平县）人。诗歌创作的才能以张协为优，而张载所长，特在赋论铭文。二张之父作过西晋蜀郡太守，张载曾在泰始中入蜀省父，作有《叙行赋》记述路途所见，颇有壮采；所作《剑阁铭》，在描写剑阁形胜险要之外，亦提出历史鉴戒；在成都还作有《登成都白菟楼》诗，描述蜀地市井繁荣之状，有一定史料价值。张载还曾作《榷论》指摘时弊，抨击世族的把持仕途，言辞激烈，可见其心中的愤世之情。他的两首《七哀诗》，感时伤怀，凭吊古今，情意萧瑟，哀思难任，虽仍不脱西晋诗缘情清绮之格，但较之时人，自有高境。
　　①　　 引自《本草纲目》卷三十六 楮.
　　张协之诗传世者仅１０余首，但都具相当的思想艺术水平。《诗品》将他列在上品，称其诗 文体华净，少病累 ，且 词彩葱茜，音韵铿锵 ， 雄于潘岳，靡于太冲 ①，评价比较准确。大约作于他晚年的《杂诗》１０首，尤其代表了他在当时社会中的无限忧愤之思，有论者认为是 （阮籍）《咏怀》（渊明）《拟古》之俦 ②。如第四首：朝霞迎白日，丹气临汤谷。翳翳结繁云，森森散雨足。轻风摧劲草，凝霜竦高木。
　　密叶日夜疏，丛林森如束。畴昔叹时迟，晚节悲年促。岁暮怀百忧，将从季主卜。
　　诗的前四句先用 巧构形似之言 描述了秋日里由晴转阴，繁云密结，雨丝散落的情景，随后即结合平生身世，写出一派肃杀萧瑟的秋气，并由此发出生命徒老，壮志难遂的深深感慨，表现了诗人不愿与世同流合污的高尚志节。
　　从某些方面看，张协的不少作品，风格确有和后世陶渊明相近之处。
　　其余诗人中，傅玄傅咸父子之作亦颇有可观。尤其傅玄之诗，论者认为是抗心高古，不屑于流俗 ，无浮靡之气而多奇趣③，其诗风适与史传中所言 刚劲亮直 ④的性格一致。他的乐府诗，继承了汉代民歌 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多叙事之篇，能揭示出一些社会问题，如《豫章行苦相篇》篇。有些依古题改制的诗在保有原来古朴劲直的风格之外，又每出新意，在艺术水平上超过原题。如《秋胡行》、《秦女休行》等，均可称为辞意并胜。
　　②　　 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文物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56-58页。
　　③　　 《南史》卷 75 《戴颙传》。
　　④　　 《宋书》卷 71 《徐湛之传》。
　　２。 左思风力
　　左思（约２５０- 约３０５年）字太冲，齐国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人，号称战国时齐公族左公子之后，故姓左。实际上，左家世为寒门，其父左熹只做过小官吏。左思自小天份不是很高，学习过书法和鼓琴，都没有学成。但他依靠自己的勤奋，长成后博学能文，文笔相当漂亮。史书说他 貌寝口讷，而辞藻壮丽。不好交游，以闲居为事 ①。大约在他２０岁时，其妹左棻因文才入宫选为修仪，左思随迁入洛。由于门第低微，左思在当时除了才学，各方面都受人歧视，始终没有做过重要的官职。张华做司空时，他被聘为司空府祭酒，后来又曾依附贾氏，厕身 二十四友 ，为贾谧讲《汉书》。贾谧为秘书监，举荐他做了秘书郎。永康元年，贾氏败亡，妹左棻亦病死，左思在洛中失去依靠，也从此无意仕途，转而专心致力于文学创作。不料两年以后由于战乱，连文学创作的环境也丧失了，于是他离开洛阳到冀州，几年后病死。
　　由于身世的蹉跎，左思对当时门阀专制下的世道人心有很深的感慨，并将它们反映在他的许多作品之中。他现存的作品有诗、赋等数种，其中诗虽仅１４首，然大多可称一流佳作，尤其８首咏史诗，雄迈高旷，最为杰出。
　　左思的《咏史》诗，名为咏史，实际上亦可视为咏怀，古人古事不过是他借以抒发怀抱的起兴之物。比如他一向具有建功立业的政治理想，在《咏史》其一中，左思将这一理想表述得非常形象具体：弱冠弄柔翰，卓荦观群书。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
　　虽非甲胄士，畴昔览穰苴。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
　　诗中用赋法胪列史事，显示个人的才能抱负，气魄很大。诗人虽是一介书生，但自信能文能武，不仅可作安邦定国的大文章，且当边城有警，羽檄飞驰之际，能像班超一样投笔从戎，铅刀一割，运用素习的兵法韬略，为国平定边患，清扫疆土。这样的激情，反映了古代优秀知识分子所共具的心志。特别是最后两句，表现了很高的非功利境界，后世李商隐有 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的著名诗句，其超旷的境界正和此二句诗相同。
　　然而在当时社会里，左思的志向却注定无法实现，理想与现实冲突所激起的愤世之情，在以下几首《咏史》诗中得到最充分的表述。如第二首：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沈下潦。
　　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此诗感慨极深，在西晋社会，左思这类寒门之士备受压抑，居上位者， 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左思感愤于门阀制度下的 英俊沉下潦 ，在此对门阀政治提出尖锐批判（这种批判可谓《咏史》的一个主题），他在诗中 先述己意而以史事证之 ①，用精切新警的譬比之语，形象地揭露了 世胄蹑高位，英俊沈下僚 这一由来以久根深蒂固的不合理社会现实；然后借用汉代金、张家族的世居高位与冯唐的白首仍居郎署之典，以史抒怀，汇入自己的人生感愤，对古往今来的贵族政治进行批判。无疑，这种批判精神，在整个封建社会都有其进步意义。又如《咏史》第三首：
　　①　　 《晋书》卷 94 《郭琦传》。
　　①　　 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文物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60-61页。
　　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鲁仲连，谈笑却秦军。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
　　功成耻受赏，高节卓不群。临组不肯绁，对珪宁肯分？连玺耀前庭，比之犹浮云。
　　此诗将自己的情志寓含于对古代高节之士的歌颂之中。历史上的段干木、鲁仲连不慕功名富贵，为人排难解纷而不求相报，粪土爵禄，自甘退隐，其品质与那些醉心荣利，贪竞热衷的当世名士的卑下情操相比，何啻霄壤。左思对这些古人的追慕，表明了他在当时虽然还不能摆脱依附豪门的命运，但内心则对不可一世的贵族官僚怀有深深的蔑视鄙弃。他认为真正的英雄豪杰实际上都隐藏在社会的下层，所以在《咏史》第六首中，左思进一步倾注感情写出他的内心敬慕：荆轲饮燕市，酒酣气益震。哀歌和渐离，谓若傍无人。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伦。
　　高盼邈四海，豪右何足陈！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
　　此诗读起来，真可谓 豪气于云.荆轲燕市酒徒，高渐离屠狗之辈，隐于市井，籍籍无名，但却深具真正的人格力量。那种睥睨一世，四顾无人的气概，是任何据有高位的权贵也无法企及的。与这类身负奇节的蓬蒿之士相比，那些不可一世的豪门贵胄，渺小犹如尘土。左思在这首诗里对下层人民精神人格之美的歌颂，表露了他在思想深处真正看重的东西。
　　在鄙弃了声势显赫，醉生梦死 朝集金张馆，暮宿许史庐 的轩冕豪族，对那些攀龙托凤，趋炎附势的无耻之徒也大加讥刺之后，左思在《咏史》第五首中展示了自己的人生选择：皓天舒白日，灵景耀神洲。列宅紫宫里，飞宇若云浮。峨峨高门内，蔼蔼皆王侯。
　　自非攀龙客，何为歘来游？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
　　左思的《招隐诗》、《娇女诗》等也都是广为传诵的名篇，不过在文学史上影响最大，历代评价最高的，仍是他的《咏史》八首。而左思《咏史》所以为划时代的杰作，则主要是由于他打破了这一体裁的传统写法，开辟了 名为咏史，实为咏怀 一途。文学史上，《咏史》诗的创作始于班固，但班固所作，语言质直，唯就一人一事，敷衍题意，联缀史传，犹如著史，由于太缺乏文采，以至为《文选》所不选。建安时期曹植、王粲等人也有以史事为题的诗如《三良》、《咏史》等，虽不乏文采，但基本上还是就事论事，因事兴感，并非专为抒发怀抱。左思《咏史》则一变旧体，奇葩独秀，诚为前无古人。在他笔下，古人古事皆为抒怀的工具，如后人所说 或先述己意而以史事证之；或先述吏事而以己意断之；或只述己意而史事暗合，或止述史事而己意默寓 ①。总之是以史事为 象而个人感慨为 意 ，象以意存，意在象外。所以他的《咏史》达到了 咏古人而己之性情俱见 ②，具有鲜明个性色彩的效果。而他这种本为咏史 变体 ③的写法，因为暗合于古诗的抒情传统等因素，反而在后世大行其道，成了 正体.总之，左思之诗在西晋一代，是高出当世的。所作质文相辉，清劲豪放，奇伟雄迈，既不像陆机那样雕琢词句，因袭模拟；也不像潘岳那样柔媚轻绮，沉溺哀情，所谓 虽多用丽辞而气不卑弱，笔力遒劲而饶有风华 ④，艺术成就乃在潘陆诸人之上。钟嵘认为左思 文典以怨……得讽谕之致 ①，实际上注意到了左思诗中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批判锋芒。清人何焯进一步指出， 于时贤哲无位 的局面，正是左诗的 怨旷之端 ②。而正因《咏史》等诗非 不病而呻 ③，有真实丰满的思想内涵，所以深具兴发感奋，打动人心的力量，也就是钟嵘所说的 左思风力.而太康诗人能在思想和艺术上都真正继承建安风骨的，亦只有左思。
　　①　　 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文物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82、177页。
　　②　　 《宋书》卷 62 《王微传》。
　　③　　 《魏书》卷 91 《王显传、李修传、崔彧传》。
　　④　　 《魏书》卷 91 《王显传、李修传、崔彧传》。
　　①　　 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文物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62-64页。
　　②　　 同上书，第 64 页。
　　③　　 《周书》卷 47 《艺术传》。
　　３。辞赋骈文创作的炽盛
　　（１）概貌
　　建安以来，辞赋文章的创作进入一个繁荣发展的阶段。到西晋，在一个暂时的相对安定的环境条件下，文人们撰作传写各类文章的风气更加炽盛。
　　与之相应的是，文体亦沿建安后的变化趋势，从骈散相间走向完全骈化。
　　太康诗人大半是文章辞赋高手。以赋而论，西晋赋坛之作大致是两种类型：一种追摹两汉大赋遗风，作品宏侈巨衍，篇幅很大。代表作有左思的《三都赋》、潘岳的《藉田赋》、《西征赋》、木华的《海赋》，以及西晋末郭璞的《江赋》等等。这类大赋的创作，通常缘自作者在承平之世里驰骋才华、锻炼技能，与前代同类之作一比高下，藉以收取声名的目的，间有想藉此对统治者作很微弱的规箴讽喻的；同时也是在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学者博雅多闻，搜奇好异的学风。所以这些赋的特点，往往是材料赡富，辞义瑰伟，颇有史料学、文字学、博物学等文化方面的价值而缺少一点思想深度和文学韵致。当然，由于时代的变迁，西晋赋家这些摹范汉人之作，纵使在篇幅结构上差可仿佛，但文体文风却已全然不同。其与汉赋最大的区别，在于句式骈俪偶对而不若后者的古拙。赋作的另一类型则是沿袭汉末以来咏物抒情小赋的途轨，所作或借物起兴，以物喻人，或直抒胸臆，吟咏性情。像张华的《鹪鹩赋》、《归田赋》，潘岳的《秋兴赋》、《闲居赋》、《怀旧赋》，陆机的《叹逝赋》等，都是较典型的小赋。虽然熏染西晋文坛的华丽轻绮之风，这些赋也或多或少地有重辞藻喜雕饰的倾向，不过许多篇章，仍不失为情辞可感的佳作。值得提出的是陆机所作的《文赋》，以赋体探讨文章写作中的理论问题，于铺叙辞采的大赋和以物抒情的小赋之间，别辟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相结合的论议说理之体，可谓赋史上的创新之作。
　　除赋而外，此时期各体文章的撰作也显得相当繁荣，章表诔铭、书序赞论及连珠等都有名篇。像李密的《陈情表》、潘岳的《哀永逝文》、《马■督诔》、陆机的《让平原内史表》、《豪士赋序》、《辩亡论》、《五等功臣论》、《吊魏武帝文》、《演连珠》、张载的《剑阁铭》、夏侯湛的《东方朔画赞》等等，都是为时所重，以至传诵至今的作品。
　　（２）主要名篇西晋文坛，仍以张左潘陆为大家。张华早年，尝作《鹪鹩赋》以自寄。
　　鹪鹩本是一种毛色朴素，体型很小的鸟，《庄子？逍遥游》中有 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 之语。魏晋以来的文士，思想上趋向栖隐雌伏，因此常对这类显得与世无争，善避害保身的小鸟有企慕之意，甚至将其作为人生追求的象征；加之张华自小卑贫孤弱，在大族社会里受到压抑，内心有类似 形微处卑 的鹪鹩一样很深的无所托身之感，所以张华此赋，正是标准的托物喻人借鸟抒怀之作。赋中，张华以鹪鹩的体陋形卑无所施用，得以优游林薄和鵰鶡鸿雁孔翠等因 美羽而丰肌 ，以至无以避害， 无罪而皆毙 ；鹦鹉苍鹰，又以有用而受绁入笼，徒羡林野高松的不同境遇作比，推崇鹪鹩的 动翼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顺理，与物无患 ，表现出一种自足于怀的人生哲学，也显出他所潜具的应时顺世之清谈政治家风度。无怪阮籍读到后，对张华要许之以 王佐之才 了。张华还曾作有《归田赋》，抒写 春游放于田庐 的愉悦之情： 时逍遥于海滨，聊相佯以纵意。目白沙与积砾，玩众卉之同异；扬素波以濯足，溯清澜以荡思，低徊往留，栖迟菴蔼；……藉纤草以为茵，援垂阴以为盖；瞻高鸟之陵风，临鲦鱼于清濑 ，写得高怀澹远，文辞也颇见清美。
　　左思在文章方面的传世之作是他的《三都赋》，其文规模汉赋，篇幅的宏大，非一般抒情遣兴者可比，左思入洛前后，殚精积思，前后用了十年时间方始完成。所以《文心雕龙》说 左思奇才，业精覃思，尽锐于《三都》.①左思自己在《三都赋序》中说，他之所以做《三都》，是因汉人作《西都》、《西京》等赋，往往 假称珍怪，以为润色 ， 侈言无验，虽丽非经 ，有失体物之实。而他 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总之是要一改前人之病，使笔下咏赞之物，既保其艺术美感，又不失其 本实.这实际上反映了晋代文人受名理学家影响，凡事崇尚 综核名实 的态度。本着这一态度，他在创作时花了大量的时间考证典籍，又向去过蜀地，熟悉方物的张载 访岷、邛之事 ②。赋成之后，时人评论以为 言不若华，必经典要，品物殊类，禀之图籍，辞义瑰玮，良可贵也 ③。经张华、皇甫谧等人的推荐，洛下竞相传写，以至洛阳纸贵。
　　较之前人之作，《三都赋》最大的特色，一是注意到所赋之物的真实性，二是语言更显骈俪偶对的工丽。譬如其中《蜀都赋》，对蜀地物产有 邛竹缘岭，菌桂临崖，旁挺龙目，侧生荔枝。布绿叶之萋萋，结朱实之离离。迎隆冬而不凋，常晔晔以猗猗。……邑居隐赈，夹江傍山，栋宇相望，桑梓接连，家有盐泉之井，户有桔柚之园。其园则有林檎、枇杷、橙柿梬楟，榹桃函列，梅李罗生 等等记述，比之今日的四川风光，尚觉相去不远。蜀地因道路艰难，中州人罕履其土，记其文物，最易流于 假称珍怪，以为润色 ，左思所写，后世博物不精者亦有诟病①。但实际上赋中描述的景物，真实性自是无可置疑。至于语言的骈偶工丽，不仅从上面的引文中不难看出，此赋的开首一段尤其突出，如 天以日月为纲，地以四海为纪；九土星分，万国错踌。崤函有帝皇之宅，河洛为王者之里 ；夫蜀都者，……廓灵关以为门，包玉垒以为宇；带二江之双流，抗峨眉之重阻；水陆所凑，兼六合而交会焉；丰蔚所盛，茂八区而庵蔼焉 ，偶对工整的表现手法，远远超过了两汉的马扬班张之伦，其词藻也不似汉赋的一味 侈丽 ，而更显出晋世骈赋华美流丽的风格。
　　潘岳的辞赋和文章都以善于写情著称。《文选》收入他的赋作达８篇之多，其中《藉田》、《西征》、《射雉》等篇幅殊为可观，极见铺陈词藻和叙事之才。《西征》一赋，还在偶对用典，辞采铺陈的长篇巨制之中，表达出对现实的感慨和内心的凄然愁绪，是时人所作大赋鲜能达到的效果。
　　①　　 潘吉星：《新疆出土古纸研究》，《文物》1973年第 10 期。
　　②　　 《晋书》卷九十二，《左思传》。
　　③　　 《晋书》卷九十二，《左思传》。
　　①　　 《汉书》卷 30 《艺文志》。
　　潘岳抒情小赋中最为知名的是《秋兴赋》和《闲居赋》。《秋兴赋》大约作于潘岳任贾充太尉掾时，此时潘岳入仕多年，但始终沉沦下僚，抑郁不得志。时逢秋日，感慨年华，遂将自己的牢骚不平，抒发在赋中。在清冷的秋夜，他感叹 何微阳之短晷，觉凉夜之方永。月矇胧以含光兮，露凄清以凝冷。熠耀粲于阶闼兮，蟋蟀鸣乎轩屏。听离鸿之晨吟兮，望流火之余景。
　　宵耿介而不寐兮，独展转于华省。悟时岁之遒尽兮，慨俯首而自省 ，情辞清婉，表现出作者对浊世沉浮生涯不无真诚的矛盾苦闷。由于有感于官场生活对生命价值的戕害，作者在最后表达了内心的高蹈之意： 且敛衽以归来兮，忽投绂以高迈。耕东皋以沃壤兮，输黍稷之余税。泉涌湍于石间兮，菊扬芳于崖澨；澡秋水之涓涓兮，玩游鲦之潎潎。逍遥乎山川之阿，放旷乎人间之世 ，这段抒写，思致高远清畅，辞句俊美，仿佛有后世渊明《归去来辞》的影子（尽管潘陶不能同日而语）。《闲居赋》比《秋兴赋》晚成近２０年，此时潘岳已沈浮宦海３０载，但始终未能顺利升迁，反而历经波涛之险，如他在《闲居赋序》中所言 八徙官而一进阶，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职，迁者三而已矣.他难以抑制内心的失意，因而写了这篇牢骚与企盼参半，既希望恬退又多少难抑热衷的赋作。因此故，赋中虽极力渲染闲适澹泊的生活情趣，向往有一个 长杨映沼，芒枳树篱；游鳞瀺灂，菡萏敷披；竹木蓊蔼，灵果参差 的隐居环境，以养亲奉母。但情感上也有一些颇为矛盾的言不由衷之处。就艺术性而言，此赋的确是 殊多美句 ①。
　　潘岳尤善作哀诔之文，他在元康七年作的《马■督诔》，在他的同类作品中，是一篇峻烈遒劲，蕴含正义感的出色之作。诔中潘岳以饱满的激情，慷慨的笔调，记述了在齐万年起事中■城守将马敦奋力守城，有功不赏，发愤而亡的种种情状，歌颂了 位末名卑 的马敦的忠义勇烈，也在客观上揭露了西晋统治集团内的黑暗污浊和官员的卑劣无耻。潘岳的悼亡之作《哀永逝文》，也是一篇哀情充溢，凄切缠绵的著名文章，作于元康八年的秋天。
　　妻子杨氏之死，令潘岳悲恸难抑，此文作于至哀之时，不假饰词，纯为深情之流露，像 风泠泠兮入帷，云霏霏兮承盖；鸟俯翼兮忘林，鱼仰沫兮失濑。
　　怅怅兮迟迟，遵吉路兮凶归。思其人兮已灭，览余迹兮未夷。昔同途兮今异世，忆旧欢兮增新悲 等句，都极其沉痛，然而音节和谐，自然骈偶，显示了作者极高的表达情感和驾驭文字的能力。
　　陆机的赋作篇幅大致完整的今存有２５篇，除《文赋》篇幅较大外，其余大都为抒情或咏人咏物的小赋，如述思、感时、豪士、幽人、羽扇、漏刻之类。陆机赋作的特色在于体物论事，能曲尽其理，又辅以文采，挟以气势，具有很深的艺术功力。一些抒情之作，也常在抒情写景之外，融入说理，增加了作品的表现角度。像他的《豪士赋》、《瓜赋》、《漏刻赋》、《叹逝赋》、《思归赋》等，都可为其代表，尤其他两千余字的长赋《文赋》，运用赋的体裁形式探讨文学创作的方法和理论，说理精微，语言华美，论者一向评价很高，臧荣绪《晋书》称其 妙解情理，心识文体，故作文赋 ①。如果说，潘岳的赋是以情胜，那么陆机之作，可谓是以理胜。
　　和诗赋等相比，陆机之文更具盛名，《文选》收入他的表、序、颂、文、论、连珠等骈文的数量远过于其赋作。其中《谢平原内史表》是陆机接受成都王颖平原内史任命后所作，机在表中，表现出对成都王颖知遇之恩的真挚谢意，也写出了自己作为南士在西晋统治者中每被猜忌排挤，受人陷害的内心愤慨，气足神完，语词流丽。如 猥辱大命，显授符虎，使春枯之条，更与秋兰垂芳；陆沈之羽，复与翔鸿抚翼 之类句子，在当时骈文的音韵对偶诸方面，都达到一个相当完美的境界。《豪士赋序》亦是一篇优秀的骈文，在艺术上远过这篇赋的本文。 循心以为量者存夫我，因物以为务者系乎彼 ，而 落叶俟微风以陨，而风之力盖寡；孟尝遭雍门而泣，而琴之感以末。何者？欲陨之叶，无所假烈风；将坠之泣，不足繁哀响也 ，分别用自然和人事方面的两个洽切的譬喻，很透彻地阐释了前文的道理。全篇之中，像这样曲尽事理的句子不乏其例，全文气势酣畅，层次分明。纵观此序，固然可见不少为了文字骈偶的需要将一句可说清的道理拓为两句的情况，文字因此而显繁复，但就艺术审美的角度看，文辞本身的精美弥足欣赏。不难看出，陆机的骈文和他的赋一样，也特别偏爱用富丽的文辞对各种自然和人生哲理进行分析阐释，提出观点，推导结论，和时辈一味缘情轻绮不甚相同。他所做的《五等论》、《辩亡论》等标准的论说文中这种情形自不待言，像他的《吊魏武帝文》及序在此方面也表现得十分典型。序开首即言： 资高明之质，而不免卑污之累；居常安之势，而终婴倾离之患 ； 以回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内；济世夷难之智，而受困魏阙之下 ； 格乎上下者，藏于区区之木，光于四表者，翳乎蕞尔之土.对 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 ①这一人类无法逃遁的现实反复喻说之后，进一步引出对曹操临终 雄心摧于弱情，壮图终于哀志 的深深感慨。围绕这一基调，吊文对曹操的遗嘱纵笔评论，情理相济，颇有启示意义。而他的《演连珠》５０首，这样的特色更为突出，刘勰评之为 义明而词净，事圆而音泽 ①。
　　①　　 《抱朴子？诘鲍篇》。
　　①　　 《三国志》卷一《魏武帝记》、卷六《董卓传》。
　　①　　 麦英豪等：《广州市西村发现古墓六座》，《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 期。
　　①　　 林树中：《江苏丹阳南齐墓砖印壁画探讨》，《文物》1977年第 1期。
　　（三）丧乱中的凄戾瑰玮之辞
　　在太康文坛的繁华随西晋统治的覆没而凋落后，永嘉以降，两晋之交，有刘琨郭璞两位杰出诗人继踵左思，仗清刚之气，用俊上之才，在丧乱之际的诗歌创作里，对建安的风骨精神有所承继。
　　１。刘琨
　　刘琨（２７１- ３１８年）字越石，中山魏昌人，出身名族，年轻时和其兄刘舆一道，过着贵介公子的生活。他品性豪奢，嗜好声色，参加权贵集团的诗酒交游，追逐时尚，崇尚老庄清谈，是贾谧 二十四友 之一，又积极参加八王之乱的混战，因此而封广武侯。其早年经历，可以说是不足取的。永嘉元年，刘琨被任命为并州刺史，当时黄河以北大部已为匈奴和羯族占据，而刘渊已在离石起兵反晋，时常派兵寇掠太原。刘琨到任不久，并州诸郡就沦入胡族手中，他只好 独保晋阳.并州境内百姓 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扶老携幼，不绝于路，……死亡委厄，白骨横野。……群胡数万，周匝四山，动足遇掠，开目睹寇 ②的严酷现实使刘琨受到很大震动，因此在《答卢谌书》中，他对自己年轻时的虚浮放荡行为作了很沉痛深刻的反省。以后刘琨在极艰苦的处境下撑持局面，安抚百姓，伺机打击刘渊军队。但由于他韬略不足，对部下疏于控制，以至被刘聪袭击，父母遇害；后来又败于石勒，丧失立足之地，最后只好投奔时为西晋幽州刺史的鲜卑段匹ｃ，与段氏相约共扶晋室。
　　后来因其子得罪段氏，而被杀害，时年４８岁。
　　刘琨现存的五言诗有２首《扶风歌》和１首《重赠卢谌》，这些诗都写得慷慨激越。如《重赠卢谌》：握中有悬璧，本自荆山■。惟彼太公望，昔在渭滨叟。邓生何感激，千里来相求。
　　白登幸曲逆，鸿门赖留侯。重耳任五贤，小白相射钩。苟能隆二伯，安问党与讐？中夜抚枕叹，想与数子游。吾衰久矣夫，何其不梦周？谁云圣达节，知命故不忧？宣尼悲获麟，西狩泣孔丘。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朱实陨劲风，繁英落素秋。狭路倾华盖，骇驷摧双辀. 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
　　此诗一般认为是刘琨被段氏所囚时写赠卢谌的。卢湛亦为北方大族，是卢毓之孙，卢志之子，曾做过刘琨的掾属，此时在段氏手下。刘琨的投靠段氏，本抱有与段合作立功的希望，不料以嫌隙被拘，自知将必被杀，所以有此苍凉悲歌之篇。在诗的前半部分，刘琨以朴拙不事雕饰的手法，一连举出六位古人身负美才，建立功勋的事迹，对这些有幸实现志业理想的先贤表现了无限的怀想。视古抚今，联想自己的功业不遂，失败已成定数，而年迈力衰，日暮途穷，命将不永，一切可能的机会都已逝去，于是感慨忧伤，不能自己。
　　功业未及建 以下１０句，写出了一种英雄末路的沉痛。然而尽管承认失败，却并不颓然作儿女态，像 朱实陨劲风 、 何意百炼钢 的诗句，都写得异常清劲悲壮。 狭路 二句深恨当时世道人心的险恶，而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又是何等的愤郁不能甘心，令人读后有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的无限惋惜之感。史载卢谌为人并无远大抱负才略，为了使卢谌能够继续抗击胡兵的事业，刘琨才在诗中 托意非常，摅畅幽愤，远想张、陈，感鸿门、白登之事，用以激谌 ①。而这首诗在 凄戾 拙劲的词句之外，所显示的正是一种不屈不挠，感人奋起的英雄之气。
　　刘琨在文学才能上不及左思，但他的诗和左思《咏史》一样，也是借古人古事发抒自己的怀抱，所继承的，仍是左思的 风力 ②。而由于他的特殊的身份、事业和处境，使他诗中迸发出的感愤，比左思更强烈、激昂，更具现实意义，更能打动离乱中人们的心灵。所以钟嵘评价刘琨是 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既体良才，又罹厄运，故善叙丧乱，多感恨之词。
　　②　　 周仁等：《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和殷周时代制陶工艺的科学总结》，《考古学报》1964年第 1期。
　　①　　 将玄佁：《古代的琉璃》，《文物》1959年第 6期。
　　②　　 《北史》卷 81　　《孙惠蔚传》附《灵晖传》。
　　③　　 《南史》卷 71 《戚衮传》。
　　２。郭璞
　　郭璞（２７６- ３２４年）字景纯，河东闻喜人，他出身门第不高，一生相当坎坷。郭璞的家乡河东地区，自汉代以来文化教育就很发达，当地许多家族，都有深研礼律，精通艺文，学问渊雅通博的传统，占星卜筮、阴阳五行等神仙方术在河东也很流行。由于良好的地理人文环境，汉魏以来，有许多高人名士常游历寄居此地。郭璞生长于这样的文化之区，自幼受到多方面的文化熏陶，逐步养成既高才博学，又信奉神仙道教，精通方术的思想学术特点，其学术上的造诣，反映在他所作的《尔雅注》、《山海经注》、《江赋》等传世之作上。而由于门第较寒，郭璞在仕进上，又受到当时士族社会的歧视，造成他 才高位卑 的处境，所以郭璞内心对世俗是很愤嫉的。
　　郭璞成年不久，河东就面临胡族入侵的威胁，敏感的郭璞在一般士大夫尚怀苟安时已经清楚地看到了危机。史书说他知国家将乱，在卜蓍之后感叹： 黔黎将湮于异类，桑梓其翦为龙荒乎？ ①于是串连了十多家亲朋，在永嘉元年十月开始辗转南渡。在将近四年的流徙中，他途经司豫徐扬数州，亲眼目睹了中原黄淮地区胡骑纵横的战乱景况，内心极感伤痛，其《流寓赋》中，有 观屋落之隳残，顾但见乎丘枣；嗟城池之不固，何人物之稀少 的描述，表现了他对故土沦亡的黍离之感。
　　郭璞到江南后处境依然不好，元帝仅用他为著作佐郎，太子司马绍一度看重他的才学，最终仍未重用他，由于他好卜筮，缙绅之士还 多笑之 ②。
　　明帝时，王敦征他为记室参军，然而王敦的谋叛野心使本为 亮节之士 的郭璞深感忧惧，王敦起兵前要他占卜吉凶，他借凶卦阻止王敦，因此被杀。
　　以后朝廷追赠他为弘农太守。
　　今存的郭璞《游仙》诗基本完整的有１４首，另有８首从６句到不足２句的残篇。由于郭璞的经历遭遇，在他笔下，那种本以写神仙交游生活为主的游仙诗，已不再是纯粹表现 列仙之趣 ，而是在其中掺杂了大量诗人自己的身世家国之感。所以钟嵘认为郭璞《游仙》 辞多慷慨，乖远玄宗，……
　　乃是坎壈咏怀 ③；李善注《文选》游仙诗时也说， 璞之制，文多自叙，虽志狭中区，而辞兼俗累.尽管如此，十余首《游仙》诗大多数仍然表现了诗人求仙求隐的出世思想，这是由郭璞所处的时代、他的天师道信仰和游仙诗的体裁所决定的。如下面这首《游仙》：翡翠戏兰苕，容色更相鲜。绿萝结高林，蒙笼盖一山。中有冥寂士，静啸抚清弦。
　　放情凌霄外，嚼蕊挹飞泉。赤松临上游，驾鸿乘紫烟。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借问蜉蝣辈，宁知龟鹤年。
　　诗中首先描绘了珍禽芳草相互辉映的愉悦画面，然后又进一步将画面扩展到盖满绿罗高林的幽静深山。而这样的地方，是方外之士栖息之所，所以接下来就描写了方士养气、餐蕊、辟谷，不食人间烟火，与仙人互相往还，学得长生的生活。这可以说是游仙的正体。但是，诗中的这些方外之士，又颇有玄学造诣，且是仙是隐也没有绝对的界限。这表明在两晋玄风大畅的背景下，仙人与三玄中的 至人 、 真人 、道教方士与尚玄的隐逸之士、游仙诗与招隐诗之间，并无多少原则的区别。在以下诗中，这种情形表现得更清楚：
　　①　　 引自《本草纲目》卷八 金石、铜青 条。
　　②　　 《宋书》卷 14 《礼志 1》。
　　③　　 《北史》卷 48 《高允传》。
　　京华游侠窟，山林隐遁栖。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临源挹清波，陵冈掇丹荑。
　　灵溪可潜盘，安事登云梯。漆园有傲吏，莱氏有逸妻。进则保龙见，退为触藩羝。高蹈风尘外，长揖谢夷齐。
　　这首诗所称颂的对象，几乎都是一些隐士，但他们是一批完全摆脱了世俗名利地位缠绕的隐逸之士，甚至比夷齐更为高明，这也可以看出郭璞本人追求的超凡绝尘之境。由于在很多方面受到阮籍嵇康的思想影响，《游仙》诗在精神情调上，每与《咏怀》有相通之处， 啸傲遗世罗，纵情任独往 之句，也很有一点 越名教而任自然 的意味。在此方面，郭璞诚可以和嵇阮同称为有 仙心 者。
　　不过郭璞《游仙》也的确是借游仙之体咏慷慨之怀，有 乖远玄宗 之处。在当时社会，郭璞是一位能感受到危机的诗人。 杂县寓鲁门，风暖将为灾 ，对国家的命运，他是深怀忧虑的①，即便想高蹈仙去，对世事也无法忘怀。他登仙抚龙驷，迅驾乘奋雷。鳞裳逐电曜，云盖随风回。手顿羲和辔，足蹈阊阖开。东海犹蹄涔，昆仑若蚁堆。遐邈冥茫中，俯视令人哀 的诗句，其实不止写了成仙之人对世间凡人的哀怜，也显示了诗人内心对人民的同情。其情感，实有类于《离骚》结尾处 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 的诗句。
　　然而作为一介文士的郭璞，对时代、社会的种种弊端终究深感无能为力，因此而有 愧无鲁阳德，回日向三舍；临川哀年迈，抚心独悲吒 的诗句；对自己的境遇，他也是很愤郁的。如以下所写：逸翮思拂霄，迅足羡远游。清源无增澜，安得运吞舟。珪璋虽特达，明月难暗投。
　　潜颖怨清阳，陵苕哀素秋。悲来恻丹心，零泪缘缨流。
　　魏晋以来，游仙诗的创作颇为流行，其类型则大略有抒情（情绪型）、言玄（哲理型）和崇仙（宗教型）三种。不同作者的作品，往往在性质上也侧重不同，或借以寄托怀抱，或纯为推崇仙道。郭璞则集游仙一体之大成，其诗三种类型俱备，内涵极为丰富。且风格峻拔，辞采瑰美， 文体相辉 ，体现了当时诗歌创作的最高水平。所以钟嵘称他为 中兴第一 ；刘勰则认为 景纯仙篇，挺拔而为俊矣 ②。
　　①　　 俞伟超：《邺城调查记》，《考古》1963年第 1期。
　　②　　 《邺中记》云： 邺南城东西六里，南北十八里六十步，高欢以北城窄狭，故令　　 仆射高隆之更筑此城.高隆之系北齐人，《邺中记》为晋陆翙所撰。此段文字当非陆翙原文，而系后人补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言极是。今人曾对邺南城作过钻探，测知其东西墙相距 2602 米，南北墙相距 3454 米。与《邺中记》所云基本相符（见《中　　 原文物》1983年第 4期）。
　　五、两晋文学（下）
　　（一）玄风煽炽和东晋诗坛
　　１。江左社会政治风习
　　东晋政治、思想诸方面都一承西京之旧。魏晋以来不断强化发展的士族门阀政治，到东晋达到其巅峰，几家最大的高门士族和偏安江南的司马氏分享了政权。大族由此所获得的诸多利益特权，包括在经济上广占良田美舍，荫庇人口，驱使奴客；仕进上由其子弟垄断清官美职，平流进取，坐致公卿；社会生活上则借谱牒、婚姻、文化教育等手段建立起自我封闭、优越感和排他性极强的名士交游圈，鄙视排斥寒门之士。
　　尽管在一段时期之内，门阀政治对东晋政权起了一定的稳定作用，但它也从建国时起，就不可避免地弱化了国家政权力量，用私家利益分割了国家利益。所以东晋王朝从一开始就纲纪不振，朝政昏暗，内乱频繁。而这种政治的不良，使得大族对社会的统治也不能长久维持。故东晋中叶以来，非但皇帝不具威权，大族政治亦开始衰落，只是由于大族中一些杰出人物的苦心经营，始维系了政治中的某种平衡。然而到淝水之战以后，随谢安的被排挤，朝中司马道子父子专权，政治已完全腐败。据《通鉴》载，太元十四年以来，朝廷所用非人，孝武帝及司马道子等溺于酒色，日夜酣歌，又亲近僧尼女巫，崇尚浮屠。朝政无主，左右近习，争弄权柄，政风大坏。以后政治危机继续发展，主相间的权力斗争日益恶化，双方各引擢亲信腹心，朋党竞起。孝武帝死后，自幼 不慧 的安帝即位，大权完全落入司马道子之手，不久即引发王恭、殷仲堪、桓玄等人的起兵。朝廷又发东土 免奴为客 者为兵以备西军，百姓嚣然，五斗米道首领孙恩乘机起事，朝廷尽失所统。此后东晋政权不过名存实亡，其最后的倾覆，仅只剩下时间问题。对久承门阀政治之弊的东晋王朝来说，这一结局是不可避免的，而与它同归于尽的，也包括门阀政治本身。实际上，由于垄断政权、垄断仕途、自我封闭式的婚姻组合等等原因，大族人口早已在精神、智慧、才干、体质诸方面全面退化，这一阶层中没有人能够出来挽救东晋门阀政权的命运是毫不奇怪的①。
　　①　　 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387-388页。宿　　 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鲜卑遗址辑录之三》，《文物》1978年第 7期。
　　２。名士精神面貌
　　东晋发展到顶峰的门阀政治加上偏安江左的地理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社会思想风尚；当时的士大夫，也在诸多因素的限止扼制下，精神上完全收敛了传统知识分子 以天下为己任 的进取锐气。门阀制度下，国家权力成为私门禁脔，出身下层的士人固被摒弃于政治生活的中心之外，出身高门者因一切皆有保障，也无须真正以国事为念。其结果就是使这两类士人的社会责任感都淡化殆尽。而在僻处东南一隅不求远图的偏安局面中滋生发展起来的偏安心态①，更使得士大夫的眼界胸襟志趣均日趋狭小，变得日益个人化和闲适化，很少有人能表现出对国家民族利益等尘寰之事的关心。
　　除此之外，尚有两个思想方面的因素，导致东晋士大夫的普遍精神人格萎缩：其一是自司马氏立国以来对儒学的实用主义态度，使士风不昌，名节不立，以至 朝寡纯德之士，乡乏不二之老 ②，无视道德原则，进退出处一切唯以家门利益为依归的风尚。弥漫于东晋士族社会之中。其次则是玄学 内圣外王 之道的幻灭和佛教般若思想的渗入玄学。当年郭象倡 内圣外王 ，是要在自然与名教、独善和兼济之间，找到一条折衷调和的道路，而在实践上庶几实现了 以道家旷远之怀，建儒家济世之业 ③的清谈政治家理想的，是东晋名臣谢安。但谢安在淝水之战后出镇广陵，忧惧而卒，又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士大夫所追求的完美人格模式的幻灭。这一结局，导致士大夫处世态度更加消极。加之东晋以来，佛学在思想领域的地位急剧扩张。一方面名僧借用玄学的概念语言阐释佛理，极大吸引了处于思想困境中的清谈名士；而士大夫也因乱世里的许多人生困惑以及玄学思辨精致化的需要去钻研佛法，参详般若。老庄无为和佛家出世理论的相互结合，使士人益发将物质与精神的存在视为因缘和合的空无之物，看待天下是非善恶、事功进取也愈加相对，精神上完全陷于退隐逃遁。
　　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考古》1973年第 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518-519页。
　　②　　 《太平寰宇记》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四六九册第二十七页上）。
　　③　　 《晋书》卷 91 《续咸传》。
　　３。玄风影响下的文学创作
　　社会的政治思想状况，影响到东晋文学风尚的变迁。如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言： 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掺杂了佛理的言玄之风侵入诗坛，使这时的大多数作品 理过其辞，淡乎寡味 ， 平典似道德论.完全丧失了诗歌应有之魅力。
　　从太康诗作的繁文缛采，重艺术表现形式，到玄言诗的平典无文，淡乎寡味，文学上的变迁轨迹则大致可辨。当年太康诗以潘陆为主流，但两者的风格本有不同。陆机才力赡富，其作品固然华丽深芜，情密辞繁；其余张协左思等人之作，亦重遒丽之辞，文字整饬修饰①，与陆机有相类处。而潘岳虽也重文辞，但常流于自然的情感表达，作品清绮之外，复有轻敏和畅之韵，推崇音辞清畅、简易自然的东晋玄言之士，很容易在其中发现相合之处。所以东晋人评价潘陆，多少有点扬潘抑陆，如孙绰一再说的 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 ②之类，而语言的浅近自然简洁，正好符合清谈之士阐述玄理一无滞碍的需求。受玄风影响的东晋文人对潘岳某些风格特点的选择接受，使此时创作从一味追求情辞虚淡，发展到在诗中摒弃艺术思维和情感个性，所作唯关乎玄旨，加清言以韵脚。于是凡《诗》《骚》赋比兴的传统、汉乐府 感于哀乐，缘事而发 的精神及建安诗尚气缘情的风骨等都一一消失，诗的本质亦不复存在，史家谓之 诗骚之体尽矣 ③。
　　玄言诗统治诗坛， 自建武暨乎义熙，历载将百 ④，其由来亦非一朝一夕。玄风始于正始，嵇、阮等人诗中，也有完全或部分表述玄理的篇章，但那时的清谈，本非纸上口中之空言，诗人本身又具深挚的情感和对哲学的真正体悟，所以诗中虽言玄理，却富有诗的韵味和言外之寄托，清峻遥深，后世的玄言诗无法与之同日而语。纯为表现名士风流的玄谈起自中朝，大畅于元康，而真正的玄言诗则开始于永嘉，其情形如《诗品》所说 永嘉以来，清虚在俗，王武子辈诗，贵道家之言.王济这类诗今已不得见，但钟嵘称为 永嘉平淡之体 ，风味可知。改变此体的诗人是有 艳逸 之称的郭璞，但游仙诗本在一定意义上与玄言诗同为老庄哲理的产物，而郭璞诗尽管有坎壇咏怀的性质，但其中也确实既含玄言之旨，又具宗教色彩，且风格 宪章潘岳 ，所以纵然挺拔为俊，却 未能动俗 ，反而实际上对在诗中阐释玄理乃至融佛理入诗的创作倾向及平淡诗风的发展，起到了中介的作用。
　　东晋玄言诗的代表作者，是被称为一时文宗的孙绰、许询；融佛理入诗的主要作者，则有支遁等人；另如庾阐、曹毗、袁宏、殷仲文、谢混等人，也是一时名家，且在东晋文学潮流的嬗变之中占有一席地位。
　　孙绰字兴公，太原人。早年无意仕宦，居于会稽，游放山水间十余年，标榜 远咏老庄，萧条高寄，不与时务经怀 ①，作《遂初赋》表白其心志。
　　①　　 《魏书？释老志》。
　　②　　 《后汉书》卷六十，《襄楷传》。
　　③　　 《三国志？吴书？刘繇传》。
　　④　　 《魏书？释老志》。
　　①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 512页）据《魏书？释老志》整理；转引自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原序》，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第 10页。
　　后来则改辙出仕，做过章安令、散骑常侍、著作郎、廷尉卿等。孙绰是东晋玄言诗最著名的作者，由于历史的淘汰，这些盛极一时的 寄言上德，托意玄珠 之作，大部分已不可见。从目前尚存的一首孙绰《答许询》四言诗文字中，大致可知它们的风味： 仰观大造，俯览时物。机过患生，吉凶相拂。
　　智以利昏，识由情屈。野有寒枯，朝有炎郁。失则震惊，得必充拙 ，其诗意如何，是不待评说的。许询字玄度，高阳人，是许允玄孙， 总角秀慧 ，有神童之名。长而风神简素，也寓居会稽，始终不肯出仕，后早死。许能清言，当时人很推崇他的文才，称他的五言诗 妙绝时人.他所作玄言诗今已无法考见，从孙的答诗看，他必先有赠诗，风格亦当与孙相去不远。不过，孙、许尚有一些借山水景色表述玄理的诗，代表了东晋文学发展的另一方面，如孙绰《秋日诗》： 萧瑟仲秋日，飙唳风云高。山居感时变，远客兴长谣。
　　疏林积凉风，虚岫结凝宵。湛露洒庭林，密叶辞荣条。抚菌悲先落，郁松羡后凋。……澹然怀古心，濠上岂伊遥 ；而许询残篇，也可见 青松凝素髓，秋菊落芳英 一类诗句，都颇有清新的韵致，对以后大谢的山水诗创作，应是有一定影响的。
　　孙绰的文章里，已有玄佛合流的情形，但似乎还没有直接以佛理进入诗中，而杂三世之辞入玄言诗最著名的作者，是当时兼有名僧名士身份，于玄佛理论都有很深造诣的支遁。据《高僧传》，支遁字道林，俗姓关，陈留人。
　　自幼 聪明秀彻 ，隐居余杭山，２５岁出家。支遁善于清谈，每在玄理中暗寓佛学精义，使名士深为折服。所作《赞佛诗》、《八关斋诗》、《五月长斋诗》等等，玄佛杂糅，较之纯粹的玄言诗更觉难以卒读，甚至其《咏怀诗》中，也满是 傲兀乘尸素，日往复月旋，弱丧困风波，流浪逐物迁 、 反鉴归澄漠，容与含道符，心与理理密，形与物物疏 一类恶句，真可谓 诗骚之体尽矣.于玄言诗风之外，开启山水诗创作一途，对后世有一定影响的作者，东晋前期有庾阐、曹毗，后期则有殷仲文、谢混。庾曹二家，《诗品》中不录，《晋书？文苑传》称之为 中兴之时秀.尽管囿于时代风习，他们的诗还远未脱玄味，但富有情韵的吟咏山水景致，已有一些可观之作，如曹毗《咏冬》、《郗公墓诗》、庾阐的《三月三日临曲水诗》、《观石鼓诗》等等。
　　尤其庾阐，多有文采斐然的短篇山水之制。像《观石鼓诗》中 翔霄指翠岭，绿涧漱岩间。手澡春泉洁，目玩阳葩鲜 几句诗，颇得山水之趣，已开大谢先河。殷仲文和谢混之作，《诗品》列入下品，以为是当时的 华绮之冠 ，评价不高。但《宋书？谢灵运传论》和《南齐书？文学传论》则分别认为 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元之气 ， 仲文玄气，犹未尽除；谢混清新，得名未盛 ，可以说是看到了他们二人在玄言诗向山水诗转化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像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作》诗 四运虽鳞次，理化各有准。独有清秋日，能使高兴尽。景气多明远，风物自凄紧…… 这种写法，正是典型的 玄气未除 的山水之篇。
　　此外，袁宏在东晋作家中以善作咏史著称，《诗品》将他列入中品，称其《咏史诗》 鲜明紧健，去凡俗远矣 ，而《文选》中亦收入他的《三国名臣序赞》，并为名篇。史云袁宏幼孤贫而文章绝丽，其咏史诗文，多为感慨世事之作，《文心雕龙》以为 彦伯梗概，情韵不匮 ；后世王夫之亦有 咏史高唱，无如此矣 ①的评价。
　　①　　 中国科学院自然史研究所：《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科学出版社 1985年版第 189页。
　　（二）魏晋诗歌创作的巅峰——陶渊明诗
　　生活在东晋后期的陶渊明是两晋诗坛的殿军。在士节不振，玄风煽炽的时代环境之下，陶渊明以其特立独行的高洁品格和旷逸清真，质直淳朴的诗歌作品，跻身古代最伟大的诗人之列。魏晋以来的诗歌创作至此达到一个高峰。
　　１。身世、思想与隐仕选择
　　陶渊明字元亮，晚年更名潜，浔阳柴桑人，生于晋哀帝兴宁三年（３６５年），卒于宋文帝元嘉四年（４２７年）。陶渊明的曾祖是东晋名臣陶侃，祖父陶茂亦官至太守。不过由于陶侃出身寒微，种族不明，在东晋始终未进入士族行列，所以其子孙到了渊明父辈这一代，就湮没无闻，隔绝于仕途了。
　　渊明父亲早死，母亲是大名士孟嘉的女儿，因此在他早年，一方面生计贫苦， 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给 ①；一方面则受到很好的文化教育。史称其 有高趣，博学善著文，颖脱不群，任真自得 ②。因为门户寒微，陶渊明直到２９岁，始出仕州祭酒之职，然而耿介的性格令他 不堪吏职 ， 少日自解归.在家闲居了六七年之后，到晋安帝隆安三年（３９９年）左右，陶渊明再度出仕，到荆州刺史桓玄府中任属吏，两年后，孟氏母卒，他再次辞职回家。元兴三年（４０４年），刘裕为镇军将军，陶渊明又到镇军府出任参军，不久后转到江州刺史建威将军刘敬宣府中。次年３月，安帝反正，府主解职，陶渊明亦决心归隐。苦于乏资，遂在这年８月接受彭泽县令之职。但官场中的折腰逢迎依旧令他难堪，于是在这年１１月毅然弃官归家，终身不再求仕。
　　在归田之初，陶渊明的生活还算安定，然而自义熙四年（４０８年）之后，他的家园开始频频遭到火灾、战祸的破坏，到义熙七年左右，遂移居到寻阳负郭的南村。在此期间，陶渊明目睹了政治舞台上刘裕的北伐和篡政活动，个人生活方面也经历了因水、火、风、虫灾及亲人丧亡带来的种种艰难，但躬耕之志终不变。熙九年朝廷征他为著作郎，亦坚辞不就。
　　进入晚年，陶渊明的生活更加贫困，有时甚至到断炊乞食的地步，中年后就染上的痁疾（即疟疾），亦日益加剧。朝廷中，刘裕最终篡位成功，并用残忍手段弑杀了退位的晋帝。这一切使陶渊明更感受到世事如幻和世途黑暗，对现实愈加不肯妥协，刘宋江州刺史檀道济曾于以米、肉的馈赠，他 麾之而去.到元嘉四年冬十一月，陶渊明于贫病交加中溘然长逝。
　　陶渊明这位伟大诗人一生的思想原则和处世态度，都是通过其仕隐之迹而具体表现的，对他这方面心态的了解，有助更深刻理解陶诗。无疑，陶渊明内心在出仕和归隐间，是存在深刻矛盾的。他的曾祖陶侃，在东晋是一位注重事功，不废儒学的经世之臣，给陶氏家族留下了重儒的传统。受这种影响，陶渊明自幼研读诗书儒术，崇尚 立善有遗爱 的人生理想，而且毕生保持了儒学的思想信仰（如无这种信仰，是很难在人生困境中坚守固穷之节的）；对祖上的功业，陶渊明也十分敬仰，在诗中一再称述 桓桓长沙，伊勋伊德 ， 肃矣我祖，慎终如始，直方二台，惠和千里 ①。儒学信仰加上对先辈勋绩的感念，陶渊明思想上一度渴望立志建功，他在《杂诗》中回忆年轻时的追求，有 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 的诗句；早年的多次出仕，也都带有将用世理想付诸实行，希望有所作为的用意。但现实一再使陶渊明深受失望打击，在桓玄荆州府中任职时所写的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
　　①　　 罗哲文：《中国古塔》，《中国古建筑学术讲座文集》，中国展望出版社 1986 年版。
　　②　　 《南史》卷 75 、76《沈道虔传》、《臧荣绪传》、《吴苞传》、《沈麟之传》、《徐伯珍传》。
　　①　　 《洛阳伽蓝记》卷二。晋太康寺，北魏重建后更名灵应寺。塔仍为三级。
　　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 ②等诗，表现了他的惑然心情。在《辛王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中，更有 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南荆 的感叹。
　　他深悔于自己的告别田园，产生了 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的洁身远世之心。作刘裕镇军参军后所见到的世局激烈动荡和世事变幻无常，更促成陶渊明济世理想的破灭，因而他厌倦尘事，决意 终返班生庐 ①了。
　　陶渊明归隐田园的选择，固是由于严酷现实使他的政治抱负无从实现，不过这一选择也并不纯然是被动的。在 质性自然 的渊明内心还存在另一种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②的无为退隐思想倾向，他在老庄哲学方面极高的造诣体悟，不仅发自天性，也和他外祖父江夏名士孟嘉的精神影响有关。
　　后来陶渊明曾亲自为外祖撰写了《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对孟嘉 任怀得意，融然远寄 的人品风度极为倾倒，而他自己同样具有尚酒任真，高逸远怀的性格特征，之所以退出政治是非之地，也是得到其热爱自然，委质自然的人生哲学支持的。
　　然而由于家贫，陶渊明必须禄仕求生，赡养家庭，这对于他退出仕途的选择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古今多少士人，正是受与牵累， 口腹自役 ，沉沦官场不得出，丧失了自我。陶渊明在此方面的表现则最充分地显示出他高洁坦荡的人品。他本身并非不言衣食的假道学之流，深知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 ③之理，所以为彭泽令，也坦然承认 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但官场中的种种污浊，为 性刚才拙 的诗人所不能容忍，缠绵人事以至丧失理想，更为诗人所深惧，所谓 饥冻虽切，违己交病 ①； 流浪无成，惧负素志 ②。他对自己的人生有过痛苦的内省，不仅是在不肯为五斗米折腰的挂冠赋归之初，也在归田之后面临 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 ③困窘生活之时。他并不讳言内心 贫富常交战 ，诗中亦偶见 人皆获其宜，拙生失其方 的牢骚感喟。但终究 道胜无戚颜 ，以 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 ④的为人态度，坚持了平生的价值理想，实现了伟大的自我人格。
　　②　　 罗哲文：《中国古塔》，《中国古建筑学术讲座文集》，中国展望出版社 1986 年版。
　　①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 216页。
　　②　　 《魏书？释老志》。
　　③　　 《陈书》卷 19 《马枢传》。
　　①　　 罗哲文等：《石窟寺》，《中国古建筑学术讲座文集》，中国展望出版社 1986 年版。
　　②　　 《祭从弟敬远文》。
　　③　　 《咏贫士》七章之一。
　　④　　 《感士不遇赋》。
　　２。陶诗的思想艺术价值
　　陶诗平淡、朴素、浑厚、醇美，具有极高的思想艺术价值。诗人一方面承继了《诗》、《骚》、《古诗十九首》及曹植、阮籍诗歌创作的优秀传统，所作挚至温厚，托意深远，尤其与阮籍《咏怀》的精神最为相通⑤；另一方面，他也是前无古人的，其诗发语天然，豪华落尽，淡而不枯，浅而不俗，哲理之外，复有情韵，且在题材、境界诸方面都有创意，尤其对田园生活的描写，开辟了传统诗歌创作的崭新领域。由于陶渊明胸襟的旷逸，思想的深邃，吟咏之中，高风亮节，真情实感自然流露，其诗乃具有不朽的审美价值。尽管在当时，陶诗因没有迎合文坛华丽雕琢的流风而不被南朝人看重，《诗品》仅列为中品，《文心雕龙》甚至不予提及，但梁代萧统对之仍有 词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 ⑥的高度赞誉。经过时光磨洗之后，陶诗的不朽，更得到历史的肯定。从苏轼关于 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 ①的评价里，可见后代诗家对陶诗的推崇程度。
　　前人每称陶渊明是田园诗人，或 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②。其实陶渊明除了描写田园景物的诗之外，尚有许多以历史事件人物，政治时事、以至哲学抱负、思想追求为题材的作品。风格既有淡泊闲适的一面，也有豪放激烈的一面，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他的伟大人格。
　　譬如其涉及时政的诗，表现了陶渊明于隐居中关心世事的情怀，后人每比之卧龙诸葛，正是看到这一点。而他的政治诗，一般可分三类，即直接抒发意见；用比兴之法寄意于平常景物的吟咏描述；及借廋词隐语隐射时事、以古典喻今典的作法。
　　陶集中有《赠羊长史》诗，作于义熙十三年，当时刘裕北伐取得了取长安灭后秦的空前勋绩。陶渊明虽归隐近１０年，但仍对东晋收复关河进而统一九州之业极为关注，同时又对刘裕的野心感到不安，因此在出使祝贺的友人临行之际，写了这首情感复杂的诗。诗的前半部出于对收复关中的兴奋，情调颇为高昂；后半部分则包含了对商山四皓高蹈隐居之节的敬仰、对时人竞逐荣利的感慨、易代之际汲汲富贵者 贳患 的忧虑等多种感情，表现出诗人对当时国事的隐忧。这是述及时事比较直接明显的一类，但是像《饮酒》、《拟古》、《读山海经》中的一些诗，涉及政治的方式则比较隐晦。如《拟古》九首，实际上是一组彼此相连的抚今追昔，感慨时事之作，在从往事到现实的追忆之中，蕴含了对晋宋间政治的思考与批判。它们写作的时间，正是 忽值山河改 的宋武帝永初元年，以《拟古》为题，在当时形势下不过是借古人杯酒浇自己块垒，避免在抒情言志时触发政治机网。尽管如此，这组诗涉及时政仍颇为广泛，不仅有指刘裕为曹操的 辞家夙严驾 、隐喻晋宋之际知识分子人生道路选择的 荣荣窗下兰 、总结东晋亡国教训的 种桑长江边 ，也有直接抒发愤世之情的 少时壮且厉.
　　⑤　　 方东树：《昭昧詹言》中即每以 阮公陶公 并称。
　　⑥　　 《陶渊明集序》。
　　①　　 《魏书》卷 84 《张伟传》、《刘献之传》、《张吾贵传》、《梁祚传》。
　　②　　 《魏书》卷 84 《张伟传》、《刘献之传》、《张吾贵传》、《梁祚传》。
　　至于著名的《述酒》一诗，更是陶渊明有感于刘裕弑逆所作。诗中使用大量典故，隐射揭露从桓玄到刘裕的篡晋过程及为此所使用的残忍手段，表现了诗人对统治者诛及无辜暴行的愤激和谴责。虽然触及的问题十分尖锐敏感，但含蓄的写法，终令诗人免于文网。
　　除了感慨政治，陶集中还有大量寄托胸襟抒发怀抱的诗。陶渊明是一位哲学上有相当超悟的诗人，由于儒玄两方面的修养造诣，他继承了自嵇阮以来魏晋杰出诗人对自然社会的独立思考，以卓尔不凡的思想与实践，在对人生至道的把握上超越了前人。所作《形影神诗》在这方面是最有代表性的一组诗。这组诗将三个富含哲学意味的词拟人化，使之相互对答以阐明主旨，构想新巧。诗前有一序： 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辩自然以释之 ，可见作者作此诗的目的用意，是有鉴于世人对生命中某些表象的迷惑，欲阐明真正的自然之道以破其 执 ①。
　　如《形赠影》：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草木得常理，霜露荣悴之。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兹。
　　适见在世中，奄去靡归期。奚觉无一人，亲识岂相思。但馀平生物，举目情凄洏。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
　　这里写了 形 的痛苦。 形 即人的物质自然存在，它的苦恼是徒为万物之灵，却不能长生不朽，超越物质生命。此苦无法解除，就产生了魏晋以来放达享乐，消极顺从自然的人生观。
　　接下来的《影答形》诗云：存生不可言，卫生每苦拙。诚愿游昆华，邈然兹道绝。与子相遇来，未尝异悲悦。憩荫若暂乖，止日终不别。此同既难常，黯尔俱时灭。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酒云能消忧，方此讵不劣。 影 虽然解劝 形 不要执著于长生，但它自己赖 形 而存，痛苦更甚于 形.实际上， 影 所代表的，正是人们与生俱来的一切欲念名心，所苦亦在于身死名没，所以它希望以 立善 建立功业来求得精神的不朽。魏晋以来崇尚名教的人生观，即产生于这样的认识基础上。
　　以上二诗通过对人生之道各执一端的 形影 两方互相诉苦，象征反映了传统的自然名教之争及一般士大夫在崇尚自然与服膺名教之间的矛盾困惑。而这种困惑，最终由 神 来予以点化：大钧无私力，万物自森著。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故。……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受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针对 形 的汲汲长生， 影 的孜孜求名，《神释》指出了古今老少贤愚同归一死，而圣人神仙皆不可见。对于 形 、 影 各自采用的放达任诞或立善遗爱的解脱方式， 神 亦给予透彻的喻解：以酒消忧，更有损自然生命，立善遗爱，在乱世里哪有客观的善恶标准，而众人皆醉，谁又能为之延誉呢①？最后 神 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委运任化，不喜不惧，顺应自然。
　　但这并不是消极的随波逐流，而是将个体的有限生命融入宇宙自然，在后者的无限之中，体认人生的价值，获得真正的不朽。这一结论陈寅恪先生称之为新自然观 ②。
　　①　　 《晋书》卷九十五《陈训传》。
　　①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四○七册，第六○六页。
　　陶渊明这组用形影互答开始而以神之喻解结束的诗篇，表现了诗人心中对人生、自然、社会诸多问题的深刻思考与最后的觉悟，对传统的儒道之说，这并非简单否定而是一种哲学上的 扬弃.而《神释》中那种襟抱天地，存生万物的精神，更显示了诗人无以伦比的超旷胸怀。三首诗以述哲理为主，但读起来却和玄言诗的感受完全不同，原因之一即是所阐之理是诗人的真实体悟且富有引人入胜的高境；其次则是由于语言的清真自然纯朴，而使诗中并无 理障.由于陶渊明包容宇宙的高旷心胸，他笔下的自然风光，都是别具新趣，别有魅力，和诗人的主观精神融为一体的。如宋人尝言 渊明随其所见，指点成诗，见花即道花，遇竹即说竹，更无一毫作为 ③，像他的四言诗《时运》，即表现了这种特色。如第一章：迈迈时运，穆穆良朝。袭我春服，薄言东郊。山涤余霭，宇暖微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
　　四时流转，又到了风光宜人的暮春时分。在效外碧丽如洗的春景里，不仅有青山、有清风、有新苗，更重要的还有一位换上春服潇洒吟游的诗人，它们和他共同构成这幅美丽的自然画图，充分显示了自然的和谐。
　　陶渊明对自然的亲近感和融为一体的欣赏方式，和他躬耕陇亩的生活是分不开的。《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之二中有这样的诗句： 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诗中写出春天辽阔原野上秧苗欣欣向荣的景象和诗人甘于陇亩，在耕作中获得的愉悦心情。 平畴诸句，历来为人传诵。苏东坡以为 平畴二句，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语，非世之老农，不能识此语之妙.诗人对劳作本身怀有很深的爱，所谓 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 ，不论收获如何，眼前所从事的劳动已是令人欣快。这种心理，也只有亲自从事农耕，体验过劳作带来的身心俱泰感后才能产生。
　　陶渊明的另一首劳作诗《归园田居》之三，不仅描写劳动生活更为生动细微，还有很深的寄意：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此诗语言平易如话，前面寥寥六句，描出一幅清幽的月下农归图，仿佛可以看到诗人经一天劳作之后肩扛锄头，踏着月光，沿着夜露沾湿草叶的狭长小道缓缓走来。可以想象，由于劳动技艺不高，以至田里的草长得比豆苗更盛，但是诗人内心却十分充实满足，有坚定信念。
　　由于陶渊明的人生理想不是空洞的而是和自然、和真实的劳作结合一体，历经生活的考验，在艰苦力耕之中获得升华。因而他领悟了自然妙道，也赢得了一个恬静超然的心境，能够在平凡的生活中发现美，欣赏美，并将美的发现和审美的情趣，借诗的冲淡隽永语言表现出来。比如其《饮酒》第五首：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此诗具有雅淡的风格和悠远的境界，旨深言约，极富理趣。开首四句，先以平淡的语言叙写居住的环境，随即以 问君 转折，巧妙进入 境由心造 的哲理表述，不见一丝生硬。 心远 指精神的断绝尘想，恬退超越，有此心境，自可浮云富贵，粪土王侯，视朱门如蓬户，居人境如处深山了。陶渊明尝有 山涧清且浅，可以濯吾足 的诗句，而这种不须借助远离人世条件即可实现隐居，实际上显示了诗人追求超越但无须于牵执于外在条件的高度思想修养。 采菊 四句写了心境澄明的诗人采菊东篱，悠然自得，而山间岚气明灭飘浮，飞鸟来往归巢，冲澹幽远的画面与诗人心境融合为一。在这种意与境统一中诗人的精神复归自然，感受到了自然的真趣。
　　②　　 《北史》卷 81 《马敬德传》、《张彫武传》、《孙惠蔚传》、《董征传》、《李铉传》。
　　③　　 《北史》卷 81 《马敬德传》、《张彫武传》、《孙惠蔚传》、《董征传》、《李铉传》。
　　然而大道无言， 真意 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对它的理解，只能来自精神的妙悟，心与自然的直接沟通。而精神既已超乎象外，语言也是多余的了。高迈的哲学内涵，使诗结尾处虽云 忘言 ，却自有丰富的言外之意。
　　而这首寥寥５０字清省无华的短篇，也足以展示陶诗思想艺术水平的不凡。
　　陶渊明的诗，流传下来的共１２６首，其中四言诗９首。除诗之外，渊明也擅长散文和辞赋，其名篇有《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祭从弟敬远文》、《与子俨等疏》及《感士不遇赋》、《归去来辞》、《闲情赋》等，大都用清疏之笔，不尚辞采，不侈引典故，或清新淡远，亲切自然，或意气宕折，愤激慷慨，同样是他思想和艺术风格的体现。
　　（三）两晋文人的搜奇好异之习与志怪小说的创作魏晋以来的文人颇有喜述灵变怪异，好奇博物之风习。如前人所论，由于魏晋时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名士亦趋于方士化，故百余年间，人重异术②。志怪小说创作的兴盛，是这种情形的必然产物。
　　①　　 《北史》卷 81 《刘蘭传》、《李铉传》。
　　②　　 《魏书》卷 84 《平恒传》、《刁冲传》。
　　１。两晋志怪小说创作兴盛的条件背景及概况
　　小说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庄子？外物篇》有 饰小说以干县令 之语，所谓 小说 ，在当时指一种 琐屑之言 ③。 志怪 一词最早亦见于《庄子？逍遥游》： 齐谐者，志怪者也 ，而 志怪 是记载怪异故事之意，和后世作为文体的志怪不同。汉代始视小说为独立的文学艺术形式，《汉书？艺文志》言 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 ；桓谭《新论》则认为 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 ④，汉人眼中小说的来源、形式和性质大抵如此。而这一文体所包含的诸多内容中，记述异闻的 志怪 一类，因具有比较丰富的幻想、鲜明的形象及较完整的情节，其创作最值得重视。汉末以后，哲学、宗教和社会生活等多方面的因素激发了士人的好奇之心，推动了志怪小说的创作。就哲学思想而言，由于儒学在思想学术领域一统天下地位的动摇和玄学清谈的流行，士大夫的思想宗尚和治学方向都发生了很大改变。受名理学综核名实，辨析物理物性和《易》学极深而研几，细观微察天地万物以体大道①的思维研究方法影响，魏晋士人治学从汉代的白首穷经，陋识寡闻变为 博贯诸子百家之言 ，并进而将探索领域深入于天文地理、草木鸟兽、历史人文乃至阴阳五行、占星卜筮，博学多闻成为跻身名士必须的条件。这种倾向进一步发展，遂变为两晋文士的搜奇好异之习，张华作《博物志》，郭璞注《山海经》，都是这一风习的表现。从宗教方面而言，灵怪故事源自上古的神话传说及中国传统的巫术方术，汉魏之后，古代神仙之术发展为道教，广泛流行于社会。由于宗神仙，好灵异，尚方术的信仰特点，道教信徒比较重视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为学广涉阴阳五行、风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图产物、医药本草 ②，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 儒家虽称格物致知，然其所殚精致意者，实仅人与人之关系，而道家则研究人与物之关系。 ③许多道家方士，或因真心笃信，或为猎取富贵，纷纷记述灵变故事、奇异方物。以此自神其教，扩大社会影响，所谓 援引荒漠之世，称道绝域之外，以吉凶休咎来感召人 ④，原始的神话传说进一步丰富完善。汉末以来动荡不宁，生民多艰的惨淡现实，则是志怪小说创作繁荣的重要社会条件。许多志怪作品，虽以冥界仙乡为场景，鬼仙为主角，实际却深含入世之心，所折射的，是当时人的境遇。其诡变飘缈的描写，反映了乱世里的生命无常感，也体现了人们超越痛苦，寻找理想之境的美好愿望。
　　加之魏晋时期的人们追求文学的不朽价值，包括史传在内的各体文章大量涌出，而志怪这种用史笔写神怪幻想的文学体裁，亦沿两汉所具的规模，进入创作的成熟鼎盛期。从最早的《列异传》到集大成的《搜神记》，多记异地方物的《博物志》到记神仙异人的《神仙传》，可考的作品，有近３０种之多，题材、篇幅较汉代大为扩展，艺术手法也有明显进步。
　　③　　 《魏书》卷 84 《平恒传》、《刁冲传》。
　　④　　 《文选》卷三十一，江淹《拟李都尉陵从军诗》李善注引。
　　①　　 《三国志？吴书？赵达传》注引《吴录》。
　　②　　 《新唐书》卷 199《柳冲传》附《柳芳传》。
　　③　　 《金明馆丛稿初编？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
　　④　　 见王瑶先生《中古文学史论集？方术与小说》。
　　２。两晋各类志怪及干宝《搜神记》
　　此时期志怪的内容，不同于以后南北朝时期以宣扬佛家业报为主。论者通常将从魏到东晋二百年的志怪之作分为三类，即标准的志怪类、博物类及杂史传体的记仙类，三类作品的内涵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其中《搜神记》是 志怪类 的代表作，也是这一时期志怪小说的最重要作品。以下即对各类志怪择要简述：《列异传》：此书是魏晋时较早的一部 序鬼物奇怪之事 ①的优秀志怪类作品，一般认为撰者是魏文帝曹丕，但书中又记有魏明帝和齐王芳时事，或为后人所增，但无疑是魏晋人之作。该书多载汉代以来故事，内容丰富，生动有趣，富于情感和曲折的情节。 宗定伯捉鬼 、 三王冢 、 麻姑下降 、 韩凭夫妇 、 望夫石 等故事不仅本身艺术成就很高，还往往成为后来志怪作品的原型。
　　《博物志》和《玄中记》是当时博物类志怪的代表作。《博物志》为张华所撰，张华本为著名的博学之士，史称 天下奇秘，世所稀有者悉在华所。
　　由是博物洽闻，世无与比。 ②《博物志》通行本１０卷３９目，内容包括山川地理、鸟兽草木鱼虫、神仙方士的故事传说等，颇为驳杂。前６卷主要是各类异闻杂考，多采自《山海经》等书，少有小说性文字，后４卷中，则载有若干文学性很强的故事， 八月浮槎 、 千日酒 、 蜀山猴玃 等故事都是最早见于该书，对以后志怪的创作有一定影响。
　　《玄中记》又名《郭氏玄中记》、《元中记》，据后人考证，作者为郭璞。书中一些内容，和郭璞注《山海经》中文字相同，且作者显示出的博识，除了郭璞也很难找出第二人。书中所涉内容，有上古神话、远国异民传说、山川奇异生物传说、精怪妖异故事等诸多方面。男子藏鸟羽而得妻的 姑获鸟 故事、 桃都山 、 扶桑山 、狐妖等传说，都是富有特色且对后世有较大影响的。和《博物志》相比，此书内容较为朴实，文笔则 恢奇块丽，仿佛《山海》《十洲》诸书 ①。今有辑佚本。
　　《神异记》、《神仙传》和《拾遗记》属记仙类志怪小说。《神异记》撰者为西晋道士王浮，原书早亡，今只可见辑佚数则，大多言神仙事，如虞洪入山采茗遇仙故事，记述仙人丹丘子和仙品大茗，是标准的颂扬仙家之作。
　　其中的孙皓时江夏太守陈敏因失信受覆舟之惩故事，义例与仙传不甚符合，或疑是他书阑入。《神仙传》１０卷，晋代葛洪著。此书广泛取材于仙经道书，尤其受汉代《列仙传》影响，记述诸仙事迹较为详备，所传神仙初有近２００人之多。由于作者的信仰，书中多道家修炼方式的沉闷叙述，文学性不强，只有《黄初平》、《壶公》、《栾巴》、《王远》等传，想象丰富，叙写生动，是很好的小说类作品。《拾遗记》亦称《王子年拾遗记》，王嘉撰。王嘉是前秦著名方士，后为姚苌所杀，原书１９卷（今传１０卷），所记上至伏牺下至后赵石虎，凡古代神话逸事奇闻都有记述，又记与仙人生活有关的诸名山如昆仑、蓬莱、方丈、洞庭，以及异邦风俗物产等。其特色是借历史传说铺排渲染，幻想奇特，情节曲折，首尾完整，人物情感细赋，且文笔缛丽，词采丰美。不少故事传说中还隐含了对下层人民痛苦生活的同情和对历代统治者奢侈暴虐的揭露，如 怨碑 、 薛灵芸 等。此书在题材、艺术手法等方面都对古代小说史有很大影响， 历代词人，取材不竭 ①。
　　①　　 《廿二史札记》卷 4《东汉功臣多近儒》。
　　②　　 《后汉书》卷 79 《欧阳歙传》。
　　①　　 《后汉书》卷 79 《儒林列传》。
　　东晋初干宝所撰的《搜神记》是两晋志怪的代表作，原书３０卷，历经散佚，今辑为２０卷４６４条。干宝是晋代著名史学家，也是一位道家方士，史载他因有感父婢及兄死而复苏， 遂撰集古今神祗灵异人物变化，名为《搜神记》 ，以明 神道之不诬 ②。
　　《搜神记》广收逸闻，篇帙宏富，在内容题材上都非同时之作可比。《序》中言其材料的来源，一是 承于前载 ，即取自他以前的志怪和其它典籍；二是 采访近世之事.这些材料并非简单的钞撮袭用，干宝在东晋担任过著作郎之职，对古今各类材料有广泛涉猎的条件，加上其良史之才，原有故事经他的加工融裁后，在主题结构诸方面都更趋完整成熟。
　　《搜神记》在内容上颇为驳杂，大致可分为五大类：其一是神仙方士和法术变化，包括赤松子、王乔、左慈、葛仙翁等仙人奇妙的仙术和郭璞、韩友等方士的阴阳卜筮厌胜之术，想象奇幻；其二是各种阴阳五行感应变化，各种奇灵异物及玄怪的传说如盘瓠故事等，显得荒诞不经；第三类在书中份量最大，为各种神、鬼、精怪故事。神灵故事记述了海神、水神、泰山神、织女、杜兰香、蒋山神、丁姑神、灶神、蚕神等大批神祗，表现了神人的感通相应，许多故事颇具人情味。鬼类故事多写人鬼相爱及冥幽显验，作者对鬼抱同情态度，记述了如紫玉、卢充、谈生等许多死生不渝的人鬼间动人的爱情故事，优美而曲折。精怪故事反映了作者对为祸人间的妖魅的反感蔑视，其中许多故事颇具幽默之趣；其四是历史传说，记述历史上的勇士豪客直吏能臣孝子节妇信士，有许多故事如韩凭夫妇、东海孝妇、干将莫邪等为后世广为传诵；其五主要是人与动物间的善恶报应，多述动物报恩之事，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善恶观。
　　《搜神记》由于其撰作宗旨和时代，书内固不免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和封建伦理道德说教气味，但瑕不掩瑜，在思想、艺术和小说史上都有极高的价值。干宝尝著《晋纪》，史称其 直而能婉 ①，而此书叙事简洁、语言朴素，但又曲折入理，清俊雅丽，同样有此特色。书中有许多人民反抗强暴，追求幸福美好的感情与生活的篇章，鞭挞社会的黑暗，讴歌正直、勇敢、忠贞的品质，反映了作者进步的思想倾向。在情节篇幅叙写方法上，也相当丰满完整，人物形象更富于个性。其内容题材，为后世不同的文学形式所大量采用，对于南北朝志怪、唐人传奇以至清代的《聊斋志异》来说，《搜神记》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①　　 《九章算术》方田章圆田术刘徽注，见钱宝琮校点本《算经十书》（上册），中华书局 1963 年版。
　　②　　 见卜宪群《瑯琊王氏政治地位研究》、《安徽师大学报》1988年第 1期。
　　①　　 《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 2期。
　　（四）对文学创作规律及技巧的探讨１。陆机《文赋》
　　《文赋》是继《典论？论文》之后的一篇有关文学创作方法的重要理论文章，在历史上首次系统论述了文学创作的过程和技巧，其用赋体写成，在文学批评史上也是个创举。
　　《文赋》写作的时间，大致是在陆机入洛之后的元康末年到永康初年期间。此时太康诗歌余响尚在，陆机从对前人作品的阅读鉴赏和自己的创作实践中，总结出许多经验，因此而论作文之甘苦和其间的利病得失。他在《文赋？序》中说：余每观才士之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夫放言遣论，良多变矣，妍蚩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故作《文赋》以述先士盛藻，因论作文之利害所由，佗日殆可谓曲尽其妙。
　　《文赋》对整个创作过程从创作冲动的产生、到艺术想象的出现、表达等诸多方面，有详尽叙述。有关创作冲动的产生，陆机认为主要来自自然、社会和内心情志三方面的激发，举凡自然界的万物变迁、春秋代谢；到社会生活中的前代典籍，先民清芬，触动了作者本人怀霜凌云的高洁澹远心志，都促使作者 慨投篇以援笔，聊宣之乎斯文.在此基础上，陆机详细表述了写作构思中的艺术思维过程：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旁讯，精鹜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瞳眬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浸。于是沈辞怫悦，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联翩，若翰鸟缨缴而坠层云之峻。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
　　在叙述中，陆机抓住了形象思维的特征，强调了联想、想象的作用，揭示了创作的奥秘，这在古代文学理论上是前无古人的认识。而在作家凝神深思，驰骋想象，抓住文思与形象以后，还必须用语言形式将它们清楚地表现出来，所以《文赋》对于文章的结构、布局修辞、剪裁等的作用也十分重视，提出了不少精辟的见解。
　　陆机崇尚作家和作品的个性，对文章体裁和风格的多样性有透彻的分析，在主体方面，他认识到由于作者的个性、趣味不同，会在作品的风格上打下不同烙印；在客体方面，则由于文体不同，对写作也有不同的要求。在《典论》提出奏议、书论、铭诔、诗赋４类文章的不同的写作要求之后，陆机更细微地区分了１０类作品：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以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 这些精微的归纳概括是作者在当时文学创作新的进步基础上，对旧说在形式内容诸方面的修正补充提高，以及在审美实用方面提出的新的要求，也是这位对各类文体的作法均娴熟于心的文章大家自己的真切体会。
　　《文赋》后半部，主要论述创作技巧，剖析作文利病，颇有精到的见解。
　　其间，陆机提出了他的文章的审美标准：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
　　对言意辞采声音之美的极度重视，是陆机所处时代的创作风气，也是陆机在诗文创作中所奉行的原则。因此他强调命意的新颖独创，词句的秀出奇警。
　　太康的文学宗尚，通过陆机的理论总结和创作示范，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的文风，东晋南朝的文学创作，正是沿此方向发展流变的。
　　②　　 《梁书》卷 33 《王筠传》。
　　对《文赋》中文学见解的评价古今褒贬不一，较为普遍的批评是其中有片面追求技巧的倾向。但必须看到的是，这种倾向本是时代的产物，是文学进入自觉时代的表现之一，其意义并非纯是消极的。《文赋》主要探讨的问题，是文学创作的具体规律，而作者又有切身的经验体会，故所论多得旨要，非浮泛之谈可比。赋中还提出一些作者自己亦觉无法解释的疑问，带动了后世对创作规律技巧的进一步研究。
　　２。挚虞《文章流别论》
　　魏晋以来，各体文章大量涌现，文章总集的编撰也随之兴盛，有些文章总集有序和评论，用以表明编者有关文章撰著的意见，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正是这种性质的文学批评著作。挚虞字仲洽，京兆人，为皇甫谧弟子，治学颇受其师影响，通博多闻，对阴阳礼律天文之学都有造诣。《晋书》本传载他 撰《文章志》四卷，……又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此集早已散亡，集中原有论、志二卷，亦只剩少许佚文，所以今日见到的《文章流别论》不过是一些零星的片断。
　　在《文章流别论》中，汉魏以来的各类文章，按繁复的颂、赋、诗、七、箴、铭等文体分别选编，以便利当时人对各种文体的揣摩掌握，其中的 论 ，则论述文体，探索各体文章的源流、性质，评论作品得失。所以《文章流别论》主要是文体论，亦间有风格论，和《文赋》以创作论为主不同。挚虞论文体的主张是在《典论？论文》和《文赋》对各种文体风格的论述辨析基础上提出来的，因此他的文体论，比前人的简略之言要全面、细致得多。比如他对 颂 这一文体的辨析：颂，诗之美者也。古者圣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颂声兴。于是史录其篇，工歌其章，以奏于宗庙，告于鬼神。故颂之所美者，圣王之德也，则以为律吕。或以颂形，或以颂声，其细已甚，非古颂之意。
　　以下即举出汉以来的颂体名篇，一一分辨哪些和古颂体意相类而文辞古今有异；哪些 颂而似雅 ，而哪些 纯为今赋之体.他对 哀辞 和 诔 这两种文体的辨析，也都非常透辟有见。
　　挚虞对文体的分辨有时细致到近乎拘执的程度，这是由于挚虞在治学上有宗经 的特点，故其论文的观点较为崇古守旧，偏重传统。譬如关于文章的功用，他认为： 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性尽理，以究万物之宜 ，其作用所及远远超出前人的界定，实际上将儒学经典也包括在各体文章之内。评论文章既以儒经为准的，而反对新变，忽略文体按自身艺术规律发展进步也就毫不奇怪了。如他论诗体时，认为各种诗体都是演变《诗经》而来，所以极力推崇四言而贬低五言，所谓 古诗率以四言为准 ； 雅音之韵，四言为正 ，五言者 于俳优倡乐多用之 等等，都是用古代诗乐配合的情况，来否定汉魏以来活泼清美的新诗体。其论赋体，也认为 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 ；又针对今赋，指出辞赋 背大体而害政教的 四过 ，对古今赋作褒贬之意相当明显。而赋以情义为主的观点固不乏可采，但实际上作者所持的仍是看重政治教化的文学观，完全无视了建安以来抒情小赋的创作成就和经验。
　　和陆机《文赋》中 赋体物而浏亮 的主张相比，实际上代表了当时文坛上两种不同的倾向。
　　挚虞《文章流别论》中的儒家正统宗经观念，使他对儒学复兴后的南朝文坛的影响远比在两晋时为大。刘勰作《文心雕龙》，萧统编《昭明文选》，都在许多方面吸取和发展了挚虞的文学观点。
　　六、南朝文学（上）
　　（一）政治兴替与文学体式的成熟化
　　１。南朝寒门政治与士风衰颓
　　晋宋之际，是魏晋南北朝社会、政治与文学创作的一个转折时期。发生于公元４２０年的刘裕篡晋，形式上与当年曹氏篡汉、司马氏篡魏并无二致，但实际上则不仅仅是一次单纯的最高权力的转移，它标志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与另一个时代的开始，魏晋以来门阀政治的基本格局被打破，寒族势力进入政治，渐成为王朝的主宰。从刘宋时起，有朝历代皇帝，都门第不高，所用的实际干事人物，也多为寒门庶族之士，他们代表了一个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处于上升时期的阶层。然而，寒族掌权并没有更多地改善南朝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状况，缓和社会的固有矛盾，也没有显示出打破偏安局面的进取姿态和实际力量。野心勃勃，急于获取更多社会利益的寒族地主，所真正关心的还是在经济上聚敛财富和在政治上争夺权位。由于文化教养的缺乏等因素，他们从事政治，往往更加残忍和不择手段。所以南朝一百余年，政局并不稳定，宋、齐、梁、陈四个朝代，一个比一个更短命，而朝政则一个比一个更污浊。统治集团内的骨肉相残，几乎成为通例，皇室成员的越礼放荡，以至毁坏伦常，在历史上臭名昭彰。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特别记有 宋、齐多荒主 、 宋世闺门无礼 、 宋子孙屠戮之惨 、 齐明帝杀高武子孙 等若干条，认为 古来荒乱之君，何代蔑有，然未有江左宋、齐两朝之多者 ， 统计八九十年中，童昏荒暴，接踵继出 ①。梁陈之末，依然如是，统治集团的淫乱、奢侈、酷虐、贪鄙，种种恶德，令读史者不忍卒观。
　　南朝的高门士族，虽然依旧风流自命，保留了相当的社会特权和庄园经济实力，但已不再是政治上举足重轻的力量。他们在朝中的真正作用，不过赞礼充使，擢才取士，充任政治花瓶。改朝换代时则奉玺捧印， 将一家物与一家 而已。被排挤出权力中心的这些士族，一方面是政治点缀品，一方面也是武人皇帝、寒族荒君泄忿杀戮迫害的对象。这种处境使他们对政治现实更采取逃避态度，为人处世只以家门利益为依归。传统知识分子的自我人格愈加萎缩，文学之士的社会角色从藩邸僚友、高斋学士，一步步沦为僻主昏君的狎客才人之流。
　　当然，士大夫人格精神的萎缩，不仅政治环境使然，也有思想哲学的因素。自汉末经学衰落，玄风兴起，佛家思想渐次侵入社会之后，经魏晋二百余年社会思想文化的碰撞整合，在当时的意识形态领域已基本上看不到各派思想间的矛盾冲突。魏晋以来的思想潮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玄学清谈形式上并没有消亡，甚至在宋文帝元嘉十五年，还特地立儒、玄、史、文四学馆，玄学列在史学、文学之前。但实际上，玄学作为一种本质上和门阀制度有密切关联的思想学说，已经由于时世的变迁而丧失活力，渐趋式微，不再是士大夫阶层唯一热衷的思想形式了。佛学此时也完全摆脱了玄学附庸的地位，变得更加中国化，思辨愈加精致，因而得到空前的传播发展，在社会中盛极一时。有利于维护皇权的儒学在此时得到 复兴 ，自宋武帝始，南朝各代寒人皇帝，都一再下 兴学 的诏令，设立传授儒经的机构。到梁武帝时，儒学的鼎盛达到高峰，三《礼》和《孝经》的研究尤其繁荣。更为重要的是，玄、佛、儒三家思想，已不像魏晋早期的名教自然那样互不相容，彼此冲突，而是在长期的发展中互相渗透，逐渐趋于合流，以传统儒学为主体互为补充，最后形成为新的统治社会的思想意识形态，一切向统治思想挑战的异端都消泯了。整个南朝的文学，就建立在这样的社会政治思想的背景基础上并表现出与之一致的特点。
　　①　　 《九章算术》方程，见钱宝琮校点本《算经十书》（上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
　　２。南朝文风的演变
　　正如刘师培所言，南朝文学之盛， 实由在上者之提倡 ①。宋、齐、梁、陈各代，虽朝政荒败，但率多好文的帝王宗室，往往聚合文士，与之竞骋才藻，互较短长。而作为创作主体的大族文士，一方面丧失了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一方面却有经营已久的田园别业作保障，能够优游山水，驰骋遐思，怡情悦性，感受歌咏自然之美，形成家族性地域性的文学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南朝文学创作是对西晋太康文坛中那种倚重技巧，流连深情的创作风格与审美追求的继承和发展。不过，虽艺术上更加纯熟华美，作品却更少社会生活的深刻内容，意境风格也比前人更加卑弱狭小。
　　《文心雕龙？明诗篇》对晋宋间开始的文风演变有一段著名的论述： 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 ，此论实际上概括了整个南朝文学从前人浑融写意到穷状极物，高度技巧化的发展过程。具体而言，南朝文风的演变之迹，大致可见三个阶段①：刘宋一朝是一个过渡的时期，文人对技巧的追求，主要表现在对山姿水态的模范刻划及诗中字句的淬炼。由于魏晋时代风习残余的影响，谢灵运等人的作品，不仅在雕琢词句中尚显朴拙的古意，篇句之间还不能融合无隙，而且往往留有一个玄理的尾巴，作品中情感表达也还时见奇崛峻烈，气骨犹存，不似永明诗人的平熟恬丽；南齐永明以后，对文学技巧的追求已从字句形象之美发展到对作品音声和畅、圆美流转的内在韵味之美的更高要求，并从实践上升到理论总结。玄言诗的影响几乎完全消失，文坛中也已少见情辞峥嵘感慨激荡之作，其抒情写景之篇更多表现出婉和秀丽清美的审美趣味；及至梁陈，文风更趋华美侧艳，题材也从自然山水转为对艳思闺情及至各种小巧器物的工细咏叙，轻浮靡丽，少有思想意义和社会内容可言，实为南朝文学的末流。
　　以上变化之迹主要只就诗作而言，从整个南朝文学的发展来看，辞赋骈文、小说和文学批评都有很多可述的成果，其创作的繁荣是无庸置疑的。
　　①　　 《庄子？天下篇》，见《诸子集成》（三），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①　　 《孙子算经》卷上，见钱宝琮校点本《算经十书》（下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
　　（二）宋世诗风及谢灵运、鲍照在创作上的承先启后作用
　　刘宋一代，是南朝一百余年文学繁荣局面的开端。在创作上，宋世诗人摒弃了玄言诗平典无文，淡乎寡味的意趣而发展了东晋诗人对山水景观多样化的艺术表现手法，使文学的面貌为之一新。受文学新貌的吸引，从附庸风雅的武人皇帝到素有文学传统的大族文士，都积极致力于诗歌等作品的创作。宋初元嘉时期的杰出诗人，是号称 元嘉三大家 的谢灵运、鲍照和颜延之（当然颜在文学上的成就远不及鲍、谢二人），与他们同时或稍后的谢惠连、谢庄、谢瞻、鲍令晖、汤惠休以及宋文帝、宋孝武帝等人，也都是造诣颇高的诗人或能文之士。其中谢灵运、鲍照两位诗人和他们的作品，最能代表宋世诗歌的思想艺术成就及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１。谢灵运的山水诗
　　谢灵运（３８５- ４３３）生于晋孝武帝太元十年（３８５年），他的家庭，是著名的高门陈郡谢氏中的一支，祖父谢玄曾在淝水之战中与谢石、谢琰一道以八万人马击败苻坚大军，因功封康乐县公。由于父亲谢焕 生而不慧 ，祖父谢玄对天资聪颖的灵运极为钟爱，将他送到钱塘杜明师的道馆中寄养到十五岁，所以谢灵运小字客儿。灵运自幼笃志好学，博览群书，加上家族的文化传统，因此有渊博的学问和很高的文学修养。他的族叔，著名诗人谢混认为他 博而无检 ，若加绳染，可成美玉之才①。
　　谢灵运在十八岁左右袭康乐县公爵，同时授员外散骑侍郎之职，由于当时桓玄正将篡位，所以灵运辞官不就，到２１岁始出为琅琊王大司马行参军，从此时开始，他就卷入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争斗之中。谢灵运自负良才，有很强的功名心，这种功名心，首先出自他高门大族的政治优越感，同时也和谢氏家族在谢安、谢玄、谢琰之后门第衰落，以至灵运极力想恢复祖上光荣的用意有关（在此点上，谢灵运和陆机有相似之处）。然而在晋末宋初，士族在政治上丧失优势已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受制于这一时代大气侯，尽管灵运主观抱负很大，但其政治生涯的诸多冒险赌博之举，已注定了必输的结局。他入仕之初的选择刘毅为府主、曾依靠刘裕次子庐陵王义真为主要支持者以及对本即极不信任他的宋武帝、宋文帝的种种蔑视轻慢言行，都是他时乖命蹇的证明。入宋以后，谢灵运由县公降为县侯，前后担任的官职，不过是无足轻重的永嘉太守、秘书监、临川内史之类，由于他傲慢放纵不拘法制的举止，还常常受到政敌的构陷打击，所以他内心极感痛苦失意。最后谢灵运在长期不得志的郁愤心情之下孤注一掷，当朝廷因罪到郡逮捕他时，公然举兵抗命，因此被朝廷流放到广州，并在元嘉十年（４３３年）被杀，时年四十九岁。
　　谢灵运其人内心世界十分复杂，思想上可见到儒佛玄三家的影响。他一方面作为高门士族，自负才地，政治上有野心，始终不忘追逐权势；另一方面，由于他没能进入最高统治层，所以感情中多少保留了一些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及对统治集团荒淫暴虐的不满，对国家的大政，仍然是关切的。他也是当时政治的牺牲品，其死于非命的遭遇，令人感到惋惜。由于他杰出的文学才能，他对古代文学发展史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
　　谢灵运平生著述很多，无论诗、赋、书画、史学乃至佛经翻译，都是大家，但成就最高的，还是他的诗作。他的诗今日可见到的有九十多首，其中大致有四类：即感怀诗、山水诗、佛理玄理诗和应制应酬诗。后两类诗其实没有特别的艺术价值，有许多依然 平典似道德论 ，如 若乘四等观，永拔三界苦 ①之类的句子，和玄言诗并无二致。谢灵运在文学方面真正重要的成就，表现在他对山水题材诗歌的写作创新上。其山水诗的蕴含颇为杂芜，不仅折射了他个人复杂的人生境遇、文学才华和哲学宗教修养，同时也未脱尽前代玄言诗的影响。同一首诗中，常见鲜丽清新的景物描写在前，而毫无新意的玄学陈言在后。其中许多传世之篇，都往往是风景刻划、情感抒发和哲理表达三种成份兼而有之。如他的名篇《晚出西射堂》：
　　步出西城门，遥望城西岑。连障叠　　 ■，青翠杳深沉。晓霜枫叶丹，夕曛岚气阴。
　　节往戚不浅，感来念已深。羁雌恋旧侣，迷鸟怀故林。含情尚劳爱，如何离赏心。抚镜华淄鬓，揽带缓促衿。安排徒空言，幽独赖鸣琴。
　　这首诗以写景始，以抒怀释理终。写景十分精采，但与抒怀间的转折较为生硬，并时见芜词累句。由于过于雅饰词句，反而不能淋漓尽致地表达感慨，与读者内心实现直接交流，读者在诗中获得的最深刻印象，仍是诗中的山水描绘部分，故前人称之为 有句无篇.
　　①　　 《三国志？魏书》卷 1《武帝纪》。
　　①　　 《三国志？魏书》卷 1《武帝纪》。《武帝纪》注引《魏书》。
　　由于谢灵运不凡的才情和不如意的仕途，他也有一部分诗能激于感慨，在山水中寄予深情，使情景浑然融合，而玄言的成份则退隐到作品的最深层，以至即使忽略这层理解，也不妨碍对诗本身意境的欣赏。如他卧病永嘉后写的《登池上楼》：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沈。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
　　徇禄反穷海，卧病对空林。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嵚。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祁祁伤幽歌，萋萋　感楚吟，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
　　此诗深怀身世古今之感，借潜伏的虬龙和高飞的鸿雁起兴，表现出诗人对离群索居，进退失据的感愧，前人认为 虬以深潜而保真，鸿以高飞而远害，今已婴俗网，故有愧虬鸿也 ①。 进德退耕 两句内心独白，典型地代表了许多封建文士在黑暗时代选择仕隐时所感到的惶惑与尴尬，而诗人栖身滨海荒郡以至缠绵病榻亦是为此。此诗最明快的句子是 初景 以下四句，诗人在长久卧病心情抑郁之后，忽然注意到户外季节的变化：初升的太阳驱除了冬天残余的寒风，一冬的阴冷消失在春天的阳光之下，池塘长出春草，园柳间鸣啼的小鸟已和前一季节不同， 池塘园柳 句没有任何人工的雕琢， 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 ，是灵运集中千古传诵的佳句。联系全篇，这四句也并非单纯写景，更包含了一种根深的人生期待，犹如当年山涛那句含意丰富的叹喟 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恰是为此，诗人感受到了更深的抑郁，因而借 幽歌楚吟 之典，深深惋惜天地间一切美好的东西一旦消逝，就再也不能重见。尽管表达不够明快，其中的思想，还是有一定深刻性的。
　　这首诗是谢灵运感慨人生抒写怀抱之作，情感真挚沉郁，写景清新流畅而不枝蔓，与情感联系紧密，篇中并暗用《易》经 潜龙 之义，哲理与意象结合，使诗的内蕴显得更加深厚。谢灵运游放临川时有一首短诗《岁暮》： 殷忧不能寐，苦此夜难颓。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运往无淹物，年逝觉易摧 ，也是以清警遒劲的景语寄寓内心的愤激，与这首诗同属谢诗中的上乘之作。
　　和魏晋古诗通篇浑融， 难以句摘 的情形不同，谢灵运诗中的美辞好句俯拾皆是，如 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 ①、 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 ②、 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 ③、 岩下云方合，花上露犹泫 ④、 扬帆采石华，挂席拾海月 ⑤、 林壑敛瞑色，云霞收夕霏 ⑥、 时雨夕澄霁，云归日西驰。密林含余清，远峰隐半规 ⑦、 乱流趋正绝，孤屿媚中川。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 ⑧等等。从中不难看出谢灵运对自然景致观察的细微和对其声、色、形貌动静姿态的刻意摹写，字、句都经过精心锤炼，大量采用骈偶对句来达到一种对比和谐的审美效果。在景物描写外，繁辞丽藻，典故密集也构成谢诗的一大艺术特色，在这方面，他明显地承继和发展了陆机的风格。就全篇而言，谢灵运的诗有不够晓畅之病，亦与作品有 深芜 之称的陆机相似。但谢诗的难读，并不因为其中思想哲理特别深奥，而是在于他追求创新中改变了一些传统的表达方式而新方法的运用不够纯熟，所谓 经营惨淡，钩深索隐 ①，人为地造成了读者与艺术意象之间的 隔.不过从另一角度看，这也形成了谢诗虽求新巧而尚留古拙的审美特色。
　　总之，谢灵运在文学上确实是一代大家，对后世作者有极深远的影响。
　　但就诗的深厚感发力而言，还是远逊于阮、陶等人的作品。其原因除了太讲究辞句技巧，辞繁意密，多为喻说，反而湮没了诗中的 真意 而外，也和他本人思想情感所达到的境界层次有关，如黄节先生所言： 康乐未忘华胄，……其诗虽工，其于感发人心，不若嗣宗为至 ②。诚然，伟大的作品首先出自伟大的人格，此点非关人力，诗本身的工拙也无以改变这一点。
　　①　　 《三国志？魏书》卷 10 《荀彧传》注引《彧别传》。
　　①　　 这一数据约与公元前 70 年的天象相符。
　　②　　 《三国志？魏书》卷 1《武帝纪？评》。
　　③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书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④　　 《从斤竹涧越岭溪行》。
　　⑤　　 《游赤石进帆海》。
　　⑥　　 《石壁精舍还湖中作》。
　　⑦　　 《游南亭》。
　　⑧　　 《登江中孤屿》。
　　①　　 《晋书？虞喜传》，中华书局 1987 年版。
　　②　　 见《阮步兵咏怀诗注？自叙》。
　　２。鲍照的七言杂体诗
　　鲍照（４１４？- ４６６年）字明远，祖籍东海，出生在京口（今镇江一带），家世寒微，生年不详，据推测大约生于东晋安帝义熙十年（４１４年），卒于宋明帝泰始二年（４６６年）③。
　　鲍照一生蹉跎，《诗品》说他是 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大约在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左右始入仕做小官，被任命为临川王义庆的临川国侍郎。在临川国的六年中，由于义庆和其子刘烨的好文，鲍照处境尚好。刘义庆死后，鲍照闲居３年，又到始兴王濬的幕下任侍郎。刘濬是太子刘劭弑逆的同谋，鲍照在其手下，对他的不轨之心多少有所察觉，不久后出任永安令，遂作《采菱歌》七首，借 春芳行歇落 隐隐表达了一种内心的忧虑。二凶之乱平定后，鲍照因曾为刘濬部下而受到牵连，幸而很快解禁复职。在孝武帝统治时期，鲍照前后担任过一些低微的官职，大明五年出任孝武子临海王荆州刺史刘子顼参军。大明八年孝武帝死后宗室相残，不到１０岁的子预也被卷入，战乱中，鲍照在荆州被当地人所杀，时年５０余岁。
　　鲍照在文学上有多方面的才能，无论诗、赋、骈文都有名篇，而诗为其主要创作成就。鲍照现存的诗作在２００首以上，其中最有特色的是他的拟乐府，尤其是《拟行路难》１８首，为历代所传诵。由于鲍照一生处于下层，始终受权贵排挤，对仕途的黑暗深有体会，所以尽管这１８首诗所作时间不一，内容也包括诸多方面，但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内容，即是抒发他内心的怀才不遇和愤世不平之感。如《拟行路难》之四：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酌酒以自宽，举杯断绝歌路难。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踯躅不敢言！
　　八句诗虽短，但表达的情绪很曲折沉痛。头两句比喻的含义，正与左思 郁郁涧底松 的诗意相通。在当时社会，一个人的命运，在出生时就随地势门第的高低决定了。寒微之士，面对不合理的现实，唯有以酒解忧，长歌行路难，将痛苦愤懑强压在心内。对当时的权门政治，这些诗句是很沉痛的控诉。
　　《拟行路难》的第六首在情调上更为激愤：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弃置罢官去，还家自休息。朝出与亲辞，暮还在亲侧。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
　　此诗起势突兀，让人感受到诗人内心的愤愤不平之气。这是鲍照诗文常用的艺术手法，后人称之 时出奇警 ①， 如饥鹰独出，奇矫无前 ②。全诗写出鲍照内心本想有所作为，但又不愿 蹀躞垂羽 地顺应统治者，宁可 还家自休息 的牢骚愤怨，也控诉了当时出身下层而又为人方正的人不见容于世的社会现状。诗中所写的家庭之乐，是一种反衬，实际上要达到的是如王夫之所说 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倍增其哀乐 ③的效果。
　　③　　 参见钱仲联先生《鲍参军集注》附录《鲍照年表》。
　　①　　 《晋书》卷 78 《孔愉传》。
　　②　　 《晋书》卷 82 《陈寿传》。
　　③　　 《晋书》卷 48 《阎缵传》。
　　《拟行路难》中有一些诗描写了游子思妇及弃妇的愁苦之情，悲哀之中，却见出一种豪壮之气，如第十四首：
　　君不见少壮从军去，白首流离不得还。故乡窅窅日夜隔，音尘断绝阻河关。朔风萧条白云飞，胡笳哀急边气寒。听此愁人兮奈何！登山远望得留颜。将死胡马迹，能见妻子难。男儿主世坎坷欲何道？绵忧摧抑起长叹。
　　唐人从军诗中那种悲壮高亢的情调，正是沿这类诗发展而来的。
　　《行路难》本是汉代出殡时唱的挽歌，音调尚悲，加上鲍照平生不幸的遭际，所以《拟行路难》中有许多诗不无伤感颓唐的情调，甚至以死为主题，如 盛年妖艳浮华辈，不久亦当诣冢头。一去无还期，千秋万岁无音辞。孤魂茕茕空陇间，独魄徘徊绕坛基。但闻风声野鸟吟，岂忆平生盛年时 等。
　　由于时代的影响，这些诗除悲哀之外，也表现出一些达观任命的态度，如第十八首中 诸君莫叹贫，富贵不由人。……莫言草木委冬雪，会应苏息遇阳春。……但愿樽中九酝满，莫惜床头百个钱。直须优游卒一岁，何劳辛苦事百年 的诗句，显然，诗人也是藉此来寻求一种自我安慰。
　　十八首《拟行路难》不仅在思想艺术上有很高的价值，对七言体式诗歌的发展也有开创性的影响。十八首诗大体上是五、七言杂用，严羽称为 歌行杂体 ，与过去的七言诗相比，它们最大的特点是隔句用韵，使七言之作可以更具音节的铿锵曲折之美和更便于无局束地表达奔放的情感。以后李白的七言歌行体古诗如《蜀道难》、《将进酒》、《行路难》等等，纵横变化，即是直接继承了鲍照，而高适、岑参反映边塞生活的七言歌行体，也是从鲍诗中脱化而来。所以后人认为，鲍照的七言杂体诗，和谢眺的五言声律诗一样， 俱兆唐人轨辙 ①。
　　鲍照的其他乐府杂言诗和五言古诗中，也有不少传世之作，如拟乐府《梅花落》：中庭多杂树，偏为梅咨嗟。问君 何独然？念其霜中能作花，露中能作实。摇荡春风媚春日，念尔零落逐寒风，徒有霜华无霜质！ 古乐府中《梅花落》是笛曲，原辞已亡，鲍照是拟作此调的第一人。此诗为寓言体，结构简单，但意在言外，富含哲理。诗人以梅自况，又以 杂树 喻那些无立身之操的随波逐流之辈，通过梅花和 杂树 的对比，在歌颂梅花不畏霜露的品格之中，也歌颂了高风亮节，不惧横暴的坚贞正直之士。梅花在传统文化中一向是凛然高洁的象征，鲍照《梅花落》，应是较早的一首为梅赋与某种优秀文化内涵的诗篇。
　　鲍照善于向他人学习，他的诗，不仅广泛地从古今乐府民歌中汲取营养，也继承和发扬了前代与同时代优秀诗人的长处，形成了自己险急奇警的风格。譬如他的《拟古》之三 幽并重骑射 ，气概颇似曹植；《拟古》之七 河畔草未黄 ，思致有如曹丕；《拟古》之六 束薪幽篁里 、《答客》 幽居属有念 风格接近陶渊明；许多写山水风景的诗则明显有从谢灵运笔法中脱化的痕迹，但这些诗又均不失鲍照自己的本色。在家世、遭遇、秉赋等方面，鲍照和晋代左思最为相近，所以他的《咏史》 五都矜财雄 、《拟古》之二 十五讽诗书 等诗，无论在情感、命意、风格上都酷肖左思《咏史》，而它们却决非单纯的模仿之作，所体现的，是一个 沉抑藩府 ①的寒微之士在南朝黑暗社会里的愤懑之心。
　　综而言之，在刘宋的众多诗人中，以鲍照诗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面最为广泛和深刻，其艺术手法也最为多样化。他的创作，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①　　 《晋书》卷 15 《刘毅传》。
　　（３）宋世其他侍人②颜延之（３８４- ４５６年）字延年，祖籍琅琊，生于建康，属侨姓中的次等士族。颜延之与谢灵运大致同时，思想性格也有相似之处，猖狂自傲而又热衷于仕进。但由于他的才名和社会影响都不如谢灵运，所以能逃过当时复杂的政治罗网，得享天年。文学创作上颜延之与谢灵运并称 颜谢 ，实际上则颜的成就远不如谢。颜延之创作上沿袭陆机而不能有所超越，作诗尚典雅，喜用事，雕琢章句，缺乏自然的韵致，时人批评他的作品是 铺锦列绣，雕缋满眼 ③。但颜延之的诗中也有一些富于真情实感，格调高迈并不以繁辞取胜的杰作，如著名的《五君咏》：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形解验默仙，吐论知凝神。立俗迕流议，寻山洽隐沦。
　　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嵇中散）
　　刘伶善闭关，怀情灭闻见。鼓钟不足欢，荣色岂能眩。韬精日沈饮，谁知非荒宴。
　　颂酒虽短章，深衷自此见。（刘参军）
　　借古抒怀，感慨深挚，辞意精美，表现了作者的性情与才识。
　　谢惠连（４０７- ４３３年）是谢灵运的族弟，有文才，深得谢灵运的赏识。
　　谢惠连在诗文方面都有佳作，其诗以《秋怀》、《捣衣》二首最为有名，不仅得到钟嵘的称赏①，又被萧统收入《文选》。前一首诗抒发内心的抱负，侧面反映了孙恩起事后谢氏家业凋零的情形；后一首诗描写细腻，辞采流丽，颇有佳句，锤炼字句方面显然受到大谢影响。
　　谢庄（４２１- ４６６年）字希逸，是谢灵运的族侄。其诗风颇类颜延之，也有用事堆砌典故之病，钟嵘称之为 繁密.他的某些写景诗，则不乏清新的辞采，如《北宅秘园》一诗，情意温婉，锤炼字句颇似谢灵运，轻隽妍丽则下开谢朓. 汤惠休生活的时代和鲍照相近，二人在当时齐名，合称 休鲍.他的诗作受南方民歌的影响极深，以至被人认为是 委巷间　歌谣 ②。其诗今存１１首，除一篇仿曹植《七哀诗》的《怨诗行》、三首《白紵歌》外，多为短制。格调接近西曲和吴声，确实比较柔靡轻艳，且题材狭窄，缺乏创新。
　　鲍令晖为鲍照之妹，颇有才华，《诗品》称其作品 崭绝清巧，拟古尤胜.她的诗如《拟客从远方来》、《题诗后寄行人》等，细腻地写出了怨女思妇的感情，风格于新巧之外仍存古朴，亦有受民歌影响的痕迹。
　　②　　 《晋书》卷 33 《何劭传》。
　　③　　 《旧唐书》189 卷下《柳冲传》，《南史》卷 56 《张绾传》。
　　①　　 《隋书？天文志中》，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②　　 同上书。
　　（三）永明诗律说及谢朓等人的创作实践
　　谢灵运之后，诗歌创作进一步朝着重视艺术技巧的方向发展，在语言修辞、章句结构等方面 穷力追新 ，而这种对创作技巧的追求倾向发展到齐代，最终导致诗歌中 永明体 的出现。
　　１。永明诗律说的提出
　　以 元嘉三大家 为代表的刘宋时期诗歌创作，开拓了南朝诗作发展的道路，也留下了一些创作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技巧上，元嘉以来诗人在山水刻画中讲究辞句的整齐对偶，对景色进行精细的加工摹写；同时也追求辞句的典雅古奥， 借古语用申今情 ①，大量隶事用典。谢灵运诗中，整齐偶对的倾向十分突出，《登池上楼》一诗，通篇骈偶。不少的秀句、佳句，都以对偶形式出现。颜延之等人尤好以古典藻饰诗句，其作品镂金错彩，思想与情感常常湮没在古典故实的堆砌铺陈之中。流风所及，以至 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 ②。
　　永明以来的诗人对颜谢鲍等上一代作者创作技巧的得失利病进行深入探讨的结果，使作为当时文坛领袖的沈约，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诗歌创作中易见事、易识字、易诵读的 三易 ③原则，用以纠正时人诗作中生硬用典，不能浑融以及语言修辞重拙涩滞、音调不协之病，并完全消除玄言佛理的痕迹。
　　宋世诗中过于激烈的情志表述也得到化解，传统诗歌蕴含的言志功能进一步为温婉圆润，吟咏性情的唯美一面所取代。
　　这样的创作原则，使诗人对诗歌的声律修辞提出了更高要求，即不仅要有对偶工整浑然的视觉之美，也要有音节和谐配合的听觉之美，因而出现了所谓 四声八病之说.《南史？陆厥传》载：齐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为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
　　五字之中，音韵各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 永明体.关于 四声 ，沈约自诩力自己独得之秘，实际上则是历代诗人对诗歌艺术规律长期探索的结果。中国的单音节文字，本即具有在音调声韵方面调节配合的潜质，魏晋以来，陆机在《文赋》中已提出 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 ；谢灵运诗中的偶句，也开始使用了一些声律上的技巧，如著名的 萍苹泛沈深，菰蒲冒清浅 ①，上句双声叠韵，下句叠韵双声，相当讲究；而谢庄的一些诗句如 林远炎天隔，山深白日亏 ②等，在对声律协调的注重上已开启了以后的途辙。至于四声的最后发现，则和当时的佛经翻译唱诵有直接关系③。译经者为了使译成汉字的佛经保留原来梵文多音节的曲折美，使经文可读出高低抑扬的音节，于是分辨了汉字的平上去入四声。沈约等人，不过最后将它们总结出来而已。而总结了四声之后，沈约等又提出八病亦即在五言诗写作中违反四声原则的八种声韵相犯的拗病，具体指导文学创作。
　　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沈约进一步提出好诗应平仄相对，讲求平、上、去、入和字音轻重的搭配，达到音调之美。
　　永明诗律说 提出后，齐梁诗坛上逐渐出现对偶考究，句式和音律上有类唐人五言律、绝或排律的 新变体侍.不过由于沈约在诗的音韵要求上陈义太高而又过于苛细拘泥，以至标榜 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 的沈谢等人对之亦无法完全遵行。所以此时的新变体诗大致只是在两句的字面偶对上能做到动词、名词、形容词和代词两两相对，对仗纯熟圆润富有美感，但句中的平仄搭配却往往不尽合格律，且一首诗的每联之间通常不能粘着。较之唐诗，仍是稚拙而不成熟之作。
　　①　　 《魏书》卷 47 《卢玄传》。
　　②　　 《魏书》卷 27 《穆亮传》。
　　③　　 《魏书》卷 113《官氏志》。
　　①　　 《魏书》卷 60 《韩显宗传》。
　　②　　 《魏书》卷 7《高祖纪下》。
　　③　　 《魏书》卷 67 《崔鸿传》。
　　２。谢朓的创作实践
　　谢朓（４６４- ４９９年）字玄晖，亦出生于陈郡谢氏，高祖谢据为谢安之兄，曾祖以下累仕晋宋两朝，家世颇为显赫。宋元嘉二十二年，伯父谢综卷入所谓范烨谋反一案，与二伯父谢约同被处死，朓父因尚主免于一死，但流放广州达十年之久，从此时起，谢家遂家道中落。谢朓自幼有好学而文章清丽的美名，但父辈的遭遇和少年时代亲眼见到刘宋宗室相残，在他思想上留下很深的阴影，造成他性格中的矛盾，影响到他的婚姻和仕途。谢朓１９岁出仕，前后任职于齐豫章王嶷和随郡王子隆府中，其间又在竟陵王子良的 西邸 中参加了许多文学活动，与沈约等创立 永明体 ，成为 竟陵八友 成员。
　　这一时期谢朓在几位好文的贤王手下，过着优游暇裕的文学创作生活，除了写一些歌功颂德及刻意咏物的作品之外，也运用四声理论，摄取自然风光，写出许多象 远树暖阡阡，生烟纷漠漠。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 ①， 日华川上动，风光草际浮 ②这样清俊澹美的诗篇；同时还模仿民歌，作了不少精美的类似古绝的名篇，如《玉阶怨》、《和王主薄有所思》等。对这些作品，沈约赞之为 二百年来无此诗.永明九年，谢朓作为随王文学跟子隆去荆州。荆州生活开阔了谢朓的眼界，令他创作了不少好诗，但很快就由于和随王关系过于密切而被人告发，在永明十一年秋奉召还京，改任新安王记室参军。此时政局大变，萧鸾在武帝死后起兵，杀尽高武子孙，西邸文士零落殆尽，谢朓因是萧鸾党羽王敬则女婿而幸免，不久后出任宣城太守。此时他既有感于山水之趣，又怀有政治上的忧惧，复杂的情感都写入诗中，宣城时期遂成为他创作上的一个高峰。未几，齐宗室相残又转激烈，王敬则被迫起兵反叛，４９８年失败破杀，谢朓则因有告发之功得到迁升。谢的行为是为了避祸自保，而于良心有愧，尽管如此，他最终仍未能逃脱政治机网，次年即因不愿卷入萧遥光的废立阴谋而被诬谋反，下狱而死，年仅３６岁。
　　谢朓一生政治上没有大的抱负，但内心里对仕与隐充满矛盾，一方面对门户利禄攸关的官爵不能舍弃，另一方面则对当时朝中的政治风涛深怀恐惧。他选择了 朝隐 的方式来解决矛盾，希望能 既欢怀禄情，复协沧州趣 ③，使 身在庙堂之上，心无异于山林之中 ，以山水自然之美，冲淡现实中的残酷画面。他的很多诗都表现出他内心的矛盾与幻想，如《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徒念关山近，终知返路长。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苍苍。
　　引领见京室，宫雉正相望。金波丽鳷鹊，玉绳低建章。驱车鼎门外，思见昭丘阳。驰晖不可接，何况隔两乡。风云有鸟路，江汉限无梁。常恐鹰隼击，时菊委严霜。寄言■罗者，寥廓已高翔。
　　此诗写于永明十一年秋谢朓被谗而奉诏从荆州返京的路上。诗中表达了诗人内心对随王的怀念和忧谗畏讥的复杂心情，包含了许多政治上的难言之隐，让人感觉出在当时微妙紧张的政治环境下，诗人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悲哀。在艺术上，此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谢朓的风格，开首两句气势高古不凡，正是他 工于发端 的特点。 秋河 两句写清秋未旦之景，苍茫清冷，衬托出诗人心情。 引领 以下四句描绘遥望中的建康宫城夜色，幽古壮丽，而善写宫室建筑之美，一向是抱 朝隐 意趣的谢朓之所长。末四句从离别随王的怅惘思绪中跳出，显示出谢朓素所持有的政治幻想和逃避现实冲突的思维方式。全诗风格清壮，不无哀愁，但感情颇有节制，且写景抒情完全融为一体，确实不同于大谢的 有句无篇.
　　①　　 《隋书？天文志上》，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②　　 《和徐都曹出新渚诗》。
　　③　　 《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桥》。
　　和谢灵运笔下对自然景物往往只作纯客观摹绘并时见堆砌雕琢不同，谢朓诗中写景，融进了自己的主观感情，语辞清丽和畅，如他的另一名篇《晚登三山还望京邑》：灞涘望长安，河阳视京县。白日丽飞甍，参差皆可见。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
　　喧鸟覆春洲，杂英满芳甸。去矣方滞淫，怀哉罢欢宴。佳期怅何许，泪下如流霰。有情知望乡，谁能鬒不变。
　　这首诗作于建武二年初夏谢朓即将赴任宣城之时，由于可以暂时离开血雨腥风的朝廷而又能继续禄仕为官，所以此诗虽然写去国怀乡的惆怅，诗人的心情是比较轻松的。
　　大致同时，谢朓还写了另一首诗《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桥》，表现思想中的矛盾和幻想更为典型：江路西南永，归流东北鹜。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旅思倦摇摇，孤游昔已屡。
　　既欢怀禄情，复协沦洲趣。嚣尘自兹隔，赏心于此遇。虽无玄豹姿，终隐南山雾。
　　这首诗也是借行旅中的景致感受来抒写思想情怀，起句依然气势不凡， 天际 二句意境缥缈，语辞澹雅，富于诗情画意，以 识辨 二字写诗人当此之际的情态，更有一种无法言传的隽永清怅意味。后人评论以为'天际识归舟，云间辨江树' ，隐然一含情凝眺之人呼之欲出，从此写景，乃为活景。故人胸中无丘壑，眼底无性情，虽读尽天下书，不能道一句 ①。 旅思 以下，谢朓淡淡地流露了他对黑暗时代的不满和内心的苦闷，但摇摇不安的心绪却解脱消溶在自然界的恬淡和谐中，清丽的江上风光让他领悟到了山水与都邑、仕与隐融合一体的 朝隐 之趣。这几句诗直抒胸臆，坦率畅晓，可见他心中的天真自得和一厢情愿的幻想。结尾则含蓄有余味。
　　小谢诗清辞丽句，所在皆是，而每篇首尾衔接，情景交融，自谢灵运以来的山水诗创作，到此艺术上已臻至完全成熟。虽然在气势遒劲，格调高古上不若大谢，但也有很多方面避免了大谢之弊，诗风上的浅易工丽，直接影响了齐梁以至唐代的诗歌创作。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他都是备受推崇的一位诗人。
　　①　　 《三国志？魏书》卷 29 《管辂传》。
　　３。南齐其他诗人
　　除谢朓外，当时积极从事永明体诗歌创作的诗人尚有沈约、王融、范云等人。
　　沈约（４４１- ５１３年）字休文，吴兴人。他是永明体的创始人之一，由于政治地位较高和享年较久，实际成为当时文坛的领袖人物。他作品的数量相当丰富，但在诗歌创作的成就方面，远不如谢朓，大量的应酬之作都较平庸，只有一些描写山水景物和友朋之情的诗，颇见清丽和真挚的情意。其山水之篇的名作有《早发定山》、《泛永康江》、《新安江至清浅深见底贻京邑游好》等，摹刻景物，锤炼字汇取法谢灵运，但比大谢更讲究声律对偶，用笔的流丽圆熟和韵致的清新自然都表现出时代的风尚。他的《伤谢朓》是写友朋之情的名篇： 吏部信才杰，文峰振奇想。调与金石谐，思逐风云上。岂言陵霜质，忽随人事往。尺璧尔何冤，一旦同丘壤！ 全诗辞采清拔，声律考究，情感哀怨动人，对谢朓的人格和文学成就的评价十分精辟。
　　王融（４６７- ４９３年）字元长，出身琅琊王氏，为王弘曾孙，自幼有文才，永明中为 竟陵八友 之一。在永明诗人中，王融以精通音律著称，加上受乐府民歌影响，所作诗篇，华美精整，韵致风格颇类谢朓的一些作品，后者尝作《同王主簿有所思》，二人这类短诗的诗风即十分近似。王融的名篇是《古意二首》，其中句如 坐销芳草气，空度明月辉。嚬容入朝镜，思泪点春衣 （其一）， 霜气下孟津，秋风度函谷，念君凄与寒，当轩卷罗縠 （其二），写闺中少妇念远之情，优美细腻，有浓郁的民歌风味。钟嵘评价他的作品 词美英净 ，还是比较贴切的。
　　范云（４５１- ５０３年）字彦龙，南乡舞阴（今河南泌阳）人，东晋名臣范汪之后，八岁能诗，亦为， 竟陵八友 之一。他的诗风较为娟秀纤弱，钟嵘认为是 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一些小诗，写得清美有致，如他的《闺思》： 春草醉春烟，深闺人独眠。积恨颜将老，相思心欲燃。几回明月夜，飞梦到郎边 ，音律和畅，辞采想象新巧大胆，显然受到南朝民歌影响，在题材和写法上都已开梁陈诗途辙。
　　当时未受永明诗风影响的诗人是历仕宋齐梁三代的江淹。江淹（４４４- ５０５年）字文通，济阳考城人。出身次等士族，自幼家境贫寒，但文化素养很高， 六岁能诗.其文学创作数量颇丰，成就则以骈文为最。他的诗善于模仿前人，较少有自己的独立风格，作品中最著名的《效阮公诗十五首》和《杂体诗三十首》两组诗，都是拟古之作。前一组诗据考大致是在宋建平王景素幕下时作，因忧惧时事，感慨遭际，诗中颇有讽谕的意旨，能多少接近阮籍《咏怀》的风格而又有个人的真实感情。后一组诗则选择３０家前代作品，每家各仿作一首，颇见功力，有些达到可以乱真的效果。但基本上属于纯粹的模拟之作。
　　江淹早年坎坷而晚年安于名位，身心俱泰，自永明以后就很少再从事文学创作。所以新变体诗与他无涉，时人甚至有 江郎才尽 的传说。
　　（四）南朝后期诗风与主要诗人
　　永明新体诗歌的创作以谢朓为高峰，此后，在声律、对偶和辞采等方面尚有一些发展，诗坛上也还出现了一些较优秀的诗人如吴均、何逊、阴铿等。
　　但齐梁以来，诗歌的总体演变发展趋势是日趋柔靡，经历了齐末激烈的宗室相残，文士惊魂甫定，精神人格更加萎缩，在梁武帝统治时期文恬武嬉的宴安气氛中和侯景之乱后的苟生心态里，文学风格由雅入俗，流于侧艳轻荡，诗歌创作成为帝室贵族才士满足声色追求的语言游戏。其发展之末流，即是所谓 宫体侍 的泛滥。《隋书？文学传序》对这一情势评论说： 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
　　１。永明余绪——何逊、吴均和阴铿的诗
　　何逊（约４７２- ５１８年）字仲言，祖籍东海郯县。自幼能诗，后举秀才入建康，受到范云沈约等人的赏识。入梁之后，仕途始终不太得意，十余年间，不过藩府参佐和尚书台郎，因曾任尚书水部郎，后人亦称他 何水部.何逊诗风颇肖谢朓和范云，少用典故，注重白描，清丽自然。题材则主要是朋友之情和羁旅之感，写情常借对自然风光的描写来宛转传达。如《与胡新安夜别》：居人行转轼，客子暂维舟。念此一筵笑，分为两地愁。露湿寒塘草，目映清淮流。
　　方抱新离恨，独守故园秋。
　　情致细腻，对仗相当精巧，声律运用上显得比谢朓等人更为熟练。何逊的诗在技巧上对唐人很有影响，有些清新婉丽气象浑然的小诗，俨然就是初唐风格，如《日夕出富阳浦口和朗公》：客心愁日暮，徙倚空望归。山烟涵树色，江水映霞晖。独鹤凌空逝，双凫出浪飞。
　　故乡千余里，兹夕寒无衣。
　　除了粘对不工，句法体式韵味都像唐人小律，其他诗中俊句也不胜枚举。唐代大诗人杜甫很注重汲取其诗中技巧，有 颇学阴何苦用心 的著名诗句，杜诗中许多精心锤炼的名句，往往能看到何逊影响的痕迹。
　　吴均（４６９- ５２０年）字叔庠，吴兴故鄣人，由于出身寒贱，仕途颇为坎坷艰难，所以其内心有一种抑郁不平的牢骚之气。吴均在文学上表现出多方面的才能，诗和文都写得很好，又有志于撰著史籍，所作文章，往往成为人们仿效的对象，时人称之为 吴均体 ①。
　　吴均在齐梁时，可谓一位颇为独特的怀有梗概之气的诗人。他的诗文，号清拔有古气 ②，曾受到沈约的欣赏。其诗在格律技巧上承袭永明诗人，但内容情感风格方面，颇受鲍照诗影响，像下面这首诗：前有浊尊酒，忧思乱纷纷。少年重意气，学剑不学文。忽值胡关静，匈奴遂两分。
　　天山已半出，龙城无片云。汉世平如此，何用李将军！
　　句意苍凉，一方面思想情调非常接近鲍照《拟行路难》中的名篇，另一方面则比鲍照诗更逼近唐代边塞诗的风格，格律也更为精严。应该说，吴均的乐府诗，是鲍照诗和唐边塞诗之间过渡连接的一个重要环节。或许与他本人所具的史家气质有关，他的许多乐府诗，常带有齐梁人诗中少见的沧桑之感，不无历史的深度和厚度。像《行路难》中 君不见，西陵田，纵横十字成陌阡。君不见，东郊道，荒凉芜没起寒烟。尽是昔日帝王处，歌姬舞女达天曙。
　　今日翩妍少年子，不知华盛落前去 的诗句，感慨古今盛衰，北宋贺铸的咏史名篇《将进酒》词，命意风格颇与之相近。此外，他也曾写了不少体现时尚的清丽之篇，如《酬周参军》：日暮忧人起，倚户怅无欢。水传洞庭远，风送雁门寒。江南霜雪重，相如衣服单。
　　沉云隐乔树，细雨灭层峦。且当对樽酒，朱弦永夜弹。
　　辞藻俊美，声律相当精致，仍是齐梁诗的风格。
　　①　　 《隋书？天文志》中，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②　　 同上书。
　　阴铿字子坚，历仕梁陈两代，生卒年不详，在梁后期到陈朝的诗人中，诗风比较接近永明体诗人，后世常将他与何逊合称为 阴何.他的文学成就不如何逊，其诗虽擅长写景和羁旅之情，但比之何逊等人，雕琢的意味更重，风格也更纤弱。但就诗的格律而言，则已相当成熟，失粘失对的情况有所减少，不少篇章接近初唐人所作。其新巧工美之作如《晚泊五洲》：客行逢日暮，结缆晚洲中。戍楼因堪险，村路入江穷。水随云度黑，山带日归红。
　　遥怜一柱观，欲轻千里风。
　　足见阴铿诗的风格成就。
　　２。宫体诗及其作者
　　宫体诗是一种大致发生于梁武帝统治中后期而泛滥于陈的文学现象，在题材内容上以描写宫廷仕女生活和闺中艳情为主，在形式上则对声律和辞采极为讲究，风格华艳冶丽，以至流入轻靡淫邪，所谓 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 ①。它最早的倡导者和积极创作者，是梁简文帝萧纲和其弟萧绎。萧纲的文学主张是放纵情性， 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 ②。但实际上由于内心情感的苍白，其诗并不入情，描写女性容貌体态服饰，无非是外部特征的刻画和浓艳的词藻堆砌，且趣味往往低俗。如他写女人的睡态： 梦笑开娇靥，眠鬟压落花。簟文生玉腕，香汁浸红纱。
　　夫婿恒相伴，莫误是倡家 ①，末二句口吻尤其轻薄。萧绎即后来的梁元帝，他的文学主张与萧纲相同，提倡轻艳，重视声色，认为 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 ②。但其集中大量的咏物诗、具名诗、戏作诗、闺怨诗等等，多见思致浮浅，少有可观，如《咏歌诗》： 汗轻红粉湿，坐久翠眉愁。传声入钟磬，余转杂箜篌 ，内容非常空洞乏味。
　　除萧纲兄弟，梁代宫体诗人尚有庾肩吾、徐陵等人。庾肩吾字子慎，祖籍新野，兄、子都是著名文人。他很早就追随萧纲，与徐摛等同为 高斋学士 ，在宫体诗创作中尤其讲究声韵和雕章琢句。其诗固不乏新巧之句，有些甚至通篇似唐律，完全不见失粘现象，对仗技巧也很高超，如《岁尽应令》、《山池应令》诸诗。但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属应命之作，风格纤丽，内容单薄，情感空虚。如《咏美人看画》诗 看妆畏水动，敛袖避风吹，转手齐裾乱，横簪历鬓垂 之类的描写，完全是一种病态的欣赏趣味。徐陵字孝穆，祖籍东海，是徐摛之子。其创作时跨梁陈两代，在梁与庾信等共倡靡丽轻艳的 徐庾体 ，又奉萧纲之命编选《玉台新咏》，以扩大宫体诗的影响。入陈之后，号称 一代文宗 ，撰作了不少各体文章，风格也比在梁时略显多样化。其诗运用格律更见精整，所作《陇头水》、《关山月》等乐府诗，遒丽高古，对李白等人的创作颇有影响，如《关山月》之一：关山三五月，客子忆秦川。思妇高楼上，当窗应未眠。星旗映疏勒，云阵上祁连。
　　战气今如此，从军复几年。
　　诗的格调不俗，堪称边塞乐府的上乘之作，但这类诗在徐陵作品中并不居主要地位。
　　陈中期的诗人以张正见所作尚有可观。其人虽着意于辞采技巧的雕琢，但在音调句意上仍不乏畅朗隽丽的佳构，颇有一些好句，如 朔气凌疏木，江风送上潮 、 天路横秋水，星河转夜流 之类。
　　到陈后期，宫体诗完全成为陈后主、江总、姚察等一班末世君臣狎客文人表现其醉生梦死的宫廷享乐生活的靡靡之音，其代表之作，就是陈后主的乐府诗《玉树后庭花》：丽宇芳林对高阁，新妆艳质本倾城。映户凝娇乍不进，出帷含态笑相迎。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
　　其诗浮靡轻艳已极，通篇充满取悦声色耳目感官的妖姿冶态描写，可谓 兴寄都绝.陈朝就在这样的靡靡之音中走向灭亡，这类诗也因此成为亡国之音的代名词。
　　①　　 何堂坤：《机械和物理知识的萌芽》，《中华文明史》，河北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71-179页。
　　②　　 《文献通考》卷 28 《选举考 1》。
　　①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看，直到春秋中期为止，我国黄金使用量还是很少的，黄金货币大约是到了战国时期才在南方的楚国开始盛行。《汉书》的作者想必有所依凭，待考。
　　②　　 铜绿山考古队：《湖北铜绿山春秋战国古矿井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 2期。
　　七、南朝文学（下）
　　（一）精美的辞赋与骈文名篇
　　１。刘宋文章赋作
　　和入宋后诗风的兴盛相一致，永初元嘉以来的骈文作品创作也一改东晋的寥落而步入繁荣时期。由于上接东晋文坛的玄淡之风，此时的作品尽管看重辞采，较之齐梁以后的绮艳，许多骈文名篇仍是文质兼备，有自然清丽之致，并没有完全被严格而狭窄的声律技巧所约束。其中著名的作者，宋初有傅亮、颜延之、谢灵运之俦；中期以后，则有范晔、鲍照、谢惠连、谢庄等人。
　　宋初的傅亮擅长以骈文作章表教令等应用文体，刘裕称帝时， 表策文诰，皆亮辞也 ①。《文选》收入了他在晋宋之际作的《为宋公修张良庙教》、《为宋公修楚元王墓教》、《为宋公至洛阳谒五陵表》等四篇文章，皆写得清畅而富文采气势，句法技巧都十分讲究。谢灵运之文颇重丽采，所作《山居》、《岭表》、《长溪》等赋，对山水林园巧为刻画，辞藻繁密，接近其诗的风格。颜延之文章的特点是铺陈文采，好用典故，极重骈偶。其名篇如《赭白马赋》、《陶征士诔》，从序到正文都无句不骈，文辞精整。《陶征士诔》对渊明平生个性为人生活境遇有真切和富有感情的描述，表现出作者与陶渊明共有的耿介性格，通篇文辞清美雅澹，虽用骈句但情思流畅。序中述陶渊明的生活 灌畦鬻蔬，为供鱼菽之祭；织絇纬萧，以充粮粒之费。心好异书，性乐酒德，简弃烦促，就成省旷 ；诔中记与陶交往的言辞： 念昔宴私，举觞相诲，' 独正者危，至方则妨，……' 尔实愀然，中言而发：' 违众速尤，迕风先蹶，身才非实，荣声有歇。'睿音永矣，谁箴余阙 ，都是很有文学和史料价值的文字。
　　鲍照的辞赋文章为当时之冠，其名篇有《登大雷岸与妹书》、《芜城赋》、《舞鹤赋》等。《登大雷岸与妹书》是鲍照在元嘉十六年秋出任临川国侍郎时在路途中所作，记述旅程中所见山川景色，峰峦奇崛，烟云变幻，情景交融，可谓 尽态极妍，矫厉奇工，独步千载 ①。《芜城赋》是六朝辞赋中最杰出的作品之一，作者以惊心动魄之辞，感慨古广陵城的兴衰变化，凭吊古今，含意很深。赋文采用前后对比之法，起笔气势雄浑突兀，写出广陵的繁荣，继而以惨淡的色彩渲染广陵的荒芜景象，中间仅以 出入三代五百余载，竟瓜剖而豆分 两句作为转折，极见洗练含蓄，将广陵凋败的原因完全留给读者自己去想象体会。赋中的铺叙清丽幽婉，辞藻音节都很讲究，情采浓郁，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末段再带起全篇，抒情尤见精采：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抽琴命操，为芜城之歌：……边风急兮城上寒，井迳灭兮丘陇残，千龄兮万代，共尽兮何言！后人因此认为，鲍照骈赋的成就，当时大致只有江淹 差足颉顽，而奇峭幽洁不逮 ①。
　　①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二册，《全晋文》卷八十二。
　　①　　 《宋书》卷六十六《何尚之传》。
　　①　　 《宋书》卷七十四《臧质传》。
　　范晔《后汉书》中序论大多为 笔势纵横 、 精意深旨 ②的骈文名篇，其文具有辞采雅洁隽美，文气疏宕清畅，音节浏亮和谐的特色，对后世的文学和史学创作很有影响。此时期谢惠连和谢庄分别作有《雪赋》、《月赋》，也是当时的骈赋名篇。这两篇赋都沿用汉赋自设宾主陈说事物的格式，又加入清婉的韵味思致。谢惠连《雪赋》假托梁王雪天在兔园雅集宾客，为赋作歌，对瑞雪从初降到覆盖原野的情状有精致的描写，如白雪堆积下的园林： 台如重璧，逵似连璐，庭列瑶阶，林挺琼树。皓鹤夺鲜，白鹇失素，纨袖惭冶，玉颜掩姱 ，譬喻繁丽，极尽形容之力，最后以 乱辞 赋与白雪老庄虚澹无为的哲理内涵： 节岂我名，洁岂我贞？……纵心皓然，何虑何营！ 谢庄《月赋》拟托曹植清夜怀故人，命王粲作赋，其优美更有过于《雪赋》。
　　如写皓月秋夜 气霁地表，云敛天末，洞庭始波，木叶微脱。菊散芳于山椒，雁流哀于江濑。升清质之悠悠，降澄辉之蔼蔼。列宿掩缛，长河韬映。柔祇雪凝，圆灵水镜 ，天地的澄彻空明，秋光的淡远凄清，都毫无痕迹地点染而出。篇末 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 的歌辞，更开启了后人无限的诗思。
　　②　　 《宋书》卷七十九《竟陵王刘诞传》。
　　２。齐梁文坛的典丽及骈文的成熟化
　　入齐之后，骈文完全发展到成熟阶段。随 永明声律说 的提出，文章格律句式更加严整讲究，不仅对偶工稳，音节和谐，辞采华美，用典工巧贴切，而且通篇字句整齐，或四或六，少见散句。这种典丽之文最初的代表作者，是齐梁时的沈约和任昉，但今日看来，他们可以称道的作品并不太多。
　　只是沈约《宋书》中有些传论如《谢灵运传论》、《恩幸传论》，或精美或议论犀利，堪称很好的骈文。
　　齐梁时，真正成就很高的骈文与辞赋作家，其实当推江淹和刘峻二人。
　　除此之外，谢朓、孔稚珪、丘迟、吴均等也都有可述之篇。
　　江淹的 恨别 二赋是六朝抒情小赋的名篇。《恨赋》列举许多古人失志幽恨之事，用以抒发他早年时怀才不遇，屡遇坎坷的内心悲慨。开篇言 试望平原，蔓草萦骨，拱木敛魂，人生到此，天道宁论！ ，发语警策，有如鲍照。以下分叙从帝王诸侯到迁客流人的各类幽恨，而最终归于 此人但闻悲风汩起，泣下沾襟，亦复含酸茹悲，销落湮沉 的感愤，足见作者借他人杯酒浇自己块垒之意。《别赋》的作法与《恨赋》相同，也是以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 带起全篇，随后列举古人许多伤离恨别之事，代为抒情，而情感把握相当准确，辞采比《恨赋》更为精妍。如篇中 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珪，明月白露，光阴往来 的句子，借春草春水，秋月秋露衬写别情，凄婉而意境清美，不愧千古名句。江淹之文也颇有名篇，《诣建平王上书》即是一篇情感真切动人，辞意清峻的佳作，可与其骈赋媲美。
　　刘峻（４６２- ５２１年）字孝标，平原（今山东淄博）人。他一生经历极为坎坷，幼时曾陷于北魏，后又出家为僧。在南朝因个性高傲耿介而在仕途上始终受压，后弃官归隐，郁郁而终。刘孝标文学上有很高才华，但身后寂寞，作品存留不多。他的骈文清丽隽雅，格调很高，而抨击时弊，言辞十分犀利尖锐。其代表作有《广绝交论》、《辩命论》、《重答刘沼陵沼书》等，都是文意精工，情感深挚的杰作。如《广绝交论》是刘孝标有感于生前提携后进不遗余力的任昉身后凄凉，深恨世态浇薄，故仿后汉朱穆《绝交论》所写的刺世之作。论中感慨古来 风雨急而不辍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 的 素交 已尽，用赋法生动铺叙代之而起的 利交 的五种形式 势交 、 贿交 、 谈交 、 穷交 与 量交 ，进而指出 因此五交，而生三衅 ，对当时社会中势利小人的无耻心态行为给予尖锐的批判。最后点出他所以愤激的原因和断然与此浊世决绝的态度，表现出高洁的人格追求。全文辞采华赡，骈偶工整，用事贴切，说理极富逻辑性，气势雄健，情感充沛，是六朝骈文中一流的析理之篇。《重答刘秣陵沼书》是一篇悼念友人的短文，仅２００余字，但含意相当丰富，每层意思之间结束干净，转折自然。且音节疏宕，文藻秀雅，句末连用五典倾吐对亡友的怀念： 若使墨翟之言无爽，宣室之谈有征；冀东平之树，望咸阳而西靡；盖山之泉，闻弦歌而赴节。但悬剑空垅，有恨如何！ 然而清隽宛转，丝毫不觉堆砌，显示了作者内心深至的友朋之情和高超的驾驭典故能力。
　　谢朓的《拜中军记室辞随王笺》是一篇情感真挚而文辞清丽的骈文，文中表达了对随王子隆知遇之恩的衷心感激，也很含蓄地流露出对无法预料的政治前景的深深忧惧。像 不悟沧溟未运，波臣自荡，渤澥方春，旅翮先谢 ， 如其簪履或存，衽席无改；虽复身填沟壑，犹望妻子知归 等都是思致跌宕，音节铿锵的警策之句。孔稚珪的《北山移文》是一篇雅谑嘲戏之文，篇中用拟人方法，借山灵之口，对当时那些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阙之士隐仕选择上的矛盾行为作一番谑而不虐的讥讽，全篇文字精绝，声律对仗等语言形句都相当完美，堪称骈文中一篇艺术成就很高的成熟之作。像 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独举，青松落荫，白云谁侣 等诸多名句，都为后人所激赏。吴均的骈体山水之篇也是当时非常出色的骈文作品。如著名的《与宋元思书》，将从富阳到桐庐一百多里的山水景色，摹写得如诗如画，隽秀无伦： 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鸢飞唳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返。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 ，鱼水峰树，历历在目，《水经注》及后世许多山水文学篇章中，都可看其影响之痕迹。当时另一位著名文人丘迟所作的《与陈伯之书》也是一篇优秀的骈文作品，文中对叛梁降魏的将军陈伯之层层譬喻，责之以大义，晓之以事理，并动之以故国乡关之情，收到了很好的说理效果。篇中的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 等名句，古往今来，一直脍炙人口。
　　至梁以降，骈文在形式技巧上完全成熟，赋与文之间的区别也趋于消失。
　　徐、庾等人之作，辑裁巧密，格律精整，已开启唐代律赋和四六文风。而宫体诗歌的轻艳绮靡，也 多施于词赋 ①，以致时文每见 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采 的风格面貌，代表作品有萧纲的《荡妇秋思赋》、徐陵的《玉台新咏序》等。如《玉台新咏序》，本意是为说明该诗集的编纂之旨，但却大量描写宫廷女性的生活。像 南都石黛，最发双娥；北地燕脂，偏开两靥。……
　　惊鸾冶袖，时飘韩掾之香；飞燕长裾，宜结陈王之佩 这类浓丽冶艳充满绮罗香泽之气的句子随处可见。每句隶事用典，对仗工整，声律极其讲究，是标准的宫体骈文。
　　①　　 《宋书》卷五十六《孔琳之传》。
　　（二）丰富多采的小说创作
　　南朝小说创作较之两晋时期，无论数量和质量都有很大发展。志人类小说中，有集魏晋以来诸多佚事琐言记述之大成的杰作《世说新语》问世；志怪类小说则不仅在人物、情节、辞采等艺术性方面更加成熟，内容方面也由于大量因果报应之类佛经灵异故事的加入而更趋丰富复杂。
　　１。《世说新语》和其他志人小说
　　自汉末以来，品评人物，谈论玄理之风开始在士大夫中流行，上层名士挥麈清言的放达风流，成为社会追慕的时尚。为了记述清谈之士言语辞令和风流之举，专记人物琐言佚事的小说类作品相应出现，比较著名的有西晋郭颁的《魏晋世语》，东晋裴启的《语林》和郭澄之的《郭子》等。在这些作品基础上，刘宋元嘉年间，临川王刘义庆在江州招聚文士，组织修撰了《世说新语》这部广泛记载从汉末到宋初的名士的思想言行举止的著作，有些记载，还直接采自《语林》、《郭子》等书。到梁代，刘孝标为之作注，引用古籍达４００余种，征辑繁富，广备异闻，扩充了此书的内涵。
　　《世说新语》全书共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３６门，内容大致包含三个方面，其一是沿袭汉末清议品鉴人物的传统，记载了３００年中士族社会对各类人、事乃至山川景物形貌风神的品鉴题目。《识鉴》、《赏誉》、《品藻》、《言语》、《容止》等篇中的大量清辞隽语，其余篇章对人物的一些诙谐戏谑之言，都属这一方面的内容。品题的性质目的尚可分为功利的、审美的和游戏的三类。《赏誉》篇中记陈蕃言周乘 真治国之器，譬诸宝剑，则世之干将 是第一类之例；《容止》篇记山涛言嵇康 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 ，时人目王恭 溜灌如春月柳 是第二类之例；《排调》篇记庾亮以刘爱为 羊公鹤 的雅谑，则是第三类情形的例子。
　　其二是反映社会的哲学思想风貌，记载了魏晋以来的玄言清谈。其内容既有对玄学理论观点以及谈论者双方所持见解的直接反映，也有很多关于名士间挥麈论难的风雅之举本身的细致描述。前者如《文学》篇中所载： 王辅嗣弱冠诣裴徽，徽问曰：' 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何邪？' 弼曰：' 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恒训其所不足'；该篇关于 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座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辨其理之所在 的记述，则是后一种情形的典型。
　　其三是反映士族阶层的精神文化生活，记载了大量有关饮酒、服食、隐逸的放达之习和名士旷远真率亲近自然的萧散风度以及高度文学修养的故事。如 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畅，虽当世贵盛，不肯诣也 ①； 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 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 ②；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 ③之类饶有逸趣的文字，全书俯拾皆是，往往生动简炼，着墨不多，即已写照传神。
　　《世说新语》的记载，既是重要的史料，也是非常出色的文学作品，如明人所言： 或词冷而趣远，或事琐而意奥，风旨各殊，人有兴托 ①，在古代小说史中有不朽的地位，对后世笔记文学创作亦影响极深。《世说新语》的语言尤可称道，风格清新隽雅，言约旨远，富于文采与哲思，概括力和表现力很强。胡应麟称赞说： 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忽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古今绝唱也 ②。而书中所保存的许多魏晋以来口语方言，不仅增加了叙事的生动性，对研究中古语言的发展演变也极具价值。
　　南朝时期的志人佚事类小说，除《世说新语》外，尚有虞通之《妒记》、沈约《俗说》及《殷芸小说》等若干种。
　　①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047 册，第 585页， 散卒而灭 作 散卒不灭.②　　 《汉书》卷七十五，《李寻传》，唐颜师古注引三国孟康说。
　　③　　 《傅子？仁论》。
　　①　　 何堂坤：《关于我国古代 破镜 重圆技术的初步研究》，《四川文物》1988年　　 第 6期。
　　②　　 《傅子？贵教》。
　　２。志怪类小说
　　南朝时期佛教对志怪创作的影响大致表现在素材与形式两个方面。在素材上，此时不仅佛教的阴司地狱，轮回转世之类的观念形象进入作品之中，一些志怪还往往吸取佛经中一些寓言故事的原型而渐加以改造，丰富扩大了题材范围。在表现形式上，此时志怪对佛经故事生动奇幻的艺术手法的借鉴，冲破了传统的神怪人鬼间平面单一的交往关系，所谓 梦幻式 、 离魂式 、 死而复生式 的叙写模式大量出现，使志怪的情节变得更加复杂而富于想象力。从类型上，南朝志怪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种虽在题材内容上表现出佛教的影响，但仍属传统的记述异闻， 张皇鬼神，称道灵异 类型；如《搜神后记》、《异苑》、《幽明录》、《齐谐记》、《续齐谐记》等；另一种则带有浓厚的佛教徒自神其教，宣扬佛理色彩，几乎就是 释氏辅教之书 ，如《宣验记》、《冥祥记》等。就艺术性而言，后者明显劣于前者。以下择要简述数种：《搜神后记》：今存１０卷，共１１６条，一般认为是陶潜所作，成书约在元嘉时期。其内容略同于《搜神记》，记述各种神灵仙怪狐鬼故事，如 丁令威 、 白水素女 、 李仲文女等，都是饶有特色，曲折清澹，对后世很有影响的作品。此书中有两方面内容最值得注意，其一是宣扬佛法和提倡信佛的内容，反映了东晋以降佛教深入社会的情况；其二是文笔优美的神仙洞窟的故事传说，如 桃花源 、 穴中人世 、 韶舞 等。和仙境相比，洞窟生活具有更强烈的现实性，这类传说的大量出现，反映了在东晋末年战乱饥馑社会中人民的理想追求。
　　《幽明录》：隋志著录２０卷，为刘义庆组织门下文士所撰，今存辑本，有佚文２６５条。属南朝志怪的一部杰出之作，内容丰富而文笔澹美，且多采录当代之事，颇具现实感，在内容形式许多方面比《搜神记》有新的进步。
　　刘晨阮肇二人天台山遇仙是书中最著名的故事之一，情节细腻生动，较之以前的同类故事，更有爱情色采和生活气息，其事成为后世各类文学中广泛采用的典故。由于受作者宗教信仰影响，书中宣传佛法无边，鬼怪受制于佛门及冥间地狱、因果报应的故事相当多， 新死鬼 的一类故事，写得入情入理颇有意趣。 卖胡粉女子 和 庞阿 ，分别用 复生 、 离魂 的情节来表现忠贞的爱情追求，极有特色，为后世作者所仿效。
　　《异苑》：为刘宋刘敬叔撰，其名仿刘向《说苑》，今存１０卷共３８２条。所载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有一些故事颇有特色，如刘邕嗜痴成癖的故事、鳝父庙的故事，都具有一定现实批判意义。温峤牛渚燃犀的传说想象奇丽，亦成为后世诗文创作常用的典故。
　　《续齐谐记》：为吴均续齐东阳无疑的《齐谐记》所作，今存１卷１７篇，亦为南朝志怪中的优秀之作。书中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内容，如比较集中地记载了民间时俗的传说如正月十五食白膏粥祭蚕神、三月上已曲水流杯、端午作五花丝粽纪念屈原、七夕牛女相会、重九佩茱萸饮菊花酒免灾等，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习。赵文超与清溪小姑的爱情故事是一则十分美丽的人神相恋故事，文笔摇曳多姿，后人评论其 得《九歌》如余意 ①。 阳羡书生 系据佛经故事原型改编发展，情节十分奇诡变幻，想象丰富，与以往志怪传说的叙写方式完全不同，后人谓之 阳羡鹅笼，幻中出幻 ②，反映出中古时期中印文化的交流融合情况。
　　①　　 《三国志》卷二十九，《虞翻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吴书》。
　　《冥祥记》：为王琰所撰，原作１０卷已佚，现有佚文１３１条。王琰为佛教信徒，撰写此书的目的在于宣扬佛教的灵异，劝人奉佛，故内容不外善恶报应，念佛应验或高僧神迹等。其中《赵泰》一篇通过赵泰死后复苏故事，细致详尽地描述阴间地狱的恐怖景象，以劝人向善戒恶，皈依佛教，情节生动，艺术上颇为成功。此书由于说教意味很浓，情节不少雷同，但从小说角度看，许多故事离奇曲折，叙事详尽，并运用多种描写手法，时见精采之笔。
　　②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七，《如是我闻？一》。
　　（三）文学评论著作与诗文选集
　　１。《文心雕龙》与《诗品》
　　魏晋以来各体文学创作的繁荣，推动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成熟发展。体大思深的《文心雕龙》和古代第一部诗歌评论专著《诗品》是南朝文坛上最重要的两部理论杰作。
　　（１）刘勰《文心雕龙》《文心雕龙》是古代文学批评史上一部空前绝后的理论巨著，其作者刘勰（约４６５- ５２１年①）字彦和，东莞莒（今山东莒县）人，先世渡江后侨居京口。刘氏门第低微，刘勰因家贫早孤，甚至无力婚娶，于是入定林寺依僧佑十余年。在佛寺阅读了大量佛典和经史文学著作，大约在齐末写出《文心雕龙》一书，为此受到沈约的钦重。以后刘勰在梁朝作过几任小官，还一度为昭明太子萧统所赏接。晚年正式在定林寺出家为僧，不到一年即去世。
　　《文心雕龙》共１０卷５０篇，分上下两部。由于受到佛典结构严整的影响，这本巨著在体系结构上也十分周密完备。全书大致可分四大部分，《原道》以下５篇是总纲，揭示指导写作的总则；《明诗》以下２０篇分论各体文章的性质、源流及写作的规范；《神思》以下１９篇泛论写作方法，相当于创作论；《时序》以下５篇杂论与写作有关的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方面问题；而最后的《序志》是该书的自序。
　　《文心雕龙》中有关创作的指导思想主要是儒家思想，这是由刘勰本人崇奉儒学的人生态度以及当时南朝儒学复兴的社会大背景所决定的。他主张为文要宗经重道， 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 ，一切文章都源自六经，而六经为文章的法式，为文须 倚雅颂 ，始是 即山而铸铜，煮海而为盐.关于创作的主体和客体，刘勰认为作者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客观事物，文学作品之美是自然美的反映。作者的思想情感随万物的变化而变化： 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即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物色》）。而在创作中，主观情感和客观景物之间，又是互相融汇交流的。作者的个性，也影响到作品的风格。对作品的内容与形式，刘勰主张二者必须统一，要文质并重，而内容尤其要充实， 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鞹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 ， 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情采》）因此他注重 风骨 ，对当时只重文辞之美的文风持批评态度。同时刘勰对文学创作中的方法技巧问题也极为重视，对文章谋篇布局、构思想象、整体风格、遣词造句以至结构、声律、对偶、用事、修辞方式等等都有具体而详尽的阐释。
　　除去对文学创作活动本身的研究探讨，刘勰在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方面，也有许多重要而深刻的见解。他认为文学的盛衰发展和历史传承以及当时的社会政治思想状况有密切关系，而不仅仅取决于作家个人的才华。他强调文学创作的 通 与 变 ，又提出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的卓越观点，并以建安文学为例，指出其创作的繁荣出自 世积乱离，风衰俗怨 的社会条件。关于文学批评，刘勰非常重视批评的公正性，反对在其中杂以个人偏见，以一己之爱好理解去衡量作品。不能 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 ，而是要如 圆照之象，务先博观 ，然后评论文学作品 平理如衡，照辞如镜 ，真正做到客观公正。刘勰论文，正是遵循了这样的标准。
　　①　　 《晋书》卷 49 《嵇康传》。
　　《文心雕龙》总结了历代文学创作的规律，继承了古代千余年间文学思想理论并作出系统的创造性发展。尽管不免有些局限和缺陷，但该书的确是一部论述广泛，体系完整、见解深刻的杰出巨著。由于用精美的骈文写成，许多篇章，本身又是极好的文学作品。
　　（２）钟嵘《诗品》《诗品》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论专著，其作者钟嵘（约４６８- 约５１８年）字仲伟，祖籍颍川长社。钟氏原为颍川望族，富于学术文化传统，钟嵘的父祖官位不高，但钟嵘兄弟三人都好学能文。钟嵘在齐梁时期做过王国侍郎、县令、参军、记室这类小官，曾和谢朓等人有过交往，５０余岁死于作梁晋安王萧纲记室任上。《诗品》一书最初也称为《诗评》，撰成于梁武帝天监十二年以后，它的写作，和魏晋南朝以来五言诗的繁荣发展及当时分品论人取士的风气有密切关系。全书共３卷，分置上中下三品，评论了从汉魏到齐梁的１２０多位五言诗作者，上品１２人，中品３９人，下品７２人。各卷之前原有序，后人将它们合置于全书之首，即《诗品序》，主要阐述了写作缘起、体例、特点及诗歌的本质特色、五言诗的历史发展等问题，其中包括了钟嵘主要的诗歌批评理论，实际是全书的总纲。
　　和刘勰一样，钟嵘在思想上也崇尚儒学，所以他的诗歌评论也常见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不过在具体问题上，则仍然遵循诗歌创作的艺术规律。如诗的性质，他认为基本特点在于吟咏性情，情感的产生，来自自然界四时景色的变化和社会生活中的悲欢离合，对传统诗歌的政治讽谕教化功用则并不十分强调。由于诗的抒情性质，钟嵘在创作上重视 兴、比、赋 艺术手法的运用，主张 直寻 而反对 补假 ，并对刘宋以来诗中用典太过的趋向提出批评，认为 吟咏性情，亦何贵于用事！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 ，堆砌典故， 拘挛补衲，蠹文已甚.钟嵘欣赏诗的自然美，因此对声律说持反对意见，认为使得诗歌 文多拘忌，丧其真美.这一观点自有其合理之处，只是过于绝对化，忽视了诗的音节之美其实也是自然美的一个方面，而钟嵘自己，也是主张诗的 清浊通流，口吻调利 的。和刘勰一样，他也主张好诗应文质相辅，风力和丹采相结合，所谓 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 ，既有充实的社会内容和思想情感，又有华美的文采，如是始能使五言诗 有滋味 即具备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对古今诗人和历代五言诗，钟嵘有很多中肯精审的评价。在对诗人个体进行评论时，大体上是按 致流别 、 掎摭利病 、 显优劣 的程序，辨析该诗人诗作的渊源流变，分析其作品内容与形式的优缺点并比较衡量作者间的成就高下。其方法颇具开创性，所用语言形象生动，辞采清美。如论曹植对文学的影响： 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 ；论谢灵运诗瑕瑜互见的特点： 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 等等。由于时代风气影响，钟嵘在具体评价作者时，往往又不由自主地表现出对典雅华丽文风的偏爱，有重形式而轻内容，重雕饰而轻质直的倾向。譬如他将陶渊明、鲍照列中品，将曹操列于下品的做法，颇为后世所批评。而这种品第失当，表现出了《诗品》评论诗歌的某种局限。
　　２。《文选》与《玉台新咏》
　　文学创作的发展，使文坛名篇佳什大量涌现，为了满足人们诵读传播的需要，诗文选本的编纂应运而生。南朝萧统所编的《文选》和徐陵所编的《玉台新咏》，是当时两部重要的文章和诗歌的选集。
　　（１）《文选》文学总集的编纂最早始于晋代，但今日所能见到的最早和最有影响的诗文总集，则是萧统的《文选》。萧统（５０１- ５３１年）字德施，为梁武帝长子，天监元年立为太子，性爱文学，有多种著述，后病死，谥昭明，故《文选》又称《昭明文选》。
　　《文选》共３０卷，是萧统在东宫时借助宫中丰富的藏书和身边的众多知名文士编纂而成，其中共收录了从周秦至于六朝的大约８００年间知名或佚名的１３０余位作者的辞赋、诗歌、各种文章作品，共７００余篇，各种文体的主要代表作都大体在内。
　　对古今汗牛充栋的文章，《文选》采用分门别类，去芜存精的处理方式，其间涉及到选者的文学观和文体分类辨析标准。萧统在《文选序》中阐述了这方面的意见，对于文章，他认为应是 事出于沉思，义归乎藻翰 ，有深刻的题材，充实的内容，同时又要有很好的艺术构思和语言辞藻之美，达到 文质彬彬.这样的见解比较接近刘勰钟嵘的观点，是对齐梁时期过于注重形式文风的一种带折衷性质的温和批判，也给集中选取作品定出一条关于文学性的具体标准。除了不能剪裁的圣人经书外，《文选》不选先秦诸子、历代史传、谋臣辩士的说辞，原因就是这些文章 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 ，首先并不是以文学性为依归，不属于真正独立意义上的文学。对各类文体，《序》以发展变化的观点作了较细致的辨析，溯本及末，力图展示当时由于文章的实用价值的提升所引起文章体裁日益繁杂多样的客观现实。根据其分类的标准，《文选》将所录作品分为赋、诗、骚、七、诏、册、令、教乃至吊文、祭文等３７类，其中赋又细分为１５门，诗共分为２３门。这样的分类法虽显得比较琐碎，但却适合当时文人作文的实际需要。
　　《文选》在当时和后世都很受重视，研究《文选》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号 选学.唐代李善的《文选》注，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以后又有《文选》五臣注，远不及李注，但也间有可采。
　　（２）《玉台新咏》《玉台新咏》是徐陵奉太子萧纲之命编选的一部诗歌总集。全书共１０卷，收入汉代以来的诗作６００余首，绝大部分为五言诗。
　　《玉台新咏》成书于宫体诗盛行的梁朝中期，其选编的直接目的，如徐陵序中所说，是因当时梁朝宫中众多的妃嫔，由于深宫寂寞，需要用读书作文来充填空虚无聊的生活。所以《玉台新咏》将散在 麟阁鸿都 的 往世名篇，当今巧制 收集抄写，以便她们 披览 ，书成后最初的主要读者，就是这些宫中妇女；另一方面，此集也是萧纲徐陵等人为了扩大宫体诗影响而选出的一部示范集。因此，集中所收录的，主要是言情的和以女性为描写对象的历代诗歌。其中不乏一些优美真挚的爱情诗篇，也有借男女之情托喻君臣友朋关系的，但是也有不少是轻艳的宫体诗，总的来说内容比较狭窄，风格则是比较浮靡的。因此故，后人对这部诗选一直评价不高。
　　平心而论，《玉台新咏》依然有其值得肯定的可取之处，一是选录了许多有价值的古代诗作，这些诗作或是《文选》中遗漏未取、或是名家本集中失载错载的篇章，由于诗集的收入，因而不致于亡佚舛错；其次收入了许多文选所不载的当时诗人作品，有助于对齐梁文学风格流派的研究；而最重要的，是诗集中突破儒家正统的文学观念，不仅收录了许多古代优秀的乐府民歌，而且在诗歌发展进程中保留了民歌应有的地位。著名的《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即是由此集首次收入。
　　（四）清新婉丽的南朝民歌南朝沿袭东晋的偏安局面，在江南优越的自然条件下，经济和文化进一步发展。与商业与城市的繁荣相一致，作为 新声杂曲的民歌 日盛于廛里 ②，并最终取代因战乱而散亡殆尽的晋世雅乐，被收入乐府，配合歌唱。
　　南朝乐府民歌现有４００余首，收存在南宋郭茂倩辑录的《乐府诗集》中，大多属 清商曲辞.根据其产生的地域和功用的不同，清商曲辞分力《吴声歌》、《神弦歌》和《西曲歌》三类，神弦歌为祀神之歌，为数不多，最重要的是吴歌和西曲两种。吴声歌凡３００余首，其曲辞有《子夜歌》、《子夜四时歌》、《子夜变歌》、《大子夜歌》、《上声歌》、《欢闻歌》、《欢闻变歌》、《阿子歌》、《前溪歌》、《丁督护歌》、《团扇郎》、《碧玉歌》、《桃叶歌》、《懊侬歌》、《华山畿》、《读曲歌》等２０余种，产生于长江下游地区。如《乐府诗集》所言，是 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也 ③；西曲歌凡百余首，曲辞有《石城乐》、《莫愁乐》、《乌夜啼》、《估客乐》、《襄阳乐》、《三洲歌》、《采桑》、《江陵乐》、《平西乐》、《寿阳乐》、《来罗》、《寻阳乐》、《夜渡娘》、《拔蒲》、《杨叛儿》、《月节折杨柳歌》、《西乌夜飞》、《青骢白马》等等，比较零散。它们 出于荆、郢、樊、邓之间，而其声节送和与吴歌亦异，故（依）其方俗谓之西曲 ④，实际上是长江中游及汉水流域的民歌，它和吴声的不同是声调较为清亢，不完全似吴歌的柔婉，加上荆襄一带人常出门经商，内容上也略为多见写行旅和怨离伤别之情。
　　吴声西曲大部分是婉丽柔媚的情歌，所反映的思想和社会内容较少。其原因大抵是由于它们本采自江南最富庶繁华的三吴荆襄地区的城市都邑，山川秀色，物产丰盛，民风轻靡，市井中亦多征歌逐舞，流连声色之习，如《南史》所形容的 都邑之盛，士女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渌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无往非适 ①。而南朝统治集团中流行的放荡越礼之风，使整个社会上层精神委靡，耽爱女伎宴乐，热衷于以男女之情为主题的委巷歌谣的欣赏创作。这样的风气，也极大地影响了民歌作者的趣味追求。不过，民歌中的情感表达，仍然有一种健康纯朴之气，不像以后宫体诗那样每每充满病态美和轻薄情调。这些歌辞绝大多数以女性富于激情口吻写出，表现出封建时代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平民妇女对幸福情感的渴求， 气清明月朗，夜与君共嬉。郎歌妙意曲，侬亦吐芳词 （《子夜歌》）。她们对待感情的态度，或炽烈大胆： 怜欢敢唤名，念欢不呼字。连唤欢复欢，两誓不相弃 （《读曲歌》）， 折杨柳，百鸟园林啼，道欢不离口 （《读曲歌》）；或死生缠绵： 闻欢下扬州，相送楚山头，探手抱腰看，江水流不断 （《莫愁乐》）， 锲臂饮清血，牛羊持祭天。没命成灰土，终不罢相怜 （《欢闻变歌》）。
　　因为爱情没有保障，她们内心常常有无法消除的凄苦感伤： 虽得叙微情，奈侬身苦何 （《夜度娘》）， 黄蘖万里路，道苦真无极 （《读曲歌》）， 啼着曙，泪落枕将浮，身沈被流去 （《华山畿》）等等诗句，都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女性的悲剧命运，也是乐府民歌的社会意义所在。在艺术方面，这些民歌也是很有特色的。歌辞中的譬喻方法，想象新巧奇妙，如 欢作沉水香，侬作博山炉 （《杨叛儿》），希望与情人密切相依，同生共死： 想闻欢唤声，虚应空中诺 （《子夜歌》），生动表现出思念情人的痴迷之状； 打杀长鸣鸡，弹去乌臼鸟，愿得连冥不复曙，一年都一晓 （《读曲歌》），更是譬喻新奇，想象独特，不仅作者的心情宛然如见，对以后诗人也有很大启发。至于吴声歌中隐字谐声语意双关的修辞手法，更是南朝民歌的一大特色。其同音异字双关法中最典型的，是以 莲 为 怜 ，以 丝 为 思 ，以 藕 为 偶 ，以 碑 为 悲 ，以 梧 为 吾 等；同音同字双关法最典型的，有以布匹之 匹 喻匹偶之 匹 ，以果实之 子 喻人之 子 ，以曲名药名之 散 喻聚散之 散 等。有时一首诗中，两种双关法同时采用，如 理丝入残机，何悟不成匹 （《子夜歌》）； 金铜作芙蓉，莲子何能实 （《子夜歌》）之类。有些诗中，还有以谐声呼应上句隐语的，如以 道苦 接 黄蘖路 ，以 苦离 接 黄蘖藩 等情形。
　　南朝乐府歌辞中还有少量属 杂曲歌辞 ，其中颇有出色篇章，如著名的《西洲曲》，描写一位少女绵绵不断的相思之情，摇曳宛转，情辞凄美，艺术上极见精致。虽然可能经过文人的加工润色，但仍然不失民歌清新动人的本色，的确代表了南朝乐府歌辞的最高成就。
　　乐府民歌多为五言四句的短篇，由于用于人乐歌唱，音调比较和谐，风格上则每见缠绵婉媚，流连哀思，因此很能吸引当时文人的趣味，先是由后者仿制其篇，进而更在篇制、音律、题材、风格等各方面影响到齐梁新变体诗的产生发展，促进了五言诗的最后成熟。
　　①　　 《宋书》卷四十三《徐羡之传》。
　　②　　 《梁书》卷三《武帝纪》。
　　③　　 《梁书》卷三十二《陈庆之传》。
　　④　　 《乐府诗集》卷四十七，《西曲歌》。
　　①　　 《梁书》卷三十八《朱异传》。
　　八、北朝文学
　　（一）北朝文学发展概况
　　无庸置疑，南北朝时，北方文学的发展不若南方之盛。这一情形，当然和永嘉以后中原长期战乱，北方社会经济文化受到极大破坏，文士凋零的现状有关，如《北史？文苑传序》所说： 既而中州板荡，戌狄交侵，僭伪相属，生灵涂炭，故文章黜焉。 而北朝文学的发展和风格特点，同样和当时北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分不开。
　　１。北方社会文化氛围
　　永嘉之乱以后，北方一直处于分裂状态，先后有匈奴、羯、氐、羌、鲜卑五个少数族所建立的十几个政权存在，相互攻杀，此兴彼亡，历经１００余年，始由鲜卑族的北魏政权在公元４３９年统一北方。拓跋氏来自塞外，经济和政治都十分落后，保留了许多游牧民族的旧习俗。为了维护在中原的统治，他们不得不依靠北方的汉族士大夫和旧有的儒学意识形态。从道武帝时起，统治者的治国之策都是崇重儒教，任用士人，按儒家经典设立官制朝仪，协定音乐律令。但是由于经济上封建化程度不够，鲜卑贵族对汉文化其实始终是心存芥蒂甚至潜怀敌视。如太武帝拓跋焘，虽先后征辟范阳卢玄、赵郡李灵等士人进入朝廷，又重用清河崔浩帮助治国，但最终却因崔浩修国史 备而不典 ，彰扬了 国丑 而将崔氏一门及其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全部族诛，使当时的北方大族受到一次严重打击。随中原农业经济逐渐取代原有的游牧经济，拓跋氏汉化的程度也不断加深，到孝文帝实行均田、迁都和风俗改革之后，鲜卑贵族与汉族高门间相互融合，北魏政权中的胡汉轸域始完全消泯。而在封建政治经济繁荣发展的基础上，文学活动也得到倡导，打破了以往文坛的沉寂。孝文帝是北魏第一个真正的重文之主，他本人自幼受到很好的汉族文化教育，长成后颇慕风雅，史言他 才藻富丽，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 ①。在朝中不仅倡导群臣，也身体力行，如太和中 与群臣御龙舟，赋诗而罢 ；见洛阳旧宫，为 咏黍离之诗 ；亲为吊文吊比干墓等；用人取士，也渐及 文思遒逸者 ②。由于社会的繁荣和统治者的提倡，从太和中期到六镇起兵前约３０年间，是北魏文风最盛的一个时期。六镇起义之后，虽然塞外未汉化的鲜卑人进入中原，敌视汉族文化的风气又有所抬头，且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由于面临的形势不同对待汉族文士的情况也有不同，但经济文化进步的总趋势则未曾改变，所以文学创作活动在北魏后期的基础上更有发展，北朝最重要的文学作品大多产生于这一时期。
　　从总体看，北方文学生长的土壤并不丰饶。鲜卑统治者时时表现出来的文化歧见和后期一再发生的社会扰乱，都是影响文学蓬勃发展的因素。除此之外，由于思想学术渊源和地理人文条件的不同，北方文学的风貌和演进道路，也和南朝不尽相同，而作为创作主体的北方大族对待诗赋，自有他们自己的看法和趣味。如《北史？文苑传序》所论， 洛阳江左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 ，实际上，是并不太看重纯粹意义上的文学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北朝文学，起自经术。北方世家大族，自汉以来聚徒讲经的风气很盛，学风偏于保守，虽历经魏晋，所授经传，大多仍守汉儒旧说。永嘉乱后，能文之士纷纷南渡江东，留在北方的，多是累世诗书的经学大族。他们坞壁自保，固守基业，以拙朴厚重为高，和好清言，尚老庄的江东士族全然不同。史言崔浩 性不好老庄之书，每读不过数十行，辄弃之，曰：' 此矫诬之说'①，可见当时北方大族的思想倾向。而起自朔漠，汉化不深的鲜卑拓跋部入至中原后，自然喜好比较朴拙实际的思想统治工具，诸多尊经讲学，弘扬儒术之举，也都来自北方大族的思想学术特点。此外北方自然地理环境中清壮粗犷的山川景观，也染就北人的为文风格，使得北方文章，具有浓厚的重写实不重抒情，辞义简明，文字质朴，多用散体，不尚骈偶的特征。北魏前期文学作品不多，但从当时的公文诰诏里，即可看出文章中的朴拙之气。
　　①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第十二章。
　　②　　 《水经注？序》。
　　①　　 《汉书？沟洫志》。
　　当然北方的朴质文风也并非一成不变。在社会文化繁荣，人们的审美意识提高之后，对作品表现手法的更加重视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而南北间通使往来带来的文化的交流融合，也使北方文学自然而然受到形式技巧极为发达的南方文学影响。北朝后期王褒庾信等人的入居北方，更是给北方的文学创作以直接而强有力的推动。
　　不过，尽管在南北间文学的交流中南方对北方有明显的影响，以致不少文人对南朝的典丽之风十分偏爱乃至公开摹仿，所以邢劭魏收有偷窃任昉和 于沈约集中作贼 的互嘲①。但真正的北方大族，对南方文学创作成果的吸收也是有选择性的。他们较为偏爱南朝宗经而主张文质兼备的一派文学理论与创作，而对放荡轻靡的宫体文学，则有意无意地加以抵制。北朝后期诗文清劲古朴，少有闺阁之态、风云月露之形的风格面貌，正是在北方特有的历史地理文化条件之下有选择吸收南朝文学菁华的产物。这种风格转而影响南方来的一些作者，使之在创作上也能一改齐梁卑弱之格而代之以雄浑壮丽的情辞气韵。
　　①　　 《颜氏家训？教子篇》。
　　２。文学概况
　　北朝文学的发展，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经历了一个从衰落、复苏到兴盛繁荣的阶段②。早期，从北魏道武帝到太武帝初的数十年中，北方天下甫宁，文学活动十分萧条，除了一些朴素的实用性文告外，没有多少可述的作品，更没有可以传世的诗篇。《北史？文学传序》称十六国时是 章奏符檄，则粲然可观，体物缘情，则寂寥于世。 而北魏前期，情形亦大体如是。太武帝平凉州后，大批凉州士民被迁入平城， 凉州自张氏以来，号为多士 ③，此时入魏的阚骃、张湛、刘昞、索敞、胡叟、常爽、宗钦等人，都有很好的文学素养。虽然当时还谈不上普遍的文学创作，但却为北魏文学的发展准备了条件。此后文坛上渐有一些作者，史称 当时之士有……（崔）浩、高允、高闾、游雅等，先后之间，声实俱茂，词义典正，有永嘉之遗烈焉 ①。由于国史之狱，崔浩的诗文所传不多。高允之文有《鹿苑赋》等，诗则以四言为主，亦有拟乐府之作，水准都不甚高。孝文帝以后，文学趋于兴盛，开始改变以前作品的平典无文状况。由于宋、齐刘昶、王肃的奔魏，给北方文坛初步带来南朝的影响，文人的创作颇有模仿晋宋风格的倾向。著名的作者有韩显宗、郑道昭、邢峦、宋弁等。其中郑道昭有不少仿晋宋玄言山水诗的作品，尽管就全篇看远远不够流畅成熟，但尚有清新之句，如 空谷和鸣磬，风岫吐浮香 之类，《登云峰山观海岛诗》中的描写壮丽奇伟，不乏个人的风格，他的创作堪称当时的最佳水平。太和以后迄至北齐北周，北方的文学通过借鉴南朝的创作成就和在北方民歌中汲取养分而走向成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不仅出现了像《水经注》、《洛阳伽蓝记》及《颜氏家训》这类优秀的散体文学之作及庾信这样的诗赋大家，作为其基础，整个社会从事文学创作的风气也极盛，史家谓之 学者如牛毛.可述的作者，有常景、袁翻袁跃兄弟、卢元明、裴敬则、温子升、邢劭、魏收、祖鸿勋、刘狄、祖珽、阳休之、卢思道、薛道衡等。其中北魏温子升擅长敕告诏令等各类公文的写作，典雅得体，为时所重。此外他的骈文和诗歌也做得很好，向南朝作品学习借鉴的痕迹比较明显。名篇有《韩陵山寺碑》、《捣衣诗》等，人称是 曹植、陆机复生于北土.北齐的邢劭魏收也是很著名的作家，两人分别师法南朝的沈约和任昉. 邢劭的骈文虽模仿痕迹较重，但也有出色的篇章，如《新宫赋》。其诗并不十分雕饰，于清淡中透出真情实感，显然有民歌的影响。《冬日伤志诗》抒发晚年的内心感愤，遒劲高古，颇为感人。魏收才力轻敏，因个性人品的局限，所作诗赋偏于柔靡轻薄，少有可采，但章表诏令一类应用文作得很出色，所撰《魏书》中，也不乏一些生动叙事的篇章，显示出北朝文章的真正特色。在此期间，许多来自南朝的作者，都对北朝文学的繁荣起了推动作用。除了庾信，萧综、萧悫、王褒等在诗文上都是卓有成就的。其中王褒出身琅琊王氏，为王俭曾孙，在南朝时以才名著称，江陵失陷后入长安，受到宇文氏重用。他的作品以诗为主，最初风格近于谢朓等永明体诗，清丽纤巧。入北以后的一些诗文，表现出某种苍凉之气，描写了内心对流寓北朝的感伤和思乡之情，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咏雁诗》、《渡河北》和《寄梁处士周弘让书》等。此外他也用骈文为宇文氏作了许多诏令一类应用文章，风格较为质直典重，对西魏北周文学有较大影响。
　　②　　 《颜氏家训？勉学篇》。
　　③　　 《通鉴》卷一二三，宋文帝元嘉十六年。
　　①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天水放马滩战国秦汉墓群的发掘》，《文物》1989年第 2期。
　　（二）庾信的诗歌与辞赋
　　１。庾信的身世经历
　　庾信（５１３- ５８１年）字子山，小字兰成，祖籍南阳新野（今河南新野县）。
　　八世祖庾滔随晋室南渡，官至散骑侍郎，后定居江陵。庾信家族富于文学传统，父辈都是才名卓著的文士官僚，伯父於陵，博学有才思，曾为昭明太子萧统掌文翰；父肩吾八岁能赋诗，为萧纲的 高斋学士 ，又是著名的宫体诗人。出身于这个 或昭或穆，七世举秀才；且珪且璋，五代有文集 ①的清贵之家的庾信，自幼聪慧过人，通经史，善吟咏，容颜壮伟。１５岁时即担任昭明太子的东宫侍讲，１９岁时简文帝萧纲开文德省，庾信和徐陵以才学入选为学士。二人为文都很绮艳，号 徐庾体 ， 每一文出，都下莫不传诵 ①。
　　此时，天下晏安，梁朝 五十年中，江表无事 ，庾信官职清贵，出入宫禁，优游声色，其作品大多不脱 宫体 窠臼。不过此期间他曾出使东魏，也多少受到一点北朝诗歌清拔风格的濡染。到梁武帝太清二年（５４８年）侯景之乱爆发，由于梁朝军备弛坏，侯景大军很快兵临建康城下，为前将军的庾信奉命去朱雀航边布防，乱兵甫至，立即弃军而逃，辗转到达江陵故居，后进入萧绎的小朝廷。大乱使江南人民和庾信的家庭都蒙受了巨大痛苦，庾信的三个子女死于战乱，父亲肩吾不久也去世。梁元帝承圣三年（５５４年），庾信奉命使西魏，不久江陵失陷，元帝被杀，梁朝灭亡，４２岁的庾信羁留长安，被迫出仕西魏，以后又转仕宇文氏的北周。先后担任过太守、刺史，后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陈文帝时，陈周通好，北周放回了一些羁留北朝的南人，这激起庾信强烈的乡关之思。但对于是否回到南方，庾信面临的处境复杂而微妙。一方面南方虽是故乡，但陈朝已不是故国，陈主在他眼中不过窃位的无赖；另一方面尽管陈曾向周请还庾信王褒等数十人，周武帝却只遣还了其中的无名之辈， 信及褒并惜而不遣②。此时庾信已６０余岁，无法南归，失意怅望之中，写下了著名的《哀江南赋》。由于郁结的故国之思和仕北的内心愧疚，庾信晚年的精神相当痛苦，加之家庭不幸，女儿外孙都先他而去，景况尤为凄凉，最后在老病交加中去世。
　　庾信一生经历复杂，内心充满矛盾。尽管在南朝和北朝都官位清显，但他政治上没有什么建树，而屈身事北，又屡屡遭人诟病。然就本质而言，他只是一介文士，而封建时代，文学不过权势的附庸，无论在南在北，庾信都不过以文学事人而已，政治上实不足深责。而他历经离乱后 老更成 的文章，却以精美的艺术语言，深刻反映了时代社会和广大士人的心态。作为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殿军，他在文学上的杰出贡献是不能抹杀的。
　　①　　 参见王宏凯：《历史的启示？娱乐篇》。
　　①　　 《颜氏家训？勉学篇》。
　　②　　 《颜氏家训？勉学篇》。
　　２。庾信的诗歌创作
　　庾信前期诗歌颇有佳作，如《奉和山池》中的 桂亭花未落，桐门叶半疏。荷风惊浴鸟，桥影聚行鱼。日落含山气，云归带雨余 的诗句，新清俊秀，表现出很高的艺术技巧；所作《七夕》等诗，也是历来为人所称道的。
　　但同时他也写了大量绮艳轻冶，格调低下，以反映贵族歌舞征逐，倚红拥翠腐朽生活为主的作品，由于战乱，这些作品大多散佚了。侯景之乱，是庾信人生的一个个分界线，经过亡国破家之痛的诗人，在创作上逐渐摆脱前期诗歌香艳平庸的狭隘境界。他在江陵时所作的一首《燕歌行》，描写边塞之士的辛苦征战和思妇的离别相思，感慨凄切，已不同于战乱之前的诗篇。而入北后，因身世、环境影响，其诗风趋向苍凉道丽，创作出《拟咏怀》二十七首和一批清新明快，感怀故乡并开启唐风的小诗。
　　《拟咏怀》２７首是庾信诗最优秀的篇章，和《哀江南赋》一样，集中体现了他晚年的亡国之痛，乡关之思。诸如 长坂初垂翼，鸿沟遂倒戈 、 古狱饶冤气，空亭多枉魂 、 倡家遭强聘，质子值仍留 、 遂令忘楚操，何但食周薇 等诗句，包含了对梁统治者腐败倾轧不求自强的怨愤、江陵失陷后梁君臣百姓被掳流离的同情、以及他自己感伤身世，自悔自责的复杂感情。为庾集作注的清代倪璠认为，这组诗 皆在周乡关之思，其辞旨与《哀江南赋》同矣.不仅如此，他晚年所作的许多辞赋如《枯树赋》、《小园赋》等，也都能在《拟咏怀》中见到缩影。所以拟用《咏怀》之体，大致应是由于诗人内心难以具言的哀怨情调多少类似于阮籍《咏怀》中那种迷离恍瀁的忧伤之旨的缘故。
　　如《拟咏怀》之七：榆关断音信，汉使绝经过。胡笳落泪曲，羌笛断肠歌。纤腰减束素，别泪损横波。
　　恨心终不歇，红颜无复多。枯木期填海，青山望断河。
　　诗中写了羁留异乡不得南归的苦闷和绝望。但巧妙地运用比兴之法，以思妇对远人的深深思念来喻托自己对故国的眷念之情。 枯木 二句，诉说苦苦相思的徒劳无益，哀艳凄侧，有强烈的情感色采。全诗用词用典精炼简要，富于文采，内涵很深。虽悲切怅望而笔力并不卑弱。
　　庾信平生历经巨变，内心虽为折节仕北而深怀惭耻，然而忆及江陵小朝廷和旧君之所作为，却令诗人感到失望而不堪回首，所以他诗中表现出来的故国乡关之情，就愈加矛盾复杂。如以下两首《拟咏怀》：摇落秋为气，凄凉多怨情。啼枯湘水竹，哭坏杞梁城。天亡遭愤战，日慼值愁兵。
　　直虹朝映垒，长星夜落营。楚歌饶恨曲，南北多死声。眼前一杯酒，谁论身后名。（十一）
　　倏愁市朝变，苍茫人事非。避谗犹采葛，忘情遂食薇。怀愁正摇落，中心怆有违。
　　独怜生意尽，空惊槐树衰。（二十一）
　　前一首诗巧妙运用典故，追述了昔日江陵城中君臣不求远图，但求苟安，以至城破身亡，生民涂炭的痛苦往事。后一首诗同样抚今追昔，有无限沧桑之感。 市朝变 句明用古乐府 市朝易人，千载墓平 之典而暗指建邺、江陵之变，感慨尤其沉重。 避谗 二句用极精练委婉含蓄之笔，涵容了他当年从出使到不能南归以至仕魏的一大段复杂的经历及其中微妙的心理变化。
　　避谗采葛是《诗？王风》中的典故，庾信借此喻他使魏前后的境况苦衷。梁元帝是个气量狭小、残忍猜忌的皇帝，对父、兄相当寡刻无情。庾信作为昭明太子和简文帝旧臣而在其手下，内心时有忧谗惧祸之感。这种境况促成了他的被派出使，也最终造成了他的 食薇 即 遂餐周粟.全诗末二句，用东晋殷仲文在人事变迁后意态阑珊的牢骚语，借 槐树婆娑，无复生意 ①来喻指他在时移世异之后自伤迟暮，一切希望都已丧失的沉痛心情。其情绪与《枯树赋》中的身世之感是相同的。
　　《拟咏怀》在艺术上并非 工拙都忘 ②，和阮籍《咏怀》的自然浑融相比，拟作表现出流丽的辞采，工细的偶对及刻意讲究的用典。这种情况，是由时代的文学风尚，庾信本人的高度文化修养以及北周毕竟为异族政权，需要以此委婉含蓄之笔来避免统治者的猜忌等因素所决定的，然而由于诗中深挚的情感，这一切并不流于雕琢和堆砌。
　　庾信晚年，还写了许多清新流畅的小诗，表现出对故国及友人真挚的怀念之情。如 阳关万里道，不见一人归。惟有河边雁，年年南向飞 ③； 玉关道路远，金陵信使疏。独下千行泪，开君万里书 ①； 故人徜思我，及此生平时。莫待山阳路，空闻旧笛悲 ②，这些诗豪华落尽，不尚用典，读起来十分亲切感人，在韵致格律上已具备了唐人五绝的体式。
　　①　　 《梁书》卷九《曹景宗传》。
　　②　　 《颜氏家训？教子篇》。
　　③　　 《颜氏家训？教子篇》。
　　①　　 《颜氏家训？言辞篇》。
　　②　　 《颜氏家训？治家篇》。
　　３。庾信的辞赋骈文
　　庾信是魏晋南北朝骈赋的最后一位大家，也是最出色的一位作家，他这方面的艺术成就，使魏晋以后抒情之赋的创作水平达到最高峰。
　　庾信早年的赋作现存７篇，在艺术上已有相当水准，但亦未脱宫体窠臼，文辞极见轻艳绮丽，如《春赋》中的著名文字： 宜春苑中春已归，披香殿里作春衣。新年鸟声千种啭，二月杨花满路飞。……出丽华之金屋，下飞燕之兰宫。钗朵多而讶重，髻鬟高而畏风。眉将柳而争绿，面共桃而竞红。影来池里，花落衫中。 留北以后，庾信辞赋气格为之一变，苍凉悲慨的情调横宕所作，笔力沉雄强健。现存后期所作的８篇作品中，《邛竹杖赋》、《小园赋》、《枯树赋》等都是意蕴深厚的杰作，而《哀江南赋》更是其中的压卷巨作。
　　这些赋的主题，都是写自己的身世之感和故国之思。譬如《小园赋》，以清美之笔在对日常居处的铺叙中抒发了对故乡的强烈思念：尽管营筑了简陋的小园，内心依然忽忽不乐， 犹得欹侧八九丈，纵横数十步；榆柳两三行，梨桃百余树。……■区兮狭室，穿漏兮茅茨。……坐帐无鹤，支床有龟。
　　鸟多闲暇，花随四时。心则历陵枯木，发则睢阳乱丝。非夏日而可畏，异秋天而可悲 ；园中的清美景致，徒增思楚之情： 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云气荫于丛蓍，金精养于秋菊。……落叶半床，狂花满屋。名为野人之家，是为愚公之谷 ；最终，诗人点出了自己国破家亡，寄身异乡的处境与愧悔心情：遂乃山崩川竭，冰碎瓦裂，大盗潜移，长离永灭。……荆轲有易水之悲，苏武有秋风之别。关山则风月凄怆，陇水则肝肠断绝。……非淮海兮可变，非金丹兮能转。不暴骨于龙门，终低头于马坂 ，从个人的悲剧中显示了时代的大悲剧。
　　《枯树赋》形式上是集各种有关嘉树的典故而赋之，实际上寄托作者的身世之感尤其深切。下栖白鹿的贞松，化作青牛的文梓，销亡之桂，半死之桐，都是作者人格的象征，这些树木所具有的奇文美质，也代表了作者杰出的才华。尽管如此，它们仍免不了 苔埋菌压，鸟剥虫穿。或低垂于霜露，或撼顿于风烟 的命运。而当天地否乱的非常之时，嘉树的凋丧之惨，更非平时可比： 若乃山河阻绝，飘零离别。拔本垂泪，伤根沥血。火入空心，膏流断节。横洞口而欹卧，顿山腰而半折。文斜者百围冰碎，理正者千寻瓦裂 ，此处关于佳木离根夭折的大段叙写，已完全是作者身世遭遇的沉痛表述，所以接下来作者禁不住直抒胸臆，由树到人，感伤自己的 羁旅无归 ： 沉沦穷巷，芜没荆扉，既伤摇落，弥嗟变衰 ，其情调压抑悲怆，反映了作者内心的痛苦矛盾。论者称这种 枯树意象 是庾信羁臣心态的外化①，诚如其言。
　　《哀江南赋》这一赋中巨制据陈寅恪先生考证作于北周宣政元年十二月，是庾信晚年自叙复自省之作。此赋 用古典以述今事 ②，以个人身世为线索，叙述侯景之乱与梁代灭亡的历史过程，抒发对江南兴衰变迁的哀感，素有 史诗之称。
　　赋前有一篇５００余字的长序，相当于全篇的总纲，概括了此赋的基本内容，本身即是很精美的骈文。
　　①　　 《颜氏家训？省事篇》。
　　②　　 《颜氏家训？省事篇》。
　　赋中先叙家世位望和自己的清才显职，此点虽和魏晋南北朝文人好述祖德的风气有关，但却自觉不自觉将家族和个人的命运与国运结合起来。接下来回忆了侯景之乱前江南歌舞升平的繁荣富庶景象。 于时朝野欢娱，池台钟鼓。里为冠盖，门成邹鲁。……吴歈越吟，荆艳楚舞。……五十年中，江表无事。 然而就在此时，潜在的危机已经伏下。由于统治者晏安酖毒，对危险不加防范，整个社会正不可避免地走向灾难： 乘渍水以胶船，驭奔驹以朽索。小人则将及水火，君子则方成猿鹤.赋中，庾信用情感分明之笔，对大乱中梁朝宗室群臣，或开门揖盗，或拥兵观变，或怯懦无能，败绩奔逃及忠臣烈士的慷慨死节等，分别加以褒贬；而对台城陷落武帝饿死简文帝被杀的惨景，也有十分辛酸的描写；对大乱终于平定后，梁元帝定都江陵，本除残去秽，收拾人心之际，却猜忍忌刻，戕害忠良，以至速乱召寇的一段历史，作者尤其痛心。对梁元帝种种恶行的揭露，是赋中最具批判性的文字之一。江陵陷落之后，十万士民被掳入关，庾信在赋中对被屠戮和驱迁北上的百姓生离死别的悲惨景况的描写，尤其震憾人心：荒谷缢于莫敖，冶父囚于群帅。硎谷摺拉，鹰鹯批拂。冤霜夏零，愤泉秋沸。城崩杞妇之哭，竹染湘妃之泪。水毒秦泾，山高赵陉。十里五里，长亭短亭。饥随蛰燕，暗逐流萤。秦中水黑，关上泥青。于时瓦解冰泮，风飞电散。浑然千里，淄渑一乱。雪暗如沙，冰横似岸。逢赴洛之陆机，见离家之王粲。莫不闻陇水而掩泣，向关山而长叹。
　　总之，《哀江南赋》淋漓尽致地抒发了作者的乡关之思和对故国人民的哀感同情，其所涉社会历史内容的深广，在辞赋史上是空前的。从艺术角度来看，全篇声韵谐美，音节浏亮，对偶精工自然，句式错综多变，骈俪间带散行，典故的运用巧妙灵活，而文采斐然，雄健遒丽，其成就也是空前的。故《四库总目提要》称此赋为 华实相扶，情文兼至 之作。
　　庾信在骈文创作上也是大家，除《哀江南赋序》之外，尚有《演连珠》４４首，是非常优秀的骈文。所作大量碑铭书赞中，也有不少杰作。
　　（三）叙事散文作家及作品
　　叙事散文是北朝文学中极有价值的作品，其传世之作，有著名的郦道元《水经注》和阳衒之《洛阳伽蓝记》，北朝末年的《颜氏家训》，也是一部内容广泛的散文体作品。
　　１。《水经注》
　　《水经注》是古代第一部综合性地理学著作，著者为北魏郦道元。据北史本传，郦道元字善长，范阳涿人，为北魏青州刺史郦范之子。平生 好学，历览奇书 ，颇多著述。太和中因 执法清刻 而出任治书侍御史。后迁升东荆州刺史，因 刻峻 免官。以后又任河南尹，御史中尉等，因为政严猛，惩治了汝南王元悦的嬖幸丘念而被出为巡视雍州的 关右大使 ，在５２７年被图谋叛乱的刺史萧宝夤害死。
　　《水经注》是郦道元采用为东汉桑钦所撰《水经》作注形式而撰成的一部著作，今存４０卷。《水经》的内容比较简单，仅记载水道１３７条。而《水经注》以《水经》为纲，对其内容作了２０倍以上的扩充补正，共记水道１２５２条①，从江河到溪津陂泽都详加述录。所述的内容，包括水道的源头走向、流域内的山岳丘陵、各种水利设施、重要关隘险厄、都邑州郡的沿革治所，以及各种历史掌故、神话传说、民情风俗等等，考订相当严谨。为此而引用的各种古籍资料达３００余种，堪称征引繁富。在地理学、史学、水利学及文献学等学术方面，具有极高的价值。
　　在魏晋南北朝后期，山水文学已有充分的发展，而由于南北文学风尚的不同，对山水的刻划摹写，南方以诗歌和骈文辞赋为主；在注重文章实用价值的北方，则出现了《水经注》这样集学术性和文学性于一体，且文学价值不减于学术价值的山水文学作品。在对山川水道的记述中，作者表现出很高的文学才能，以峻洁隽美的文笔，对优美的自然景物作了细致入微，生动精妙的描绘。郦道元自幼随父生长在青州，长成后，随宦游之迹，亲历了关中河北的许多地区，所以他笔下对青齐河洛山水写得颇为传神而富于感情。如《巨洋水注》：巨洋水又北，过临胸县东，熏冶泉注之，水色澄明而清泠特异，渊无潜石，浅镂沙文，中有古坛，参差相对。后人微加功饰，以为嬉游之处。南北邃岸凌空，疏木交合。先公以太和中作镇海岱，余总角之年，侍节东州。至若炎夏火流，闲居静想，提琴命友，嬉娱永日。
　　写出青州山水的秀丽和少时游赏的快乐。对济水所过的大明湖的明丽景致，作者的描写也很富有诗意： 济水又东北，泺水出焉。泺水出历城县故城西南，泉源上奋，水涌如轮。……其水北为大明湖，西即大明寺，寺东北两面侧湖，此水便成净池也。左右楸桐，负日俯仰，目对鱼鸟，极望水木明瑟，可谓濠梁之性，物我无违矣.关于河水，作者主要写了它不凡的气势和豪壮之美，如有关 砥柱 的叙述：河水翼岸夹山，巍峰峻举，群山叠秀，重岭千霄。自砥柱以下，五户以上，其间百二十里，河中疏石桀出，势连襄陆，盖亦禹凿以通河，其山虽辟，尚梗湍流，激石云洄，澴波怒溢。合有十九滩，水流迅急，势同三峡。
　　郦道元平生未曾去过江南和巴蜀地区，但他根据前人或时人著作中的有关材料并加以剪裁提炼，对这些地区山川水道的描叙，同样显得真实可信。由于南方山水本身的秀媚，文笔的优美还往往过于写其他地区。如对三峡风光的描写，就是《水经注》最富于写景抒情韵味的篇章之一：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　　 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歌曰： 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将幽深清峭的景致写得凄美动人，后人有关江峡景物的描写，少有出其右者。
　　《水经注》的写景所达到的成就，和作者对山川景物所怀的深挚感情和高迈清雅的审美趣味分不开。而在语言艺术上作者亦不同凡响，表现为朴实自然而不乏技巧，厚重中自见隽媚，散体中杂以少许骈句，张弛有度，疏密有致，浓淡相宜，且适当引用各类传说故事、民间歌谣进入文中，增加了叙事的生动和奇异魅力。所以篇中清辞隽句随处可举，却绝无雕琢堆砌之病。
　　在古代山水文学发展史上，《水经注》是一部划时代之作，对后世柳宗元等人创作的影响，是极其深巨的。
　　①　　 转引自白居易《白孔六帖》。
　　２。《洛阳伽蓝记》
　　《洛阳伽蓝记》是一部以记述北魏洛阳佛寺兴废为主的散文体著作，其内容涉及当时的政治、宗教、地理、人文、风俗诸方面，具有很高的史学和文学价值。作者阳衒之，姓氏或作 羊 、 杨 ，史书无传，家世爵里都不可考①。根据书中的零星自述，大致可知他曾在北魏孝庄帝永安中为奉朝请，又曾任抚军府司马等职。东魏武定五年（５４７年） 因行役重览洛阳 ，有感于 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 ，因而撰成此书。北魏自迁都洛阳以来，统治者中的佞佛之风十分盛行，几代统治者都大量靡费民财修建佛教寺塔，最盛时，洛阳城内外的佛寺达千余所，借出家而逃赋免役之民不计其数，严重影响了北魏的民生与国力，北魏的最后灭亡，未必与此无关。而作者写作此书的用意，正是想借佛寺的盛衰兴废，来寄托对国家兴亡成败的感慨，最终表达对天下百姓命运的关心。所谓 见寺宇壮丽，损费金碧，王公相竞，侵渔百姓，乃撰《洛阳伽蓝记》，言不恤众庶也 ②，可见他内心的正义感和进步的社会历史观。
　　全书共分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５卷，其叙述是以４０多所大的佛寺为中心线索，兼及其余的寺塔宫殿名胜古迹等，运用史法，精心结撰，使书中方位明确，层次清晰，体例完善。其书虽以记伽蓝为名，但同时记载了很多历史事件、园林建筑、民情风俗、方物特产、佚事掌故及志怪故事等，人称 足以补魏收所未备，为拓跋之别史 ①。
　　书中对北魏一朝的政治、经济、中外交通、南北关系等方面的历史多有揭示。关于北魏后期政治，作者在《永宁寺》中，较详细地记述了从灵太后专权到河阴之变再到孝庄帝被杀一系列重大事件，弥补了这段时期正史的疏略。对北魏政风，作者着重揭露了鲜卑王公贵族的贪鄙豪奢，聚敛财富，北魏贵族和官吏的贪污问题自进入中原以来一直非常严重，孝文帝在政治改革中大力惩治，情况有所改善。但随后期社会财富的增加，贪渎之风更加盛行。
　　对王公贵族的 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夸竞 ，书中有很多冷峻的批评。像河间王琛 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 的感慨；贪暴的章武王融嫉妒元琛之富 不觉生疾，还家卧三日不起 及太后赐百官绢， 融与陈留侯李崇负绢过重，蹶倒伤踝 等，都是很出色的讽刺性文笔；对当时的中外交通，作者综合若干第一手材料，记述了宋云惠生西行求法的经过，因此而保留了古代西域及中印文化交流的一段重要史料。作者笔下有关洛阳城中市井繁荣的生动描述，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魏后期经济发展状况。
　　①　　 《太平广记》卷十引《神仙传》。
　　②　　 《广弘明集》卷六。
　　①　　 刘昌芝：《试论 南方草木状 的著者和著作年代》；苟萃华：《也谈 南方草木状 一书的作者和年代问题》；梁家勉：《对 南方草木状 著者及若干有关问题的探索》；罗桂环：《关于今本 南方草木状 的思考》。分别见《自然科学史研究》1984年第 1期、1984年第 2期、1989年第 3期、1990年第 2期。
　　书中对佛教寺塔等园林建筑的描述十分精采，譬如城南的景明寺：其寺东西南北，方五百步。前望嵩山少室，却负帝城。青林垂影，绿水为文。……
　　台观光盛，一千余间。复殿重房，交疏对霤，青台紫阁，浮道相通，虽外有四时，而内无
　　寒暑。房檐之外，皆是山池，竹松兰芷，垂列阶墀，含风团露，流香吐馥。……寺有三池，萑蒲菱藕，水物生焉。或黄甲紫鳞，出没于繁藻，青凫白雁，浮沈于绿水。碾碨舂簸，皆用水功。
　　从全景到屋宇构建，再到寺中园池及出产，都逐层写出，显得清晰有致，用笔精练。至于堪称诸寺之首的永宁寺，书中更详写其殿堂僧房佛像的宏丽。
　　对著名的永宁寺佛塔，作者在进行细致的客观描述之外，也对其 殚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绣柱金铺，骇人心目 的靡费深为感慨，这段记述以 至于高风永夜，宝铎和鸣，铿锵之声，闻及数十里 结束，清澹而饶有余韵。
　　书中对各种佚事掌故，民情风俗特产的记述，都穿插在对寺院周围街市环境的介绍之中，如王肃初到魏不食羊肉及酪浆等物而北方人士初以饮茶为 水厄 、洛阳的各类商市、白堕桑落酒、冠军将军郭文远家婢善为四声反切等等，都颇有意趣，文笔也显得雅致隽永，富于史料价值。由于北方的社会思潮，书中尚有若干反映佛教灵异变化，因果报应，幽明鬼怪的故事传说，情节完整，叙事曲折，是颇有质量的志怪作品。
　　总之，全书感慨市朝沧桑变换，对统治者多有批判和揭露。风格上抒情与写实相结合，骈散相间，清丽而不雕琢。叙事用白描手法，隽雅精洁，繁简得体，褒贬自出。《四库提要总目》称之为 其文丽秀逸，烦而不厌，可与郦道元《水经注》肩随。
　　３。《颜氏家训》
　　《颜氏家训》２０篇，为南北朝后期著名学者颜之推所撰。之推名介，祖籍琅琊临沂，先世渡江居建康。颜之推本仕梁朝，江陵陷落后被掳入关，转逃到北齐，仕齐至黄门侍郎、平原太守。齐亡入周，死于隋初。由于身世流离多故，他在其性质接近《哀江南赋》的《观我生赋》自注中，很沉痛地说自己一生 三为亡国之人.赋中还有一段激切的议论抒发他内心的苍凉感慨： 向使潜于草茅之下，甘为畎亩之人，无读书而学剑，莫抵掌以膏身。
　　委明珠而乐贱，辞白璧以安贫，尧舜不能荣其素朴，桀纣无以污其清尘。此穷何由而至，兹辱安所自臻！而今而后，不敢怨天而泣麟也。 由于历仕南北梁齐周数朝，阅历很深，颜之推对南北社会的习尚风俗、政治得失、学风特点有相当透彻的了解。他的这本家训，以儒家思想为出发点，本着告诫子孙安守素业的目的，对当时的人心世态提出种种中肯的批评。
　　颜之推在书中对南北社会的许多污浊现象表示了非议和愤慨。他痛切批评南朝士族的无能腐朽： 未尝目观起一坯土，耕一铢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 ；《涉务》篇中 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 以及《勉学》篇中贵游子弟 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 等许多记述，表现士族身体与精神的柔靡脆弱，是非常真实的史料。对北方一些士人的以佞媚之道事鲜卑贵族，也予以尖锐的讥评：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 吾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瑟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 吾时俯而不答。
　　对这种令人齿冷的无耻言行，作者是深为鄙夷的。对当时北方社会的其他陋习如大族间常凭门第资财缔结婚姻，嫁娶形同买卖；大族之家以妇女持门户，代子求官，为夫诉曲 ，到处 造请逢迎 ；而贵族官僚，贪积无已；以至溺杀女婴等等，书中也有揭露。其间除了表现出作者自己的思想态度外，也展示了北方社会的特有风气。
　　颜之推还在书中表述了自己的学术主张。在经学方面，他对北方治经往往繁琐不得要领，有如 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 的情形持批评态度；而他对文学的看法，比较接近刘勰、钟嵘的观点，也反对当时 趋末弃术，率多浮艳 的文风，认为 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 ；（《文章》篇）对于南朝文学中的批评风气及南方文士在音律、偶对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他也是极为赞赏和推崇的。
　　在文学风格上，《颜氏家训》是朴素的散文，平实畅晓不尚骈偶，全无梁人浮丽之习。叙事简洁生动，颇见笔力，有不少隽永传神的故事片断，堪与《世说新语》中的记述媲美。
　　（四）刚健质朴的北朝乐府民歌１。概述
　　北乐府民歌是北朝文学中最能体现北方人民质朴刚健性格的作品。现存的北朝乐府民歌约７０首，主要保存在《乐府诗集》的《梁鼓角横吹曲》中，少数则收在 杂曲歌辞杂曲谣辞 中。严格说来，这些民歌并非完全是北朝时期的作品，它们包括了自十六国以来北方的氐、羌、鲜卑以至汉族的民歌民谣，有的本为 胡语 ，转经汉译，有的则完全用汉语创作。这些歌谣陆续传到南方，为梁朝乐府机构所采集、加工保存下来，所以其中大部分称之为 梁鼓角横吹曲.北方乐府民歌的歌辞，有《企喻歌》、《琅琊王》、《钜鹿公主》、《紫骝马》、《黄淡思》、《地驱乐》、《慕容垂》、《陇头流水》、《隔谷歌》、《淳于王》、《捉搦歌》、《折杨柳枝》、《幽州马客》、《陇头歌》等，每一歌辞，从一曲到数曲不等。这些民歌在音制、形式、内容、题材风格方面，和南朝民歌有相当大的不同，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层面，远比后者广阔得多。
　　由于连年战乱，北朝乐府诗有相当数量描写了从军征战等与战争有关的社会生活。如苻秦时的《企喻歌》： 男儿可怜虫，出门怀死忧。尸丧狭谷口，白骨无人收 、 前行看后行，齐著铁　　 裆。前头看后头，齐著铁■鉾 ，前一首写了战争的残酷，情感苍凉悲壮；后一首描写出征时士兵阵容整齐，铠甲鲜明的情形，豪壮质朴。又如《慕容垂歌》： 慕容攀墙视，吴军无边岸，我身分自当，枉杀墙外汉 ，是秦人讥笑慕容垂败于刘牢之的诗，写战争场面颇见生动。对一般的士兵来说，战争给他们造成的痛苦不幸是非常直接具体的，如《隔谷歌》： 兄在城中弟在外，弓无弦，箭无括，食粮乏尽若为活？救我来！救我来！ 其呼声凄惨绝望，令人心酸。
　　战争给人民造成的播越迁离之苦在民歌中也有充分的表现，但由于南北风俗的差异，北朝乐府中的羁旅之情，展现出北方人民在别离之际虽怀悲苦却不同于南人一味凄伤缠绵的性格特点。如《折杨柳枝歌》： 上马不捉鞭，反拗杨柳枝。下马吹长笛，愁杀行客儿 、《琅琊王歌》： 琅琊复琅琊，琅琊大道王。鹿鸣思长草，愁人思故乡 以及《陇头歌》中 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 、 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欲绝 的动人诗句，思致都高亢悲壮，虽诉怀乡之情，并不仅作儿女沾衣之态。
　　北方人民常年马上骑射的生活培养了他们刚强尚武的精神，因此北朝乐府民歌也有许多描写豪侠勇武之风的诗篇。如《企喻歌》： 男儿欲作健，结伴不须多。鹞子经天飞，群雀两向波 充满豪迈气概，典型表现了北方民族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南方文学充斥阴柔之气的情形判若霄壤。其余如《琅琊王歌》的新买五尺刀，悬著中梁柱。一日三摩婆，剧于十五女 、 快马高缠鬃，遥知身是龙。谁能骑此马，唯有广平公！ 透过男儿对宝刀骏马的珍爱来表现其人的豪侠骁勇，十分传神。而这种精神尚不止于男子，从《李波小妹歌》中对李波小妹 褰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 的赞颂，不难看出北方妇女同样精于骑射，巾帼不让须眉的气概。
　　①　　 《古代礼制风俗漫谈》，中华书局 1986 年 4月出版。
　　作为当时社会生活的深刻反映，北朝民歌也有许多下层人民嗟叹贫苦和世道不平的篇章。如《幽州马客歌》的 快马常苦瘦，剿儿常苦贫。黄禾起羸马，有钱始作人 、《雀劳力歌》的 雨雪霏霏雀劳利。长嘴饱满短嘴饥 ，都以朴拙的语言，控诉了社会中的贫富不均现象。
　　此外，和南朝民歌一样，北朝民歌中有很多依然表现爱情主题。但和南方不同的是，诗中的感情表达，大多坦率质直。如佳期失约，《地驱乐》直言 月明光光星欲堕，欲来不来早语我！ 丝毫不见忸怩悲惋之态；女子求嫁，《折杨柳枝歌》中言 门前一株枣，岁岁为知老，阿婆不嫁女，那得孙儿抱 ，口吻真率可爱；而《地驱乐》中的 驱羊入谷，白羊在前，老女不嫁，蹋地呼天 的诗句，则是另一种悲慨亢直的口气。其他如《捉搦歌》中的 黄桑柘屐蒲子履，中央有丝两头系。小时怜母大怜婿，何不早嫁计家计？　谁家女子能行步，反著■禅后裙露。天生男女共一处，愿得两个成翁妪 ，或用比喻，或者写实，爽快道出男婚女嫁两心相悦的坦诚心愿，诚如《艺概》所言，是 古乐府中至语.到北朝后期，由于受到南朝乐府的影响，北朝情歌遂有不少渐流于轻婉缠绵，如传说中北魏胡太后所作的《杨白华歌辞》，就是很典型的一首在风格和艺术手法上都逼近南风的作品，且句式上五七言杂用，辞意更加摇曳飘荡，艺术成就很高。
　　２。《敕勒歌》与《木兰辞》
　　《敕勒歌》和《木兰辞》一为短制，一为长篇，是北朝民歌中的两篇杰作。
　　《敕勒歌》句式上为杂言，在乐府中属《杂曲谣辞》。《乐府广题》称 其歌本鲜卑语，易为齐言，故其句长短不齐 ，可见它本是由鲜卑语所唱，以后才译为汉语。它最早可能是敕勒族的牧歌，作者是谁已不可考，在东西魏玉璧之战中，曾由东魏大将斛律金唱出，起到了安定军心的作用，后世也有认为是斛律金所作的。其辞仅２７字：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全篇气象雄浑壮阔，以极简练的语言钩画出绵延的阴山脚下一望无际天草相接的绿色原野，而苍凉空旷之中，隐隐可见牛羊悠然吃草的描写，再现了北方民族的游牧生活。全诗充满自然生机，音节宏亮，色彩鲜明，因而传诵千古，历代读者，都对这首民歌极为赞赏。
　　长篇《木兰辞》是北朝最优秀的民歌，在《乐府诗集》中属《梁鼓角横吹曲》。关于它产生的年代，历来有不同的说法，从诗的内容看，比较可信的观点是产生于北朝后期，而在流传过程中，屡经当时及以后文人的修饰润色。此诗用厚朴流丽的辞句，叙述了奇女子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 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　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 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声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借明驼千里足，送儿还故乡。
　　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火伴，火伴皆惊惶。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诗中的故事情节完整，亲切感人，富有传奇色彩。通过生动曲折的叙述描写，成功地塑造了一位纯真朴质勇敢豪放的巾帼英雄形象，而这样的艺术形象在以往的文学作品中尚不曾见过。在艺术上，《木兰辞》中运用了很多民歌常见修辞手法，如复叠、排比、顶针、比喻、夸张等，句式五、七言杂用，生动灵活，错落有致。语言上以质朴的民歌语言为主，也有一些颇为工丽的偶句，应属文人加工的痕迹，但由于全篇气势强健，语意流畅，这些句子在篇中非唯不见堆砌，反而在语言的疏宕之中，增加了几分明丽。
　　九、结语
　　魏晋南北朝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近年来已日益为人们所重视。回顾这四百年文学发展的轨迹，不难看出，作为一个文学的自觉时代，此期间文学对后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各种具体的文学体裁，无论诗、赋、骈文、小说、文学批评等等，在内容与形式方面都有很多意义不凡的创新开拓；其作品中表现出的强烈个性风格和很高的审美情趣，亦为前人所不具备并深远影响后世。不过若从文学形式本身的独立发展角度看，此时期文学最大的贡献，或许莫过于对文学作品华美形式的重视强调，并进而通过四百年的反复探索，最终基本达到了作品形式与内容之美的较好结合。
　　简言之，在古代文学中， 文 与 质 之间本有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论语》有 文质彬彬 之语，对内容和形式都显得同样看重。但是在 独尊儒术 ，文学为政治附庸的汉代， 文 始终从属于 质 ，文学的形式美从来没有得到过真正重视，更遑论单独加以研究探讨。汉末以来，这种情形渐渐有了改变，建安时期的作品，既有反映社会现实，积极奋发进取的慷慨之志，又有缘情尚气，注重个性与抒情的艺术审美特色，二者的完美统一，即是人们所说的 建安风骨.不过建安文学前承两汉，后启正始太康，意蕴风格上实有 汉音 和 魏响的微妙区别，前者主要遵循的是从风骚的 诗言志 到乐府民歌 感于哀乐，缘事而发 的现实主义传统，后者则开启了流连深情，注重藻采，强调作品艺术表现技巧即文学形式美的重情唯美倾向，不论后世如何褒贬，这后一种倾向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时代对文学意义功能的新认识。从曹丕提出 诗赋欲丽 到陆机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 的主张，不难发现，作家将文学的着眼点放在作品自身艺术本质上的同时，也就突破了传统的言志载道的政治功能限制和 发乎情止乎礼 的情感约束，作品的形式美和对人心的娱悦功能都得到了强调。此后数百年中，创作中的传统和新变两种倾向此消彼长，在特定的时代风气中，文学的艺术形式美得到了更多重视，无论在创作实践还是在理论批评上，为文的技巧、方法、运作规律等都得到深入的运用和研究。在此期间，有时作家对艺术形式美的追求完全超过了对作品应有的骨力与思想内含的重视，以至出现文过其质，华丽空虚，形式与内容割裂的情况，显得偏离了文学健康发展的轨道。
　　为此，这一时期的文学常常受到后人批评。
　　然而，舍去我们个人情感趣味的好恶，从整个古代文学发展史角度看，这一时期文学创作对其中审美娱悦功能的强调和对辞采、声律、俳偶、隶事等形式技巧的看重，不仅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可以说是必要的。在某种意义上，刻意讲究文学的形式美，对于仅视文学为政治教化工具的传统是一种矫枉过正的改造，最终将使文学创作达到更高层次的 体被文质 ，为进一步繁荣发展准备条件。所以，在南朝后期的文学批评著作里，就可以看到 情采 、 文质 、 风力与 丹采 并重的一系列主张，《文心雕龙》提出的 衔华而佩实 、 丽辞雅义，符采相胜 ；《文选序》要求 事出于沈思，义归于翰藻 ，实际上都显示了文学的内容与形式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分离之后，已开始趋于合一。而这时的文质并重，已不仅仅是建安风骨传统的简单回归，其内涵比起建安时的 彬彬之盛 ，显然是更加丰富和充实。
　　最后在庾信入北后的创作实践中，丰满的情感内容和形式技巧、遒劲的风力与明丽的风采，以至北方的淳朴与南方的婉丽之间，得到了相当和谐的统一。
　　其雄浑遒丽的风格和精微细致的艺术技巧，都直接影响到盛唐之风。
　　从宏观上看，这一过程是一个内容与形式由合到分，又由分到合的否定之否定过程，在此过程中，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不断深化，形式不断趋向完美。文学的主流也不断吸收涓滴细流，最终百川汇海。而此后文学发展的盛况，充分证明了这一过程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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