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42卷 隋唐五代经济史

　　本卷提要
　　隋唐五代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史中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它起于隋建国的公元 ５８１ 年，止于五代十国封建割据局面结束的公元 ９６０ 年，历经隋（公元 ５８１—６１８ 年）、唐（公元 ６１８—９０７ 年）和五代十国（公元 ９０７—９６０ 年）三个时期，约计 ３８０ 年。这一历史阶段，上承三国、两晋、南北朝，下启宋、元、明、清，既有结束了长期割据、分裂，使中国重新获得统一的隋、唐两朝，也有再次出现军阀割据，外族侵扰，国家分裂，各军阀集团称王建国的五代十国；既有成为当时世界上版图最大、势力最强的盛唐王朝，也有屡遭外族侵略和军阀混战之苦，人民生活十分悲惨的各个分裂小国。由分裂到统一，又由统一到分裂，是这个历史阶段演变的现状。这一历史现状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原因。这集中反映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中，从总体而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一旦产生，就具有相对独立性，就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或者为摧毁旧的经济基础，保护、促进新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服务，或者为维护旧经济基础的死亡，并阻碍新经济基础的产生和发展服务。本书力图从隋唐五代的经济发展变化中，阐述旧的经济基础的被摧毁，和新的经济基础的产生、发展，以使读者从根本上了解这一历史阶段的发展变化，汲收这一历史阶段的优秀历史遗产。
　　一、隋唐五代经济概述
　　隋唐五代经济史，向读者介绍的是自公元 ５８１ 年隋朝建国，到公元 ９６０年五代十国封建割据结束为止的一段历史，约 ３８０ 年。这近 ３８０ 年的历史，可划分为四个阶段来叙述。（１）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统一后的经济大发展阶段（公元 ５８１年隋朝建立至 ６１８ 年隋亡）公元 ５８１ 年，杨坚代北周宇文阐为帝，改国号为隋，改元开皇，杨坚即隋文帝。杨坚称帝后，励精图治，实行改革，较快地巩固和壮大了隋朝政权，为南北统一奠定了基础。公元 ５８７ 年，隋灭掉建都江都的小国后梁，扫清了向江南进军的障碍。第二年春，杨坚命杨广、杨俊、杨素等，领兵 ５０ 余万伐陈，仅仅 ４ 个月，就消灭了腐朽的陈王朝，结束了南北分裂 ２７０ 多年的局面，实现了中国历史上自秦汉以来的第二次全国大统一。隋统一全国后，人民不再受战乱之苦，民族关系也有所改善，社会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出现了物资丰富、社会比较繁荣的景象，成为中国历史上比较富饶的封建王朝。但是，在出现社会初步繁荣之后，统治者被冲昏了头脑，特别是骄横自大，喜功好战的炀帝杨广为帝后，挥霍无度，滥用民力，刑罚苛暴，穷兵黩武，激起了广大人民的反抗，导致了隋朝的灭亡。使隋朝成为仅仅存在了 ３８ 年的短命王朝。（２）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逐渐达到空前繁荣的唐前期经济（公元 ６１８年唐朝建立至公元 ７４１ 年）公元 ６１８ 年春，隋炀帝被杀死。五月，李渊废傀儡皇帝杨侑（炀帝之孙），自立为帝，国号为唐，改元武德，仍建都长安。李渊是为唐高祖。唐朝建立后，特别是唐太宗李世民为帝后，接受了隋朝兴亡的经验教训，励精图治，在经济、政治、军制、法律、教育等方面，都进行了继承和革新，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的各项制度和措施，促进了经济、文化等的发展。在唐太宗统治的 ２２ 年、武则天参与朝政和直接统治的近半个世纪、以及唐玄宗统治前期的２５ 年间，逐渐建立起了一个空前统一和昌盛的大唐王朝，使之成为中国封建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在当时，唐王朝是世界上版图最大、势力最强、最富庶、最文明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心。那时，唐的统治势力北达蒙古国及俄罗斯的一部分，西到中亚，东南至海。而唐玄宗统治前期的“开元年间”，更是达到了唐王朝统治的鼎盛时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３）由兴盛走向衰败的中晚唐经济（公元 ７４２ 年至 ９０７ 年唐亡）唐玄宗统治初期（开元年间），他勤于政事，改革弊政，任用贤相，整顿吏治，注意节俭，减轻赋役，打击豪强，抑制贵族，取得了明显效果，因而社会安定，生产发展，社会经济繁荣，使唐朝进入全盛时期。但是，他也由此而居功自傲，拒纳铮谏，纵情享乐。特别是纳杨太真为贵妃后，更沉湎于声色游乐之中，不理朝政。他统治的后期，先后任“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和杨贵妃族兄杨国忠为相，使得已经腐败的朝政更加昏暗和混乱。其结果是，皇室、贵族、官僚、地主竞相占田，兼并农民土地；均田制被破坏，农民无田逃亡或因耕田过少而生活困难；再加上封建王朝为了维持奢侈荒淫的生活，巧立名目，增加赋役，使得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加之当时唐朝在军事上也一再失利，如安禄山败于契丹，高仙芝远征怛逻斯（今江布尔）为大食（今阿拉伯）所败，鲜于仲通和李宓两次败于南诏等。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怨声载道，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日趋表面化，唐朝的国力日衰，政治也更加腐败。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公元 ７５５ 年，爆发了安史之乱。历时 ８ 年的安史之乱，是唐朝盛衰转变的枢纽。它使北方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安史之乱后，均田制已不复存在，土地兼并严重，庄园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国家所有的土地日益减少，国家力量逐渐削弱。这种土地占有形式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唐王朝全部的政治、经济生活，使大唐帝国明显地进入了衰落时期。安史之乱后，大唐帝国的统治更加无力。在国内，安史余部仍然拥兵割据，“河朔三镇”的节度使田承嗣、李宝臣、李怀仙都是安史旧将。他们“虽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２，甚至节度使的职位也父子相传，或部将拥立，朝廷只能给予承认，而不能另行任命，否则就兵戎相见。内地许多节度使也仿效河朔，终于形成“天下尽裂于方镇”②的数十个节度使拥兵割据的局面，使唐后期的政局紊乱，社会动荡不安，在边疆，吐蕃、回纥、南诏等外患不断。而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使唐王朝中央已经失去防御外患的能力。在外患频仍和藩镇割据的情况下，广大人民深受外族侵扰和军阀混战之苦，再加上苛重的赋役、残酷的剥削和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广大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纷纷起义向封建统治者展开斗争，寻求改善生存和生活条件的出路。公元 ８５９ 年，浙东裘甫领导的农民起义斗争，揭开了唐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此后，唐王朝不断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激起他们发动更大规模的起义斗争。公元 ８７５ 年，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全国性农民大起义爆发。这次起义历时 １０ 年左右，终于失败，但唐王朝也元气大伤，苟延残喘 ２０ 余年后，于公元 ９０７ 年灭亡，结束了唐朝历时 ２９０ 年的统治。（４）五代十国时期的南北方经济（公元 ９０７ 年至 ９６０ 年）公元 ９０７ 年，朱全忠（即朱温）迫唐昭宣帝让位，受禅称帝，改国号大梁，年号开平，建都开封，史称后梁，朱全忠即梁太祖。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五代，是指自公元 ９０７ 年至 ９６０ 年的 ５４ 年内，在黄河流域相继出现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五个朝代。十国，是指差不多和五代同时，在南方建立的九个割据政权和山西中部的北汉。在南方的是吴、南唐、吴越、闽、南汉、楚、荆南、前蜀、后蜀。五代十国的创建者，大都是唐末的节度使。因此，五代十国是唐末藩镇割据的继续和扩大，也是当时中国走向新统一的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由于所处的地区不同，统治者执行的政策不同，经济状况也大不相同。大体说来，五代所处的中国北方（黄河南北广大地区），由于大小战争接连不断，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因为战争屠杀，使大批劳动者死亡；社会动乱，劳动人民也无法安心生产；加之统治者要维持战争，就要尽量搜括，赋役繁重。而梁、唐、晋、汉四朝君主，又都严刑乱杀。再加上暴政之下，自然灾害也危害严重。所以，一向为经济文化中心的黄河流域，已经变成了比较落后的地区，使中国经济文化中心进一步转移到长江流域的中国南方。从局部而言，广大劳动人民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仍然坚持劳动生产，一旦战争稍停，就尽力使残破的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在后梁、后唐时期，洛阳一带的经济状况就比唐僖宗光启三年（公元 ８８７ 年）有所好转。而经过郭威、郭荣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的后周时期，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就更加明显。
　　２　①《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一》。②　《新唐书?兵志》。
　　在中国南方，由于所受战祸较少（有的地方甚至几十年间没有战事），所以经济没有或者很少受到破坏，自隋、唐以来，一直在缓慢地上升。加之北方战乱时，人民大量南迁，既使南方增加了劳动力，也使北方的生产技术和经验，得以在南方传播，给南方经济的发展，增加了有利的条件。当时，南方经济发展超过了北方，并且形成了若干以大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域。例如，岭南的广州，吴越的杭州，吴和南唐的金陵，前后蜀的成都，闽的福州、泉州，湖南长沙，江苏扬州、苏州，浙江的湖州、越州等，当时都是著名的经济、政治中心，和繁盛的商业城市。另如，南方的水利灌溉发达，推动了农业发展，仓粮充实。经济作物日益增多，尤以茶树、桑树的种植最为普遍。棉花的种植，木棉的裁种等，在一些地区也有发展。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南方的手工业也有所发展。制茶、缫丝、丝织、制瓷、制盐、造船、矿冶等业都比较发达。为各地发展经济联系，互通有无提供了条件。这种经济联系不仅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也要求不受政治分裂的阻碍，这就为全国统一创造了条件。公元 ９６０ 年，赵匡胤发动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北宋。公元 ９７９ 年，宋太祖率军亲征，消灭北汉，唐末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局面终于结束。中国封建经济又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二、隋朝经济的发展和封建剥削的加强
　　（一）隋文帝发展经济的措施
　　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后，为了稳固统治，在政治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如：中央确立三省六部制，地方实行州、县两级制；改革府兵制，完成“兵农合一”；建立科举制度，完善官吏的铨选；减省酷刑律令等等。开皇九年（公元 ５８９ 年），隋军攻灭江南的陈朝，完成了南北统一。在经济领域，隋文帝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促进生产的发展，其主要内容：１．继续推行北魏以来的均田制隋文帝即位后，于开皇二年（公元 ５８２ 年）颁布“开皇新令”，决定继续实行均田制，规定：“男女三岁以下为黄，十岁以下为小，十七以下为中，十八以上为丁，……六十为老。”①并规定：丁男中男每人授给露田 ８０ 亩（隋１ 亩约合今 １．１３ 市亩②），丁女授给 ４０ 亩，男子另给永业田（相当于北魏的桑田）２０ 亩；奴婢授田依照普通农民；牛一头授田 ６０ 亩，限 ４ 头。露田在民年老或身死后必须归还国家，永业田可以传给子孙。对于贵族、官吏，规定自亲王以下至都督均授给永业田，自 １００ 顷到 ４０ 亩不等，作为世业。开皇十四年（公元 ５９４ 年），又规定京官自一品至九品给予 ５ 顷至 １ 顷的职分田，“每品以五十亩为差”①；外官亦各有职分田。各级官府还给公廨田，以所收地租充作办公费之用。灭陈后，均田制也推行到江南。隋代均田制在实行过程中，与前代一样，仍然存在着农民普遍受田不足的问题，在一些人多地少的地区，每丁才受田 ２０ 亩，至于老少就更少了②。究其原因，主要是官僚地主占有了大量土地，使农民无田可受或受田后又遭官僚地主掠夺。另外，国家授给农民的土地主要是无主荒地或由政府直接掌握的官田，但是国家并不是将所有的官田荒地都拿出来分配，其中相当一部分要用作政府屯田或赐给贵族官吏，因而使均田制不能彻底施行。但是由于均田制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士族豪强对土地的兼并及其势力的发展，因而有利于封建国家中央集权的加强。同时，这种制度的确使原来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获得了一些土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对推动经济的恢复、生产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２．改定赋役，减轻农民负担在推行均田制的同时，隋代还沿袭了北朝以来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之上的租调力役制度。“开皇新令”规定：“丁男一床（指一夫一妇），租粟三石，桑土调以绢絁，麻土以布，绢絁以匹，加绵三两，布以端，加麻三斤。单丁及仆隶各半之。未受地者皆不课，有品爵及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并免课役。”①关于力役则“仍依周制，役丁为十二番，匠则六番”②。开皇三年（公元 ５８３年），隋文帝下令酌量减轻赋役，“令军人以二十一成丁，减十二番为每岁二十日役，减调绢一匹为二丈（布亦当减为二丈五尺，史文漏载）。”③开皇十年（公元 ５９０ 年），又令“百姓年五十者，输庸停防。”④同年六月，又规定“人年五十，免役收庸”⑤，即 ５０ 岁以上的丁男可免除徭役，但须纳绢代役，称做“庸”。另外还有一些临时性减免，如灭陈后，隋文帝“以江表初定，给复十年。自余诸州，并免当年租赋”⑥。开皇十二年（公元 ５９２ 年），又因“库藏皆满”，隋文帝下诏：“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⑦
　　①　《隋书?食货志》。②　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０ 年版，第 ５４４— ５４６ 页表列数字计算。隋尺度采用开皇尺。①　《隋书?食货志》。②　参见《隋书?杨素传》。
　　与南北朝相比，隋初的赋役比较轻，比那时较轻的北齐、北周还要轻些。隋文帝之所以采取这种“轻税入官”的措施，一是为了争取民心，使广大农民安心生产，促进经济的发展，二是为了使封建国家掌握到更多的纳税农民，将他们从地方士族豪强荫蔽下，转归到封建政府手中，以达到既可充实国家经济、军事实力，又可抑制地方士族豪强势力的目的，从而巩固封建国家的统一和促进中央集权的加强。３．检括人口，充实财政汉末以来，由于士族强盛，大量庇护人口为私属，严重影响封建国家赋役的征发。隋初，河北、山东一带农民隐漏户口，投依士族豪强的情况十分严重。因此为了防止农民脱漏户口和隐瞒年龄，逃避赋役，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同时也为了抑制地方士族豪强兼并人口，扩充势力，隋文帝实行了严格的整理户籍的措施，并首先在河北、山东一带进行检括人口。这次行动在有的州检括出成千上万的隐漏农民。于是开皇三年（公元 ５８３ 年），隋文帝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大索貌阅”，即“阅其貌以验老小之实”，并规定：户口不实者，里正、党长流配远方；大功（堂兄弟）以下皆另立户籍，以防隐匿。结果，一共检出 ４４．３ 万丁，有 １６０．１５ 万人口被新编入户籍。接着，宰相高颎奏行输籍法（即输籍定样），即由朝廷根据贫富规定上下户等的样式，规定每年正月五日县令出查，令百姓五党或三党（隋因袭北魏以来的三长制。隋之三长，在畿内为保长、闾正和族正，畿外为保长、里正和党长）为一团，“依样定户上下”①，重新规定应纳税额，写成定簿。通过“大索貌阅”和实行输籍法，大量隐漏逃亡农民被俭括出来，成为国家的编户，增加了纳税户口，保证了隋王朝的财政收入，同时打击了地方士族豪强的势力。
　　①　《隋书?食货志》。②　《隋书?食货志》。③　《隋书?食货志》。④　《隋书?食货志》。⑤　《隋书?食货志》。⑥　《隋书?食货志》。⑦　《隋书?食货志》。①　《隋书?食货志》。
　　４．大力兴修水利工程隋初，封建统治者为了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十分重视水利灌溉事业的建设。开皇元年（公元 ５８１ 年），隋文帝派李询开渠引杜阳水，灌溉三畤原农田，“民赖其利”①。开皇四年（公元 ５８４ 年）开广通渠，引渭水直达潼关，漕运 ３００ 里，一部分用于溉田。与此同时，一些地方官吏也在各地积极兴修水利，如怀州刺史卢贲，决沁水东注，修成“利民渠”和“温润渠”，“以溉舄卤”②。寿州总管长史赵轨修复芍陂，灌田 ５ 千余顷。蒲州刺史杨尚希引瀵水，立堤防，开稻田数千顷。衮州刺史薛胄兴修“薛公丰衮渠”，将衮州城附近大泽积水西注，使陂泽尽为良田，同时又能“通转运，利尽淮海”③。其他一些地方还有水利工程建设，有些军屯垦殖的地区亦有不少开渠引水溉田的水利工程。这些都大大有利于农业生产。５．官仓、义仓的设置隋文帝为了解决积粮防灾和朝廷用度问题，设置了许多官仓和义仓。官仓由官方设立和掌握，积储粮帛等物，供朝廷使用。官仓始建于开皇三年（公元 ５８３ 年），当时，京都长安仓库空虚，关中所产粮食不够京城消费，由外地漕运又有砥柱（今河南陕县三门峡）天险，极为困难。于是隋文帝下令，在卫州置黎阳仓（今河南浚县东大伾山北），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今陕西华县）置广通仓，广储粮食，逐次转运，供应京师和受灾地区。除官仓之外，还有一种义仓。义仓也称社仓，是民间自置的公共粮仓。它的设置，起源于开皇五年（公元 ５８５ 年）。当时，隋文帝采纳度支尚书长孙平的建议，令地方设置义仓，作为救灾之用。数年后，又令各州百姓及屯田军人，在收获季节，按贫富各出粮谷若干（最多不过一石），就地造仓储存。平时委托社司（即乡官）管理，不使腐坏，遇有灾害时，开仓自赈。义仓的设置，对百姓确有好处，特别是设在乡间的义仓，不受州官控制，有灾时开仓较为方便。但到开皇十五年（公元 ５９５ 年），官府借口小仓管理不善，将义仓收归州管理。第二年，朝廷又规定农民按户分为上中下三等，分别交纳一石、七斗、四斗的义仓粮，从而改变了义仓的农民防灾自救的性质，成为加在农民身上的一种负担。隋朝由于国家统一，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发展很快，农业产量迅速提高，储存在仓窖中的粟帛，数量惊人。据史载，到开皇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①，库藏之多，前所未有。６．统一货币和度量衡南北朝时期，钱币、度量衡制极为混乱。以钱币为例，到隋初，关中流通北周的永通万国、五行大布和五铢钱三种；关东有北齐所制的常平钱；河西诸郡甚至用西域的金银钱。当时，不但钱币大小轻重不一，而且各地私铸严重，币质低劣，官禁不住。朝廷法定的钱币只是各种钱币中的一种。这种混乱情况，对于商品交换极为不利。隋文帝即位后，力求钱币统一，下令新铸一种“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铢’，而重如其文。每钱一千，重四斤二两”②的五铢钱。新的五铢钱流通后，民间私铸之风仍未得禁止。开皇三年（公元 ５８３ 年），隋文帝下诏，令“四面诸关，各付百钱为样。”从关外来，勘样相似，然后得过。样不同者，即坏以为铜，入官。”①当时前代旧钱，如五行大布、永通万国及常平钱仍“用以贸易不止”②。于是开皇四年（公元 ５８４ 年），隋文帝又下诏，宣布：“仍依旧不禁者，县令夺半年禄。”③但是“百姓习用既久，尚犹不绝”④。一直到开皇五年（公元 ５８５ 年）隋文帝再次下诏，“严其制”⑤。之后，才基本上统一了钱币。灭陈后，隋政府陆续在扬州、鄂州、益州等地设炉，依定样铸钱，将五铢钱推广到江南。
　　①　《隋书?李询传》。②　《隋书?卢贲传》。③　《隋书?薛胄传》。①　吴兢：《贞观政要?论贡赋》。
　　开皇年间，隋文帝还下令统一了度量衡，规定以古尺一尺二寸为一尺，以古斗三升为一升，以古秤三斤为一斤⑥。度量衡制的统一，也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此外，隋文帝还提倡俭朴，分给贫苦人家牛、驴，并下令修治道路，设置驿舍或草顿（止宿之处）等等。隋文帝在统一的局面下，采取的上述经济措施，促进了封建经济的繁荣，使几百年来发展迟缓的社会经济，立即走上迅速上升的道路。
　　②　《隋书?食货志》。①　《隋书?食货志》。②　《隋书?食货志》。③　《隋书?食货志》。④　《隋书?食货志》。⑤　《隋书?食货志》。⑥　《隋书?律历志》。
　　（二）隋炀帝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举措
　　继隋文帝杨坚之后为帝的，是其次子隋炀帝杨广。杨广是历史上著名的暴君，在他统治期间，隋王朝灭亡，成为历史上短命的封建王朝之一。但是隋炀帝的一些举措，无论其主观愿望如何，在客观上也曾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１．改革均田制，取消妇女和奴婢的受田隋文帝时期，由于均田制实行得并不彻底，因此隋炀帝继位后，于大业五年（公元 ６０９ 年）又“诏天下均田”。在此之前，大业元年（公元 ６０５ 年），他还宣布免除妇女、奴婢部曲的课役，实际上等于取消了他（她）们的受田。这项改革意义十分重大。首先，妇女不再受田，不再负担租调力役，男子就不会因结婚而增加租税力役负担，这样对于人口的增殖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其次，妇女、奴婢部曲不再受田，使士族豪强不能再以多占人口而多占土地，对于抑制士族豪强的势力发展也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隋炀帝腐败透顶的统治，均田制不仅没有得到很好的施行，而且还日益遭到破坏。史籍中没有关于隋炀帝时期均田情况的记载，说明隋炀帝“诏天下均田”的诏令，不过是一纸空文罢了。２．营建东都洛阳和规模巨大的仓窖的设置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定都长安。后建筑大兴城（今陕西西安），于开皇三年（公元 ５８３ 年），迁都大兴城。但是大兴城地处关西，远离关东地区，尤其是灭陈后，不能有效地控制广大江南地区。加之，关中物资不足以供应统一后的隋朝中央政府机构及庞大的驻军所需，从其它地区调运，路程远，漕运困难。而洛阳地处中原地区，交通便利，前代不少王朝，如东周、东汉、北魏、北周都曾定都于此。因此隋炀帝即位后，决定将首都东迁洛阳。即位当年（仁寿四年，公元 ６０４ 年），他下诏营建东都洛阳，并亲往洛阳。次年（大业元年，公元 ６０５ 年），命尚书令杨素为营建东都大监，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为副监，每月役使丁匠 ２００ 万人，开始了大规模的营建工程。经过 １０ 个月的时间，大业二年（公元 ６０６ 年），洛阳城初步建成。城分为宫城、皇城和外郭城。宫城是宫殿所在处，皇城是文武官衙所在处，外郭城亦称大城或罗城，是官吏私宅和百姓所居处。外郭城周围约 ２５ 公里，城内洛水以南有 ９６ 坊，以北有 ３６ 坊，还有东、南、北三市（即丰都市、大同市、通远市）。为了充实洛阳人口，增进经济繁荣，削弱地方豪强势力，在营建东都的同时，隋炀帝还下令“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于东京”①；又命“江南诸州，科上户分房入东都住，名为部京户，六千余家”②；还命“河北诸郡送工艺户陪东都，三千余家”③。东都洛阳建成后，不仅成为隋朝统治的政治中心，而且也是经济重心地。尤其在南北两段运河开通后，洛阳成为两段运河的衔接点，成为南北经济交流和物资集中的枢纽。
　　①　《隋书?炀帝纪上》。②　杜宝：《大业杂记》，指海本。③　杜宝：《大业杂记》，指海本。
　　在东都洛阳的营建中，城内和城外附近地方，还建筑了许多规模巨大的粮仓。在宫城东有含嘉仓城；在宫城内右掖的“街西有子罗仓，仓有盐二十万石；仓西有粳米六十余窖，窖别受八千石”④。在巩（今河南巩县）东南原上置洛口仓（亦称兴洛仓），“筑仓城周回二十里，穿三千窖，窖容八千石以还”⑤。又“置回洛仓于洛阳北七里，仓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窖”⑥。在这些仓窖中储存着数目惊人的粟帛，仅洛口仓和回洛仓就可储谷 ２６００ 万石。到隋末时，东都的布帛还堆积如山。另外，太原的粮储可支 １０ 年，可见各地的粮仓规模也不小。隋朝的储粮到隋亡几十年后仍未用尽，唐贞观十一年（公元 ６３７ 年），马周对唐太宗李世民说：“隋家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京积布帛，王世充据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①此时唐朝已立国 ２０ 年，可见隋朝库藏之多。这种情况，既说明了隋代的苛敛诛求，亦说明了当时农业生产的确发展繁荣。３．开通大运河隋文帝时，为了关内漕挽的便利，开皇四年（公元 ５８４ 年），令宇文恺开通了广通渠，引渭水从大兴城（今陕西省西安市）东达潼关，长 ３００ 多里。开皇七年（公元 ５８７ 年），又沿着春秋时吴王夫差所开邗沟的旧道，开山阳渎。南起江都（今江苏苏州），北至山阳（今江苏淮安），沟通江淮。隋文帝利用这条渠道，运兵运粮，为灭陈作准备。第二年隋军南下，开皇九年（公元 ５８９ 年）统一了江南。隋炀帝即位后，为了巩固政权和统一的局面，在政治上要进一步控制新统一的东南地区；军事上，在东北部的涿郡（今北京）建立据点，把军需物资运输到北方；在经济上，为了将南粮北运，把江南富庶的物资转运到洛阳地区，增强中央政府的力量。另外，隋炀帝还有一个个人动机，即他怀恋江都（今江苏苏州）的繁华，向往那里的风光，想去巡游享乐。因此，他下令开凿一条以洛阳为中心，沟通南北的大运河。隋炀帝修建的大运河，工程分四段进行。大业元年（公元 ６０５ 年），隋炀帝征发河南、淮北 １００ 多万人开凿通济渠，从洛阳西苑通到淮河边的山阳（今江苏淮安），沟通洛水、黄河、淮水。同年，又征发淮南十几万人，把山阳渎加以疏通扩大，渠广 ４０ 步，渠两旁修筑御道，沿路榆柳夹道。大业四年（公元 ６０８ 年），征发河北 １００ 多万人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黄河，北通涿郡。大业六年（公元 ６１０ 年），在长江以南开江南河，从京口（今江苏镇江）引江水穿过太湖流域，直达钱塘江边的余杭（今浙江杭州）。前后用了不到 ６ 年的时间，大运河的全线工程告成。大运河全长四五千里，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河流，是世界上伟大的工程之一。它的开通进一步促进了南北经济的交流，加强了南北的联系，对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南北统一起了重大作用。
　　④　杜宝：《大业杂记》，指海本。⑤　《资治通鉴?隋纪四》。⑥　《资治通鉴?隋纪四》。①　吴兢：《贞观政要?论奢纵》。
　　（三）隋朝经济的发展、繁荣
　　１．人口的增长和垦田面积的扩大隋朝建国时，由于经历了南北朝时期的长期战乱，以及士族豪强地主大量隐占人口，政府掌握的户口只有 ４５０ 万左右。经过开皇初年一系列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的实施，以及政府对户口清查和管理工作的加强，使大批逃户、隐户又成为国家的编户。到开皇九年（公元 ５８９ 年），在长江以北隋政府统治区的在籍户口已增至 ６００ 多万户。灭陈后，又得江南 ５０ 万户，总户数达到７００ 万户左右①。至大业二年（公元 ６０６ 年），又增加到 ８９０ 万户，４６００ 万口①。１７ 年间增加了 ２９％，平均年增长率为 １４‰。户口的迅速增加，除了隋政府继续括户，括出许多逃亡人口，以及从地方豪强隐占下夺得许多荫庇人口外，主要是人口的自然增殖。这是社会较为安定，经济日趋繁荣的结果。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这样高的人口增长率是很突出的。人口的增长与农业的发展分不开。反过来，人口增加，又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促使了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使垦田面积不断扩大。据《通典?田制》载：开皇九年（公元 ５８９ 年），垦田面积为 １９００ 余万顷，到隋炀帝大业五年（公元 ６０９ 年），已增至 ５５００ 余万顷。２０ 年间增加了 ３６００多万顷，增长率为 １９０％左右。显然这个数字明显夸大，不够准确，但当时耕地垦田面积的激增，当是可以肯定的事实。从中也反映出农业生产的发展。正因为如此，隋朝府库中才积储了数量庞大的粟帛。２．手工业的发达随着农业的发展，隋朝的手工业十分发达。一些手工技术达到了很高水平。但与前代一样，隋朝的手工业生产仍主要控制在官府手中，官府设置专门机构，统管工匠，制造产品。隋朝主管官府手工业的最高机构是尚书省的工部；具体管理生产官府所需各项产品的机关是太府寺；负责长安、洛阳皇宫及官廨土木工程的是将作寺（后改称将作监）。隋文帝时，太府寺统左藏、左尚方、内尚方、右尚方、司染、右藏、黄藏、掌冶、甄官等署，掌握着许多重要手工业部门。大业三年（公元 ６０７ 年），隋炀帝从太府寺分置少府监，由少府监统左尚、右尚、内尚、司尚、司染、铠甲、弓弩、掌冶等署。后又废铠甲、弓弩二署，并司织、司染为织染署。在一些地方州县和矿产地区，也设有管理官府手工业作坊的机构。在这些官手工业作坊中劳作的主要是官奴婢、刑徒和长期服役的工匠、短期番上的地方工匠。短期番上的工匠须按每年六番，每番两月的规定，轮流到京师或地方州县服役。工匠不仅力役重于均田制下的丁男，而且地位也很低下，缺少人身自由，居住也受限制，如营建东都洛阳时，隋炀帝下令河北诸郡送工艺户三千余家到东都，并规定这些工艺户在建阳门东道、北临洛水的地方集中居住①。隋时工匠状况比奴婢好不了多少。至于官奴婢不仅人身地位卑下，所受剥削也最残酷，十一岁以上的小孩就得从事繁重的劳役②。
　　①　《隋书?李德林传》。①　《隋书?地理志》。①　参见《大业杂记》。
　　隋朝官私手工业的组织规模和技术水平，在不少方面都超过了前代，其造船业、造桥业和丝织业都颇发达。隋朝造船业空前发展，造船技术很高。隋文帝为了准备攻陈，命杨素在江南永安督造战船，规模之大，技术水平之高，均为历史所未见。如所造“五牙”战船，船身高达一百多尺，起楼五层，左右前后设置拍竿六支，用来拍击敌船，可容战士 ８００ 人③。隋炀帝游江都（今江苏扬州）时所乘的“龙舟”，高 ４５ 尺，长 ２００ 尺，船上起楼四层，上层有正殿、内殿和东西朝堂，中间两层有 １２０ 房间，皆以金玉装饰④。造这样规模巨大的船，技术要求很高，与当时的世界水平相比，隋朝的造船技术也是头等的。隋的造桥技术也很高。当时的优秀民间工匠李春，设计、建造了闻名世界的赵州安济桥（在今河北省赵县洨河上）①。大桥是一座桥洞跨度为 ３７．３７米，用石材建造的空腔单拱大弧券桥。大弧券两端的拱背上，各有两个小石拱，既可节省石料、减轻桥基的负重，又可使河水在水位高时从小拱中流过，起到分洪缓冲和保护桥身的作用。大桥全长 ５０．８２ 米，宽 ９．６２ 米。由于跨度大，桥洞高仅 ７．２３ 米。桥身坡度低平，桥面平直，便于行人车马往来。这座桥不仅设计合理，构造坚固，而且造型优美壮观，刚劲柔和，宛如长虹当空。桥面两侧石栏杆上有欲飞若动的“龙兽之状”的雕刻图案，构思巧妙，神情逼真。这座大桥充分表现了我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独特风格，是我国桥梁史上的伟大成就，就是现代建筑工程师，见到这座桥也无不交口称奇。公元 ７０２年，唐中书令张嘉贞为安济桥作铭文，说优秀工匠李春造桥“制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为。……非夫深智远虑，莫能创是。”这座桥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跨大弧平的石拱桥，它在中外桥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１３００ 多年来，虽然经过多次洪水冲击和地震的考验，安济桥至今依然屹立在洨河上。安济桥的成就说明，我国在隋朝时的建桥技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欧洲人在 １２００ 年之后，才造成了同类的拱桥。丝织业方面，河北、河南、四川等地，是隋朝纺织业的主要区域。定州（今河北定县）所产?绫，相州（今河南安阳）所产绫纹细布，都非常精良，是为贡品。蜀郡（今四川成都）所产绫锦，也很著名。此外，豫章（今江西南昌）出产一种“鸡鸣布”，也很受各地消费者欢迎。该地“一年蚕，四、五熟勤于纺织，亦有夜浣纱而且成布者，俗呼为鸡鸣布。”①苏州等地的丝织业也很发达，缫丝、织锦、织绢者颇多。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当时专门从事手工业的劳动者日益增多。大业三年（公元 ６０７ 年），朝廷曾在河北一地，即招募“工艺户”３０００ 多家②。在当时的能工巧匠中，有的是专为朝廷服务。如，为隋炀帝造观风行殿的宇文恺和造六合城的何稠等。宇文恺所造的观风行殿，是一座活动的宫殿。可以拆卸，也可以合并，还可以行走，殿下设轮轴，转动自如。这种行殿是一座容纳数百人的大殿，专供皇帝巡行边境时使用。
　　②　唐代官奴婢的劳役制度：“四岁以上为小，十一以上为中，二十以上为丁。丁奴三当二役，中奴、丁婢二当一役，中婢三当一役。”隋代当与此略同。③　参见《资治通鉴?陈纪》。④　参见《资治通鉴?隋纪》。①　赵州安济桥的建桥年代约在大业初年（公元 ６０６ 年左右），近年又有不迟于开皇二十年（公元 ６００ 年）的说法。①　《隋书?地理志》。②　杜宝：《大业杂记》，指海本。
　　另一个技术精良的能工巧匠何稠造的六合城，是一座周围八里，高十仞（古代八尺或七尺称为一仞）的活动城。是在隋炀帝攻高丽时所造。曾在一夜之间搭成，城上布满甲士，遍插旌旗。第二天高丽人看见之后，非常惊奇，以为是神功。还有一种自动收起锦幔和打开房门的装置，构思奇巧，制作精良。“东都观文殿前面的书室，门外垂着锦幔，上面有两个飞仙。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但当人们走到幔前，脚触动了地上的机括时，飞仙就会冉冉而下，收起锦幔，房门也悄悄地自行打开”③。在 １０００ 多年前的隋朝，这仿佛只有在神话中才会出现的事情。隋朝的制瓷业技艺也很精良。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证明，当时的随葬品中，已有瓷器，在大业四年（公元 ６０８ 年），李静训墓和大业六年（公元 ６１０ 年）姬威墓中，都发现了鸡首壶、双龙把手瓶和双耳扁壶等白瓷瓷器①。在李静训墓中还发现了碧色玻璃瓶从而证明隋朝已能制造玻璃了。此外，雕刻、制茶、制盐、漆器、冶炼铸造等手工业也都有所发展。３．城市的发展与商业的兴盛隋朝城市的发展，突出体现在西京大兴城（长安）和东都洛阳这两座举世闻名的伟大都城的营建上。隋文帝建国后，认为建于西汉初年，后被北周沿用的长安城过于狭小，使命宇文恺另建大兴城。开皇二年（公元 ５８２ 年）六月开始动工，次年初即告完成。大兴城建在旧长安城东南约 ７ 公里处的渭水南岸，总面积 ８４ 平方公里，约为今西安旧城（明、清时建）的 ７．５ 倍。据《隋书?地理志》载：大兴城南北长 １５ 里 １７５ 步（据考古勘察，实为 １６ 里 １２５ 步，即 ８６５１．２５ 米）②，东西长 １８ 里 １１５ 步（实为 １８ 里 １３３ 步，即 ９７２１ 米③）。城东、南、西各开三门，北面开一门。城的北部中心地区为宫城和皇城。宫城为皇室所居处，皇城为官府所在地。宫城、皇城的东、南、西三面，分列 １０６ 个居民住区——坊（包括官吏府第、百姓户室及寺观庙宇）。城东、城西各设一市，作为民间商品交易活动场所。宫城、皇城、坊、市由有规则的纵横 ２５ 条大街分隔开。其中通向城门的 ６ 条主干大街，最宽的达 １５０ 米。其他街道一般也都有几十米宽④。各坊四周垒建围墙，大门昼启夜闭；坊内有大街、小巷。为解决城内用水需要，还修筑了若干水渠，分别引浐水、藻河水流经城内。大兴城布局严整对称、规划整齐，同时它明显改变了自西周以来的“面朝背市”的旧的城市营建格局，较多地考虑到居民在交通、用水及商品交易活动的需要，是魏晋时代邺城、洛阳都城的进一步发展。大兴城是古代世界中罕见的巨大都城。日本古代京城的营建，受大兴城影响颇大。
　　③　沈起炜：《隋唐史话》，第 １８ 页。①　参见《新中国的考古收获》隋唐部分。②　参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发掘队报告《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考古》１９６３ 年第 １１ 期。③　参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发掘队报告《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考古》１９６３ 年第 １１ 期。④　参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发掘队报告《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考古》１９６３ 年第 １１ 期。
　　洛阳城的营建如前所述。隋时，西京长安（大兴城）和东京洛阳，是最大的商业都市。均设有巨大的商品交易场所——市。隋政府对市的管理制定有严密的法令，建立有专门管理市场的机构，长安、洛阳 ５ 个市的管理机构叫市署，长官称市令。署下设肆长数十人。在市内从事工商业的人均须向市署登记，取得“市籍”。隋时，长安的东、西两市，分别称都会、利人。洛阳东、南、北三市分别名丰都、大同、通远。这些市一般占地两坊。通远市周围达 ６ 里，丰都市周围有 ８ 里。两京市场规模巨大，商业繁荣。如通远市有 ２０ 门，分路入市，市东是漕渠，“其内郡国舟船舳舻万计”①；丰都市“通门十二，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甍宇齐平，遥望如一，榆柳交阴，通渠相注。市四壁有四百余店，重楼延阁，互相临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积”②。《资治通鉴》载：隋炀帝曾允许少数民族和外国商人入丰都市交易，令市内大事排场，“先命整饬店肆，檐宇如一，盛设帷帐，珍货充积，人物华盛，卖菜者亦藉以龙须席。胡客或过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不取其直，绐之曰：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惊叹。其黠者颇觉之，见以缯帛缠树，曰：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市人惭不能答”。这段记载充分暴露出炀帝的豪侈和作伪，同时也反映出洛阳商业繁荣的一个侧面。隋朝商业的发达，还表现在其他商业都市的繁荣上。如四川的蜀郡（今四川成都），据《隋书?地理志上》称，为“水陆所凑，货殖所萃，盖一都之会也”。江南的宣城（今属安徽）、毗陵（今江苏常州）、吴郡（今江苏苏州）、会稽（今浙江绍兴）、余杭（今浙江杭州）、东阳等郡，“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①。豫章郡（今江西南昌）的贵妇也纷纷“暴面市廛，竞分、铢 以给其夫”②。南海（今广东广州）、交趾，“各一都会也，并所处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玑，奇异珍玮，胡商贾至者，多取富焉”③。关中的岐州（今陕西翔县），“密迩京圻，古称繁剧，兼以西通河陇，舟车辐凑，内多豪族，外引名商”④。河南的蔡州（今河南汝南），“地接荆郢，商旅殷繁”⑤。在国内商业发展的同时，隋朝的对外贸易也有所发展。隋朝对边境少数民族和国外的商业，主要分西北陆路和东南海路两条商路。为了发展和西域、中亚诸国的西北陆路上的贸易，隋炀帝曾派裴矩驻张掖（今甘肃张掖），主持对西域少数民族和外国贸易。裴矩根据“富商大贾，周游经涉”⑥的情况，著作《西域图记》三卷，详尽记述了西域 ４４ 国的山川、姓氏、风土、服章、物产等丰富内容，并绘有地图。隋朝的海上贸易以南海（今广东广州）、扬州等地为集散地。隋朝中叶以后，广州是当时对外贸易的主要口岸。从大业三年（公元 ６０７ 年）到隋亡，南海的赤土（马来半岛）、真腊（高棉）和波利（婆罗洲）等国，都和中国有使节往来和贸易活动。从国外运来的犀象、玳瑁、珠玑等，多从广州集散。国内外出者，亦多从此出发，将中国传统的商品，如丝绸、铁器等贩运出境。
　　①　杜宝：《大业杂记》，指海本。②　杜宝：《大业杂记》，指海本。①　《隋书?地理志》。②　《隋书?地理志》。③　《隋书?地理志》。④　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⑤　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⑥　《隋书?裴矩传》。
　　隋初，通往日本的海上交通未开，中日联系取道朝鲜。开皇二十年（公元 ６００ 年）、大业三年（公元 ６０７ 年），日本曾两次遣使来中国。隋炀帝时也曾遣使赴日本。此后，两国相互交往不断，增强了中日之间的友谊，促进了经济、文化的正常交流。大业三年（公元 ６０７ 年）和大业六年，隋炀帝曾两次派人航海到流求（今台湾），其目的虽然是扩大统治范围，显示国家强大。但客观上却开通了流求与内地进行经济交流的道路。流求与大陆之间素有贸易往来，从此以后，经济和文化交流日益密切。随着国内外贸易的发展，隋朝加强了对贸易的管理。在内地都市设立市署，长官为市令，管理商业。沿边地区设立互市监，置监和副监，管理内地和边远地区的贸易以及对外贸易。隋炀帝时，还在鸿胪寺下置东夷、西夷、南蛮、北狄使者各一人“掌其方国及互市事”。使者之下设“监府”，掌其贡献财货；设“监置”，掌安置其駞（“驼”的异体字）马船车，并纠察非违①。因此，和手工业一样，隋朝的商业虽日益发达，但主要操纵在政府和官僚手中。而且他们常常利用手中的特权，任意盘剥百姓。如，隋炀帝攻高丽时，常常下令索要物品，官吏得令后，先不宣布索要何物，而是贱价向民众买进，然后再宣布命令，并以贵价卖给民众。这样，转手之间便获利数倍。官吏经商，凭特权获利，民间商业受到抑制。到隋朝末年，官逼民反，人民纷纷起义，生产受到影响，商业也随之走向衰落。
　　①　参见《隋书?百官志下》。
　　（四）隋炀帝时封建剥削的加强
　　隋炀帝杨广，是隋文帝杨坚的次子，他利用极其阴险毒辣的手段，夺得其兄杨勇的太子位。仁寿四年（公元 ６０４ 年），杨广乘其父病重，杀杨坚及杨勇，登上帝位。杨广即位后，为了满足其骄奢淫佚的生活，极大地加重了对百姓的封建剥削，尤其突出表现在徭役剥削的残酷性上。隋朝徭役的残酷，在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公元 ５９３ 年）营建仁寿宫（在今陕西千阳）时，即已表现出来。该工程由杨素等人负责。由于工程浩大，“役使极严，丁夫多死，疲敝颠仆者，推填坑坎，覆以土石，因而筑为平地，死者以万数”①。到隋炀帝时，更为残酷。营建东都时，每月役使 ２００ 万人。据《大业杂记》载：“初卫尉刘权、秘书丞韦万顷总监筑宫城，一时布兵夫，周匝四面，有七十万人。城周匝两重，延袤三十余里，高四十七尺，六十日成。其内诸殿基及诸墙院，又役十余万人，直东都土工监常役八十余万人，其木工、瓦工、金工、石工又役十余万人。”皇宫所用梁柱，均采自江南的豫章（今江西南昌）。每根大柱，须二三千人拽拉。其下用铁毂滚动，行不数里就须更换新的，有专人负责准备铁毂，一天不过前进二三十里。一根柱子运到洛阳要花费数十万工。在营建洛阳期间，由于官吏“役使促迫，僵仆而毙者十四五焉。每月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车相望于道”①。隋炀帝还在洛阳西郊修建了一座供自己玩赏的大花园——西苑，其周围有 ２００ 里。苑内掘人工湖，名积翠池，周围十余里。水中筑方丈瀛洲三山，三山各相距３００ 步，高出水面十余丈，在山上山下建有回廊和各式楼台殿阁。西苑里的奇花异草，珍禽怪兽，多从南方各地收罗，消耗了大量的财力和人力。大业三年（公元 ６０７ 年）隋炀帝下令征发丁男百余万修筑长城，１０ 天之中就役死了十分之五六。次年，又征发 ２０ 万人筑长城。开运河时，役死百姓更多。开通济渠时，征发了河南、淮北 １００ 多万人；疏通邗沟时，征发了淮南 １０ 多万人。由于役死丁男太多，故到开永济渠时，丁男不足，就征调妇人。隋炀帝曾三次巡游江都，以满足其游玩享乐的欲望。大业元年（公元 ６０５年），他第一次游江都时，仅挽船的民夫就达 ８ 万人。沿途 ５００ 里内的百姓，都被迫贡献珍贵食品，吃不完的，就在出发前埋掉。为了炫耀武功，隋炀帝三次发动侵略高丽的战争。为了进行这场战争，他做了长期的准备。大业四年（公元 ６０８ 年），隋炀帝下令大造兵器，并规定制造不合格者判处死刑。同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征兵。大业五年（公元 ６０９年），隋炀帝在涿郡修建临溯宫，作为自己的行辕，以便亲自指挥战争。同时命令幽州总管元弘嗣，限期在东莱（今山东掖县）督造 ３００ 艘大船。在官吏的逼迫下，民夫昼夜在水中劳作，以致腰以下腐烂生蛆，死者十分之三四。他还勒令江南、淮南、河南等地的百姓，制造戎车 ５ 万辆，送到河北，以供装载衣甲帐幕之用。大业七年（公元 ６１１ 年），隋炀帝调发江淮以南民夫和船只，转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的米粮等军备物资至涿郡，沿途“舳舻相次千余者相枕，臭秽盈路，天下骚动”①。同时还“发民夫运米，积于泸河、怀远二镇，车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过半”②，后牛车征尽，又征发人力推车，车夫 ６０ 余万。前后征调的民夫达 ２３０ 多万人。由于大量劳力参与运输物资和大批死亡，以至“耕稼失时，田畴多荒”③。
　　里，载兵甲及攻取之具。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填咽于道，昼夜不绝，死
　　①　《隋书?食货志》。①　《隋书?食货志》。
　　当一切准备停当，大业八年（公元 ６１２ 年），隋炀帝发动了第一次进攻高丽的战争。出兵 １１３ 万余，号称 ２００ 万，由他本人亲自节度。结果大败而归，逃回国内的残兵只有 ２７００ 人，几乎全军覆没。以后隋炀帝又连续发动了两次进攻高丽的战争，虽勉强迫使高丽求和，但隋朝国力已大大受损，阶级矛盾极其尖锐。就在对高丽的战争期间，大业九年（公元 ６１３ 年），隋炀帝征发丁男 １０万人，加筑大兴城。一直到隋亡前二年，他还征集数万人建毗陵宫，又再想建会稽宫和丹阳宫。隋炀帝繁重的徭役和兵役，弄得千百万农民家破人亡，上百万壮丁死于徭役。农民为了躲避徭役和兵役，不惜伤残自己的肢体，称做“福手福足”。在隋炀帝的残暴统治下，大业七年（公元 ６１１ 年），王薄领导农民在长白山（在今山东章丘）起义，起义烽火很快就燃遍全国。大业十一年（公元６１５ 年），隋炀帝见北方农民起义已成燎原之势，下令重新制造在大业九年（公元 ６１３ 年）杨玄感反隋时烧毁的龙舟和各种船数千艘。于次年七月，顺大运河逃往江都，企图维持半壁河山。在江都，隋炀帝仍然过着荒淫腐朽的生活，令王实充为他广选江淮美女进宫。此时他已无力控制全国的局势了，其骁果卫士多关中人，他们怀念家乡，多欲逃散。义宁二年（公元 ６１８ 年）三月，虎贲郎将司马德戡和直阁裴虔通等人，利用卫士的不满情绪，推举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为首，发动兵变，勒死了隋炀帝。隋朝统治就此结束。
　　①　《隋书》卷四，《炀帝》下。②　《隋书》卷四，《炀帝》下。③　《隋书》卷四，《炀帝》下。
　　三、唐前期恢复、发展生产的经济措施
　　隋朝末年，正当农民起义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时，大业十三年（公元 ６１７年）夏，隋太原留守李渊起兵反隋。他率领军队迅速渡过黄河，进入关中，在关中地主阶级的支持下攻取长安，控制了渭水流域。隋炀帝死后，公元 ６１８年，李渊在长安称帝，建号武德，国号唐。到武德七年（公元 ６２４ 年），经过一系列兼并战争，李氏唐朝消灭了各地的武装割据势力，重新统一了中国。唐朝初年，由于经历了隋炀帝的暴政和隋末农民战争，社会经济凋敝。以人口为例，到武德晚年，全国户数不过 ３００ 万，约当隋盛时 ９００ 万户的 １／３弱。遭受破坏最严重的黄河下游地区，“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①。直到贞观中年，这里（以今河北、河南、山东三省为准）的户数登记在官府户籍簿上还不到 ７０ 万，约为隋大业初年 ４７０ 余万的 １／７②。面对这样残破的社会经济，唐王朝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促进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以保证租税等财政收入。
　　（一）均田制的继续推行和租庸调法的实行
　　１．均田制的继续推行武德七年（公元 ６２４ 年）四月，唐政府颁布了均田令，其主要内容如下：（１）关于百姓的受田①丁男（２１—５９ 岁）和 １８ 岁以上的中男（１６ 岁为中男），各受口分田８０ 亩，永业田 ２０ 亩。永业田可传给子孙，口分田则在民老或身死后交还国家。②老男（６０ 岁为老）、废疾人②。、笃疾人②。各受口分田 ４０ 亩；寡妻妾各受口分田 ３０ 亩。如果他（她）是作户主的，再受永业田 ２０ 亩。③道士、和尚各给口分田 ３０ 亩；女冠、尼姑各给口分田 ２０ 亩。④工商业户在宽乡（地多人少）者，给永业田 １０ 亩，口分田 ４０ 亩，在狭乡（人多地少）者不给。⑤一般妇女、奴婢和部曲不再受田。⑥狭乡的口分田减半给授。狭乡的人准许在宽乡遥受土地。⑦一般人家 ３ 口以上给 １ 亩园宅地，６ 口则加 １ 亩；奴婢 ５ 口给 １ 亩园宅地，１０ 口则加 １ 亩。⑧如果土地需要休耕，还可以加倍授给。⑨民户原有土地，计算在已受田之内。
　　①　《贞观政要?直谏篇》。②　据《隋书?地理志》和《旧唐书?地理志》的有关材料统计。②　笃疾人指癫狂、两肢废、两目盲等。②　笃疾人指癫狂、两肢废、两目盲等。①　《通典》作 １０ 顷。
　　（２）关于贵族、官吏的受田①有爵位的贵族，亲王给永业田 １００ 顷，郡王 ５０ 顷，国公 ４０ 顷，郡公３５ 顷，县公 ２５ 顷，侯 １４ 顷，伯 １１ 顷①，子 ８ 顷，男 ５ 顷。
　　②职事官正一品给永业田 ６０ 顷，从一品 ５０ 顷，正二品 ４０ 顷，从二品３５ 顷，正三品 ２５ 顷，从三品 ２０ 顷，正四品 １４ 顷，从四品 １１ 顷②，正五品 ８顷，从五品 ５ 顷。③散官五品以上与同级职事官所受永业田数相同。④六品以下官吏的永业田，“听本乡取还公田充，愿于宽乡取者亦听”③。六品七品职事官 ２．５ 顷，八品九品职事官 ２ 顷。“散官若有官爵及勋俱应给者，唯从多，不并给”④。⑤勋官之永业田亦称勋田，上柱国 ３０ 顷，柱国 ２５ 顷，上护军 ２０ 顷，护军 １５ 顷，上轻车都尉 １１ 顷，轻车都尉 ７ 顷，上骑都尉 ６ 顷，骑都尉 ４ 顷，骁骑尉、飞骑尉各 ８０ 亩，云骑尉、武骑尉各 ６０ 亩。⑥京内外职事官按照职位的高低还受给职分田，亦称职田，以其地租作为俸禄的一部分。京官一品 １２ 顷，二品 １０ 顷，三品 ９ 顷，四品 ７ 顷，五品６ 顷，六品 ４ 顷，七品 ３．５ 顷，八品 ２．５ 顷，九品 ２ 顷，皆给京城百里以内之地。外官诸州都督、都护、亲王府官二品 １２ 顷，三品 １０ 顷，四品 ８ 顷，五品 ７ 顷，六品 ５ 顷，七品 ４ 顷，八品 ３ 顷，九品 ２．５ 顷。镇戍、关津、岳渎官五品 ８ 顷，六品 ３．５ 顷，七品 ３ 顷，八品 ２．５ 顷，九品 ２ 顷。其他如三卫中郎将、上中下府折冲都尉、果毅都尉、长史、别将以及亲王府典军、副典军等，亦各授与数量不同的职分田，最少为 ８０ 亩①。职分田属公田，不归私人所有，官员离职时要移交后任。⑦各级官署授给公廨田，亦称公廨园或公廨地，以地租作为办公用费。京官各司：司农司 ２６ 顷，殿中省 ２５ 顷，少府监 ２２ 顷，太常寺 ２０ 顷，京兆府、河南省各 １７ 顷，太府寺 １６ 顷，吏部、户部各 １５ 顷，兵部、内侍省各１４ 顷，中书省、将作监各 １３ 顷，刑部、大理寺各 １２ 顷，尚书省、门下省、太子左春坊各 １１ 顷，工部 １０ 顷，光禄寺、太仆寺、秘书监各 ９ 顷。……外官各司、大都督府 ４０ 顷，中都督府 ３５ 顷，下都督府、都护府、上州各 ３０顷，中州 ２０ 顷，宫总监、下州各 １５ 顷，上县 １０ 顷，中县 ８ 顷，下县 ６ 顷。其他各级官署亦都有相应的公廨田。最少为 １ 顷。（３）关于土地买卖的规定唐均田制明确规定禁止土地买卖，并制定了严厉的法律，如：“诸卖口分田者，一亩答十，二十亩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地还本主，财没不追”②。但同时又规定了一些例外：①庶人有身死家贫无以供葬的，准许出卖永业田。②百姓搬家，从狭乡迁到宽乡，或卖地以建住宅、邸店、碾硙的，还准许出卖口分田。③官员的永业田、勋田和赐田可以出卖。④买入的田地不能超过应受田限额。狭乡人买田，可依照宽乡的限额。⑤已卖田者，不准再申请授田。唐朝的均田制，与前代相比，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②　《通典》作 １０ 顷。③　《唐六典?尚书户部》注。④　《通典?食货?田制下》。①　《新唐书?食货志五》。②　《唐律疏议?户婚》。
　　第一、明确取消了奴婢、部曲的受田。这一方面表明奴婢、部曲在农业生产中地位的下降，人数的减少，以及奴隶制残余的进一步降低。另一方面不再授田给他们，也是对士族地主的打击，反映了唐时士族地主势力的进一步衰弱。第二、除寡妻妾以外，一般妇女不再受田。隋时，妇女受露田只有男子的一半，而一夫一妇的租调却为单丁的一倍，不少男子因此而不肯结婚，造成“籍多无妻”①的现象。唐朝一般妇女不再受田，也就不用再负担封建国家的租赋徭役，男子就不会因结婚而增加负担，因而对人口的繁殖与增长起了积极的重要作用。同时，妇女不受田而男子受田，也反映出唐朝封建小生产家长制的发展，从此女子更加依附于男子。第三、和尚、道士、尼姑、女冠都可以受田，反映了南北朝以来寺院经济的发展。这是封建国家在法律上承认了宗教寺院对土地占有的合法权利，保证僧侣地主的既得利益。第四、各级官吏普遍授给大量的土地，职位愈高受田愈多。唐代均田制中关于官吏受田的规定比前各朝完备得多，一方面以保证大官僚必为大地主，另一方面更是唐王朝培植新地主的重要手段。由于唐均田制不触动大官僚地主的既得利益，并使他们占有大量土地合法化，因而自然会得到大官僚地主的拥护，使均田制能够顺利地推行。在实际执行中，正是由于均田制的推行，使许多官僚地主占有了更多的土地，扩大了自己的经济实力，同时促使了大土地私有制的发展。第五、唐代均田制放宽了对受田买卖的限制。北魏的均田制，只允许买卖桑田，以后也仅及于麻田的有余或不足部分；北齐时虽买卖露田的现象时有发生，但在法律上是不允许的；隋沿北魏、北齐制度，只许桑麻田在规定限度内买卖，即得卖其多出部分或买进不足部分，是仅许永业田的超额或缺额部分的买卖，其数量自然极其有限。而唐代均田制中关于土地买卖的规定，虽然名义上是为了限制土地买卖，但实际上这些例外很容易就被突破，使土地买卖易于形成和广泛发展。尤其唐代均田制还允许买卖口分田。这是自北魏实行均田制以来，封建政府第一次允许买卖口分田（露田），也是唐代均田制的一个显著特色，说明唐代对土地买卖的限制较之前代明显放宽。这也是北魏以来封建土地私有制进一步发展在法令上的反映。它为土地兼并提供了合法的依据，助长了官僚地主、豪商巨贾以及僧侣地主对土地的兼并势头。同时也为均田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唐代均田制在全国各地都认真贯彻实行了。大体说来，关东地区，因在隋末农民战争中遭受破坏严重，士族豪强受打击沉重，死亡逃散的很多。他们遗留下来的田地，有的转移到农民手中，大部分成为国家控制的荒田，因而国家比较容易地授给农民规定标准数额的永业田和口分田。江南地区、江淮流域，由于地旷人稀以及战乱给士族豪强的打击，对广大农民一般亦能按规定限额授田，甚至还授给较多一些的田地。至于关中地区，由于基本上未经战乱破坏，官僚地主众多，地狭人稠，因此一般农民多不能按规定得到受田，往往受田不足。全国各地情形不同，即在同一地区亦有差异。不过从总的情况看，唐代均田制是自北魏推行均田制以来，实施情况最好的。因此，均田制的实行，对于唐初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①　《隋书?食货志》
　　２．租庸调法的实行唐代的租庸调法是在均田制的基础上，以受田丁民为征课对象而制定的。它基本上沿用隋制，但为了适应新的情况，在某些方面又作了一些补充修正，因而较之隋的租调力役制度更加完整严密。唐代租庸调法，如《唐六典?尚书户部》所述如下：“凡赋役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调，三曰役，四曰杂徭。课户每丁租粟二石。其调随乡土所产绫绢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絁者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皆书印焉。凡丁岁役二旬（有闰之年加二日），无事则收其庸，每日三尺（布加五分之一）。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通正役并不得过五十日）。”“凡水旱虫霜为灾害，则有分数。十分损四以上免租，损六以上免租调，损七以上课役俱免。若桑麻损尽者各免调，若已役已输者，听免其来年。凡丁新附于籍账者，春附则课役并征，夏附则免课从役，秋附则课役俱免。”“凡丁户皆有优复蠲免之制（诸皇宗籍属宗正者，及诸亲五品以上祖父兄弟子孙，及诸色杂有职掌人），若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志行闻于乡闾者，州县申省奏闻，表其门闾，同籍悉免课役。”唐朝的这种赋役办法，正如唐人陆贽所说：“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①。所以一般称为租庸调法。而杂徭不是唐代赋役的重要部分，就略而不论。唐代的租庸调较隋代要减轻许多，主要表现在规定了役期的最高限度，以及输庸代役的办法上。这是隋末农民大起义反抗封建国家残酷的徭役剥削斗争的结果，同时也是唐初“率土荒俭”的实际情况，迫使封建国家不得不减轻农民徭役负担，使其专心生产，发展经济的结果。这一变化，不仅使农民有较多时间从事农业生产，而且多少也减弱了个体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租庸调制是唐代前期封建国家的主要税源。这个时期，尤其是唐代初期，因为受田家民有一定的土地收获，缴纳租庸调赋役不会感到负担太重。唐政权亦为了积极恢复农业生产，把大量荒地分配给农民，使之得到耕垦。同时轻赋省役，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使其尽力耕作，以保证国家赋役既有可靠的来源，又能增加财政收入。这种税制，对于封建政权的巩固，对于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①　陆贽：《陆宣公集?均节赋税恤百姓》。
　　（二）贞观时期的休养生息政策
　　唐高祖李渊统治后期，他的几个儿子争夺皇位的斗争日趋激烈。武德九年（公元 ６２６ 年），其次子李世民在长安宫城的玄武门发动政变，袭杀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不久，李渊被迫退位，李世民继立为帝，是为唐太宗。以李世民为首的统治集团由于亲身经历了隋炀帝的暴政和隋末农民战争，深知隋末农民是在“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已无法生存的情况下举行起义的，因而君臣反复引用“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古语来警励自己。唐太宗李世民还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①。因此，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唐太宗采取了“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的经济措施。贞观初，唐太宗十分重视备荒和救荒。贞观二年（公元 ６２８ 年），戴胄建议参照隋朝的社仓制度，在各地设置“义仓”，以备凶年。唐太宗立即采纳了他的建议，下诏规定：自王公以下，每亩征税二升；商贾无田者，户分九等，分别纳粟自五石至五斗不等；义仓粮食有灾则用于赈民，无灾则借贷民户作种子。自此以后，州、县普遍设置义仓，专用于备荒，不许杂用。当时，从贞观元年到三年（公元 ６２７—６２９ 年），关东、关中各地连续发生旱霜蝗灾害，关中受灾最重，饥馑尤甚，不少农民卖儿鬻女。唐太宗认为这对于他的统治是一种危险，于是一面命令灾区开仓赈济，准许灾民就食他州，一面派遣大臣巡视灾情，并“出御府金宝赎男女自卖者还其父母”②。逃荒的灾民，受到各州县竭力帮助，有的州甚至做到“逐粮户到，递相安养”③，灾民返乡时还赠给粮食、布帛。唐太宗重视均田令的施行。他曾视察灵口的授田情况，得知每丁才受得３０ 亩，下诏雍州，“录尤少田者，并给复，移之宽乡”④，为了增加农业劳动力，唐太宗一面多次颁布减免全国或部分地区租赋的法令，并用免除几年赋役的办法，招诱逃亡农民归业，一面以强制措施，把长期在外的“浮游”人口，送回原籍生产。洛州地方官曾把许多“浮游”人户，“并遣务农，各令属县。有游手怠惰者，皆按之”⑤。其他一些地方也以类似方法强迫逃散人户回乡务农。贞观十六年（公元 ６４２ 年），唐政府下令在全国“括浮游无籍者，限来年末附毕”①。贞观五年（公元 ６３１ 年）四月，唐太宗派使者携金帛赎回了隋末被北方突厥掳掠去的汉民，得男女 ８ 万人。唐朝大力招抚流亡人口的政策，收到了很大效果，仅贞观三年（公元 ６２９ 年），流亡唐境以外的百姓和少数民族就有 １２０ 余万内附。唐太宗还注意增加人口，曾下诏奖励婚姻，地方长吏能使百姓婚姻及时、鳏寡减少者，按户口增多进考。唐太宗还注意到不夺农时，以利农业生产的恢复。贞观五年（公元 ６３１年）二月，正值春耕之时，皇太子将举行“冠礼”，官吏要调动府兵充作仪仗。唐太宗表示反对，下令改在十月举行。
　　①　《贞观政要?论杀戒太子诸王》。②　《旧唐书?太宗本纪上》。③　《旧唐书?陈君宾传》。④　《册府元龟?帝王部?惠民》。⑤　《册府元龟?牧守部?劝课》。①　《资治通鉴?唐纪十二》。
　　此外，唐太宗即位后曾下令释放宫女 ３０００ 人，减少宫殿的营筑，停止官吏进奉珍异，禁止贵族官吏的第宅、车服、婚丧过分奢侈。他还并省了许多州县，并把中央各官府的官员从 ２０００ 多人精减到 ６００ 多人，以紧缩财政开支。上述做法，对社会生产的发展，对人民都是有利的，因而促使生产状况迅速好转。贞观四年（公元 ６３０ 年），全国大丰收，流散的人口都返回乡里。以后又年年丰稔，米粟每斗不过三四钱。由于农民辛勤地进行生产，到贞观后期，社会经济已得到恢复。贞观二十二年（公元 ６４９ 年），全国户数已接近 ３８０ 万户。贞观后期，随着封建统治的逐渐稳固，唐太宗不能再很好地纳谏，渐渐抛弃了轻徭薄赋的经济政策。于是战争和徭役频繁起来，赋税负担又加重了。在一些地区爆发了农民起义。
　　（三）武后及唐玄宗发展经济的举措
　　唐太宗死后，唐高宗继位。永徽六年（公元 ６５５ 年），武则天被立为皇后。此后，武则天逐渐将权力转移到自己手中，并于天授元年（公元 ６９０ 年）改唐为周，正式称帝，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参与和掌握最高权力达 ５０ 年之久。在她当政时期，除在政治上加强统治外，在经济上比较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上元元年（公元 ６７４ 年），高宗根据武则天的建议，诏令全国施行劝农桑、薄赋徭，免除京畿地区徭赋，节省功费力役等 １２ 事。光宅元年（公元 ６８４ 年），武则天下令奖励农桑，规定凡是做到耕地增加，家有余粮的地方，地方长吏可以得到奖赏；如果户口减少，就要受到处分。武则天比较重视兴修水利，曾在曲沃（今山西侯马）东北、临汾东北、符离（今安徽宿县北）修有新绛渠、高梁堰、牌湖堤，灌溉田地。另外在九陇（今四川彭县）、巴西（今四川锦阳东）、营丘（今山东昌乐县东南）也兴修了一些引水工程。咸亨三年（公元 ６７２ 年），还于岐州陈仓县（今陕西宝鸡）东南开渠，引渭水入升原渠，通船筏至长安城。武则天统治的 ５０ 年间，由于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政治、经济措施，扩大了封建统治的基础，维护和加强了封建国家的统一，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封建统治的发展。国家掌握的户口增长很快，从她被立为皇后前三年（即永徽三年）的 ３８０ 万户，增加到 ６１５ 万户（神龙元年，即公元 ７０５ 年，武则天被迫退位）。贞观以来经济发展的趋势，仍在继续，对于后来唐玄宗“开元之治”的封建全盛时代，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神龙元年（公元 ７０５ 年），武则天病重，宰相张柬之等联合禁军将领李多祚，拥戴中宗李显复位。但此后 ８ 年的时间中，唐朝政局动荡不安，发生了 ７ 次政变，更换了 ４ 位皇帝。开元元年（公元 ７１３ 年），唐玄宗即位，杀死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及其党羽，才使一连串的宫廷政变告以结束。唐玄宗即位后，先后任用姚崇、宋璟作宰相，在稳定封建秩序、发展社会经济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开元二年（公元 ７１４ 年），针对富户强丁多削发入寺逃避徭役的情况，玄宗下令沙汰天下僧尼，迫令 １．２ 万人还俗，编入国家户籍，并规定，自此以后，各地不得新建佛寺，旧寺颓坏，也要报请官府查实，才许加以修葺。开元三年（公元 ７１５ 年），唐朝政府规定：封户的租庸调，改由政府统一征收；征收未完时，封主不得向封户催索和出放高利贷；而只能等到征收完毕后，到京城或州治领取。从而缓解了封户严重受害，而失掉生产积极性的问题。开元三年和四年，关东连续发生严重的蝗灾。在姚崇的主持下，朝廷派出专使，督察州县官吏大力捕蝗，并要求他们将本州县捕蝗勤惰的情况上报中央，使蝗灾连岁的情况下，没有出现大的饥荒。开元四年（公元 ７１６ 年），宋璟继姚崇为相，坚守姚崇所制订的有利于稳定社会、发展生产的政策。并在防止边将贪功生事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这对使劳动人民安心生产，也起了积极作用。开元九年（公元 ７２１ 年），唐玄宗任宇文融为劝农使，并准其所奏，置劝农判官 ２９ 人，分行全国各道，检括籍外兼并的土地和逃户。唐王朝令逃户在百日内自首，听于所在附籍，并免除他们六年的租调和徭役，只收轻税，违者则法力不赦。括户工作到开元二十二年（公元 ７３４ 年）结束，得户 ８０余万，田数与此相等，得钱数百万贯①。人口增加了，耕地面积也扩大了，国家财政收入也增多了。这个时期，政局稳定，生产发展，唐王朝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
　　①　《旧唐书?宇文融传》。
　　四、唐前期社会经济的发展繁荣
　　（一）农业生产的兴盛
　　唐朝前期，由于统治者施行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措施及广大农民的辛勤劳动，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为唐朝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及广泛使用，对唐代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唐代农业生产工具的进步，首先突出表现在耕犁的改进上。唐以前的犁，主要是笨重的长直辕犁，操作时回转困难，耕地费力。唐初，南方出现了一种短而轻便的曲辕犁。这种新型的耕犁当时又叫“江东犁”。据唐人陆龟蒙《耒耜经》载，曲辕犁由铁制的犁镵（又称犁铧）、犁壁和木制的犁底、压镵、策额、犁箭、犁辕、犁梢、犁评、犁建、犁槃等 １１ 个部件组成。同以前的步犁相比较，曲辕犁有三处重大改进：即直辕改成了曲辕，增装了犁评和犁壁。曲辕比直辕灵活，更便于操作。犁评用以控制犁箭，推进犁评使犁箭向下，入地深，拉退犁评使犁箭向上，入地浅，可适应深耕或浅耕的不同需要。犁壁可将翻起的土推到一旁，减少耕犁前进的阻力，提高耕地速度。曲辕犁在唐代被广泛使用。贞观中，定州工匠制造耕犁特意寻求弯曲的树木作犁辕，说明该地区已通行曲辕犁。陕西三原发现的贞观时期李寿墓壁画上的牛耕图，以及敦煌壁画上晚唐时的牛耕图，犁辕也都是弯曲的，说明在黄河流域许多地区，都已采用了曲辕犁。由于曲辕犁灵便省力，可由单牛牵引，适合水田耕种，因而在江南地区更是广泛使用。我国古代的耕犁，发展到曲辕犁，已基本定型。曲辕犁的出现和广泛使用是唐代农业生产力提高的一个突出标志。其次，当时还出现了铁搭，即四齿耙，以及木■■（ｌìｚｈáｉ，音历宅）、耖等农具。铁搭是掘地的农具；木■■和耖是在耙田以后，用以“破块滓，溷泥涂”，或“疏通田泥”的工具。有了这些工具，就可以形成耕——耙——■■的一套土壤耕作技术。但是，由于耖和木■■相比，其形制比较简单，操作也比较方便，便逐渐代替了木■■，形成了耕——耙——耖的一套耕作技术，它和北方的耕——耙——耱的一套耕作技术，互相比美，且各有千秋。北方的耱，主要是为了土地平整和保墒防旱；南方的耖，则主要是为了熟化土壤。随着农业的发展，灌溉器具也有新的进步。早就有的桔槔（井上汲水工具）和辘轳，唐朝时使用更加普遍，东汉三国时期出现的翻车，唐朝时继续得到推广。唐代在前代创造的基础上，还推广了各式水车。当时在北方旱田地区，有一种“以木桶相连汲于井中”的立井式水车①，已经开始应用于农田灌溉，它可以用人力或畜力回转戽水。刘禹锡诗：“咿哑转水车”②所指同属这类水车。在长江流域及钱塘江三角洲，水车的使用更为广泛。除以人力、畜力转动的水车外，还出现了一种名为“筒车”的新的灌溉工具。筒车的形状类似纺车，用细竹制成，四周缚以竹筒之类，随水流自行旋转，竹筒在低处舀水，至高处泻水，入渠灌田。杜甫的《春水》诗：“接缕垂芳饵，连筒灌水园”中所称的“连筒”，就是指这种竹筒筒车。筒车由于使用自然力，且日夜自转，因而大大节省了人力，同时提高了生产效率。
　　①　《太平广记?邓玄挺》。②　《全唐诗》卷三五七，刘禹锡：《同乐天和微之深春二十首》之十九。
　　水利事业的发展，是唐代农业的一大成就。唐中央和地方政府设有专门机构和人员管理水利。中央由尚书省的工部水部郎中主管。各地的水渠和斗门置长一人，专管节水多水，均其灌溉；州县每年派员检查，视经管水利的好坏，田畴的丰歉，予以赏功罚过。唐政府还制定了严密的水利灌溉法规——“水部式”。其中规定：“居上游者，不得拥泉而专其腴”①，“凡浇田皆仰预知顷亩，依次取用”②，设置碾硙，不得妨碍农田灌溉。此外，对于斗门的设置，放水的时间，各支渠放水先后及水量的多少，不同季节、麻麦禾粟等各类作物用水的安排，渠道堤堰的防护修理等等，皆有详细规定。“水部式”的颁布施行，是唐代水利灌溉事业进一步提高的表现，它对于减少争水纠纷，合理用水，保障生产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唐代农田水利事业很发达。在全国各地都兴建农田水利灌溉工程，仅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全国的水利建设工程就达 ２６４ 处，遍及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淮南、江南、剑南、岭南等九道③，如下表④：
　　




　　其中 １６３ 项是在天宝十四年（公元 ７５５ 年）以前修建的。唐代各级地方官吏大都积极开展水利工程建设。这些水利工程，有的是缘古渠旧坡重新疏浚的，有的是因需要而新建的。多数为中小型工程，大的工程可灌田上万顷，小的可灌田数十顷。北方的水利工程以开渠引灌为主，南方则偏重于排水和蓄水，东南地区尤其兴建了大批堤、堰、坡、塘等工程。在沿海地区则多修筑堤防，防捍海潮。唐代农田水利设施的大量修建，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兴旺。唐代农业发展的另一重要表现，是集约经营程度的提高。唐以前，尤其是十六国及北朝时期，由于战争频繁，北方的耕作比较粗放。到了唐代，随着国家的长期统一，社会比较安定，农民可以安心从事生产，致使精耕细作的农田越来越多。不少地区的农民在麦子收获以后，继种禾粟等作物，可以二年三熟。南方的农业种植技术，在唐代显得更加进步。这个时期，高产作物水稻的种植面积比前代大大增加，并广泛采取育秧移植的裁培技术，同时还大量栽培早稻，为在同一土地上复种麦子或其他作物创造了条件。因而唐代南方已通行两年三熟制，有的地方可以一年两熟。由于农具的改进，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集约经营程度的提高，唐代农业生产的亩产量较之前代有显著提高。在一些水利条件较好，土壤较肥沃的地区，亩产最高达 １０ 石。如贞观二十三年（公元 ６４９ 年），河东郡龙门县县令长孙恕开凿十石垆渠，“溉田良沃，亩收十石”①，一般亩产量也在二石左右，超过两汉一倍②。
　　①　《刘梦得文集》卷二十八，《高陵令刘君遗受碑》。②　参见敦煌发现的开元时期“水部式”残卷。③　陇右道的水利工程，《新唐书?地理志》失载。④　据《新唐书?地理志》统计。①　《新唐书?地理志三》。
　　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人口的增加。唐前期人口的增长情况如下表所示：　　　












　　唐代的耕地面积比前代扩大。唐人元结称：“开元、天宝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①。唐代最高垦田数字是开元十四年（公元 ７２６ 年）的 １４４０ 余万顷②，超过汉代最高垦田数 ８００ 余万顷③的约 ６０％，使农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农业生产的发展、兴旺，使各种仓廪秋谷充实丰盈。天宝八年（公元 ７４９ 年）唐朝仓库存粮总数如下表：
　　









　　天宝八年（７４９ 年）应课户每口分担交粮数表：
　　
　　








　　物资丰富，物价长期稳定。从开元十三年（公元 ７２５ 年）到天宝年间，长安和洛阳的米价始终保持在每斗 １５ 文到 ２０ 文上下，最贱时达 １３ 文；青、齐谷一斗 ５ 文，最贱时 ３ 文；面一斗 ３２ 文。绢价也一直保持在一匹 ２００ 文左右①。总之，唐前期的农业经济在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基础上，兴旺发展，不仅使唐王朝达到了极盛，而且也使之成为当时世界上先进的国家之一。
　　②　参见蒙文通《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变化》，《四川大学学报》１９５７ 年第 ２ 期。①　《元次山集》卷九，《问进士第三》。②　曹贯一：《中国农业经济史》第 ４９９、２２７ 页。③　曹贯一：《中国农业经济史》第 ４９９、２２７ 页。
　　①　参见《通典?食货典?历代盛衰户口》。
　　（二）官私手工业的发展
　　唐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之一，是手工业的兴盛发达。唐代与前代一样，主要的手工业部门掌握在官府手中。私营手工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封建国家的控制。１．官营手工业的兴盛发达官营手工业在唐代的手工业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唐王朝在中央和地方都设有专门机构来管理庞大的官府手工业生产。中央主管官府手工业的最高机构是尚书省的工部，其长官工部尚书、侍郎的职责为，“掌天下百工、屯田、山泽之政令”②。属下各郎中、员外郎分掌“经营兴造之众务，凡城池之修浚，土木之缮葺，工匠之程式，咸经度之”③。直接管理中央官府手工业的有少府监和将作监等。少府监有监一员，少监二员，监掌“百工技巧之事，总中尚、左尚、右尚、织染、掌冶五署之官属，尤其工徒，谨其缮作”①。少监为其副职，“凡天下之服御，百官之仪制，展采备物，皆率其属以供之”②。因此，少府监主要是负责制造精致的手工艺品和贵族官僚的器用服饰。将作监长官为将作大匠，“掌供邦国修建土木工匠之政令，总四署三监百工之官属，以供其职事。凡两京宫殿、宗庙、城郭、诸台省监寺廨宇楼台桥道，谓之内外作，皆委焉”③。少府监和将作监诸作坊生产的手工业品，不在市场上出售。兵器的制作，在唐代前期属少府监的右尚署掌管。开元三年（公元 ７１５年）另辟军器监，下设弩坊、甲坊二署专司其事。唐代官营手工业与前代相比，具有以下一些特点：（１）分工细，从业人员多。唐代官营手工业的分工很细。如少府监下的织染署，是专掌“供天子、太子、群臣之冠冕”④的机构，共有作坊 ２５ 个：“凡织纴之作有十：一曰布，二曰绢，三曰絁，四曰纱，五日绫，六曰罗，七曰锦，八曰绮，九曰■，十曰褐。组授之作有五：一曰组，二曰绶，三曰绦，四曰绳，五曰缨。?线之作有四：一曰?，二曰线，三曰弦，四曰网。练染之作有六：一曰青，二曰绛，三曰黄，四曰白，五曰皂，六曰紫。”⑤据《唐六典》载，少府监役使的“技能工匠”达 １９８５０ 人，将作监所属工匠也有 １５０００ 人⑥，作坊的规模很大，分工细密。另外，官府在全国各城市和地区，也设有各种作坊，使用着大量的手工工匠。唐代的工匠，按照服役的长短和待遇的差别，分为长上匠、短番匠及“和雇”工匠 ３ 种。长上匠来自奴婢和刑徒，长年服役，地位低下，待遇恶劣，生活非常痛苦。短番匠来自番户、杂户和州县应征的一般工匠，他们按照“番户一年三番，杂户二年五番，番皆一月”①，一般工匠“岁役二十日”②的规定轮番服役，服役期间不给任何报酬。和雇工匠为临时雇用的工匠，如永徽五年（公元 ６５４ 年），唐王朝为修筑京师城郭，曾和雇 ４ 万多工匠③。当时和雇的报酬没有一定的标准，大体“雇者日为绢三尺”④。另外明资匠、巧儿匠也都是“和雇”的工匠，他们的技艺水平较高。武则天时期，少府监有“绫锦坊巧儿三百六十五人，内作使绫匠八十三人，掖庭绫匠百五十人，内作巧儿四十二人”⑤，他们都是“和雇”的。和雇工匠身份虽较为自由，但他们往往被封建官府补为正式工匠（即番匠），而被束缚在官府中。当时，无论哪种工匠的社会地位和处境都是痛苦的，有的没有人身自由及生活保障。
　　②　《旧唐书?职官志二》。③　《旧唐书?职官志二》。①　《旧唐书?职官志三》。②　《旧唐书?职官志三》。③　《旧唐书?职官志三》。④　《旧唐书?职官志三》。⑤　《唐六典?少府监》。⑥　参见《唐六典?尚书工部》。
　　（２）手工业分布地区广泛。除长安、洛阳、广州等名城以外，还有扬州（以造船、纺织、皮革和金属用品制造业为中心）；成都（以造纸、纺织、制盐和金银器皿业为中心）；定州（现河北定县，以丝织品为主，进贡丝织品的数量为全国第一）；邢州（现河北邢台，以产名瓷著称）；易州（今河北易县，以制墨著称）；青州（今山东益都，盛产丝织品）；登州（造船业为主）；莱芜（冶炼业为主）；山西太原（铜器制造）；蔚州（今山西灵丘，采铜铸钱）；绛州（制墨）；蒲州（今山西永济，以造纸、采煤为主）；桂林（“桂管布”产地）；湖南、湖北等地，也是重要的手工业品和矿产地区之一。（３）手工业种类较多。有采矿、冶炼、铸造、造船、兵工、织染、刺绣、服装、皮革、木器、雕刻、漆器、瓷器、制盐、制茶、制糖、酿酒、制药、磨面、文具纸张等业。（４）有的生产规模很大，产品质量也高。兹将唐初官营手工业的情况，择要介绍如下：采矿业唐代采矿业有一定的规模，金、银、铜、铁、锡、铅、矾、水银、朱砂等矿，皆有开采。据不完全统计，各种矿共有 １８０ 余处。大约年产铁 ２００余万斤，铜 ２６ 万斤，锡 ５ 万余斤，银 １２０００ 余两。铸造业唐代金属铸造业不仅种类多，而且生产技术也很进步，能够铸金、银、生铁、熟铁、铅等制品，合铸金银等制品；也能够锻造、磨制、钻孔、刮刻、镀金、镀银。从出土的唐代金银制品即可看出，当时铸造技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详见私营手工业“采矿与冶炼业”）。唐代铸造业的规模，以铸钱业为最大。唐玄宗时，全国有炼铜铸钱炉近百个，每炉有丁匠 ３０ 人，一年炼铜 １０ 炉，每炉用铜 ２１２００ 余斤，铸钱 ３３００贯。织染业官私纺织和染业都很发达。国家纺织作坊的产品有布、绢、丝、纱、绫、罗、锦、绮、绸、葛等。仅麻布类就有细白苎布、班布、蕉市、细布、丝布、纻布、弥布、白纻布、竹布、葛布、纻练布、麻赀布、紫苎布、青苎布、楚布等几十种以上①。
　　①　《唐六典?尚书刑部》。②　《通典?食货典?赋税下》。③　参见《旧唐书?高宗纪》。④　《新唐书?百官志一》。⑤　《新唐书?百官志三》。①　《通典?食货六?赋税下》。
　　当时，已经形成了一些纺织业的重要产区，如北方的定州，每年进贡大量绫锦。有的著名纺织业主家有绫机五百张，为前代所少见。有些产品技术精良，图案美丽，争奇斗艳，令人叹服。如唐中宗时，安乐公主有百鸟毛裙，裙上所织花卉鸟兽细如米粒，在日中各为一色，工巧已极。又如在“丝绸之路”上的吐鲁番等地，出土了不少唐代织物。有一件晕■提花锦裙，锦用白、绿、粉、红、茶、褐六色经线织成，再在斜纹晕色彩条地上，用金黄色细纬线织出蒂形小团花，非常美观。同时出土的还有蜡缬绢和蜡缬纱，花纹灵巧生动。有一幅纱在深绿地上黜粉绿的打猎图画，猎手骑马追驰，弯弓、张索，神态生动，背景上又有流云飞鸟、山石树木，等等。这些考古发现，完全证实了当时花色品种之多和织造技术的精巧。当时，丝织品的品种花式之多，仅就绫、锦来说，即可说明。当时的绫锦品种有大张锦、软瑞锦、透背及大■锦、竭凿六破以上锦、长高丽白锦、半臂锦和杂色锦等，绫有独窠文绫、四尺幅及独窠吴绫、独窠司马绫、两窠细绫、瑞绫、白编绫等。还有许多小文字绫、锦。绫锦的花式有盘龙、对凤、麒麟、狮子、辟邪、孔雀、仙鹤、芝草、万字、双胜，以及许多织造差样文字①。上述品种花式，绝大部分是当时诏令禁止织造的，诏令中没有指明而照旧织造的，肯定比这些要多。近些年来，有大量唐代丝织品出土，证实了文献上记载的唐代丝织品品种花式的确是丰富多采。这些织造精巧，提花绚丽，品种花式多样的丝织品，完全是当时劳动人民劳动和智慧的结晶。纺织业发达，染色业也得到相应地发展。当时，官营染色业就细分为青、绛、黄、白、皂、紫六作。在染色技术上，唐代已出现了夹缬、﨟缬、绞缬等染色方法。夹缬，也叫夾结，是以两块木板雕刻同样花纹，着色之后，夹帛染色的一种方法。也可同时雕刻多块木板，数次夹帛重染几种颜色。这种方法在隋代已有萌芽，如“大业中，炀帝制五色夹缬花罗裾，以赐宫女及百僚母妻”①，但并未普及。到唐玄宗时，此方法已“遍于天下”。﨟缬，就是蜡染。染前先在帛上作图样，然后在图样上布以蜜蜡，再浸入染料中，待蜡脱落，花样重现，之后再蒸而加以精制。近些年来，在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唐朝残幡中，大部分由绞缬绢和蜡缬绢制成。其中宝相花蜡缬绢和联珠对禽纹绢，比以前发现的似乎还要精致。在吐鲁番出土的丝织中，经过整理作为锦、绮、染缬标本的，已达 ４６ 件②。绞缬是一种丝织品的染色方法。染色前，先将丝织品用缝、扎等方法加以绞结，保留其底色，再进行染色；染色后，解去缝线或扎线，即可出现几何花纹，颇为美观，为我国民间发明，后传入宫廷，至唐代时，宫廷中已广泛使用。上述染色方法，也是劳动人民经过长期实践之后的伟大创造，它表现了当时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和技巧，奠定了我国早期染色业的技术基础。据考古发现，唐代不仅在棉织品、丝织品的染色方面有较高水平，而且也有了较好的毛织技术。
　　①　参见《唐大诏令》卷一○九，《禁大花绫锦等敕》。①　五代马缟：《中华古今注》卷中，裾衬裾条，１９５６ 年商务版。②　参见《文物》１９７２ 年第 １ 期《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清理简报》；第 ３ 期《丝绸之路上新发现的汉唐织物》。
　　造纸文具业唐代造纸业相当发达，产地很广，产品品种很多，质量也达到了较高水平。四川盛产大小黄、白麻货，有麻面、屑末、滑石、金花、长麻、宜子十色笺等品种；扬州的六合笺，杭州、婺州、衢州、越州的上细黄白状纸，宣州（安徽宣城）衢州的案纸、次纸，韶州（广东曲江）的竹笺，均州（湖北均县）的大横纸，蒲州的细薄白纸，临川的滑薄，都是全国有名的产品和进贡的名纸，尤其是四川的麻纸，最为出名，当时官府文书，多用麻纸书写。当时，制墨、制笔、制砚技术也有很大进步。潞州（山西长治）、绛州（山西新绛）和易州等地的墨，虢州（河南灵宝）、歙州（安徽歙县）等地的砚，宣州（安徽宣城）、栗木制作的兔毫笔等，都很有名。制作技术也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①。歙砚又称“龙尾砚”，在当时即很有名，南唐时，更推崇为文房四宝之一（文房四宝为诸葛化笔，李廷珪墨，澄心堂纸，龙尾歙砚）。制瓷业　　制瓷业在我国历史悠久。发展到唐代，技术更加精良。当时，越州（浙江绍兴）、婺州（浙江金华）、邢州（河北邢台）、寿州（安徽寿县）、岳州（湖南岳阳）、鼎州（湖南常德）等地，已是著名的瓷器产地。现在仍然驰名国内外的“唐三彩”，即出现于唐代。“唐三彩”是一种彩釉（多为黄绿蓝三色）陶器，有马、骆驼、双鱼瓶以及人俑等，供贵族玩赏或用作殉葬品。由于这种产品釉彩艳丽，形象生动逼真，在古代工艺品中占有很高的地位。另外，北方的邢窑和南方的越窑，产品数量可观，质量也属上乘。其产品不仅是我国白瓷和青瓷的首创和奠基之作，并且是当时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造船业　　建造船舶用于航运，历朝都有建树，特别是隋朝，造船业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造船工匠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唐朝为了适应漕运和征伐高丽的需要，官府也曾大规模造船。贞观十八年（公元 ６４４ 年）唐太宗曾命“将作大匠阎立德等，诣洪、饶、江三州，造船四百艘”②。他又曾“发江南十二州工人，造大船数万艘”①。又在四川“伐木造船舰，大者长百尺，其广半之”②。民间自造船只，为数更多。唐初，江南各地，如扬州、常州、杭州、越州、洪州等，都是造船业发达的地方。碾硙（ｗèｉ，音位，磨子）业唐时碾米磨粉，有的地方用马牵硙，有水利的地方则利用流水的冲力，推动轮轴转动，带动碾硙。这种手工业在魏、晋、隋时已有，到唐朝更为发达，成为主要手工业之一。不过，碾硙多为大官僚、贵族、地主或富商所有。因为碾硙的购置，需要很大的资本，而河道水力的占用，更要有政治势力，一般百姓没有这些条件。例如，宦官高力士，就在京城西北，截沣水作碾，并转五轮，日磨麦三百斛。碾硙的所有者们，霸占河道，筑高堰阻水，必然防碍河道两岸农田灌溉，给百姓造成危害。例如，郑白渠本来灌溉农田四万余顷，到唐高宗时，因水碾大增，只能灌溉农田一万余顷。官营手工业虽然规模大，分工细，技术比较精良。但是，由于它是为官府所掌握并为官府服务的，从作坊的原料来源到制成的产品，基本上都不和市场发生联系。因而，这种手工业不但不能促进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反而排挤和压抑私人手工业的发展。
　　①　以上材料参见《唐六典》卷二十，《太府寺》有藏署令条；《旧唐书》卷一○五，《韦坚传》；《六和郡县志》；《通典》卷六《赋税下》。②　《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太宗皇帝》中之下。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皇帝》下之上。②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太宗皇帝》下之下。
　　２．私营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唐代的私营手工业，在农业空前发展的基础上，比以前各代都有显著的发展。除众多的农村家庭副业外，还有规模不等的个体手工业者所经营的作坊，这些作坊大多集中在都市里。比较而言，南方手工业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通过南北技艺交流，推动了全国手工业的发展，对商品生产的发展也起到了促进作用。现将唐代私营手工业的几个主要行业介绍如下：纺织业　　纺织业是民间最广泛的手工业，也是唐代私营手工业的主要部门。这是因为，众多的百姓不仅需要穿衣戴帽，而且要向官府缴纳庸调（绢、布等等）。于是纺纱、织布、缫丝、丝织等，就成了与农业生产粮食一样不可缺少的手工业生产。当时，纺织分为丝织、麻织和棉织。其中以丝织业最有成就，不仅品种繁多，花样丰富，而且织造精巧，色彩艳丽。先是北方各州以织绢见长，从《唐六典》所载全国各地织物的质量来看。一二等贡品皆出自宋州（河南商丘）等地。纺织业中心在今河南、河北地区。这些地区百姓向政府缴纳的庸调，一般都是绫、绢、絁。定州（今河北）每年常贡的细绫、瑞绫和特种花纹的绫，有 １５００ 多匹，较其它州高出约百倍。剑南诸州也产丝织品，益州的锦尤佳。山南、淮南、江南的一些州县，后来丝织业也比较发达。但这些地区和关内、河东、陇右一样，一般民间织品仍以火麻、赀布和苎麻等麻织品为主。因而火麻、赀布列为一、二等者，皆出自宣州、润州、沔州、黄州、舒州、蕲州、狱州、荆州、庐州、和州、晋州、泗州等地。而岭南的桂州（今广西桂林）一带和西州（今新疆吐鲁番）则出产棉织品和丝织品。近代在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墓葬中，就发现了大量的唐代丝织物和开元九年（７２１ 年）郧县光同乡贺恩教交纳的庸调布。另外，在敦煌莫高窟等地还出土了兰溪县归德乡吴德，吴国交纳的脚布（租庸脚士所交，用以代替转运粮食力役的布）。这些丝织品和布的出土，证实了文献记载上唐代纺织业的发展。这些品种花式丰富多彩的产品，虽然有的出自官府织造，有的则是民间织造。它说明，当时大规模的民间纺织作坊已经出现，如定州的何明远，“资财巨万，家有绫机五百张”①。太守韦公干，有女奴四百人，其中一部分是织花缣文纱的女奴。在民间的纺织业中，有一些能工巧匠，创造出来技艺高超的作品。据在敦煌千佛洞发现唐朝薄绢的人说，这种几乎透明的薄绢，用作千佛洞的绢幡，幡两面都绣有佛画，挂在穹门或到佛堂去的过道上，不阻碍光线。有风时，绢幡尽管摇摆，人们仍然可见画上人物栩栩如生。另外，唐白居易《缭绫篇》所说的缭绫，宋陆游《老学庵笔记》中所记“人本似无重量”的无花薄纱“轻容”，《太平广记》中所记的“一匹正够四丈，称起来只有半两”的“轻绢”等，可以说都是极为难得的特种手工工艺品。丝织业的发展，其基础是养蚕业。只有养蚕业发展了，丝织业才有充足的原料来源。另外，缫丝、丝织技术的引进、传播与提高，也很重要。
　　①　《朝野全载》卷三。
　　唐代中期以前，北方养蚕业比南方发达，缫丝、丝织技术也比较先进，所以才有江东（唐贞观时十道之一，辖境相当今浙江、福建、江西、湖南等省及江苏、安徽的长江以南部分，湖北、四川江南的一部分和贵州东北地区。）节度使薛兼训，让所部军人娶北方善缫丝女子为妻，带回南方，因而使越州（包括会稽、山阴、诸暨、上虞等县）一带，养蚕、缫丝、丝织业得到迅速发展，所产绫纱织物成为全国著名产品的趣事。这一故事载于李肇撰《国史补》，内容是：大历二年（公元 ７６７ 年），薛兼训任江东节度使。他到任后，看到浙江东部农村养蚕不普遍，丝织技术也比较落后。为了改变这种现状，他想出了一个妙法，那就是由他在军中挑选了一批来自北方的未婚青年，发给他们优厚的财物，密令他们回到北方后，设法选择善于缫丝或丝织的妇女与之结婚，然后带回南方。这个办法果然见效，一、二年之内陆续娶回了数百个缫丝、丝织能手。据《旧唐书》载，天宝二年（公元 ７４３ 年），韦坚引浐水到望春楼下，积水成广运潭，恭请唐玄宗登楼看新潭。韦坚聚江淮漕船数百艘，船上满载美女及各郡特产。其中有丝织物，但品种不多。以会稽郡为例，只有罗、吴绫、绛纱三种优质产品。到了四五十年以后的贞元年间（公元 ７８５—８０５ 年），浙江钱塘江以南，丝织生产的情况就大为改观，除所贡指定的丝织物以后，还特别向朝廷进贡优质新产品“异文吴绫及花鼓歇纱”等多达数十种。从当代征调民间绢绸数量之大可以看出，没有相当雄厚的生产基础是做不到的。此外，从统治者和富商巨贾大量挥霍屯积绢绸织物，以及史载有些织物织造技巧之高超可以说明，当时的养蚕、缫丝、丝织业的确很发达。唐玄宗时，富商王元宝曾对唐玄宗夸富，他说，我可以在终南山上每株树挂绢一匹，山树挂满，我家的绢也用不完。另外当时有个安州人叫彭志筠，偶然来了想坐官的兴致，便自愿献出绢绸三万段资助军费，从而换了一个赐奉议郎（从六品官）的名号。唐玄宗时，“口蜜腹剑”的奸相李林甫，一身兼职四十多个，广收贿络，金银珍宝等资财无数，仅库存绢帛就多达三千万匹。富商达官如此，唐王朝国库里的绢帛之多，也就可想而知了。除丝织品外，麻织品、棉织品生产数量也很大。纻（指苎麻纤维织的布）的质量以复州所产为第一等，常州所产为第二等，扬、湖、沔州所产为第三等；苏、越、杭、蕲、庐、衢、饶、洪、婺州，郢州、江州，台、括、抚、睦、歙、虔、吉温州，泉、建、闽、袁等州，也都有出产，但质量则分别列为四至八等。火麻（大麻的俗称）织品则以宣、润、沔州所产为第一等，舒、蕲、黄、岳、荆州所产为第二等，徐、楚、庐、寿州所产为第三等，沣、朗、潭州所产为第四等。赀布则以黄州为第一等，庐、和、晋、泗州为第二等，绛、楚、滁州为第三等，泽、潞、沁州，京兆、太原、汾州、褒、洋、同、岐州，唐、慈、坊、宁州，登、莱、邓州，金、均、合州也都有出产，分别列为四至九等。棉纺业的发展，在唐人陈鸿所撰《东城老父传》中，就曾记载唐玄宗时长安市上即有卖白叠布者，白叠布就是棉布。稍后，由于左拾遗夏侯孜着桂管布衫入朝，引起唐文宗也着桂管布衣服，因而“满朝官员皆仿效之，此布为之贵也”。这种桂管布也是棉布，因其产于岭南桂管一带而得名。它说明，岭南桂管地区当时已有了棉纺业。桂管布的采料可能是木棉。用桂管布制成的衣服厚重，可以御寒，故曾风行一时。当时的丝、棉织品除上述品种外，还有宣州所产丝织地毯，太原所产的毛线织成的毳缕地毯和成都丝织的锦花缛。白居易《新乐府》中的《红线毯》篇说：“红线毯，择茧缲丝清水煮，拣丝练线红蓝染。染为红线红于花，织作披香殿上毯。……”这种丝线地毯比太原的毳缕毯柔软，比成都的锦花缛厚暖，更为精美，华贵。但据诗人说，织造一丈这样的地毯，要用丝一千多仞，所以同情百姓的诗人白居易，不禁发出慨叹：“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随着丝织业的发展，丝织技术也日益高超。唐中宗时，他的爱女安乐公主成婚时，地方官为了奉迎这个奢侈贪欲的公主，向她呈献了单丝碧罗裙，裙上缕金的花鸟栩栩如生，鸟的大小仅如黍米，而眼、鼻、嘴俱全，精细纤巧，令人叹为观止。其它精美织品，不胜枚举。这些丝织品即为丝织巧手称为织锦巧儿们的杰作，织锦巧儿大多为青年女性。少府监（尚方监）的巧手，多从民间私营作坊选来，一旦选入宫中，便终身为宫廷服务，直到老死。就是散在民间未被选入宫中的能工巧匠，若被官家选定为“贡绫户”也往往终身不得出嫁。这也就是说，唐代那些绚丽多彩的丝绸、丝绣，都是千千万万劳动妇女含辛茹苦辛勤劳动的杰作。她们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和文明，满足了统治者和达官贵胄的贪欲和享受，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重视和向往，而自己却默默地献出了宝贵的青春和生命。这就是封建社会劳动人民生活的写照。在盛世尚且如此，动乱年代的悲惨生活便可想而知。随着纺织业的发展，染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当时，除了适应宫廷和官府需要，官营染业具有相当规模外，在民间，染业也颇发达，因为人们要穿衣服、用布帛，虽然不像皇帝、后妃、各级官吏那样穿用色彩艳丽的服装、布帛、丝绸，但也不能一概本色。由于染业适应百姓生活需要而迅速发展起来，染色方法也越来越多，染色技术也不断提高。唐玄宗时，夹缬（也称夹结）染色法已“遍于天下”。夹缬，是以两块木板雕刻同样花纹，着色之后夹帛染色的一种方法。另外，还有﨟缬（就是蜡染）、绞缬等染色方法（详见官营手工业织染业部分），也都是民间发明，之后才传入宫廷的。矿冶与铸造业唐初的矿冶与铸造业，主要由政府直接控制，但允许民间私采，中央和地方政府根据产量收一定数量的货币或实物税。直到后来唐德宗时，才规定天下坑冶尽归盐铁使收税。但是，这也引起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据史书记载，当时分布在陕州（河南陕县）、宣州（安徽宣城）、润州（江苏镇江）、饶州（江西鄱阳）、衢州（浙江衢县）、信州（江西上饶）等地的坑冶，有“银冶五十八，铜冶九十六，铁山五，锡山二，铅山四，汾州矾山七”①。从这个记载中可以看出，好像这些坑冶都在陕、宣等六州，一说认为，这是那时收税的矿，不曾收税的不在此数之中。但仅此即可看出，那时的采矿业已经发展到一定的水平，但规模还不够大。所以才出现因为缺铜，以至于豪富人家毁钱铸铜器或佛像的事。唐代铸造业规模最大的是铸钱业，唐玄宗时全国有铸钱炉 ９９ 处，每炉一年铸钱 ３３００ 贯，用铜 ２１２００ 多斤。当时的冶炼和铸造器物的技术，也大有进步。唐中宗李显曾“令扬州造方丈镜，铸铜为桂树，金花银叶，帝每骑马自照，人马并在镜中”②，能够制造出这样大而精致美观的衣镜，可见其技术水平之高。我国的历史博物馆中，收藏有许多唐代的金属陈列品，大都造型优美，纹饰精致。有的器物还可能使用了手摇脚踩的简单车床。根据这些器物可以推定，当时使用的金属制品，其冶炼、制造的方法和过程，都已达到了新的水平。可以窥见其冶炼铸造业技术的进步情况。
　　①　《新唐书?食货志四》。②　《朝野全载》卷三。
　　制瓷业　　瓷器是我国的伟大发明之一。到唐代，制瓷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制作技术也有很大进步。当时，著名的瓷器产地有，类玉如冰的青瓷产地越州（浙江绍兴），如雪似银的白瓷产地邢州（河北邢台）。这两地有名的越窑和邢窑，分别是我国青瓷和白瓷的最早产地。两窑产品产量质量都很可观，除内销外，也是对外贸易的主要产品。此外，寿州（安徽寿县）、岳州（湖南岳阳）、鼎州（湖南常德）、婺州（浙江金华）和四川、河南等地也都产瓷器。《元和郡县志》记载河南府开元时曾进贡过白瓷；杜甫曾说邛州大邑的白瓷胜过霜雪；饶州浮梁昌南镇（今江西景德镇）的瓷器，从唐初以来，就有假玉器之称。据考古发现。早期景德镇的瓷器青白兼有。特别是在胜梅亭发现的唐代白瓷，经化验证明，瓷胎白度已达到 ７０％，接近于现代细瓷的水平①。在唐代，还出现了著名的“唐三彩”。“唐三彩”是一种彩釉（多为黄、绿、蓝三色，故名）陶器，有马、骆驼、双鱼瓶以及人俑等，可供贵族玩赏，有时也用为殉葬品。这种手工艺品色彩艳丽、形象逼真、造型生动，在古代工艺品中享有很高的评价。流传至今，仍然受到中外人士的喜爱。纸张文具业　　造纸也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伟大创造和卓越贡献。造纸起源于什么年代，目前尚有争论，姑且不论。但到唐代时，造纸业已经有了很大成就，产地广、产品种类多，质量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当时的皮纸、藤纸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麻纸生产则更加兴旺，发展成为白麻纸、黄麻纸和五色麻纸等多种，以适应不同的用途。即凡是诏令、笺表用白麻纸书写，所以当时宣布诏书称作“宣麻”。官府抄书也用麻纸，写经则用黄麻纸，敦煌石室藏经就大部分是麻纸抄写。唐玄宗时，仅洛阳、长安两地抄写四部库书就达 １２５９６０ 卷，可见麻纸用量之大。另外，新疆出土的唐纸，也大部分是麻纸，可见麻纸在唐代仍占统治地位。皮纸蒸煮要求高，较树皮价格也较贵。但皮纸坚韧敦厚，具有麻纸所没有的优点，更适用于书写和绘画。唐代冯承素的《兰亭序》摹本和韩晃的《五牛图》用的都是皮纸。皮纸的原料主要是楮皮、桑皮。四川成都所产著名的薛涛笺，就是用当地所产木芙蓉为原料所造的小皮纸。广东罗州（今广东廉江县）还用栈香树（瑞香科沉香属植物）的皮造纸。还有一种藤纸，在唐代达到了全盛时期。藤纸是用青藤的皮为原料造的纸，也用于书写官府文书。藤纸分为白藤纸、青藤纸和黄藤纸等多种。《元和郡县志》载“余杭县由拳山旁有由拳村，出好藤纸”。浙江的杭州和婺州（金华）、江西的信州（上饶）等地，都是唐代藤纸的著名产地。在唐代，广东韶关一带生产一种竹纸。这种纸拉力强度不好，容易破裂，当时还不能用于书写。但因原料资源丰富，所以从宋代起，逐渐有了较大的发展，到元明清时，竹纸便一直居于统治地位。还有一种混料纸，即用几种原料混合所造的纸。这样造纸可以收到取长补短的效果。例如，以皮料为主混入少量废旧麻织品的纤维所造的纸，就有既可降低成本，又仍具有皮纸优点的效果。混料造纸起源较早，唐时有所发展，新疆出土的唐高宗李治麟德二年（公元 ６６５ 年）卜老师借钱契，就是由麻和楮皮两种原料混合造成的纸书写的。
　　①　《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 １００— １０１ 页。
　　唐代纸的加工技术，也是丰富多彩。砑光——纸张经过砑光，可使纸面平滑、有光泽。唐代的书写用纸，一般都经过砑光，唐代诗人皮日休曾对藤纸作过“剡藤光于日”的评价，可见当时的砑光技术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施胶——经过施胶的纸，显得格外莹滑平整，还可以防止洇水，著名的唐代流沙笺，即经过表面施胶。施胶时，先“作败面糊，和以五色，以纸曳过，令沾濡，流离可爱，谓之流沙笺”①。这是用淀粉表面施胶。在唐代，还开始用植物胶代替淀粉作为施胶剂。而国外用植物胶作为施胶剂，大约在九百多年以后的十八世纪。涂蜡——涂蜡可以增加纸的透明度，不仅纸面光滑，具有防水性能，而且便于临摹。唐代就有人说过：“宜置宣纸百幅，用蜡涂之，以备摹写”①。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唐代手抄本《刊谬补缺切韵卷》所用的纸，就是经过双面加蜡、砑光的。著名的唐代硬黄纸，曾经用于许多重要著作，例如，现存唐人书法摹本《万岁通天帖》，开元六年的《无上秘要》手写本，用的都是硬黄纸。这种硬黄纸先“染以黄檗”、“再置纸热熨斗上，以黄蜡涂匀”②而制成的。它质地硬密，呈半透明状，而且防蛀抗水。唐代还生产一种粉蜡笺。传说当时著名书法家褚遂良书写的《枯木赋》，智永书写的《千字文》，都是用“粉蜡纸拓”③。粉蜡笺是在纸面上先涂粉，再涂蜡而制成。所涂的粉可以是白色的，也可以是彩色的。在制成的彩色粉蜡笺上，还可以用金粉、银粉拌上胶料后，绘出云龙、花草、山水、如意等图案，制成珍贵的艺术品——泥金银绘彩色粉蜡笺。染色——染色，可以使纸张美观。在西汉时即有把纸染成红色的记载。唐代著名的薛涛笺，就是染色纸中的佼佼者。薛涛原是长安人，因父亲入蜀为官，她随父到了四川。后来，其父病故，她定居于成都，从小就懂诗文、音律。后来，她常与著名诗人元稹、白居易、杜牧、刘禹锡等人吟诗，写诗，写诗所用的一种深红小彩笺，是她亲自设计的。这种笺纸，是用芙蓉花的汁，加入芙蓉树皮为原料的纸浆中，制造的彩色纸。由于这种纸为薛涛设计，便被称为薛涛笺。又因薛涛家居成都浣花溪，后人又称薛涛笺为浣花笺。洒金——洒金，是用金（或银）粉洒在用粘结剂绘好的图案上，或者直接用笔蘸上金银粉在纸面上绘出各种图案。这种纸叫金花纸或金花笺。金花纸始于唐、宋，盛行于明、清，用途很广。文人墨客“以金花笺写诗”①，唐玄宗与杨贵妃赏牡丹，曾以金花笺赐李白，要李白当场写诗。在唐代，“凡将相告身用的金花五色绫笺”②和文武官员委任状用的金色五色绫笺，都是这种金花纸。官民订婚时男女双方彼此交换的庚帖（写明本人姓名、生辰八字、籍贯、祖宗三代的帖子），有条件的也用上面绘有龙凤等吉祥图案的金花纸。
　　①　《文房四谱》。①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②　《宦游纪闻》。③　米芾：《书史》。①　《非烟传》。②　《翰林志》。
　　金花纸是制纸工匠和民间画师共同创造的一种珍贵的工艺品，这种富有艺术风格的精美纸张，也足以显示出我国古代造纸加工的卓越水平。此外，书画用纸对纸张有特殊要求。唐代书画的高度成就，显然与当时的纸张质量提高有一定关系。我国古代手工纸中，以宣纸最出名，一千多年来，它一直受到书画家的赞美和喜爱。而宣纸的出现，至迟在唐代（也很可能在唐代以前），因为唐代宣纸已经是宣州的贡品。私人贮藏宣纸者也大有人在，而且是“置宣纸百幅”。宣纸之所以被夸为“文房四宝中的珍品”，是因为它具有洁白、柔韧、韵墨性能好和吸墨不洇的特点。这是无数造纸工匠，经过一千多年不断努力改进的结果。造纸起源于何时，是个尚有争论的问题。造纸起源于何地，现在也无确证。不过，早期造纸的中心在洛阳还是可以确定的。东汉时，首都在洛阳，洛阳自然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纸张的需要量很大，为了满足需要，洛阳造纸生产的规模比较大，也是可以想象的。除洛阳外，造纸生产逐渐发展到全国各地，在隋唐时期，造纸主要产地集中于南方。南北统一后，造纸产地迅速扩大。到唐代，江苏的扬州、常州，是生产贡纸的地区之一，所产六合纸称为扬州六合笺，质量比南朝时又有所提高。浙江的杭州、越州（绍兴）、婺州（金华）、衢州，是生产藤纸的中心地区，除剡溪外，余杭由拳村的藤纸质量特别好，全国驰名。杭州、婺州（金华）、衢州，也是全国十一个贡纸地区中进贡藤纸的地区。睦州（浙江淳安县西）、绍兴则是除广东以外生产竹纸的地方。绍兴的竹纸被认为质量优于他处。安徽的宣州（宣城）是宣纸的诞生地，歙州（歙县）、池州（贵池）是楮纸的著名产地。江西的江州（九江）、信州（上饶），湖南的衡州（衡阳）以及四川的益州（成都）都是新兴的造纸地区和贡纸产地。临川（抚州）生产的滑薄纸，全国闻名。衡阳的“王家纸”、“五里纸”，湖北均州的大模纸，四川生产的麻面、屑末、滑白、金花、长麻、鱼子、十色笺等，都是唐代闻名全国的名纸。北方造纸业不如南方发达，但陕西关中地区，也是唐代麻纸的产地。蒲州（山西永济）的“百日油”纸也很有名，说明山西也是北方造纸地区。河北的巨鹿一带，也是纸的产地，而且纸坊规模较大。西藏、云南、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也逐渐掌握了造纸技术，开始发展造纸业。总之，唐代造纸业逐步发展，为宋代随着印刷术的广泛应用而兴起的造纸业的更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唐代，山西制墨业比较有名，潞州（山西长治）、绛州（山西新绛）和易州的墨最著名。毛笔产地很广，宣州溧水制作的兔毫笔，最为精妙。唐开元中，著名笔匠铁头，制笔“莹管如玉”①，品质极佳。虢州（河南灵宝）、歙县（属安徽）生产的砚，在当时颇负盛名。端溪（广东德庆县）的紫石砚，也为天下人通用。印刷业　　唐初已有印刷品。在南朝发现的刻印于公元 ７０４—７５１ 年间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足以证明。如果上推到唐太宗时代的公元 ６４５—６６４ 年，也是有可能的。署名唐代冯贽的著作《云仙散录》引《僧苑逸录》说：“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众（僧、尼、善男、善女），每岁五驮无余。”玄奘于贞观十九年（公元 ６５４ 年）回国，在宁德元年（公元 ６６４年）去世。这段话如果说的是事实，至少说明雕板印刷发明于公元 ６６４ 年以前。此后，刻版印历本、佛像大量出售的记载就比较多见了。可见，唐朝印刷业在广泛应用的情况下发展着。新中国成立后，四川成都出土印本陀罗尼经咒一方，长宽各约一尺，中刻一尊佛像，佛像四周刊印梵语经文，四边印有各种小佛像。由此证明，唐代印刷技术已经达到较高水平，为北宋印刷业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条件。
　　①　《酉阳杂俎》卷六。
　　制糖业　　用甘蔗榨汁熬糖，唐初已经开始。掌握这种方法开始于公元 ６４７年，是唐太宗派人到天竺摩揭它国学来的。如法制糖，色味远胜西域糖。以后制糖法逐渐流传到各地。《元和郡县图志》有蜀州贡沙糖，青州贡糖的记载。史籍又有用甘蔗制糖霜（又名糖冰），用茅草根捣汁熬制洗心糖的记载。制酒业　　中国是酿酒历史最悠久的国家，殷商时期的酿酒水平就已达到相当发达的程度。最初主要是黄酒，以后又在黄酒的基础上酿造出了白酒。由于酿酒业的发展，酒的品种越来越多，质量也逐步提高，受到上至帝王、下到一般百姓的喜爱，使赐酒成为中国人民的传统习俗，酒文化也成为中国灿烂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唐代，酿酒业已经很发达，并且制造出了浓度较高的蒸馏酒——即烧酒。烧酒之名即始于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荔枝楼对酒》诗中：“荔枝新熟鸡冠色，烧酒初开琥珀香。”唐代好酒的诗人、学士闻名于世者最多。李白“斗酒诗百篇”，被誉为“醉圣”，与贺知章、王进、李适之、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并称“酒中八仙”，白居易自封为“醉尹”，皮日休名曰“醉士”，王绩则叫“斗酒学士”。他们的不少佳作，都是在酒后创作的。书法家怀素等的佳作，也多是在酒后兴奋时一挥而就的。制茶业　　中国人饮茶的历史也很久远。但茶字却出现于唐初。唐初陆德明、颜师古等人读“荼”为“茶”音，字形未改。到唐代中期陆羽著《茶经》时，才正式把“荼”字改为“茶”字。陆羽的《茶经》，是我国茶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也是世界上出现的第一部茶书。它对茶的起源，茶的产地，采茶的器具，制茶的过程，饮茶的方法，所用的器具等都进行了论述。陆羽之所以能够写出《茶经》，说明在唐代中期以前，产茶、制茶、饮茶已经相当普遍，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而《茶经》的问世，又极大地促进和推动了饮茶的发展。到唐朝中后期，茶真正成了举国之饮。唐代的私营手工作坊，大多分布在城市，特别是都城和其它较大的城市里。这些作坊数量很大，种类不同，有纸坊、毡坊、绸坊、染坊、绩坊和金银匠坊等等。它们生产的手工业品主要供统治阶级和富户、巨贾享用，也供给某些一般消费者。但一些精美的奢侈品和珍贵的工艺品，则与一般消费者无缘。手工作坊的主人，有的是师傅，大多与家属、学徒一起劳动；有的则是官僚、地主和富商。此外，还有一些拥有简单工具、自食其力的个体劳动者，他们一般还与农业保持着联系。至于民间的手工业者，则通常并不脱离农耕。甚至那些从诸州挑选出来的，为官府服役的“材力强壮，技能工巧”的短番匠，也还没有完全脱离农业生产①。
　　①　《唐六典?工部郎中员外郎》；《唐大诏令》卷一○八，《停修大明宫诏》。
　　总之，手工业的发展，与统治阶级从农业方面取得财物的多少是联系着的。唐初，农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统治阶级从农民那里得到的米绢布钱等财物日益增多，便转向手工业者取得消费品和奢侈品，以满足其需要，这就进一步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唐初手工业发展较快，其原因即在于此。由于手工业的发展，手工业行会也随着同业之间竞争的加剧而出现了。唐代手工业行会，是我国手工业行会的开始。但由于缺乏资料，唐代手工业行会的内部情况至今不详。在现代历史学家中，对唐代是否有单独的手工业行会，认识也不一致。据零散记载，仅知每一行业有共同的行规和行业神，有行首、“行老”，同一行业的工人报酬、产品价格有统一的规定，以避免同业之间的竞争。行首、“行老”对内掌管行务，祭神时为主祭；对外则充当该行业的代表。主张唐代有单独的手工业行会的学者认为，行会这种手工业者的封建组织形式，在它的初期曾经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促进了城市手工业的巩固和发展。以后，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行会就愈来愈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②。
　　②　参见《文物》１９５９ 年第 ９ 期《北京石刻中所保存的重要史料》。
　　（三）商业的繁荣
　　在农业与手工业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唐代的商业也迅速地发展了起来。唐前期商业的繁荣，表现在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及交通的空前发达等方面。在唐代，城市有了进一步地发展，它不仅是全国和地方的政治、军事中心和水陆交通枢纽，而且成为商品交易中心和物资交流的枢纽。当时，长安称西京，洛阳称东京，都是政治、军事、经济中心。此外，西南的成都、桂林；南方的广州、交州；西北的兰州、凉州；黄河流域及其北部的开封、太原、定州、滑州；沿海地区的泉州、杭州、扬州、登州，以及荆州、相州、幽州、汴州、宋州等，都是政治中心城市，或者是经济中心城市。一般州县的城市则更多。加上新设的县城和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起来的城市，唐朝城镇总数达到 １０００ 个以上。唐代城市的增加，主要是由于大运河的开凿；海外贸易的兴起和发展；以及江、浙、皖、赣等南方地区，农业和手工业等生产的迅速发展。长安是唐朝的都城，其规模、布局、坊市位置等，在隋朝时即已确立。唐朝时对它的宫阙楼观又进行了扩充加工。在开元唐朝鼎盛时期，长安城也是最繁荣、最热闹的时期。长安城是一座长方形的城市，南北长 ８６５１ 米，东西长 ９７２１ 米，周围约３６．７ 公里。它坐落在终南山和渭河之间的平原上，分为宫城、皇城和外廓城三个部分。宫城为宫殿区，皇城是中央政府官衙区，与外面的民居商肆完全分开。在外廓城中，有十二条南北大街和十四条东西大街，把全城分割成 １０８坊，每坊广长各 ３００ 余步，方方正正。坊主要是住宅区，四周围以高墙，王公勋贵和大小官员的宅第，遍布其间。坊以外还有东西两市，对称地坐落在皇城外的东南和西南。市是手工业和商业聚集的场所。市的四面各开两门，中间遍布商店，正中有市会办公的官衙。市会负责对整个市进行管理。据文献记载，东市有 ２２０ 个行，它聚集四方财货，是繁盛的商业区。西市与东市大体相同，但人口比东市多，也比东市更为繁华。有绢行、装饰品行、大衣行、秤行、果子铺、鞧辔行、药行、金银行等许多行。在市上经商的除唐人外，还有西域波斯等地的人。胡商经营的葡萄酒，当炉胡姬所跳的胡旋舞，颇受长安人称赞。当时，依照规定，中午时击鼓三百下，表示市场活动开始；日落西山时，鸣钲三百下，商店便闭门停止营业。尽管有这些限制，市场还是很活跃。在东西两市，出售同类货物的店铺称为肆，若干肆集中排列在同一区域里，叫作行；堆放货物的货栈叫作邸，邸为外地客商服务，替他们代办批发交易等事宜。《长安志》载，长安东市有“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①。仅次于长安的全国最大的市是东京洛阳。东京洛阳的市称为南市，有 １２０行，３０００ 多个肆。唐高宗时，又将临德坊立为北市。
　　①　《长安志》卷八，《东市》。
　　除西京、东京外，各州和多数县的治所，也都设市。市由市令掌握钥匙，按时开闭市门。在各州中，广州、扬州等贸易兴盛，同属第一等。扬州被夸为“十里长街市井连”。福建泉州（今泉州市）也是重要商埠。此外，楚州（今江苏淮安县）、洪州（今江西南昌市）、荆州（今湖北江陵县）、湖州（今浙江宁波市）、益州（今四川成都市）、汴州（今河南开封市）等，都是著名的大州市。著名的县市也不少，如富阳（今浙江富阳县）、盐官（今浙江海宁县）、盐亭（今四川盐亭县）等，其商业活动虽比不上州市，但也相当兴旺。在离州县治较远，但交通便利的地点，也因商业活动的需要而自然形成了一些市，这种市称为草市。据资料记载，唐昌县（今四川崇庆县）建德乡草市，旗亭旅舍，屋屋相连，珍贵的货物都有，享用的器具全备，成为兴盛的商业区①。《唐会要》载，德州安德县与齐州临邑县接壤处有一灌口草市。唐人诗文和小说中，也多谈到草市。此外，岭南有墟市，西蜀有亥市，北方有集市，许多地方有庙会，都是出售货物的场所，也就是说，它们都是定期或不定期进行交易的市场。自城市到乡村这些众多的、大小不等的市的存在，说明唐朝的商业空前兴盛。随着商业的日益发达，出现了早期的商人同业组织——行（ｈáｎｇ，音杭）会。史籍记载，长安市有二百二十行，东京南市有一百二十行。这里所谓的行，指的是行业，同一行业往往就有行会的组织。行会有行头，或称行首。一个市的行数越多，说明该市商业越发达。商业行会是商人的组织，有的行会也吸收为商人制造金银器、铁器等的工匠参加，因为他们附属于商人。一些出售自制物品的工匠，也以商人的身份加入某一行会。商业与交通有着密切的关系。发达的商业，必然促进交通的发展；交通的发展，也会推动商业发展。唐朝国内水陆交通畅达，与国外的水路交通也很发达。贯通南北的大运河，是商业活动的大动脉。在南方，更是河流纵横，湖泊颇多，交织成为巨大的水道网，把沿岸及内地的许多城市联结起来，构成“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舳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①的态势。此外，唐朝时的海上运输，也已经初具规模。唐太宗起兵攻高丽时，即曾由海上转输粮饷。在平时，也有海上运输。《旧唐书》载，唐玄宗开元年间，“沧州大风，海运船没者十一二，失平卢军粮五千余石，舟人皆死”②。《旧唐书》、《宋庆传》、《姜师度传》，也都说到唐玄宗暂停海运之事。开元以后，两浙、山东、河北、福建、岭南沿海的海运，更加发达。唐朝交通发达，还表现在通往边疆地区和通往国外的道路上。据史书记载，这些道路主要是：唐朝的陆路交通以长安为中心，有五条干线通向四面八方：一是自长安经洛阳至汴（河南开封市）、宋（河南商丘市），这是东路；二是自长安经岐州（陕西风翔县）、成都，达西南各地，这是西路；三是自长安经荆（湖北江陵县）、襄（湖北襄樊市襄阳城）达长沙、桂林，再南至安南或广州，这是南路；四是自长安经太原，出娘子关至范阳（北京市）或沿黄河东进转北，沿现在的京广线至范阳。这是北路；五是自长安经邠州（陕西邠县）、凉州（甘肃武威县），再西到西域诸国。上列城市都是长安以外的交通枢纽，从这些枢纽可达其它城市，形成一个辐射全国的交通网络。在各主要交通线上都设有驿传，每 ３０ 里有一驿，驿有旅馆、驿卒及车、船、马、驴等交通工具，以备传递公文和官吏往来、商贾行人租用。酒食丰足、社会安定，远行数千里，无须携带兵器。唐玄宗时全国有驿路达四万多里，共有 １６４３ 所驿站（陆驿 １２９７ 所，水驿 ２６０ 所，水陆相兼之驿 ８６ 所）①。
　　①　参见陈溪《彭州新置唐昌县建德草市歇马亭并天王院等记》。①　《旧唐书?崔融传》。②　《旧唐书?王行志》。
　　通往中亚各国的道路有三条，一条是自长安向西，穿过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越过葱岭，直达中亚；另一条是从广州出海，越马来半岛、苏门答剌等地至锡兰，再向西入波斯湾抵达中亚；再一条是由锡兰至波斯湾后，沿阿拉伯海岸，到达红海。通往印度南海诸国的道路有四条，一条是越葱岭后，南行经乌浒水至阿富汗境，沿加布里河东下至西印度；另一条是由剑南西川入西藏，南行过雪山经尼泊尔至印度；再一条是由桂林经云南永昌至缅甸，再从缅甸到印度；第四条是海路，由广州或河内出海，经马来半岛，可达印度尼西亚、锡兰或印度。通往朝鲜半岛及日本的道路有四条，一是由幽州过辽西走廊，经辽阳渡鸭绿江至平壤；二是海路，由登州（今山东蓬莱）出海，经辽东半岛抵达朝鲜半岛，由朝鲜半岛至日本；三是从扬州沿长江出海，前往日本；四是由楚州出淮河口，沿山东半岛，经朝鲜半岛再至日本。通往回纥的道路则是从中受降城（今内蒙古五丈原）可达。通往大漠南北的道路是从夏州（陕西横山县西）出塞外，经大同、云中等地抵达②。这些通道，大多是商业往来最重要的道路。其中最著名的是横贯亚洲的“丝绸之路”。这条国际通道东起长安安远门（西门），向西穿过河西走廊或经今新疆境内的塔里木河北面的通道，在今喀什以西越过葱岭，经大宛（今费尔干纳盆地）和康居南部（今撒马尼汗附近）西行；或经今新疆塔里木河南面的通道，在莎车（今莎车县）以西越过葱岭，再经大月氏（今阿姆河上、中游）西行。以上两条西行路线，都在木鹿城（今马里）交会，然后向西经西椟城（今里海东南达姆甘附近）、阿蛮（今哈马丹）、斯宾（今巴格达东南）等地，抵达地中海东岸，转达罗马各地。通过这条道路，大量中国丝、丝织品和其它商品西运各国，故称丝绸之路或丝路。其它商品以及东西方各种经济和文化交流，也多通过这条道路。因而，丝绸之路在历史上起到了促进欧亚非各国和中国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的作用。丝绸之路还有支线，一是沿新疆天山北路的通道及伊犁河流域西行，至西域各国；二是由中国南部出海西航，或经由滇、缅通道，再自今缅甸南部通过海道西进。唐朝统一货币和度量衡，也为商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唐初统一钱币的工作，开始于武德四年（公元 ６２１ 年）废隋五铢钱，铸开元通宝钱，其后，盗铸颇多，高宗时曾一度改铸乾封泉宝，后又准开元通宝流行。武周时，为了统一钱币，曾令百姓依所悬样钱用钱，但仍有盗铸。天宝时，全国有铸钱炉 ９９ 座，每年铸钱 ２２ 万贯①。这时“用钱稍好”，不过，唐代虽通行用钱，然而绢、布等仍像前代那样当作货币使用。有些官僚豪商，有时也使用罗马、波斯、日本等国的金币或银币。
　　①　《大唐六典?尚书兵部》。②　参见《新唐书?地理志七下》。①　《通典?食货典?钱币下》。
　　唐朝的度量衡，开始时继承隋制，小斗、大斗（为小斗三斗），小尺、大尺（为小尺的一尺二寸），小秤、大秤（大秤一两为小秤三两）并行。后来唐朝进行了统一，规定公私皆用大制，小制只用于“调钟律，测晷景，会汤药及冠冕”②。大大便利了商业及其它活动。商业发展的主要表现，是商品品种繁多和交换日益频繁。开元时期，不论是为贵族、官僚等享用的铜镜、毡毯、绫锦、锦袍、乐器、金银器、酒类等奢侈品，还是城乡居民的主要生活用品，如毛织品、麻织品、丝织品、装饰品、金属制品、木制品、盐、茶、糖、酒、纸、矾、药材、粮食等，都在市场上有频繁的交易，而且物价波动不大。贞观初年，米价三四文钱一斗，到百年以后的开元年间，米价十三文一斗，青、齐等地谷五文一斗。随着商业的发展，资本雄厚的行商坐贾逐渐出现。唐高宗时，长安大富商邹凤炽，其家巨富，邸店园宅，遍满海内。唐玄宗时，他问富商王元宝有多少家财。王元宝回答说：“臣请以绢一匹，系陛下南山树，南山树尽，臣绢未穷”①。以至唐玄宗说：“朕天下之贵，元宝天下之富”②。此外，蜀人宋霸子，京兆人任令方、杨崇义、郭万全等，也都是全国闻名的大富商。他们和官府勾结，或投资于土地，或经营高利贷，具有很大势力和浓厚的封建性。
　　②　《唐六典?太府寺》。①　《太平广记》卷四九五，杂录三，邹凤炽条。②　《太平广记》卷四九五，杂录三，邹凤炽条。
　　（四）中外经济交流的空前发展
　　在天宝年间以前的唐朝，国内统一，政权巩固，社会经济发展，科学文化繁荣，是我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灿烂的时期，也是世界上的头等强国，在世界各国中占有很高的地位，与周边邻国的经济、文化往来和商贸活动也非常频繁。当时，唐朝为了加强管理设立了“互市监”和“市舶使”，专门掌管中亚西域诸国，以及西北各族从陆路来华的贸易事宜和海外贸易，诸如验货、定价、抽税等。《旧唐书》卷八《玄宗纪》说：“［开元］二年，……时右卫中郎将周庆立为安南市■使，与波斯说：僧广造奇巧，将以进内。”《新唐书?柳泽传》说：“开元中，……监岭南选，时市舶使右卫中郎将周庆立，造奇器以进。泽上书曰……陛下新即位，固宜……广示节俭，岂可以怪好示四方哉！”可见，唐玄宗初即位时，在交、广等海上贸易最盛之地已设有市舶使。那时，中亚西域诸国从陆路到河西诸郡进行交易的有 ４０ 多个国家。自海上来华的各国贸易船只也很多、很大。如《唐国史补》卷下说：“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广州，师子国舶最大，梯而上下数丈，皆积宝货。至则本道奏报，郡邑为之喧阗。有蕃长为主，领市舶使籍其名物，纳舶脚，禁珍异。”当时，东南亚的林邑、真腊、师子、波斯、阿拉伯等国，都到广州等地做生意，故唐朝在广州、扬州等地设立口岸。当时，在广州、扬州等主要口岸，就有“南海舶”、“波斯舶”、“狮国（今锡兰）舶”、“印度舶”、“交趾舶”、“昆仑（可能是非洲诸国）舶”、“西域（多属阿拉伯国家）舶”和“日本舶”等数十种名称。中国出海的海船也很大，有的长 ２０ 多丈，体积与抗风能力均超过了大食海舶，能载六七百人，经常往来于广州和波斯湾之间。中国与其它国家贸易往来，络绎不绝，双方交易品的种类繁多，输入品以马匹、毛皮、香料、药材、禽兽、木棉、布匹和其它奢侈品为主；输出品以丝织品、瓷品、茶叶、铜器、铁器、土特产品和杂货为主。那时进行对外经济交流的对象主要是西域、中亚；印度、南海及渤海；朝鲜半岛和日本。西域、中亚的许多国家，很早以来就和中国发生了经济文化关系。唐初，高昌、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等国的使者往来不绝，彼此经济交流更为广泛。波斯（今伊朗）和大食（阿拉伯）是中亚的主要国家，和唐朝都有密切联系。唐朝的许多城市，都有波斯人作生意。在长安和扬州两地，有波斯人酿造的名酒三勒浆出售。中国的商船也常在波斯湾上的港口停泊。许多商品如宝石、珊瑚、玛瑙、香料、药品、果品、狮子、鸵鸟等动物，石榴、胡桃、胡麻、菠菜等蔬菜和植物，由波斯输入中国，唐朝颇为流行的马球，也是从波斯引进的；中国的丝、纸、大黄、黄连等，也先后输入波斯。中国和大食建立邦交也很早（约在公元 ６５１ 年），据不完全统计，至公元 ７９８ 年，大食先后派往中国的使者有 ３６ 次之多。大食商人也频繁的通过交州、广州、泉州、扬州等港口，向中国贩运香料、药材、犀象、珠宝、琉璃、火油（石油）、鸦片、豌豆、丁香等。中国的丝、绸、瓷器等商品，则深受大食官民的喜爱。中国和印度及其它南海诸国的交往历史，也很久远。一是和吐番的泥婆罗（即尼泊尔），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
　　二是和当时称为骠国的缅甸，经济、文化交往也比较密切。贞元中，缅甸遣使者来唐，此后，两国往来频繁。当时，从缅甸输入中国的商品有白毡、棉布、琉璃器皿等；中国输往缅甸的商品主要有丝、绸、锦、绣及铁器等。在缅甸文学家的诗篇中，曾有“到中国买针去”的记载，可见中缅两国经济上的交往是比较密切中。三是印度、巴基斯坦和锡兰。中国和这几个国家自公元一世纪就有交往。公元 ６３６ 年，唐名僧玄奘到中天竺取经，公元 ６４１ 年，天竺著名国王遣使至唐朝聘，两国联系进一步密切。唐代丝、茶、瓷等产品不断输入天竺，天竺的胡椒、棉花、砂糖、香料等也源源输入中国。当时天竺包括现在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历史上一直和中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政治上聘使常有往来，经济上互相交流频繁，对两国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着良好的作用。唐初和朝鲜半岛及日本等国也有密切的接触，唐代的经济和文化对这些地区的影响很大。朝鲜半岛有高丽、百济、新罗三个国家，都曾与中国保持着互相移民和文化使者往来的关系。唐太宗灭突厥后，滋长了侵略野心，曾几次进攻高丽、百济，均以失败而告终。后来，高丽内部分裂，全境被唐占领；百济也因与新罗互相攻击，终于被新罗所灭。新罗与唐虽一向保持友好关系，特别是在新罗一度统一朝鲜半岛后，和唐朝的经济、文化交流更向前推进了一步。新罗商人到唐贸易的人数很多，次数也很频繁。登州、莱州、楚州、泗州等地都有新罗商人的足迹。登州城建有新罗馆，文登县东有新罗所，楚州、泗州各有新罗坊。这些馆、所、坊等，都是新罗商人住宿和交易的地方。后来，高丽国重新建立起来，灭新罗国，完成了统一朝鲜半岛的事业。中国与日本，在西汉时已有往来。隋朝大业三年（公元 ６０７ 年），日本派使者小野妹子至隋，两国关系有了新的发展。在唐代，中日两国使者往来更加频繁，而且有大批留学生和僧人随同。日本商人也不断地来中国交易，向中国输入大量的黄金和土特产品。中国的远航船也载运着大量的丝织品、香料、家具、瓷器等前往日本贸易，对两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唐代后期商业发达，赴日商船更为经常，仅见于记载的就有几十次。在此期间，日本大规模吸收汉文化，使汉文化的各个方面以及佛教的各个宗派，大都移植到了日本。中国的典章制度、天文、历法、音乐、美术、建筑、雕刻以及某些生产技术，也都输入日本，对日本的文化生活、社会习俗以及饮食、服饰、建筑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在经济方面，日本仿照唐代“均田”和租庸调制，将土地收归国有，六年或十年实行一次授田，受田者要根据租庸调制向国家负担义务。另如，当时日本新建的都城京都，其宫室、寺院全仿唐式，市容街道几乎完全和长安一样，也有“朱雀大街”、“东市”、“西市”等名称。总之，在盛唐时期，中国对外经济交流非常广泛而深入。随着经济交流的开展，中国吸收了外来的进步文化，也将自己的优良文化传播到了外国，加强了彼此间的相互了解，建立起了正常的邦交和深厚的友谊，促进了亚洲地区和全世界的社会进步与繁荣，对增进人类文明，做出了伟大贡献。
　　（五）漕运事业的发达
　　唐代漕运是中国封建社会史上蓬勃发达的历史时期，开创了我国漕运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为唐王朝的繁荣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但由于唐代和隋代一样，政治重心在北方，而经济重心却在东南的江淮地区，因而以大运河为主干的漕运体系的畅通与梗阻，便直接关系到唐王朝的兴盛与衰败。一般说来，漕运畅通唐王朝的统一局面就得到维系，江南物资源源不断地通过大运河充实关中地区，唐王朝走向繁荣；漕运受阻，唐王朝统治便岌岌可危；漕运阻绝，统一局面瓦解，唐王朝走向衰亡。１．唐朝前期对漕运干流的开凿、疏浚和整理唐代没有像隋代那样大规模地开凿运河，而主要是利用隋时遗留下来的运河加以疏浚整理和开凿不太长的新运河。唐前期的主要工程有：疏浚汴渠　　汴渠亦称汴水，即隋朝的通济渠，沟通黄河与淮河。汴渠“自洛阳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河引河水入汴口，又从大梁（今河南开封市）之东引汴入于泗，达于淮，自江都宫入于海”①。由于汴渠首连黄河，河水所含泥沙量大，故在与黄河相接的汴口（即汴口堰，亦称板渚汴口）常被泥沙淤塞。唐初，每年初春都要征发附近州县丁男“塞长茭，决沮淤”，疏通堰口，修理渠道，以保证漕运畅通。至唐中宗时，由于政治动荡，运河修浚不及时，致使汴口“年久堰破，江、淮漕运不通”②。因此玄宗时，唐政府曾两次大规模疏浚汴渠。第一次，开元二年（公元 ７１４ 年），河南尹李杰调发汴州、郑州丁夫疏通渠道。因“省功速就，公私深以为利”，故“刊石水滨，以纪其绩”③。可见取得的成果不小。第二次，开元十五年（公元 ７２７年），堰口再次塞阻，“行舟不通”，玄宗命将作大匠范安率领“河南府怀、郑、汴、滑、卫三万人，疏决开旧河口，旬日而毕”④。以后至安史之乱以前汴渠基本上保持了畅通。修浚山阳渎　　隋时沿用旧有渠道开凿的山阳渎（亦称邗沟），始自山阳（今江苏淮安）通至扬子（今江苏仪征）入于长江。唐初，由于受各种自然因素的影响，长江三角洲向外推移，长江江面变窄，扬子以南至长江之间已不能行船。漕船须绕道瓜步（今江苏仪征东），溯旧官河始能进入扬子斗门。不但迂回绕远，且舟船时被风涛所损。因此玄宗开元二十六年（公元 ７３８ 年），润州（今江苏镇江）刺史兼江南东道采访处置使齐澣开伊娄河，自今扬子桥至瓜洲镇，为邗沟增添了一个新的运口。史载：“开伊娄河二十五里即达扬子县，无风水灾，又减租脚钱，岁收利百亿”，“舟不漂溺”①。李白也称赞道：“齐公凿新河，万古流不绝。丰功利生人，天地同朽灭。”②从此，瓜洲一直是长江下游北岸的重要渡口。
　　①　《元和郡县图志》卷五，《河南道一?汴渠》。②　《旧唐书?李杰传》。③　《旧唐书?李杰传》。④　《唐会要?漕运》。①　《唐会要?漕运》。②　李白：《题瓜洲新河饯族叔舍人贲》。
　　整修永济渠　　唐前期除致力于东南系统运河的开凿、疏浚和整理之外，对走向东北的永济渠，也进行了一些整治工程。贞观十七年（公元 ６４３ 年），为增加永济渠水源，在引淇水（原为黄河支流，在今河南北部。东汉建安中，曹操于淇口作堰，遏使其流向东北，注入卫河，此后遂成为卫河支流）入渠处建筑石堰。后由于沧州一带地势低洼，为防止永济渠决口，又于永徽二年（公元 ６５１ 年），在沧州清池县西北 ５５ 里修筑了二条永济堤③。开元十六年（公元 ７２８ 年），在清池县西南 ３０ 里又修筑了一条永济北堤④。另外，永徽（公元 ６５０—６５５ 年）时，魏州（今河北大名一带）刺史李灵龟在魏州“开永济渠入于新市”⑤，开凿出一条支渠。开元（公元 ７１３—７４１ 年）时，魏州刺史卢晖也凿出一条永济渠，名“西渠”。西渠“自石灰窠引流至（贵乡）城西注魏桥，以通江、淮之货”⑥。其余与永济渠直接或间接相通的还有：经城（今河北威县）的张甲河，南宫（今河北南宫）的通利渠，堂阳（今河北新河）的堂阳渠，昭庆（今河北隆平）的沣水渠，清池（今河北沧县）的清池渠、无棣河和阳通河，无棣（今山东无棣县）的无棣沟，平昌（今山东德平县）的新河，河间（今河北河间）的长丰渠，渔阳（今河北蓟县）的平卢渠等等，这些渠道丰富了永济渠的水源，有利于漕运事业。开凿丹灞水道　　丹水为汉水的支流，灞水是渭水的支流，两水同源于秦岭山脉东段，相距仅十余里。唐中宗时，崔湜建议：“可引丹水通漕至商州（今陕西商县），自商镵山出石门（今陕西蓝田西），抵北蓝田，可通挽事”①。中宗准奏，并以崔湜充使，率役徒数万，开大昌关，凿石劈山，终于开出了一条连接丹灞二水的挽道。使江淮物资可通过长江、汉水、丹水、灞水、渭水运往长安。修治褒斜道褒斜道即沟通同出秦岭太白山的褒水和斜水间的陆路通道，系汉武帝时，汉中太守张印主持开凿的。其后该道长期为往来秦岭南北的重要通道之一。由于褒斜道通达富庶的蜀汉地区，又可通往江汉与江淮地区相连接，因此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唐以前，封建统治者多次进行维护和修葺。唐初统治者亦复如此。贞观二十二年（公元 ６４８ 年），“开斜谷道水路，运米以至京师”②，这是唐代第一次治理褒斜道。其后唐王朝经常利用褒斜栈道和水道运输巴蜀物资以供京师。后来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阻断大运河，江淮等地的物资也通过此处输往关中。整治三门砥柱经大运河漕运北方的江淮物资输送到洛阳后，还得经过８００ 多里的路程才能到达长安，其间因有三门砥柱之险，船只上驶困难，且常常覆溺。因此，唐政府曾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整治三门砥柱，如高宗显庆元年（公元 ６５６ 年），“苑西监褚朗议凿三门山为梁，可通陆运。乃发卒六千凿之，功不成”①。其后，“将作大匠杨务廉又凿为栈，以挽漕舟”②，但山险路窄，挽夫时常坠入河中身亡。张鷟在《朝野佥载》中愤怒地指出：“（于）陕州三门凿山，烧石岩，侧施栈道。牵船河流湍急。所顾夫并未价直。苟牵绳一断，栈梁一绝，则扑杀数十人。取顾夫钱，籴米充数。即注夫逃走，下本贯禁父母兄弟妻子牵船。皆令系二鈲于胸。落栈着石，百无一存。满路悲号，声动山谷！皆称杨务廉人妖也！天生此妖，以破残百姓”③。水运困难，只好改为陆运。但陆运费用很高，“每丁支出钱百文，充陕、洛运脚，五十文充营窖等用”④，从洛阳至陕州，运一石米需费 １０００ 文。景云（公元 ７１０—７１１ 年）中，唐政府在从洛阳含嘉仓到陕州太原仓的 ３００ 里沿途，设 ８ 个递场，雇民牛车运粮。开元（公元 ７１３—７４１ 年）河南尹李杰为水陆运使时，８ 递场用牛车 １８００ 乘，岁运来 ２５０ 万石。运量虽有所增加，但一方面牛的损失颇大，另一方面运费仍很昂贵，故不久废弃。开元二十一年（公元 ７３３ 年），京兆尹裴耀卿主持漕事，又采取褚朗凿山为梁的方法，在三门北山开凿出一条 １８ 里长的山路，以水路相兼的形式，避开三门砥柱的湍险。这条运路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 １８ 里陆运山路，仅用 ３ 年，就因山洪、暴雨的冲击侵蚀而不得不废弃了。此后漕运又恢复了冒行砥柱之险。开元二十九年（公元 ７４１年），陕郡太守李齐物在三门的人门之东开凿了一条避开砥柱的人工运河，称开元新河或三门运渠，此后漕运比较畅通，漕运量逐年增长。
　　③　《新唐书?地理志三》。④　《新唐书?地理志三》。⑤　《新唐书?楚王智云传》附《李灵龟传》。⑥　《新唐书?地理志三》。①　《新唐书?崔湜传》。②　《册府元龟?漕运》。①　《新唐书?食货志三》。②　《新唐书?食物志三》。
　　开凿关中新漕渠　　江淮物资运抵陕州太原仓后，再输往京师长安，其间路程也极艰难。渭河因多沙，河道时深时浅，不便漕运。隋文帝时所开的广通渠，至唐初也已不便使用，因而不得不采用陆运，用牛车将漕粮运往长安，但同样运费高、运量少，途中劳苦异常。于是，为了提高关中的漕运能力，天宝元年（公元 ７４２ 年），陕郡太守兼水陆运使韦坚“治汉、隋运渠，起斗门，抵长安，通山东租赋。乃绝灞、浐，并渭而东，至永丰仓与渭合。又于长乐坡濒苑墙凿潭于望春楼下，以聚漕舟”①。这样，永丰仓和三门仓的储米和其他物资，都可以用船一直运到长安。天宝三年（公元 ７４４ 年），“漕山东粟四百万石”②，创造了唐代漕粮的最高纪录。唐王朝在隋代大规模修凿运河的基础上，经过对漕运水道的开凿、疏浚和整理，使漕运的干流和支流通行无阻，终于创造了盛况空前的唐代漕运。２．蓬勃发达的漕运事业唐初，由于经历了隋末农民战争和唐王朝的统一战争，各地漕渠因年久失修而遭废弃，或因战火而遭破坏，加之唐王朝新建，统治者吸取隋亡的教训，减轻了对人民的剥削，因而漕运颇简，年运粮量不过一、二十万石。《新唐书?食货志三》载：“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时，用物有节而易赡，水陆漕运，岁不过二十万石，故漕事简。”《唐会要?漕运》也说：“昔贞观、永徽之际，……每岁转运，不过二十万石便足。”起初，漕粮的运输采取“接运”的方法，在汴口设武牢仓（今河南荣阳西北），又在巩县东北设洛口仓，江南船不入黄河，黄河船不入洛水，而分别由该河系的船只分段接运。如遇水位跌落，船只不能畅通时，即将粮食储入仓内，以待水涨船通时，再装船西运。到了高宗以后，洛阳以东改为“直运”，每年二月，江南漕船到扬州集中，四月经由淮河进入汴河，六、七月到达汴口。因此时正值黄河涨水，故须等到八、九月黄河水落后，漕船才能转入洛水运达洛阳含嘉仓。这样，一次漕运需时半载。运量虽有所增加，年运量可达 １００ 万石左右。但由于长安官僚机构的扩大以及驻军的增多，漕粮仍不能满足关中所需。因此高宗、武则天，乃至玄宗曾多次“巡幸”东都洛阳。除去政治、军事等原因，以及为了狩猎、游乐等目的外，还包含有东去就食的目的。景龙三年（公元 ７０９ 年）关中地区遭遇大灾，文武大臣建议中宗迁都洛阳，中宗怒道：“岂有逐粮天子耶？”可见漕粮远不够所需。
　　③　张鷟：《朝野佥载?杨务廉》。④　《通典?漕运》。①　《新唐书?食货志三》。②　《新唐书?食货志三》。
　　由于漕运量不大，所以唐初尚未设置专管漕运事务的官吏，仅由户部尚书之下的度支和水部郎中兼理。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如遇灾荒或对外发动战争，才临时兼官加“知水运”或“水运”等衔主管漕运事务。如贞观十九年（公元 ６４５ 年），唐太宗征高丽时，命太常卿韦挺“知海运”，崔仁师为副并“知河南水运”，负责向前线输送物资。再如咸亨三年（公元 ６７２ 年），关中发生饥荒，高宗委任监察御史王师顺以“运职”，负责漕运晋、绛州之仓粟以赈济饥民。但这两次委任，不到一年就撤销了。玄宗时，关中人口进一步增加，粮食不足的问题更加突出。同时国家机构渐趋庞大，官吏人数大为增加，政府开支大。玄宗时，朝官已达 １７６００ 多人，较之太宗时的 ６４２ 人①多出近 ３０ 倍。因此开元二十一年（公元 ７３３ 年），裴耀卿上疏说：“往者贞观、永徽之际，禄廪数少，每年转运不过一二十万，所用便足。……今升平日久，国用渐广，每年陕、洛漕运，数倍于前，支犹不给”①。再有，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之上的府兵制也日趋浸坏，不得不实行完全由国家供给士兵给养的募兵制，从而也进一步增加了唐政府的开支。加之封建统治者骄于乐佚，不知节用，“大抵用物之数常过其入”。因此漕运的压力愈来愈大，唐玄宗君臣积极设法解决漕运问题。开元二十一年（公元 ７３３ 年），“京师雨水，谷踊贵，玄宗将幸东都”②。临行前，玄宗问漕运事于京兆尹裴耀卿。裴耀卿建议道：“罢陕陆运，而置仓河口，使江南漕舟运至河口者；输粟于仓而去，县官雇舟以分入河洛。置仓三门东西，漕舟输其东仓，而陆运以输西仓，复以舟漕，以避三门之水险”③。玄宗同意他的意见，拜其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江淮都转运使，主持漕运事务。裴耀卿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对漕运进行了改革。其主要措施：完善仓储制度　　在汴河与黄河交接的河阴县（今河南河阴东）设河阴仓，在河西的河清县（今河南孟县西南）置柏崖仓，在黄河北岸三门之东置集津仓，三门之西置盐仓（亦称三门仓）④。又改陕州之常平仓为太原仓，华州之广通仓为永丰仓，又扩建了洛阳的含嘉仓和长安的太仓，以备多储粮谷等物资。修路　　在三门北山中开凿出 １８ 里山路，以避开砥柱险滩，将集津仓的粮谷通过陆路运往盐仓。
　　①　《通典?职官》。①　《通典?漕运》。②　《新唐书?食货志三》。③　《新唐书?食货志三》。④　《新唐书?食货志三》。
　　改变漕运方法　　采取分段运输的方法，即江淮漕船，皆将物资输入河阴仓。“自河阴西至太原仓，谓之北运”①。然后由官府雇船输往洛阳含嘉仓，再逐级送纳柏崖仓、集津仓。从集津仓到盐仓由车载傍山陆运。之后再以船运，逐级送纳太原仓、永丰仓及长安太仓贮存。裴耀卿对漕运办法的改革，既缩短了运输的时间，提高了运输的效率，又节省了大量运费，“凡三岁，漕七百万石，省陆运佣钱三十万缗”②，取得了惊人的成效。并且从开元二十二年（公元 ７３４ 年）起，直到天宝（公元 ７４２—７５６ 年）中叶，漕粮的年运量都能保持在二百数十万石的水平。由于年漕运量的稳定增加，关中粮食充裕，人民生活安定。开元二十四年（公元 ７３６年），玄宗从洛阳回到长安。从此再未巡幸东都。“其后，以太仓积粟有余，岁减漕运数十万石”③。裴耀卿的改革，使唐代的漕运事业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随着漕运事业的发展，唐政府专门设置了水陆发运使（或称水陆运使，或简称运使）一职，掌管漕运事务。玄宗先天（公元 ７１２—７１３ 年）中，河东巡察黜步使李杰被任为陕州刺史，兼水陆发运使。“置使自（李）杰始”④。开元初李杰改任河南尹，仍兼水陆运使⑤。以后常以河南尹或诸州刺史兼任。由于分辖的不同，有河南水陆运使、陕州水陆运使、江淮水陆运使、汴东西水陆运使等不同名称。裴耀卿之后，玄宗天宝年间，陕郡太守兼水陆转运使韦坚进一步改革漕运，他不仅在渭水之南开凿了一条与渭水平行的漕渠，改变了关中地区漕运的面貌，使年运米量达到了空前的 ４００ 万石，而且还将江淮各地的特产大量运入关中，增加关中的财富。韦坚曾于长安城东的广运潭向玄宗展示漕运到关中的江淮物产，有广陵郡的锦、镜、铜器、海味；丹阳郡的京口绫衫缎；晋陵郡的折造官端绫繍；会稽郡的铜器、罗、吴绫、绛纱；南海郡的玳瑁、珍珠、象牙、沉香；豫章郡的名瓷、酒器、茶釜、茶铛、茶碗；宣城郡的空青石、纸笔、黄连；始安郡的蕉葛、蚺蛇胆、翡翠；吴郡的三破糯米、方文绫。一共有数十郡的物产①。由此可见由江淮漕运至关中物资之丰富。总之，从开元二十二年（公元 ７３４ 年）到天宝十四载（公元 ７５５ 年）安史之乱以前，这是唐代漕粮数量最多、漕运事业蓬勃发展的时期。由于漕运畅通，使北方关中的政治重心与江淮经济重心联系紧密。这也是促成“开元盛世”的重要原因之一。
　　①　《新唐书?食货志三》。②　《新唐书?食货志三》。③　《新唐书?食货志三》。④　《新唐书?李杰传》。⑤　《新唐书?食货志三》。①　参见《旧唐书?韦坚传》。
　　五、唐中叶均田制的破坏和两税法的实行
　　（一）均田制的破坏和地主庄园经济的发展
　　１．均田制的破坏唐朝前期实行的均田制，到唐代中叶，遭到彻底破坏。唐均田制遭到破坏的主要原因，是土地兼并的日益激烈，大土地私有制的迅速膨胀，打破了均田制的原有格局。唐中期实行的均田制，与前期相比，虽然是最为完备的，但是它却放宽了对土地买卖的限制，甚至连口分田在某种情况下也可以买卖，这就给土地兼并的发展，大土地私有制的发达，开了方便的途径。同时各级贵族、官僚、地主受得大量永业田，使他们拥有的私有土地数量远远超过一般农民，这也助长了大土地私有制的发展。这样，均田制的实行，不仅不能根本抑制土地兼并，而且在客观上扶植了封建地主大土地私有制的发展。随着唐朝前期社会经济的兴旺发达，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商品经济得到空前的繁荣，日益打破自然经济的闭塞状态，促使土地日益私有化和商品化，导致土地买卖和土地兼并的迅速加剧，对均田制造成了强有力的冲击。唐朝政府虽然多次下诏禁止土地买卖，但均未奏效。在土地兼并的过程中，贵族、官僚、地主和富商成为兼并的主导力量。《册府元龟?田制》说：“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吞并，莫惧章程。借荒者皆有熟田，田之侵夺；置牧者唯指山谷，不限多少。受及口分永业，违法买卖，或改籍书，或云典贴，致令百姓无处安置。乃别停客户，使其佃食，既夺居人之业，实生浮惰之端。远近皆然，因循亦久。”他们通过“借荒”、“置牧”、“包佃”等办法，既将封建国家的公田攫为己有，更将农民的耕地吞并过来。另外，由于寺院经济的发达，僧侣地主也是兼并土地，破坏均田制的一支重要力量。唐初时寺院已经是“驱策田产，积聚货物，耕织为生，估贩成业”①，来掠夺农民。武则天统治时期，寺院经济更加发展，“膏腴美业，倍取其多；水碾庄园，数亦非少”②。及至唐代宗时，“凡京畿之丰田美利，多归寺观，吏不能制”③。寺院占田逾限，显然也破坏了均田制。在贵族、官僚、地主、富商以及寺院僧侣地主大肆兼并土地的同时，农民则成为土地兼并的主要对象，他们日益陷入失去土地、贫困和破产的境地。因此土地兼并的日益激烈，从根本上打破了均田制原有的格局。其次，随着经济的繁荣发展，人口的迅速增殖，使封建国家掌握的公田越来越少，日益枯竭，从而失去了均田制继续推行的物质条件。唐朝建国初期，在唐太宗贞观年间（公元 ６２７—６４０ 年）全国户数不满３００ 万户，到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 ７５５ 年），全国户数增至 ８１９ 余万户。农户增加近两倍，而耕地不可能倍增，加之均田制规定永业田归私人所有，不再交还国家所有，以及地主大土地私有制的发展，使大量国有土地转化为私有土地。这样，国家掌握的土地愈来愈少，而人口益众，土地不敷分配的问题日益严重，使均田制的继续推行丧失了最基本的物质条件。
　　①　《旧唐书?高祖纪》。②　《旧唐书?狄仁杰传》。③　《旧唐书?王缙传》。
　　再次，封建政府的赋役日趋苛重，也促使了均田制的破坏。早在贞观年间，随着生产的逐渐恢复和发展，封建剥削就与日俱增，尤其是徭役的征发，原来租庸调法中规定的所谓减免办法，一概成为一纸空文，以致贞观十一年（公元 ６３７ 年）马周上疏指出：“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陛下虽每有恩诏，令其减省，而有司作既不废，自然须人，徒行文书，役之如故”①。贞观十三年（公元 ６３９ 年），魏征也上疏说：“顷年以来，疲于徭役，关中之人，劳弊尤甚。杂匠之徒，下日悉留和雇；正兵之辈，上番多别驱使；和市之物，不绝于乡闾；递送之夫，相继于道路”②。史载当时河西地区（今甘肃兰州市以西河西走廊一带），由于兵役粮运，飞刍挽粟，十室九空，数郡萧然，五年不复”③。在所谓“贞观之治“的年代，赋役已经这样苛重，后来更甚。唐高宗时裴守真曾上表称：“一夫之耕，才兼数口；一妇之织，不赡一家。赋调所资，军国之急，烦徭细役，并出其中。黠吏因公以贪求，豪强恃私而逼掠，以此取济，民无以堪”④。武则天专权时，赋敛益重，为此狄仁杰上疏着重指出：“近缘军机，调发伤重，家道悉破，或至逃亡，剔屋卖田，人不为售，内顾生计，四壁皆空。重以官典侵渔，因事而起，取其髓脑，曾无心愧。修筑城池，缮造兵甲，州县役使，十倍军机。官司不矜，期之必取，枷杖之下，痛切肌肤。”①狄仁杰还指出：“方今关东饥馑，蜀汉逃亡，江淮以南，征求不息，人不复业，则相率为盗。”②由于剥削的残酷，已导致不少地区农民举行起义。到开元、天宝之际，社会经济发展到顶峰，非常繁荣，而剥削尤为苛重，“诸州送物，作巧生端，苛欲副于斤两，遂则加其丈尺，有至五丈为匹者”③。官府任意苛剥农民，据《新唐书?食货志》载：当时，“天子骄于佚乐，而用不知节。大抵用物之数，常过其所入，于是钱谷之臣，始事朘刻。太府卿杨崇礼，勾剥分铢，有欠折渍损者，州县督送，历年不止。其子（杨）慎矜，专知太府，次子（杨）慎名知京仓，亦以苛刻结主恩。王鉷为户口色役使，岁进钱百亿万缗，非租庸正额者，积百宝，大盈库，以供天子燕私。”由于赋役的繁重，农民无力负担便纷纷逃亡。户籍失实，伪诈甚多，使均田制失去了贯彻执行的依据。为了维护均田制，增加封建国家的财赋收入，扩大徭役的征发，开元九年（公元 ７２１ 年），宇文融建议检括逃户，于是唐玄宗命宇文融充使推勾。宇文融陆续奏置劝农判官 ２９ 人分行各地，检括逃户和籍外田。同时唐政府颁布法令，规定逃户自首，听于所在附籍，并且可免除 ６ 年的租调和徭役，只收轻税。括户工作到开元十二年（公元 ７２４ 年）结束，得户 ８０ 余万，田亦称是，得钱数百万贯。但是，这种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地主土地兼并的现状。
　　①　《贞观政要?论奢纵》。②　《贞观政要?论慎终》。③　《贞观政要?议安边》。④　《唐会要?租税上》。①　《旧唐书?狄仁杰传》。②　《旧唐书?狄仁杰传》。③　《通典?食货典?赋税下》。
　　唐统治者为了增加财赋收入，还采用“摊逃”的办法，即将逃亡农民所担负的租调由那些未逃亡的农民来分摊征课，其结果引起更多农民逃亡，造成辗转增多的恶性循环。失掉土地的大量农民，或者沦为大地主的隐匿佃户，或者流散逃亡，或者武装起义，以致天下课户愈益减少，国家财政收入来源日蹙。天宝末年，安史之乱之后，一切典章制度均无法贯彻实施，均田制亦名存实亡。随着均田制的破坏，与之相适应的租庸调制也无法实行。为了解决封建国家的财政危机，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 ７８０ 年），改行两税法，代替租庸调制，从而宣告了均田制的最终瓦解。至此，自北魏孝文帝创建均田制以来，历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以至隋、唐，共约三个世纪之久的均田制，便完成其历史使命退出历史舞台。均田制完全废止了，而封建大土地私有制与地主庄园经济便日益发展起来。２．地主庄园经济的发展唐代的庄园有各种名称，如田庄、庄田、庄宅、庄院、山庄、田园、田业、别墅、别业、庄、墅、园等等。庄园经济在南北朝时就颇为发达。唐代，随着大土地私有制的迅猛发展，庄园经济也就日趋发达，尤其是中后期，庄园发展尤为兴盛，达到了高峰。唐高宗时，王方翼的“凤泉别业”，“辟田数十顷，修饰馆宇，列植竹木”①，规模就不小。此后，官僚地主侵夺田地，设置庄园者，比比皆是。唐玄宗曾在诏书中指出：“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吞并”②。可见庄园经济已发展到相当的规模。安史之乱后，均田制既坏，土地兼并再无限制，庄园经济更加发达，故陆贽指出：“今制度弛紊，疆理隳坏，恣人相吞，无复畔限，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①。唐代的庄园，依土地所有者身份的不同，大致分为皇室庄园、官府庄园、官僚地主庄园和寺院庄园等。皇室庄园亦称皇庄，是皇帝和皇室所有土地经营的管理形式，实即把公田的一部分，即国有土地中最肥沃的良田，或最丰美的山林川泽，或是没收罪犯的膏腴良田由皇室直接占有，设内庄宅使、内园使或内宫苑使等来经营管理，多由官宦充任。武后时就设置了庄宅使。高承的《事物纪原?庄宅》载：“李吉甫《百司举要》曰：则天分置庄园使。又曰：司农别有园苑庄宅使。冯鉴《续事始》则云玄宗置。”庄宅使即后来的内庄宅使。唐代皇室庄园很多，在全国到处都有。唐代宗大历年间（公元７６６—７７９ 年），“内庄宅使奏：州府没入之田，有租万四千余斛”②。唐顺宗即位时（公元 ８０５ 年）下诏内庄宅使说：“（贞元）二十一年十月已前百姓所欠诸色课利、租赋、钱帛，共五十二万六千八百四十一贯、石、匹、束，并宜除免”③。可见皇室庄园占田之多，赢利之丰。皇室庄园的土地或者出租，招佃农耕作收取租谷；或者以官奴婢、流犯、罪徒耕作；或者雇工耕作。如《唐会要》载，严郢奏疏：“请以内园植稻明之，其秦地膏腴田，称第一。其内园丁皆京兆人，于当处营田，月一替，其易可见。然每人月给钱八千，粮食在外，内园丁犹僦募不占。”④于此，可见在京城的皇室庄园内雇有“园丁”耕作。
　　①　《旧唐书?王方翼传》。②　《册府元龟?田制》。①　《陆宣公集》卷二二，《均节赋税恤百姓》第六。②　《唐会要?租税上》。③　《旧唐书?顺宗本纪》。
　　官府庄园亦称官庄，为封建政府所掌握的庄园，在司农使和工部屯田郎中下，包括官司的公廨田、职田，以及许多屯田和营田。安史之乱后，这些土地多设置庄园，京内各官庄由庄宅使、宫使、宫苑使等管理，各州县地方官田则由各地方官府直接管理。如长春宫使在唐玄宗时所管的许多田地，在唐敬宗的敕令中就径称为庄宅了。官府庄园土地亦有许多是没收私人庄宅而来。如安史之乱中，唐军收复长安后，唐肃宗下诏说：“其近日逆人及隔绝人庄宅，宜即括责，一切官收。”①这些原属私人的庄园，都被收归官有，改为官庄。官府庄园除了少数由官奴婢、吏卒、罪徒等直接耕作外，大多招租给佃农耕种，但实际上多是抑配，即强派农民租种，官府收取定额租谷。如“百司职田，在京畿诸县者，访问本地，多被所由侵隐，抑令贫户佃食蒿荒”②，再如“京百司田，散在畿内诸县，旧制配地出子。岁月已深，佃户至有流亡，官曹多领虚数”③，说明官庄田地多是抑配派租给农民耕种。关于官庄佃户的租额，如元稹所说：“其诸色职田，每亩约税粟三斗，草三束，脚钱一百二十文。若是京官上司职田，又须百姓变米雇车船送，比量正税，近于四倍加征。既缘差税至重，州县遂逐年抑配百姓租佃。……其公廨田、官田、驿田等，所税轻重，约与职田相似，亦是抑配百姓租佃，疲人患苦，无过于是”④。唐政府掌握的屯田和营田面积也很大，如楚州的营田，即《通典》所称之“洪泽屯”，营田使由宰相遥领，其下田官就有几百人，占地面积当不会小⑤。又如唐宪宗元和年间（公元 ８０６—８２０ 年），振武的屯田，“东起振武，西逾云州，极于中受降城，凡六百余里，列栅二十，垦 田三千八百余里，岁收粟二十万石”①，占地极广。此外如毕诚在邠宁屯田，年亦收 ３０ 万斛。此种事例不在少数。唐玄宗以后，节度使多兼营田使，进行营田或屯田。官僚地主的庄园是贵族、官僚、地主和商人等私有的庄园。这些庄园是建立在官僚地主兼并占有的大量公私田地基础上的。唐代大官僚地主都拥有众多的庄园，如名将郭子仪占地极多，“自黄蜂岭洎河池关（今陕西郿县南），中间百余里，皆故汾阳王私田”②。他在京城还有“城南别墅”。又如良相裴度在洛阳有“午桥别墅”；李德裕在洛阳有“平泉庄”，周围十余里，台榭百余所，良田众多。这些名将良臣都如此，一般达官显宦就更不用说了。元载在京师“城南膏腴别墅，连疆接畛，凡数十所”③。司空图的“司空庄”，据说“司空图侍郎，旧隐三峰，天祐来，移居中条山王官谷。周回十余里，泉石之美，冠于一山。北岩之上，有瀑泉流注谷中，溉良田数十顷。至今子孙犹存，为司空之庄耳。”④唐末宰相韦宙的“江陸别业”也是有名的大庄园，据《太平广记》说：“相国韦宙善治生，江陵府东有别业，良田美产，最号膏腴，积稻如坻，皆为滞穗。咸通初，授岭南节度使，懿宗以番禺珠翠之地，垂贪泉之戒。宙从容奏曰：‘江陵庄积谷尚有七千堆，固无所贪矣。’帝曰：‘此所谓足谷翁也。’”⑤另外，宋之问的“兰田山庄”、王维的“辋口庄”等也很著名。其他如“刘晏判官李邈，庄在高陵，庄客悬欠租课，积五六年，邈因官罢归庄，方欲勘责”⑥。又“江南军使苏建雄，有别墅，在昆陵，恒使傔人李诚来往检视”①。这些大官僚大地主所设庄园，不仅面积都很大，而且庄园中都建有美丽的庄宅或庄院，亭台楼阁，清泉怪石，点缀其中。他们的庄园往往设置庄吏或别墅吏进行管理，如郑光者，“宣宗之舅，别墅吏颇恣横，为里中患，积岁征租不入”②。唐时，中小官吏、一般地主、工商业主也都有庄园。如河南登封有一士人，“庄园在登封县”；大历（公元 ７６６—７７９年）中，有士人，“庄在渭南”；蜀人母乾昭，“有庄在射洪县，因往庄收刈”③。刘积中“尝于京近具庄居”，太和（公元 ８２７—８３５ 年）末，“荆南松滋县有士人，寄居亲故庄中肄业”④。这类不太大的庄园，一般由庄主自己管理。母乾昭的庄园，即由其自己管理经营。唐代小地主或士人拥有小庄园也是很普遍的。
　　④　《唐会要?疏凿利人》。①　《唐大诏令集》卷一二三，《收复京师诏》。②　《唐会要?内外官职田》。③　《唐会要?内外官职田》。④　元稹：《元氏长庆集》卷三十八，《同州奏均田》。⑤　参见《旧唐书?薛珏传》。①　《新唐书?食货志》。②　孙樵：《孙樵集》卷四，《兴元新路记》。③　《旧唐书?元载传》。
　　寺院庄园是僧侣地主所有的庄园。由于唐代均田制规定僧侣道士、尼姑女冠都可以受田，而且僧侣地主还积极参与土地兼并和接受献田，因而他们都占有了大量的土地。和世俗地主一样，僧侣地主在他们所占有的土地上，也都设置了庄园。这些庄园有属于僧侣个人私有的，亦有属于寺院所有的。属于某个寺院所有的庄园，通常称为常住庄田。如宜春郡的齐觉寺，“其寺常住庄田，孳畜甚多”⑤，又如新淅县真阳观，“其常住有庄田”⑥。寺院占田数相当多，如少林寺有柏谷庄，占地 ４０ 顷⑦。越州阿育王寺有田 １０ 顷，“真陆水膏腴之沃壤”①。陇州大像寺“管庄大小共七所，都管地总伍拾叁顷伍拾陆亩叁角荒熟并柴浪等”②。山东长山县长白山醴泉寺亦有“庄园十五所”③。寺院庄园均设有知庄或知墅的职事僧进行管理经营。如嵩岭菩提寺就有“知庄僧惠沼”④。每年年终，知庄僧或知墅僧须向寺中报告庄园的收入情况。唐时佛道盛行，寺院经济在唐初发展得已颇为可观。武德九年（公元 ６２６ 年），唐高祖李渊“以京师寺观不甚清净”⑤，曾下诏说：“乃有猴贱之侣，……出入闾里，周旋阛阓，驱策田产，聚积货物。耕织为生，估贩成业，事同编户，迹等齐人。”⑥可见其经济势力已是相当发展。以后寺院庄园经济随着佛道教的盛行而日益发展壮大，它不但经营农业生产，还开设邸店、行铺、水硙，经营商业，放高利贷，而且还私庇人口，供己役使。由于寺院占田过多，严重影响唐政府的收入，所以玄宗下令说：“寺观广占田地及水碾硙，侵损百姓，宜令本州长官检括，依令式以外，及官人百姓将庄田宅舍布施者，在京令司农即收，外州给贫下课户。”⑦然而由于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寺院庄园经济兼并土地和人口的问题，故寺院庄园经济仍然在继续不断发展，与封建国家争财源和劳动力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及至武宗时，终于演成一场大规模的灭佛运动。会昌五年（公元 ８４５ 年）全国共毁“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 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①可见寺院所占庄田之多。
　　④　《南部新书》辛卷。⑤　《太平广记?韦宙》。⑥　《酉阳杂俎》卷十三。①　《太平广记?李诚》。②　《唐语林?政事下》。③　《太平广记?母乾昭》。④　《酉阳杂俎》卷十五。⑤　《太平广记?上谷》。⑥　《太平广记?真阳观》。⑦　王昶：《金石萃编》卷七十七，《少林寺碑》。①　王昶：《金石萃编》卷一○八，《阿育王寺常住碑》。②　王昶：《金石萃编》卷一一三，〈重修大像寺记》。③　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二。④　《太平广记?姚坤》。
　　庄园经济所经营的项目十分广泛。除主要以农业生产为主外，还经营手工业生产，从事商业活动等。在农业生产方面，除种植各种农作物外，还栽种各种果树与竹木，以及饲养畜禽和鱼类。庄园中有菜园、茶园、果园等。如王维的辋口庄，有肥美良田，耕种谷物；还有竹林、果园、瓜园、菜围等种植各种作物②。柳谋在江陵的一个中等庄园，也“有宅一区，环之以桑，有僮指三百人，有田五百亩，树之谷，艺之麻，养有牲，出有车，无求于人”③。在手工业方面，主要是纺织及榨油、酿酒等农业产品的加工，如楚州淮阴西庄主说：“有稻若干斛，庄客某甲算纳到者；绸绢若干匹，家机所出者……”④绸绢为庄园所生产。又如元稹“在江夏襄州贾堑有庄，……庄客输油六、七瓮”⑤；袁继谦的庄上也“输油”给他⑥。可见不少庄园中有榨油点。在商业方面，像开邸店、旅舍、车坊、牛坊，以及出售本庄园生产的粮食、菜蔬、茶、果、纺织品等。由于庄园中有一定程度的分工，进行集约经营，加之庄园经济和市场也有一定的联系，因而安史之乱以后，不仅农业经济还有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工商业在庄园经济发达的基础上，也得到了发展。庄园的田地，除一小部分由庄园主自己直接经营外，其余大部分都出租给农民耕作。直接由庄园主经营的庄田所使用劳动力，在皇庄、官庄中是由官奴婢、吏卒、刑徒、僮仆或征发来的民夫及雇佣来的工人等充任的。官僚地主富商的私庄亦多用奴婢、僮仆等。寺院庄园则由僧奴、下级僧徒耕作。由于直接经营庄田劳心费力，故各庄园主都愿将大部分土地租给农民，致使唐中后期租佃制大为盛行。耕种庄田的佃农都是失去土地，投附庄园主的破产农民，有庄客、庄户、佃户、客户等多种称呼。他们所受剥削沉重，在官庄每亩须交租粟三斗、草三束、脚钱 １２０ 文，在私庄则每亩须交一石或五斗。尽管私庄剥削重于官庄，但因私庄客受庄园主隐庇，可免去封建国家的差徭杂役等，故破产农民，很多还是依附于私庄。
　　⑤　《旧唐书?高祖本纪》。⑥　《旧唐书?高祖本纪》。⑦　《唐太诏令集》卷一一○，《诫励风俗敕》。①　《旧唐书?武宗本纪》。②　参见《王右丞集》卷十七，《请施庄为寺表》卷十三，《辋川集并序》。③　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二十四，《送从弟归江陵序》。④　高彦休：《唐阙史?赵江阴政事》。⑤　《酉阳杂俎》卷八。⑥　《太平广记?袁继谦》。
　　（二）财赋制度的整理和两税法的实行
　　安史之乱以后，均田制遭到破坏，租庸调法亦随之毁损，加之藩镇割据，唐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区域大大缩小，造成财政匮乏，“王赋所入无几”①。于是唐政府巧立名目，多方榨取，又激起了农民的反抗，其中规模较大的是南方袁晁、方清等领导的武装起义。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和缓和阶级矛盾，唐代中叶，封建政府着手对财赋制度进行整理。１．刘晏整顿财赋制度的措施肃宗乾元元年（公元 ７５８ 年），根据盐铁使第五琦的建议，唐政府在产盐区设置盐院，统购亭户所煮的盐，同时在各州县设置盐官，实行专卖，把每斗盐价由 １０ 文提高到 １１０ 文。此举措使唐政府的财政收入大为增加。乾元三年（公元 ７６０ 年），刘晏兼任盐铁使，对财赋制度进行了进一步的整顿：（１）改变盐法，实行自由经营的办法放弃第五琦的官产官销政策，撤消原来非产盐区的州县盐官，只在产盐地区设置盐官，收购亭户所煮的盐，加价转卖给商人，任由他们运到各地出售。为了保证官盐的运销，刘晏还采取以下措施：第一，设置十三巡院，加强缉私，严禁私盐的运销，以保护贩卖官盐的利益。十三巡院的任务除缉私外还兼负招商推销官盐①。第二，禁止各道对过境商盐船身及商船使用堰埭征取通过税，使盐在离开盐场以后即通行无阻，便利盐的转运，也保持盐价的平稳。第三，在距产盐区较远的地区设置常平盐，当盐供给不上时，减价出售。既可保证盐的流通，稳定社会秩序，又可增加政府财赋。第四，规定盐商如纳绢以代盐利，每绢价 １０００ 提高 ２００，以鼓舞商人购运，同时又为军队将士的春服准备好了材料②。刘晏改革盐法后，唐政府的盐利岁入 ６０ 万贯，到代宗大历（公元 ７６６—７７９ 年）末年，增加到 ６００ 万贯。（２）整顿漕运参阅唐前期社会经济的发展繁荣部分之（五）“漕运事业的发达”。（３）整顿常平西汉以来，统治者为了调剂粮食价格和备荒，在各地建立了一些粮食仓库——常平仓。唐初也在各地设置常平本钱以作收售谷物之用。安史之乱时，常平制度中断。广德二年（公元 ７６４ 年），第五琦奏请“每州置常平仓及库使，自商量置本钱，随当处米物时价，贱则加价收籴，贵则减价粜卖”①。两年后正式设置常平使，由刘晏及第五琦分领天下常平业务，后由刘晏独掌。刘晏对常平制度进行了进一步整顿。他下令在各州常平仓保持三百万斛的存粮，并在诸道设巡院，各置知院官，让他们“每旬月具州县雨雪丰歉之状白使司”②，以便“丰则贵籴，歉则贱粜”③。此举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各地粮价的稳定，同时也使唐政府获得了大利。此外，刘晏还实行了有利于刺激工商发展的租税措施，以及筹划各地的蠲免和赈济工作，减少了农民的逃亡。刘晏整顿财赋的一系列措施，顺应了当时客观经济发展的趋势，使唐王朝的财政收入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为以后两税法的实行也准备了条件。２．两税法的实行
　　①　《旧唐书?杨炎传》。①　《云笈七签》卷一二一。②　《新唐书?食货志》。①　《唐会要?榷酤》。②　《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二》。③　《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二》。
　　两税法来源于唐前期户税和地税的征收。唐朝前期在实行租庸调法的同时，另有户税和地税以为补充税收。户税始于汉代，东汉末曹操平袁绍，定每户征收绢二匹、绵二斤。晋武帝司马炎时发展为户调。唐初，武德七年（公元 ６２４ 年），唐高祖“令天下户量其资产，定为三等”①，征收户税。贞观九年（公元 ６３５ 年），太宗又下诏：“天下户三等，未尽升降，依为九等”②，把三等中的每等又分为上中下，成为九等。户税与租庸调制不同，首先，它是以资产为本，按人户的资产多少征收，而租庸调是“以丁为本”，即以丁口为课税对象。其次，户税征收钱币，而租调则征收实物，庸也可以折纳实物。再次，户税自王公以下到普通农民都要负担，而租庸调则规定王公、贵戚、品官勋爵及不定居的商贾等都享有一定免除赋役的特权。由于户税从王公以下都要负担，因此富商大贾往往勾结官府，求居下等，以求少交。代宗大历四年（公元 ７６９ 年），唐政府对户税进行整顿，明令按户等交税规定：“天下及王公以下，自今以后，宜准度支长行旨条，每年税钱：上上户四千文，上中户三千五百文，上下户三千文，中上户二千五百文，中中户二千文，中下户一千五百文，下上户一千文，下中户七百文，下下户五百文。其现任官一品，准上上户税，九品准下下户税，余品并准依此户等税。若一户数处任官，亦每处依品纳税。……其百姓有邸店行铺及炉冶，应准式合加本户二等税者，依此税数勘责征纳。其寄庄户，准旧例从八等户税，寄住户从九等户税，比类百姓，高恐不均，宜各递加一等税。其诸色浮客及权时寄住户等，无问有官无官，亦所在为两等收税，稍殷有者，准八等户税，余准九等户税。如数处有庄田，亦每处纳税。诸道将士庄田，既缘防御勤劳，不可同百姓例，并一切从九等输税。”③这个新规定较天宝年间的户税增加了很多。据《通典?食货典》记，天宝时（此指天宝七载至十四载，即公元 ７４８—７５５ 年），八、九等户分别纳税 ４５０文、２２０ 文，现增至 ７００ 文、５００ 文，增长了一倍左右，可见户税在唐朝的财政收入上，地位日见重要。地税是沿隋开皇时的社仓发展而来的。唐初以设置义仓为名，规定从王公百官到百姓，按垦田顷亩，每亩交粟二升。永徽二年（公元 ６５１ 年），高宗敕曰：“义仓据地收税，实是劳烦。宜令率户出粟，上上户五石，余各有差。”①将地税改为按户征收。永徽四年（公元 ６５３ 年）制作的《唐律疏义?厩库》中提到：“应输课税，谓租、调、地税之类”，正式出现了“地税”之名。中宗神龙元年（公元 ７０５ 年）敕曰，“天下百姓，并免今年租及地税”②，也提及了地税之名。至玄宗开元初，又恢复亩税二升。开元二十五年（公元７３７ 年）定式：王公以下，每年户别据所种田亩别，税粟二升，以为义仓。其商贾户若无田及不足者，按户等征收，上上户税五石，上中户四石，上下户三石，中上户二石，中中户一石五斗，中下户一石，下上户七斗，下中户五斗，下下户免收③。这时，地税仍以亩征收，至于商贾则因情况特殊，改为按户征收。
　　①　《唐会要?定户等第》。②　《唐会要?定户等第》；参见《旧唐书?太宗纪》。③　《唐会要?租税上》。①　《旧唐书?食货志下》。
　　安史之乱以后，在未受到战争影响特别严重的州郡，地税仍然照旧征收。代宗广德元年（公元 ７６３ 年）规定：“一户三丁者，免一丁庸税，地税依旧，凡亩税二升。”④地税的税额，也在增加，大历四年（公元 ７６９ 年）规定：“京兆来秋税，宜分作两等，上下各半，上等每亩税一斗，下等每亩税六升，其荒田如能佃者，宜准今年十月二十九日敕，一切每亩税二升。”⑤次年，又规定：“京兆府百姓，夏税上田亩六升，下田亩税五升；秋税上田亩税五升，下田亩税三升；荒田开佃者亩率二升。”①可见不仅地税每亩税额在不断增加，而且已分夏秋两季来征收。到大历八年（公元 ７７３ 年），又规定：“青苗地头钱，天下每亩率十五文，以京师烦剧，先加至三十文，自今以后，宜准诸州，每亩十五文。”②自此允许折钱交纳地税。户税和地税，到天宝年间，已占了唐王朝税收的很大部分。据《通典》载：每年地税收入约为 １２４０ 余万石，相当于粟米收入的 １／２；户税每年平均约 ２００ 余万贯，折算后相当年绢布收入的 １／３③。安史之乱后，百姓田地，“多被殷富之家、官吏吞并”④，大量的自耕农成为地主的佃户，寄住户、寄庄户、客户、逃户和隐户在户口总数中占了很大的比例。安史之乱前，天宝十四年（公元 ７５５ 年），中央掌握的户数为 ８９１４７００ 户，人口为 ５２９１９３００ 人；至肃宗乾元三年（公元 ７６９ 年），中央仅控制 １９３３１７４ 户，人口为 １６９９０３８６⑤。这样，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之上，与大量的自耕农、半自耕农的存在相适应的租庸调制难以为继。为了解决财政困难，代宗大历年间，唐王朝的赋税收入，已经逐渐改变为以户税、地税为主。德宗建中元年（公元 ７８０ 年）宰相杨炎奏行两税法。他在奏疏中说：“凡有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薄；人丁无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后改为十分之一），度所（取）与居者均，使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申报出入如旧式。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公元 ７７９ 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之。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逾岁之后，有户增而税减轻，及人散而失均者，进退长吏，而以尚书度支总统焉。”①其内容可归纳为：（一）中央根据财政支出计算出总税额，各州县依照中央分配的数目向本地人户征收；（二）无论主户、客户一律编入现居州县的户籍，依照丁壮和财产的多少定出户等，交纳赋税；（三）每年分夏秋两季收税，夏税不得超过六月、秋税不得超过十一月；（四）租庸调和一切杂徭、杂税全部取消，但丁额不废；（五）两税依户等（三等九级）纳钱，依田亩纳米粟，田亩税以大历十四年的垦田数为准，均平征收；（六）没有固定住处的商人，所在州县依照其资产征课 １／３０（后改为 １／１０）的税。
　　②　《唐大诏令集》，《中宗即位赦》。③　参见《通典?食货典》。④　《文献通考?田赋考》。⑤　《旧唐书?食货志下》。①　《旧唐书?食货志下》。②　《旧唐书?食货志下》。③　参见《通典?赋税下》。④　《唐会要?逃户》。⑤　参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 ７０ 页。
　　德宗采纳了杨炎的建议，于同年正式公布了，推行两税法的命令：“令黜陟观察使及州县长官，据旧征税数及人户土客定等第钱数多少，为夏、秋两税。其鳏寡惸独不支济者，准制放免。其丁租庸调，并入两税。州县常存丁额，准式申报。其应科斛斗，请据大历十四年见佃青苗地额均税，夏税六月内纳毕，秋税十一月内纳毕。……其月，大赦天下，遣黜陟使观风俗，仍与观察使、刺史计人产等级为两税法。此外敛者，以枉法论。”②两税法的实行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首先，两税法简化了税制，它把当时混乱繁杂的诸多税种税目合并统一起来，减少了纳税项目，集中了纳税时间，简化了纳税手续，改变了过去“旬输月送无休息”的状况，使人民得到了很大的便利。其次，两税法以财产的多少为征税标准，扩大了赋税的承担面。过去那些免除租庸调的不课户，现在要按地亩纳税，官吏也要按品位高低比户等级纳税，同时，一些浮寄户、客户和不定居的商贾也都要纳税，既增加了纳税人户，也增加了赋税收入。如初行两税时，唐王朝“分命使臣，按地收敛，土户与客户，共计得三百余万”，而“就中浮寄，乃五分有二”，得“客户百三十余万”①。这 ２／５ 的客户，就是过去为权门豪强所隐占，不负担国家赋税的隐匿人口。因此，唐王朝的纳税编户大增，财政收入也增加了。大历年间经刘晏的整理，天下财政收入为 １２００ 万贯，而盐利占其大半②。在实行两税法这一年，财政收入就增加到“一千三百五万六千七十贯，盐利不在此限”③。以后每年收入约为 ３０００ 万贯，是两税法实施前的两倍多。再次，两税法按资产课税较之租庸调制按人丁课税合理得多。两税法以资产（包括土地）为差，资产多者税重，资产少者税轻，这种按各户的贫富等级课税，符合纳税人负担能力的原则。同时，商人同农民一样都要纳税，也符合负担公平的原则。两税法的实施不以人丁为本，农民对封建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相对减轻，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但是在两税法的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不少严重的问题。首先，两税之外仍有种种加征。行两税法后不久，建中三年（公元 ７８２ 年）五月，“淮南节度使陈少游请于本道两税钱，每千增二百，因诏他州悉如之”④。贞元八年（公元 ７９２ 年）四月，“剑南四川观察使韦皋奏请加税什二以增给官吏，从之”⑤。这还是见诸法令的加征，此外各地的自行非法苛敛就更多了。因此陆贽指出：“大历中非法赋敛，……既并收入两税矣。今于两税之外，非法之事，复又并存”①。其次，两税法规定除田亩税部分征粮外，其他征钱。但由于国家支出用布帛处甚多，于是又令百姓折合为布帛交纳。建中年间（公元７８０—７８３ 年）帛价不断下跌，完税的钱数虽然未变，而百姓的实际负担已经大为增加，正如陆贽所说：“往者纳绢一匹，当钱三千二三百文，今者纳绢一匹，当钱一千五六百文；往输其一者，今过于二矣，虽官非增赋，而私已倍输”②。由于帛价下跌，人民负担凭空增加了一倍。政府除了折征布帛以外，还征折其他物品，“临时折征杂物，每岁色目颇殊。唯计求得之利宜，糜论供办之难易；所征非所业，所业非所征，遂或增价以买其所无，减价以卖其所有；一增一减，耗损已多”③。足见百姓所受损失之大。再次，两税法规定以税代役，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定和社会生产的发展。但仅仅维持了十几年，封建统治者又把徭役加到了人民头上。最后，两税法的实行，使土地兼并不再受任何限制，在此后 ３０ 年间，“百姓土田为有力者所并，三分逾一”④，正如陆贽所说的：“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⑤。那些大官僚大地主仗势少纳或免纳两税，他们同官府相勾结，照样“广置田产，输税全轻”⑥。有的地主贱买农民土地，仍逼迫农民缴纳赋税。总之，两税法的实行是符合均用制以及租庸调制废坏后的社会经济情况的。因而它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在实施中发生了一些严重的弊端，因而实行后不久，各种苛敛又重行征收，人民的负担仍然继续加重。
　　①　《旧唐书?杨炎传》。②　《唐会要?租税上》。①　《通典?历代盛衰户口》。②　《唐会要?盐铁总叙》。③　《旧唐书?德宗纪上》。④　《旧唐书?食货志下》。
　　⑤　《旧唐书?食货志下》。①　《陆宣公奏议》卷十二，《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②　《陆宣公奏议》卷十二，《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③　同上书，《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二》。④　李翱：《李文公集》卷三，《进士策问第一道》。⑤　《陆宣公奏议》卷十二，《均节赋税恤百姓第六》。⑥　《文苑英华》卷四二九。
　　六、唐中后期经济的恢复和进一步发展
　　安史之乱使北方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史载自崤关、函谷关以东到成皋，只剩下千余编户。代宗初即位，郭子仪上疏，称：洛阳“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嗥，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①。唐邓一带，同样是“荒草千里”，“万室空虚”②。就连没有遭到破坏的江东地区，也出现了大片的“闲田荒壤”③。安史之乱以后，大规模战争结束，社会秩序相对稳定下来，因战乱逃离家园的农民，又返回故里，回到土地上，投入生产。他们“销遗镞为锄　　，伐蒿莱为场圃，掘腥秽为泉井”④，从而使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一定程度的发展。由于战争的破坏，以及随之而来的藩镇割据局面的出现，北方社会经济一般恢复比较缓慢，南方比较安定，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一）南方农业生产的发展
　　在中国历史上，每当北方发生战乱，总有大量百姓南徙避难。自汉末至南北朝，北方人口不断南迁。安史之乱时也是如此。叛乱平息下去之后，唐政府掌握的户籍数字大为下降，如开元时，总户数为 ７４１７１８５，元和（公元８０６—８２０ 年）时则仅为 ２３６８７７５ 户。其中关内道、河南道、河北道都减少很多。如宋州（今河南商丘），元和时的户数仅及开元时的 １／２０，光州（今河南潢川）的户数仅及开元时的 １／３０，鄜州（今陕西鄜县）的户数甚至仅及开元时的 １／４０。而南方一些主要州郡的户数却大为增加。如苏州增加了 ４８％，鄂州增加了 １００％，洪州增加了 ６４％，饶州增加了 ２２８％，吉州增加了 １９％，襄州增加了 １９４％，郢州增加了 ９３％，唐州增加了 ８９％，衡州增加了 ３３％，广州增加了 １５％①。其中有不少是从北方迁来的人户，如苏州户口中，自北方迁来的占 １／３。人口增长表明劳动力的增加，从而有利于南方经济的发展。唐朝后期，在江南兴修了不少水利工程。如在东西道采访使辖境内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约有 ５０ 余处，其中润州的练塘能灌溉丹阳、金坛、延陵三县之田；升州句容县的绛岩湖，常州武进县的孟渎，湖州长城县（今浙江长兴）的西湖，明州鄮州（今浙江宁波）的仲夏堰等，都能溉田数千顷至万顷②。其他还有，如代宗大历年间（公元 ７６６—７７９ 年），为了防止海潮，曾在今江苏淮安至南通一带筑堤，长 １４２ 里，起了保护农业生产的作用。至于中小型陂塘更是广泛修凿，如宪宗（公元 ８０５—８２０ 年在位）时，韦丹在南昌一带开凿陂塘 ５９８ 所，得田 １２０００ 顷①；穆宗（公元 ８２１—８２４ 年在位）时，浙东观察使元稹“命吏课七郡人，冬筑陂塘，春贮水雨，夏溉旱苗”②。这些兴修的水利，大大地促进了南方农业的发展。江南农民还修建了许多堤堰和斗门，辟划了大量的湖田和渚田，扩大了耕地面积。
　　①　《旧唐书?郭子仪传》。②　《元次山集》卷十，《请省官状》。③　《全唐文》卷四三○，李翰：《苏州、嘉兴屯田纪绩颂》。④　《全唐文》卷六八九，符载：《邓州刺史听壁记》。①　参见《元和郡县图志》及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０ 年版，第９６— １０４ 页。②　参见《新唐书?地理志》。①　《韩昌黎集》卷二十五，《韦公墓志铭》。
　　由于土地的垦辟和水利的兴修，江南各地粮食的生产有很大增长。江淮诸州，“每一岁善熟，则旁资数道”③，湖南、江西诸州也“出米至多，丰熟之时，价亦极贱”④。因此权德舆说：“江淮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⑤唐朝后期，南方很多地方都大量种植茶树。淮南、浙东、浙西、福建、岭南、荆襄、东川、西川都是产茶区。饶州的浮梁县，元和（公元 ８０６—８２０年）时每年茶税达 １５ 余万贯⑥，是最大的商品茶产地。元和时，雅州的严道县（今四川雅安西），“每岁贡茶，为蜀之最”⑦。
　　②　《白香山集》卷六十一，《河南元公墓志铭》。③　《权载之文集》卷四十七，《论江淮水灾上疏》。④　《唐大诏令集》卷七十二，《乾符二年南郊赦》。⑤　《新唐书?权德舆传》。⑥　参见《元和郡县志》卷二十八，《饶州浮桥县》。⑦　《元和郡县志》卷三十二，《雅州严道县》。
　　（二）手工业生产的继续发展
　　唐朝后期，丝织业、造船业、制纸业、瓷器业、制茶业、制盐业和矿冶业等，都继续在发展。丝织业方面，河北定州一带，本是丝织品产量和贡品最多的地方。唐朝后期，南方的丝织业有很大的发展。安史之乱后，唐王朝“辇越而衣”①。用以交易回鹘马匹的缣帛，也主要是江淮织造的，江南丝织品的质量，胜过了唐前期居全国之冠的宋、亳②。贞元以后，越州贡品有各种精致的丝织品达数十种③。宣州工匠用丝头线织毯，既软且温，兼有成都锦褥和太原毛毯之长。宣州绫绮，也极为珍贵，可与淮南、两浙相比④。蜀锦的制作，也愈益精丽。造船业方面，刘晏曾于扬子县设 １０ 个造船工场，造出的船每只可载一千石，这是官府所经营的大规模的手工作坊造船业。民间造船业也非常发达，载重可达八、九千石，甚至万石以上。长江一带大船极多，据《唐国史补》载：“大历、贞元间，有俞大娘航船最大，居者养生送死嫁娶悉在其间。开巷为圃，操架之工数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岁一往来，其利甚博。此则不啻载万也。洪、鄂之水居颇多，与屋邑殆相半。凡大船必为富商所有”。大船如此之多，造船业的发达，可想而知。广州有一种商船“不用铁钉，只使桄榔须系缚，以橄榄糖泥之，糖干甚坚，入水如漆也”⑤。这种商船很大，便于航海。值得一提的是，这时还发明了脚踏的轮船。《旧唐书?李皋》载：“（李皋）常运心巧思，为战舰，挟二轮，蹈之翔风鼓疾，若风挂帆席，所造省易而久固。”纸张文具制造业方面，这时更为发达。《唐国史补》载：当时的名纸，“有越（州）之剡藤苔笺，蜀之麻面、屑末、滑石、金花、长麻、鱼子、十色笺，扬（州）之六合笺，韶（州）之竹笺，蒲（州）之白薄、重抄，临州之滑薄。又宋、亳间有织成界道绢素，谓与乌丝栏、朱丝栏，又有茧纸。另外剡溪的玉叶纸，蜀的十色笺，也都非常有名。蜀纸有一种加工的纸笺，名薛涛笺，高似孙认为：蜀纸“至唐而后盛，至薛涛而后精”①。这时出现了不少大规模的造纸作坊。如《三水小牍》载：“巨鹿郡南和县街北，有纸坊，长垣悉晒纸。忽有旋风自西来，卷壁纸略尽，直上穿云，望之如飞雪焉。”可见这个纸坊不小，纸的产量相当多。此时，这个时期端州（今广东高要）的紫石砚，已闻名全国②。瓷器业方面，瓷器开始在民间普遍使用。邢州内邱的白瓷器，数量多而合用，销售范围很广，天下通用③。属于越窑系统的余姚上林湖窑，从晚唐开始进入全盛时期。长沙铜官镇的瓦渣坪窑，能在青釉下烧出褐绿色彩的花纹，还可以在白釉或青黄釉下画绿彩。可知唐代已应用釉下彩的技法了④。这时白瓷、青瓷的制造技艺都有了很大进步，杜甫赞美白瓷说：“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⑤。陆龟蒙赞美青瓷说：“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⑥。陆羽嗜茶，尤其偏爱青瓷，他说：“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次，洪州次。或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不为然。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邢瓷类雪，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⑦。据现代考古发掘，唐代瓷窑遍布河北、河南、陕西、安徽、湖南、四川、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各省。烧造的器皿有碗、杯、盘、壶、瓶、罐、尊、钵、唾盂、水盂、砚台、瓷枕、瓷俑等等。除白瓷、青瓷两大瓷系外，还有黑釉、酱釉、黄釉、褐釉等瓷器。
　　①　《吕和叔文集》卷六，《京兆韦府君神道碑》。②　参见《全唐文》卷五三○，顾况《韩公行状》。亳州治谯。③　参见《元和郡县志》卷二十六，《越州》；白居易：《新乐府?缭绫》。④　参见《元和郡县志》卷二十八，《宣州》；白居易：《新乐府?红线毯》。⑤　刘恂：《岭表录异》卷上。①　高似孙：《剡录?纸》；参见何宇度《益部谈资》卷中。②　《唐国史补》。③　《唐国史补》。
　　制茶业方面，唐朝后期茶叶产地极广，几乎遍于南方。唐代茶分粗茶、散茶、末茶和饼茶（茶砖）四种。据《唐国史补》纪，当时茶有 ２０ 多个品名，“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湖州有顾渚之紫笋，东川有神泉、小团、昌明、兽目，峡州有碧涧、明月、芳蕊、茱萸簝，福州有方山之露芽，夔州有香山，江陵有南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　　湖之含膏，常州有叉兴之紫笋，婺州有东白，■州有鸠坈，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寿州有霍山之黄牙，蕲州有蕲门团黄，而浮梁之商货不在焉。”南方从事制茶业的人数相当多，如安徽的祁山，“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由是给衣食，供赋役，悉恃此。祁之茗色黄而香，贾客咸议，愈于诸方。每岁二、三月，赍银缗缯素求市，将货他郡者，摩肩接迹而至”①。这里的种茶、制茶已经专业化。湖州的长城县（今浙江长兴），“贞元（公元 ７８５—８０５ 年）以后，每岁进奉顾山紫笋茶，役工三万人，累月方毕”②，这里每年产茶 １８４０８ 斤，建中（公元 ７８０—７８３ 年）以来，每年进贡 ３６００ 串③。福建的武夷茶，唐末也逐渐发展起来。制盐业方面，唐中叶以后中央设盐铁使，专管盐的制造和买卖，各地则设巡院、场、监等。当时，蒲州的解县、安邑盐池，通称为两池盐，年产盐万斛。安北都护所属的胡落地，年产盐 １．４ 万斛，这是较大的盐池。其余盐池，年产数千斛不等。全国共有盐池 １８ 处。唐时有盐井 ６４０ 口，其中剑南东川就有 ４６０ 口。泸州（今四川泸州市）的富义盐井，“月出盐三千六百六十石，剑南盐井，唯此最大”①，其年产量可达 ４ 万石以上。唐时海盐产量更大。唐王朝在涟水、湖州、越州及杭州设有 ４ 场，又在嘉兴、海陵、盐城、新亭、临平、兰亭、永嘉、太昌、侯官、富都设有 １０ 监，“岁得钱百余万缗，以当百余州之赋”②。《新唐书?食货志四》载：“吴、越、扬、楚监廪至数千，积盐二万余石。”从事食盐生产的叫做亭户、池户或灶户。乾元元年（公元７５８ 年），第五琦将他们编为特殊户籍，专负制盐差徭，免除其他杂役，但身份极不自由，不得随意脱籍。
　　④　《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 １００ 页。⑤　《全唐诗》卷二二六，杜甫：《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⑥　《全唐诗》卷六二九，陆龟蒙：《秘色越器》。⑦　陆羽：《茶经》。①　《全唐文》卷八○二；张途：《祁门县新修闾门溪记》。②　《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五，《江南道》。③　参见《南部新书》戊卷。①　《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三，《剑南道》。②　《新唐书?食货志四》。
　　矿冶业方面，江南和岭南的矿藏得到了更多的开采。江西、鄂岳、桂管、岭南诸道境内，都盛产铜、锡。宣州和郴州在元和时每岁各铸钱 ５ 万贯。饶州余干县有银山，产银最多，每年出银 １０ 万余两，唐政府在这里所收银税，每年就有 ７ 千两。郴州义章县（今湖南宜章）的银坑，“所出银至精好，俗谓之■子银，别处莫及”③。五岭以南的连州出白铜，贺州的临贺县（今广西贺县）和冯乘县（今湖南江华西南），都有较大的锡冶。当时的农民，为了补充生活不足，往往深入山林之中，采冶金属矿物。此外，像襄阳的漆器，宣州的笔，扬州的蔗糖，以及许多地方的酿酒业等手工业都有发展。
　　③　《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九，《郴州》。
　　（三）商业进一步繁荣
　　唐朝后期的商业比前期有所发展。长安和洛阳虽然经历了战乱的破坏，但很快就恢复了繁华。长江流域的城市较前期发达。扬州当于长江与运河交会处，所谓“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①，是中外富商巨贾的荟萃之所。益州的繁盛稍亚于扬州，当时有“扬一益二”②之说。杭州则为“东南名郡，咽喉吴、越，势雄江海，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③。成都被形容为“江山之秀，罗锦之丽，管弦歌舞之多，伎巧百工之富，……扬（州）不足以侔其其半”④，骎骎乎驾于扬州之上了。荆南各州，在安史之乱后，由于“襄邓百姓、两京衣冠”的南流，“井邑十倍其初”⑤。洪州扼扬、广间交通要冲，鄂州当汉水入江之处，皆为一都之会。在沿海地区，福建的泉州，浙江的明州开始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广州更是“蛮胡贾人，舶交海中，……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⑥。北方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恢复后，商业也繁盛起来，如山西解县，因有盐池之利，也是“官帑委输，商徒繁会，云连里闬，山峙资财”⑦，成为商贾辐凑之地。不但地商业大都市更多更繁荣了，州县设市也日益普遍。另外在水陆要道或津渡之所，兴起了更多的草市。这些草市有的交易繁盛，“富室大户，多居其间”①，有一些后来发展成为县城。适应商业发展的形势，大中五年（公元 ８５１ 年），唐政府下令规定：大都督府设市令一人，掌市内交易；设通判市事丞一人，掌判市事；还有佐一人，史一人，师一人。另外，“中县户满三千以上，置市令一人，史二人。其不满三千户以上者，并不得设市官。若要路须置，旧来交易繁者，听依三千户法置，仍申省。诸县在州郭下，并置市官。又准户部格式，其市吏壁师之徒，听于当州县供官人市买”②。由于商业的繁荣发展，打破了坊市严格区分的旧制。封建社会前期，城市中实行严格的坊市制度。“坊”在前代称“里”，唐代有时仍沿袭古称，但多数称“坊”，是居民住宅区。“市”是商业区。“坊”和“市”的周围，都围以围墙或篱笆。居民住宅严禁向街开门。《隋书?令狐熙传》载，汴州商业繁盛，“民有向街开门者”，官府为“禁游食，抑工商”而“杜之”。唐时“坊”和“市”仍分开设置，如前所述长安城、洛阳城的布局。官府规定：出入“坊”、“市”，必须通过坊门或市门。《唐律疏义》载：“越官府廨垣及坊市垣篱者，杖七十，侵坏者亦如之”③。唐政府还规定，城门、坊门、市门必须日没关闭，俟天明而启。城市里普遍实行夜禁，连燃烛张灯也有限制，若有违犯，要受处罚。贞观十年（公元 ６３６ 年），又行钲鼓制度，规定城门、坊门、市门的启闭要依钲鼓的号令。关于市的开闭规定，“其市当以午时击鼓二百下而众大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下散。其州县领务少处，不欲设钲鼓，听之”④。这种坊市制，对整顿市场，发展正常商业，保持物价稳定，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对商业管控过死，也束缚了商业的发展。中唐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逐渐突破了市制的约束，在坊间出现了商店。如扬州的“侨寄衣冠及工商等，多侵衢造宅”①。《王居士神丹》记：京师延春坊有卖金银珠玉者②。《北里志?王团儿》记：宣阳坊有彩缬铺；升平坊门旁有胡人鬻饼之铺③。《资治通鉴》也载，长安两市及要闹坊曲皆有商铺买卖④。住宅区的坊曲开店列肆，从事商业经营，说明交易场所已越出市外。
　　①　《旧唐书?秦彦传》。②　《容斋随笔》卷九，《唐扬州之盛》。③　《全唐文》卷三一六，李华：《杭州刺史厅壁记》。④　《全唐文》卷七四四，卢求：《成都记序》。⑤　《旧唐书?地理志》。⑥　《韩昌黎集》卷二十一，《送郑尚书序》。⑦　《全唐文》卷八○九，司空图：《解县新城碑》。①　《樊川文集》卷十一，《上李太尉论江赋书》。②　《唐会要?市》。③　《唐律疏义》卷八，《越州镇戍等垣城》。
　　随着城乡交换的日趋频繁和市场的不断扩大，中唐以后，在一些城市中出现了夜市，尤其是南方，更为突出，长安早就有夜市，开成五年（公元 ８４０年），文宗曾下令：“京夜市，宜令禁断”⑤。估计无法禁断。扬州也有夜市，晚唐诗人王建描写扬州说：“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似升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⑥苏州也有夜市，杜荀鹤诗曰：“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⑦。张籍说广州“蛮声喧夜市”⑧。大都会之外，中小城市也有夜市。闾丘晓诗曰：“夜火连淮市，春风满客帆”⑨。张籍诗曰：“夜市连铜柱，巢居属象州”⑩。另外从白居易诗“灯光穿村市，笙歌上驿楼”（１１），以及李商隐“巴西夜市红守宫，后房点臂斑斑红”①的描写来看，乡村市集也有夜间进行贸易的。市制的突破，是唐后期商业发展，城乡市场不断扩大，商品流通日益活跃的结果，它密切了广大农民和市场的联系，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以后两宋商业的进一步繁荣提供了有利条件。唐后期豪商富贾更形活跃人数众多。如扬州是歌钟之地，“富商大贾，动逾百数”②，大商人的财产也是多得不可数计。如江陵的郭七郎，“其家资产甚殷，乃楚城富民之首，江、淮、河朔间，悉有贾客，仗其货买易往来者”③。唐末，长安的王酒胡不仅纳钱 ３０ 万贯，助修雀门，而且又以 １０ 万贯修缮安国寺④，足见富商大贾的活跃。
　　④　《唐会要?市》。①　《旧唐书?杜亚传》。②　参见《唐阙文》卷下，《王居士神丹》。③　参见《唐阙文》卷下，《北里志?王团儿》。④　《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一?德宗贞元十一年》。⑤　《唐会要?市》。⑥　王建：《王建诗集》卷九，《夜看扬州市》。⑦　杜荀鹤：《唐风集》卷上，《送人游吴》。⑧　《全唐诗》卷三八四，张籍：《送郑尚书出镇南海》。⑨　《全唐诗》卷一五八，闾丘晓：《夜渡江》。⑩　《全唐诗》卷三八四，张籍：《送南客》。（１１）《全唐诗》卷四四七，白居易：《望亭驿酬别周判官》。①　《全唐诗》卷五四一，李商隐：《河阳诗》。②　《太平广记》卷二九○，《吕用之》。③　《太平广记》卷四九九，《郭使君》。
　　唐后期的商人多与官府有联系，如王酒胡曾与僖宗君臣在安国寺中斋食。郭七郎曾输钱数百万，买到横州刺史之职。这个时期，许多商人都用钱买官，如《资治通鉴》载：穆宗时（公元 ８２１—８２４ 年在位），“商贾胥吏，争赂藩镇，牒补列将而荐之，即升朝籍”⑤。而官吏和军将也有很多参加了商业活动。如许多贵族官僚纷纷设置邸店等，以获取丰利。以致玄宗时就曾下令：“禁九品以下清资官置客舍、邸店、车坊”⑥。但无法禁止，后来唐政府只好规定贵族官僚的邸店，同百姓一样交税，如宣宗时的敕令：“应公主家有庄宅、邸店，宜依百姓例差科”⑦。地方上的节度使、观察使也多做生意，《唐会要》载：“诸道节度、观察使，以广陵当南北大冲，百货所集，多以军储货贩，列置邸肆，名托军用，实私其利息”①。由于官僚经商极为普遍，因此武宗在赦文中曾说：“如闻朝列衣冠，或承华胄，或在清途，私置质库楼店，与人争利”②。唐朝市场上还活跃着许多少数族商人和外国商人。《资治通鉴》载：长安的回纥和西域商人经常以千数，他们在这里“殖资产，开第舍，市肆美利皆归之”③。回纥商人常“驱马市茶”④。扬州和广州是外商云集的地方。刘展之乱时，平卢都知兵马使田神功进军扬州时，曾大掠居人资产，鞭笞发掘略尽，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数千人”⑤。广州的外商更多，据载，黄巢破广州时，杀死外国商人 １２ 万至 ２０ 万人⑥。此说法虽夸大荒诞，但却反映广州的外国商人确实很多。此外，新罗、日本商人活动于明州、扬州、楚州等处的，数量也不少。外国商人到中国来，很多都是做珠宝生意。如《太平广记?宝珠》引《广异记》载：“途次陈留，宿于旅邸，夜闻胡斗宝……。”又同书《守船者》引《原化记》载：“乃一珠径寸，光耀射目，……至扬州胡店卖人，获数千缗。”同书《鬻饼胡》载：“忽闻新有胡客到城，因以珠市之。”同书《萧旷》引《传记》曰：“龙女出轻绡一匹，赠（萧）旷曰：‘若有胡人购之，非万金不可。”这些记载都反映了外国商人来华之众和他们的富有。唐朝诗人在诗中常提到卖酒的“胡姬”可见外国女子在华做经商买卖的也很多。在交易频繁的情况下，为了减少支付钱币的麻烦，唐后期，各大商业城市都出现了具有信用性质的柜坊。柜坊也叫僦柜或寄附铺。商人将钱币存放在柜坊中，柜坊根据商人所出凭证代为支付，收取一定的柜租。柜坊的出现时间，当在德宗以前。德宗初年，曾向僦柜借 １／４ 的钱以供军用。初时柜坊代客保管钱物，以后还可收买贵重物品，甚至连奴婢、牲畜都可以寄放。商人取钱取物，既可凭票据，也可以信物领取。如《太平广记?张老》述：“（张老对妻兄韦义方说）兄若无钱，可于扬州北邸卖药王老家取一千万，持此（席帽）为信。……（韦）乃往扬州，入北邸，而王老者，方当肆陈药。韦前曰：‘叟何姓？’曰‘姓王’。韦曰：‘张老令取钱一千万。持此帽为信’。王曰：‘钱即实有，席帽是乎？’韦曰：‘叟可验之，岂不识耶！’王老未语，有小女出青布帏中，曰：‘张老常过，令缝帽顶，其时无皂线，以红线缝之，线色手踪，皆可目验。’令取看之，果是也。遂得载钱而归。”从这个故事可得知，柜坊也可由其他商店兼营。扬州是豪商富贾云集之处，柜坊相当多。长安也是商业大都会，且为官僚■集荟萃处所，柜坊更多。如大商人窦乂，在长安西市就开设了许多柜坊，《太平广记?窦乂》述：“乂西市柜坊，锁钱盈余。”有不少官僚都存钱于柜坊，当时柜坊存官僚钱者不下 ５０ 万贯，多则数百万贯。柜坊的出现，使商人既可避免收受大量钱币的烦劳，又比较安全，因而有利于商品交易活动的发展。
　　④　参见尉迟偓《中朝故事》。⑤　《资治通鉴?唐纪五十八》。⑥　《旧唐书?玄宗纪下》。⑦　《唐全文》卷八十一，宣宗：《禁公主家邑司擅行文牒敕》。①　《唐会要?市》。②　《全唐文》卷七十八，武宗：《会昌五年加尊号后郊天赦》。③　《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一》。④　《新唐书?陆羽传》。⑤　《旧唐书?邓景山传》。⑥　参见《中西交通史资料汇编》。
　　唐后期，币材（铜）缺乏，货币流通不足，加之实行两税后，大量税收需纳钱，同时一部分钱币流出境外，及民间出现销钱铸器等现象，更加剧了钱币的不足，因此诸道州府往往禁止现钱出境。宪宗元和年间（公元 ８０６—８２０ 年），商人创立了飞钱制度，以解决货币流通中出现的难题。当时各道在长安都有进奏院，商人们在长安售出商品后，便将货款交给本道的进奏院，由进奏院发给票据。商人回到本道，合券取钱。这种办法，一方面解除了商人携带钱币的不便或可能遭遇的风险，另一方面也免得地方政府不断运钱到京供给进奏院的需要，因双方都感方便，所以飞钱又称便换。除进奏院经营飞钱业务外，诸军、诸使、富商也都参与经营。元和七年（公元 ８１２ 年），盐铁使王播又“奏商人于户部、度支、盐铁三司飞钱，谓之便换”①。于是户部、度支、盐铁三司也经营飞钱业务。飞钱制度的产生，是商业发展的产物，它一方面加速了货币流通速度，另一方面又使京城保持有一定数量的货币流通，对解除通货紧缩，繁荣市场起了积极的作用。总之唐朝后期的商业，继续发展，并且更趋活跃，为以后两宋时期商业的繁荣创造了条件。
　　①　《旧唐书?食货志下》。
　　（四）高利贷剥削的盛行
　　随着封建商业的发展，唐代高利贷业颇为盛行。其时，高利贷的形式，大体分为三种：（一）质库，亦称收质、纳质，与后世的当铺差不多。贷者先以物送交质柜，质钱以归，以后付息还本，再取回质物。史书上称为“僦柜质钱”。《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三》胡三省注说：民间以物质钱，异时赎出，于母钱之外，复还子钱，谓之僦柜。”由此可知，柜坊很多就是经营这种高利贷的。许多贵族官僚也都经营质库，放高利贷。（二）质举，这是一种须提供担保物品押拈的高利贷，它与质库不同，抵押品不需交给放债人保管，而是借债人指定以某物作抵押，将来不能偿还借款时，由放债人没收该抵押品作偿。如《唐阙史?赵江阴政事》载：楚州淮阴东邻，“因以庄券质于西邻，贷缗百万，契书显验，且言来岁赍本利以赎。”这是以田契作为抵押品，此种抵押贷款颇为流行，民间田地、宅舍、牛羊以及其他物品等都可以作为贷款抵押品。（三）举贷，亦称举放、出举，这是一种不用抵押品的高利贷。当时也颇为流行。唐时，富商大贾多凭借手中雄厚的商业资本，积极从事高利贷活动。他们苛剥百姓，利息奇重。如现存的一纸代宗大历年间（公元 ７６６—７７９ 年）的“举钱”契券：举钱一千，每月纳二百文，计六个月本利并还。有的高利贷者甚至得到“钥匙”的绰号。《太平广记?刘钥匙》述：“陇右水门村，有店人曰‘刘钥匙’者，不记其名，以举债为家业，累千金；能于规求，善聚难得之货，取民间资财，如秉钥匙开人箱箧帑藏，盗其珠珍不异也，故有‘钥匙’之号。”。这种高利贷者，比强盗不差。富商大贾们不仅“举债”剥削穷人，而且也向达官贵人们放债。尤其唐后期，一般官吏多向商人借利贷，贿赂买官，到任后苛剥农民还债。“自大历以来，节度使多出禁军，其禁军大将资高者，皆以倍称之息贷钱于富室，以赂中尉，动逾亿万，然后得之，未尝由执政。至镇，则重敛以偿所负”①。这些人当时被称为“债帅”，他们的借债实际上是由百姓偿还的。此外，外国商人也大肆放债。如《文宗禁与蕃客交关诏》中说：“如闻顷来京城内衣冠子弟及诸军使，并商人百姓等，多有举诸蕃客本钱”②。再如穆宗时（公元 ８２１—８２４ 年），“贬右龙武大将军李甚为宣州别驾，甚子贷回纥钱一万一千四百贯不偿，为回纥所诉，故贬甚”①。可见“蕃商”不仅广泛放债，而且还受到唐政府的支持。寺院僧侣承前代习惯，依旧经营高利贷业。如《两京新记》卷三载：“化度寺，……贞观之后，钱帛金绣，积聚不可胜计，常使名僧监藏，供天下迦蓝修理。……燕、凉、蜀、赵，咸来取给；每日所出，亦不胜数；或有举便，亦不作文约，但任至期还送而已。”又如近代在新疆发现的德宗建中三年（公元 ７８２ 年）《健儿马令痣举钱契》：“建中三年七月十二日，健儿马令痣为急要钱用，交无得处，遂于护国寺僧虔英边举钱壹仟文，其钱每月头分生利口佰文。如虔英自要钱用，即仰马令痣本利并还。如不得，一任虔英牵掣令痣家资牛畜，将充钱直，还有剩不追。恐人无口（信），故立私契，两共平章，画指为记”②。
　　①　《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九》。②　《全唐文》卷七十二，《文宗禁与蕃客交关诏》。①　《册府元龟》卷九九九。
　　唐代的王公大臣、皇亲国戚，以及各级官吏也是重要的高利贷者，《高季辅传》说：“公主之家，……贵勋之家，……放贷出举，追求什一。”《唐会要?县令》载天宝九年（公元 ７５０ 年）十二月敕也说：“郡县官僚，共为货殖，竟交互放债侵人，互为征收，割剥黎庶。”再如武宗会昌五年（公元８４５ 年）颁布的“加尊号后郊天赦文”中说：“如闻朝列衣冠，或代（世）承华胄，或在清途，私置质库、楼店，与人争利”③。为了避免贵族、官僚“与人争利”，缓和阶级矛盾，唐政府曾多次明令禁止放债，如《唐令拾遗》载：“诸王、公主及宫人，不得遣亲事帐内邑司客部曲等，在市兴贩，及邸店沽卖者、出举。”开元十五年，玄宗也下令：“应天下诸州县官，寄附部人兴易，及部内放债等，并宜禁断”①。但是这些禁令实际上是不会取得什么效果的。除了私人举放的高利贷外，唐政府也经营高利贷。唐初就专设有捉钱令史，从事高利贷业经营活动。据《唐会要》载：“武德元年（公元 ６１８ 年）十二月，置公廨本钱，以诸州令史主之，号捉钱令史。每司九人，补于吏部，所主才五万钱以下，市肆贩易，月纳息钱四千文，岁满授官”②。唐政府经营的这种高利贷，利率极高，年利率达 ４８０００，几乎是 １００％。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利率逐渐降低。如开元时，收赢 ６／１０，会昌时（公元 ８４１—８４６ 年），四分收利。利率虽降，但放贷本钱也增加了。如元和（公元 ８０６—８２０ 年）后期，秘书省等 ２２ 个机构，放高利贷的本钱，就有 ５３９５２ 贯 ９５５ 文。而对农民的贷款，所收利息可达本钱的四倍五倍，最高甚至达到 １０ 倍以上，农民无法偿还，只好逃亡，官府便令保人或借债人子孙亲友代偿。借债人死亡，也要由子孙偿还，“子孙又尽，移征亲戚旁支；无支族，散诸保人；保人逃死，或所由代纳”③。可见官府高利贷之苛刻。唐政府积极参予高利贷业，更带动了高利贷活动的发展。广大农民在官府、私人的高利贷剥削之下，日趋贫困，难以自拔。如《旧唐书?杜亚传》说：“乃取军中杂钱，举息与畿内百姓。每至田收之际，多令军人车牛散入村乡，收敛百姓所得菽粟将还军。民家略尽，无可输税，人多艰食，由是大致流散。”高利贷加在农民身上的痛苦，更加促进了阶级矛盾的尖锐化。总之，唐后期社会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工商业的发展更为显著，为宋代封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但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土地益趋集中，庄园经济过分发达，造成农民大量破产逃亡；加之两税法的剥削日益沉重，其他苛捐杂税又纷至沓来，高利贷剥削严重，农民无法生存下去，终于导致僖宗乾符元年（公元 ７８４ 年）唐末农民大起义的爆发。
　　②　《敦煌资料》第一辑，《契约、文书》部分。③　《唐全文》卷七十八，《会昌五年加尊号后郊天赦文》。①　《唐会要?杂录》。②　《唐会要?诸司诸色本钱上》。③　《唐会要?诸司诸色本钱上》。
　　七、唐中后期的苛捐杂税和漕运事业的衰落
　　（一）唐中后期的苛捐杂税
　　唐代中后期的封建赋役剥削是十分严重的，除了正常的赋役之外，还有许多花样翻新的诸多名目的苛捐杂税，税目多得惊人。其中比较重要的有：盐税。唐代盐税之征始于开元十年（公元 ７２２ 年）。肃宗时开始实行榷盐制度，从此食盐价格猛涨。后经第五琦和刘晏的改革，稳定住了盐价，并增加了政府的赋税收入。刘晏死后，盐法逐渐败坏，盐价急遽上涨，人民买不起盐，怨声载道。宪宗元和二年（公元 ８０７ 年），李巽为盐铁转运使，用刘晏旧法，革除积弊，把盐利皆归度支。天下榷盐税茶，共赢 ６６５ 万缗。初岁收入已达到刘晏的最高水平，以后增加额竟三倍于刘晏时，因而国用充足。但不过两年时间，元和四年（公元 ８０９ 年），李巽死，此后盐法又乱，直至唐亡。茶税。茶税之征始于德宗建中四年（公元 ７８３ 年），当时户部侍郎赵赞建议：“税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为常平本钱”①，“茶之有税，肇于此矣”②。贞元九年（公元 ７９３ 年），张滂奏立税茶法，于产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在地税吏将茶叶定三等估价，每值 １０ 钱的货收 １ 钱的税，税率也是 １／１０，“是岁得缗四十一万”③。穆宗时，盐铁使王播又将茶税提高了 ５０％，并规定“量斤计税”，即按重量计算应税数额。同时，为了减少政府的损失，王播还规定 １ 斤茶要先加至 ２０ 两，其中 ４ 两作“加耗”。从此，唐政府大获其利，举天下山泽之利不过 ７ 万余缗，不能当一县的茶税，可见茶税收入在财政上所占的重要地位。文宗大和九年（公元 ８３５ 年），茶税先付州县，而后入于户部，复又定茶法，茶税渐入税收的正规。武宗会昌元年（公元 ８４１ 年），盐铁转运使崔珙又增天下茶税。是时茶商所过州县均征重税。宣宗大中年间（公元 ８４７—８５９ 年），盐铁使于悰在每斤茶叶上增税钱 ５钱，谓之“剩茶钱”。自此以后，斤两又复旧，即 １ 斤加至 ２０ 两。由于茶税愈来愈重，茶价上涨，因此私贩也愈来愈多。为保护政府的财政收入，唐王朝尽力搜捕私贩的茶商，对私贩的处罚规定极严。如宣宗时规定，私鬻三犯皆 ３００ 斤者，运茶三犯至 ５００ 斤者，茶店主人四犯至 ４０００ 斤者，皆处死刑。但仍不能禁绝。大中六年（公元 ８５２ 年），盐铁转运使裴休为整顿茶税，抑制私贩，曾上奏道：“诸道节度、观察使，置店停上茶商，每斤收搨地钱，并税经过商人，颇乖法理。今请厘革横税，以通舟船，商旅既安，课利自厚。今又正税茶商，多被私贩茶人侵夺其利。今请强干官吏，先于出茶山口，及庐、寿、淮南界内，布置把捉，晓谕招收，量加半税，给陈首帖子，令其所在公行，从此通流，更无苛夺。所冀招恤穷困，下绝奸欺，使私贩者免犯法之忧，正税者无失利之叹。欲寻究根本，须举纲条”①。宣宗准奏，依照实行。此后，“天下税茶增倍贞元”②，每年获利近百万贯。
　　①　《新唐书?食货志四》。②　《旧唐书?食货志下》。③　《唐会要?转运盐铁总叙》。①　《旧唐书?食货志下》。②　《新唐书?食贷志四》。
　　酒税。唐初无酒税。肃宗乾元元年（公元 ７５８ 年），“京师酒贵，肃宗以禀食方屈，乃禁京城酤酒，期以麦熟如初”③，但第二年又遇饥荒，于是“复禁酤”④，并规定：“非光禄祭祀、燕蕃客，不御酒。”⑤至代宗广德二年（公元 ７６４ 年），“定天下酤户以月收税”⑥，开始实行税酒政策。大历六年（公元 ７７１ 年），又将酤户分为三等，分等纳税。同时允许地方用酒税钱抵充应进奉的布绢之数。德宗建中元年（公元 ７８０ 年），罢酒税。三年，“初榷酒，天下悉令官酿。”　　⑦“寻以京师四方所凑，罢榷”⑧。贞元二年（公元 ７８６ 年），“复禁京城、畿县酒，天下置肆以酤者，斗钱百五十，免其徭役”⑨。元和六年（公元 ８１１ 年），宪宗从京兆府的建议，“罢京师酤肆，以榷酒钱随两税青苗敛之”⑩。从此，榷酒钱成为两税的附加税。而有的地方既将榷酒钱分配于两税上征收，又别置洒店酤酒，使人民遭受双重剥削。文宗大和八年（公元 ８３４ 年），根据宰相王涯的建议，又“罢京师榷酤”（１１）。此后各地仍有榷酒钱。唐王朝的榷酒收入很大，大和八年（公元 ８３４ 年），“凡天下榷酒为钱百五六十万余缗，而酿费居三之一”①，其纯利超过百万缗，较茶税之初多一倍半，仅次于榷盐收入。矿税。唐初不对矿冶业征税，开元十五年（公元 ７２７ 年），“初税伊阳（今河南汝阳县）五重山银、锡”②。德宗时，户部侍郎韩洄建议：“山泽之利宜归王者”③，于是由盐铁使掌管矿冶业。宪宗元和（公元 ８０６ 年—８２０ 年）初，“天下银冶废（设置、放置）者四十，岁采银万二千两，铜二十六万六千斤，铁二百七万斤，锡五万斤，铅无常数”④，文宗开成元年（公元 ８３６年），复以山泽之利归州县，刺史选吏主持其事。但全国矿税收入，不过 ７万余缗，还不及一县所收的茶税。到宣宗时（公元 ８４７—８５９ 年），因收复河湟，须增戎兵衣绢 ５２ 万余匹，于是盐铁转运使裴休将山泽之利复归盐铁使，以供国用，并要求“增银冶二、铁山七十一、废铜冶二十七、铅山一”⑤。当时“天下岁率银二万五千两、铜六十五万五千斤、铅十一万四千斤、锡万七千斤、铁五十三万二千斤”⑥。总之，唐代矿税不大，在财政收入中所占比例较少。　　　　　　　　　　　　　　　　　　　　　　　　③　同上。④　同上。⑤　同上。⑥　同上。⑦　《旧唐书?食货志下》。⑧　《新唐书?食货志四》。⑨　同上。⑩　同上。（１１）同上。食货志四》。①　《新唐书?食货志四》。②　同上。③　同上。④　同上。⑤　同上。⑥　同上。
　　关市税。唐前期无关税。到肃宗至德三年（公元 ７５８ 年），东京留守李区于城市桥梁税出入车牛等钱，以供国用，因有吞没，遭人反感。德宗时，户部侍郎赵赞请诸道要津置吏税商贾钱，每贯税 ２０ 文，税率为 ２％。唐后期，内地关卡林立，官府肆意征税，情况极为严重。如文宗开成二年（公元 ８３７年），武宁军节度使薛元赏奏：“泗口税场（今江苏盱眙县境），应是经过衣冠商客金银、羊马、斛斗、见钱、茶盐、绫绢等，一物已上并税”①，对于这种情况，唐王朝也曾诏令禁止，如天复元年（公元 ９０１ 年），昭宗发布《改元天复敕》，称：“途路所先，通商是切。关畿之地，横赋非宜，致物价之益高，自商徒之难济，令盐铁使及两神策军，先有两市杂税，并令停罢。自今以后，畿内军镇，不得擅于要路及市井津渡，妄置率税杂物及牛马猪羊之类，其有违状者，有人纠告，以枉法论之。”②尽管如此，实际上不过是一纸空文罢了。唐代的市税，即对市内商贾直接征收的商税，在安史之乱，由各道节度使、观察使自行征收，以充军资杂用。肃宗即位时，两京陷没，民物耗弊。诸道亦税商贾以赡军，钱 １０００ 者有税。代宗大历四年（公元 ７６９ 年），唐王朝派御史负责向商贾征税。德宗建中元年（公元 ７８０ 年），经赵赞奏请，始正式规定商税的税率。二年，增商税为什一。三年，初税商钱，对茶、漆、竹、木等征税。除上述税赋以外，其他杂税也不少，如：借商钱、间架税和除陌钱。德宗时，因对诸道用兵，政府财政不敷，欲谋得五百万贯以济用。宰相卢杞、户部侍郎赵赞及太常博士韦都宾等，“谋行括率，以为泉货所聚，在于富商，钱出万贯者，留万贯为业，有余，官借以给军，……约以罢兵后以公钱还”。于是“搜人财货，意其不实，即行榜箠，人不胜冤痛，或有自缢而死者，京师嚣然如被贼盗。都计富户田宅奴婢等估，才及八十八万贯。又以僦柜纳质积钱货贮粟麦等，一切借四分之一，封其柜窖，长安为之罢市”③。但只得２００ 万贯。于是又根据赵赞的建议，实行间架税及算除陌。所谓间架税，就是以房屋为征课对象的一种财产税，“凡屋两架为一间，分为三等，上等每间二千，中等一千，下等五百”。并规定“所由吏秉笔执筹，入人第舍而计之，凡没一间，杖六十，告者赏钱五十贯文”①。除陌钱为对交易所得及公私给付钱物所课的税。原为每一贯的交易额，抽税 ２０ 文，现增加为 ５０ 文。如果以物易物，要将物折合成钱，再依税率抽取相当的货物作为税收。借商钱、间架税和除陌钱不仅扰民极大，增大了百姓的负担，怨愤满天下，而且多为主持者侵吞，公家所得不及其半。后泾原军至京师，发生叛乱，于丹凤阙下提出：不夺汝商户僦质矣，不税汝间架除陌矣”②，以鼓动百姓响应。可见恶税为害百姓之甚。兴元元年（公元 ７８４ 年），德宗不得已宣布停罢间架、除陌两税。另外还有青苗钱。青苗钱始征于肃宗时，实际上是田赋的附加税。《册府元龟?邦计部?赋税一》载：“乾元（公元 ７５８—７６０ 年）以来，属天下用兵，京师百官俸钱减耗，帝即位推恩庶僚，下议公卿，或以税亩有苗者，公私减济，乃分遣宪官税天下地青苗钱，以充百司课料，至是得钱四百九十万贯”。代宗大历八年（公元 ７７３ 年）规定：“青苗地头钱，天下每亩率十五文”③。青苗钱是额外课征的，本来应征田有青苗者，后来无青苗者也征。有的地方青苗钱赋额相当大，如贞元十二年（公元 ７９６ 年），虢州（今河南灵宝西）青苗钱竟高至每亩出 ７０ 文。后在刺州崔衍的坚持下，德宗才下诏减虢州青苗钱。
　　①　《旧唐书?食货志下》。②　《唐大诏令集》五，《改元天复敕》。③　《旧唐书?卢杞传》。①　《旧唐书?卢杞传》。②　同上。
　　其余还有：埭程，官府在水流湍急，船路险阻地段设埭（土堤），用牛或人力助船过渡而向客商征收的税；贯率及口算，对商品交易征收的交易税；邸直，政府所设邸店对客商所征收的住宿费；竹綀场税，地方官自行设场，对某些产品征收的过路税等等。唐代还有各种名目的杂项收入，如：进奉。唐代各级地方官吏，特别是节度使、观察史、刺史等经常利用各种名义向皇帝进献财物，以邀宠幸，这就叫做“进奉”，或称“羡余”。如玄宗时，户口色役使王鉷岁进钱百余万，供皇帝私用。德宗兴元（公元 ７８４年）以后，进奉之风更加盛行，剑南四川观察史韦皋有“日进”，江西观察使李兼有“月进”，淮南节度使杜亚、宣歙观察使刘赞、镇海节度使王纬等皆徼射恩泽，以常赋入贡，名为“羡余”①。宪宗时，同样接纳进奉。进奉者及皇帝都认为进奉是额外之财，不会加重百姓负担。但正如李翱所说：“今节度观察使之进献，必曰‘军府羡余，不取于百姓’。且供军及留州钱各有定额，若非兵士阙数不填及减刻所给，则钱帛非天之所雨也，非如泉之可涌而生也，不取于百姓，将安取之哉？故有作官店以居商贾者，有酿酒而官沽者，其他杂率，巧设名号，是皆夺百姓之利”②。德、宪两朝，节度使及观察使进奉之风，达到高潮。比较突出的人物是宣武节度使韩弘，他初入朝时，就曾“献马三千，绢五千，杂缯三万，金银器千”③。其后进献数字愈来愈大，而且带动下面官吏，左右军中尉各献钱万缗。各地官吏以种种名目进奉，“自淮西用兵以来，度支、盐铁及四方争进奉，谓之‘助军’；贼平又进奉，谓之‘贺礼’；后又进奉，谓之‘助赏’；上加尊号又进奉，亦谓之‘贺礼’”④等等。率贷。率贷之征始于肃宗时。肃宗即位后（公元 ７５６ 年），面对两京陷没，民物耗弊的残破局面，“遣御史康云间出江淮，陶锐往蜀汉，豪商富户，皆籍其家资，所有财货畜产或五分纳一，谓之‘率贷’”①，所收以巨万计。其后，诸道节度使、观察使多按率征税商贾，以充军费杂用。或于津济要路及市肆间交易之处，计钱至 １０００ 以上，均须按率征取，致使商旅无利。和籴。唐初，为了平仰物价，保持物价的稳定，以及供应边疆的军需，政府以相当于时价或略高时价收购农民的剩余农产品，主要是粮食，称为和籴。和籴本为出于农民自愿，不带强制性。但是安史之乱后，和籴发生了质的变化，成为一种带有强制性的、变相的赋税，往往根据各户土地面积分派和籴数额，而且它甚于一般赋税。如《新唐书?食货志三》载：“宪宗即位之初，有司以岁丰熟，请畿内和籴。当时府、县配户督限，有稽违则迫蹙鞭挞，甚于税赋，号为和籴，其实害民，”白居易在《论和籴状》疏中也说：“比来和籴事，……但令府县散配户人，促立程限，平加征催。苟有稽迟，则被追捉，迫蹙鞭挞，甚于税赋。号为和籴，其实害人。”②和籴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③　《旧唐书?食货志上》。①　《旧唐书?食货志上》。②　《李文公集》卷九，《疏绝进献》。③　《资治通鉴?唐纪五七》。④　《资治通鉴?唐纪五七》。①　《通典?食货典》。
　　白著。安史之乱后，人户大量逃亡，唐政府财政收入大受影响，代宗宝应元年（公元 ７６２ 年），租庸使元载根据天宝十三年（公元 ７５４ 年）至上元二年（公元 ７６１ 年）８ 年来农民的拖欠及逃亡户的租调，约计其大数，派豪吏为县令在未遭战火严重破坏的江淮一带督征。结果，不管是否拖欠租赋，凡民家有粟帛者一律迫索，少则夺取一半，多则十取八九，这就叫“白著”。对不从者以严刑威逼。人民纷纷起来反抗，州县也无法控制。折税市草。德宗时，京兆府每年征地税时，附带以秋税折草，每年 ３００万束，以后加征至 １０００ 万束，令百姓自雇车输送入城。然一束之草，连同搬费，约为 ３５ 文上下，而度支只给折钱 ２５ 文。农民不仅影响春耕，还白白受官府剥削。总之，自安史之乱后，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广大农村出现了“人烟断绝，千里萧条”的局面。加之州县多为藩镇所据，唐政府控制的户口大量减少，府库空竭，于是便利用多种形式对百姓进行残酷压榨，正如《新唐书?食货志一》所说：“自天宝以来，大盗屡起，方镇数叛，兵革之兴，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数，不能节矣。加以骄君昏主，奸吏邪臣，取济一时，屡更其制，而经常之法，荡然尽矣。由是财利之说兴，聚敛之臣进。盖口分、世业之田坏而为兼并，租、庸、调之法坏而为两税。至于盐铁、转运、屯田、和籴、铸钱、括苗、榷利、借商、进奉、献助，无所不为矣。盖愈烦而愈弊，以至于亡焉。”这种种苛捐杂税的聚敛，使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不胜剥削压榨之苦。他们是主要的赋税征课对象，经济力量薄弱，又无权势可以逃避转嫁，倍受税吏催责、勒索、凌辱，不堪忍受，往往“蚕事方兴而输缣，农功未艾而敛谷”；“人小乏则取息利，大乏则鬻田庐。敛获始毕，执契行贷，饥岁室家相弃，乞为奴仆，犹莫之售，或缢死道途”①。大量农民被迫逃亡，统冶者又实行“摊逃”，即将逃户的赋税分摊到未逃户身上，结果引起更多的逃亡，使未逃户负担愈来愈重，形成恶性循环。李渤曾指出：“渭南县长源乡本有四百户，今才一百余户；阌乡县本有三千户，今才有一千户，其他州县大约相似。访寻积弊，始自均摊逃户。凡十家之内，大率逃亡，亦须五家摊税。似投石井中，非到底不止。摊逃之弊，苛虐如斯，此皆聚敛之臣剥下媚上，唯思竭泽，不虑无鱼”①。杜荀鹤的《山中寡妇》诗真实地反映了唐末苛刻的赋役对人民的残酷剥削，诗说：“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苎衣衫鬓发焦。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后尚征苗。时挑野菜和根煮，旋砍生柴带叶烧。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②这样的苛敛重征，结果导致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当是必然的了。
　　②　《白氏长庆集》卷四十一。①　《新唐书?食货志二》。①　《旧唐书?李渤传》。②　《全唐诗》卷六九二，杜荀鹤：《山中寡妇》。
　　（二）唐朝后期漕运的衰落和唐王朝的灭亡
　　１．唐后期对漕运干流的疏浚和整理安史之乱使北方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物资匮乏，人口减少，此后唐中央政权赖以维持的经济基础主要仰给于江淮，因而漕运江淮粮食和物资也就显得更为重要了，为此唐后期对漕运干流实行了进一步的疏浚和整理。主要工程有：（１）重通汴渠安史之乱使汴渠的疏浚工作中断，结果河、汴之渠，“泽灭水，岸石崩，役夫需于沙，津吏旋于泞，千里洄上，罔水舟行”③，航行极其艰难。为了漕运江淮物资，代宗时转运使刘晏受命疏浚河渠。刘晏“乃自桉行，浮淮、泗，达于汴，入于河。右循砥柱、硖石，观三门遗迹；至河阴、巩、洛，见宇文恺梁公堰，厮河为通济渠，视李杰新堤，尽得其病利”①。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刘晏发动民工，组织兵丁，淘挖以汴渠为重点的渠中淤泥。在修河过程中，他焦心若形，“见一水不通，愿荷锸而先往，见一粒不运，愿负米而先趋”②。终于重新疏浚了汴水，恢复了汴渠的运输能力，“自此每岁运米数十万以济关中”③。“舟车既通，商贾往来，百货杂集，航海梯山，圣神辉光，渐近贞观、永徽之盛”④。（２）三浚山阳渎开元二十六年（公元 ７３８ 年），齐澣开凿新河，改换漕运道路，疏浚山阳渎后，仅 ２２ 年的时光，到肃宗上元元年（公元 ７６０ 年），伊娄河便淤塞，不能通航了。从此江南漕船驶过长江后，须卸货装车，通过陆运将物资运至扬子，再装船北运，极为不便。于是德宗兴元元年（公元 ７８４ 年），淮南节度使杜亚“治漕渠，引湖陂，筑防庸，入之渠中，以通大舟，夹堤高印，田因得溉灌。疏启道衢，彻壅通堙，人皆悦赖”⑤，终于再次沟通了江北漕路。贞元四年（公元 ７８８ 年），杜亚又“自江都西循蜀冈之右，引陂趋城隅以通漕，溉来陂田”⑥，并于渠口修“爱敬陂水门”以节水势，改变了高邮湖附近“漕渠庳下，不能居水”⑦的现象。此为第一次。宪宗元和年间（公元 ８０６—８２０ 年），李吉甫为淮南节度使，在高邮湖筑堤为塘，灌田数千顷，又修筑富人、固本二塘，不仅保证了山阳渎水力的充足，又增灌溉万顷之田。此为第二次。敬宗宝历二年（公元 ８２６ 年）因“扬州城内官河水浅，遇旱即滞漕船”①，盐铁转运使王播“奏自城南阊门西七里港开河向东，屈曲取禅智寺桥通旧官河，开凿稍深，舟航易济，所开长一十九里，其工役料度，不破省钱，当使方圆自备，而漕运不阻。后政赖之”②。此为第三次。
　　③　《新唐书?刘晏传》。①　《新唐书?刘晏传》。②　《旧唐书?刘晏传》。③　同上。④　同上。⑤　《新唐书?杜亚传》。⑥　《新唐书?地理志五》。⑦　同上。①　《旧唐书?王播传》。
　　（３）三治江南运河江南运河是东南运河系统中水源最为丰富的一段。它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至余杭（今浙江杭州），全长 ８００ 余里。唐后期曾经进行过三次较大规模的治理：第一次，穆宗长庆元年（公元 ８２１ 年），引西湖水北出杭州余杭门外，入于运河，以丰富水力。在此之前，为防水流走失，已在江南运河南端的钱塘江口建立了一个水闸——长安闸。第二次，代宗永泰时（公元 ７６５—７６６ 年）到大历（公元 ７６６—７７９ 年）初年浚治练湖，丰富漕河水力。江南运河自常州到丹阳之间的水源主要依靠练湖湖水，而其中陵口以西至七里桥一段是运河水位最浅，航道又极窄的地段，涸水季节水深仅 ４ 尺，根本无法通过漕船。为了保证漕运畅通，代宗时不仅浚治练湖，提高漕河水，而且禁止引湖水灌溉农田。第三次，宪宗元和八年（公元 ８１３ 年），常州刺史孟简于武进（今江苏常州）西 ４０ 里开孟渎，“引长江水南注通漕”③；又于无锡南 ５ 里开泰伯渎，“东连蠡湖”④，以济漕运。（４）别开丹灞水道中宗时，崔湜开凿的勾通丹灞二水的挽道，后来“为夏潦奔豗，数摧压不通”①了。于是德宗贞元七年（公元 ７９１ 年），商州刺史李西华在崔湜开凿的基础上，“又别开偏道，以避水潦，从商州西至蓝田，东抵内乡（今河南陕县），七百余里，……役功十余万，修桥，道起官舍，……人不留滞，行者为便”②。（５）两修褒斜道唐后期，藩镇割据，时有阻断大运河的事情发生，江淮物资无法北运，于是唐王朝愈加依重褒斜道输物于关中，同时也更加注重修治褒斜道。较大规模的修治有两次：第一次，德宗建中四年（公元 ７８３ 年），泾原兵变。为了镇压叛军，为官军调集物资，殿中侍御史万俟著受命开金商运道，通过褒斜道漕转粟帛。最后终于平息了这场叛乱。第二次，宣宗大中（公元 ８４７—８５９ 年）中，兴元节度使郑涯、封敖，分别“开新路”，“更治斜谷道”，“行者告便”③。（６）治理灵渠秦始皇时开凿的灵渠，沟通了长江、珠江两条水系。唐后期，为了加强对岭南和安南地区的统治，曾多次治理灵渠。如敬宗宝历（公元 ８２５—８２７年）初年，“观察使李渤立斗门十八以通渠漕”④，同时“酾浚旧道，鄣泄有宣，舟楫利焉”⑤，“自是累加修浚，或谓之埭江”⑥。灵渠的斗门是世界上最早的船闸。以后，懿宗咸通九年（公元 ８６８ 年），桂州刺史鱼孟威又“以石为铧堤，亘四十里，植大木为斗门，至十八重，乃通巨舟”⑦，在李渤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治。总之，唐后期，尤其到了晚唐，由于藩镇割据，自擅兵赋，大运河日益难以发挥作用，因此丹灞水道、褒斜道等连接江淮、汉中、巴蜀和关中的水道成为代替东南系统运河的重要运道。
　　②　同上。③　《新唐书?地理志五》。④　同上。①　《新唐书?崔湜传》。②　《唐会要?道路》。③　参见《新唐书?封敖传》。④　《新唐书?地理志七上》。
　　２．刘晏对漕运的改革安史之乱后，由于藩镇割据日益加剧，北方税源减少，唐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粮食供给愈来愈倚赖南方的接济。如何把江淮物资运往关中，是唐政府面临的关键问题。代宗广德年间（公元 ７６３—７６４ 年），身兼度支使、转运使、盐铁使等数职的刘晏，接漕运，进行了全面的整顿和改革。其主要内容有：（１）改“船头”督运为官府自运以前的漕运办法，是由州县富户充“船头”，征民夫当漕役，无偿强迫劳动。这种办法，不仅效率低，而且往往造成大量民夫逃亡。刘晏改为由官府直接管理，力夫也由征役改为招雇，并抽调一些士兵参加运输，实行有偿劳动。这种以雇佣劳动代替强迫劳役的转运改革，是一个很大的进步。（２）实行分段接力运输原先的直达运输法，南船直接驶入黄河、渭水，船体和船工都不适应北河水情，是翻船的重要原因，弊病很多。玄宗时，裴耀卿用分段运输法革除了一些弊端。刘晏在分段运输法的基础上，又作了进一步的改革。他根据江、汴、河、渭的不同水情，分别造船，分段接运，南船不入汴水，汴船不入黄河，河船不入渭水，建立交接制度。这样，在不同河道行驶相宜的船只，各段的船工熟悉本段河情，便于正确操作，有利于减少翻船损失，提高运行速度。（３）改散装为袋装以前漕运粮食均散装载运，沿途损失较大。刘晏实行分段运送，沿途更须经过多次装卸手续，不但会增加损耗，而且也会加大装卸费用。于是他指令“囊米而载以舟”①，把原来散运的粮米，一律改用麻袋或蒲包盛装。如此，不仅便于装卸交接和检点登记，减少运送成本和损失，而且一旦翻船也便于打捞。（４）改善运输工具和“教漕卒”刘晏根据江、汴、河、渭水势的不同，在扬子（今江苏仪征东南）建立了 １０ 个造船场，制造大小不同、能适应各种不同水力和具有特殊结构的各类漕船。如以前“繇扬州距河阴，斗米费钱百二十，（刘）晏为‘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为纲，每纲三百人，篙工五十，自扬州遣将部送至河阴，上三门，号‘上门填阙船’，米斗减钱九十”②。可见漕船的改进可以大大降低运费。另外，刘晏还“调巴、蜀、襄、汉麻■竹筱为绹挽舟，以朽索腐材代薪，物无弃者”③。避免了以往时常断索而“扑杀数十人”的惨剧的发生。为了保证安全运输，刘晏还大力训练各种熟习水势和操船技能的船工水手，取得了很大效果，“未十年，人人习河险”④。提高了漕运效率。（５）沿运河设置警卫，以及武装押送漕运
　　⑤　《新唐书?李渤传》。⑥　《读史方舆纪要?广西一》。⑦　《新唐书?地理志七上》。①　《新唐书?食货志三》。
　　为了保障航运安全，代宗曾下《缘汴河置防援诏》，云：“如闻自东都至淮泗，缘汴河州县，自经寇难，百姓凋残，地阔人稀，多有盗贼。漕运商旅，不免艰虞。”宜委王缙各与本道节度计会商量，夹河两岸，每两驿置防援三百人，给侧近良沃田，令其营种，分界捉搦①。另外，刘晏还把漕船及人员组织起来，并派“部将”负责护航和押送。（６）创立奖励制度如规定：“十运无失，授优劳，官其人”②。经过上述改革，运河恢复了它联系南北的作用，此后每年至少运粮 ４０万石，多时达 １１０ 万石；原来一次漕运需八、九个月时间，现在缩短为 ４０天；费用也大为节省，不但由扬州至河阴，斗米运费“减钱九十”，由润州（今江苏镇江）至扬州，“斗米费钱十九”，也“减钱十五”③。其余各段运费也都较大幅度地下降。同时还能“不发丁男，不劳郡县”④，减轻了人民负担，史称“盖古未之有也”⑤。改革后，节省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保证了京师和关中地区的供给，也大大改善了财政。刘晏的改革创造了封建漕运史上的奇迹，“人以为神”⑥。３．唐末漕运的衰落和唐王朝的灭亡刘晏对漕运的改革，虽然恢复了运河的漕运作用，但是无论是唐中央政府也好，还是刘晏本人也好，都不能解决安史之乱以后的藩镇割据称雄的局面。藩镇枭雄经常阻塞运河交通。如德宗建中二年（公元 ７８１ 年），李正己、田悦、梁崇义、李惟岳等藩镇势力反叛，以重兵集于徐州，并派兵驻屯运河的咽喉之地甬桥（今安徽宿县北）和涡口（今安徽怀远县东北），以阻止江淮运船北上。情急之中，德宗争派威望极高的张万福为濠州刺史。张万福“驰至涡口，立马岸上，发进奉舡，淄青兵马（李正己踞有淄、青等 １５ 州）倚岸睥睨不敢动，诸道舡维进”①。以后直到李正己死，其部将李洧以徐州归顺朝廷，漕运才重新畅通。但是，这也只能是暂时的，以后运河交通还常被藩镇枭雄切断，致使江淮物资不能大量地输入关中，从而削弱了唐中央政权的经济基础。这种局面，到宪宗元和年间（公元 ８０６—８２０ 年）才有所改变。
　　②　同上。③　同上。④　同上。①　《全唐文》卷四十六，《缘汴河置防援诏》。②　《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二》。③　《新唐书?食货志三》。④　《旧唐书?食货志上》。⑤　《旧唐书?食货志上》。⑥　《新唐书?刘晏传》。①　《旧唐书?张万富传》。
　　宪宗即位后，任用裴度、李愬等贤才，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整顿改善漕运。其改善漕运的具体措施有：委派朝廷亲信将领，率重兵驻守运河要冲，保证漕运畅通。徐州南的甬桥及汴州是运河漕运的两个咽喉之地。德宗时，李泌曾建议道：“江、淮漕运，以甬桥为咽喉，地属徐州，邻于李纳（李正己之子），刺史高明应年少不习事，若李纳一旦复有异图，窃据徐州，是失江、淮也，国用何从而致！请徙寿、庐、濠都团练使张封建镇徐州，割濠、泗以隶之；复以庐、寿归淮南，则淄青惕息而运路常通，江、淮安矣”②。于是德宗令张封建代替徐州刺史高明应，任徐、泗、濠节度使，保障甬桥的畅通。同时派刘玄佐镇守汴州。但是贞元八年（公元 ７９２ 年）刘玄佐死，汴州发生兵乱，漕运受阻。直到贞元十六年（公元 ８００ 年），韩弘为汴州刺史，杀阻挠漕运的郎将刘锷及其党羽 ３００ 人，漕运才通。宪宗即位后，继续命令张封建、韩弘分别镇守徐州和汴，以保证漕运安全。宪宗曾下诏给韩弘，云：“朕以梁宋之地，水陆要冲，运路咽喉，王室藩屏，人疲易散，非卿之惠不能安；师众难和，非卿之威不能戢。今众方悦附，人又知归，镇抚之间，事难暂辍。虽恋双阙，积十年而颇劳，然倚长城，舍一曰而不可”①。可见韩弘镇守汴州保证漕运安全，对唐中央政权的重要作用。另外，元和四年（公元 ８０９ 年），宪宗又令在通济渠要冲，新置宿州（今安徽宿县）城，加强对运河险要地段的管理。选派干练官员充任转运使。宪宗时，李巽、李鄘、卢坦、王播、柳公绰等都曾主持过漕粮任务。尤以李巽漕粮的年运量最高。《旧唐书?食货志下》云：“旧制，每岁运江淮米五十万斛，至河阴留十万，四十万送渭仓。（刘晏）殁，久不登其数，惟（李）巽秉使三载，无升斗之阙焉。”由于有一班干练之臣主持漕运，因而不仅能保证漕运基本畅通，而且使江淮物资源源输入关中地区，巩固了唐中央的经济基础。如元和十二年（公元 ８１７ 年），唐中央政府对淮西割据势力用兵，宪宗派盐铁转运副使程异“乘驿谕江、淮诸道，俾助军”②。程异“尤通万货盈虚，使驰传江淮，裒财用以给军兴，兵得无乏”③。《旧唐书?李翛传》也说：“时宿师于野，馈运不集。浙西重镇，号为殷阜，乃以（李）翛为润州刺史、浙西观察使，令设法鸠聚财货。淮西用兵，颇赖其赋。”宪宗在改善漕运的同时，还进行了其他一些改革措施，如注意纳谏，改革两税，实行削藩等等，取得了暂短的全国统一的局面，史称“元和中兴”。但是宪宗死后，穆宗长庆二年（公元 ８２２ 年），汴州发生兵变。不久，徐州也发生兵变，乱兵“至甬桥，遂掠盐铁院缗币及汴路进奉，商旅赀货，率十取七八”①，使漕运至关中的物资大为减少。不仅如此，负责漕运的官吏营私舞弊现象严重，也使漕运事业遭至极大破坏，因此文宗大和（公元 ８２７～８３５ 年）时，漕运事业走向衰落。其时，“岁漕江，淮米不过四十万石，能至渭河仓者十不三四。漕吏狡蠹，败溺百端。官舟沉溺者岁七十余支。缘河奸吏，大紊刘晏之法”②。懿宗咸通九年（公元 ８６８ 年），戍守桂林的徐州兵因数年不得更替，在庞勋领导下，发动起义，自湘水入长江，经淮南，返回徐州，控制了徐州，并派兵攻陷了南北要冲都梁城，“据淮口，漕驿路绝”③。使江淮物资不能由运河北运关中，“自淮汴至于河潼之交，百敖皆刳，人无所仰视之者”④。唐中央政府财政陷入极其困窘的境地。
　　②　《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九》。①　《白氏长庆集》卷四十，《与韩弘诏》。②　《册府元龟?济军》。③　《新唐书?王播传》。①　《旧唐书?王智兴传》。
　　僖宗时，爆发了震撼唐王朝的王仙芝、黄巢大起义，彻底动摇了唐王朝统治的根基。随后，藩镇割据之势更加严重。藩镇之间“皆自擅兵赋，迭相吞噬，朝廷不能制。江淮转运路绝，两河，江淮赋不上供，但岁时献奉而已。国命所能制者，河西、山南、剑南、岭南西道数十州。大约郡将自擅，常赋殆绝，藩侯废置，不自朝廷，王业于是荡然”⑤。随着唐王朝政治统治的崩溃，漕运事业彻底弛坏，运河也因失修、失漕而变为污泽。如《资治通鉴》云：“汴水自唐末溃决，自甬桥东南，悉为污泽”⑥。《十国春秋》亦云：“运路久梗，葭苇埂塞”⑦。《宋史?武行德传》亦载：“先是，唐末杨氏据淮甸，自甬桥东南决汴，汇为污泽。”可见唐末东南系统运河已完全破坏。总之，唐后期政治上的藩镇割据，造成了漕运事业的衰落和崩溃。漕运事业的破坏、运河的断流，阻绝了唐王朝与东南地区的联系，使江淮物资无法北运关中地区，致使唐王朝失去了统治的经济力量，这是唐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公元 ９０６ 年，唐末农民起义军降将朱温，废哀帝自立，唐王朝统治终于宣告结束。
　　②　《旧唐书?裴休传》。③　《资治通鉴?唐纪六十七》。④　司空图：《司空表圣文集》卷二，《太原王公同州修堰记》。⑤　《旧唐书?僖宗纪》。⑥　《资治通鉴?后周纪三》。⑦　《十国春秋）卷一，《吴太祖世家》。
　　八、五代十国时期的经济
　　（一）中国古代最后一次大分裂
　　公元 ９０７ 年，朱全忠（即朱温）灭唐，建立梁朝（史称后梁）。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五代十国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历史上最后一个大分裂时期。这个大分裂的形成，和经济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同时它的分裂又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五代十国分裂局面形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非常密切。这是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到盛唐，经济有了极大的发展，当时国际贸易达到空前程度，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旧的土地制度，均田制遭到破坏，庄园制经济发展，社会各阶层的关系也起了变化。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各个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也都起了变化，因而导致了社会的大分化、大改组、大动荡、大分裂的局面。形成了五代十国分立的形势。首先，我们来说说当时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变化和矛盾是如何激化的。唐末农民起义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农民起义反映了农民与地主之间矛盾的激化，而农民起义又激化了统治阶层的内部矛盾。唐代的地主有三大势力，一为掌握大量土地的皇室贵族；一为士族地主；一为庶族地主。这三种势力在唐末起了根本性变化，庶族势力增长，贵族、士族势力削弱。庶族地主由于经济上的得势在政治上也要求有一席之地，进而争取更大的权力。唐代的朋党之争，王叔文短暂的改革即反映了庶族势力与士族官僚之间的争权。因为庶族出身下层，能反映平民百姓的愿望，所以他们反抗暴政和腐朽的贵族，五代十国的统治者都不是士族地主。比如后梁朱全忠（朱温）出身私塾老师，祖父朱信，父亲朱诚都是塾师。朱温父死后他无以为生，曾为萧县刘家地主作佣工放猪。而后唐李存勖，后晋的石敬瑭，后汉的刘知远都是西夷沙陀人。沙陀是西北少数民族，他们迁居中原，逐渐汉化，当然也不是士族阶层。后周的郭威则是个茶商，其他如十国的南唐徐温是个私盐贩子，吴越国钱镠原是地道的农民。可见，五代十国分裂是由于经济的发展，社会各阶层力量起了变化的结果。新兴势力兴起，旧势力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双方必然要斗争、分化、分裂、重新改组、重新结合，然后又走向统一，这就是五代十国所以形成的原因。其次，我们说说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民族关系也起了变化。唐代时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周边少数民族和汉民族的关系也有了变化。唐初全国统一，国力强盛，对外关系取得巨大成就。中唐以后，国内动乱，外族乘机侵入，北、西、南三边沦陷，朝廷无力恢复，甚至借外族兵力从事内战，以求取胜自保苟安。如沙陀李克用，黄巢起义时被召入关镇压起义军，起义军战败后，他即据有河东，积极参加割据战争。唐初外族以娶唐公主为荣，不惜竭尽财力充聘礼。中唐以后，以公主屈嫁外族，称“和藩”，需要送礼五百万缗才能嫁出去，汉夷力量对比，由此可边疆少数民族势力增长和入侵是造成分裂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五代的统治者们或者为了自己的利益与异族相勾结，或者本身就是异族，无所谓民族气节可言。如后晋、后汉统治者争相割地给契丹族，自称儿皇帝，把今北京、河北、山西一带燕云 １６ 州拱手送给契丹（辽），自此以后，塞外金、元相继以北京（燕京）为首都直到明朝才收回，前后达 ４００ 年。在异族支持下，中原自然统一不起来。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五代十国局面的出现，说明中原地区，尤其是长江、珠江流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形成了若干个独立的区域，每个区域都有适当的人力、财力、物力供军阀们利用，因而造成了若干分割独立的小国。唐末北方人避难，多是关中人逃到四川，两淮人逃亡江南，因为那里战祸轻微，所以吸引了大批北方人。除了吴越国钱镠是用乡兵（本乡人）之外，其余各国都招募外乡人当兵，他们之中有些人掌权后又大量吸引原来家乡人投奔他，造成南方人口猛增，生产也很快发展起来，如盐、茶、手工业、纺织业都相应发展，十个小国相对比较稳定。分裂便成定局。上述经济发展的情况只是造成暂时分裂的原因，它同时也蕴含着统一的因素。因为经济发展最终必然要求更大的统一的市场，进而要求政治上的统一。统一是人民的愿望，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只能是中国历史上短暂的一页。
　　（二）北方地区经济的破坏
　　五代时，在北方地区战争不断，加之五代的统治者都是大军阀，既无治国之才，又无治国之策，所以北方地区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而少有发展。被破坏的情况表现在以下几方面。１．生产力的直接破坏由于五代时统治者都是方镇军阀，他们为了互争地盘，抢夺政权，就需要维持庞大的军队，以作为争夺权力的工具。但军士都是农民，他们要求的是安居乐业，绝不愿意成为战争的工具，所以军士的逃亡成为重要问题。军阀们为了保持足够数量的军队，就想尽办法，限制兵士逃亡。如梁太祖朱全忠采用黥面，即在士兵脸上刻字的办法，使兵士不敢逃亡，逃亡后也容易被认出。用这办法把大批农民束缚于军中。这个办法各地军阀都先后采用，卢龙节度使刘仁恭，征集北方 １５ 岁到 ７０ 岁男子当兵“并黥面，文曰定霸都”。“士人黥其臂，文曰：一心事主。”结果当时北京地区农民除少数逃亡者外，都为征用，搞得“闾里为之一空”。又如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在襄阳拦劫商旅，皆黥面，以充军，逼得农民大批逃亡，脱离生产，使生产力受到严重摧残。脸上刻字的军士不能返乡，他们便只有两条路：一是当兵，一是为寇，成为破坏生产的一个特殊社会阶层。生产力的破坏，还表现在人民遭到大屠杀。五代时，北方户口大减，原因是统治北方的军阀，尤其是带有游牧人野蛮风气的沙陀军阀，心目中只有战争、屠杀、抡掠、搜括，其余一概不知。每次战争军民死伤无算。朱全忠在黄河南北作战 ３０ 年，李存勖与梁相争 １０ 年，大小战百余次，军民死伤严重。契丹入寇仅相州城就被屠杀死 １０ 余万人。公元 ９４８ 年后汉派郭威率兵灭河中、永兴、风翔三镇，这次战争在五代并不是大战，更不是久战，但打扫战场时已有僧人埋了 ２０ 万尸体，还有不少未埋的。按此推算，每次战争都要死伤几十万人。军阀们还以杀人为乐。公元 ８９３ 年，朱全忠在巨野击败米瑄部，俘虏士兵 ３０００ 余人。恰巧这时狂风大作，朱全忠兽性大发，竟说这是杀人不足的原因，下令将 ３０００ 士兵全部杀死。朱全忠之侄朱友宁攻博昌县不下，俘民众 １０ 余万，合人畜木石筑工事，“冤枉之声，闻数十里”。后来城攻破尽屠邑人，清河为之不流，真是惨绝人寰的大凶杀。生产力被破坏的程度可见一斑。战争不但杀人而且毁坏田产，使生产无法进行。朱全忠进攻东方四镇，“人丧十六七”，“人不得耕织，民为俘者十五六”。除了战争凶杀外，还有残酷的刑罚。石敬瑭是五代最凶恶的皇帝，他制定法律，凡偷盗一钱以上，一律处死；盗本家及四邻一概处死；男女不论强奸通奸一概处死。官吏杀人愈多奖赏愈厚。山东郓城捕贼使者张令柔杀尽平阴县 １７ 个村居民。卫州刺史叶仁鲁捕盗，恰巧十几个村民协助捕盗，也被捉去斩断脚筋，陈列示众。中书侍郎苏蓬吉，奉石敬瑭之令清理囚犯，苏逢吉不问是非一律问斩。有一次太白星白天出现，人民仰观，都指挥使史宏肇对观看的人，一律腰斩。以上例子说明五代时统治者杀害人民破坏生产力之罪恶是多么深重。２．统治者对人民的掠夺加重五代的统治者都是出身流氓兵痞，一旦掌权，横征暴敛，不一而足。后唐庄宗和其妻刘皇后是最大的两个搜刮民财的民贼。为了搜刮民财，他们无所不用其极，甚至六亲不认。皇后刘氏本魏州成安人，出身甚微，五、六岁时为李克用所得，归晋阳宫，为太后侍者，教吹笙。长成后，“姿色绝众，声伎其所长”，赐于庄宗为侍妾，后庄宗为帝，她为皇后，其父曾来认亲，她耻为穷人女，把亲生父亲在宫门前痛打一顿，赶了出去。进洛阳后，却硬认洛阳首富张全义为父。张全义为保住富贵，献了大批财富认了女儿，以后又时常贡献，保住了荣华富贵。这位皇后可说是“有钱便是父”。这样的人还有什么事干不出来呢？她贪婪极甚，早在魏州时就令人“设法稗贩”，作生意，所得以皇后为名。正位后凡贡奉先入后宫。皇后皇帝争相　　财，听信宦官主意，分天下财富为两部分，一部分为外府（库），州县上供者入外府充经费一部分为内府，方镇贡献者入内府专供皇帝、皇后作为游乐之用，于是“外府常虚竭而无余，而内府山积。”庄宗荒淫而荒唐，他用人只用两部分人，一是庄宗喜欢唱戏，用大批唱戏艺人为大臣，如艺人杨婆儿为郡守刺史，伶人周迎恃宠怙势能依势推荐人任郡守。一是庄宗喜欢贪官，贪官能为其敛财，用孔谦为租庸使，剥削极繁重，税目繁多。公元 ９２９ 年，户部奏疏中列举的税项有粮食（大小麦、■麦、豌豆等）、正税匹帛钱、鞋钱、地头钱、榷曲钱、蚕盐钱，诸色折科①。除此外还加征秆草每束一文，绢、絁、布、绫、罗、每疋十二文，鞋每双一文，现钱每贯七文、丝、绵、?、线、麻每十两加耗半两，粮食每石加耗二斗（称为雀鼠耗）。除了加征以外，中央库还分列加征现钱每贯二文，丝棉等每百两加一两，秆草每二十束加一束，后汉时改为雀鼠耗再加二斗。甚至牛皮也是一种税，周太祖规定每十顷田税为一张牛皮。周以前，牛皮要全数卖给官府，后汉时民间私藏牛皮一寸处死刑。苛捐杂税扰民最厉害的要算盐、曲两项。生产盐每斗折纳白米一斗五升。盐要官卖，按户配食，按田多少纳盐税，一亩五文，民间交纳盐税却往往分不到盐，即使分配到盐，也往往质量恶劣，内含土质，不能食用，于是贩私盐的日多（十国皇帝中不少是私盐贩子出身）。朝廷为了禁止私自贩盐，就施严刑峻法，滥行杀戮。后梁、后唐规定私贩盐一两至一斤者，买卖双方各打 ６０ 杖；一斤至三斤者，各杖 ７０；１０ 斤以上处死。曲就是酒，酒也是专卖。后唐孔循因为人报洛阳一家私造酒，而枉杀其全家。五代时，政策多变，忽而这个专卖，忽而那个民间不许买，更易无常，扰民极甚。农民纳税本来极重，而纳税又有“折纳”、“■配”等名目，即以实物折钱，而辗转相折，实际征收就多出数倍。再加上货币混乱，好钱多被富豪之家贮存，钱币流通量减少，形成钱贵物贱的畸形现象。农民贱卖所有来纳税，其结果是凶年固不免死亡，丰年亦难免流离失所。户口流亡，田园荒芜，日甚一日。为了敛财，各级官吏层层剥削，大小官职都要对皇帝纳“尚书省礼钱”。太师、太尉纳 ４０ 千，太傅、太保纳 ３０ 千，司徒、司空纳 ２０ 千，仆射、尚书纳 １５ 千，员外、郎中纳 １０ 千。藩镇见皇帝要送特重的礼，称为“买宴钱”。除送礼外，官员还要自出办公费。宰相出光省钱（宰相出钱为 ３００ 千，潘镇带平章事号者纳 ５００ 千），御史出光台钱，国子监生也要出束修钱 ２ 千，及第后再出 １ 千。这是交给皇帝的。此外，小官还要送给大官，最后当然都要百姓出。五代时对下级官不重视，县官多是由大官府中最无用、昏庸不堪的杂役充当。县官被作为玩笑的材料。这些人来管理百姓，百姓多么悲惨，可想而知。
　　①　参见《五代会要》卷二十五《租税》。
　　３．人为的自然灾害自然灾害本是常事，在政治较好的时候，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强，灾害后果可以减轻一些。五代时，政治最黑暗，自然灾害就更加重了人民痛苦。但更有甚者就是人造自然灾害。据《通鉴纲目》记载，黄河决口历史上有 １６次，五代竟占九次。据五代史五行志残缺不全的记载，自公元 ９１０ 年至 ９５３年，４３ 年中黄河决口及其他水灾多至 ２４ 次，其中有的竟是统治者故意制造的，如梁、唐对垒，朱全忠为了用黄河水阻止李存勖进攻，前后掘黄河三次决口。公元 ８９６ 年，黄河水涨，河南滑县危机，朱全忠命人决河堤，分道为二，夹滑州城东流，散漫千里，“为害弥甚”。公元 ９１８ 年，后梁将谢彦章为阻止李存勖进攻，在杨柳城决黄河堤，大水弥漫，山东、河南曹、濮两州被大水淹没，损失惨重。公元 ９２３ 年，（后唐同光元年）后梁灭亡前夕，梁将段凝在酸枣（河南延津县）决河堤，曹、濮两州之间及汶阳大水弥漫。后梁企图用黄河灭敌，结果敌未灭而把自己灭掉了。《资治通鉴》记载，黄河自杨柳至博州百二十里，连年东溃，分成二支，汇成大泽，涨数百里，又向东北决右堤而出，淹齐、捸、淄诸州一直到海，漂没民田庐不可数计，流民采菰稗，捕鱼以自给食。公元 ９２４ 年（后唐同光二年），发、汴、渭兵士修酸枣堤，修而复坏。公元 ９３２ 年（后唐长兴三年）诸州大水，宋、亳、颖诸州尤甚。公元 ９４１ 年（后晋天福六年）黄河决堤于滑、邢，兖州、濮州皆为水淹，河水宽七十里，水势又南流入沓河及扬州河。公元 ９４３、９４４ 年（后晋开运三年四年）黄河多次决口，流入营州、单州、濮州、郓州等地，环梁山合于汶、济，由此形成梁山泊（泺）。黄河不断在人为破坏下决口，使山东、河南、安徽、两淮等地广大地区被淹没，中原地区整个经济受到严重破坏。除了水灾以外还有其他灾害，如旱灾、虫灾、风灾等。公元 ９４３ 年（晋出帝天福 １８ 年）春夏有旱灾，秋冬有水灾，还有蝗灾。遇蝗灾时，蝗虫大起，境内竹木叶都被蝗虫吃光。晋出帝反而因国用不足下令搜括民间谷物，逼民献谷，百姓饿死数十万人，流亡更不可数计。恒、定等州灾情尤其严重，朝廷知道搜括也无用，下令停止。但顺国节度使（治恒州）杜威却奏请照样搜括，结果他搜括了 １００ 万斛谷物，送给朝廷 ３０ 万斛，其余 ７０ 万斛全部为杜威私自占有。他又加征 ３０ 万斛凑够 １００ 万斛，第二年春高价卖给老百姓，得钱 ２００ 万缗。他个人横征暴敛得钱 ２００ 万缗，老百姓却饿死者不计其数。４．钱滥税苛，商旅困扰，正常贸易停顿，生产严重停滞处于大分裂、大割据下的中国，各地关卡林立，任意截掠商旅，贸易无法正常进行。而货币滥恶，商税苛繁，则尤为商旅之患。钱币之滥表现在经济严重萧条，钱币数量少而质量差，唐末以来，官定以 ８０ 文为一“陌”（百），不用足陌（１００ 文为足陌），因为钱币缺。五代时，８０ 文也顶不了一陌。造成钱币危机的原因有三，一是富户奸商屯积铜钱，销熔以铸器物，高价出售，牟取暴利。二是南方各地铅、锡钱、铁钱源源不断流入中原，无法扼制。三是偷铸货币有利可图，人们趋之若鹜，禁止不了。真货币越来越少，假货币越来越多，禁令等于空文。农民手中无钱，备受盘剥，受害最深，因为国家收税要现钱，用粮折钱要打折扣。经济萎缩造成货币短缺，质量恶滥，而货币少，质量劣又加重了经济萎缩。钱币滥恶，固然影响商业发展，而各地关卡林立，商税苛杂，甚至掠夺货物，杀害商旅，为患更甚。梁建国前，淮南节度使杨行密派人押茶计万斤到河南汴京贸易，朱全忠尽夺其茶。割剧一方的藩镇的茶叶尚被掠夺，何况平民百姓？后梁、后唐为了多敛商人钱财，不仅多设关卡，而且故意阻塞道路。后唐同光年间，孔谦（租庸使）奏称，现在商人为了逃避商税，多不走大路而走小路，一方面要严加捉拿，另一方面要阻塞小路、山谷，让他不能通行。这种倒行逆施的做法，不仅阻碍商业发展，而且阻挡过往百姓。公元９２６ 年（天成之年）皇帝的诏书中也承认，自湖南至汴京茶叶要纳六、七次税，以至商旅不通。但是，也有另一种情况就是皇室贵族却乘机发财。后唐李嗣昭妻杨氏“善积聚”，设法贩卖，家财百万。庄宗的刘皇后“好兴利聚财”尤其著名。她们不仅不纳税，而且凭特权强买强卖，使买卖成为一种强制掠夺的手段。五代时期北方经济的破坏后果是很严重的。它使北方各国没有实力对抗异族侵入。自五代以后，中国北方门户大开，先是辽、金、元，后又有清长期统治近千年，其中只有明是汉族统治，但也常被外族欺扰，甚至皇帝也被俘去。经过长期共同生息，汉族与少数民族反而融和成一体，造成今后永久统一的基础。
　　（三）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中国古代从八世纪开始，经济中心即逐渐南移。隋、唐时，朝廷的财政已经主要依靠南方，所以才有隋炀帝修运河之举。唐末农民起义和藩镇之乱，波及南方，也曾出现短期混乱局面，但很快即被少数政治集团割据成九个小国，造成地区性局部统一。这些小国建立后，大多推行保境安民之策，造成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因而使南方能在北方战乱频仍时，出现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情况。１．南方经济恢复和发展概况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１）劳动力的增长唐末五代长期战乱，加上异族入侵，北方人民大批南迁，有隋黄巢起义军南下留居各地的，有避秦宗权等游寇杀掠而逃亡南方的，有避契丹入侵铁骑蹂躏而逃亡南方的，他们分别迁到江浙、闽粤、蜀、楚等地，而闽、粤增加劳动力最多，那时起南方人口一直高过北方。据《旧五代史》不完全记载，南方人口远远多于北方。情况如下：
　　











　　宋人记载，宋初南方诸国未入宋时，宋户数只有 ９６７，３５３，宋太祖平定南方后户数增加到 ３，５７４，２５７。就是说南方户数占全国户数的 ７０％，南方户口增加当然不全是北方移民，更主要的还是南方经济发展，生活稳定，人口才能迅速增加。人口增加一方面增加了劳动力，可以促进生产发展；另一方面，也只有生产发展，才能养活较多的人口。（２）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在中国古代，农业生产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外部条件即水肥等；一是内部条件，即人的积极性。是否具备这两个条件，就要依靠正确的政策。南方诸国建国后，都重视水利建设，吴和南唐曾于楚州境内修筑白水塘溉田，又修寿州安丰塘，可灌田万顷。楚于潭州东 ２０ 里筑堤储水，号称龟塘，可溉田万顷。又在衡州西修百亩大堰，于辰州西北凿莲花塘以灌农田。闽王王审知在位时，“大浚侯官（福州）西湖，广至 ４０ 里，灌溉农田无数”。“又于长乐县建海堤，置斗门十，以御海潮，旱则积水，涝则排水，堤旁尽成良田，连江县东湖方园 ２０ 里，溉田 ４３ 余顷”①。前蜀邛州节度使张琳，在盾州修通济堰，灌田一万五千顷。后蜀山南节度使武漳，修水利灌田千顷，人受其利。就是地处一隅的荆南小国，也在监利县南修堤防水患，又自安运镇北禄麻山南至汶步渊，筑 １３０ 里堤，以障襄汉之水。南方诸国兴修水利，最为有名的是修钱塘江堰的吴越王钱镠，钱镠对水利有创造性的发明，他用铁幢、竹笼等建成坚固的塘基，然后再筑成海塘。这项工程至今仍然使用，成为我国工程学上的优秀遗产。钱镠还有一项重要的贡献，就是设置长年专职维修水利的队伍名叫撩浅军。《十国春秋》载，“置都水营以主水利，以主水事，号曰撩浅军，亦谓之撩清，命于太湖旁置撩清卒四部，凡七、八千人，常为田事，治河筑堤，一路径下吴淞江，一路自急水港上淀山湖入海，居民旱则运水种田，涝则引水出田”。他还兴修绍兴鉴湖、杭州西湖、武义县长安堰、鄞县东钱湖等。对江南农田水利建功甚巨。水利事业发展促进了农业发展，宋代政治家范仲淹是苏州人，他曾对当时水利情况作过如下描写：“江南圩田，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潦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旱涝不及，为民有利。”可见，当时兴修水利对农业发展，确实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①　《福建通志》卷三十三。
　　除了兴修水利外，要发展农业生产就须推行正确的政策，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正确的政策主要是减少农民负担。南方诸国都很重视这一点。吴国占据江淮地区，杨行密既定江淮，采取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减轻租税，“其田上上者，每顷税二贯一百文；中等田一顷税一贯八百；下等田一顷税一贯五百文。且可折合交绢、绵、?。当时绢、?、绵便宜，有人说这样不合算，皇帝却认为这是弃小利而致大利，排除众议，毅然推行，推动了江淮之间的农桑发展。吴国农业发展，政府仓库“金帛委积”。杨行密大将秦裴，在武昌推行便民政策，七年当中“积军储 ２０ 万”。陶雅在池州推行这个政策，老百姓拥戴他，生儿子多起名叫陶。南唐继承吴国事业，南唐主李升（原名徐知诰，称帝后改姓李）“御众以宽，约身以俭”，减轻农民负担，取消逋租，并且接受谋士宋齐丘建议，租税不收钱改收谷帛，于是江淮间桑柘满野，国以富强。为了减轻农民负担，还实行屯田政策，军队、政府都召徕农民为其佃作。南唐初年，十分富足，所以才有可能东灭福建闽国，西攻湖南楚国，占地 ３０ 余州，广数千里，在分裂的诸小国中最富强。吴越国，钱镠子孙嗣位者都按照钱镠的政策，减免赋税，奖 励开荒种田，荒地开垦免征，“由是境内无弃田”。为了取信于民，对诸加税的人“命杖之国门，民皆大悦”。《十国春秋》称吴越时开垦田土，修理水利，米一石不过数十文。闽、楚两国政治最为腐败，所以最后为南唐所灭。但这两国最初一段时期中，农业仍有很大发展。闽（福建）在唐亡之际，收容了大批北方逃亡的劳动力。王潮“甫得泉州，便招怀流散，均赋缮兵”①。既定全闽又“还流亡，定租税，遣吏巡州县，劝课农桑”。王审知继兄位后，也执行休养生息政策，让农民安居乐业，从事生产。因为“轻徭薄敛，与民休息”形成了“三十年间，一境宴然”，“公私富实，境内以安”的局面。楚国据湖南，国王马殷用高郁为谋主。因为湖南人不善耘桑养蚕，就采用以帛代钱的办法“未几，民间机杼大盛”，养蚕织帛成风。楚大宗生产是茶叶，马殷奖励种茶，种甘蔗，后来楚的旧将周行逢代马姓为王统治湖南之地，他也能“躬履俭约，以率群工”。他的女婿来见他求官作，周给以耒耜（种地工具）叫他回去种地，这在封建社会是十分难得的。
　　①　《十国春秋》。
　　前蜀、后蜀占有四川富庶之地，农业生产很发达。王建称帝时即下诏劝农，所以史书上说“惠绥黎庶，劝课农桑，轻省徭赋……前视刘备，可以无愧”②。因为农业发展，所以蜀国财政收入增加，“仓禀充溢”。后蜀孟昶即位后，仍然采用劝农政策，奖励农业生产，“国内富安，百姓富庶，赋役俱省，斗米三钱”。史载当时成都城市繁荣“村落闾巷之间，弦管歌颂，合筵社会，昼夜相接”。成都城上尽种芙蓉，九月间盛开，望之如锦绣，昶（孟昶）谓左右曰“自古以蜀为锦城，今日观之，真锦城也”。四川经济繁荣可见一斑。（３）手工业的发展五代十国时南方的纺织、制茶、制盐、冶炼、陶瓷手工业都有很大进步。纺织业。吴国素来以丝织品著名，吴国为奖励发展丝织业，又规定以丝织品代钱币纳税，这一措施大大刺激了丝织业的发展。当时南唐宫人创造了一种号称“天水碧”的绿色染色技术，建康（南京）城内染肆之榜多题为“天水碧”，于是“天水碧”成了盛行一时的招牌。可见随着丝织业的发展，染织业也发展了起来。丝织和染织业的发展，都和官方政策鼓励分不开。南唐李升诏书规定，“民三年艺桑及三千本者，赐帛 ５０ 匹，丁垦田八十■者赐钱二万，皆五年不收租税”。吴越也是绫罗绸缎的产区，吴越丝织品质量精美，有许多著名产品。吴越向中原王朝进贡的纺织品有“越绫”、“吴绫”、盘龙凤锦织成红罗殻■、袄衫缎，“锦绮五百连”，吴越异纹绫，金条纱等名目。当时，杭州城内丝织工人很多，有一次徐绾发动叛乱，因徐绾是润州人，当时丝织工人也多是润州人。钱镠长子钱元瑛，怕工人响应徐绾，便宣布工人放假一天不上工，可见当时工人之多及其力量的强大。蜀中自古是织锦盛地，成都素称锦官城。每年三月蜀中有蚕市，市面极为繁荣。前蜀后主王衍，结彩楼山，用缯彩数万段。又作锦障，从宫内伸至街市。每年秋天，成都四十里尽铺锦绣，这也反映了蜀锦的生产繁荣。湖南的丝麻也很出名，如潭州产丝布、葛布、纻布，道州彬州产白纻布，永州产细葛，沣州产龟甲绫、五纹绫、纻练纱、光明纱等。楚国王马希范造宫殿，“地上铺角簟（春夏用）（竹制），秋冬用木棉（绵布）。当时，棉布是一种奢侈品。闽国的丝、棉、麻织品也很发展。从其贡品中即可见一斑。制茶业，是南方主要产品。唐代时茶叶即大量出口日本、朝鲜、大食等国。五代时产茶和制茶技术都有很大发展。江淮素为主要产茶区。杨行密建吴国，以用度不足而作茶叶生意，换取民间布帛。而杨行密与朱全忠交恶，导火线也是因为杨行密派人到汴京贩卖茶万斤，被朱全忠抢夺。江淮茶以阳羡茶为珍品。公元 ９４６ 年（南唐保大四年）命建州制的乳茶，号曰京廷腊茶之贡，始罢阳羡茶。这种茶用茶的乳汁作片，也可以作妇女化妆修饰之用。据史记载“南唐进建阳茶油花子，大小形制各别，宫嫔缕金于面，皆淡妆以花饼施额上，时号北苑妆”。其花色、香味可以想见。建州属福建，反映了福建茶在质量上超过了江淮。当时茶叶制造规模宏大，南唐境内官焙（茶）３８ 处，官私制茶场共 １３３６ 处之多。其规模之大和产量之多可想而知。
　　②　《蜀梼抚》卷上。
　　吴越国（今浙江）也是产茶区，其向中原王朝进贡的贡品中，有“茶 ２７，０００ 斤”，“大茶，脂沅茶 ２４，０００ 斤”，“茶 ２５，０００ 斤，脂沅茶 ３４，０００斤”等记载。而通过贸易销于中原的茶当十倍数十倍于此数。前后蜀也盛产茶叶。公元 ９０３ 年，唐昭宗从风翔回长安，唐廷财力困难，占据四川的王建就曾贡茶布等 １０ 万以解其急，可见茶叶在四川已是财富的重要部份。蜀中当时茶园甚多，规模也很大。湖南的楚国茶的产量也很大，每年向中原王朝进贡就有 ２５ 万斤。“于中原卖茶之利，岁百万计”。钢铁金属冶炼加工。南方九国矿藏开发也有发展，吴国（后南唐）有铜、铁、铅矿，宣州盛产铜铁，所开采的大冶矿一直到今天仍然存在。大冶矿开采于公元 ９５５ 年，到现在已开采一千多年，此外，兴国的铜、铁、银，潭州的丹砂（水银）都有一定产量。楚国马希范用丹砂涂壁“凡用数十万斤”，丹砂就是“汞”，水银的原料，衡州、邵州、永州、彬州皆产朱砂（丹砂），衡州，永州皆产水银。邵州还产银，辰州则产铜。南汉国也产金银。国王刘?建昭阳殿，“用金为仰阳，银为地面”。刘鋹建万政殿“饰一柱凡用银三千两，以银为殿衣”。说明这些国王的奢侈，也说明当时的金银已有相当的产量。南方诸国献出的贡品中，也有金银，如吴越贡品有“金器 ５００ 两”、“白金一万两、铤银 ５０００ 两”。闽国的贡品中有白金 ４０００ 两，等记载。制盐业。吴国据江淮，以盐茶为主要财源。吴定民田赋，每正苗一斛，加收三斗，官给盐一升，谓之“盐米”。蜀国四川的井盐也是重要财政来源。陵州（今四川仁寿）“岁炼八十万斤”是产量较多的。后周曾一度报废，后又恢复。制瓷业。以越窑（绍兴）、西山窑（温州）、岳州窑（湖南湘阴）、潮州窑（广东潮州埠韩山）、琉璃厂窑（四川华阳）五处和江西景德镇胜梅窑为最。造纸和印刷业。杭州、衡州、宣州、益州等地，从唐以来就是造纸业发达的地方。当时广州特别生产一种谷纸，北方人称为谷桑，是用桑皮造的桑皮纸（今叫牛皮纸）。造纸业引起了印刷业发展，五代时，冯道印九经就是用木板印刷。造船方面。吴越、南唐、南汉都很发达。只要看当时打仗用的战舰之多，就可证明造船技术已发展。南唐与后周作战，用军舰数百艘。南汉与楚国交战，俘虏战舰百艘。史籍记载，当时钱塘江舟楫辐辏望之不见首尾，可见船舶之多。当时广州能生产一种不用铁钉的船，非常结实。其他手工艺如漆器、刺绣等，也有很大发展。（４）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由于南方手工业发达，所以商业也随之发展。由于商业获利巨大，有些官僚便自己经商。吴国徐知谔为润州团练使，“作列肆于牙城西，躬自贸易”。吴越都城杭州，当时“骈■二十里，开肆三万室”，成为东南的大都会。吴越不但由海路通青州（今山东）与中原贸易，而且东至新罗（朝鲜）、日本，西至占城、大食（今印度伊朗一带），都有商船往来。闽国主要从事海外贸易。王氏占据福建后，修福州城，为了发展海上贸易，又修复甘棠港。唐代已成海外贸易主要港口的泉州，这时更为繁荣。王审知的侄子王延彬，在泉州 ５０ 年，以善于招徕海南商贾，智取宝货，时人称为“招宝郎”。商业发达，商人就要掌权，商人察仲兴官为牙将，并向周世宗提出“设邸”通商。广东南汉国商业更发达。南汉国王刘隐的祖父就是商人，“因商贾南海”才家住广州。所以，他鼓励经商，而且各地商人到广东后，都受到南汉皇室礼遇。岭北商人至南海者，也“多召之，使升宫殿，示以珠宝之富”①。楚国在湖南，主要是经营茶叶，派人于襄、唐、郢等州直到开封等地，设专门机构经营茶业买卖，获利十倍。又从高郁建议铸铅钱，以十个当铜钱一个，流行境内，商人出境即不能使用，只好换成货物带走。这样，以境内货物易天下百货，“国以富饶”。马氏朝廷重视商人，“富商大贾，位在列位”，成为大官。可见商人的地位很高。荆南小国，财政收入大部分靠商业税。从东边的吴国到西边蜀国，对来往商旅一方面要收税，一方面还要进行抢掠。他们对周围国家都称臣，靠赏赐；同时也打劫各国过境使节，故人称国王为“高赖子”。五代最后一个皇帝周世宗柴荣，就曾在荆南经商。可见当时商业之盛。前后蜀的商业当时也很发达。王建在成都建三月蚕市，当时人称“货易毕集，阛阓填委，蜀人称其繁盛”。盐也是商业的大宗商品。孟知祥在汉州设置场院，重征盐税，每年可得 ７ 万缗。蜀国的皇室贵族也经商，如徐太后、徐太妃都在通都大邑起店以夺民利。当是，南方贸易比北方发达。而发达的商贸活动客观上要求有一个统一的市场，废除封建割据对商品贸易的阻碍。所以，当宋朝统一全国的行动开始后，南方诸国基本上并未抵抗（南唐例外），这也是顺应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２．南方经济发展的原因首先，最主要的原因是，南方诸国统治者都经历过唐末农民起义的洗礼，他们都体验了人民力量的伟大。如闽国的王审知原来就是农民，参加过黄巢起义军。吴国的杨行密也是农民，后曾“以盗见获”。蜀国王建“世为饼师”，卖大饼出身。南唐李升“世本微贱，又流落而死”；死在何处都不知道。楚国与殷则“少为木工”。这些人出身下层，“知人疾苦”，一旦掌权，自然会减少一些剥削，减轻一些农民负担。另外，这些人掌权还得到新兴地主商人的支持。他们从自己利益出发，要求建立安定的地方环境和对商业发展有利的条件。这些因素决定了南方统治者能执行安民、便民、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政策。其次，五代时南中国战乱比较少，战争破坏就相对少。当时，北方和中原一带连年战争，无日不战。除了战争还有人为灾害，如后梁挖黄河三次，使北方人民大量向南逃亡，为南方经济发展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南方统治者也深知战争之危害，如南唐李升“少长军旅”，当士兵出身，深知打仗的危害。他说“兵之为民害深矣”①，这是切身体会之言。所以，南汉约他出兵灭楚，他就不干。因此，他的大臣冯延巳笑他是“田舍翁”，就是说他是乡巴佬，没有大志。这些情况，客观上有利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再次，南方经济的发展，是在隋唐时为南方经济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唐朝白居易在杭州修浚西湖，溉田千顷。王昕在升州句容县修复绛岩湖，溉田万顷。孟简在常州修浚孟渎，溉田四千顷等。都对当时和以后的经济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至于修江南运河便利交通，发展城市，利于贸易等，也都有利南方经济发展。所以，五代十国经济的发展和前一代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①　《新五代史?南汉世家》。①　《资治通鉴?后晋纪三》。
　　３．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经济发展的局限和向统一发展的必然性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经济有些发展，但并不证明像有些人认为的，分割有利于竞争，竞争促进了经济发展。实际上正是由于分割成小块区域而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所以人们才盼望全国统一，而且很快地就出现了全国大统一的局面。南方经济当时虽然有发展，但分裂阻碍生产进一步发展的情况却随处可见。一是分割局面造成关卡林立，工商税收苛繁。如前所述，有的为了收商旅税不惜堵塞道路，甚至官方派兵抢劫客商，如朱全忠因为扣押吴国的茶叶引起两国交战。荆南“高赖子”（无赖汉之谓）更是靠抢掠为业，对建立正常经济秩序起着破坏作用。二是南方诸小国都自立为王，其后继者，多是荒淫昏君，只知横征暴敛，过穷奢极欲的生活。如前蜀王衍荒淫昏騃，喜欢踢球，天天踢球为戏，四周设活动绵幛，一路踢去，从官中踢到街市，他在绵幛中也不知道。后蜀孟昶更荒唐，尿壶都装上珠宝。南汉皇帝非常残忍，以杀人为戏，每见杀人，喜不自胜，颐（两颊）抖动，口流涎，作食肉状。这些祸国殃民的统治者，怎能有利于经济发展？实际上，在他们的横征暴敛、残酷的剥削下，人民生活更加恶化。据史载当时吴越人民“多裸行，或以篾竹系腰”①。农民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能好好生产，所以五代时南方经济的发展只是相对北方而言。总起来说还是限制、阻碍了生产发展的。因此，分割的状态从政治上加强了封建经济自给自足状态，妨碍了经济交流。同时，剥削严重也妨碍了财富的积累和再生产，这是南方经济发展的局限性，也是在客观上促使人民要求统一，争取统一的根本原因。全国统一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①　《资治通鉴?后晋纪四》。
　　（四）契丹南侵对中原经济的影响及后周二主恢复经济的措施
　　契丹（辽）本是在我国东北辽河流域，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当时，尚处在氏族社会（原始社会）。契丹分八部，每部有酋长（大人），每三年选一“大人”为八部领导。唐末，耶律（姓）阿保机被选为八部长。当时，中原战乱，汉人多逃亡契丹。阿保机乘机寇边，攻陷城邑，抢夺财物，俘虏汉民，势力渐强。阿保机为长九年，恃强不肯接受新的选举后受七部大人责难，被迫交权，不久后又用计尽杀诸部大人，从此不再受代，逐步向建立统一的政权过渡。阿保机俘虏汉民后，曾建了不少汉城（今河北承德即其一），这些汉城产盐、铁，土地宜耕作，阿保机用幽州安次人（河北安次县）韩延徽为谋主（参谋），兴农垦，定配偶，通商贾，铸钱币，筑城郭街市，造契丹文字，用汉人治汉人，势力日盛。终于由氏族社会一下子飞跃到封建社会。阿保机杀尽其它契丹部落大人，并吞其部落后，北攻女真（金），西取突厥；力强土广，有兵三十万，滋长了南侵中原的野心。公元 ９１７ 年他发兵围攻幽州（今北京），被李存勖击败。公元 ９２６ 年（辽天显元年）阿保机死，二子耶律德光即位。此后，契丹贵族集团对中国的武装侵略越来越猖狂。公元 ９２６年，李存勖死，其子即位，是为明宗。明宗曾向契丹求和，阿保机留后唐使者，要挟说“若与我大河（黄河）以北，吾不复南侵矣！”遭拒绝后又说，“得真定、幽州亦可”。当时河东节度使石敬瑭想篡夺后唐政权，勾 结契丹，许割燕云 １６ 州于契丹，并约为“父子之国”，石敬瑭自称“儿皇帝”。契丹允诺，立石敬瑭为“儿皇帝”，得今河北、山西等广大地区和石敬瑭的大批贡物，但其侵略野心并不满足，仍以北京为中心不断南侵，妄图统治整个中国。契丹南侵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对中国北方及中原地区的经济发展起了阻碍作用。据《旧五代史》记载，当时，北方的经济情况是：公元 ９４２ 年（天福七年）七月，十七个州郡有蝗虫；八月，河中、河东、河西、徐、晋、商、汝等州蝗虫为灾。公元 ９４３ 年（天福八年）河南府上言，逃户凡 ５３８７ 户，饿死者兼之、时州郡蝗、旱，百姓逃亡，饿死者千万计；河中逃户凡 ７７５９ 户，时天下饥，人多饿殍；四月，河南，河北，关西诸州旱蝗；五月，贝州奏逃户 ３７００ 户；开封府奏，飞蝗大下，遍满山野，草苗木叶，食之皆尽，人多饿死；六月，陕州奏蝗飞入界，伤食五稼及竹木之叶，逃户凡 ８１００ 户；六月辛未，遣内外臣僚二十八，分往诸道借粟麦……民间碓硙泯封之隐其数者，皆毙之，由是人不聊生，物情胥怨；九月，州邵 ２７ 皆有蝗虫之灾，饿死 １０３；冬，河南大饥，饿死 ２６０００ 余口；从这些不完全的记载也可以看到，当时灾情严重，民不聊生，十室九空，军粮无着落。造成这样悲惨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契丹族的频繁入侵。后晋、后汉时，中原经济的破坏达到极点。五代十国时期也是最混乱的一个时期。北方是契丹入侵，南方是闽楚战乱。但是，物极必反，此后，随着历史的发展，南北方的社会经济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公元 ９５０ 年，郭威建立后周，年号广顺，仍都汴梁。郭威出身下层，家境贫寒，自幼当兵，是我国历史第一个黥面（脸上刻字）的天子。他当政后，力图恢复经济，积极改革。其继位者柴荣是茶商出身，善于计算，懂得经济。继续坚持改革，实行了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果。１．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后周太祖即位后，为了恢复生产，他首先奉行节约政策，自己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他说朕起于寒微，备尝艰苦，遭时丧乱，一旦为帝王，岂敢厚自奉养以病下民乎①，他把宫内珠宝玉器以及金银缕装床几，饮食之具等数十体，当众砸碎于廷殿，下诏凡过去进贡之宫中衣服、用具、酒，海味、麝香、羚羊角、熊胆、獭肝等百余种，禁止再贡。其次，整顿庄田，奖励耕种，平均赋役。公元 ９５３ 年（广顺三年），下诏将天下官田万计，全部分给佃户，永远归其私有。并将牛犊等牲畜分给农民，永不收回。还免去租税。佃户拿到官方发给的田产证后“比户欣然，于是葺屋植树，敢致功力”。一年余竟增加新户口三万余。五代时，扰民弊病之一是耕牛收牛租。后周免去牛租，使农民养牛有了积极性，而耕牛增多，才利于耕种。后周世宗柴荣，也是政治头脑清晰的皇帝。他大力招集流亡农民，奖励开荒。当时因为契丹南侵，农民逃亡甚多，土地荒芜无人耕种。世宗奖励耕种，田主不在，便招人耕种，三年内户主回来，交还产量的一半；五年内交１／３，过五年后再不回归，土地就归耕种者所有。北方农民被契丹俘虏去者，其田地五年内交还 ２／３，十年交还 １／２，１５ 年内还 １／３。这些政策对被契丹俘去的农民予优待，正符合人民愿望，也鼓励了他们抗拒契丹入侵的意志。对人民收取赋税的办法，采取均定赋的政策，即针对当时社会上豪富之家不纳税或少纳税的现象制定的。世宗在诏书中盛赞唐元稹“均田图”，派艾颖等 ３４ 人至诸州检查民租，总计检到 ２３０９８１３ 户，定垦田 １０８５８３４ 顷（淮南郡县不在此数），既增加了国家税收，也减轻了农民负担，刺激了生产积极性。后周均田赋，打击了豪门大户，如后汉宰相窦贞固，入周任司徒，致仕洛阳，“府县以民视之，课税皆不免”，曲阜孔子后代亦不假借“遣使均田，遂抑为编户”。周世宗还采取了其它几项便民措施：一是规定纳税有固定时间，不能随便随时征收，规定每年夏税 ６ 月 １ 日起征，秋税 １０ 月 １ 日起征。二是贩卖牲畜所经过的路上不可设关卡收税，只收一次税。三是限制寺院，因为寺院僧尼都不事生产，当然也不交税，所以“聚僧不如聚兵，僧富不如民富”他下令减少寺院，仅保留寺院 ２６９４ 所，僧尼 ６１３００ 人，废寺院３０３３６ 座。化消费人口为生产人口，对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四是提倡植林，规定上户每年种树百株，依户等递减。这些措施对农民生产起了很好作用。
　　①　《资治通鉴?后周纪一》。
　　２．治理黄河，兴修水利后周建国不足 １０ 年，而兴修水利，治理黄河，疏通漕运却成绩斐然。当时，黄河决口是一大患。后梁朱全忠为防御李存勖的进攻，挖开黄河大堤三次，致使河南、山东水灾严重，百姓流离失所，“河自杨刘至于博州百二十里，连年东溃，分为二派，汇为大泽，弥漫数百里，又东北，坏左堤而出，灌齐、棣、淄诸州，至于海涯，淹没民田庐，不可胜计，流民采菰稗，捕鱼以给食”①。后唐以来屡治屡坏，水患日烈。后周二个皇帝都重视治河。世宗派宰相李谷亲自赴澶、浑、齐等州观察现场，督察治河，主持工程，“役丁夫六万人，三十日而罢”。这次治河“自山东阳谷至张秋口，筑长堤以御洪水”。但是，这次治河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水患少息，然决河不复故道，离而为赤河”②。公元 ９５９ 年，黄河又在原武决口，发动二万民工进行治理。经过两次治理，黄河水灾稍弭。虽然到北宋还有决口事，但比以前有所改善。后周世宗又修河北胡芦河，收到御敌（契丹兵）、通漕运、灌溉农田三种效果。辽（契丹）兵自此被阻在胡芦河北。在堤上筑堡垒以为防御工事，把国防与生产结合起来，也是一个创造。公元 ９５８ 年，周世宗遣使赴关西（今关中），于雍、耀之间疏泾水以溉稻田。后周世宗还着手修浚已诸塞的运河漕运路线，使大运河重新通航。公元９５７ 年，把汴水打通入五丈河，又东北到达济河，使齐鲁之舟楫可以直通京师（开封）。又在公元 ９５８ 年南征，发楚州丁壮开灌河以通航运，把江淮水运沟通，数百艘战舰也通过淮河到达长江，使南唐使者陈觉“睹楼船战棹已泊江岸，以为自天而降，愕然大骇”①。公元 ９５９ 年，“发徐、宿、宋、单等州丁壮数万浚汴河”，“发渭、毫二州丁夫浚五丈河，使东流于定陶，入于齐，以通青，浑水路”②。“又疏导蔡河，以通陈、颍水运之路，于是汴梁水运四通八达，成为各地商旅货物集散之地。显示北宋繁荣景象的“清明上河图”中所绘汴河水运情况，就有后周世宗柴荣兴修水利，疏通漕运之功劳。３．免去苛捐杂税，以苏民困当时，国家施行的两税法，弊端很多，各地道、州、府、县都于正税外巧立名目，多征财物。以“羡余”为名，将额外多收之百分之十供朝廷，余皆中饱。“羡余”是公开的合法剥削，后周规定原来所进贡的“羡余”物色今后一切停罢，这是很得民心的举措。当时国家除收田赋外，实行盐、酒专卖，对人民私自贩运者“不计斤两多少，并处极刑”①。到后汉时，“青盐一石，抽钱一千，盐一斗”，税收之重可见一般。后周减少盐税，青盐一石，减为抽钱八百；白盐一石（担），抽钱五百；对于酒，后周以前是私造私运“涓滴皆死”，一点一滴都不行。后周放开，虽有处罚也不如过去之酷。五代苛税之烈，无如对牛皮之严。五代时，牛皮专卖。后汉规定私卖牛皮一寸处死。因连年作战，牛皮作为战衣、战马不可缺少之物。所需多，生产少，故强迫交纳。后周世宗减少征要，减免三分之二。所有牛与驴皮可以自相买卖，只要不供给敌人即可。这也是一大改革。后周在统一全国过程中，占领一地即首先减免苛税，以安民心。如收复南唐、后蜀后，先废除其苛税，“取秦、风、成、阶四州，诏四州之民，二税征科之外，凡蜀人所立诸色科条，悉罢亡”②。过去这些州规定茶、盐配给，令每户交缣、帛、稻换茶、盐，后周世宗下令全免除。这些都是很得民心的事，为统一全国创造了条件。
　　①　《资治通鉴?后周纪三》。②　《宋史?河渠志一》。①　《资治通鉴?后周纪五》。②　《旧五代史，后宗世宗纪》。①　《旧五代史?食货志》。
　　４．整顿货币，发展工商当时钱币滥恶，货币混乱，私铸黑钱很多。后周禁止私铸，不许个人藏铜，藏 ５ 斤以上者处死。当时个人私藏铜币，致使钱币短缺。严禁的措施，有利于货币流通。为了发展工商业，后周对手工业生产进行了整顿。当时，战争频繁，战争中所用的盔甲、武器、刀枪等军用品，都是手工业产品。过去，是经过各道、州、府逐级交纳办法获得这些物品，于是各州府集结了大量手工业者，生产这些物品，然后把生产的劣质品送京师，交给国家；优质品则留在地方。这样，实际上削弱了中央，侵吞了国家收入。后周改革了这个办法，选精工巧匠到京城开设作坊（手工工厂），发展了官营手工业。对私家丝织品则确定规格，禁止滥造。当时规定絁、?、绢、布、绫、罗、绵、绮、纱，每幅必须宽 ２．５ 尺，每匹必须重 １２ 两，纳官?、绢必须４２ 尺长。这对防止粗制滥造起到了积极作用。对瓷器生产也作了整顿。当时，郑州柴窑生产一种瓷器“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滋润细腻，有细纹，制精色异，为后来诸窑之冠”①。相传当时主管官员请瓷器式，后周世宗批云：“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要求以此为标准生产瓷器。５．扩建城市，发展市场后周世宗是商人出身，很重视商业发展。发展商业就必须发展市场，发展城市经济，所以后周很重视城市建设。大梁（今开封）是首都，不适应市场的需要，而要扩建首都又要增加人民负担。为了不增加人民负担，便采取冬闲施工，分期完成的办法。先令主管部门于京城四面别筑罗城（供搬迁户住），立标志，待到冬末春初农闲时施工，春忙停工。规划整齐，街道宽 ５０步，两旁每 ５ 步植一树，并挖井修盖凉棚。街道宽 ３０ 步的，则每三步植一树。这样，有利于城市绿化和清洁卫生。城市发展了，市场贸易也会相应发展。当时，浙淮（江浙）巨商大贾都到汴梁作生意，店铺林立，百货山积，岁入以万计。除了经济改革外，后周也进行了政治改革，以保证经济发展。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惩治贪污，澄清吏治。如“方城县令陈守愚尅留民户蚕盐 １５００ 斤处斩”①。“供奉官武怀赞盗马价入己，处斩”②。“莱州刺史叶仁鲁贪浊暴虐，滥杀无辜，为民所讼，赐死”③。特别是对大臣、内侍处理特别严。左羽林大将军孟汉卿坐监纳厚取耗余，赐死。有司奏不当死，世宗说“朕知之，欲以惩众耳”。内供奉官（太监）在重修永福殿时，尅扣工人伙食，“立斩之”。由于皇帝自己励行节俭，以身作则，又严惩贪污官吏，所以政治比较清明。后周还在改革机构，提拔青年方面进行了尝试。如重用李谷、范质、王涛等。后周太祖郭威临终时说，“我有王涛为相，吾无恨矣！”因为善于用人所以能够做到与宰相范质、李谷等君臣合力，革除弊政，发展经济，推动历史前进。后周两个皇帝时间很短，但对中原统一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后周存在的十年，是五代由乱到治，由分裂到统一的关键时期。后周太祖和世宗作了很多统一全国的工作。几次亲自率兵北伐，三次亲自南征江南，使南唐乞和，又攻西蜀、南汉，可惜世宗死得早，没有完成统一大业。但他却开辟了统一全国的道路，为赵匡胤统一全国，建立宋朝奠定了基础。
　　②　《册府元龟》卷一六。①　《陶录》卷上。①　《旧五代史?周太祖纪》。②　同上。③　同上。
　　（五）五代时期对周边各族和外国的经济交流
　　秦汉以来，中外、中原和周边各族经济交流逐步发展。秦人、汉人已成为中国的代名词。唐代更盛，两条丝绸之路（一是西北旱路，一是海路）的开通，便利交流和贸易，使商旅云集，交往频繁。一时“唐人”名扬海外，直到现在还是中国人的代称。五代时，国内和周边民族、海外关系处于低潮时期。由于各地割据，道路阻塞，交往困难。但有些地区仍然有一定发展。如西南阻于西蜀不能通于中原，但却加速了海上贸易，通过南汉、闽国向中原交流。１．五代时期对周边各族的经济交流居于我国周边的各民族，在五代时主要是东北的契丹族（现辽宁一带），靺鞨（现黑龙江一带）、室韦、奚，契丹最强，其余臣服。靺鞨曾建勃海国。后来也被契丹灭亡。东北各氏族与内地的贸易交往，主要是毛皮、人参、白附子、天南星、茯苓、松子、猪苓、白布等。因为这些民族还处在游猎畜牧阶段，交易多是兽皮和药材。只有室韦人多工巧，钢铁诸器皆精好，善织毛锦。用这些物品和内地贸易。西北的党项诸部，主要交易是马匹等。后唐明宗时，党项人来卖马除按正常马价付给外，还有赏赐。皇帝还亲自接见，因此，“番部羊马，不绝于路”。党项族各部落不统一，因此常互相掠夺。回鹘族分布最广，由河西走廊到天山，再过葱岭，都有他们的活动。有一部分回鹘人，西迁形成维吾尔族。居于河西走廊的回鹘称河西回鹘，汉回杂居，自称是中原皇帝的外甥。与中原贸易，主要是葡萄、西瓜、马匹、香料、药品、衣饰、毛皮、玉石等。史料记载最多的有白毡布 １３２９ 段，白貂皮 ２６３３ 张，玉石最多，“玉价由此倍贱”。西南主要是吐番（现在藏族）族最强，南诏次之，还有云南大理的白族，以及彝、瑶、傣等族。他们和内地交易也很多。五代时前后蜀割断了他们与中原的贸易，他们便向南通过南汉、闽等南方诸国与中原贸易。２．五代时中外经济交流情况五代时，由于割据与战乱，与外国的交往和贸易不如唐朝。但相互之间的交易仍然不断。东北与高丽、新罗（今朝鲜）、日本仍然来往不断。从公元 ９２５ 年至 ９５９年，高丽使者经常来洛阳、汴梁，携来物品有“银香狮子银炉、金装钑镂云星刀剑、马匹、金银鹰绦■、白纻、白毡、头发、人参、香油、银镂剪刀、钳钹、松子等，还有铜 ５００００ 斤，紫白水晶各二千颗。后周时铸币需铜，用绢帛数千匹易铜。新罗除与中原交易外，还通过海上与南方诸国来往频繁。公元 ９３８ 年，高丽、新罗使者到南唐的金陵（南京）。南唐烈祖宴使臣于崇英殿，演奏龟兹乐。高丽新罗与内地交易甚盛。日本曾两次派使者入辽（契丹），又与中原诸国通商。海南诸国（东南亚）通过南汉、闽向内地通商。口岸有广州、泉州、福州、杭州等。当时，南汉国王的兄弟人称“招宝侍郎”，就是靠善于与南海诸国通商而致富。“招来蛮商商贾，敛不加暴而国用日以富饶”。吴越通过大食国（哈利发帝国，据今中亚，北非）输入猛火油，也就是石油。南唐输入海外的香料、珠宝。有一次，南唐主招待群臣，设“内香宴”，以待诸将。“凡国外名香以至合燕饮，佩带粉囊凡 ９２ 种，皆江南所无也”。还从南海进口龙涎香，吴和南唐还把“猛火油”（石油）从占城转输入到契丹。当时，香料是大宗货物。公元 ９５８ 年，占城王因德曼派使者甫阿散等来汴梁贡地方产物，有洒衣蔷薇水 １５ 瓶，言出自西域（泛指西方诸国），凡水沾衣，香面不踠，又猛火油 ８４ 琉璃瓶。西北陆路“丝绸之路”上来往的客商多来自大食、波斯、印度，所带的货物也很多。海外贸易交流的同时，也传播交流了我国与外国的文化，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使很多工艺品如铜、银器制造、地毡、毛皮以及农产品西瓜、葡萄等，都成了中国人也能生产的产品。同样，中国的丝绸、茶、瓷器等生产技术也传到了海外诸国。中外交流促进了各界经济发展。总之，五代十国仅有短短的五十三年，在我国几千年文明史上，只是短短的一瞬间。但它却是中国古代大分裂大分割的一个时期，在我国古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１）他的分裂是我国古代经济发展必然的产物，是走向大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一个阶段。２）五代十国其所以成为我国古代最后一个大分裂的时期，也是最短的一次分裂，应该很好的总结。当时由乱到治，由分裂到统一的历史经验教训，对今天仍然有重要借鉴作用。３）后周二帝短短十年取得的成就，所采取的政策，是我国文明史上一个光彩的篇章，也值得好好的借鉴。
　　九、结语
　　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光辉灿烂的一页。他在中国乃至世界史上的地位都是不可低估的。隋唐五代在中国经济史上也是一个巨大转折时期。自晋王朝被逼南渡，中原地区原来居住和从边远地区南进到中原的各民族展开争夺华夏大地的战争，连年战争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五胡十六国，极混乱纷争的局面。以后由南进的鲜卑族拓跋氏建立了北魏王朝，统一了中国北方，它原是游牧民族，从原始公社制习惯出发，统一中国北方后，经济上的任务首先是把大量荒地计口授田，施行了均田制。并且积极推行汉化，这一点对经济的恢复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但北魏政权最后还是被高氏集团建立的北齐，宇文氏建立的北周所代替。北周灭掉北齐统一了北方。东晋南渡在客观上把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带到南方，而且把大批技术人员、知识分子也带到南方，使南方迅猛的赶上北方，后来终于超过北方。淝水之战，阻住了北方羯族和氐族两个异民族的南下，使南方一直到隋、唐、五代都处于相对安定的环境，使经济发展有一个和平祥和的有利条件。南方经济发展极不统一。虽无大的战争，但却并不统一，政治也不稳定。经过了宋、齐、梁、陈，最后让北方来的继承了北周的隋统一了全国。隋所以能统一中国是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还是北方高于南方。就以穿的来说，丝绸是北方生产的，南方只是麻、绵布。在北方建的赵州石桥反映了北方建筑水平，南方当时还处于“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湿，无有蓄积之资”（隋书卷 ２４ 食货志）。所以决定的因素还在经济。隋朝在战乱中创立了一个统一的王国，在政治经济上开始了封建社会的一个巨大变革。隋的统一全国为唐代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应该一提的是隋朝使大陆与台湾关系进一步密切，隋炀帝派使者二次去台，到唐时把台湾划给岭南节度使管辖。经隋派兵进驻，到唐则完成了祖国大陆与台湾的统一。唐的经济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在：（一）南北经济均有发展，更主要的是南方经济已逐渐成为中国中央政权的主要支柱，成为经济中心。（二）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新的技术给生产带来突破性变化。如造船、建筑、农田水利、造纸印刷术、瓷器、丝织都有创造性发明并向海外流传。（三）与外国经济交流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与非洲、西欧、中亚、西亚、东南亚、日本、朝鲜等国，都有贸易往来，陆上、海上丝绸之路畅通无阻。五代十国时间很短，实际是唐代的继续，经济虽因战乱而受影响，但仍然有很大进步，正因为经济的发展才有全国统一的迫切要求，分裂很快被宋统一起来了。我们把隋、唐、五代经济作了简略的介绍，虽简略，但使我们对祖国古代经济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有个了解，使我们更加热爱我们这个古老而又不断前进的国家。隋唐五代经济的研究过去著述不多，我们参考了前辈先生如韩国磐等的著作以及最近国人研究的新成果，加上我们自己的多年搜集的资料写出以上心得，供大家参考。作为爱国主义教育，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教育的参考。不足之处，容以后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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